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令状原则

① 令状主义的中国令状

西方国家的令状制度，亦称强制侦查令状制度、司法令状制度，是指侦查机关只有在获得法官签发的令状后，才有权实施扣押、搜查、监听及拘捕等强制侦查行为的制度。它要求侦查机关必须得到授权，才能实施相关强制侦查行为。侦查人员即使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强制侦查措施，也必须事后得到司法官员的认可，否则应立即纠正，且所取得的证据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一个国家的法律并不是始终连贯的，虽然建国后及现行法律对人身保护令制度没有规定，但这一进步的制度曾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有过短暂的出现。
民国时期，中国曾效仿英美法系，先后于1927年2月5日制定了《保护状条例》、1935年6月21日颁布了《提审法》。
最早提出建立这一制度的进步人士是章士钊。有感于孙中山（1866～1925）政府《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的缺失，章士钊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的次日，上书大总统，建议建立“人身保护令”制度，他写道：“人身自由权者，即民非违法，无论何人不得拘执之、羁禁之，及用他法以侵害身体之自由。如身体之自由无故而被侵害者，无论其为何人，被侵害者皆得控之，向索名誉金，或治以相当之罪也。然人欲滥用其权，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惟何？则无论何时，有违法侵害人身之事件发生，无论何人或本人或者友皆得向相当法庭呈请出庭状。法庭不得不诺，不诺，则与以相当之罚是也。出庭状者乃法庭所发之命令状，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时期内，率被侵害者出庭，陈述理由，并受审判也。”此处的“出庭状”即人身保护令。尽管随后的《天坛宪草》吸纳了一些内容，但还没有颁布实施。北洋军阀统治末年，北京摄政府公布了《保护状条例》，该条例全面规定了申请保护状的条件、格式、受理机关、授受办法、违法拘禁和责任等事项。1928年北洋军阀政府灭亡后，《保护状条例》即自动失效。
1935年，伴随着民国新一轮的立宪热潮，《提审法》应运而生。1935年6月21日中国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提审法》，并于1946年3月15日正式实施。这部法律对1936年颁布的《五五宪草》也有一定的影响。可惜的是，《提审法》如同《保护状条例》一样，司法实践中从未启动过，成为一纸空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时期旧有法律被废除，人身保护令制度也被付之一炬。1978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终于从无到有。但是，直至最新的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审前超期羁押问题仍没有规定有效的对策。虽然在2007年有学者重新关注起人身保护令制度，重新思考这一制度与我国的司法的融和，重新考虑再一次引进这一良制应对我国审前超期羁押这一毒瘤。但这一与我们分别近一个世纪“古老”制度能否适应现代中国的土壤？是需要适当改良还是仅需简单“移植”仍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我国侦查机关在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只有逮捕需要检察机关的批准，其他涉及人身自由的拘留，涉及财产权的搜查、扣押，涉及隐私权的监听等强制措施均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此种做法存在着制度性缺陷，已出现诸多弊端，建立强制侦查令状制度已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1．保护人权的需要。人身自由权、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宪法的最高保护。实践中，侦查机关对上述权利能自行处置，超期羁押、刑讯逼供、滥用监视居住措施、滥用搜查、扣押措施等现象大量存在，屡禁不止，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屡屡被轻易地剥夺，而现行司法体系对此并不存在一种有效的审查机制。
2．实现分权制衡，防止权力滥用的需要。法治社会的要义在于如何合理地运用和有效制约公共权力。强制侦查权是重要的公共权力，它直接关系到公民的基本权利，“警察的权力越大，公民的权利往往就越小，相反亦然”。侦查权作为公权力中潜在危害性最大的一种，必须受到严格的制约。而以权力制约权力的首要条件是必须对权力进行结构性的分离，并进行相互的制衡。为防止强制侦查权的滥用，就必须对侦查权进行分权，并进行制衡。具体来说，就是强制侦查权的决定权与执行权应该分开，并相互牵制。侦查机关作为强制侦查的执行机关，必须向另外的机关申请司法令状后，才有权实施拘留、搜查等强制措施。
3．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需要。1966年联合国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一款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到审判或被释放。”我国政府已经于1998年10月签署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建立强制侦查令状制度，达到国际人权保护标准，可为早日实施这一公约创造条件。 在实行令状制度的国家一般由具有司法性质的法官来签发令状，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才由检察官签发。 国外实行逮捕与羁押分离的措施，逮捕往往需要得到有权机关的司法令状方可实施。而逮捕的期限相对较短（往往为几十个小时），期满必须放人。如果要转为羁押，必须经法院的审判。所以，对于逮捕权的控制，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是：引入一个中立的、有权威的裁判者（通常是法院或法官）行使对侦察权的司法审查，以保障人权，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而我国则较为特殊，对侦查机关扣押、冻结财产，拘留犯罪嫌疑人等强制措施仅由做出行为的机关自行决定，惟有一项权力--逮捕需要经检察机关的批准，而这种“批准”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即检察机关毕竟是公诉机关，操持逮捕批准权不如法院行使该权利公允、居中，且整个过程没有赋予被羁押人司法救济的途径。因此有人建议效法西方制度，把批捕权交给法院行使，这样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互相制约原则。笔者却认为，依我国的司法现状，全盘吸收国外经验会造成水如不服。 因为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若由法官签发令状存在诸多的问题：
1．需要“再造一个审判机构”。若由法院对强制侦查进行司法审查，为防止法官先入为主，必然要在我国现行的审判机关内“专设独立的预审法官序列”。这实际上是再造一个审判机构，我国法院的审判工作已不堪重负，积案情况十分严重。再造一个法院系统，在物质及人员配备等方面的耗费巨大，不切合实际。
2．审判机制及配套制度无法实现法官独立。令状制度要求预审法官独立，以防止“先定后审”，影响公正审判。但我国的体制是“法院独立”而非“法官独立”，我国审判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审判委员会，而非法官个人。此外，法官的任职制度、考核制度及职业道德培养等离法官独立都有非常大的距离。
3．不符合宪政体制。由法官签发令状对强制侦查进行审查，是审判权对侦查权的制约。这种制度的设想实质是将检察机关纳入行政权的范畴，是在“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基础上的设计，不符合我国宪政体制。
