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与类推

『壹』 现在刑事案件要遵循罪刑法定，那类推是不是就是绝对不许用的

一般说到类推，是指类推适用。目前刑法是禁止这样的法律适用的。
不过对于类推解释，目前来讲，在刑法的适用过程中还是存在甚至是需要的。但是必须把这种作为刑法解释方法的类推与罪刑法定原则所禁止的类推加以区别。
你问这个问题。。都能写论文了。网上搜搜好好研究下吧。

『贰』 罪刑法定原则禁止作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而允许作有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对吗

您的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罪刑法定只是禁止类推解释，因为类推版解释违背了预测可权能性原理，而不是禁止对行为人不利的解释。允许有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正是为了克服形式法治的缺陷，实现刑法的正义。所以说不能以有利和不利作为标准来看待罪刑法定原则，而是要看是否符合民主主义和尊重人权这两个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基础。这是我的个人见解，希望有所值。

『叁』 如何理解刑法解释与罪刑法定的关系

解答如下：
关于刑法解释与罪刑法定的关系：
一、罪刑法定原则能制约刑法司法解释，主要表现在：
（1）对刑法司法解释主体的制约。作为刑法司法解释的主体只能是司法机关，在加强司法独立的法制条件下，司法解释权归属于司法机关是必然的。
（2）对刑法司法解释范围的制约。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和禁止习惯法的排斥原则都表达了“法定”罪刑的宗旨。因此刑法司法解释应该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犯罪构成解释行为的性质, 依照规定的刑种和刑度裁量，犯罪构成没有规定的行为不得以犯罪处理，不得超越刑种和刑度量刑。
（3）对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的制约。罪刑法定的排斥原则之一就是禁止刑法解释的溯及既往。因此，刑法司法解释的根据应以行为时的法律文本为基准进行适用解释。解释的效力只能对以后发生的行为适用。但是，有利于被告人的溯及例外。
（4）对刑法司法解释方式的制约。根据不同的标准，刑法司法解释的种类可以划分出很多种。禁止类推解释是罪刑法定原则中的又一派生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排斥类推解释的理解，这在各国刑法理论中都有所体现。

二、刑法司法解释适用与罪刑法定原则也是辩证统一的
罪刑法定的价值目标是在形式公正中实现刑法的安全价值，而刑法解释的价值目标则是如何突破罪刑法定的束缚寻求实体公正。前者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是一种观念形态，后者则是在实践中面临的现实性问题。这样，在观念和现实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冲突。其实，如果我们将罪刑法定和刑法解释置于刑法的价值目标之下，将会发现，这种冲突不仅表现在现实层面上,而且表现在观念层面上。罪刑法定强调形式公正,，求刑法的安全价值。为了防止司法擅断，严格限制司法权就是其必然选择。因而作为一种价值目标,罪刑法定之于我国法治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刑法解释在价值选择上是偏向于刑法的公正价值的，并以此来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从司法实践看，司法行为不仅要接受立法者的评判，更重要的它要接受全体国民的评判。因为法律不仅是立法者的法律，它更应当是全体国民的法律。刑法解释应当立足于我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实践，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维护刑事立法的权威性的前提下，发挥司法解释的积极作用。因此，法解释不能拘泥于立法原意，而应在立法意蕴所允许的范围内，以罪刑法定为基本原则，以刑法的价值目标为终极归宿，以积极的态度趋向于刑法的谦抑性和人道性，使刑法解释起到阐明立法精神,补救立法之不足的功效。

仅供参考！

『肆』 简述罪刑法定原则为什么排斥类推

罪刑法定最基本的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类推是扩张解释了，不利于法律条文的稳定。

『伍』 刑法的类推

罪刑法定原则有两种：相对罪刑法定（当前适用）与绝对罪刑法定（此情况下不能类推）
根据相对罪刑法定原则是可以类推，但应当注意的是，它允许的是有条件的适用类推。即适用类推必须以法律明确规定类推制度为前提，以有利于被告人为原则，但不允许任意类推。

『陆』 罪刑法定原则是否准许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

罪刑法定原则禁止类推解释,但未必排斥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
所以视个案而定。

『柒』 如何理解刑法解释与罪刑法定的关系不需要

(一)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我国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从立法者意图而言,前段旨在突出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后段则旨在突出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从一般意义上理解,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种类、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

