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司法的保障机制
①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哪些举措
必须更加重来视尊重和保自障人权，去了各个部门的职责，加大监管力度和曝光度，需要各个部门以及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和参与，。
1、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2、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3、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权利，防止无罪的人受到刑事法律追究，防止有罪的人受到不公正的处罚
4、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发挥律师在依法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②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健全错案什么机制
尊重和保障人权，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宗旨，体现了社会主义司法为民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在司法活动中保护人权，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随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民主进程不断推进，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越来越高，权益保障的愿望越来越迫切，进一步在司法领域全方位落实人权保障，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决定》鲜明地提出了“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要求，并作为一条进行专门论述。
必须更加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庄严写入我国宪法，成为一项重大的宪法原则。人权司法保障是人权宪法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从维护宪法权威、推进依法治国的高度，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继续加强人权立法工作，不断充实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法律体系，规范司法行为，更好地为尊重和保障人权提供司法保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出积极贡献。
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依法保护公共财产和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充分考虑涉案财物的判决与处理当事人及有关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明确可及时返还被害人的财产范围，加强对涉案财物处置的法庭调查，重视案外人提出的权属异议，完善涉案财物的处理程序，切实保障被害人和财产所有人的合法权益。
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权利，防止无罪的人受到刑事法律追究，防止有罪的人受到不公正的处罚。采取有力措施，完善工作机制，推进司法公开，规范刑事和行政强制措施，健全证据、辩护、侦查措施、强制措施、审判程序等具体制度，进一步有效约束、规范国家的刑事司法权力运行，预防、减少侵犯人权的行为。健全防止冤假错案的制度保障，加强对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取证行为的制度设计，明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强化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强化责任制，严格落实错案追究制，提高司法工作人员责任意识和业务素质。强化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制约，进一步完善诉讼当事人、参与人的权利义务告知制度，加强社会监督。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进一步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进一步规范强制措施的适用，完善强制措施的解除和变更程序。通过法定程序，对劳动教养制度予以废止。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的监督，适当减少监禁刑的适用，明确适用非监禁刑案件的范围。健全社区矫正制度，丰富社区矫正、教育矫正和帮困扶助措施。
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努力使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弱势群体当事人都能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维护社会正义。强化司法救助的政府责任，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完善刑事被害人权益保障体系。明确法律援助的范围、标准、实施程序以及法律援助各方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做好法律解答咨询，办好法律援助案件。
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发挥律师在依法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重视发挥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维护人权的作用，保障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辩护权和辩论权。积极推进律师制度改革，完善律师结构，加强行业自律。
③ 如何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应该从规范司法程序、健全追究机制、逐步减少罪名、废止教养制度、健全矫正制度、健全司法救助、完善法律援助、完善律师制度这八个方面来进行。
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确保涉案财物处理的法治化、规范化、公开化。
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健全防止和纠正错案机制，要严格遵守证据裁判原则，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准确把握刑事案件证明标准。
