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刑事司法互助

❶ 香港的引渡条约是什么

“五眼联盟”中的新西兰再次“跟风”，宣布暂停与香港引渡条约。据路透社消息，新西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称，鉴于中方通过香港国安法的决定，新西兰已经暂停了与香港的引渡条约，并做出了一些“其他改变”。
对于英、澳、加以中国制定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为借口，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行为，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决定香港特区暂停港加、港澳、港英《移交逃犯协定》，同时决定，香港特区暂停港加、港澳、港英《刑事司法互助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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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报道截图
引渡条约是什么？是指国家根据条约或基于其他理由把在其境内而被别国指控或判定犯罪的人，应该国的请求，移交该国审判或处罚的行为。是国家之间刑事司法协助的一种形式。大白话就是：香港的罪犯身处外国境内，香港可向该国请求将其移交于港进行审判。外国答应移交的行为就是引渡。换言之，暂停与香港引渡条约，会造成不法分子犯罪后逃往英澳加新，躲避审判、逍遥法外。
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我国香港地区长久以来高度自治，法律体系与大陆区别很大。而去年以来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修例风波”，起因正是一件香港人在台恶性杀人事件，由于港台间无法引渡、港警对台案件又无管辖权，嫌疑人虽已在香港供述了所有罪行，却无法对其定罪，除非嫌疑人自行回到案发地台湾受审。当时，为了弥补法律漏洞，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提议修订《逃犯条例》，去除香港法律中这样一句话：“中央人民政府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其他部分的政府除外”。
没想到，本为了实现正义的这一提议，却惹恼了一大群别有用心的人：想搞特殊的台湾人、效忠英国的“政治精英”、被“英人治港”培养出来的“黄皮白心人”、美国、欧盟等在港外交机构……这些人为了自己龌龊的目的，拿着所谓“反修例”做借口，从大搞游行衍生到打砸抢烧，最后还要杀人，把香港弄得乌烟瘴气，其实际目的就是想搞分裂、破坏中国主权。

暴徒打砸抢烧，破坏香港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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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眼人都看得出，香港出现的主要“废青”头子都与美国、英国势力交往甚深。由于历史原因，香港似乎成了一个没有间谍罪名的法外之地，长期以来一边受着中央的庇护，享受着廉价电力、水力和无税福利，一边却纵容着反华间谍工作，为诸如“五眼联盟”这样的外部势力集团提供严重威胁中国政治与经济安全的机密信息。在港区《国安法》出台前，“五眼联盟”一直看热闹不嫌事大，香港被越乱，他们获利越多。他们断定中央不会贸然解决香港问题，随时准备好把“干涉香港”的屎盆子扣给中方。
然而，中方虽从不惹事，但也不是个怕事的主。最初不出手，是出于忍让、给“废青”们清醒的机会。与此同时，也坐实了那些“黄皮白心人”的恶行，掌握了足够证据。不是不报，时候未到！2020年6月3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什么国籍，只要危害中国国家利益，制造恐怖活动、试图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压根用不上引渡条约，执法机构直接就将在香港进行犯罪打击，即便逃去外国也会发起国际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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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眼联盟”作为二战后英美多项秘密协议催生的多国监听组织，在香港布满了眼线，用于窃听各类机密信息、侵犯国民隐私。甚至连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内都被证实设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分站。简而言之，香港就是“五眼联盟”用来监听中国的情报中心。
《国安法》一出台，安逸惯了的“五眼联盟”这才急了眼：自家的间谍要是被抓住了，保不准情报机构都会被连根拔起！为了最大程度降低损失，英国首先出招，选择在政治上进一步与中国对抗：暂停与香港引渡条约。7月1日，英国首相约翰逊还进一步表示，将向300万有资格申请BNO（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提供入籍途径。与7年之后再从英国土地上排除华为5G设备相比较，决定立即暂停与香港引渡条约能看出英国政府的态度：极度重视在港情报组织，有了点“狗急跳墙”的味道。暂停与港引渡条约的实际就是要干涉中国内政，就是想要阻止中方执法机关进行国际抓捕。

对于“五眼联盟”国家不断跟风、暂停与香港引渡条约的现象，我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称，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任何对华施压的图谋都绝不会得逞。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指出，香港国安立法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重要举措。法律实施后，香港的法律体系将更加完备，社会秩序将更加稳定，营商环境将更加良好，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文/罗凯铃）

