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严吗

『壹』 我国什么刑法最严重，出了死刑

故意杀人，放火，投毒（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恶劣的）故意伤害（手段恶劣的）都可能被判处死刑。

『贰』 我国现行刑法是

少杀慎杀仍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死刑政策，该政策包括三层含义：1、我国现阶段有必要保留死刑；2、我国当前应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3、彻底废除死刑是我国刑法应当努力的方向。当前应切实贯彻这一死刑政策，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

「关键词」死刑，刑事政策，思考

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可以说，刑事政策是刑事法律的灵魂和指针，而刑事法律是刑事政策的具体化、法定化。深入并准确把握我国现阶段的死刑政策，对于正确适用死刑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一、 少杀慎杀仍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死刑政策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执政党就提出了“保留死刑、少杀慎杀”的思想，并将其作为指导我国死刑适用的基本政策。长期以来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表明，这一政策是正确的、科学的，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反映了我国执政党对死刑的性质和作用的理性认识。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犯罪现象的日趋严重和“严打”斗争的进行，有学者对于“少杀慎杀”是否仍是我国当前的死刑政策提出了异议。他们针对1983年“严打”开始以来，我国死刑立法不断扩展，死刑适用人数骤然增多的现状，指出我国的死刑政策已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即由“少杀慎杀、限制死刑”转向“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注重适用死刑”，并将现阶段的死刑政策概括为“强化死刑”。 [1]

笔者对上述观点不敢苟同。尽管自1983年“严打”开始以来，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中确有扩大死刑适用的倾向，但据此反推我国的死刑政策有了根本变化并无充足理由。应当说，实践中一度出现的死刑过度扩张的倾向是不正常的，它是“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的结果，而并不意味着这一政策本身有了根本变化。“保留死刑、少杀慎杀”这一基本死刑政策不仅符合我国国情，而且同刑罚发展的国际趋向也是基本吻合的。1998年10月5日，我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特别强调对公民生命权利的保护，倡导各国应将废除死刑作为最终目标，在一时不能废除死刑的国家，应将判处死刑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可以说，“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同上述《公约》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仍应当坚持这一政策，使之真正成为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的基本理念和指导原则。

二、 我国现阶段死刑政策的内涵解读

我国现阶段的死刑政策，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应当全面、系统地加以理解和把握。

（一）我国现阶段有必要保留死刑

从宏观的历史大视野看，死刑的废除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刑罚现象演进的必然结果。但死刑的废除并非一蹴而就之事。各国国情的不同决定了死刑的废除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时间表。就我国现状而言，废除死刑的诸多条件尚不成熟，在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死刑的存在仍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原因和理由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废除死刑的物质条件尚不具备。死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但总体而言，当前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比较落后，社会物质文明程度也比较低，而“在一个物质生活水平较低的社会，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大，人的生命价值相对低，因而缺乏死刑废除的必要物质条件。” [2]反观国外废除死刑的国家，大多属于经济发达国家，由此可见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于死刑存废的决定作用。

2、严峻的治安形势不允许。在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犯罪量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尤其是近年来，凶杀、伤害、抢劫、强奸、爆炸等恶性案件的发案率居高不下，严重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安全感，在如此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下，彻底废除死刑是不现实的。

3、缺乏社会心理基础。我国历经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未曾接受过近代西方那样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的洗礼，因而权利意识的发育先天不足，加之人口众多、经济相对落后，人的生命价值尚未被提升到应有的高度。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报应观念极为浓厚，杀人偿命几千年来被视为天经地义之事，这一思想至今在广大民众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因而死刑的存在目前仍有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全然不顾这一现实而强行废除死刑，不会得到广大国民的认同，也难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我国当前应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