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控制死刑的适用，完善死刑复核程序，准确把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司法理念，严格落实我国对罪犯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方针。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是强化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社会的重要体现，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
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完善社区矫正配套制度，扩大社区矫正工作覆盖面，促进相关部门配合衔接；加强社区矫正保障能力建设，完善机构设置、强化队伍建设，提升社区矫正的教育帮扶水平。
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要推动国家立法，确定司法救助的对象，突出救助重点，使资金用于最需要救助的人员；完善司法救助措施，健全救助方式，合理确定救助金额；健全司法救助程序强化司法救助保障工作，在政府主导下，确保司法救助资金有保障、使用有规范、救助有实效。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要继续创新法律援助模式，保障弱势群体平等地受到法律保护。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及时调整法律援助范围，加大法律援助办案经费保障，推动建立法律援助专项资金。完善法律援助与相关部门工作衔接机制，健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司各部门工作衔接配合机制。
完善律师制度。要加强对律师的管理与服务，规范律师活动，为律师行使执业权利提供司法保障，创造良好环境。
④ 为什么要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
通过立法加强司法职业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对非法干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行为责任追究制度、完善惩戒妨碍司法机关执行公务、拒不执行司法机关依法作出的公正裁决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等内容。
⑤ 社会公平正义的司法机制
1 、构建公正司法长效机制是落实公平正义理念的必然要求
公平正义理念体现在审判工作中就是要做到司法公正，而司法公正最初的外在表现形式首先就体现在司法程序的公正，这是当事人和公众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是能够通过诉讼活动直接体验和感受到的。其次才是实体处理的公正，包括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实体法律得当，裁判结果合法合理。同时，司法公正还有效率的公正和司法平等上的公正，因为“迟来的正义就是非正义”，司法活动中能够对各类诉讼主体提供平等的司法保护和法律服务，以最小的诉讼成本，求得最大限度的公平与正义，也是司法公正的基本内涵。由此可见，落实公平正义理念，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涉及面广、影响面大的系统工程，必须有科学、规范的制度作保证。
2、构建公正司法长效机制是满足人民群众强烈司法愿望的需要
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变，社会利益也在不断调整，人们的观念在不断演变，整个社会正处在一个矛盾纠纷的凸显期和多发期，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期望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更为迫切。但因受多种因素影响，司法公正在有的地方被打了“折扣”，司法公信力不高，还不尽人意,与人民群众的高期望形成了较大反差。如漠视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强烈愿望，不能通过切实有效的司法活动，协调、平衡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使失衡的权利义务及时得到公平合理的矫正，不仅司法权威难以树立，而且还损害党的威信，损害国家法律的权威，甚至会使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失去信心。
3、构建公正司法长效机制是实现人民法院自身价值的需要
人民法院司法职能的性质决定了通过司法活动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其崇高目的和根本行为准则，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否在司法活动中得到有效维护，失衡的权利能否得到及时救济，也是人民群众评价法院工作的基本标准。司法作为社会矛盾纠纷的裁决者，起着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的作用，也决定了人民法院必须以公正司法为己任，担当起捍卫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守护神”职责，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法律的正义价值，继而实现人民法院的自身价值。
4、构建公正司法长效机制是人民法院的一项根本性制度建设
公正司法是人民法院的根本职责所在，而要实现公正司法目标，科学、规范的制度必不可少，因为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事实也证明人民法院正是通过加强一系列制度建设，确保了绝大多数法官能够公正司法。但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十分强劲，法官面临的外界诱惑和不当干预机会增加，而确保法官始终如一公正司法的机制还不够完善，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也需进一步加强。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探索，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各项制度，确保司法的公正廉洁。 1、坚持针对性原则。建立长效机制既要有时代性和超前预见性，又要从实际出发，不好高骛远。要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密切联系本单位实际，把易发生问题的岗位和环节作为重点，针对不同工作岗位特点，制定相应制度加以规范，健全约束机制，明确具体内容、标准和要求，增强制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坚持可行性原则。要从审判执行工作的实践出发，立足法院工作实际，就审判执行、行政管理、队伍建设的各个环节制定具体操作规范，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式，把每一项工作内容和标准具体分解、量化，让工作人员能够有效遵循，可以依章办理。
3、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原则。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但创新不等于全盘否定，更不是在工作中追求猎奇，出新花样，而是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凡是对公正司法有利，已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规定和做法，就要继续坚持、完善。对跟不上新形势、不适应新要求的做法，要与时俱进，大胆改革创新，从而建立起更能促进公正司法的机制。
