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工委刑法

『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6条之规定是：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版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权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
司法实践中就是：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时，发现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新的证据材料的，应当告知检察人员、辩护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必要时，也可以直接提取，并及时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查阅、摘抄、复制。

『贰』 刑法修正案（九）如何体现反腐败法

“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在反腐败制度建设方面有什么重要修改和完善，对中国的反腐败会有怎样的促进作用?”这是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闭幕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表示，刑(九)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惩治腐败犯罪的法网，完善了有关制度，加大了对这类犯罪的惩处。

那么，刑(九)相关条款是怎样体现惩治腐败犯罪法网“严密”性的?接下来，将会为反腐败工作带来哪些影响?日前，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

“数额+情节”

更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

在8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臧铁伟介绍，刑(九)进一步完善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将以前规定的单纯的“数额”标准，修改完善为“数额+情节”标准，更符合实际情况，能更好地做到罪刑相适应。

“对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修改，使其更具弹性，体现了立法的科学性。”9月6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秘书长彭新林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现行刑法过于突出数额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没有考虑实践中的一些具体情形，导致罪刑不相适应。

彭新林分析说，1997年刑法修改时确定的5000元起刑点，与我国自古以来“计赃定罪”的立法传统有关。但是在实践中，这一具体标准早已脱离实际，而且也会令公众产生“量刑不公”的质疑。比如，“为什么受贿500万元的与受贿2000万元的，判处的刑罚一样?”“为什么有的贪官受贿几百万元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有的受贿几千万元只是死缓?”

“在单纯数额标准之下，人们很容易忽略犯罪情节，如是否对国计民生产生恶劣影响，是否有索贿情节，是否抗拒、干扰调查，是否拒不认罪等。”在彭新林看来，“数额十情节”的弹性标准确立后，更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也更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政策。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数额十情节”的定罪量刑标准充分体现了十八大以来对待腐败的“零容忍”态度，即无论贪污受贿数额多少，只要情节严重，就要受追究;在打击腐败和量刑时，可以避免一些争议和误解;非常重视腐败的后果和影响，能提高反腐败力度，也让腐败分子减少侥幸心理。

“‘数额+情节’标准，也符合国际反腐大趋势。”庄德水表示，国际上对腐败行为也不规定基本数额标准，而是综合考量结果。从现在反腐败发展趋势来看，一些利益输送、新的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可能具体金额少，但危害日益加大，对此应加以严惩。否则有的官员觉得自己没有拿到那么多钱，就不会受到惩处。

根据刑(九)，起刑点在个案中可能会高于5000元，对此该怎么看?“威慑作用不会减弱。”彭新林说，以往的5000元和现在是不同的，人们对社会危害性的衡量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在“数额十情节”标准下，同样的贪污受贿数额，但是情节比较严重的，可能比以往处罚得更重。刑(九)对贪污受贿定罪的二元、弹性标准，更科学、更有威慑力。

“终身监禁”

让“巨贪”把牢底坐穿

刑(九)草案三审稿新增一大亮点，即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犯罪分子，增加规定“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该内容被保留至表决稿并获通过。

“这不是一个新的刑种，它的对象只是针对贪污受贿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在具体执行中的一个特殊措施。”臧铁伟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说。

“这在我国刑法史上是一大突破，将载入史册。”刑(九)草案三审时，任茂东委员对“终身监禁”内容表示肯定。这一内容，源于部分常委会委员的建议。草案二审时，针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王其江委员建议增加终身监禁刑罚，赵白鸽委员建议对此进行专题讨论。

三审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以下简称“刑法室”)曾就在刑(九)中规定“终身监禁”等问题召开座谈会。最高检、公安部赞成死缓不得减刑的规定，认为对严重犯罪可以起到震慑作用。与此同时，刑法室也通过外交部致电我国驻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11国使馆，了解这些国家终身监禁的立法和实施情况。调研发现，在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终身监禁就是最严厉的刑罚。该11国法律都规定有终身监禁或无期徒刑。

“‘终身监禁’就是‘不许他出来’，相当于死刑，但基于人性的尊重又没有剥夺其生命。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相信威慑力会很大。”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李景平分析说，司法实践中，一些贪官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或者无期徒刑，但是过不了多久就可以通过减刑、假释得以重返社会，“这是老百姓对反腐效果不满意的根本原因之一，也让一些贪官有了‘越狱’的侥幸心理。”

