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司法志

『壹』 狄仁杰敢于犯颜直谏的三个事例是什么

1、犯颜直谏保将军

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左卫大将军权善才因误砍昭陵上的柏树而惹得唐高宗大怒，随即被捕入狱。唐高宗下令处死权善才，这时，狄仁杰却提出权善才罪不至死。唐高宗听后愤怒地说：“权善才砍昭陵的树木，是陷朕于不孝的境地，罪该万死！”

狄仁杰不慌不乱地对答说：“臣深知直言进谏，自古就是很难的事情。然而，臣以为，遇到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直谏固然难；而遇到尧、舜这样的明君，直谏则很容易。如今，权善才的行为按照大唐律法不应判死罪，而陛下坚持要杀他，则使律法无法取信于人。”

看到唐高宗面色稍缓，狄仁杰接着说：“何况，陛下因权善才误砍树木而杀他，千百年后人们将如何评价陛下呢？臣不敢奉旨杀权善才，而损害陛下的身后声名啊！”一席话竟说动了唐高宗，权善才因此被免除了死罪。

2、刚正不阿惩恶人

当时有一个叫王立本的大臣，仗着皇帝的宠信，滥用职权，干了不少坏事，朝廷的大臣们敢怒不敢言。狄仁杰上奏高宗，指明此人罪行严重，应交给大理寺审理。高宗要狄仁杰看在王立本还算个人才的分上，破例宽恕他。

狄仁杰回复道：“国家就算再缺乏人才，也不缺他一个王立本吧？陛下为什么要包庇罪人而破坏王法呢？如果陛下坚持这样做，那就把臣流放到荒无人烟的边疆去吧，日后，也好让忠心报国者引以为戒。”高宗听了这话，无言以对。王立本终于被判刑，朝廷的风气由此大为好转。

3、明察善断护百姓

公元688年，武则天令宰相张光辅率兵三十万去平息豫州叛乱。叛军本听说朝廷派兵来了，便都逃走了，但张光辅却示意部下，不分青红皂白，屠杀无辜百姓。之后，又以查寻叛党为名，四处抄家滥杀，一时间冤狱四起，受害者不计其数。这时，狄仁杰奉武则天之命，赴豫州任刺史之职。

到了豫州，他看到哀鸿遍野，无辜受牵连的人极多，内心非常不安。于是，他一面下令给那些死囚开释刑具，一面秘密上书武则天，奏明案件的实情，请求武则天网开一面。武则天深知狄仁杰为人刚正，相信所奏属实，于是下诏改死刑为流放。

(1)甘肃司法志扩展阅读

狄仁杰出身太原狄氏 ，早年以明经及第，历任汴州判佐、并州法曹、大理寺丞、侍御史、度支郎中、宁州刺史、冬官侍郎、江南巡抚使、文昌右丞、豫州刺史、复州刺史、洛州司马等职，以不畏权贵著称。天授二年（691年）九月，升任宰相，担任地官侍郎、同平章事。

四个月后，为酷吏来俊臣诬以谋反，夺职下狱，贬为彭泽县令。营州之乱时，得到起复。神功元年（697年），再度拜相，担任鸾台侍郎、同平章事，迁纳言。用于犯颜直谏，力劝武则天复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培植举荐忠于唐朝的势力，成为大唐社稷得以延续的重要支柱。

久视元年（700年），拜内史令。同年九月，病逝，追赠文昌右相，谥号文惠。唐中宗复位后，追赠司空、梁国公，累赠太师，配享中宗庙廷。

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宦海浮沉，为人正直，疾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杰出的政治家，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辅国安邦，对武则天弊政多所匡正。他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狄仁杰为官，正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庙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

他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曾担任国家最高司法职务，判决积案、疑案，纠正冤案、错案、假案；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1.7万人，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是我国历史上以廉洁勤政著称的清官。