4、坚持司法为民、便民、利民原则。公正司法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实现司法为民要求，更好地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因此，确保司法公正的制度和机制建设也必须立足于为民、便民、利民，制定措施要切合当地实际，要充分考虑群众的接受能力，简便易行。决不能顾此失彼，加大诉讼、执行成本，好心办坏事，造成新的诉讼难、执行难。 构建完善的公正司法长效机制是一项涉及法院工作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全面考虑，结合基层法院工作的实际，要着重加强以下六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1、完善审判执行及辅助工作规程，以规范的司法行为促公正。一是建立完善的审判执行操作规程。根据立案、刑事、民事、商事、行政、审判监督、执行工作以及审判服务工作的不同特点，制定细致、具体的操作规程，对审判执行以及辅助工作的每一个环节进行科学规范，并对外公开，接受当事人和社会监督，实现审判执行及其它辅助工作的公开性、有序性，减少随意性。二是以法院审判管理系统为依托，完善以立案庭为中心的审判流程管理和以执行局为中心的执行工作流程管理机制，对案件立案、送达、保全、审理、执行到评查归档的每一个实施环节进行有效监控，设定运转时限，减少非诉讼时间浪费，保证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
2、完善审判执行工作管理机制，以科学管理促公正。一是建立以审判委员会为中心的审判执行工作指导体系，明确界定审判组织之间以及分管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长、审判员之间的关系，职责权限和工作程序。明确界定执行权实施权与执行裁判权、执行裁判权与审判权之间的关系及权限划分，明确分管院长、执行局长、副局长、庭长、副庭长、执行长、执行员之间的关系及职责权限和工作程序。二是建立以审判监督庭为中心的审判质量监督体系和以审判委员会办公室为中心的审判质量评估体系，将案件质量纳入日常工作管理，使质量第一观念深入人心，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3、完善目标责任考核机制，以科学、明确的责任目标促公正。一是按照司法公正的目标要求，把司法公正的责任层层分解落实到人，使每个岗位有职有责，人人身上有担子。同时，把岗位职责、具体考核指标及工作任务，通过制度确定下来，考核对岗对事不对人，充分发挥目标引导作用。二是明确考核责任主体，及时兑现奖惩。落实考核主体，发挥政治处、审判监督庭、监察室的作用，实行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每月一考核，每月一通报，考核结果与被考核对象见面，并及时兑现奖惩，以发挥考核结果的规范和警示作用，有效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工作人员公正司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4、完善工作评价激励机制，以激励工作人员的职业荣誉促公正。一是完善用人激励机制。事在人为，关健在人，要坚持竞争上岗，双向选择原则，按照德、能、勤、绩、廉的要求使用、提拔工作人员，把那些党性强、作风正、素质高、业务好、责任心强、群众基础好的工作人员选拔到中层领导岗位，树立司法正气。二是完善述廉评廉等工作激励机制，对工作人员个人和单位廉洁自律、公正司法情况由政治处、监察室实行每月一考评，通过案件抽查、接访、不定期征求意见等形式对工作人员个人的公正司法情况进行实时监控。每半年组织一次全院性公开述廉评廉活动，对工作人员个人及庭室公正司法情况进行全面考评。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该给予物质奖励的给予物质奖励，该申报记功的申报记功奖励。对连续二个月考评为未位的庭室和个人，则向院长和分管院长写出书面检查，并在全院工作人员会上讲明原因。
5、完善责任追究机制，以刚性化管理促公正。按照“目标管理、考核监督、问责到位”的思路，完善审判执行、队伍管理、行政管理责任追究制度，对工作人员的一般工作过错、不当审判执行过错、司法不廉洁等实施多渠道、全方位监督。坚持问责到位，责任到人，使目标产生压力，问责兑现压力，压力变动力，动力生责任，环环相扣，保证工作人员公正廉洁司法。
6、完善党委、人大监督支持机制，以良好外部环境促公正。在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同时，要注意建立良好的外部支持机制，减少或避免外部权力的不当干预，为公正司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一是要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机会向党委、人大主要领导和常委会宣传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精神对法院工作的新要求，使党委、人大坚定支持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审判、依法公正执行的信心和决心，支持法院依法排除不当干预。二是狠抓司法能力的提高，以无可挑剔的审判执行质量取得社会信任，提高司法的公信力，避免或减少当事人及公众合理怀疑，消除非法干预的空间。三是对于一些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的大案、疑难案件，要把握工作主动权，不等领导过问就主动向党委、人大汇报，陈述意见、听取指导，在共同商讨、权衡利害基础上依法处理，求得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最佳统一，通过领导支持进一步消除外部力量对个案的不当干预动机。 审判工作呈现新的特点，新类型案件不断涌现，重大、疑难案件不断攀升，群体性纠纷居高不下。依法妥善协调社会各方利益关系，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进而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不仅是新形势给政法工作提出的重要任务，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给政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从某种程度上说，执法者遵守法律规定，把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的过程，就是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法干警一定要自觉地用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指导执法活动和司法活动，逐步从法律上保障公平的机制、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和公平发展的机会。