“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也有利于实现罪刑相适应，让受贿数额不等的人的刑期产生差别。”李景平说。

“刑法中明确写入‘终身监禁’，这在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庄德水告诉记者，规定“不得减刑、假释”，是终身监禁落到实处的双保险，一方面可以加大对腐败分子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我国死刑的负面压力，更好地开展国际追逃。

彭新林认为，“终身监禁”体现了严厉惩处腐败的方针，高压反腐会成为常态。同时也体现慎用死刑精神，发挥了死刑替代措施的作用，对潜在的腐败犯罪分子有遏制威慑作用，“想到没有出来的希望了，心理震慑会很大。”

严惩行贿

让“围猎”者“赔了夫人又折兵”

深圳商人徐某等通过向国家工作人员陈某行贿30万元、向对水务局相关官员有影响力的市民张某行贿70万元等手段，接近、拉拢水务局相关官员，违规向该市一水库倾倒残渣余土。后法院依据刑法修正案(七)，认定陈某、张某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并追究刑事责任。但对徐某的行贿行为，法院仅认定其向陈某行贿30万元构成行贿罪，而对其向张某行贿70万元的行为则未定罪量刑。

这是发生在2009年的一则案例。在今年11月1日刑(九)施行后，类似徐某行贿张某这种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等特定关系人行贿的行为，也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庄德水表示，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是近年来滋生的腐败现象，一些行贿中介“围猎”官员无效的时候，会转而向官员身边的人，如亲属或司机、秘书等工作人员进行利益输送，如高薪聘请、重金送礼、合作经营等，以“曲线”行贿的方式达到目的。“刑(九)的这一条款相当于切断了行贿渠道，压缩了行贿犯罪的空间，对行贿人将给予沉重打击。”

记者看到，刑(九)对行贿犯罪增加了财产刑，在每一档量刑中新增“并处罚金”。“这是让行贿人‘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一项惩处。”庄德水认为，很多行贿人是为了不正当利益和需求才行贿，现在让他经济上受损、无利可图，相当于切中要害。

李景平也表示，很多行贿人行贿目的是获取更高收益，如果给予单纯的自由刑，其财产没有损失，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不利于遏制寻租行为发生。而有了财产刑以后，通过计算成本和收益，会遏制一部分人的行贿行为。

此外，刑(九)还严格了行贿犯罪从宽处罚的条件。依据现行刑法第390条，行贿人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九)则规定，被追诉前主动交待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对行贿人加大惩处力度，是从源头上打击腐败，从而防止腐败发生的有效手段。那么，对行贿人“免除处罚”门槛的提高，是否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挑战?

“这对司法机关办案会有一定的压力，这就要求我们采取更有效的策略来获取犯罪证据。”庄德水表示，一方面加大对犯罪官员的惩处，另一方面加大对行贿犯罪空间的压缩，“两头掐，才能真正减少腐败增量。”

“程序上的要求，应该服从于司法的实质正义。”庄德水表示，换个角度看，刑(九)的这一修改，也是倒逼侦查机关、司法机关提高反腐败查案能力，不依赖口供，更多依靠书证、物证等客观证据。

“受贿犯罪具有特殊性，特别是一对一的受贿犯罪人不供述的时候，行贿人如果不指控，会给侦查带来挑战。”彭新林分析说，但是刑(九)的修改也并不是说行贿人指控了受贿人就没有回报，还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有重大立功等表现时还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参考：网页链接

『叁』 刑法中有关青少年犯罪如何从轻处理的条文

第十七条【刑事责任年龄】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回满十四周岁不满答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肆』 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什么是由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负责立法工作而不是行政法室呢

说明治安管理处罚法属于刑法的范畴，而不属于行政法范畴。

『伍』 刑诉法修改的几大亮点

新刑事诉讼法共计修改二十三处，具体内容主要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版的处理;基层权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时的程序规则;补充了不适用速裁程序的情形等。下面列举几条：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二、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三、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被开除公职和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的除外。