4．法官不中立之严重后果。将拘留权、批捕权、搜查权等侦查控制权交给法院，法院无疑要在审判前对案件事实进行实质审查，法院批准逮捕的案件，必然影响法院事后对案件的判决。尤其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法院批准逮捕的案件，如果作出无罪判决，法院还需承担“国家赔偿”的责任。这种“责任”对法官个人的声誉、升迁、经济收入都有影响。而且法院对自己决定拘留、逮捕的案件进行审理而作出终局性的裁决，实际上做了“自己的法官”，违反了程序正当原则。在这种不正当的程序及“利害关系”下，法官显然难以中立，更倾向于作出“有罪判决”。
正如哈罗德·伯尔曼在注释苏联法中的“国家崇拜”时指出：“每一行政执行机关都拥有受其上级机关控制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每一机关的管辖虽然受地域限制，但是就它所可能做的事的性质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受限制的。这意味着，对权力腐败和滥用权力的控制，主要是由那些处于命令链条得更高环节来作出的，而不象这个国家（美国），更多地是由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那些限制性规则来作出。” 正因为此，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缺乏法院控制侦查、对侦查权进行司法审查的机制，因为侦查权在传统上被视为行政权，侦查机关也就是行政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制约来自侦查机关内部，通过侦查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来控制的，同时也包括由被名之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来监督而不是由中立的司法审判机关来进行。 我们在借鉴他国司法经验的时候，不是要照搬照抄他们的制度，而是吸收该制度的合理内核和精华。西方法治国家令状制度的精髓是“分权制衡”，其作用和目的是“制约公权和保障人权”。笔者认为，由谁来拥有强制侦查的审查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谁行使此项权力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在我国，建立由“检察机关”签发强制侦查的令状制度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符合刑事诉讼发展的规律和司法现状，也是由我国宪政体制所决定的。
1．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强制侦查进行监督具有正当性和应然性。《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无违法进行监督。”强制侦查在侦查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侦查活动中可能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关键，对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是检察机关实现监督权的重要形式和应有之义。
2．检察官具有客观公正义务。我国《检察官法》规定，检察官履行职责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执法，不得徇私枉法；有义务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维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检察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检察官是社会公益的代表人”，检察官除了保护国家和公共的利益外，并没有其他的利益诉求。
3．有利于建立合理而有效的侦查程序诉讼结构。我们对诉讼程序构造的研究大多基于“控、辩、审”审判阶段三角理论的视角，如果站在侦查程序的视角，就可以发现，在我国的侦查程序中同样构成了以检察官为中心，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为相互对立的三角诉讼结构。在侦查程序中，侦查人员构成控方，犯罪嫌疑人及律师构成辩方，而检察官则是侦查程序中唯一的裁决者和监督者。在大多数由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中，检察机关实际上行使着“裁判”的职能。因此，从我国的宪政体制出发，通过强化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权的制约，建立以检察官为中心，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及律师为另外双方的侦查程序诉讼结构，让检察官成为“法官之前的法官”是完全可能的，这既符合我国二元司法的架构，也符合检察权程序裁判的特点。
4．具有本土资源优势。我国的检察机关一直拥有对侦查机关的批准逮捕权——这一最重要的强制侦查批准权。因此，这一本土资源是我们在考虑建立现代法治意义上的令状制度时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这一资源为我们提供了强制侦查控制制度的机构基础、人员基础、历史文化基础及刑事诉讼习惯。而且利用这一本土资源创建新的制度也是简单易行的，这就是在我国现有批捕权审批的基础上，扩大强制侦查的审查范围，构建起以批捕权为基础、由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强制侦查全面审查的法律制度。 由上所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制侦查令状制度，就是在我国的宪法框架内，根据刑事司法规律和法治现实的要求，建立能够切实保护人权的强制侦查检察审查制度——我们暂称之为检察批准书制度（或如有些学者所称的“检察司法令状”制度），即由侦查机关向检察机关申请批准书的方式来实现对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具体设想如下：
1．批准书的申请。在刑事诉讼中首先要明确规定，侦查机关实施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侦查行为之前，原则上必须向检察机关申请“批准书”。考虑到我国法制的现状和保证公安机关侦查效率的需要，对法律控制的范围尚不宜过宽，可赋予侦查机关一定的自主决定权。可以先对涉及人身自由的强制侦查进行法律控制，而对涉及财产权利的强制侦查措施实行报备案制度，采用事后审查的方式。
2．批准书签发的主体。签发的主体是检察机关，考虑到改革与继承的关系，具体落实到侦查监督部门。签发时应举行“听审”，听取侦查机关申请的理由和辩方的抗辩，并作出是否签发的决定。批准书的内容必须明确，具体说明侦查行为实施的对象以及执行的时间和有效期等。
3．申请批准书的例外。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如果遇有紧急情况，可以不需要预先申请，直接实施相应的强制侦查行为。但在采取措施后，必须立即报告检察机关，以确定其采取的措施是否合法。如果确认不合法，则应立即解除。但对于“紧急状况”应明确规定，可以参照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先行拘留的有关情形的基本规定执行。
4．权利的救济。犯罪嫌疑人对检察机关的批准书不服的时候，可以在法定时间内向上一级检察院申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审批，应作出撤销的裁决，申诉人并有权得到赔偿。对检察机关的裁决经申诉后仍然不服的，则可参照2006年施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来进行裁决（利用“人民监督员制度”来审查强制侦查的制度，与英国充当“治安法官”的“太平绅士”审查制度不谋而合，这是可利用的又一司法资源）。
5．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未申请批准书，又不属于法定的例外情形，侦查机关实施强制侦查行为所取得的证据应视为非法，确定无效。