『贰』 元代行省的权力结构

行省制是蒙古统治者在中原地区行政区划和政治制度方面留给后世的一份重要遗产。自元行省始，行省三司督抚的高层督政区体制较稳定地确立了下来。然而，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究竟如何？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 。笔者认为，元行省制是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壮大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不断调整、完善的产物。它并非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元行省制的历史价值在于：它创立了一种以行省为枢纽，以中央集权为主，辅以部分地方分权的新体制。该体制有三个特点：行省性质具有两重性又长期代表中央分驭各地，主要为中央收权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所握权力大而不专。元行省制引起了13、14世纪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较大变动，对元代社会和后来的明清、近代影响至深。
性质与使命
元代行省的性质与使命，需要从行省的设置、演化过程谈起。
元代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其渊源可追溯到魏晋隋唐的行台和金代行尚书省。只不过此类两重性仅表现在云南等少数行省范围内，多数行省的性质仍然是朝廷的临时派出机构。
大约在世祖末成宗初，随着江浙、湖广、江西、陕西、四川、甘肃、辽阳、河南等行省的改置或增设，行省逐渐演化为常设的、固定的地方最高官府。几乎与此同时，元廷又对行省的名称、品秩、事权作了重要调整：其一，“嫌于外重”，一律取消中书省宰执“系衔” ；其二，降行省品秩为从一品，通常以平章政事二名为长官、少数行省特许增置左丞相一员，但品秩仍比都省低一级 ；其三，江南等处行枢密院并入行省，实行“絜兵民二枋而临制于阃外” 的体制。这三项举措大体奠定了行省作为地方常设机构的规模和权力框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行省演化为固定的地方官府，是指其主要性质而言。即使上述演化完成以后，行省仍长期保留着朝廷派出机构的某些原有性质。许有壬云：“都省握天下之十省分天下之治”。虞集说：“国家置中书省以治内，分行省以治外” 。《元史·百官志七》也说：“行中书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以上三处明言行省“分天下之治”，“掌国庶务”，且与朝廷都省互为“表里”，密切相连。另，终元一代，行省官一直属于“内任”官 。元未柳贯、孙作、虞集称行省为“外廷”、“政府”和“外宰相” 。这些都显示：世祖、成宗朝以后行省仍具有地方最高官府和朝廷派出机构的两重性质，其代表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依然如故。与世祖前期行省的两重性质不同的是，其地方最高官府的性质已占主导，朝廷派出机构的旧有性质则退居次要地位。徐元瑞《吏学指南·府号》说：“分镇方面，故为行省。”《元史》《明宗纪》和《达识帖睦迩传》也说，行省官掌“方面之权”，充“方面之寄”。此“分镇方面”和“方面之权”，对理解行省的两重性和代表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很有帮助。“分镇方面”、“方面之权”和“方面之寄”，显然不是一般地方官府在某地域范围内“画地统民”，而蕴含着由中央派出，代表中央统辖“方面”的意思。另外，从灭南宋之后湖广、江西、江淮、陕西数省的辖区均与中书省直辖区“腹里’接壤，其治所均在与京师最近的水陆交通线上，也不难窥见行省代中央“分镇方面”之职能是相当突出的。当然，我们还需要正视和承认世祖朝以后行省性质的主要方面演化为常设地方最高官府的事实。元行省的这一半性质，也可在元人笔下窥其端倪：如大德五年（1301年）成书的徐元瑞《吏学指南》称行省为“分镇方面”；但时至元末，柳贯则云“行省得画地统民” ，与柳贯同仕于顺帝朝的湖广行省平章星吉也自称：“吾受天子命为藩大臣” 。既然元后期文人中不乏行省“画地统民”和“藩大臣”等说，元世祖朝以后行省新增的地方最高官府的性质也就十分清楚了。
总之，具有两重性质和代表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是元行省制的一个基本特征。
目的和作用
还需要注意，元廷设置十行省的目的和作用，各有侧重，并不完全一致。如“生齿繁夥，物产富穰，水浮陆行，纷轮杂集”，“土赋居天下十六七” 的江浙、湖广、江西三省，大抵以镇压新征服区域和搜刮财赋为基本宗旨，其治所相应地均设在行省北端的水陆交通要冲，而不置于该行省的中心地带，以便朝廷的联络和指挥。位于中原、关中及西南边徼襟要，驻有许多蒙古军团的陕西、四川、云南、河南四行省，又以军事襟要的镇遏控制为重心。“太祖肇基之地”，“诸王星布棋列” 的岭北行省及辽阳、甘肃等行省，则以廪养或防范蒙古诸王，控制蒙古部众及供给军需作为主要使命。从以上设置目的和作用看，元行省主要着眼于政治上的统治和军事上的控制，酷似十个大军区。无论是作为朝廷的临时派出机构，抑或作为常设的地方最高官府，其代表中央进行政治控驭和军节镇遏的色彩，一直非常浓厚。