『陆』 刑法修正案草案进一步完善低龄未成年犯罪规定，具体修改了哪些法律法规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岳仲明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即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三次审议稿经修改规定，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虽然没有致人死亡，但是仍然是属于“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的情形增加规定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次会议举行已经，对于审议稿做了一些修改，完善了低龄未成人犯罪的实施办法。

此外，对于收容教养也做了一定的修改，改为专门矫治教育。这也是为了统筹考虑刑法修改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关问题。针对目前社会上广泛存在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法律也在努力的修改完善。此外，对于一些学校，幼儿园等未成年人集中的场所，也明确限制犯罪分子从事这类工作。

『柒』 侵占股权的行为在刑法上如何定性

摘要：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本公司股东股权的行为该如何定性，该问题争议的焦点在于侵占股权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侵占股权，侵害了股东权利，但就公司而言，可支配的财物没有因此减少，因此利用职务之便侵占本公司股东股权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

一、基本案例及引发的分歧

2012年6月，王某红、张某平、梁某仁出资500万元设立了浙江某公司，三人各持公司股份70%、20%、10%。2013年7月，王某红委托中介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中介公司按照王某红的授意，假冒张某平签名，伪造了《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议纪要》等文件，到浙江省某县市场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将张某平的全部股份变更到王某红名下。2015年3月，张某平到公安机关报案，控告王某红涉嫌职务侵占，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本案王某红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理论与实践中存在不同的声音，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股权是否属于本单位的财物？

二、理论与实践观点探究

（一）一种观点认为股权属于本单位的财物，主要理由如下：

1、从股权原理角度分析

（1）侵占股权最终转化为侵占公司的财产。

看起来股权属于股东的财产，但事实上除了表决权、经营权等权利之外，更大的价值在于该股权对应的属于公司管理下的财产。侵占公司股权的目的都是指向公司拥有的财产，其最终的目的都是获取某种可期待收益。而达到这个目的需要通过成为股东才能实现。因此，虽然公司依法具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但该财产在支付必要的运营成本后，得到实际收益的仍然是股东。即使在公司被清算、解散的情况下，最终的剩余资产也同样是归属于股东。所以说，侵占股权最终仍是转化为侵占公司的财产，只是该财产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置于企业的运营、管理之下，原本属于股东的份额，因行为人的侵占行为导致财产的权属发生变化。

（2）股权于公司管理范畴，可视为本单位财物。

《公司法》第33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该规定也明确了公司在管理股权上的法定义务。因此，股权在管理上属于公司管理范畴，亦可视为“本单位财物”。

（3) 从公司变更登记看股权也属于公司管理范围。

《公司法》第22条规定，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1)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2)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3)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公司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应当提交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从这两条规定可以看出，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虽然是股东权益的变更，但其办理程序上却无法回避公司作为申请变更登记的主体。换言之，公司对股东的股权享有相当大的管理权限。公司不提出申请，则股权的变更登记将无法实现。

2、侵占股权进而侵占财物角度分析

股权属于股东个人，而股权所对应的财产则属于公司独立所有，非经依法清算，便永远脱离于股东个人。股权的核心是财产所有权，在公司中股东的财产权表现为股利分配权、剩余财产分配权、经营决策权等。对股权侵犯的结果只能向侵犯财产权的方向发展，该侵犯包括对公司独立财产权的侵犯和对股东财产权的侵犯两个方面。因此，以非法手段侵占股权进而实现、完成对公司财产的处置，必然侵害公司的财产权益。

（二）另一种观点认为股权不属于本公司财物，理由如下：

法人制度使公司的财产关系发生分离，形成两个方面的财产权利，一个是财产终极所有权，一个是法人财产权，对应的产权主体分别是股东和公司这两个主体，他们在法律上是相互独立的，股东依据财产终极所有权可以得到红利，并能够出卖股权或者在公司清算后分得公司资产，而公司则依据法人财产权能够依法对公司所实际拥有的财产进行直接的占有、使用和处置。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本单位的财物应当指的是公司法人财产权。

侵占股权的行为，虽然侵害了股东的财产权，使股东丧失了向公司索要财产的权利，甚至可能因此改变公司的股权结构，但就整体而言，作为独立法律主体的公司所支配的财产并没有减少，公司法人财产权并没有被侵害，因此不能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只有当行为人侵占他人股权的目的是将股权对应的公司财产据为己有，并使其脱离公司的支配，则其侵占股权的行为可以视为其侵占公司财产行为的一部分，将其定性为职务侵占。

