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刑法

『壹』 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

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刑法第17条，2005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刑事责任年龄可作三分法：完全无责任年龄（不满14周岁）、相对责任年龄（14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完全责任年龄（16周岁以上）
1、我国刑法将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按照三分法进行了区分。不满14周岁的人是无责任能力人。周岁的计算原则，应当以实足年龄为准，自过生日的第二天起才为已满14周岁或16周岁。
1、对于已满14、不满16周岁的人，对于故意杀人、故意重伤害、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承担刑事责任。
3、已满14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刑法第17条第二款规定以外的行为，即上面所讲的八种行为以外的行为，同时触犯了刑法第17条第二款行为的，应该依照刑法第17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定罪处罚。
4、已满14不16周岁的人对于满足转化犯条件而成立的故意杀人罪，故意重伤害也承担刑事责任。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包含在“抢劫”之中。
5、但是转化型抢劫罪中有一个例外，即已满14不满16周岁的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故意致使他人重伤或死亡或故意杀人的，定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不再转化成抢劫罪。
6、已满14不满16周岁（18周岁）的时候犯罪，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并且不适用死刑。

『贰』 刑法中身份犯的特征有哪些

一般而言，犯罪之成立，与犯人之身份无关，但在若干情形，法律将“身份”或“其它特定关系”规定为构成要件或为刑罚加减或免除之原因者，此种犯罪称为“身份犯”。反之，刑法上多数犯罪，原则上于行为人之资格并未设限，即为“非身份犯”，又称“普通犯”。特征如下：

1、身份犯是一类犯罪，不是指犯罪人或一般违法行为

这是身份犯的形式特征。对于犯罪，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其中，以犯罪主体的情况为标准，可以将犯罪分为身份犯与非身份犯。这是从犯罪主体的角度出发，说明有一部分犯罪，按照法律规定，其行为主体除具备一般主体的条件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和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身份条件，始为身份犯，否则属于常人犯。身份犯的这一特征首先将它同一般违法行为区别开来。一般违法行为同犯罪行为有着根本的区别，更谈不上是身份犯了，因而，即使是有身份的人实施的一般违法行为，也不能称作身份犯。其次，身份犯也不同于犯罪人。身份犯是一类犯罪，而犯罪人一般是指其行为触犯了法律应受刑罚处罚的人。比如累犯、惯犯、主犯或自首犯等。身份犯与犯罪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身份犯必须由一定的犯罪人实施，故犯罪人是构成身份犯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但身份犯之犯罪人并非是一般的自然人，其主体必须具有特定的身份。二者具有交叉重合关系。

2、身份犯是以行为人的特定身份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或量刑情节的犯罪

这是身份犯的本质特征，也是身份犯与普通犯罪相区别的标志。它包括如下两层含义：其一，身份犯是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实施的犯罪。换言之，身份犯中之“特定身份”只能是行为人所具有的，而非受害者所具有的。据此，在有些犯罪中，尽管其犯罪对象也具有一定的身份，如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对象必须是“妇女、儿童”，打击报复证人罪的对象只能是“证人”，但这些身份并非行为人所具有，因而它们都不属于身份犯。其二，身份犯是以特定身份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或量刑情节的犯罪。

所谓身份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是指没有这种身份，便不构成犯罪，至少不成立身份犯。如贪污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或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不具备此身份的人自无单独成立此罪的可能，但可以成立普通犯罪，如盗窃罪、诈骗罪等。所谓身份作为量刑情节，是指不以特定身份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但有此身份却影响到刑罚的轻重。

例如，我国《刑法》第243条诬告陷害罪的主体，不要求以特定身份为要件，任何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实施该罪，但是如果主体具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的，依照该条第2款的规定应从重处罚。换言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虽不是诬告陷害罪的构成要件，但这种特殊身份却是诬告陷害罪从重处罚的根据，因而由他们实施的诬告陷害罪就属于身份犯。

由上可见，身份犯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行为人的特定身份能够影响定罪或量刑，如果某一身份对定罪量刑没有任何影响，即使刑法对其做出规定，也不属于身份犯。如我国现行《刑法》第438条第2款规定：“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的，依照本法第127条的规定处罚。”即对于军人实施上述行为的，不依盗窃、抢夺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罪论处，而构成第127条之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但是该款并来规定对军人应从重或从轻处罚，即军人这一特定身份并未影响定罪或量刑，因而该款不属于身份犯。