❷ 香港人在内地犯罪潜逃，内地公安机关能否网上通辑

这个要看犯罪发生在什么地方，如果香港人犯罪行为地、危害结果地等是在大版陆的话，按照刑法第权6条第1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因此，内地公安机关当然可以采取包括网上通缉在内的各种方式追捕香港籍嫌疑人。
如果在香港犯罪后的香港人逃跑来了内地，在内地没有其他的犯罪行为，因为内地与香港之间目前没有刑事司法协助方面的规定，因此不能按照香港警察的要求直接抓人上网通缉。

❸ 香港的刑事法律是不是比大陆宽松呢

香港的法律源自英国，判例法没有违法和犯罪的区分，只要违法就构成犯罪。大陆属于大陆法系，总的来说，大陆的刑法门槛较高，香港的法律则较为严苛，但是他们的刑罚中没有死刑，宽严适中。大陆的刑罚轻的较轻，重罪则较重，特别是 死刑的适用较为广泛。。。。。。。。。。。。

❹ 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哪些特权

制不受层级制行政管理的限制，地方行政单位可以越级直接隶属于更高一级地方行政单位，甚至直接由中央政府管辖。1954 年9 月20 日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3 条规定，全国分为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这是建国后第一次用法的形式确立直辖市的行政地位。1997 年3 月，四川省的重庆市升为直辖市，与北京市、天津市和上海市共同构成中国中央直辖市行政区域。

民族区域自治区域。从民族的历史发展看，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统称。与国家结构相统一，少数民族聚居地域逐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区以及嵌入在其它行政区域的自治州、自治县(旗) 等。中国现有五个民族区域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还有30 个自治州、118 个自治县、3 个自治旗，其中内蒙古自治区含有3 个自治旗，广西壮族自治区含有12 个自治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含有5 个自治州、6 个自治县，这是实行民族自治的民族区域自治小区。[1 ]在五个民族区域自治区内，只有西藏自治区基本上是单一民族，但这里也有门巴、珞巴、回等民族居住其中，其它自治区则皆有几个或十几个少数民族交错聚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2 ] ( P1 - 2) ，“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2 ] (P1 - 2) ，这样，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少数民族聚居地方的区域自治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的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两者的统一。

特别行政区域。特别行政是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基本事实和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发展趋势，这不仅在政策层面已得到确立，即“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而且，这在实践中已开始变成现实。这一关系集中存在于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间，并要推及到中央与台湾、澳门间，它们是“一国两制”构想下的国家结构形式的具体化及其表征。比较《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澳门“基本法”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区域范围采用列举说明，指出它包括澳门半岛、凼仔岛和路环岛，而香港“基本法”则因“新界”一词存有争议而没有列举说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域范围。

❺ 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狭义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基本内容