另外，朝廷为部分行省提供经费，也有助于理解行省的性质。如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闰十一月元廷“给河西行省钞万锭，以充岁费”；至元八年（1271年）四月“给河南行中中书省岁用银五十万两” ；大德元年（1297年）正月“以钞十二万锭、盐引三万给甘肃行省” ；延祐四年（1297年）六月“给岭北行省经费钞九十万锭、杂彩五万匹” 。
至元十年（1273年）闰六月赛典赤·赡思丁赴任前所赐白银二万五干两、钞五百锭 ，也属于云南行省设立之经费。以上朝廷拨给经费虽限于甘肃、河南、岭北、云南等部分行省，时间上却囊括行省演化嬗变的前后两个阶段。这既可以看做是朝廷对部分行省的财政支援，也是行省作为朝廷派出机构在财政方门面的证据。设置目的各有侧重和半数左右行省经费由中央提供，也可以从侧面印证元行省并非纯粹的地方官府。
历史作用
如何看待元行省制的历史作用；
洪绂说，元行省是“中古殖民地制度之遗物”，“省区即军区”，“皆为军事控制区域，各拥相当军需资源；藉以供养驻军，镇压地方，其目的乃以武力维持专制统治与剥削” 。钱穆说，元行省是“一个极不合理的制度”，“行中书省就是一个行动的中央政府，宰相府的派出所。分驻在这个地方来管事。如是则地方绝无权，权只在中央”；“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 。显而易见，前人对元行省制多有微词和针砭。
需要指出，洪绂把元行省制视为“中古殖民地制度之遗物”的看法是荒谬的。元行省只是蒙古贵族进入中原后所建立的地方军政制度，属于多民族统一国家内部的产物，与入侵外国的殖民活动无涉。况且，元代蒙古本土也设置了岭北行省。倘若按照洪绂的说法，蒙古本土岂不也成了成吉思汗子孙的“殖民地”了吗？！
毋庸讳言，元朝统治者设置行省的初衷和直接目的，确实是“以武力维持专制统治与剥削”。确实是“为了军事控制”。但是谁曾料到，元统治者出于军事控制目的而创设的行省，却引出绵延至明清及近代的中央集权新模式。所以，我们对元行省制历史作用的评价，就不应拘泥或局限于“军事控制”、“军事镇压”的初衷，而应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去探索分析其历史根源和复杂背景。
我们认为，评价元行省制的历史作用，必须着眼于古代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螺旋式发展过程。从形式上看，行省制及其带来的中央集权模式来自蒙元统治者对帝国疆域军事控制的偶然行为，实际上其背后又隐藏着古代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发展历程的必然抉择。
迄两宋，古代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主要采用地方分权和郡县制中央集权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以一个否定另一个”，螺旋式发展。如果说夏商西周所建立的王（天子）为天下共主与诸侯藩屏四方，是一个松散的封建大一统，那么，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及兼并就是对夏商西周体制的否定。秦统一后，实行极端中央集权，以郡县统制各地，嬴姓皇族无尺寸之封，“一尊京师而威服天下” ，又是对春秋战国诸侯纷争的否定。此前后联系的三形态，恰形成第一个“正一反一合”阶段。
两汉郡国并行，对秦极端中央集权既有继承，又有变通。但魏晋南北朝以豪族大土地占有为基础的方镇都督分权或区域性割据，又是对秦汉郡县制中央集权的否定。隋和唐前期，重建中央集权的州县、府兵、科举等体制，又是对魏晋南北朝地方分权割据的否定。自秦汉始前后联系的三形态及递次否定，又构成第二个“正一反一合”阶段。
唐后期藩镇割据或半割据，是郡县制地方权力结构的某些部分不甚完善造成的。安史之乱后，藩镇节度使军事、财政、行政、监察诸权在握，可以自募军士，可以占有“送使”等赋税，也可以节制“支郡”，自辟官吏。河朔等镇还能自行拥立主帅。藩镇割据或半割据所造成的内轻外重，显然是对隋及唐前期中央集权体制的否定。两宋一反唐后期藩镇割据之道而行之，立足于收权，而且颇为彻底。既“收其精兵”、‘制其钱谷”、削其支郡、“稍夺其权”，又以路转运、提刑、常平、安抚四监司为工具收夺州县诸权和监察地方官吏。元及明清统治者承袭两宋制度，继续实行收夺州县官府事权和尽可能集中各项权力于中央的政策，只是在中央集权过程中运用了行省的特殊工具，创立了以行省为枢纽的中央集权，故应是两宋否定唐后期藩镇割据的继续与发展。于是，自隋朝始前后联系的三形态及递次否定，又形成了第三个“正一反一合”的阶段。
诚然，就中国的历史环境、具体条件而言，中央集权比地方分权的合理性与进步性明显多一些。隋唐以降，中央集权逐渐取代地方分权割据，也表明了这种优胜劣汰的历史选择。但极端的中央集权很大程度上又是以中央对地方政府“无所分画”和“无所寄任” 为基础，是与皇帝专制制度相适应的历史产物，主要是为家天下的王朝大一统服务的。从这种特定性质、目标及消极后果来看，两宋式的极端中央集权并不是古代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最佳模式。最理想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应该是，既能保证中央政府有足够的力量统治好全国，又能保障地方有适度的权力建设好地方。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中央集权为主体，适当添入地方分权的若干内容，应是比较合理和有益的。