② 司法令是什么意思

西方国家的令状制度，亦称强制侦查令状制度、司法令状制度，是指侦查机关只专有在获得法属官签发的令状后，才有权实施扣押、搜查、监听及拘捕等强制侦查行为的制度。它要求侦查机关必须得到授权，才能实施相关强制侦查行为。侦查人员即使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强制侦查措施，也必须事后得到司法官员的认可，否则应立即纠正，且所取得的证据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2] 一个国家的法律并不是始终连贯的，虽然建国后及现行法律对人身保护令制度没有规定，但这一进步的制度曾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有过短暂的出现

③ 令状主义的介绍

令状主义，即原则上由法官事先批准，一切侦查行为必须接受司法审查，给予权利受到侵害的人以司法救济，使侦查这一类最容易侵犯个人权利的“具体行政行为”直接受到独立、公正的法官的审查，以司法权抑制侦查权。

④ 公民政治权利体现

去看看宪法就行了。

⑤ 令状主义规则的含义

令状主义，即原则上由法官事先批准，一切侦查行为必须接受司法审查，给予权利受到侵害的人以司法救济，使侦查这一类最容易侵犯个人权利的“具体行政行为”直接受到独立、公正的法官的审查，以司法权抑制侦查权。

⑥ 英国司法审查的原则有哪些

司法审查制度，是一种国家权力对另一种国家权力的监督制约制度，即法院通过诉讼程序审查并纠正不法行政行为，以保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免受国家行政机关侵害并维护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司法审查，则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最初是英王为了中央集权的需要，通过王座法院来审查下级法院和各级地方机构的行为，后来演变为普通法院对行政机关行为合法性的审查。而使司法审查制度成为一种具有政制活力的司法制度，在于马歇尔大法官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如今司法审查制度已无可争议地成为美国政制的生命象征与活力符号
美国在历史上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处理法律问题基本上沿用了英国法 ，1776年独立后的美国仍继续沿用和扩充英国法，因此，英美属同一法律体系。然而，由于两国的政治体系不同及美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等原因。英美两国 在司法审查制度方面有异有同。
范围
英国法院在审查时注重实质的法治原则，而不拘泥于成文法的规定。相比之下，美国法院更依赖于成文法。 美国是一个成文宪法的国家，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立，司法权能够对行政权进行审查，源于宪法第三条第二项——司法权涉及以合众国为一方的案件，是司法审查的宪法法源。当然，虽然这些规定中并未有为什么应该由司法机关而不是其他机关来进行审查的明确字眼，但实际上由于对英国普通法传统的继承，在美国民众的眼中，司法审查权已经成为法院的一项理所当然的权力。但由于受三权分立思想的影响，美国司法审查中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法院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即司法权如何不过多地干涉行政权，并因而影响到行政权的独立性。所以美国的司法审查是相当谨慎的，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上表现为，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严格区分。美国学者认为，事实问题，只能由行政权作出判断，法院的主要职责是解决法律问题，法院对事实裁定,一方面不能不审查,一方面又不能太多地审查。解决的办法就是由联邦程序法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审查的标准分别作出规定。
英国坚持议会主权的原则，议会享有最高的权力，行政机关需要根据议会制定的法律来行使的权力，而法院负有对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使职权进行审查的职责，所以一旦行政机关超越职权行使权力，法院即可以宣告它无效或撤销它，因此，越权原则也就成为英国司法审查的根据。由于英国是一个判例法的国家，所以，英国法院对于越权原则的解释都是通过具体的案件作出的。英国法院认为可以审查的越权行为主要有：违反自然公正原则；程序的越权；实质的越权。其中自然公正原则是英国普通法上的一个程序规则，由于普通法并无公法和私法的区分，所以该原则不仅支配行政机关和法院的活动，而且其它一切行使权力的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时都不得违反这个原则。

程度
在英美司法审查中，都存在排除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从两国有关排除条款的规定中，可以看出两国对待司法审查的态度的差别。英国在排除司法审查的规定方面，首先强调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即法院在对于是否向当事人提供救济的问题上享有决定权。
与英国强调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不同，美国在排除司法审查时首先强调的却是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美国法院的司法审查的趋势是尽量限制排除司法审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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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即加强司法审查的程度，但是由于受到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成文法的规定的限制，注定这种程度比起英国来说要小。同时，美国行政法中完全排除司法审查的行为也较英国为多，主要有外交和国防；军队的内部管理；总统任命高级助手和顾问；国家安全等。
方法
在英国，当公民权力和利益受到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不法侵害后，实际
上可以有三种救济的手段：一是提起普通法上的一般诉讼，而是向法院上诉，三是请求高等法院司法审查。可见，司法审查在英国并非解决行政行为违法性的唯一手段。
英国相比，美国的司法审查的方法较为统一和规范，主要存在四种形式的司法审查手段，法定的审查；非法定的审查；执行诉讼中的司法审查；宪法权利的司法审查。 法定的审查主要是指各种制定法中规定的司法审查的方法，如果没有成文法的规定，法院也可以采取非法定审查的手段。这种非法定审查显然是受了英国普通法的影响，其救济手段也主要是各种令状，包括提审状、禁止状、追问权力状、人身保护状和执行状。除此之外，非法定审查中还吸收了英国普通诉讼的手段。
门槛
英国的起诉资格的规定相对简单，高等法院只要认为申请人对于申诉事项具有足够的利益，就可以同意其司法审查的申请。因此，足够的利益就作为法院审查起诉资格的唯一标准。
美国当事人只有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才有起诉资格。40年代以后，最高法院通过多个案例将起诉资格放宽，当事人不一定非要在权利受到损害时才能起诉，只要有实际的损害，甚至在没有实际的损害时，为了保护公共利益，也具有起诉资格。当代美国法院主要采用了双层结构标准，即当事人起诉必须同时符合宪法的标准和法律的标准，宪法的标准主要是当事人必须有事实上的损害，法律的标准主要是当事人要求保护的利益必须属于法律或者宪法所保护或调整的利益范围之内。比较美国与英国关于起诉资格的不同规定，显然英国规定得更为宽松，足够的利益标准不仅不要求有事实的损害存在，甚至此处的利益也不仅仅局限于法律和宪法内的利益，从中可以感受到实质法治原则和不成文法精神在英国无处不在的强大力量。
总结
当代英美司法审查制度虽然仍存在差异，但其发展的趋势也是在逐渐的融合，这不仅仅是在具体的规定上，两国都趋向范围更广、限制更少、方法更统一、起诉更灵活的司法审查制度，更大的融合在文化和宪政的领域进行。
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预示着司法审查制度在中国的初步建立，但是，不可否认，无论是就司法审查的具体制度，司法审查制度赖以生存的宪政基础，还是法治的历史，中国与英美发达国家之间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虽然中国与英美的社会制度不同，但具有通过司法权控制行政权的共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较他国的制度，为本国的法律建设提供有用的制度资源，也是笔者在比较之外的一点现实关照。

