刑法特别化

㈠ 刑法太轻会不会引起社会仇恨

会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危险不断增多，回社会公众的整体不安感答增强，要求刑法保护的欲望不断被强化。同时，由于思想表达和信息传递的便利性和便捷性，社会公众通过各种传媒、媒介表达需要刑法保护更为直接、强烈。再加上某些个案的发生牵动着社会公众的某些神经，社会公众讨论的热情将会更加高涨。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如此，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有论者在论及日本刑事立法活性化的倾向时说道，日本刑事立法的活性化表明日本社会转变为比以往更加不得不依赖刑罚的社会的一个标志。因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考与行为样态的浸透，导致异质价值观得到广泛允许，造成非正式的社会统制力减弱、行为的规制迟缓，其结局必然不可避免地产生通过刑罚的补充完善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倾向。

㈡ 刑法是特别法吗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即统治阶级内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容经济上的利益，根据自己的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并且和应负刑事责任，并给犯罪人以何种刑罚处罚的法律。
刑法有广义和狭义刑法之分。广义刑法是指一切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处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刑法仅指系统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刑法典。
与广义刑法、狭义刑法相联系的，刑法还可区分为普通刑法与特别刑法。普通刑法是指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刑法，实际上即指刑法典。特别刑法是指仅适用于特定的人、时、地、事（犯罪）的刑法。在我国，也就是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

㈢ 我国刑法创制和完善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

犯罪化，一般是指将以往不是犯罪的行为，作为刑法上的犯罪，使其成为刑事制裁的对象。其中，以往不是犯罪的行为，既可能是由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禁止而不为刑法所禁止的一般违法行为，也可能是不被任何法律所禁止的行为。由轻罪变更为重罪的，不属于犯罪化。例如，对于明知煤矿生产设施明显不符合安全标准，瓦斯爆炸的可能性很大，行为人依然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导致发生安全事故造成多人伤亡的案件，现在一般认定为过失类型的责任事故犯罪。即使司法机关改变态度，将其认定为爆炸罪，也不属于犯罪化。
与之相反，非犯罪化，一般是指将迄今为止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不再以犯罪论处。其中的“不再以犯罪论处”，既可能表现为完全的合法化，也可能表现为虽不定罪量刑，但给予行政处罚或者其他法律制裁。特别法条的废除不意味着非犯罪化。例如，日本于1995年基于平等主义的要求，删除了有关杀害尊亲属罪、伤害尊亲属罪、遗弃尊亲属罪、监禁尊亲属罪的规定，但对于杀害、伤害、遗弃、监禁尊亲属的行为，并非不以犯罪论处，而是以普通的杀人罪、伤害罪、遗弃罪、监禁罪论处。换言之，废除以尊亲属为被害人的犯罪，只是废除了加重处罚的规定。再如，我国1979年旧刑法第101条（特别法条）规定了反革命杀人、伤人罪。虽然现行刑法删除了这一规定，但并不意味着对该条规定的行为实行了非犯罪化，而是对之以普通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论处。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概念，给人以“大量”的犯罪化与“大量”的非犯罪化的感觉。其实，一个国家将某一个以往不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以犯罪论处时，就属于犯罪化；反之，刑法将以往作为犯罪处理的一种行为不再以犯罪论处，就是非犯罪化。在此意义上说，刑事立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基本上等同于刑法的增删、修改。
刑法产生的历史，就是犯罪化的历史。20世纪中叶以前，基本上只有犯罪化，而没有非犯罪化。20世纪中叶的刑事立法实践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仅进行犯罪化，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仅进行非犯罪化。换言之，刑事立法必然不断地、交替地进行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但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恐怖主义活动的猖獗等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的刑事立法主要是在进行犯罪化。可以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刑事立法的趋势已经不是非犯罪化，而是大量的犯罪化。那么，我国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将来会呈现什么局面呢？
（一）司法上的犯罪化应是趋势
在笔者看来，我国在今后的相当长时间，与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相比，司法上的犯罪化应是主流趋势。换言之，司法机关应当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积极地推行司法上的犯罪化。
第一，当今社会非正式的社会统制减弱，因而越来越依赖刑罚。由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考与行为样态的浸透，导致异质价值观得到广泛允许，造成非正式的社会统制力减弱、行为的规制弛缓，其结局必然不可避免地产生通过刑罚的补充完善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倾向。另一方面，凶恶犯罪、重大犯罪不断增加，国民的体感治安恶化，必然要求扩大处罚范围。况且，以往较弱的“市民的安全或保护的要求”，现在通过媒体更直接、更强烈、更及时地反映至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国家对市民的刑法保护，成为一项公共服务内容。