理论上需要探讨的是身份犯是否包括单位犯罪在内，即此处的“人”是否也包括法人在内?我们对此持否定态度。首先，身份就其本意来讲，是指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包括人的出身、资格或人身状况等。这种个人要素当然只能属于自然人所有，单位不可能具有这种身份。因而我国刑法理论界均将身份犯限于自然人犯罪。其次，犯罪主体的特殊身分必须对定罪量刑有影响，而从各国刑法的规定来看，对单位犯罪采用的处罚方法主要有代罚制、法人责任或双罚制，在具体对单位处罚时只笼统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而没有刑罚加减之规定。也就是说，单位犯罪不符合身份犯的特征，因而不能归入身份犯的范畴。

3、身份犯是由刑法规定的，不是由判例和刑法理论所认可的

这是身份犯的法律特征。也就是说，哪些犯罪必须由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实施，哪些犯罪因行为人具有特定的身份而使刑罚加重、减轻或者免除，完全取决于刑法的规定，否则不能称其为身份犯。例如，在我国《刑法》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前，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即使超过其合法收入且差额巨大，而本人又不能说明其真实来源的，也不属身份犯。在刑法规定以后，该行为就属于身份犯。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要求和体现。

至于如何理解身份犯的“法定性”这一特征，我们认为，除刑法条文明确规定外，还应包括刑法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中有关身份之规定。这是因为，在我国，法律解释对定罪量刑往往具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刑法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就其效力而言，属于法定解释，是对刑法条文含义的进一步明确，以指导司法适用，因而它们同被解释的刑法条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其中涉及到的有关主体特定身份对定罪量刑有影响的规定当然应视为身份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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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身份犯之法定性分为两种情况：对于以主体特定身份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只能由刑法明文规定；对于以主体特定身份作为量刑情节的犯罪既可以由刑法明文规定，也可以由刑法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加以明确。至于学理解释以及从司法实践中概括出的一些酌定量刑情节，例如犯罪分子因具有领导干部身份或者具有执法人员身份而应从重处罚的，则不能视为身份犯的范畴，否则会使身份犯的范围无限扩大，以致于失去对身份犯研究的意义。

『叁』 古代人有哪些刑法

有好多的，，都很残酷，有剥皮，腰斩，车裂，俱五刑就是把砍头，刖，割手，挖眼，割耳和一，即「大卸八块」，通常是把人杀死以后，才把人的头、手脚剁下来，再把躯干剁成三块。还有凌迟。。。都好残酷的

『肆』 刑法人,苦于众生之众,哀于众生之哀谁能理解

你参考下：刑法人，指的应当是掌管公安派出所，专门抓人拿人处罚人，维持治安的；
苦于众生之众，长期造业都是干处罚伤害人这种事，业果报应。公正光明的还好，稍不慎处罚伤害错了，就要背锅；所以比一般大众更苦。
哀于众生之哀，悲哀叹息啊，没事找事犯个法干啥？被抓被打还被罚。其实人家也不忍罚你，违法乱纪不得不罚。知哀改过吧

『伍』 古代真的有蒸人的刑法吗

蒸刑

用一个大瓮，四周堆满烧红的炭火，再把犯人放进去。再顽固不化的人，也受不了这个滋味。

满清十大酷刑之蒸煮
请君入瓮，典故是：唐朝武则天的两名大臣周兴和来俊臣，是当时有名的酷吏，成千上万的人冤死在他们手下。有一次，周兴被人密告伙同丘神绩谋反。武则天便派来俊臣去审理这宗案件，并且定下期限审出结果。来俊臣和周兴平时关系不错，感到很棘手。他苦思冥想，生出一计。
一天，来俊臣故意请来周兴，两人饮酒聊天。来俊臣装出满脸愁容，对周兴说：“唉！最近审问犯人老是没有结果，请教老兄，不知可有什么新绝招？”周兴一向对刑具很有研究，便很得意地说：“我最近才发明一种新方法，不怕犯人不招。用一个大瓮，四周堆满烧红的炭火，再把犯人放进去。再顽固不化的人，也受不了这个滋味。”
来俊臣听了，便吩咐手下人抬来一个大瓮，照着刚才周兴所说的方法，用炭火把大瓮烧得通红。来俊臣突然站起来，把脸一沉，对周兴说：“有人告你谋反，太后命我来审问你，如果你不老老实实供认的话，那我只好请你进这个大瓮了！”
周兴听了惊恐失色，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只好俯首认罪。
揭露了酷吏的残忍 ，也教会人们一种以牙还牙的斗法；同时告诫人们不要作法自毙。