⑦ 搜查的司法解释。

目前没有合适的关于搜查的司法解释，不过有一篇资料可供参考，
完善我国刑事搜查制度的思考
搜查是侦查机关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地方进行搜索、检查的侦查行为。由于搜查不仅可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财产及隐私权造成侵犯，还有可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外的人的权利构成侵扰，故各国在刑事诉讼法中都明确规定了搜查程序，一些国家还将其上升到宪法的高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37条和第39条分别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为保证上述规定的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45条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对搜查程序的规定却过于笼统和简略，只用了区区五个条文（第119-123条）规定了搜查的程序和目的。由于《刑事诉讼法》远未确立搜查的正当程序，故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搜查行为难以认定，这使得《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不能得到保障和落实，《刑法》上规定的“非法搜查罪”也往往形同虚置。（注：实践中查处的非法搜查罪多是无搜查权主体的犯罪，司法工作人员受到追诉的情况很少见。这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说刑事搜查无法可依，故无非法搜查。）由于搜查程序的欠缺，关于非法证据（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也就缺少了基本的前提，以至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要解决上述问题，亟待反思现行的搜查程序，借鉴国际上的通行做法，重构我国的刑事搜查制度。
一、对我国现行搜查制度的反思
1.搜查是侦查机关的独家权力，缺少必要的权力制衡。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搜查的主体是侦查人员（主要指公安人员和检察人员），无论是搜查的决定还是执行均由同一侦查机关负责。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05-206条的规定，搜查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执行搜查的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注：参见《刑事法律最新司法解释》编写组：《刑事法律最新司法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8页。）在自侦案件中，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77-178条的规定，搜查证由检察长签发，搜查应当在检察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可以有司法警察参加。可见在我国，搜查是侦查机关的独家权力，不受其他权力机关的制衡。这种绝对权力的运作，必然包含着滥用权力的危险。
2.搜查程序可以轻易启动，缺乏应有的证明标准。对于搜查的实质条件（或称搜查理由），《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作规定，只是重复强调“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这一目的性要求，而这实际上是整个侦查活动的目的和任务，缺乏作为具体侦查行为（在我国搜查通常是强制侦查行为）应有的针对性。若没有以特定证明标准为核心的搜查理由，仅仅是出于侦查的需要启动搜查程序，势必导致搜查的滥用，其结果是侵害到公民的宪法性权利。
3.搜查证空泛，千篇一律，缺乏特定性及针对性。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除非在执行逮捕、拘留或遇有紧急情况时，搜查必须持有搜查证。从侦查实践看，《搜查证》是一种填空类文书，共两联——正页和存根。正页应依次填写执行人姓名、被搜查人住址和被搜查人姓名，尾部应加盖公安局长的私章和公安局公章，并填写签发时间；存根应按固定格式的项目，依次填写发文字号、被搜查人姓名、填发时间和填发人。（注：参见蒋丽华：《法治视野下搜查程序问题研究》，《当代法学》2004年第5期。）在我国的搜查证中，既无搜查理由的限制，又不要求明确的搜查对象，也无搜查期限的规定，这无疑为搜查的随意性大开方便之门：侦查人员既有权搜查可能与犯罪有关的一切地方，也可能会对藏匿犯罪人和物证的重要地点视而不顾，搜查证对搜查的指引及限制作用无从体现。
4.粗陋的执行程序，缺少必要的人文关怀。《刑事诉讼法》虽对搜查的执行程序作了些许规定，但仍存在很多漏洞。如缺少有关同意搜查的规定，对搜查的时间、搜查中的保密义务、搜查后果等事项均无规定。在实践中，滥翻乱搜者有之，态度蛮横者有之，在某些情况下给被搜查人造成了不应有的财物毁损及其他不应有的伤害，执法的文明程度有待提高。
5.漠视被搜查人的权利保障，面对非法搜查，被侵害人投告无门。在现行的搜查程序中，被搜查人完全处于消极、被动地位，欠缺从权利的角度对搜查权的制约；对于不符合证据条件的搜查以及违反法定程序的搜查，由于缺少一个中立的第三方，被搜查人无申请权利救济的渠道，只能坐视权利遭受侵犯。
6.对非法搜查的后果没有明确规定，缺乏对非法搜查的程序性规制。虽然《宪法》明令禁止非法搜查，但《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无相应的程序性后果的规定。我国尚未确立非法物证的排除规则，非法搜查所获取的证据在诉讼中通行无阻，可以作为定罪的根据。非法搜查的侦查人员从违法行为中获取了实际利益，导致非法搜查行为的蔓延。一些地方的自侦部门甚至在没有立案、没有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之前即以种种借口对涉嫌职务犯罪人员的人身及办公场所进行搜查，以获取有利于办案的证据。这类做法严重侵犯了被搜查人的权利，也使法律的尊严荡然无存。
二、两大法系国家搜查制度立法的特点
当今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程序法都是在吸收其他国家和地区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由于搜查既关系到犯罪的有效控制又与人权保障紧密相连，英美法系与大陆法国家均对搜查程序在立法或判例中进行了细致的规定，涉及搜查的理由、权限、具体程序等诸多方面。（注：参见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93-119页。）虽然两大法系的国家对搜查程序的规定纷繁复杂且各有侧重，英美法系的国家注重启动搜查的正当性，大陆法系的国家强调搜查过程的合法性，但两大法系的国家关于搜查程序的设计还是具有很多共通性的特点，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1.明确规定搜查的实质条件。搜查的实质条件即启动搜查的理由，它通常是决定搜查时所需达到的证据要求。在美国，有证搜查的标准是具备了“可能原因”，可能原因存在的条件是执法人员掌握的事实和情况可以使一个具有合理警觉的人相信在某个地方或某人身上可以找到某件东西。可能原因可能通过下面三个途径而成立：(1)警察自己对事实或案情的了解；(2)可靠的第三人（线人）的报告；(3)信息加上其他佐证。（注：参见程味秋、杨宇冠：《美国刑事诉讼中逮捕和搜查》，《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5期。）对于逮捕附带的无证搜查，逮捕的“合理根据”即为搜查的理由。在英国，搜查需要具有“合理的理由”，如对于警察搜查房屋的申请，治安法官确信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已经实施了严重的可逮捕的犯罪以及申请中有关特定房屋的材料有可能对调查犯罪具有重大价值且该材料可能是相关的证据等，可以批准搜查房屋。（注：参见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8条，载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编译：《英国刑事诉讼法》（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页。）德国与日本的刑事诉讼法对嫌疑人及嫌疑人以外的人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标准，对后者的规定较为严格。如在日本，对嫌疑人的搜查可概括为“有必要”，而对嫌疑人以外的人的搜查要求存在“足以认为有应予扣押的物品存在的情况”。（注：参见《日本刑事诉讼法》，宋英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2.搜查原则上遵循令状主义的要求，以无证搜查为例外。为防止侦查权的滥用，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实行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搜查权原则上属于法官，由中立的法官签发搜查证，侦查人员方可持搜查证进行搜查。当然，为控制犯罪的需要，各国在立法中也明确规定了一些紧急情况下的例外。在美国，基于《美国宪法》第4条修正案令状主义的要求，搜查证原则上必须由“中立的司法官”签发，侦查机关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有搜查权；英国逮捕前以及附带于逮捕的搜查权属于警察固有的权力，但在其他情况下，除经被搜查人同意或治安法官的许可，不得进行搜查；《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05条规定：“是否搜查，只允许由法官，在延误就有危险时也允许由检察院和它的辅助官员决定。”（注：《德国刑事诉讼法》，李昌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7页。）法国在现行犯罪的侦查中，搜查权属于司法警察官和司法官；正式侦查中的搜查权属于预审法官，但预审法官可以授权司法警察行使。日本无证搜查的权力属于侦查机关，其情形由法律明确规定；有证搜查需经法院许可。
3.搜查证需符合“特定性”的要求。为限制警察权力的滥用，两大法系国家在搜查证上多要求具体地写明搜查的对象，使执行搜查的警察可以合理地确定所要搜查的具体场所、车辆和人。如在美国，对城市内进行的搜查，搜查证必须具体写清所要搜查的建筑物所在的街道及门牌号或其他足以特定的事项；对人身的有效搜查证则必须载明被搜查人姓名或其他足以特定被搜查人的事项。（注：参见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106页。）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15条第6项规定：“搜查令应具体说明提出申请的人的姓名、签发的日期、签发所依据的法规以及将要搜查的房屋，只要有可能应确认要查找的物品及人员。”根据德国宪法法院判例的要求，德国搜查证要求贯彻“特定性”要求，如物品搜查证必须写明所怀疑的犯罪、物品的特征、搜查的地点，说明为什么可以期待在准备搜查的地方可以发现该物品等。《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搜查证必须写明嫌疑人的姓名、罪名，应予搜查的场所、身体或物品，有效期及过期不得执行并退回搜查证的意旨，签发的年、月、日，并由法官签名、盖章。（注：参见《日本刑事诉讼法》，宋英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