关于这个问题，明末顾炎武、王夫之及南宋叶适曾作过有益的探索和论述。顾炎武认为：“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封建之失，其专在下； 郡县之失，其专在上。”顾炎武以进化论的观点看待封建制地方分权与郡县制中央集权的递次兴替变更，还揭示封建制地方分权的缺陷和过失是“其专在下”，多数权益为地方封君占据；郡县制中央集权的缺陷和过失又是“其专在上”，多数权益为朝廷所垄断。这是独具慧眼的。他还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是达到天下大治的良策。即在郡县制中央集权的现有体制内，部分地吸收封建制地方分权的因素。这就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主辅结合的意思。王夫之也说：“封建之天下分而简，简可治之以密；郡县之天下合而繁，繁必御之以简。” 显然也是强调郡县制中央集权应在统治方法上与封建制地方分权取长补短，“简”“密”相辅。南宋叶适亦主张，在郡县制体系内应参酌古制，实行“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县行其一县，赏罚自用，予夺自专”的“伯政” 。此处的“伯政”，乃殷商之类的方伯之政。叶适的意图也是要重新赋予郡县官吏一些类似于诸侯方伯的治事权。顾炎武、王夫之、叶适三位有影响的政论家，对上述问题的见解大同小异，不谋而合，表明两宋式极端中央集权的弊病已相当突出，亟待改进和变通，创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主辅结合的新模式。元行省制就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这类新模式。揭傒斯说：“镇以磐石宗，重以分省寄” ，《元史·明宗纪》也称行省为“方面之寄”。合而论之，即在传统的郡县制基础上另加行省之类的高层督政组织于中央与路府州县之间，把行省当做分寄与集权的枢纽，既有所分寄，又立足于集权。从法理上说，中央政府以命令授权形式将部分权力交与行省行使，一切治权皆属中央政府，行省只是中央的代理而已。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也是两宋否定唐后期藩镇分权的继续，相当于自隋朝始第三个“正一反一合”阶段的“合”。元行省制所体现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主辅结合，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概述
由于行省性质的嬗变和代中央分驭各地使命的稳定性，行省在职能和权力行使方面也表现为主嬗要为中央收权，同时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
关于行省的权力和职能，《元史·百官志七》云：“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柳贯也讲，行省的职司包括“外廷之谋议，庶府之禀承，兵民之号令，财赋之简稽” 。以上两处都涉及了行省的财政、军事、行政等事权，柳贯还谈到行省作为中央派出机构“外廷”的“谋议”职司，与路州等“庶府”及“兵民”的关系。以下从财政、行政、军事、司法等领域逐项考察行省的权力与职能。
对辖区财赋的综领督办和以行省为单位的上供留用，最能体现行省为中央搜刮各地财赋又兼替地方分留部分财权的功能。
租税征收
元代各地的租税征收，主要采取路府总领，“府科于州，州科于县，县科于民” ，逐级科级的方式。但是，在“腹里”以外的行省辖区内，路府州县的赋税征收，又需要受行省的综领和监督。首先，行省有权参与议定路府州县所掌的赋税数额、征收方式，也拥有对路府州县赋税额高低上下、此增彼减的调整权 。对辖区盐、酒、金银、市舶等课税，行省也有节制、掌管、监督等权力。其次，行省还代表中书省接受所属路及直隶州的“上计”，上计稽考完毕，又需要“总其概，咨都省、台宪官阅实之” 。岁终上计之外，路及直隶州有责任随时向行省报告财赋收入情况。发现累年“未申除钱粮，虚作实在，为数巨万”，也申报行省“销破” 。上计和稽考财赋时，行省官员有权适当惩罚路州官吏 。这就是柳贯所言行省“财赋之简稽”职能的基本内容。再次，大约在世祖末成宗初，各行省督办的钱粮赋税已有了数额方面的规定。此类规定，即所谓“合办额”，是以年份为单位计算的。“合办额”直接向朝廷负责，或增余，或足额，成亏欠，由朝廷逐年检核 ，并实行奖励增羡和处分亏空的政策。如“河南行省亏两淮岁办盐十万引、钞五干锭，遣札刺而带等往鞫实，命随其罪之轻重治之。陕西行省增羡盐钞一万二千五百余锭……各赐衣以旌其能” 。通过掌管税额、上计稽考和以行省为单位的定额办集，行省充当了元廷搜刮各地财赋的重要工具。有的学者称江浙等行省相当于向中央转送财赋的“中转站” ，不是没有道理的。
行政统属作用