要严格公正执法。实践证明，政法干警执法能力、执法水平的高低、执法是否公平公正，不仅直接影响到政法机关、政法干警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而且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法治的信仰。因此，在执法、司法过程中，要强化证据意识，客观全面地收集、审查证据，根据查证属实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并在确认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法律的规定分清合法与违法、此案与彼案、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依法作出裁判或决定。同时，严格执法要强调文明，注意方式方法，尊重人、理解人，让当事人和群众心服口服，通过执法取信于民。
要牢固树立平等保护意识，不断改进执法方式，平等对待不同的主体。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中将平等保护的各项规定和措施落到实处，注重对特殊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切实加大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的力度。还要加强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防止超期羁押、超审限案件，确保减刑、假释案件办理工作的规范性，确保无罪的公民不受追究。
要采取多种手段化解矛盾纠纷，使对抗性矛盾得到控制，使非对抗性矛盾得到疏导和调处。加强调解体系建设，建立人民调解、治安行政调解和诉讼调解相衔接的机制，积极创新调解工作的方式方法，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
认真落实和严格执行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的规定，特别是将当事人和社会应当知道、政法机关也可以公开的信息通过便捷的、最容易为社会公众所知晓的方式和途径向群众和社会公开，继续坚持以公开促公正。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正，要让裁判或决定的过程变为当事人感受司法民主、客观、公平的过程，把执法、司法过程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消除当事人和公众对执法、司法的疑虑，以促进、彰显执法和司法的公正。
⑥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哪些举措
您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主要包括的举措内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发挥律师在依法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希望帮到您，满意请采纳，谢谢。
⑦ 如何理解建立健全监督和制约机制是法律有效实施和司法公正的保障
一件律法的有效实施，必然要依托于，监督机制的保障，否则，有法等于无法，法律是制定了，却不按法律办事。司法的公正需要监督来防止利用职权的舞弊，贿赂行为。
⑧ 落实司法责任制须健全哪些机制
|文落实司法责任制须健全哪些机制
2015年10月08日 14:43 来源网络
梁凤云|文（最高法院法官 法学博士）
今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该《意见》。这一《意见》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重大改革举措，也是今后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根据《意见》的规定，本文认为，推动和落实司法责任制，应当建立以下十个方面的机制。
建立司法行政领导法官化的分流机制，做好办理案件的“老本行”。过去一段时间，院庭长事实上成为承办案件法官的行政上级，一定程度上存在“判者不审”“审者不判”的现象，导致了裁决者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疏离。《意见》将院庭长的审判管理权对象一般限定于程序性事项范围之内，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案件“审理者”和“决定者”两相分离的状态。司法亲历性要求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没有经历诉讼过程而签发法律文书，不仅使诉讼程序失去意义，也使得无人对裁判的质量负责。进入员额的院庭长应当组建审判团队直接办理案件，充分发挥其作为资深法官富有审判经验的优势，逐步减少或者剥离司法行政管理工作，逐步减少最终废止案件审批制度，实现“法官上级”和“法官管理者”向“法官”和“裁判者”的转变。
建立内外部过问独立记录的安全机制，架设法官责任的“安全线”。外部干预和内部过问对法官客观判断案件事实、公正适用法律，产生了严重干扰，切断了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之间的有机联系。因此，中央决定对干预过问司法的行为实行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就是要让干预者投鼠忌器、如履薄冰，净化司法外部和内部环境。依照《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承办法官应当对干预、插手、过问的行为进行独立而全面的记录、留痕。全面记录不仅要作为卷宗的必要内容实行零记录，而且要作为卷宗组成部分永久备查。因内外部干预等而非法官原因直接导致错案的，不得追究法官责任，保障法官独立公正办案。
建立法官会议的纠偏参考机制，筑牢办理案件的“防护墙”。法官审理案件，应当准确认定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但是，司法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迭出纷至。为了防止案件法律适用上的重大偏差和不统一，《意见》规定，对于重大疑难案件，特别是对法律适用存在重大分歧的案件，可以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事实认定问题由法官通过审理活动予以确定，不能提交讨论。基于司法的亲历性要求，法官会议的意见只具有咨询、参考和纠偏意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要求法官和审判团队必须接受该意见。经过法官会议讨论的案件，法官独立承担相应责任。
建立法官办案的协同机制，打好办理案件的“组合拳”。《意见》强化了合议庭成员对案件质量共同负责的原则。谁审理、谁裁判、谁负责是司法责任制的核心内容。所有法官都要实质性参与阅卷、庭审、评议等审判活动，独立发表意见，复核并在裁判文书上签名。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合议庭成员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共同承担责任。一般来说，主审法官对裁判结果承担主要责任，参审法官对裁判结果承担次要责任。要改变过去那种合议他人承办的案件时盲目跟风、简单附和的现象，倒逼参审法官认真阅卷和参与诉讼活动。
建立法官裁量空间的保障机制，确立办理案件的“边界线”。司法权是判断权，裁量权。法官审理案件，是对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裁量和判断。只要存在裁量和判断活动，就必然存在裁量空间和判断余地。认定事实根据证据规则能够予以合理说明、适用法律在专业认知范围内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属于法定的司法裁量权范畴，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司法权又是法定权、公权力，其授权源自宪法和人民，必须受到司法责任的约束和限制。对于没有司法裁量空间（“裁量缩减为零”）而非法裁量的，应当进行责任追究。