4.严格细密的搜查程序。为防止搜查的随意性，两大法系国家对执行搜查的程序作了完备的规定，包括以下内容：(1)事先向被搜查人宣布搜查意向。美国警察持搜查证进入住所搜查之前，原则上必须先敲门，待告知开门人自己的身份和目的之后，才能要求被允许进入住所。但这种宣布也有例外，即根据法律和判例，如果事先宣布有可能造成生命或肢体上的危险或证据被毁灭或嫌疑人逃跑，可以不事先宣布。(2)严格执行搜查证的要求。在美国，搜查的范围不得超过搜查证上指定的空间范围及物品范围；在英国，一旦搜查证上指明的物品已被发现或者被警察认定不在场所，搜查即应停止。（注：参见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3)搜查原则上在白天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美国原则上禁止夜间搜查；《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无论是现行犯案件还是预审法官进行的正式侦查，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搜查不得在6时前和21时以后进行。此外，两大法系国家对搜查中的见证人制度、搜查中的安全防范措施及搜查笔录的制作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5.注重对被搜查人权利的保障。应当明确，前文归纳的几个方面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搜查中关注人权保障的立法理念。与此同时，直接维护被搜查人权利的法律规定也会给我们启发：(1)搜查不得针对属于特权保护范围内的材料。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8条规定，搜查的材料不包含任何受法律上的特权保护的物品（注：“受法律上的特权保护的物品”是指职业法律顾问与其当事人或代表其当事人的人之间有关向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的通讯等。）或者不是“专有材料”（注：“专有材料”指个人不愿公开的记录（如有关个人健康的文件或记录等），等等。）或“特别程序材料”。这反映出对律师职业秘密与个人隐私权的尊重。(2)搜查时必须尊重被搜查人的人格，并且尽可能维护其体面。（注：参见《意大利刑事诉讼法》，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3)搜查人有义务事先采取一切措施使职业秘密得以保守和辩护权利获得保障。（注：参见《法国刑事诉讼法》，余叔通、谢朝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4)对无可疑物品者，出具搜查结果证明书。《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经过搜查没有证物或者没有应当予以没收的物品时，依据被搜查人的请求，应交付该旨意的证明书。《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07条也有近似的规定，反映出对被搜查人名誉权的尊重。(5)
被搜查人的权利救济。《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41条第5项规定，任何遭受非法搜查和扣押所侵犯的人都可以向地区法院提出动议，要求排除非法搜查和扣押所取得的证据。
6.明确非法搜查的后果。关于非法搜查所获证据的可采性，在各国立法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在美国，违反《美国宪法》第4条修正案非法搜查获取的证据，一般不得被法院采纳，但出于打击犯罪的考虑，近年来通过判例确立了排除规则的四个主要例外：“善意或诚信例外”、“公共安全例外”、“必然发现例外”和“独立来源例外”；（注：参见李学军主编：《美国刑事诉讼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英国将是否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权交由主持审判的法官自由裁量，《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8条对此作了规定；德国以权衡原则为标准予以处理，即侵犯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所得的证据应予禁用，但对于重大犯罪，前者应当让步；（注：参见陈光中、［加］丹尼尔·普瑞方廷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根据《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违法搜查所获得的证据一律没有证据能力。
三、完善我国刑事搜查制度之路径
由于刑事诉讼是强大的国家与弱小的个人之间的理性争讼活动，任何程序的设计都离不开被追诉者权利的维护与防止警察、检察官及法官滥用权力这一永恒的话题。作为侦查行为的搜查由于涉及公民的人身、财产及隐私权等宪法性权利，其程序的设计尤其应以控制侦查权、保障人权为基点。同时，应遵循诉讼固有的模式及规律，以诉讼程序特有的理性方式消解对抗。在遵循上述基本指导思想的前提下，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借鉴两大法系关于搜查程序的共通性规定，重构我国的刑事搜查制度。具体思路如下：
1.引进司法审查机制，原则上由法官决定搜查、签发搜查证
如前所述，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是国外刑事诉讼中的普遍做法：对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处分决定通常应由法官作出裁决，以防止侦查权的滥用。搜查的决定权交由法官，首先是实现权力制衡、促进权利保障的需要。为了侦破犯罪，侦查人员总是期望通过搜查获取犯罪证据，对其如果不加以必要的制约和防范，极可能造成搜查的泛滥，伤及公民的宪法性权利。故由侦查人员提出申请，由法官负责审查其理由及必要性、签发搜查证的模式应成为合理的选择。其次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作为冲突双方中的强势一方，侦查机关自行决定搜查违背了“如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程序正义的基本规则，对涉及公民重大权益问题的裁决，应交由中立的法官作出。
在我国，有学者主张应赋予检察机关搜查的批准权，以强化检察监督。（注：参见宋世杰、黄柳：《刑事搜查初探》，《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2期。）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代表的是国家利益，行使的是控诉职能，与公安机关同属一个利益共同体，都以追诉犯罪为己任，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属于同质监督，这与司法审查所要求的中立性相差甚远，难以实现对人权的切实保障。依照刑事诉讼的自身规律，司法审查只能由法官进行。为此，可在人民法院内设立司法审查庭，专门对搜查等强制性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审查法官专司裁判职能，但仅限于重大程序性问题的裁决，不得参与案件的实体审理。
此外，还应明确搜查中令状原则的例外。毕竟，侦查的重要任务是控制犯罪，在法定紧急情况下，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可先行搜查，但事后应尽快取得法官的追认授权。
2.明确搜查的实质条件，严格搜查的启动程序
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搜查的实质条件，对保证搜查的正确运用意义重大。鉴于搜查通常在侦查的初期适用，又关涉被搜查人基本权利的保障，故在设定条件时不可过高亦不可过低，应同时包含罪重条件和证据条件两个方面。(1)搜查应针对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适用。对轻罪不适用强制搜查，但在被搜查人同意的情况下，可对其进行搜查。(2)应明确搜查的证明标准。考虑到在整个证明标准体系中的层次安排，可确定为“有证据证明有查获嫌疑人或证物的可能”，方可对其人身、物品或住处及其他有关地方进行搜查。如果事先没有一定的证据表明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仅凭怀疑、推测及嫌疑人从前的犯罪记录不得进行搜查。
事实上，法官审查搜查申请、签发搜查证的过程属于程序性裁判的过程，依“有裁判必有证明”的原则，这种程序性裁判必须建立在程序性证明的基础上。在围绕搜查证的签发进行的程序性证明活动中，由侦查人员负证明责任，故应在提请搜查的申请中写明该案的犯罪事实、现有证据情况、证据与被搜查人或被搜查场所的关系，且应使法官相信通过搜查可能找到嫌疑人或与案件有关的犯罪证据。
3.强化搜查证的特定性要求，完善搜查的程序规则
根据程序法定原则的要求，刑事诉讼法应细化搜查程序，需加强以下方面：(1)搜查证应写明嫌疑人的姓名、罪名，应予搜查的场所、身体或物品。禁止搜查、扣押与该罪无关的场所、人身及物品，但侦查人员现场发现的淫秽物品、毒品、危险品以及珍贵文物、动物及其制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除外。(2)明确搜查证的有效期及执行时间。搜查证的有效期应为30日，逾期则不能执行搜查，需重新申请签发搜查证；禁止重复搜查；搜查应在白天进行，除非法定紧急情况或者逮捕、拘留附带下的搜查，对住宅的搜查禁止在早6时前晚9时后进行。(3)明确开始搜查时的告知程序，使被搜查人了解侦查人员的意图；搜查应以文明合法的方式进行，应尊重被搜查人的人格尊严。(4)规定搜查人员的保密义务。严格禁止搜查人员泄露在搜查中获悉的个人隐私或者商业秘密等，对违反义务者处以司法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追究其法律责任。(5)当没有搜查到嫌疑人及相关犯罪证据时，侦查机关应向被搜查人出具证明，以消除不良影响。此外，法律应明确规定无证搜查的情形，以防止搜查的随意化。
4.确立对非法搜查的程序性制裁机制，以结果规制过程
“法律不允许违法者从其违法行为中获得利益。因此，对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都应当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制度，使违法者受到适当的法律制裁，被剥夺因违法而取得的不当利益，从而承担消极的法律后果。”（注：陈瑞华：《大陆法中的诉讼行为无效制度》，《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违反实体法如此，违反程序法亦然。对非法搜查的程序性制裁应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明确非法搜查获取的证据的效力，确立适合我国实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考虑到控制犯罪的需要，对非法搜查所获取的证据予以全面排除是不切实际的；当务之急是从维护宪法的至上性出发，排除通过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而获得的非法证据，诸如未经司法授权而进行的搜查所获取的证据、无法定理由进行搜查所获取的证据、搜查中严重侵犯被搜查人的重大权益所获取的证据，等等。
二是通过程序性裁判建立对非法搜查的程序性制裁机制，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落到实处。(1)《刑事诉讼法》应赋予任何遭受非法搜查侵犯的人都可以向法院提出动议、要求排除非法搜查所获取证据的效力的权利。(2)法官应就此举行一个由控辩双方参与的专门的听证程序，针对是否存在非法搜查问题进行程序性裁判。在围绕搜查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所进行的程序性证明活动中，应实行“证明责任倒置”的原则，即由侦查人员提出证据证明搜查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如不能尽到证明责任，则需承担非法证据被排除的程序性制裁后果。
以上资料，供参考！