[32]所以，即使刑法文字没有变化，司法机关也可能为了保护市民利益，而实行犯罪化
第二，当今社会犯罪的危害普遍加重，越来越需要刑法的提前介入。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科学化、高度技术化，对于个人而言，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黑匣子，不可能进行主体性的控制。人们的生活主要依赖脆弱的技术手段，与此同时，个人行为所具有的潜在危险也飞跃性地增大，人们不知瞬间会发生何种灾难。这主要是因为，在当今社会，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与犯罪的高科技化，使得许多犯罪行为一旦得逞，便会造成不可估量的侵害结果；所以，不能等待造成严重侵害结果后再处罚，而必须对法益进行提前保护。

[33]所以，我国的司法机关有必要对于部分原本并未作为犯罪处理的预备行为，特别是对如重大犯罪的预备行为、恐怖组织的预备行为实行犯罪化（当然以具有造成法益侵害的危险为前提）。
第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国际交往的增进，在本国实施某种行为却侵犯外国国家与公民利益的现象，已相当普遍。进入90年代后，刑事实体法领域已逐渐形成了国际标准，要求各国完善国内立法与司法。事实表明，一些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已经对于我国刑法分则有关“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之类的量的规定提出异议。虽然我国立法机关不可能完全按照外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的要求立即修改刑法，但是，司法机关完全可能接受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的建议，继续降低部分犯罪“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第四，随着行政管理加强，行政犯会越来越多，而且行政犯的法益侵害性也越来越明显。例如，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日益严重。司法机关必然不断地重新考虑行政犯与行政违法的界限，对以往仅以行政违法论处的行为以行政犯论处。同样，由于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司法机关必然重新审视一般违法行为与传统犯罪之间界限，对以往的部分一般违法行为实行犯罪化。例如，以往车辆较少，城市的外来人员少，盗窃窨井盖的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显得并不严重，所以一般没有当犯罪处理。但随着车辆的增加，人口的膨胀，盗窃窨井盖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程度明显加重，所以现在一般以犯罪论处。
第五，适用刑法的过程也是解释刑法的过程。在具有罪刑法定主义观念的前提下，如果解释能力低下，不能发现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必然导致原本构成犯罪的行为也不能受到应有的处罚。认为成年妇女与不满14周岁的幼男发生性交的行为不成立猥亵儿童罪的观点与做法，便是如此。反之，在同样具有罪刑法定主义观念的前提下，随着解释能力的不断提高，司法机关必然能够充分挖掘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使起草者原本未曾预料的行为也能涵摄在刑法条文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之中，实现合理的犯罪化。
司法上的犯罪化趋势是否意味着刑法与法治的退步？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非犯罪化的进步，并不等于刑法的进步，更不等于法治的进步。事实上，任何国家及其国民，都不会容忍严重的法益侵害行为，相反总是采取某种措施禁止、制裁这种行为；在法律内不能受到制裁的法益侵害行为，总会在法律外受到制裁。否则，就没有社会秩序与国民安定可言。由司法机关根据实体刑法与法定程序实行犯罪化，便遵循了法治的要求。而将大量的值得处罚的法益侵害行为在刑事诉讼之外由非司法机关处理，则存在两个重大问题：其一，虽然从总体来看，刑罚是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但行政处罚完全可能重于较轻的刑罚。“在实际效果上远甚于刑罚的行政制裁相当严重，将这种行政制裁不是交由法院，而是交由行政机关裁量的话，就会违反保障程序公正的宪法精神。”