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沿革和法律渊源分析,其具体内容分为“形式的侧面”与“实质的侧面”。法律主义、禁止事后法、禁止类推解释、禁止不定(期)刑,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传统内容,被称为“形式的侧面”。刑法规定的明确性原则、刑罚法定的内容适正原则(禁止处罚不当的行为和进行不均衡的、残虐的刑罚)是其“实质的侧面”。[①]罪刑法定原则下,要求绝对禁止适用类推,但是不禁止在刑法文义“射程”范围内进行的扩大、限制等解释。把刑法的明文规定作为定罪的唯一根据,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能通过类推或者类推解释以犯罪论处。

(二)刑法解释

刑法解释是指刑法规定意义的说明。刑法解释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刑法规定的含义与精神;有利于刑法的正确实施和使用;有利于克服刑法表述的某些缺陷;有利于刑法的发展和完善。

按照刑法解释的效力可以分为正式的刑法解释和非正式的刑法解释。正式的刑法解释主要指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非正式的刑法解释,即未经国家授权的机关、团体、社会组织、学术机构以及公民个人对刑法所做的解释,没有法律效力,但对刑事司法乃至立法活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提高公民法律意识具有重大作用。[②]比如专家学者解释、司法工作人员解释等。本文主要以司法工作人员进行的非正式刑法解释为研究对象,即司法工作人员在适应刑法过程中,在没有相关规定及司法解释进行阐明时,如何在不突破罪刑法定原则下作出必要、合理的解释,准确适用刑法,区分好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标准。

(三)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的关系

司法工作人员在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往往会通过比较解释、体系解释、文理解释、限制解释、扩大解释等方法和技巧进行解释。这些解释方法和技巧,在不超越刑法本意的基础上,是被罪刑法定原则所允许的。比如,在办理聚众淫乱案件过程中,将聚众淫乱限制解释为具有一定公然性的聚众淫乱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允许的,因为如果不限制解释为具有一定公然性的聚众淫乱,就可能导致刑法介入道德生活领域,使伦理秩序成为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罪刑法定原则是不允许类推解释,司法工作人员不能以类推对刑法进行解释。因为类推解释是需要判断的具体事实与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基本相似时,将后者的法律效果适用于前者。类推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之外的事实,是对事实的比较,并且一般是将所要解释的概念提升到更上位的概念作出的解释,其所得出的结论超出了用于可能具有的含义,即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外进行解释。从论理方法上说,类推解释认识到了某行为不是刑法处罚的对象,而以该行为与刑法规定的相似行为具有同等的社会危害性和紧迫性为由,将其作为处罚对象。比如,将刑法中的“妇女”解释为“人”,就是典型的类推解释,很显然,这种解释和罪刑法定原则是相冲突的。
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解释的适用规则

从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来看,作为一名司法工作人员在具体办案中应正确适用刑法,适用刑法的过程也是解释刑法的过程。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如果不能发现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将难以真正做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有机统一。笔者认为,司法工作人员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解释的适用规则可以表现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整体到部分的解释过程。即在办理具体刑事犯罪案件时,首先从整体上要有禁止类推解释的法律观念,然后回归到案件事实本身,拉近案件事实和犯罪构成的连接点,通过交互作用,进行合理必要解释,最后从局部对个别刑法用语作出评价和修正,把握好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作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判断。具体表现为:

(一)树立禁止类推解释法律观念

司法工作人员,一方面要善于解释刑法,不能因为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就仅对刑法条文作字面解释;另一方面也要禁止类推思维进行类推解释。当前类推思维主要表现为整体思维,即不具体分析某种行为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而仅从整体上考察该行为的危害程度进而判断是否成立犯罪。[④]这是缺乏罪刑法定主义法律观念的表现。这就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在树立禁止类推解释的法律观念的情况下,要通过权衡刑法条文的目的、行为的处罚必要性、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刑法条文的协调性、解释结论与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等诸多方面作出解释。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是用语的问题,而是如何考量法条目的与行为性质,如何平衡法益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的问题。