在我国现阶段有必要保留死刑这一问题上，人们基本上达成了共识，类似西方那样的死刑存废之争在我国并未出现。但在我国存在另外一场关于死刑问题的论争，即所谓的死刑限制与扩张之争。1979年刑法典颁行不久，我国即进入一个改革开放的大变革时代，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各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的犯罪日益严重，社会治安状况趋于恶化。在此背景之下，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主张扩大死刑适用的思潮，认为扩大死刑是同犯罪作斗争的形势需要，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意愿，只有通过严厉打击，才能遏制犯罪日益猖獗的势头，争取社会治安形势的根本好转。持死刑扩张论的学者尽管在刑法学界不占多数，但这种观点得到司法实务界及大多数民众的赞同和支持，因而对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一度产生重大影响。在立法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死刑罪名激增，从1981年到1995年的14年间，我国的死刑罪名增加了40余个，平均每年增加3个多，这样的增长速度在各国刑法史上是罕见的。另外，立法者还通过修改有关法律使死刑核准权大范围下放，从而为扩展死刑的适用提供了程序上的便利。在司法方面，死刑的扩张主要体现在死刑适用标准的降低，甚至有个别司法机关提出“可杀可不杀的杀掉”；同时，死刑案件中不注重程序的问题也比较严重，有的司法人员把“依法从重从快”的“严打”方针简单理解为“速判快杀”，死刑复核往往流于形式。

然而，死刑的急剧扩张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10多年来的司法实践证明，在我国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刑罚量与犯罪量同步增长的“两高”局面，严重刑事犯罪依然居高不下，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令人担忧。针对这种局面，我国刑法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急剧膨胀的死刑立法进行理性的反思，并指出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3]正如死刑限制论者所指出的，死刑的威慑力是有限的，死刑的作用一旦被夸大、神话，死刑的威慑力度就必然会减弱，刑罚的公正性也会受到损害乃至丧失殆尽。作为立法者，对死刑的作用应有冷静、客观的认识，立法不应一味去迎合、满足普通民众出自本能、情绪性的报应要求，而应当站在理性的高度去正确引导人民群众。 [4]

近年来，限制死刑、减少死刑的呼声越来越高，已成为刑法理论界大多数人的共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立法者的重视。在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中，尽管并没有大幅度地削减死刑，但在死刑的限制方面还是有所动作，如取消对未成年人可以判处死缓的规定，严格盗窃罪、故意伤害罪等的死刑适用条件，等等。可以预见，尽管死刑扩张论在一定时期内仍会有相当市场，但严格限制死刑必将成为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主流趋向。

（三）彻底废除死刑是我国刑法应当努力的方向

虽然在我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废除死刑的条件尚不具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消极等待，而不能有任何作为。在当前刑法理论界，一些学者似乎非常忌讳谈死刑废除问题，这种态度应当改变。死刑的废除注定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需要从现在就开始努力，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从而朝着这一目标迈进。除了社会物质条件的制约外，观念因素是中国废除死刑进程的最大障碍，而学者们正可以在启迪民智、引导舆论方面有所作为，这也是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应当在积极倡导人权、法治观念的基础上，逐步淡化广大民众的报应思想，促成刑事立法及司法者树立理性的死刑观，破除对于死刑功能的盲目崇拜，以严加控制死刑的适用。在促使全社会死刑观念更新的前提下，应抓住时机，积极推动刑事立法的改革，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削减刑法中的死刑罪名，最终达到完全废除死刑这一宏伟目标。只要全社会为之作艰苦不懈的努力，相信这一目标尽管是长远的，但并非遥遥无期的。

三、贯彻“少杀慎杀”方针，严格限制死刑适用

在我国现行死刑政策的贯彻上，最为关键的是合理限制死刑的适用。在一定时期内保留死刑虽然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加严格限制而放任死刑的扩张，必然同世界刑罚文明的演进趋势相背离；同时，限制死刑也是朝着废除死刑的目标迈进的具体举措，正是在不断对死刑适用加以限制的基础上，死刑才有可能最终走向消亡。
对死刑适用的限制可分为两大方面，即立法限制和司法限制。