[34]其二，相当多的法益侵害行为，也不一定由行政机关依照行政法处理，而是采取了其他一些非法律的途径，这便更加违反了法治原则。当然，在司法上的犯罪化成为主流趋势的时代，司法机关同时应避免重刑主义，应当积极地推进刑罚的轻缓化。换言之，随着社会的发展，虽然刑法的处罚范围可能越来越宽，但刑罚的处罚程度应当越来越轻。
（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应呈颓势
与司法上的犯罪化相比，我国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的空间很小，应当呈现颓势。

[35]
如前所述，我国刑法分则对犯罪构成的规定具有量的限制，刑事立法上已经基本上将国际社会所称的微罪与部分轻罪排除在犯罪之外，实行了非犯罪化。在刑法规定的犯罪大抵相当于国外刑法规定的重罪的情况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几乎不可能。西方国家的非犯罪化，主要表现为对无被害人犯罪、自己是被害人的犯罪等单纯违反伦理的行为的非犯罪化。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已将单纯违反伦理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如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通奸、乱伦、吸毒等犯罪）。在刑事立法已经充分实行了非犯罪化的立法体例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必然没有很大空间。换言之，在刑事立法已经严格限制了处罚范围的情况下，刑事司法没有理由进一步限制处罚范围。正因为如此，刑法第3条前段的规定具有存在的理由；也因为如此，我国刑事司法机关不应当盲目进行刑事和解，片面追求提高不起诉率；还因为如此，在行为符合法定犯罪构成的前提下，滥用刑法第13条但书宣告无罪的现象，应当杜绝。

㈣ 什么是特别刑法

特别刑法是指仅适用于特定的人物、时间、地点、事情的刑法。在我国，也就是指单行刑专法和属附属刑法。也有人把刑法典称为主刑法，把特别刑法称为辅刑法。
特别刑法的立法，重视经济因素在各类犯罪中的反映，认识到财产刑的适用对于贪利性犯罪的惩罚作用。特别刑法的立法，对财产刑，特别是罚金刑的设置，朝着可操作的具体化方向发展，设置了“限额罚金制”、“比例罚金制”、“倍数罚金制”等，为司法机关具体适用提供了具体标准。而且，这些财产刑的设置，除个别条款规定是“可以并处”外，基本上都采纳“必罚制”。可以说，重视财产刑的设置，除表明了立法者指导思想朝“经济刑罚”的方向发展外，也是特别刑法立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修改刑法分则具有重要意义 。
特别刑法立法的另一个突出的成就，就是明确地规定了单位可以成为一部份犯罪的主体。有关单位能否成为犯罪主体，以及单位主体的犯罪能力等，历来是刑法理论上争论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形势发展，单位为牟取非法经济利益的违法现象日益严重，单位犯罪不仅已成为可能，而且已成为我国的现实问题。

㈤ 什么是刑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什么是重法优于轻法

1、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这个是指当一种行为既符合普通刑法的规定又符合特别刑法的规定时，应适用特别刑法的规定定罪判刑。普通刑法，是在一般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刑法。特别刑法，是在特定范围内适用的刑法。特别刑法的效力，或者仅及于具有特定身份的人，或者仅及于特定犯罪。国家在普通刑法之外又制定特别刑法，是为了惩治特定犯罪，保护特定的法益。其用意是将犯罪依特别刑法论处，从而对特定的法意予以特殊保护。所以，行为符合特别刑法的规定时，应适用特别刑法，而不适用普通刑法。否则，特别刑法就丧失了应有意义。

2、重法优于轻法

在普通刑法或者特别刑法之内，会存在一种情况，就是在法律内部条款之间，存在普通条款和特别条款的关系。普通条款是指在一般场合普遍适用的刑法条款；特别条款是指在普通条款基础上附加特定条件，在特别场合适用的刑法条款。例如，刑法第233条、第235条是过失至人死亡、重伤的普通条款；刑法第133条、第134条则是特别条款。定罪量刑应视具体情况与法律规定采取不同原则。

（1）当一个行为同时触犯同一法律的普通条款与特别条款时，在通常情况下，应依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论处。这也是因为，立法者在普通条款之外又设特别条款，是为了对特定犯罪给予特定处罚，或因为某种犯罪特别突出而予以特别规定。因此，行为符合特别条款时，应按特别条款的规定论处。