(二)拉近案件事实和犯罪构成进行合理解释

由于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法律标准,所以它与犯罪构成事实有别:前者是法律规定,后者是具体事实。二者的联系也显而易见:具体事实符合法定的犯罪构成时,才能成为犯罪构成事实。[⑤]案件事实对犯罪构成的解释起着重要作用,现实的案件事实成为推动司法工作人员反复斟酌刑法真实含义的最大动因。在树立树立禁止类推解释法律观念的前提下,司法工作人员在的目光总是不断往返于犯罪构成和案件事实之间,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权衡,使犯罪构成与案件事实交互作用,一方面将案件事实向犯罪构成拉近,一方面将犯罪构成向案件事实拉近,从而作出判断。比如,犯罪构成的内容是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案件事实为行为人故意将他人价值1万元的戒指扔入大海中。如果将犯罪构成中的“毁坏”解释为“导致财物物理上的毁损”,将案件事实抽象为“使他人戒指转移与大海中”,则必然得出无罪结果,但这种结论是不能被人接受的。于是,司法工作人员可能进一步解释犯罪构成,将“毁坏”解释为“导致财物的本来效用减少或者丧失”,再对比案件事实,则必然得出有罪结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司法工作人员一定要达到有罪结论才罢休。只有在既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又不歪曲事实的前提下,使犯罪构成与案件事实彼此对应。

(三)综合评价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

司法工作人员应该依据什么标准对刑法用语作出评价和解释,才能把握其拥有之义呢?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的需要证明的事实和不需要证明的事实进行分类。第一类为法律评价,即需要根据法律、法规评价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如,“国家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公私财物”等则应该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的具体内容作出解释。第二类为社会评价,即要求参照法律意外的伦理的、社会的、经济的等一般文化的评价方式评价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如,“猥亵”、“侮辱”、“损害”、“泄愤报复”、“淫秽物品”等。第三类为事实评价,即伴随着事实事实判断的概念,一般人共同知晓的常识性事实。比如,刑法条文中规定的“危险”以及“情节严重”,都是伴随着事实判断的概念。根据具体个案,通过综合评价,准确把握好刑法用语中可能具有的含义。

『捌』 刑法中的禁止类推解释中不禁止对有利于告人的类推解释是什么意思，能举个例子吗

1、意思：我国刑法暂不适用类推解释，刑法中有文理（义）解释、扩充解释、限制解释、当然解释、体系解释、法意解释、目的解释以及补正解释，但是根据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刑法不适用类推解释，但类推解释有利于被告人的除外。

形式侧面禁止类推解释，是禁止一切类推解释。因为类推解释导致刑法的规定适用于相似的情况，然而，只要两种现象之间存在相同之处，人们就可以说它们具有相似性。于是，任何行为都可能与刑法规定的行为相似，都有被定罪量刑的危险。

2、例子：《刑法修正案九》第34条将刑法第302条修改为：“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由于“尸体”不包括骨灰，因此将“尸体”解释为包括骨灰属于法律所禁止的类推解释，但立法者认为侮辱骨灰同样侵害了公众对骨灰的虔敬感情，理应得到刑法的保护，那么立法者可以通过立法使其成为刑法所保护的内容。

(8)罪刑法定与类推扩展阅读：

司法解释禁止类推解释

司法解释是沟通立法与司法的桥梁，对于刑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下，司法解释是有限度的，超越这种限度的司法解释是越权的，也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

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司法解释不能采用类推解释的方法。类推解释是指对于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按照刑法中最相类似的条文加以解释。

因此，类推解释是以法无明文规定为前提的，类推解释使刑法适用于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因而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是应予禁止的。同时，不利于被告人的扩张解释，由于解释已经超出刑法条文词义的范围。因而也是违背罪刑法定的，不应允许。

『玖』 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有哪些

罪刑法定原则，其基本内容是：

（1）绝对禁止适用类推，但是不禁止扩大解释，把刑法的明文规定作为定罪的唯一根据。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能通过类推或者类推解释以犯罪论处。

（2）绝对禁止适用习惯法，把成文法作为刑法的唯一渊源。对于刑法上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允许通过适用习惯法定罪。

（3）绝对禁止刑法溯及既往，把从旧原则作为解决刑法溯及力问题的唯一原则。对于行为的定罪量刑，只能以行为当时有效的法律为依据，行为后颁行的新法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4）绝对禁止法外刑和不定期刑，刑罚的名称、种类和幅度，都必须由法律加以确定，并且刑期必须是绝对确定的，既不允许存在绝对的不定期刑，也不允许规定相对的不定期刑。

(9)罪刑法定与类推扩展阅读

基本要求

（1）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不允许法官随意擅断。

（2）实定化，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性的规定。

（3）明确化，即刑法文字清晰，意思确切，不得含糊其词或模棱两可。

罪刑法定原则从产生之日起发展演变到今天，已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在这期间，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反映在立法上，要求罪刑法定原则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罪刑法定原则发生了从绝对罪刑法定原则到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重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