建立内部请示的规范机制，完善法律适用的“度量衡”。过去的内部请示制度，实际上是下级法院要求没有参与诉讼活动的上级法院给予司法判断结果，是“下审上定”“定者不审”和司法行政化的一种表现。规范内部请示，就是要让司法责任回归审理法院。除了法律适用问题外，下级法院不得就个案处理请示上级法院。对于案件确实重大复杂的，依照法律有关管辖的规定，下级法院可以要求移送上级法院审理，必要时上级法院可以提审。对于具有普遍规范意义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制定司法解释方式予以规范。要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逐步减少乃至最终取消案件请示制度。
建立审判团队司法责任的明晰机制，筑好权力责任的“篱笆墙”。审判团队既是一个整体，同时内部也应当明确分工。《意见》规定，审判团队按照分工不同，履行不同的审判职责，承担不同的审判责任。审判团队的审判职责是一种分工负责的责任，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在不同的诉讼阶段负有不同的职责，其中法官责任居于核心。相对应的，审判团队的司法责任实际上是一种按份责任。“先有篱笆墙，后有好邻居。”司法责任制就是要根据合议庭成员是否存在违法审判行为、情节，合议庭成员发表意见的情况和过错程度，合理根据各自职责，合理确定各自责任。
建立国家责任与司法责任的衔接机制，设立责任追究的“分流阀”。《意见》明确了审判人员的责任，主要是一种基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个人过错责任。根据宪法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于生效裁判违法造成他人合法权益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国家赔偿责任。因此，国家赔偿责任和司法责任可能存在竞合现象。对于法官履职过程中的非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应当由国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法官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错案的，也应当由国家先行予以赔偿；国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之后，应当向责任者追偿。
建立错案追究的同行评议机制，合理确定法官履职尽责的“护身符”。《意见》确定了终身追责和司法豁免制度。古法曰，罪当重而端轻，当轻而端重，是谓不直。法官应当对其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承担责任，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法官在审判工作中，故意违反法律法规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法官是以法律为业的专业人员，既不能故意任性裁判，也不能违反普通人的注意义务出现重大过失而导致错案冤案。由于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专业性，由于“错案”标准的复杂性，对于错案的判断，应当实行同行评议，避免出现外行评议内行现象。条件成熟时，最高人民法院应当设立全国统一的，由资深、公正的法官组成的法官惩戒委员会。
建立法官固定期限自动晋升增资机制，确立法官履职尽责的“定心丸”。司法责任制与司法保障制相辅相成，没有司法保障的司法责任，无法令人信服。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法官维护社会公正的仲裁者地位，由于其司法亲历者和裁判者的身份，各国均给予法官独立而尊崇的社会地位。设立法官固定期限自动晋升机制，实际上割断了法官与上级司法官员之间可能的依附关系，可以避免法官为了晋升而牺牲司法公正，可以避免法官为了级别待遇而逢迎上级，可以避免法官为了五斗米折腰。法官有了职级和工资待遇保障，就会自觉珍惜法官荣誉和自觉维护法官身份，有助于法官排除外部干预、内部过问，有助于法官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有助于法官积极办案、公正办案。
⑨ 如何从立法上完善司法权威保障机制
法律至上是法治社会的首要原则,法律至上即法律具有最高权威。而司法权威是法律权威最重要的标志。如果司法权威不能确立起来，那么法律权威也就根本无从谈起。本文从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谈起，分析了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保障司法权威，从立法上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并着重研究了设立藐视法庭罪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 司法权威首先来自“现行法规的确认”,在我国即来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我国宪法和法律将司法权赋予司法机关,要求司法机关运用司法权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当出现违法事由时,司法机关就应当运用司法权强制违法者纠正违法行为,甚至要求违法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司法权实质上是国家强制力的一部分。没有国家赋予司法机关这一国家强制力,司法机关就如同一民间组织,当出现违法事由时,便不能对违法主体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也就是说,没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司法机关便无任何权威可言。 我国宪法第126条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均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法律条文上看，我国法律规定的审判独立与其他国家关于司法独立的规定并无多大差异。从宪法条文上看，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宪法地位是平等的，司法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不具有干涉司法的宪法依据。然而在司法的实际运行中，法院与同级行政机关在地位、作用等方面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法院院长在党内的地位要比行政首长低许多，使行政首长与法院院长之间平等的宪法地位得以演变，成了虽无领导之名却有领导之实的事实不平等关系。“现行体制下，法院工作很现实；……法院工作客观上是党委、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 此外，我国宪法对于人民法院独立审判虽有规定，但没有审判独立的保障措施，最明显莫过于缺乏关于司法经费保障的规定。充足的司法经费是实现法院外部独立的物质保障。