根据目前现存的国际双边、多边条约以及各国国内法的规定，有关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在狭义范围内可大致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文书送达是指一国主管机关应另一国主管机关的请求向处于本国境内的关系人送达由请求方发出的司法文书或司法外文书，如送达起诉书、传票、拘捕通知书等。 刑事诉讼文书的送达是国家寻求刑事司法协助的重要形式之一，许多司法协助公约及协定均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规定。1959年《在刑事案件中互相协助的欧洲公 约》规定，在另一缔约国送达司法文书，如果请求国没有提出特别的要求，被请求国将简单地把司法文件送交收件人本人。文件的送达应有收件人的收据，或由被请 求国发表的关于文件已经送达的声明予以证明。如果文件无法送达，被请求国也应将无法送达的理由通知请求国。被请求国可能要求请求国在开庭六十天前将传票或 文件送交有关当局。请求国在委托外国主管机关代为送达文书的请求书中应当注明：请求和被请求机关的名称，收件人的姓名、国籍、职业、住所或居所，请求提供 司法协助的具体案由、该项请求涉及的犯罪事实的说明以及有关的法律规定。被请求国的主管机关应将送达文书的执行日期和地点通知请求国主管机关，并附送达回证。
在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送达文书只是一般的司法行为，并不涉及实体的执行部分。文书送达的标准是固定的当事人，而不能是当事人所 在地法院的司法人员或司法助理人员（在有些国家律师被视为司法助理人员），必须有当事人的签字才能视为已经送达，在这个程序上极为严格，只要在特殊情况下 有双边协定条件才有例外的规定。
在送达文书的方式上，根据各国的司法实践，主要有外交送达、使领馆送达、法院直接送达、委托外国法院送达、 委托外国主管部门送达、邮递送达等。不管送达的方式，总的原则要求应当是适用被请求国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因为送达文书被国际上普遍认为是行使国家司法权的 行为，因此应选择受送达国法律所允许的方式送达。
关于司法外文书的送达，也要求按送达司法文书同样方式进行。由于各国对司法外文书的概念存在 不同理解，规定也不一致。尽管如此，但一般认为，司法外文书应具备两个特点：其一，它与诉论案件本身并不相关，这一特点使之区别于司法文书；其二它需要有 某一“当局”或“司法助理人员”的介入，这一特点又使之区别于纯粹的私人文书。符合上述特点，均属于司法外文书。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涉外刑事诉 讼文书送达制度，但在同外国签订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中已开始涉及刑事司法协助的送达文书问题，如1987年签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关于民 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第22条规定，缔约双方应根据请求，在刑事方面相互代为送达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今后，送达文书的事务将会越来越多，本着尊重 “政府间的请求”的国际礼让原则，我国应在互惠的基础上协助外国送达刑事诉讼文书。凡是外国请求我国代为送达刑事诉讼文书的，一律由主管部门予以审核，确 定给予或不给予协助。 诉讼国通过被请求国的主管机关传唤处于外国境内的证人和鉴定人出庭，也 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重要内容。这种协助活动使诉讼国主管机关有可能直接听取有关证言，对于客观全面地查清案件真相具有重要意义。在各国刑事诉讼中，有关 证人或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规则各不相同，特别是在涉外刑事诉讼中，出国作证涉及到诸多棘手问题，如公民出入境护照和签证的申领、往返旅费、作证期间生活费 用、翻译证词、证人人身安全等等。1959年欧洲公约规定，如果请求国认为证人和鉴定人的出庭是特别必要的话，被请求国应允许他们出庭，一切费用由请求国 负担。如果证人和鉴定人拒绝出庭，他们不能因此而受到处罚，除非他们后来自愿进入请求国的领土并受到传唤。巴西奥尼教授在他编撰的《
国际刑法典 （草案）》中也对证人出庭作了专款规定，这一规定吸取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经验，虽然在实际中尚无法律拘束力，但对各国的刑事诉讼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该法典在尊重各国的双边条约有关国际公约的前提下，对证人出庭的条件，拒绝协助的合法性理由、证人的人身安全等有关问题均作了原则性规定。
我国对于证人和鉴定人出国作证和外国人应邀来华作证尚缺乏健全而系统的法律规范的调整，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在逐步走向国际化。1987年签定的《中波司法 协助协定》把传唤证人、鉴定人出庭纳入了刑事司法协助范围之内，并规定，对通过被请求的缔约一方通知前来出庭的证人或鉴定人，无论其国籍如何，提出请求的 缔约一方不得因其入境前犯的罪行或其证词、鉴定或其他涉及诉讼内容的行为追究其刑事责任和以任何形式剥夺其自由。如果证人或鉴定人在接到无须继续留在提出 请求的缔约一方境内的通知后次日起十五日，有出境的可能而仍不出境的，即丧失前述所言给予的保护，实际上可以推定被传唤人自愿放弃享受国际条约所给予的法 律保护。这一规定的内容实际上与1959年的欧洲公约关于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规定是一致的，反映了我国的刑事司法协助已经开始注意采取国际通告规则进 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同时在遵守我国的国内刑诉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采取了一些灵活性的原则，在特殊情况下作出特殊处理的方式。 物的引渡是指被请求国应请求，将自己已经掌握的有关案件的证据材料，犯罪物品或其它扣押物品交给请求国于诉讼中使用。一般来说，在移送文书和卷宗材料时，被请求国只移送其复制件，如果请求国明确要求得到原始材料，被请求国也可以考虑接受此要求。
被请求国引渡的物证应当是在本国诉讼中暂时用不着的材料和物品，如果本国的诉讼同时需要使用这些物证书证，被请求国可以决定推迟移送。同时，请求国应当 承诺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归还被移送者的物品和材料，除非被请求方明确表示不要求归还；被移送的物品只能用来作为证据材料，请求国不应用之去满足某些民事当事 人提出的返还或赔偿的请求。
以上我们对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从概念、途径及基本内容作了一番剖析，由此可见狭义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一斑， 许多原则性的通则已经成为“国际惯例”；反观我国的司法协助现状，则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建立我国健全的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应当早日提上日程，特别是狭 义的刑事司法协助方面的一些制度应通过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的签定或加入逐步使之走向成熟，以利于全面开展国际间的刑事司法合作，从而推动国际刑法的发展；与此同时，要对现行的国内有关法律如刑事诉讼法典进行全面的修改和调整，使今后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开展有法可依，有法可行。
（作者单位：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
注：
（1）该公约全文请参见：米勒与怀斯合编的《国际刑法》一书，1965年伦敦英文版。
（2）参见韩德培主编的《国际私法》1990年版，第43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
（3）参见《国际司法协助与区际冲突法论文集》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页。