（2）当一个行为同时触犯同一法律的普通条款与特别条款时，在特殊情况下，应适用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即按照行为所触犯的法条中法定刑最重的法条定罪量刑。

特殊情况如下：

第一，法律明文规定按重罪定罪量刑。例如，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一节第149条第2款规定：“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同时又构成本节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按普通条款规定定罪量刑，但对此也没作禁止性规定，而且按特别条款定罪不能做到罪行相适应时，按照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定罪量刑。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许多特别条款规定的犯罪并不轻，但其法定刑轻于普通条款的法定刑，如果绝对采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定罪量刑，就会造成罪行不均衡的现象。在这种情况喜爱，只要刑法没有禁止适用重法，或者说只要刑法没有指明适用轻法，为了贯彻罪行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就应按照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定罪量刑。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具有财产价值，规定侮辱国旗、国徽罪的299条，与规定故意毁坏财物罪的275条，存在特别法条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前者是特别法条，后者为普通法条。如果严格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处理，就会出现以下局面：焚烧、损毁一般财物，数额巨大的，根据刑法第275条，“处三年以上七年一下有期徒刑”；焚烧、损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的，无论其财产价值数额多巨大，都只能根据刑法第299条，“处三年一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不合理之处显而易见。所以，具体处理如上所述。

㈥ 转化犯包括那几种犯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文规定，转化犯有如下几种犯罪：

第133条：以危险驾驶罪为基础罪名的转化犯；

第144条：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以生产、销售假药罪为转化罪名的转化犯；

第149条：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为基础罪名的转化犯；

第238条：以非法拘禁罪为基础罪名、以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为转化罪名的转化犯；

第241条：以收买被拐买的妇女/儿童罪为基础罪名以拐买妇女/儿童罪为转化罪名的转化犯；

第242条：以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为基础罪名、以妨害公务罪为转化罪名的转化犯；

第247条：以刑讯逼供罪和暴力取证罪为基础罪名、以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为转化罪名的转化犯；

第248条：以虐待被监管人罪为基础罪名、以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为转化罪名的转化犯；

第253条：以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为基础罪名、以盗窃罪为转化罪名的转化犯；

第267条：以抢夺罪为基础罪名、以抢劫罪为转化罪名的转化犯；

第269条：以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为基础罪名、以抢劫罪为转化罪名的转化犯；

第292条：以聚众斗殴罪为基础罪名、以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为转化罪名的转化犯；

第333条：以非法组织卖血罪和强迫卖血罪为基础罪名、以故意伤害罪为转化罪名的转化犯；

第355条：以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病药品罪为基础罪名、以贩卖毒品罪为转化罪名的转化犯；

第384条：以挪用特定款物罪为基础罪名、以挪用公款罪为转化罪名的转化犯。

(6)刑法特别化扩展阅读：

转化犯，是指在非法行为（含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实施过程中或者非法状态的持续过程中，由于出现了法律规定的行为、方法或者后果等转化条件，而使违法行为转化为犯罪或者是轻罪行为转化为重罪，并以转化后的犯罪或重罪进行定罪处罚的犯罪形态。

转换特征：

由于转化犯研究具有较强的立法实践先行、理论研究随后的特点，虽然“转化犯”这一称谓已在被我国法学界广为接受与认可，但是具体到转化犯的具体概念与特点仍然有较大的分歧，因为转化犯的特征是研究者们对刑法规范中转化犯条文的理论归纳、观点浓缩。

普遍承认的有关转化犯的特征：

1、法定性

不论如何界定转化犯，转化前的基础行为、转化后的犯/重罪行为或者是造成转化的各种情形以及定罪量刑的原则都是有刑法的明文规定的，法律没有进行规定的就不是转化犯。这不仅是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更是转化犯与牵连犯、吸收犯、结果加重犯、想象竞合犯等其他犯罪形态相区别的法律标志。

法定性要求转化犯是一种由特殊到一般的理论研究的单向过程，只能由刑法现存条文中的具体规定中概括、提炼转化犯的行为模式，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允许转化犯的理论成果适用到法律未明文规定是转化犯的情况。