行省虽然得以在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统属中发挥承上启下和代朝廷统摄节制的作用，但是在行政的另一关键—一命官权或人事权方面，又表现得无甚作为。元代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通常，从七品至从九品的地方官吏由吏部“拟注”，中书省参知政事等审核，每月举行一次。正三品至正七品，由中书省“自除” 。 二品以上官（如行省长贰）则“选自特旨”，由皇帝根据需要选拔，中书省宰相入宫 “取进止”。即使是未入流的吏员，其选格一律由中书省吏部确定，每月由吏部铨注一次 。平宋以后，两广、福建、陕西等地区五品以下官，元廷一度允许“从行省就便铨注”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始，针对湖广、云南、福建、四川等处“要荒州县赴京师动沙万里”的情况，元廷又模仿唐制，每隔三年由中书省委派使者会同行省官及行台监察御史，迁调所在官吏，“课吏殿最而上下其秩” 。由于这项制度，元廷基本解决了行省所辖边远地区官吏铨调迟缓，或大量缺官等弊病，又始终将包括边远地区在内的各级地方官吏的铨调权紧紧地掌握在中央。总之，元代各级地方官吏必须“受命于朝而后仕” 。行省虽可会同朝廷使者铨官及自行委任部分省椽、宣使、路府州县低级吏员，但对绝大多数地方官的任用和控调，是无法问津的。这比起汉代郡守自辟六百石以下属吏和唐节度使辟官之权，实在是难望其项背。行省几无任官和铨调权，表明它未能像汉唐地方大吏那样从中央分割出一部分重要的行政权。在行政方面，行省代中央收权、代中央节制路府州县的作用相当显赫，其替地方分留的人事权、任官权则微乎其微。
元代，镇戍中原和漠北等地的蒙古军和探马赤军，直属于朝廷枢密院。路总管府等管民官只掌民事财政，军事上“无寸尺之柄”。镇戍于淮河以南的汉军诸万户及新附军等，则直接由行省管辖。行省即成为元代地方诸官府中唯一握有较大军权的机构。由于计省所握军权比较大，其军事方面的地方分权倾向似乎不言而喻。然而，元代军队属性比较特殊，由于行省制的两重性及其在提调军马中的若干具体规则或情况，行省在军宁L的功用显得比较复杂。以行省为代表的军事方面的“地方分权”，并不十分典型，通常表现出为中央集权服务和地方分权的双重效应。因而，需要认真辨析。
行省的属性
先来看元代军队尤其是行省所属的汉军及新附军的属性。元代军队只有职能分工，似无中央军队与地方军队的明确区别。《元史·兵志》和《经世大典·序录·军制》把元代军队分为宿卫军和镇戍军两大类，显然是依据职能而作的划分。如果单从《元史·兵志·宿卫》中“元制，宿卫诸军在内，而镇戍诸军在外，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等文字记载
看，由怯薛、侍卫亲军组成的宿卫军，似可视为“在内”的中央军队；而在各地执行镇戍任务的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及新附军，似可视为“在外”的地方军队。实际上，这是只注重两类军队的驻屯地点及职能，而未考虑其统属关系的较肤浅看法。区别中央军队或地方军队的属性，主要应看其统属关系，而不应只看其驻屯地点及职能。因此，依照元代军队中怯薛直属皇帝，侍卫亲军和分成各地的蒙古军、探马赤军隶属于枢密院，汉军及新附军隶属于各行省等情况，宿卫军和镇戍军中的蒙古军、探马赤军当属于中央军队。镇戍军中的汉军及新附军，因行省具有的朝廷派出机构和地方最高官府的两重性以及管辖方面的某些规则，也很难说是完全意义上的地方军队。
行省与朝廷的关系
再来看行省掌管军事时与朝廷的关系。元廷将汉军及新附军的统属权委付于行省后，并没有让行省独立行使其军权，而是通过授受牌符，禁止擅调军队，限制惩办军将之权，直接布置调换戍兵和整点军队等环节，加强了对行省的控制。元制，除云南行省外，各省提调军马的只限于两名长官，其余佐贰等官不得参与。各行省“提调军马官员”的具体人选始终由朝廷确定 。朝廷对各行省提调军马官员的金虎符给赐，十分慎重。当行省丞相一度废罢，平章政事二员并为行省长官时，朝廷又特地给行省平章政事颁赐金虎符，确认其“提调军马”的资格和权力 。说明行省长官提调军马的权力来自朝廷，其给与、转移取决于朝廷，并以朝廷颁赐的金虎符作为凭借和象征。同时，元廷对此类调军权也有较严格的规定。早在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五月，即行省兼领军事定制后一年余，元廷下令：“诸行省非奉旨毋擅调军” 。调动行省所属军队的批准权，集中于皇帝一人。行省只能遵照朝廷的号令行事。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行省调动军队是奉朝廷的敕、命行事的 。此项规定过分刻板，各行省距京师数千里之遥，奏报后待命而行，多半会贻误军机。或许是考虑到此种偏向，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十二月，朝廷又改而允许行省在紧急情况下便宜发兵 。行省官经常亲自统率军队征战。但率军征战的，不仅必须是佩有朝廷所赐金虎符的平章等官，而且每次是否由“行省宰臣亲率诸道兵往讨之”，也须依朝廷命令而定 。行省官对所属军队将领的惩办治罪，也是其提调军马权力的一个方面。迄仁宗朝，元廷对行省处理军将的限制颇严，“军官犯罪，行省咨枢密院议拟，毋擅决遣” 。元朝后期，上述规则逐渐放宽，行省始被允许便宜处理副下千户（受敕官〕等下级军官的一般犯罪和战时贻误军情者 。朝廷还根据政治、军事形势的需要，负责变更各行省辖区镇戍军队的分合聚散等。对辖区镇成军队的分布，行省也可以提出增减调整等意见，禀报枢密院，转奏朝廷。但批准与否，权在朝廷 。各行省所属镇成军队的换防调动，对行省所掌军事权力，对行省长官与镇戍军队的统属关系等，部会产生微妙影响。朝廷实施此类换防和调动时，行省官往往不很情愿。如平宋后阿里海牙官至湖广行省左丞相，恃宠倨傲，旧属部将盘根错节。世祖以诏旨命所属二万户与江淮行省四万户换防。阿里海牙迟迟不肯遵旨发兵，最后畏于抗旨“不敬”的罪名被迫执行 。由是观之，定期不定期地调换各地戍兵，似乎又是朝廷防止行省掌兵官员与所属戍军间统属关系的固定化、私人化的一项有效举措。有元一代，“整点”阅实各地军队数目，也是皇帝和枢密院始终掌握的重要事权。“整点”’一般在皇帝即位及征伐之前举行。无论何种“整点”，“非得旨，皆不敢行” 。