❻ 什么是司法互助安排

1、没有司法互助协定的，外国一般不会提供协助；

2、有司法互助协定的，提高司版法互助；权

一国法院通过一定程序要求他国法院协助一定的诉讼行为；被请求国的法院按照请求协助履行该诉讼行为。

(6)香港刑事司法互助扩展阅读：

条件：

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同一司法协助的国际条约的国家和我国即具有司法协助关系。没有参加条约的国家不能要求别国法院接受其司法委托。

二是互惠原则。互惠即相互之间给予对等的优惠待遇。如果某一国家协助我国为一定的司法行为，我国也应当协助该国为相对等的司法行为。

❼ 网上通缉逃去香港就安全了吗

网上通缉逃犯逃去香港也不能保证安全。

网上通缉，又名网上追逃、虚拟通缉，是指公安机关各部门、各警种在日常公安业务工作中，发挥各自的职责优势，发现可疑人员时，及时与公安网“全国在逃人员信息系统”或“全国在逃人员信息光盘”进行快速查询、比对、抓获在逃犯罪嫌疑人员的侦查机制。

网上追逃不同于通缉。在刑事诉讼法中，通缉是一种执行逮捕的特殊形式，它的使用对象是应当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而网上追逃的对象不仅包括办理了逮捕法律手续的在逃犯罪嫌疑人，而且大量的对象是刑事拘留在逃犯罪嫌疑人；

通缉令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报刊、计算机网络等公开媒体对外发布，为广大公众所知晓，而网上追逃逃犯信息只能在公安网上发布，仅供公安机关查询比对，它对外保密，其 公安人员正在进行网上通缉受众面仅限于公安机关人民警察；

按照公安部公刑（2000）99号“关于办理《公安部通缉令》有关事项的通知”精神，被通缉人员信息必须先上公安网，录入“公安部在逃人员信息数据库”，网上追逃已吸收了通缉的部分职能。也就是对未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的特征照片上传到公安部网站，供大家识别和提供消息进行抓捕。

所谓“网上通缉”只是指公安部门内部网络共享全国范围内的通缉犯资料，这样当嫌疑人在其他地方出现时可以马上进行资料对比，提高了抓捕犯人的效率。

(7)香港刑事司法互助扩展阅读：

关于全球逃犯跨境逃犯缉拿：

1、从与我国签署条约的国家引渡：

截至2013年5月，我国已与西班牙、意大利、泰国、俄罗斯、韩国、伊朗等36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并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含有具体引渡条款的多边公约。此外，还与阿根廷、波黑等49国签订了民商事或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这些使从国外引渡、遣返外逃经济犯罪人具有法律基础。

如中国银行南海支行丹灶办事处原信贷员谢炳峰、原储蓄员麦容辉共同贪污公款5250多万元，事发后潜逃泰国，两年后的2011年被我国警方引渡回国。

但同时，由于与美国、加拿大尚未签署引渡条约，使得美加成为很多外逃经济犯的避风港。商务部在2004年时对外逃经济犯群体进行过分析，数据显示，外逃群体在不断扩大，他们的逃亡准备，更加隐蔽精准，逃亡路线向美国、加拿大等与中国没有签订引渡条约的发达国家集中。