2、转化性

转化犯的“转化”一词含有“转变”和“化生”两层意思，同时更加侧重于化的含义，“化”的意思不是从无到有，而是由浅入深。

“深”是由“浅”而至，因此，转化罪是由基础行为而成，基础行为是转化罪的构成部分和前提，转化犯就是行为人实施了基础行为之后，又行使、出现了法定的行为、方法或者后果等转化条件，基础行为与转化条件两者嵌合、叠加，由于符合犯罪或重罪的构成而适用转化罪的定罪和处罚。

3、唯一性

转化犯的唯一性是指转化犯必须依照转化罪进行定罪量刑，在刑种刑格的设置、量刑的考虑情节、追诉时效和级别管辖等各个方面都是需要按照转化罪的规定，而与基础行为构成的犯罪无关。

4、趋重性

趋重性是指由于转化后行为重于基础行为，并且行为人客观危害性的增加，刑罚亦严厉，这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法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趋重性具有正当性。

趋重性是转化犯在定罪量刑方面的重要特征，转化犯的趋重性是确认义务的一种特殊方法，将虽存在无必要另立条文和罪名的非法行为进行转化，既满足了社会的特殊需要，又以实现正义为要旨。

㈦ 谈谈你对刑罚的轻刑化发展趋势的理解

文章摘要： 轻刑化是人类进一步走向文明的体现,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加之国际形势的影响,我国刑法典中的适用,也经历了由严到宽的过程,且有进一步轻刑化的趋势。作为社会安全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刑法,其刑罚的宽严对社会稳定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多数人的观念中，刑罚似乎只是用来惩罚犯罪者的，其实不然，刑罚的目的更多的是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我国现行刑法典应借鉴国外经验，体现轻刑化的趋势。轻刑化的利弊，我们通过对周朝“明德慎罚”思想的详细论述揭示周朝得以长久统治的奥秘，然后对历史上较为繁盛的汉、唐两代的轻刑政策加以论述，以增强此观点的可信度。同时通过对秦、元、明因重刑而灭亡的历史教训更加突出减轻刑罚的重要性。在现代化建设中，重刑会给社会劳动者增加心理障碍，从而阻碍现代化建设之积极性，尤其是在经济建设领域里，更应注意刑罚的尺度。 新的历史时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用刑方面都趋向于轻刑化,这是人类进一步注重人权和走向文明的体现，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加之国际形势的影响，我国刑法典中刑罚的适用,也经历了一个由严到宽的过程,且有进一步轻刑化的趋势。作为社会安全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刑法,其刑罚的宽严对社会稳定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轻刑化符合我国刑罚的目的 一个国家的刑法的任务往往与刑罚密不可分，而又与刑罚的目的息息相关。关于刑罚的目的，目前学术界没有统一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一是惩罚说，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限制和剥夺犯罪分子的自由和权利，使他们感到压力和痛苦，以制止犯罪的发生。二是改造说，认为刑罚的目的是通过惩罚的手段，改造罪犯，使其重新做人。三是预防说，认为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四是双重目的说，认为刑罚的目的是惩罚犯罪和教育改造犯罪人。五是综合说，认为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惩罚和改造犯罪分子，预防他重新犯罪，同时教育和警戒社会上其他分子。 不管怎么讲刑罚的目的，其实，惩罚就是手段，改造则是补救措施，而惟有预防才是刑罚的真正目的。我们认为刑罚预防可分为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两种。 特殊预防是指对犯罪人适用、执行刑罚，预防其再次犯罪。其对象只能是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人。在特殊预防中，刑罚的作用表现为：（１）通过对极少数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和执行死刑，使其不可能在犯罪，这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特殊预防方式，也是代价最高的预防方式，它不是实现特殊预防的主要方式。（２）通过对绝大多数犯罪分子适用和执行无期、有期徒刑、管制和拘役，在一定期限内剥夺或限制其人身自由，并在执行期间对其进行劳动改造和教育改造，以促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３）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和执行罚金、没收财产，使其失去再次犯罪的物质基础而不能再犯罪。（４）通过对某些犯罪分子适用和执行剥夺政治权利，以防止其利用这些权利进行新的犯罪。 一般预防是指通过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防止社会上可能犯罪的人实施犯罪。其对象是没有犯罪的社会成员。一方面，通过制定和颁布刑法，确立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必然因果关系，使有犯罪意图人的犯罪观念受到抑制，不敢实施犯罪。另一方面，通过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使犯罪和刑罚之因果关系具体化，从而其他有犯罪意图的人，以达到阻止其犯罪的目的。 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刑罚的目的，不单纯是使犯罪分子遭受一定的痛苦和损失，而是进行犯罪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如果说刑罚是为了惩罚犯罪分子，那么在执行的过程中，就没有必要对其进行改造和教育。