（一）立法限制

应当说，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典对死刑立法做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同时新刑法典颁布以来，在一系列的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中，至今没有再增加死刑条款，体现了立法者对死刑问题保持着较为审慎的态度。但是，我国现行刑法中死刑条款过多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进一步裁减死刑罪名应是我国刑事立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现行刑法中共有近70种死刑罪名，其数量之多，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即使像印度、蒙古这样社会经济状况与中国相当甚至不如中国的国家，其刑法中的死刑罪名也不超过10个，因此，以经济发展水平低为我国如此庞大的死刑立法辩解，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另一方面，我国对一些非暴力的经济犯罪、妨害风尚犯罪等也规定了死刑，仅刑法分则第三章所规定的可以适用死刑的经济犯罪达16个之多。这在当今各国刑事立法中是极为罕见的。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的规定，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而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有关文件中，将这里的“最严重的罪行”解释为类似于谋杀这样的严重危及人身的犯罪。从各国立法看，对非暴力的经济犯罪、妨害风尚犯罪不设死刑几乎成为通例。因此，我国立法上的死刑适用范围仍有相当大的缩减空间。笔者认为，刑法分则第三章中的死刑罪名，除了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几个直接危害公众生命健康的犯罪之外，其余均不必保留死刑。此外，刑法分则第六章中的传授犯罪方法罪、组织卖淫罪等死刑条款，也有裁减的必要。尤其是组织卖淫罪，属于无直接受害人的“风化犯罪”，其性质有别于逼良为娼的强迫卖淫罪，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完全符合罪刑均衡原则，实无规定死刑之必要，而且从实践看，公众普遍对这种犯罪的死刑判决缺乏认同感。例如，1998年北京马玉兰因组织卖淫罪被判处死刑后，据媒体的调查，人们普遍认为量刑过重，许多人对刑法规定对该罪可判死刑表示不可理解。因此，应尽快启动立法程序，删减这些不是很有立法必要同时缺乏群众心理基础的死刑条款。

对于那些目前仍有必要保留的死刑罪名，应严格限定死刑裁量的具体标准，尽力杜绝在死刑条文中出现用语模糊笼统、可操作性差的局面。例如，刑法第125条规定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以“情节严重”作为适用死刑的法定情节，但何谓“情节严重”，立法上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这就潜藏着因执法的随意性而导致死刑滥用的危险。今后在修订立法过程中，应对这些概括性过强的死刑条款予以明晰化和具体化，将某些影响死刑适用的酌定情节予以法定化，以严格统一死刑的适用标准。

（二）司法限制

死刑案件的处理关系人的生死存亡，而人死不可复生，因此必须慎之又慎，否则便会铸成永远无法弥补的大错。一次错误的死刑裁判不仅会错杀一个或几个人，而且会动摇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和对司法机关的信赖，其危害较之一起严重的刑事犯罪，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死刑适用的司法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必须严格依法裁量死刑，严禁法外用刑。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在死刑裁量中的要求和体现。死刑的裁量必须严格遵循刑法所设立的规格和标准，包括刑法总则规定的适用死刑的一般条件和刑法分则规定的适用死刑的具体情节，绝对不能逾越法定的界限滥施死刑。例如，刑法总则规定对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不能适用死刑，对此决不能随意突破，哪怕犯罪时差一天就满18岁的人，也不能判死刑。

2、必须从严解释和把握死刑立法。由于现行死刑立法的一些条款具有较高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在实践中需要司法人员根据死刑政策和立法精神，结合具体案情予以把握。对于某些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疑难问题，最好由最高司法机关作出统一而明确的解释，而对于涉及死刑适用的司法解释，一定要符合立法本意和刑事政策精神，贯彻从严解释的原则，不能借助于司法解释来扩张死刑的适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凡关系到死刑适用的，只能限制解释，不可随意地扩大解释。[5]

3、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特别注重程序公正问题。我国刑事立法对死刑案件的办理规定了比普通案件更为严格的程序，从而为防止错杀、滥杀提供了程序法上的保障。在办理死刑案件过程中，从侦查、批捕、一审、二审、死刑复核直到临刑监督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把关，必须解决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倾向，消除刑讯逼供、非法取证、超期羁押等违法行为，确保案件的公正审理。