总之，在行省受朝廷委付提调军马的体制下，行省长期坐镇藩服，统辖戍军，成为地方诸官府中少数握有较大军权的机构之一。从形式上看，在中央与地方军事权力分配中，行省似乎应该是地方军事势力的代表，行省掌握较多军事权，也应是意味着军事方面的地方分权了。然而，由于行省所具有的朝廷派出机构的性质，由于行省掌军时与朝廷的上述特殊关系，在实际效果上行省并未能构成名副其实的地方军事机关和独立的地方军事势力。行省所掌军事，既体现军事权力分配给地方的部分，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朝廷控制地方军事。其为元廷中央集权服务和倾向于地方分权的双重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从总体上看，行省受委付提调军马，并没有对中央集权带来多少危害，反而主要发挥了某些有利于中央集权的作用。
行省的司法作用
与自身双重性质及代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相适应，行省在地方司法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首先，行省有义务过问和审理朝廷交办的某些狱案。其次，负责辖区内官民疑难狱案的审谳及部分刑狱的断遣。此外，还鞫问行省属官犯罪案件 。
行省在审理以上狱案时，需要较严格地执行朝廷的相应规则典制。世祖至元五年（1268年）的一段公文说：“四川行中书省移准中书省咨，‘来咨：但有罪名，除钦依圣旨体例洎中书省明文检拟外，有该载不尽罪名，不知凭何例定断[夺」，请定度事。’本省相度，遇有刑名公事，先送检法拟定，再行参详有无情法相应，更为酌古准今，拟定明白罪名。除重刑结案咨来外，轻囚就便量请[情」断遣，请依上施行” 。公文前半是行省就“该载不尽罪名”，“凭何例定夺”事，请示中书省的咨文；后半“本省相度”而下，是中书省的批复。应该说，此批复对元行省处理刑狱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它规定：行省处理“刑名公事”，检核法令格例拟定罪名时，较轻的罪犯可以自行断遣，“重刑”则要结案咨请朝廷审查批准。关于“重刑”咨请，《元史·刑法志三》“大恶”条进一步明确说：“诸谋反事觉……行省不得擅行诛杀，结案待报。”这也是朝廷屡屡以敕令等形式告谕有关行省的 。各行省除少数诛杀盗贼的特殊情况外 ，大体也遵此而行。如大德初江浙行省平章博罗欢欲治杭州十家豪民死罪，中书省刑部改断杖罪，遂依中书省所断实施 。行省禀报请示朝廷的，还包括部分疑难或与通例不合的案件。如仁宗年间，江浙行省拟断镇抚刘世英抑良为驱，割去其囊肾之案，因“未见所守通例”，移咨中书省请示 。
在地方司法系统中，行省属于县录事司、散府散州、路（直隶府、州）及廉访司以上的第五级兼治刑狱的官署。其级别高，权力较大，上可奉朝廷旨意处理某些狱案，下可对辖区疑难等狱案及行省属官词讼履行推鞫、审核等职能。然而，在司法权限方面，行省又须“遵成宪以治所属，决大狱质疑事，皆中书报可而后行” 。就是说，即便是中央派出的地方最高官署行省，也没有专地方刑狱的权力。行省上述司法权，大体是代朝廷而行的。其司法职能承上启下的性质比较显著。在某种意义上，行省又是元代地方多级司法、朝廷执柄体制中联系地方与朝廷两部分的关键环节，同时也充当了该体制运作的重要工具。
总结
从以上对财政、行政、军事、司法诸领域的具体考察中，不难看到，在财政方面行省为中央收权和替地方分留权力的功能，基本分离，最为典型。在行政、军事、司法方面，行省服务于中央集权和代表地方官府的双重职能，错综地混合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而且主要表现为代朝廷行事和为中央集权服务，其兼替地方官府分割权力的功用相对比较淡薄。行省在上述四领域的功用及差异，反映了元行省制下中央与地方诸项权力的分配模式基本上属于中央集权型的，除了适应军事镇压和军费开支等需要不得不将部分财权、军权委付给行省等官府外，其它主要权力统统收归中央。
元末孙作在谈到行省及掾史时说：“昔之号令出于州司，今之庶务决于政府。掾非其人，则百司无以仰承” 。孙氏之语，有助于我们理解、认识行省在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中的作用。耐人寻味的是，孙作笔下的“政府”虽实指行省，却不明言行省。其中似有两层寓意：一是行省代表朝廷行事，二是行省是中央政府的分支或组成部分，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地方官府。鉴于此，孙氏称“政府”而不径言行省，还是比较妥当的。可以窥见：借行省之设置，元廷是将昔日“州司”的发号施令和庶务决策等主要权力，统统收归中央了。