『陆』 刑法之虐待罪怎么量刑

刑法中规定的虐待罪量刑标准：一般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应当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虐待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行为。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条
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

『柒』 刑法的四大基本原则

我国1997年及2012年修订的刑法典规定了四个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

1、罪行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该条规定体现了罪行法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行法定原则决定了刑法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并派出了习惯法的做法；禁止类推和不定期的刑，需要按照现行法律规定适用刑罚。

2、罪行相适应原则

我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该条规定体现了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其含义是指犯罪的轻重与所受的刑罚相称，轻罪轻判，重罪重判。

3、适用刑法平等原则

我国《刑法》第四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该条规定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其含义是指任何人没有地位、职务、出身等因素的区别，在法律适用上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能享有特权。

4、罪刑相适应原则

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含义是，刑罚的轻重应与犯罪的轻重相适应。我国《刑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了这一原则。罪刑相适应，是适应人民朴素的公平意识的一种法律思想，是罪与刑的基本关系决定的，是预防犯罪的需要。

(7)人之刑法扩展阅读：

罪刑法定原则从字面意义上看，“正当法律程序”，似乎仅仅涉及程序方面的问题，即在刑事案件中遵守某些程序或者禁止适用其他的一些程序。

实际上它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即从实质上限制政府的权力。在刑事诉讼中，正当程序这种实质性限制，不仅要求在实体刑法中的犯罪行为，从内容到形式上加以明确规定，而且要求立法机关在宣布某种行为是犯罪时，要具有适当的和明确的限制。

如果某种行为尚未达到犯罪的严重程度，立法机关就不能通过法律程序将其认定为犯罪，使之犯罪化。甚至在存在某种危害的情况下，有的法院也常常以特定的理由。

即缺乏刑事犯罪的传统构成要件为由，而宣布某项刑事法律违宪，以此体现正当法律程序对刑事立法的实质性限制。

『捌』 刑法属人原则问题

刑法中的属人原则以人的国籍为标准，凡是本国人犯罪，不论是在本国领域内还是在本国领域外，都适用本国刑法。

《刑法》第7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第7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根据上述规定，我国公民在我国领域外犯罪的，无论按照当地法律是否认为是犯罪，亦无论罪行是轻是重，以及是何种罪行，也不论其所犯罪行侵犯的是何国或何国公民的利益，原则上都适用我国刑法。只是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该中国公民所犯之罪的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才可以不予追究。所谓“可以不予追究”，不是绝对不追究，而是保留追究的可能性。此外，如果是我国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军人在域外犯罪，则不论其所犯之罪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法定最高刑是否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国司法机关都要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主要是考虑到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域外犯罪管辖应从严要求。
刑法第10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玖』 古代有那些残忍的刑法

中国古代的刑法可谓千奇百怪，手段极其残忍。从名目上来讲就有笞杖、鞭扑、枷项、宫刑、专刖刑属、割鼻、斩首、腰斩、梳洗、剥皮、烹煮、绞杀、凌迟、车裂等多种名目。在这些刑法之中，如笞杖、鞭扑等一般情况下只会使人受些皮肉之苦，一般不会要人性命。有些刑法会使人致残。有些刑法可以使人痛痛快快地死去；而有些刑法则会先把人折磨的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才让其死去。在以上的这些中国古代刑法中，以宫刑、刖刑、斩首、腰斩、绞杀、梳洗、烹煮、剥皮、凌迟、车裂等酷刑有中国古代的十大酷刑之称。而其中又以凌迟、车裂等刑法最为残酷。
古代的法律体系具有“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特点，所以历朝历代一般都有一部统一的法典，里面以刑事规定为主，兼具其他类型的法律规定。

诸如《法经》、《九章律》、《开皇律》、《太史律》、《宋刑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