⑧ 西方政治及宪法制度（围绕行政，法院，公民分析）

就政治体制而言，西方所有国家都是实行议会民主、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制度。但在具体的组织方式上不同国家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美国的总统制模式、英国、德国的议会内阁制模式和法国的半总统制模式。
一、美国政治体制模式的基本特点
美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总统制的国家，在其早期的权力构架中，并没有政党的因素，只是在后来政治角逐中，政党不断在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特点是：
1、总统候选人由政党推荐产生，总统在全国由全体选民直接投票、间接选举产生，当选总统并不一定是得到绝对选票多者，而是为获得选举人票更多者，哪一位总统候选人只要获得270张选举人票即当选美国总统。当选总统所在的那个党即为“执政党”，上台组阁行使行政权。总统还是行政首脑，直接控制着行政机构，并且还是三军总司令。
2、美国的政党体制相当松散，政党存在的意义更多的是作为各类选举的工具，选举之后，政党作为一种组织体系作用相当微弱，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选举党”。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两党制国家，但它不同于西欧国家的两党制，它不是以意识形态划分的，而是按照区域和利益集团来划分，两党从本质上讲都是代表不同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在美国的权力体系中，从联邦到地方各级政府的绝大部分权力都由两党人士掌控，第三党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对共和、民主党构成实质威胁。
3、美国的国会即众议院、参议院议员一般由政党推荐参选，由全民投票直接选举产生，拥有立法权。除个别当选议员是第三党、独立人士外，大部分议员都由共和、民主两党所得，并组成各自的党团。众院议长由多数党资深议员出任，参院议长由副总统兼任，另设临时议长。与西欧国家不同，即便在参、众两院获得多数席位也未必是执政党，只有总统所在的党才是执政党。在总统任期的中间，还有中期选举，主要是改选部分参议员和众议院全部改选。
4、美国的总统尽管名义上是所在党的领袖，但当选后更多的是以“全民总统”的面目出现，其政党背景和痕迹淡化，没有哪一个美国总统全面领导过一个党，他难以通过党组织来控制国会、州和地方公职人员。美国总统不由国会选举产生，他不对国会负责。
5、这一政治体制模式的优点是：美国总统的权力较大，总统受政党的约束小，独立性较大，有利于较快地作出政治决断，提高执政效能。其弱点是：美国三大权力体系的相互制约与牵制明显，造成一些体制消耗。总统无权解散国会，但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国会可以弹劾总统；总统可以任命最高法官，最高法院又可以裁决国会和总统的法律、决定是否违宪。
二、英国、德国等政治体制模式的基本特点
这类国家的政党政治及政权构成模式在西方较为普遍，包括如英国、德国、瑞典、加拿大、意大利、日本和西欧大陆的多数发达国家。它们基本上都是属于责任内阁制政体，是典型的议会民主制政体，其基本特点是：
1、政党获得权力的主要途径就是赢得议会选举的胜利，即获得下院即众议院议席的多数。议员候选人大都由政党推荐或具有政党背景，多党参加的竞选是体现其所谓民主制度的重要方面，一般都设定了3－5％的门槛票，并实行以多数代表制为主的选举制度，更有利于大党获得多数议席。一般是由获得下院相对多数的党领衔组阁，并由该党的领袖出任政府首脑。但也有议会的少数党组阁的现象，这尤其是在多个党进入了议会，且无一党获得议会相对多数的情况下更有可能。
2、国家的权力体系以内阁为核心，内阁拥有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内阁对议会负责，受议会制约。内阁不仅拥有行政权力，而且具有立法建议权，由执政党所控制的议会多数保证立法的通过。内阁总理或首相有很大的权力，他不仅能够挑选阁员，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甚至可以解散议会，宣布提前进行大选。
3、总统或国王更多的是一种荣誉性职位，并无真正的实权。在这一政体中，国王均为世袭制，总统多为间接选举产生，如由国会议员投票选举产生。总统或国王作为国家元首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象征性、礼仪性意义，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介入政党间的权力调解，平常较为超脱，不承担具体责任。
4、政党大都是一个相对严密的组织体系，但右翼比左翼要松散。政党无论是作为群众党还是精英党，大都有一个从上到下的组织系统，乃至还有一套党的外围组织如工会、青年、妇女组织，对本党执政起着一种辅助作用，甚至可以对政府形成某些牵制。
5、这种政权模式的优点是，无论是体制形成还是实际运作都相对民主、公正，更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和周全。但缺点是，体制或制度容易模式化，导致官僚主义，影响执政效率。
三、法国政治体制模式的基本特点
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不同，法国的政权模式是一种“半总统制”模式，既有总统制的特点，又有议会制的特征，其主要特点为：
1、总统候选人由政党或政党联盟推荐，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从原来的七年减为五年，同议会、政府任期同步。总统作为国家元首，权力不如美国总统大，但又远远大于内阁制国家的总统或国王。他掌管着国家的外交和国防大权，决定包括经济社会事务在内的各项大政方针，实际上掌握国家最高行政权（但他不是行政首脑，也不具体负责经济社会事务），主持内阁会议，享有对政府官员的任命权，并有权解散议会，宣布提前大选，还可施行宪法第16条规定的非常权力。
2、政府由获得下院即国民议会多数的政党组成，总理也由该党领袖出任，并由总统任命，政府主要职责是管理经济与内政事务，同时对总统和议会负责，议会可以质询并弹劾政府。
3、法国的总统和议会一般都实行两轮投票制（总统如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超过50％的多数，就不必再进行第二次投票），总统、议员都是由在第二轮投票中获得相对多数的候选人出任。如果总统与获得议会多数的党不是同一个党，便会出现“左右共治”的政治现象，但一般都把在政府中当政的党视为执政党。近20年来，法国几次出现了这种“左右共治”的现象。
4、这种政治模式的优点是，权力相对分散，不易于导致专制和专权，总统握有一定的实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其缺点是，行政权力的分散使得政府权威较弱，不利于国家管理，而且“左右共治”现象又导致了政党间的争权夺利，损害了政党的形象，也不利于社会问题的顺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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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名词解释 德国联邦法院 英国令状制度