4、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当从严把握，罪行极其严重的事实必须清楚，证据必须确凿。对于基本犯罪事实虽然清楚，但某些影响到罪行轻重的事实情节仍存在疑点，不能有力佐证的，即使能定罪，也不能适用死刑。在司法实践中，当办案人员内部对于犯罪是否属于罪行极其严重，是否属于可杀可不杀等重大问题存有疑问时，原则上不应判处死刑。

5、要理性对待民愤。死刑的公正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人民群众的社会正义感中，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集中体现着人民意志的死刑立法同人民群众朴素的正义感是基本一致的。应当承认，平息民愤是死刑适用时应当酌情考量的一个因素，但任何时候都不能将民愤对于死刑适用的影响力夸大到不应有的程度，因为民愤毕竟带有一定的非理性成分，而感情不能代替证据，义愤不能代替理智。民愤这一情节只有在经过法官独立判断之后，才能对死刑的裁量发生适度影响。在实践中，由于社会公众很难全面细致地了解全部案情，加之某些传媒为追求轰动效应而不顾事实进行炒作，有意渲染案情或认为地取舍案情，从而会形成错误的舆论和民愤。在此情况下，法官一定要保持清醒和冷静的头脑，要敢于顶住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依法秉公而断，决不能盲从或屈服于不正确的民愤，从而牺牲法律的公正性和司法的独立性。只有这样，才能使所办的死刑案件成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铁案，才能杜绝冤杀无辜的悲剧发生，也才能真正体现人民法官对生命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6、要注意把握死刑裁量中的平衡原则。死刑裁量的平衡原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纵向稳定，即从时间因素看，如果未发生战争、大规模动乱等突发性事件，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没有剧烈的变化，则死刑适用的标准和总量应大体保持稳定，不能忽高忽低，忽宽忽严。二是死刑裁量的横向协调。即从空间因素看，在同一时期内，死刑的裁量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法院之间，应大体上保持一致，不应出现死刑适用的标准相互间差异过大，对近似案件所判结果过于悬殊的情况。在死刑裁量的纵向稳定方面，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司法机关过分强调紧跟形势，导致对死刑适用标准的把握时紧时松，甚至将形势需要凌架于犯罪事实本身和预防犯罪的目标。例如，有些法院在“严打”期间，把一些论罪不该处死的犯罪人也判了死刑，这种片面强调形势而置法定标准和死刑政策于不顾的做法是极其有害的。在死刑裁量的横向协调方面，主要问题是不同法官、不同法院之间在死刑案件中量刑失衡的现象仍比较严重。法官的个人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判决的公正性。为此，应当选拔最优秀的法官来从事死刑案件的审判，确保这一人命关天的大事不出差错。为了减少死刑案件中的量刑偏差的问题，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精神，将1983年以来下放的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尽快收回，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以促进死刑判决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叁』 我国刑法中最严厉的惩罚手段是什么

我国刑法规定的惩罚犯罪的刑罚有主刑和附加型两类。其中主刑有以下五种：
1、管制。期限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数罪并罚不得超过3年。
2、拘役。期限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数罪并罚不得超过1年。
3、有期徒刑。期限为6个月以上15年以下，数罪并罚不得超过20年。
4、无期徒刑。
5、死刑。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附加刑有以下三种：
1、罚金；
2、剥夺政治权利；
3、没收财产
外国人违法还有被驱逐出境

『肆』 死刑是中国最严厉的刑法制度吗

现在是和谐社会了，我们讲究人道主义，所以剥夺人的生命就是最残酷的刑罚了，在当今社会是不会出现凌迟，或者五马分尸那样子的了。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死刑，严重的还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呐，多可怕？

『伍』 在我国刑法里什么是连续犯

连续犯是指行为人基于同一的或者概括的犯罪故意，连续实施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情况。有些时候符合上述条件但不按连续犯来处理而是采用数罪并罚，如故意伤害。