可见，刑罚只是手段，预防才是目的。例如，我国《监狱法》对监狱行刑的目的虽没有明确的表述，但该法第１条和第３条分别规定了制定本法的目的是：预防和减少犯罪；监狱将罪犯改造为守法公民。在此既然已经明确了刑法的目的不在于对犯罪分子的单纯惩罚，我们也就可以考虑减轻刑罚，从而走向轻刑化。 二、轻刑化的现实表现及其作用 （一）我国现行量刑制度中轻刑化的体现 我国刑法在量刑制度中一定程度体现了轻刑化的思想。我们知道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同刑事犯罪作斗争的指导思想，也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重要依据。现行刑法典中，无论是在刑罚的制定裁量，还是刑罚的执行过程中都始终贯穿了轻刑化这一基本思想。一方面，轻刑化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社会主义国家是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制定刑罚的目的不是为了镇压而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民的权益，故而我国应适当减轻某些刑罚。另一方面，轻刑化也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发扬现代社会文明，都不应当适用重刑。特别是我国在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更应该考虑轻刑化问题。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精神实质，就在于要分清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宽严相济，以便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孤立和打击少数，改造多数。我国现行刑法典应加强吸收借鉴外国轻刑化的成功经验，从这一点上讲，我国刑法典轻刑化这一基本思路是具有科学性的。 首先，从刑罚的制定来看，我国刑法典虽未将刑罚人道主义列入刑罚的基本原则，但这一原则却在刑法的具体内容中得到充分体现，并且这一原则早已在学术界被公认。例如我国刑法典中创造性的设置管制刑，该刑罚措施使犯罪人不脱离家庭和工作单位，在原来的生活环境中接受改造；再者我国刑法典创造性的设立死缓制度，给某些犯罪人以生存的希望。这也是我国刑法轻刑化的特色。 在量刑制度中，我国刑法典规定自首、立功、缓刑等减轻刑罚的量刑制度也是轻刑化的表现。例如，刑法典第６７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第６８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的，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刑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自首和立功这两项量刑制度，一方面，为犯罪分子自身提供了认罪和揭露他人犯罪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大大提高侦查机关侦破案件的效率。根据犯罪人提供的线索，可以快而准的侦破案件，不仅为侦查机关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杜绝了案件拖延侦破期间犯罪分子对社会的再次危害。 此外，刑法典第７２条到第７７条对缓刑作了相应的规定。所谓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拘役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如果认为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则规定一定的考验期，暂缓刑罚的执行，若在考验期间未犯新罪、未发现漏罪，并且没有违反法律和有关规定，原刑罚就不再执行的一项制度。可见，我国的缓刑制度是惩办与宽大，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政策的重要表现。正确适用缓刑，有利于教育、改造犯罪分子，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 （二）现行刑罚执行制度中轻刑化的体现 在刑罚的执行过程中,我国刑法典还规定有减刑与假释等执行制度，它们同样属于轻刑化的表现。减刑是指对判处拘役、管制、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而适当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刑罚执行制度。刑法第7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减刑：（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三）有发明创造或重大技术革新的。（四）在日常生活、生产中舍己救人的。（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六）对国家和社会有重大贡献的。刑法典第81条至第86条对假释也作了详细规定。所谓的假释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一定时间后，如果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司法机关可以附条件地将其提前释放的刑罚制度。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刑罚制度，才使得犯罪分子能够更好的改造。