目前法院的司法经费由地方财政供给，在客观上加剧了地方政府甚至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对法院的控制，不利于法院独立审判。当地政府控制了法院的经费供给，基本上也就控制了法院。司法经费的短缺，迫使法院将司法的独立性和尊言抛在一边，处心积虑地四处“要钱”，这就为外部力量干预司法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司法机关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司法强制力不够充分。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在我国的国家权力结构中，长期以来行政权居于主导地位。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检察院依行政区划设置，内部实行行政化管理，人力、物力、财力受制于同级地方党委和行政机关，对行政的司法监督在立法上被限制在具体行政行为的狭小范围内，客观上造成司法机关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司法强制力易被行政强制力所淹没，司法强制力不够充分。 2、社会公众对司法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持怀疑态度，甚至冷漠，司法公信力受到挑战。现实生活中老百姓打官司难，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和效率失去信心，对司法公信力表示怀疑。“根据有关调查的推算，我国已颁布的法律和法规真正在社会发挥实效的只有近50％，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只达到近几年法律制定总数的5％，即使是那些广为人知、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实效的法律法规，其效力也大打折扣。” 在上访案件中，“40%是反映公检法机关问题的”。 3、法院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得不到有效实现，“执行难”问题突出。当前，人民群众对执行难的反映超过对审判不公的反映，执行难问题在全国各级法院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基层法院反映尤为突出。法院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得不到实现；部分败诉的当事人不尊重甚至不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无理缠讼；少数行政机关对其涉及行政诉讼成为被告很不理解，有的对败诉更是难以接受，甚至不履行法院的生效裁决；“执行难”仍是困扰法院的一大难题。 4、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普遍被作为公诉机关，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权大大弱化。在司法改革实践中，不断有人议论检察机关在司法改革中面临“边缘化”，不断有人质疑检察机关在司法体制中的“法律监督”职能。对检察机关的性质和权力的理解就是，“检察机关是国家的公诉机关，惟一的权力就是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个别公安机关对于检察机关发出的要求说明不立案的理由通知敷衍了事，有的不及时立案或办了立案手续后却以种种理由拖延办案，对检察机关发出的要求补充侦查或追捕、追诉决定不认真执行，有的补充侦查期限到了之后即将案件材料再原样移送检察机关。从而影响法律监督的效果，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威造成损害。 5、暴力抗法，打伤打残致死政法干警，政法干警正当执法权益受到侵犯。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判决拒不执行，甚至发展到公然暴力抗法，司法权威已荡然无存。作为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的公安民警因执行职务遭受侮辱、殴打、诬告等侵犯民警正当执法权益的案件也屡屡发生，这些暴力抗法，侮辱、殴打、诬告等侵犯政法干警正当履行公务案件的发生，从表面上看是对法官和警察个人的人身侵犯，实质上是对国家权威、法律权威的公然蔑视，是司法权威遭受严重破坏的外在表现。 三、保证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受干扰和无理追究的措施 保证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受干扰和无理追究，必须建构权威的司法体制。权威的司法体制应该是能够有效地抵御外界的干扰，能够自主地依法独立地公正司法，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同和信任的这样一种司法体系。建构权威的司法体制必须正确处理司法与执政党的关系、司法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司法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司法与社会传媒的关系。 1、正确处理司法与党领导方式的关系，加强和改进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司法与党执政方式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与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党的领导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矛盾。维护司法权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各级党组织应当将加强和改进对司法机关的领导方式作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自觉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维护宪法尊严，推进宪政和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通过提升司法权威来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 2、正确处理司法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加强和改进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的方式。一是正确定位司法机关的性质和地位，不能把司法机关当作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二是地方各级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不能作为地方各级司法机关执行的必然依据，应当赋予地方司法机关审查地方法规的有限司法审查权，监督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完整实施。三是严格区分监督司法权的方式与监督行政权的方式，加强和改进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的方式。 3、正确处理司法与行政的关系，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要正确理解司法权的国家性，明确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各自性质的不同点。