以下为论文

我国连续犯实践的弊端

无视规范性质的操作惯性

一如上述，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多次”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就是实质的数罪，但与传统的连续犯一样，却按一罪处罚。那么，这些有关“多次”的规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刑法规范呢？弄清楚这些规定的规范性质对于我们解释和适用刑法极为重要，也是我们解释刑法的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条文中的“多次”规定是一种特别规定。可是，我们知道，刑法中的特别规定有的属于注意性的规定，而有的则属于拟制性的规定。那么，这些有关“多次”的规定是注意规定还是法律拟制呢？

注意规定是一种特别规定，它是指在刑法已作基本规定的前提下，提示司法工作人员注意、以免司法工作人员忽略的规定。它具有以下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注意规定的设置，并不改变刑法基本规定的内容，只是对相关规定内容的重申；即使不设置注意规定，也存在相应的法律适用根据（按照基本规定处理）。其二，注意规定只具有提示性，其表述的内容与基本规定完全相同，因而不会导致将原本不符合相关基本规定的情形也按照基本规定处理。⑽

法律拟制则不同，其特点是导致将原本不符合某种规定的行为也按照该规定处理，即对案件T2适用T1的法律效果。它是立法者将明知为不同者而等同视之，其特点就是导致将原本不同的行为按照相同的行为处理。就如德国学者卡尔·拉伦茨指出的，“……法定拟制的目标通常在于：将针对一构成要件（T1）所作的规定，适用于另一构成要件（T2）。”⑾

由此可见，将刑法中的“多次”规定视为法律拟制还是注意规定，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因为两者存在着重大区别，其中最为主要的区别就是：注意规定的内容属于“理所当然”，因而可以“推而广之”；而法律拟制的内容并非“理所当然”，只是立法者基于特别理由才将不符合某种规定的情形赋予该规定的法律效果，因而不能“推而广之”。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中的“多次”规定属于法律拟制，而不是注意规定。因为，其一，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多次”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就是实质的数罪，但刑法却按一罪处罚，换句话说，立法者将明知为数罪的情形却在处断上与一罪等同视之；其二，我国刑法中的“多次”规定包括传统的连续犯的犯罪形态，并且在认定条件上比连续犯更为宽松，如果认为连续犯无异是一种法的拟制（rechtliche fiktion），⑿则我国刑法中的“多次”规定也应具有相同的规范性质；其三，法律拟制是一种很重要的立法技术和方法，我国立法者是基于诉讼经济原则才将数罪按一罪处罚的，在这一点上，我国刑法中的“多次”规定与传统的连续犯制度并无二致，所谓“‘以一罪论’本身只是一种方法（立法技术），达成令国家就数罪却只有一个刑罚权的‘目的’的‘方法’。”⒀

我国刑法中的“多次”规定在规范性质上既然属于法律拟制，则我们就没有理由将这一规定推而广之，而应严格限定在刑法分则规定的10种犯罪的范围之内。但是，反观我国的司法实务，却是另一番情景：司法人员大面积地将许多犯罪的多次行为按一罪处断，远远超出了刑法规定的10个条文所调整的范围。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在现行有效的刑事司法解释中，规定多次相同行为按一罪从重处理的就达到近50条。这一做法虽然大都有利于犯罪人，但却严重背离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使我国刑法中的有关数罪并罚的规定部分地成为一纸废文。那么，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大面积推广“多次相同行为按一罪处断”的荒谬做法，是与连续犯的惯性思维分不开的。所以，也可以说，这种惯性操作虽主要是司法实践上的弊端，但理论界也难辞其咎。