联邦宪法法院是最高司法机构，主要负责解释《基本法》，监督《基本法》的执行，有16名法官，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各推选一半，由总统任命，任期12年。正、副院长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轮流推举。此外设有联邦法院（负责民事和刑事案件）、联邦行政法院（负责一般行政司法案件）、联邦惩戒法院（负责公职人员违纪案件）、联邦财政法院（负责财政案件）、联邦劳工法院（审理劳工案件）、联邦社会法院（审理社会福利纠纷）和联邦专利法院（审理有关专利问题的案件）。各级法院设检察机关，任务是对违法、犯罪提出起诉，但不受法院的管辖，不干预法院的审判工作，也不独立行使职权，而受各级司法部门的领导。联邦行政法院设联邦最高检察院，由联邦检察长和数名联邦检察官进行工作。

普通法中的令状制度
李红海
普通法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制度是令状制度。所谓令状，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条子”，起初它由国王或教皇基于臣下的申请而针对某一特定主体（主要是权贵）发出。在12世纪初期以前，无论从内容还是用语方面，令状都反映了统治者的权威及命令式的口吻，如“你必须将某物返还给某人”。但自亨利二世起，这些令状不再直接命令相对人如何做，而是要求他们到王室法官面前解决争讼，由法官而不是国王决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分配。从此，令状由直接分配权利义务的“命令书”演变成了启动诉讼的司法文书——这便是在普通法法庭上开始诉讼的起始令状。我们把令状的这一发展过程称之为行政令状的司法化。此时，起始令状成为在王室法庭开始诉讼的一个必备的条件，国王通过自己的文秘署签发令状，当事人需出钱购买，因此它成为王室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但其意义却并不限于或不主要限于财政方面，而主要在争夺案件的司法管辖权方面。
王室通过颁发令状使普通法法庭的管辖权不断扩大，同时事实上也是在剥夺其他法庭的管辖权。我们通常所能想像得到的方式是，文秘署不断地基于各种案由为各种案件签发不同的起始令状，允许它们在王室法庭审理；又因为王室法庭与其他法庭相比有很大优势，如采用更理性的陪审方式来裁断事实问题，王室更能保证判决的最终执行等。因此人们不管遇到什么纠纷都纷至沓来，而原本依据“习惯”或“法律”对这些案件有管辖权的法院却“吃不饱”了。这就是起始令状对于王室法庭司法管辖权的直接扩大，也是最常规的方式。
令人更感兴趣的是通过一些技巧达到此目的的间接方式。通过令状来获取司法管辖权的措施主要有：1．“无须应诉”。即被告在未见到王室令状时，无须出席在封建法庭开始的针对他的自由保有地的诉讼，这为封建法庭审理原来“当然”属于它的案件设置了前提条件，即需要王室令状开始诉讼。2．被告的选择权。在庄园法庭开始的地产权利诉讼中，被告可在传统的决斗裁断和王室法庭的陪审裁决之间进行选择。鉴于决斗结果的不可预见性，多数当事人会选择在王室法庭进行诉讼，这在实质上限制或剥夺了庄园法庭在这一问题上的管辖权。3．移卷令和错判令。这是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将案件移至王室法庭进行审理或改判的令状。4．在某些诉讼上设立前置诉讼令。如在涉及可能是教会地产的纠纷中创设地产性质令状，遇此纠纷时首先由12名邻人组成陪审团在王室法官面前决定该争议地产的性质。若为世俗保有性质，则归王室法庭审理，否则归教会法院。5．还有些令状通过转换问题的重点来获取管辖权。由此可以看出，令状在国王手里是一种便捷的文书工具，他可以直接规定，也可以采取各种间接的方式将自己的意志贯彻下去。
起初令状是针对个案签发的，因此差异很大。但后来类似案由多次出现，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令状的格式化及随之而来的格式诉讼。每一类案由及相应的诉讼都采用相同的程式，这便是普通法中著名的格式诉讼。而格式诉讼发展的一个极端的后果是，只有符合了既有令状的格式才可能获得普通法的救济，而如果得不到普通法的救济，即使你说自己有再多的权利，也只能是虚权利而已。因此，后来在普通法中出现了如下的观念和公式：没有令状就没有救济，有了令状才有救济，有了救济才有权利，最后的等式就是有令状才有权利。反观大陆法的观念通常认为，人的权利或者来源于立法的规定，或者来源于某些先验的观念，它不因是否存在司法救济而受影响，这体现了一种立法至上的立场，而与普通法的司法中心主义形成了对比。
王室法庭为扩展自己的司法管辖权而不断签发新令状的做法，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侵害了贵族领地法庭的管辖权，使其收入减少。这激起了贵族们的不满，1258年的《牛津条例》宣布停止签发新的令状；若必须签发，要经贵族组成的大谘议会同意方可。新令状的停止签发意味着新的不法侵害无法得到救济。于是负责签发令状的文秘署官员就套用以前类似案件的令状格式，签发令状以开始诉讼，这类诉讼被称为类案诉讼或例案诉讼，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从有身体接触的侵权之诉中发展出对无身体接触的侵权行为的救济。衡平法是新令状停止签发后的另一个新生事物，虽然这二者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联系，但后者无疑是导致前者产生的重要因素。
令状制经过漫长的发展，这一主宰中世纪普通法诉讼方式的制度，最终在1875年英国司法改革时被废除。这次改革规定，今后所有的诉讼都采用统一的方式进行，即各种诉讼在起诉条件、传唤方式、诉答方式等方面，都采取和我们今天类似的方式，这样也就在体制上实现了普通法和衡平法的统一。不过诚如梅特兰所言：“我们虽然埋葬了令状制度，但它却仍从坟墓里统治着我们。”由令状制度所导致的对权利的分类、对不同法律原则的适用，都对今天英国法律的发展产生着影响。

⑩ 有个时候,突破法律的那些不合时宜的规定,是可以允许的做法吗

A 正确理解“司法能动主义”的改革探索

20年来的法律改革经验表明，立法机关在推动制度变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呈现出逐渐萎缩的发展趋势。一方面，立法机关所颁行的基本法律，往往都是对那些已经富有成效的改革经验的立法确认，甚至就连立法机关对宪法的修改也具有这种确认既有改革成果的性质。另一方面，一些制度变革的推动者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理念，在现有法律没有发生修正的情况下，通过在部分司法机关开展试验的方式，对一些制度设计进行具有突破性的改革尝试。这些改革试验尽管在“合法性”上存在着争议，有时被视为“背离了现行法律的框架”，却对于中国诸多领域的制度变革起到了积极而有效的推动作用。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法院和检察机关在制度变革的推动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努力，对于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作出了持续不断的改革探索，使得一种“司法能动主义”的改革道路得以形成。