三、案件评析

笔者认为本案王某红侵占本公司股权不构成职务侵占罪。理由如下：

1、《公安部经侦局关于对非法占有他人股权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问题的工作意见》（2005年6月24日）（下简称《工作意见》）内容：

近年来，许多地方公安机关就公司股东之间或者被委托人采用非法手段侵占股权，是否涉嫌职务侵占罪问题请示我局。对此问题，我局多次召开座谈会并分别征求了高检、高法及人大法工委刑法室等有关部门的意见。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书面答复我局：对于公司股东之间或者被委托人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司股东股权的行为，如果能够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则可对其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司管理中的股东股权的行为以职务侵占罪论处。

有人据此认为，《工作意见》是，公司股东之间或者被委托人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司股东股权的行为，一概以职务侵占罪论处。

笔者认为，如果《工作意见》精神确实如此，则违反了最基本的公司制度原理。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工作意见》对非法占有的股东股权作出了“公司管理中”的限制。如前所说，法律规定公司应当设置股东名册，变更登记由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但是，发生股权变更最关键的一步是，必须有股权转让协议，而股权转让协议必须由股东签字或盖章。由此可见，公司仅仅设置股东名册、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并不是股权管理行为，管理股权的仍然是股东自己。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工作意见》，公司股东之间或者被委托人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司管理中”的股东股权的行为以职务侵占罪论处；非法占有非“公司管理中”的股东股权的行为，不以职务侵占罪论处。非法占有“公司管理中”的股东股权类似于行为人侵占了本单位依照法律和合同管理、使用或运输的他人财物。行为人侵占了这些财产，行为人所在的单位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实质上侵犯了本单位的财物。人们对这种行为以职务侵占罪论处不会有异议。

2、股权不是本单位财物

股东出资交付的财产属于公司所有，股东拥有股权，公司拥有法人财产权。股权与公司法人财产权是股东和公司各自享有的法定权利，二者相伴而生，它们因出资行为的完成和公司的设立而同时产生。股权不等同于相同比例股权的股东财物，更不能等同于相同比例的公司财物，对股权的侵占并不直接等同于对公司财物的侵占。具体可以参阅本文第四节内容。

3、侵占股权不构成职务侵占罪

职务侵占罪要求是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行为人侵占的是否本单位财物，系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的关键。因为股权属于股东的财物，不属于本单位财物，故侵占股权不构成职务侵占罪。

最后，本文以2003 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最高院研究室、刑二庭、最高检研究室、侦监厅、公诉厅、中国检察理论研究所、人大法学院联合举办的研讨会发布的《对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的意见结束：

股份（权）可以作为职务侵占的对象，将本单位的股份（权）私自变更到个人名下可以构成职务侵占罪，但在本单位内侵占了其他股东股份（权）的，不构成职务侵占罪。

『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如何界定刑法追诉时效的终点

所谓追诉时效的终点这个不是标准的法律词语
法工委没有什么界定
终点，汉语词语，拼音zhōng diǎn，意思是即是指一段行程的结束之处，也代指径赛中规定的终止地点。
如果按这个说法,追诉时效的结束
如果不是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情况
超过法定期限结束

『玖』 全国人大法关工委关于《刑法》立法本意

《刑法》第一条：】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

『拾』 刑诉法的修改依据是什么

如果说是修改权限的依据，《宪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六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如果说的是具体条文的修改依据，恐怕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草案以及学者、专家的草案、意见、建议以及向全国征求意见的反馈情况，正如王兆国副委员长《关于刑诉法修改草案的说明》提到的。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从2009年初开始着手刑事诉讼法修改方案的研究起草工作。在多次听取全国人大代表和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经反复与中央政法机关和有关单位共同研究，形成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稿。2011年8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
会后，将草案印发中央有关部门、各地和有关方面征求意见，中国人大网站全文公布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意见，对修正案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2011年12月，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再次审议。委员们认为，修正案草案经过常委会两次审议，吸收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意见，已趋成熟。会议决定将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按照法定程序，于今年1月11日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发送全国人大代表进行阅读讨论。代表们总体赞成修正案草案，同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代表们在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对修正案草案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现在提请大会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