司法权主要不是地方性、地域性和行政性的，而是全国统一的整体。司法机关是“国家的”机关，司法权也非“地方的”司法权，整个司法机关体系是统一的国家机关而不是地方各级政权组成的地方机关。二要实行国家对司法的垂直领导，实现司法体制的一体化。在司法机关的设置上，建立一个司法区划与行政区划相分离的司法管辖区制度，司法机关的人事管理和财政保障等都应超越地方行政区划的限制，切断司法机关与地方政府之间非必要的联系，在他们之间建立一个“屏障”，形成必要的距离，真正保证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保障司法权在全国的统一和完整。 4、正确处理司法与传媒的关系，增强社会对司法公正的信仰。一要加强传媒对司法的监督，以公开促公正司法。“公开审判”是宪法确立的司法原则，通过大众传媒客观公正地报道司法过程，一方面能够防止和矫正司法偏差，保证司法公正。“只有公开，才能接受群众监督，法官的独立才不至于变为独断专行。” 同时还能够通过大众传媒对司法过程客观公正地报道培养社会对法律的信仰，对司法公正的信仰。二要规范传媒对司法的监督，维护司法权威。新闻监督司法活动应符合其内在要求和实际需要，坚持“真实、公正、合法”原则，舆论监督和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而不是恶意的和攻击性的。过多的不当新闻监督，不仅会破坏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损害司法权威乃至国家形象，而且也会降低公众对新闻媒体信任，而新闻监督与司法活动一样都是建立在公正、真实的基础上的，都要靠公众的信任才有生命力。 四、保证上位法对下位法的法律效力的举措 首先要注意从立法技术方面避免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一方面，上位法的制定不宜原则性过于宽泛，弹性不宜过大，立法用语要避免暧昧模糊。另一方面，下位法的制定要以服从上位法为前提，同时要凸显一定的地方特色和立法创新色彩，不能完全照抄照搬上位法。其次，要完善相关的备案审查制度，要在法律法规备案时审查是否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问题。笔者认为，对备案制度不宜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备案不仅仅是一种登记、存档的形式上的备份，还应包括内容上的审查。因此，备案和审查应紧密联系，要附带审查是否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问题，否则备案制度就容易流于形式而无任何实际意义。下位法的备案其实是预防上位法和下位法冲突的一个有效机制。根据《宪法》、《立法法》和《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必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地方政府规章必须报国务院备案。接受备案的机关在必要时可以审查下级立法主体报送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督查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问题。此外，要重视法院对地方性法规、规章等下位法的司法审查，充分发挥司法审查在解决上位法和下位法冲突问题方面的积极作用。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也是维护立法正义的重要防线。司法裁决的权威性、中立性和专业性，决定了法院是审查、判断、选择和解决法律规范冲突的理想机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力解释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律的解释效力虽然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的解释效力，但以立法工作为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实际上很少行使法律解释权，因而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成为法律最经常、最权威的解释机关。当下位法与上位法发生冲突时，最高人民法院有权进行合法性审查，有权通过司法解释法律判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而使之失效。笔者认为，除了最高人民法院以外，还应赋予地方各级法院一定的下位法司法审查权，地方各级法院有权审查并裁决本级政府及其所属职能部门发布的决定、命令等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与上位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相冲突。 五、保障司法权威在立法上的具体建议 （一）确保司法独立 应在实践中实现司法独立,给司法机关强有力的司法权。这就要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摆正自己的位置,行使好自己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权。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在法律上明确、细致地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机关监督的内容和程序,同时还要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律的规定有正确的理解,不能将监督权理解为干涉权。为实现司法独立,还要求党的领导机关明确自己是政治上的领导而不是具体业务上的领导,党的领导机关不能对司法机关的正常业务干预过多。实现司法独立,最主要的还是要使司法机关摆脱地方行政机关的干涉,这就要使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权力上完全独立于地方行政机关,改变当前司法机关对地方政府的依附状况。 首先,在机构独立方面:(1)改变目前各级地方党组织对各级司法机关的领导体制,改由党的中央组织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的领导;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根据党的中央组织上的授权代表执政党领导全国各地的司法机关。(2)在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并结合国外的经验,将目前地方司法机关的司法人员由地方权力机关选举和任免的做法,改为由国家元首或由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长官根据一定的程序任命。(3)在财政体制上,将目前由地方政府负担地方司法机关财政的做法,改为由中央政府负担,并由最高司法机关集中统一管理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财政经费。 其次,在法官独立方面:(1)严格推行对现行法官的专业知识考试,不合格的坚决另行安置,同时严格控制新任法官的任职资格,从而保证法官的资质;(2)在法官的经济保障上,可提高其薪金水准,以相当于或高于公务员的标准发放;(3)在法官的裁判独立上,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同时改革同一法院内部以及上下法院间的“请示汇报”、“提前介入”的习惯做法,保障法官的独立审判。