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犯罪分子的强制劳动的政治思想教育改造的方法，把一切可以改造的犯罪分子统统改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新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逐步从根本上肃清反革命和预防、消灭犯罪。 三、轻刑化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一）轻刑化是我国古代统治者长久统治的奥秘 古人早就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在我国历史上最早实施仁政的周朝。如西周制定了几个恤刑原则：（1）矜老恤幼原则。（2）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原则。（三）疑罪从轻惟赦原则。由于实施了这么一些“仁政”，西周统治者不再一味地对民众施以酷刑，因而维持了较长时间的统治。 西汉作为我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一个鼎盛时期，其宽刑仁政可谓功不可没。汉文帝时，对秦代的刑罚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具体表现如下：（1）秦法中，大多数罪人都没有确定的刑期，服劳役者往往终身不能解脱，汉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按照犯罪情节的轻重规定不同的服役期限，罪人服役期满则当免为庶人（2）秦法规定，对罪人行施黥、劓、刖、宫四种残酷的肉刑,汉文帝诏令废除,黥、劓、刖三种肉刑改以笞刑代替。汉景帝时也进行了刑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废除肉刑，宽缓刑罚，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西汉统治阶级创造了世代称誉的“文景之治”。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颠峰时代，从法制方面来看，唐朝之所以能保持长久的繁盛亦得益于刑罚的简约。唐太宗在隋末的农民起义中，亲眼目睹了农民军的英勇斗争。为了巩固统治，唐太宗一方面加强和完善了封建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他比较注重掌握统治和剥削人民的限度。“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维持它奴隶般的生存条件”唐太宗多少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常说：“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宣而国亡”他说：人民之所以为“盗”是由于“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如果用“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焉”正是这种思想影响到唐朝后来的统治者，促使唐朝成为盛极一时的东方大国。 上述事实说明统治阶级施行仁政，适当减轻刑罚或者说实行轻刑化，就可以维护较长时间统治甚至出现繁盛时期，而于此情形恰恰相反，历史上各朝各代的衰败、灭亡，亦无不是由于暴政、酷刑所致。 （二）严酷刑罚的历史教训更加突出轻刑化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秦律是以刑罚之残酷著称于世的。秦律的基本内容来源于李悝的《法经》。商鞅变法时改六法为六律。根据秦国的社会特点作了一些必要补充。《唐六典》语云：“商鞅传法经，改法为律以相秦。增相坐之法，造三族之诛，加车裂之刑”。秦统一以后，秦始皇强调“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端平法度，万物之纪。”在此思想指导下，以严密的法条加强对广大人民的专制主义统治。秦始皇还继承了法家重刑的传统，并重用司法狱吏，作为推行重刑政策的工具。秦二世时，赵高对秦律有所更定，继续推行重刑政策，使得“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据云梦秦简记载。秦律对死刑就有四种规定：一曰戮，即处死之前，先于刑辱，然后斩首。二曰弃市，三曰磔，即裂其肢体而杀之。四曰定杀，即抛入水中淹死或活埋。而这些仅仅是秦律中明文规定的死刑种类，除此之外，秦时常用的死刑还有“族”、“夷三族”、“枭首”、“车裂”、“腰斩”、“肢解”以及“凿颠”、“抽肋”等。死刑之下秦律还规定了众多摧残人体的肉刑，且肉刑大多与徒刑相结合而使用。如“黥为城旦”“黥劓为城旦”“斩左趾为城旦”“刑为鬼薪”和“刑为吏臣”等。此外，秦律还规定有徒刑、笞刑、完刑、迁刑等多种刑种。正是在这样严酷刑罚的镇压下，不堪忍受的农民阶级揭杆而起，不得人心的秦朝很快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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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刑法》分为几大类

我国刑法分为十大类犯罪：
第一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专章 破坏社会主属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五章 侵犯财产罪
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七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

第八章 贪污贿赂罪
第九章 渎职罪
第十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

㈨ 刑法修正案是否为特别刑法

不是特别刑法。特别刑法是指仅适用于特定的人物、时间、地点、事情的刑法。在我国，也就是指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
刑法修正案只是对刑法的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