『叁』 忽必烈的贡献

忽必烈在位期间，实施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施政策略
一、加强了中央集权
忽必烈大力削弱诸王勋贵及汉人世侯的权力，建立了军事、赋税制度。在削夺宗藩领地的行政权、军权及司法权的同时，又从税收、领民关系、食邑官任命等方面，削夺诸王在食邑的实力基础。
二、平定了李憻及乃颜、海都叛乱
李嬗是红禊军叛逆李全的养子。公元1226年李全降蒙，以每年贡献金币换取山东淮南行省长官之职，后在攻宋战役中败死。李嬗承袭益都行省长官，专制山东达30余年。公元1260年，李嬗被封为江淮大都督，准备兵变。公元1262年，他断然发动军事叛乱，占领益都，后被忽必烈击败，忽必烈借机迫使汉人世侯交出实权和军权。
公元1287年4月宗王乃颜(成吉思汗弟斡赤斤之后裔)反于东北，西北海都许以10万人相助。6月乃颜败于大兴安岭东，被俘处死；海都败则远遁，不备复来。
三、注重农桑，兴修水利
忽必烈确定“以农桑为急务”，采取了一系列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设立各级专管农业生产的机构。中央专设都水监，各处设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还限制牧场侵占农田，禁止牲畜损坏庄稼。又大力推行屯田政策，利用镇戍军士开荒屯田和募民实边屯田。屯田政策的实施，
使荒芜的土地得到了开垦，减轻了人民负担，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
忽必烈在边疆地区设置岭北、云南、辽阳等行省和土蕃宣慰司、澎湖巡检司等机构，加强对蒙古、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以及西藏(当时称为“乌斯藏”)、台湾地区的管理，加强了中央集权，密切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元朝的大统一，对我国边疆地区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忽必烈的屯垦和徙民的措施，客观上促进了边疆地区落后经济的迅速提高。早在成吉思汗时期，把大批工匠和俘虏从中亚各地迁到长城以北地区，又强迫长城内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迁往长城以外。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为了对付同西北诸王的斗争，曾利用从内地签发的汉军，并招募各族人民，在和林、上都等城市周围和阿尔泰山、杭爱山、克鲁伦河等地屯田积谷。东北地区、西南地区、河西走廊的屯田以及吐蕃(西藏)的进一步处于大统一的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这一切都加强了中原地区和边疆各兄弟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提高，有利于各族人民之间进一步的了解和融合。历史的发展，不是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所能改变的。但在忽必烈的武力镇压控制下，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人民起义持续不断。
五、改元建号，立都汉地
忽必烈于公元1260年继汗位，宣布建元“中统”，采用中国传统王朝年号纪年。至公元1264年又改年号为“至元”。公元1271年(至元八年)宣布改“大蒙古”为“大元”。这是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表示国家广袤无疆。忽必烈为了配合汉法的实施，放弃了大蒙古的都城漠北和林，在漠南和中原设两个都城。公元1263年(中统四年)升开平府为上都，建宗庙宫室。到公元1271年(至元
八年)将燕京改名为大都(今北京市)，其地位超过了上都，被定为元朝的都城。 -
六、建立国家机构和严密的法律体系
成吉思汗实行的是军政合一的体制，比较简单。忽必烈命刘秉忠、许衡确定国家机构和职官制度。在中央设立中书省，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立枢密院，主管军务；设立御史台，职掌百官纠察。另设大宗正宗，仍置达鲁花赤(断事官，只管蒙古公事)。地方上，是行书省(简称行省)，公元1290年全国除中书省直辖山东、山西、河北外，全国分置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10个行省，西藏属宣政院。这是我国历史上以“省”作为地方行政区的开始。行省以下行政区为路、府、州、县四级，边远地区有“军”的建制。
公元1292年，颁行了“至元新格”法律。到公元1323年最终制定元律“大元通制”。
七、承认和提倡以儒学为主的汉族传统文化
忽必烈兴办学校，公元1288年统计，全国各地所建学校24400余所。公元1267年(至元四年)忽必烈在上都重建孔子庙，推崇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忽必烈虽讲求功利，主张改革，但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当他逐渐领会儒家宣扬三纲五常的“妙用”后，便搞起尊孔崇儒活动。他统治的后期，全国到处建“宣圣庙”，设学官，开学堂，规定用程、朱的一套讲儒学。当时还大量录用汉族儒生学者，保存颁刻典籍。
八、制定蒙古新字
忽必烈为了提高蒙古族的文化水平，命吐藩僧人八思巴制定了蒙古新字，颁行天下。还设立诸路蒙古学教授，召集学者用蒙文新字翻译《资治通鉴》等一批汉文经籍。
九、重视科技的发展
公元1276年(至元十三年)，忽必烈立局改修新历，命许衡、王恂和郭守敬主持。郭守敬是元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他继承前人的丰富遗产，吸收阿拉伯人的天文知识，在全国各地设立27个测所， “东极高丽，西至滇池，南腧朱崖，北尽铁勒”(《元史·天文志》)，·其最北的北海测景所，据推算设在北纬6405'处，已近北极圈了。公元1281年(至元十八年)冬，《授时分》颁行。它以365．2425天为一年，与现在国际上通行的格利哥里历的年周期相同，而格利哥里历到1582年才开始使用，比《授时历》晚300年。