2、与海外机构驻外使馆合作稽查：

公安部在22日的电视电话会议上要求，要充分发挥我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广泛建立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的优势，深化国际警务合作，对外逃嫌疑人较多的国家和地区，适时组织集中缉捕。而多个成功境外追逃犯罪嫌疑人的案例表明，国内警方要想成功缉捕嫌疑人，与藏匿国警方、国际刑警组织和我驻外使馆的合作密不可分。

余国蓉潜伏14年被抓就是四方合作的最好案例。首先，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去年5月，发现余国蓉藏匿在泰国的线索后，公安部立即派出精干力量，在我驻泰国使馆警务联络官的协助下，会同泰国执法部门开展查缉工作，成功将余国蓉抓获。

3、剥夺经济犯居留权使其被遣返：

目前，我国与发达国家缔结的双边引渡条约还为数不多，与美国、加拿大以及大部分欧盟成员国尚未建立正常的引渡合作关系。对于外逃至这些国家的犯罪嫌疑人，我国一般采取遣返非法移民的方式来达到境外追逃目的。

如可以通过吊销有关人员的合法旅行证件、证明有关人员犯有严重罪行等手段，设法使其不能在躲藏地国家获得合法的居留地位或者剥夺已获得的居留地位，从而达到将其遣返回国的目的。如在在美国逃亡两年的余振东就是因非法入境、非法移民及洗钱三项罪名失去了在美国居留的权力，最终被遣返回国。

4、利用感情攻势规劝其回国自首：

公安部在22日的电视电话会议上要求，要会同检察院、法院发布通告，敦促外逃嫌疑人投案自首，动员其亲属规劝回国。采用各种方式和途径对外逃人员开展攻心战，说服他们自愿回国投案，这是警方屡试不爽的招数。在缉捕俞优静的过程中，中国警方正是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成功将俞优静带回国内。