笔者曾长期在基层司法机关工作，从我办理有关案件的亲身经历来看，我国多数司法人员混淆现象层面的连续犯与制度层面的连续犯，即将连续犯与连续犯制度混为一谈。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必然导致但凡属于连续行为就无一例外地适用连续犯制度，将本来的数罪都一股脑地从一重论处。这一错误认识也必然影响他们对刑法中的“多次”规定的认识，认为既然刑法规定某些犯罪的多次行为按一罪处断，司法解释也常常做出这样的规定，其它犯罪也就想当然地予以同样处理。殊不知，刑法中的这些规定是特定情形下的拟制规定，不能盲目地推而广之予以适用。比如，像邱兴华系列杀人案一样的连续杀人案件，刑法既没有规定“多次”杀人按一个故意杀人罪从重或加重处罚，司法解释也没有作如此规定，但我们的审判实务却一直以一个故意杀人罪定案，这就是惯性操作的结果。这种惯性操作不但使本该数罪并罚的案件以一罪结案，甚至是相隔很长时间的同种犯罪也作如此处理，严重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也使得刑法有关追诉期限的规定在这类案件上根本没有适用的余地。

实践对策

针对上述实践现状，一刀切地全面加以摒弃显然是不可行的，但妥善加以引导，以期形成我们自己的超法规的连续犯制度，则是切实可行的选择。为了扭转上述操作惯性的随意蔓延，克服由此产生的实践上的弊端，笔者以为应从理念和具体制度上采取如下对策：

首先，在司法理念上，每位司法人员都应该正确认识数罪并罚与处断一罪（包括连续犯）之间的关系。理论上的所谓处断一罪，其本质是数罪，不管是在犯罪认识上，还是在犯罪评价上，都是数罪，只是在犯罪科刑上以一罪处断。因此，“依据刑法规定，数罪并罚乃为处罚犯罪之原则，数罪一罚则为处罚犯罪之例外。”⒁司法人员只要秉持“数罪并罚是原则但数罪一罚是例外”的司法理念，罪刑相适应原则常在心中，就会从根本上为扭转上述操作惯性准备好必要的思想条件。

其次，司法审判是制度化的专业行为，除了良好的司法理念，还需在具体制度上做足文章。在如何对待数次同类行为问题上，我们应该效法德日的做法，即经由刑法理论与司法实务谨慎地发展超法规的连续犯制度，即我国刑法理论中的作为“处断一罪”的连续犯概念。换句话说，在刑法规定“多次”的10类犯罪之外，如有必要适用连续犯制度，则应在严格限制的前提下，谨慎地认定连续关系并以一罪处断，发展出适应我国司法实际的超法规的连续犯制度。这些限制条件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1．主观条件上的限制

在连续犯主观要件上，一直存在着整体故意与连续故意的对立。“所谓‘整体故意’是指行为人在进行连续犯罪之第一个行为前，在主观上，对于整体连续犯罪中之各个犯罪行为即具有认识，并决意实现后续之数个触犯同一罪名的行为”，而连续故意是指“在犯罪行为后始产生再进行相同之下个行为之意思。”⒂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自始确定，整体故意要求行为人在进行连续行为之前就对后续的相同行为有所认识，其对连续行为的认识是自始确定的；而连续故意则要求在进行一个行为之后才产生后续相同行为的意思，其对连续行为的犯罪意思自始并不确定。为限制连续犯之适用范围，德日等国的理论与实务一般主张以整体故意作为连续关系成立的主观条件。但我国的刑法理论在连续犯的主观要件上一般要求“同一的或概括的故意”，至于这一主观条件到底是指整体故意还是连续故意，则语焉不详。为了发展适应我国司法实际的超法规的连续犯制度，笔者主张应该抛弃“同一的或概括的故意”这一模糊的说法，转而采纳“整体故意”的立场，对连续犯在主观上进行严格的限定。

2．行为形态上的限制

在连续犯成立条件中，对“同一罪名”的理解也存在着“罪质同一说”与“构成要件同一说”的对立，前者只要求犯罪性质的同一，哪怕是盗窃与侵占之间也会因为同为财产犯罪而有成立连续犯的可能；后者则要求只有在基本构成要件相同的情况下才能成立连续犯。为了限制连续犯的成立范围，泷川幸辰就认为，“所谓‘同一罪名’，纵令无解为同一犯罪构成要件之意，然于犯情性质上，亦应限制于基本犯与加重结果犯，普通犯与特别犯，既遂与未遂，及单独犯与共犯等之间。”⒃在对“同一罪名”的理解上，我们应采取“构成要件同一说”，以严格限制连续犯的适用范围。