『肆』 明朝三司指哪三司

明朝三司指：都司（都指挥司）、布政司（承宣布政使司）、按察司（提刑按察使司）

1、都司

都指挥使司是官署名，简称都司，属于行省三司之一，明代地方最高军事领导机构，是明太祖朱元璋为强化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地方设置的军事机构，类似我国现代的军区。

2、布政司

承宣布政使司为明清两朝的地方行政机关，前身为元朝的行中书省。意涵取自“朝廷有德泽、禁令、承流宣播，以下于有司”。明朝时承宣布政使的辖区是国家一级行政区，简称“布政使司”、“布政司”、“藩司”，不称“行省”。在正式的文件中，避免使用元朝的“行省”一词，所以在地名下加“等处”。

布政使司设左、右承宣布政使各一人，即一级行政区最高行政长官。而一省之刑名、军事则分别由提刑按察使司与都指挥使司管辖。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合称为“三司”，皆为省级行政区最高机关；三司首长同秩同阶从二品。

3、按察司

按察司为中国明朝及清朝初年中央政府机构之一，隶属于都察院。入关后承继明制，设为省级地方政府机关，职掌振扬风纪、澄清吏治、点录及复审各省囚犯、勘验供辞与诉状等司法行政。香港英治时期法官也译为按察司。首席按察司相当于现在的首席法官。见香港司法机构、香港首席按察司。

(4)甘肃司法志扩展阅读

三司，在唐代之前，同三公，是中国古代朝廷中最尊显的三个官职的合称。周代已有此词，西汉经今文学家据《尚书大传》、《礼记》等书以为三公指司马、司徒、司空(三司)。

古文经学家则据《周礼》以为太傅、太师、太保为三公。秦不设三公。西汉初承秦制，辅佐皇帝治国者主要是丞相和御史大夫。另有最高军事长官太尉，但不常置。从武帝时起，因受经学影响，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也被称为三公。

宋代以后，往往亦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但其虚衔性质不变，并惭次演化成加官、赠官。明、清同。 唐代以御史大夫、中书、门下为“三司”。五代时，称盐铁、户部、度支为“三司”。金以户部之劝农、盐铁、度支为“三司”。

『伍』 甘肃兰州各种媒体曝光投诉电话

我去中西医结合医院看病，做检查花了400多做神经修复说是一千多收了2700。最后开的要网上买的30几块钱还有氨磺必利就200多一共要了1200多怎么投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