参考资料来源：

网络-关于网上通缉的介绍及条例

人民网-关于公安局全球逃犯跨境缉拿的报道

❽ 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途径

1959年的欧洲公约详细规定了国际刑 事司法协助的途径或渠道。这些渠道是：（1）在两国司法部之间；（2）在紧急情况下，函件可以由请求国的法院直接送达给被请求国的司法当局，但函件的副本 应送给被请求国的司法部；被请求国法院的答复要由该国司法部传递；（3）关于协助起诉前的侦查要求，可以在两国的司法当局之间直接传递；（4）通过国际刑 警组织传递。这四种渠道是在地区性的国际公约中作出的规定，但是在目前尚未有一部统一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状况下，它的许多原则对各国的司法协助实践具 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且已经被世界许多国家所接受。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这部公约的局限性，毕竟它只是一个地区性的公约，有许多规定尚需斟酌。单从司法协助的渠道及主体来考察，在各国实践中就存在诸多争论。
一般来说，外交途径是最常见的司法协助渠道，特别是在两国之间不存在司法协助条约的情 况下，这一办法几乎成为唯一可行的途径。在有双边条约或参与国际公约的情况下，当然不限于此途径，可以采取更为宽泛的方式。在普通法系国家里这方面比较宽 容，而在大陆法系国家里却常常遇到阻碍，即使象司法文书如不经过外交途径的请求而直接采用邮寄送达的方式，往往会遭到另一国以各种理由的拒绝。例如，美国 并不认为送达司法文件一定是官方行为，也不认为在美国领土上进行的非官方送达行为侵犯了它的司法主权。因此，美国在这方面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美国在制 定国内立法时曾希望它的态度能为其他国家所接受，然而，不少国家仍旧坚持它们原来的立场。特别是一些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一贯认为，在一国境内送达司法文件构 成一种官方行为，因此，未一经由该国当局进行或经其许可的送达行为，均被视为对送达地国司法主权的侵犯。1959年欧洲公约将两国之间的司法协助途径限定 在两国外交司法当局之间进行，是符合当前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现状的。
通过法院途径进行刑事司法合作必须以条约为基础。1959年欧洲公约只规定在紧急情况下才可采用这种方式，因此，“在实践中，采用法院途径的做法是比较少见的。”[（2）]尽管如此，各国对此也持不同意见，以美国为首的普通 法系希望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也能够通过法院之间直接进行狭义方面的刑事司法协助，而大陆法系国家则不允许这样做。1959年欧洲公约也正反映了这一特点， 在对待法院途径上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态度，在此方面附加了诸多限制。我认为，由于“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具有辅助性和工具性的特点，”[（3）]因此，在 各国的司法协助实践应当象美国那样采用较为宽容的态度，不应当有过多的限制，毕竟在狭义的司法协助中，送达文件、传递情报等行为只是整个协助中的辅助行 为，涉及到司法管辖权和特别重大的刑事案件外，一般案件的诉前协助应当允许两国法院之间直接进行，特别是在两国之间有条约和协议的情况更应如此，这样可以 节省办案时间，提高效率，而且可以达成默契，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法院途径应当成为进行狭义的刑事司法协助的一种主要途径。
至于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的途径进行司法协助，也是1959年欧洲公约规定的四种途径之一。有人认为，国际刑警组织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它所从事的活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 的司法行为，因此，从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观点来看，国际刑警组织并不能成为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国际刑警组织从事跨政府 间的活动，但却超脱于任何条约、公约或类似国家间文献的约束。国际刑警组织的章程没有也无须得到任何国家的批准；而各国加入此组织也不是以国家的名义而是 以国家中心局的身份参加的，而且国际刑警组织也得到了各参加国事实上的承认，1971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正式批准了国际刑警组织享有跨政府机构的权力。国 际刑警组织这种独特法律地位决定了这个组织的性质在于：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前提下进行跨政府间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组织。同时也决定了它的宗旨在于：在各法 律许可的范围内同国际刑事犯罪行为作斗争，促进各成员国间警务合作。因此，国际刑警组织是在尊重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活动的，同时也只有那些各国均认 为是犯罪的行为，方能成为国际警察合作的客体，各国的刑事司法协助行为事实上已经得到各国政府的承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的活动实际上已 经通过了外交途径，况且这个组织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各国国家中心局身上。所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进行各国间的狭义刑事司法协助应当不失为一种可取的渠道，特 别是在两国之间没有条约或协议的情况下，这种途径往往能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外，有人认为律师也可以进行刑事司法协助的某些活动，主要是协助调查取证方面。在英美法系国家里，由于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律师协助调查取证往往起很大作用，很多司法行为如果没有律师的协助是很难顺利完成。目前， 通过律师调查取证，协助完成某些司法行为只是在国际司法协助范围内，而且仅限于民商事案件，比如，我国曾先后委托香港26名律师代为在香港进行调查取证， 送达文书等事项，但在刑事案件上，无论是国际还是区际间当无这方面的先例，通过律师这条途径是被禁止的。这是因为律师只能代表个人，不能代表国家，他所从 事的一些司法行为如果未经所在国主管机关同意或授权是无效的。律师协助仍然是官方行为，而不能是民间活动，否则将会受到一国以损害其主权为理由而遭拒绝。

❾ 香港适用的刑法是什么

香港刑法并不是一部单一系统的法典，是一个在百余年间逐渐形成的、由成文法和习惯法共同编织的、庞大且复杂的法规体系。其中，判例是一种重要的法律表现形式。上级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具有拘束力，某一判例中表现出来的原则，不仅适用于本案，并且往往成为一种先例，而被以后法院审理相同或类似案件时所必须遵守，并由此形成所谓“遵循先例原则”。由于历史原因，香港法律深受英国法的影响。从其形成过程上看，除了大量适用英国制定法和判例法外，即使香港立法局创制的法例也大都源流于英国相应的法规。就总体而言，包括刑法在内的香港法属于普通法系的范畴，实为英美法系的一个分支。因此，从法系类别上探析，大陆刑法与香港刑法存在较大的差异。欲透析香港刑法的脉理、逻辑结构和基本精神，有必要深入探讨普通法的精神和特色。当然也应该注意到包括刑法在内的香港法也并非是对英国法的“搬字过纸”，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已成为一个多元化的自成体系的法律体系模式，其中成文法已跃升为香港刑法的主体部分。

❿ 刑事司法协助和引渡是什么关系

后者是前者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