最后,建立完善的监督约束机制,包括法官的外部约束——即对法官违法的惩戒制度,以及法官的内部约束——树立对自身所处的法官职业共同体的自豪感与荣誉感。 （二） 维护司法公正 公正司法,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赢得公民对司法权的信赖。司法权的运作过程即为司法人员的办案过程,所以司法公正,无论是实体公正还是程序公正,首先涉及的是司法人员的素质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司法人员的法律专业素质和忠于法律、维护正义的职业道德素质。为实现公正司法,司法系统应把好司法队伍的人员入口关,在聘用工作中通过公开考试录取具备较高学历的、敬业精神强的法律专业人才。另外,由于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接触的人层次、类型多样,思想上易受腐蚀,所以加强对司法队伍的监督管理和教育整顿是非常必要的。司法公正除人的因素外,还有制度上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程序规则,因为程序具有保证实体公正的价值。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诉讼程序基本上持程序工具主义立场,认为程序不是作为独立自主的实体存在,它没有任何从其自身品质上可找到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因素,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作为实现某一外在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这种程序工具主义立场必然导致程序设计和运作中的实用主义和程序虚无主义,在实践中就表现为程序设计上的不合理和程序运行过程中不公正。而没有程序的公正实体上的公正也将大受影响,所以要在制度上制约司法权,实现司法公正,就要求程序设计者和运行者树立正确的程序价值观,认识到程序具有其自身的独立的内在价值,即程序本身具有符合程序要求的内在品质,设计的程序应具有参与性、中立性、对等性、合理性,并在司法过程中充分体现程序价值。 （三）提高司法效率 终局性要求司法程序的有一定的效率性,司法权威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决于司法效率。历史上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某一种纠纷方式的存续,即取决于纠纷的性质也取决于解决纠纷的效率。在某种程度上,公正的司法裁判所体现出的效率性是司法权威的一个重要标志。最有效率的司法应当是及时、有效且公正地解决社会纠纷的司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当的司法程序可以实现正义和效率的兼容,在正义和效率这两大理念的互动中,实现正义和效率这两大价值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案件久拖不决、超审限结案就是有悖于程序正义理念和违反程序法的司法行为,既牺牲了司法的效率,同时也背离了司法公正原则。所以说,完整意义上的司法效率主要指,公正判决能够及时地作出和执行;作出判决和执行判决所需的费用、时间、人力等社会成本较低,并与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能够保障大多数人接近和利用法院的审判权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公正判决的执行率较高。 及时裁判和裁决的及时执行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必备条件。司法权威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要求社会主体对司法的信任和信赖,而这种信任感来自于法律的高效率的实施。只有通过法律的高效率的实施,才能使社会主体将诉讼作为保护自己权利,解决纠纷的正常的、正规的途径,民众也才能在心理上体验到法律的重要、公正和可信赖,司法权威才可能有大幅度的提升。而法律实施的低效率、审判的不合理延迟必然导致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全面贯彻,人们的权利不能通过司法得到有效的保护,司法没有提供应有的救济渠道,这种状况也就会导致人们难以形成对法律的信任和依赖的感情,而对司法途径持一种怀疑或漠不关心的态度,法律信仰就无从建立。重视效率已成为当代司法的一个重要观念,司法效率体现在及时裁决纠纷上,案件久拖不决势必会增加诉讼成本,往往会给诉讼当事人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和伤害,使诉讼当事人饱受诉讼之苦。司法效率还要求公正的裁判要能得到完全的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到切实的维护。这为司法权威所必需。如果裁判得不到执行,体现法律尊严的判决书成了当事人权利的“白条”,人们就会对法律由困惑到失望直至蔑视,就会消极地否认法律的权威。 在保障司法权威方面，我们认为，我国司法的程序保障权力不足。在司法权威程度较高的国家，法院一般拥有藐视法庭制裁权，通过对藐视法庭行为的即时惩罚，保障对法庭应有的尊重。英国的法律就对侵犯法庭权威与尊严的行为，规定了一系列罪名，包括蔑视法庭罪，侵害证人罪，侮辱法官罪，违抗法庭命令罪，损害公平审判罪等。这对英国司法权威的树立和维护，无疑发挥巨大的作用。我国目前的法律虽然规定了对扰乱法庭秩序、妨碍诉讼顺利进行和拒不执行司法裁判的行为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司法强制措施。但是，即使是最严厉的司法强制措施，也只能对藐视法庭者拘留15天，这种强制力度，显然不足以对藐视法庭的行为造成威慑。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由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移送起诉。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人民法院对拒不执行司法裁判行为的即时惩罚权。而且根据现行刑诉法，追究抗判者的刑事责任，远未达到促使有关当事人积极履行司法裁判的理想效果。而实际上，法院在执行过程中遭遇的暴力抗法行为远不止一件，还有许多案件在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之后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现在之所以造成执行难的现状，就是因为没有对那些不执行裁判的义务人和妨碍执行的责任人罚当其罪，严惩不贷。这种状况不仅使藐视法庭者增强了对法院的藐视，也使民众对司法的权威性产生了怀疑。 我国司法的程序保障权力不足，法院缺乏藐视法庭制裁权，面对干涉独立审判的行为显得软弱无力。由于法律没有将即时惩罚权赋予司法机关，使得我们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在面对各种各样妨碍司法的行为时，无力捍卫自己的尊严，他们或忍受或迎合、或被迫屈服，其后果是妨碍司法的行为大行其逆。软弱的司法，一个任何人都敢于挑衅的司法是得不到尊重的，也谈不上被公众信任。因为往往公众在权利受到比他强势的力量侵害时，才导致司法的救济。如果司法本身软弱无力，那有何尊严、权威可言？公众又如何信任？据此，我们认为，在立法上增设藐视法庭罪已成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