例如，早在2000年前后，部分基层法院就开始试行“普通程序简易审”的程序改革，最终推动那种“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得以确立。从2000年以来，一些基层检察机关和基层法院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改革探索，对于那些被害人与被告人双方就民事赔偿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采取“和解不起诉”或者从轻处罚的处理方式，这一制度逐渐被各地、各级司法机关所采纳。早在2005年前后，最高法院就在若干个地方法院进行了量刑程序的改革试点。按照改革者的设想，量刑制度改革最终的目标是逐步实行适用于全国各级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和“量刑程序”。不仅如此，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少年司法改革走过了一条基层法院进行探索、最高法院吸收成熟经验的改革道路，在诸如圆桌审理、法庭教育、延伸帮教、社会调查报告、合适成年人、量刑答辩等一系列方面取得了制度创新。甚至在较为敏感和复杂的少年罪犯的“前科消灭”方面，一些地方司法机关都在进行改革探索，并取得了初步的经验。

2002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则更是对二十多年来农村土地承包改革试验结果的立法总结。应当说，没有这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和探索，立法机关就不可能制定出这部法律。从时间顺序上看，先有农村土地承包改革试验，后有这部土地承包法；从两者的关系上看，农村土地承包改革试验所产生并不都是成功的经验，土地承包法不过是将那些较为成熟、行之有效的改革经验给予法律规范化罢了。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似乎发现了另一条推动制度变革的道路，那就是“相关制度改革试验先行”、“立法机关将成熟的改革经验总结成为法律规范”的变革之路。这一改革道路吸收了“立法推动主义”的有益经验，那就是强调立法机关的中立性和利益无涉性，强调即便是改革试验也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并保证这些改革试验有效地得到总结和提炼。这一改革道路也吸收了“司法能动主义”的改革思路，那就是强调制度变革的探索性、自下而上性和渐进性，发挥司法机关在发现和创制新制度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任何制度变革除了要考虑制度本身的内在正当性以外，还要关注制度实施的社会效果，使得那些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能够化解矛盾的制度设计，最终被转化为国家的法律规范。

但是，鉴于现行立法方式具有各种不可克服的缺陷，依靠这种立法方式来推进制度的变革，又是不合时宜的。从立法技术层面来看，立法机关应当抛弃那种“宜粗不宜细”的立法观念，不再仅仅满足于法律的颁布和法律体系的完善，而应将法律的可实施性视为立法的生命和灵魂。法律规范要得到有效的实施，不能过分依靠相关细则、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甚至地方性法规，否则，立法机关颁布的基本法律就有可能被这些规范性文件所架空，而变成一纸空文。而从立法的指导准则来看，立法机关应当放弃那种动辄“为变法而修律”的想法，真正从“制度变革的推动者”变成“改革经验的总结者”。立法机关应当保持谨慎的立法态度，尽量不在法律中确立那种未经任何试验、也无从考察其实施效果的新制度，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律虚置化和法律失灵的问题，使得立法机关所颁行的法律都是可实施的法律。与此同时，立法机关也应当保持一定的开放性，秉承对法律实施中的问题与改革试验中的经验同时兼顾的原则，及时而有效地将那些成熟的改革经验上升为国家的法律规范，从而促进法律制度的健康发展。

不仅如此，为避免司法机关的改革试验各行其是的局面，立法机关有必要颁布专门的法律，对这种改革试验活动加以引导和规范，确定这种改革试验的时限、地域范围、改革措施与现行法律的关系以及改革经验的总结方式，为司法机关的改革试验设置“特区”，并设定明确的限制性规范。而司法机关在进行特定改革试验之前，也应当向立法机关进行呈报，并遵守相关的授权立法条款。另一方面，在相关改革试验进行到一定阶段之后，司法机关应当对改革的经验作出总结，并呈报立法机关作为立法的依据和参考。而在立法机关尚未就此确立为生效法律规范之前，司法机关在向本系统推行相关改革经验之时，应当报请立法机关批准。这既体现了对改革试验效果的慎重态度，又显示出对立法机关以及国家现行法律的尊重。

从这一角度来看，司法机关所进行的诸多改革试验，包括最高法院的死刑核准程序、量刑程序、刑事和解程序以及少年司法程序，都不应当停留在地方司法机关提供改革经验、最高司法机关制定司法解释的阶段，立法机关进行全面的经验总结，将其中较为成熟的部分上升为国家法律规范。这在新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时已有所体现。

在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方面，立法机关一方面可以针对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研究相应的立法方案，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改革动向，作出经验的总结，从而设计出一种既能解决律师辩护难题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例如，越来越多的地方法院开始在民事诉讼中实施调查令制度，对于律师调查取证遇到困难的，经过律师的申请，发布旨在强制被调查单位或个人接受调查的司法令状。这一改革尽管在合法性上引起了一定的争议，却对于解决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调查难问题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性。又如，一些地方为避免检察机关滥用对辩护律师的刑事追诉权，要求对那些辩护律师涉嫌妨害作证罪的案件，一律要经过省一级检察机关批准，才能对律师采取强制措施。这种改革探索对于有效遏止个别检察机关任意对律师采取刑事追诉行为的现象，维护辩护律师的法律安全，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再如，早在十多年前，一些地方就建立证据展示制度进行了改革试验，确立了一种旨在激励检察机关保障律师阅卷权的互惠机制，也就是在检察机关向律师全面展示案卷材料的前提下，要求律师也要向检察官展示本方掌握的无罪证据材料和线索。这种互惠机制的设置要比那种单纯强调检察机关证据展示义务的制度设计，更有利于调动检察官保障律师阅卷权的积极性。

很显然，中国制度变革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表明，立法推动主义不可能是中国制度变革的惟一道路，司法机关主导的改革试验虽有其内在的局限和不足，却不失为一条引导法律制度取得健康发展的道路。立法机关应当接受一种“立法改革探索先行”的思路，允许司法机关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相关领域的制度变革试验，并将其中富有成效的改革经验上升为普遍适用的法律规范。立法机关应当放弃那种动辄从西方法律制度中进行移植和借鉴的立法思路，而更多地关注本土自生自发的改革经验。对于那些经过试验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改革经验，立法机关应当在全面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规范化的改造，经过立法技术的转化使其转变成为新的法律规范。换言之，立法机关应当在制度变革进程中重新调整自己的角色和位置，从改革的推动者转变为改革的关注者、研究者和总结者。

“徒法不足以自行”。经验表明，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通过立法先行的方式加以推动，而只有首先在司法过程中展开相关的改革试验，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对于那些经验表明不具有切实可行性或者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的改革措施，及时地予以抛弃，而对于那些具有良好社会效果的改革措施加以总结，并将其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制度。这才是法律制度得以稳步发展的正常道路，也是制度变革取得成功的基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