3．法益类型上的限制

刑法保护的法益包括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和个人法益，而个人法益在性质上又可区分为个人专属法益（如人身法益）和非专属法益（如财产法益）。“在德国通说对于连续关系的适用限制，除在客观条件上加以限制外，更要求所侵害同一法益必须严格区分，其乃将法益概略区分为一身专属性法益和财产法益，同时又将一身专属性法益的侵害区分为同一人或不同人。对于行为侵害不同人之一身专属性法益的行为组合，视为排除连续关系的适用。对于非一身专属性法益的财产法益，在成立连续关系上，并不加以设限。”⒄我国也有学者主张，“对于个人专属法益的犯罪，尤其是其中法定刑较低的犯罪，宜采取同一法益说，否则难以做到罪刑相适应。例如，对于连续故意造成三个不同人轻伤的行为，宜认定为同种数罪且实行并罚。对于侵犯非专属法益的犯罪如侵犯财产罪，则宜采取同种法益说。如连续盗窃、诈骗不同被害人的财物的，可认定为连续犯，以一罪论处。”⒅笔者对此也持相同的看法以限制连续犯的存在范围，这样，对于邱兴华系列杀人案就应认定为数个故意杀人罪并实行并罚。

4．时间跨度上的限制

按理说，所谓连续犯肯定是就具有时空一致性的数个相同行为而言的，但在日本、台湾等地的司法实践中也出现过对于跨月经年的数个相同行为也被认定为连续犯的判例。我国一些司法解释也有这样的倾向，比如，最高院在《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一年内多次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的数量、数额处罚。”这种随意扩大连续犯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应该在时间跨度上予以限制。笔者以为，对于作为累计数额载体的多次行为，其时间上限应为一年，超过一年的不应再累计数额以一罪论，而应认定为实质数罪并予以并罚；至于其他类型的多次行为，其时间跨度应更为严格，如果时间跨度过大，即使能肯定其整体故意的存在，笔者也不主张认定为连续犯。

总之，只有符合上述限制条件的连续行为才可认定连续关系的存在，予以适用超法规的连续犯制度而作为“处断一罪”来处理。当然，前提条件是数个连续相同行为要首先符合连续犯的成立条件。

『陆』 我国刑法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用来惩罚犯罪和维护国家安全,保护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家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财产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保护公民的权利。维护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

『柒』 为什么我国刑法严格限制死刑

1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 2.死刑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3。法制进步的必然要求

『捌』 我国刑法惩罚最重的罪名是什么

是死刑，只有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才会被判死刑。死刑，也称为极刑、处决，世界上最古老的刑罚之一，指行刑者基于法律所赋予的权力，结束一个犯人的生命。而遭受这种剥夺生命的刑罚方法的有关犯人通常都在当地犯了严重罪行。尽管这“严重罪行”的定义时常有争议，但在现时保有死刑的国家中，一般来说，“蓄意杀人”必然是犯人被判死刑的其中一个重要理由。目前国家只有在特别严重犯罪才会立即执行，很多会给一次机会，就是缓期2年执行，是法律完善和国家进步的表现。但是死刑造成的最大问题在于完全无法补救司法造成的错误（司法出错的机率不低）。死刑执行方式主要有枪决、绞刑、斩首、电刑、毒气、石刑、注射等。我国现行刑法对死刑的罪名共有55种，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国还不能取消死刑，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绝大多数中东和北非国家都强烈地反对废除死刑，甚至仍在不断地扩大死刑的适用范围。
以下是关于涉及死刑的罪名:
第一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7个）
1．背叛国家罪
2．分裂国家罪
3．武装叛乱、暴乱罪
4．投敌叛变罪
5．间谍罪
6．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罪
7．资敌罪
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14个）
8．放火罪（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
9．决水罪（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
10、爆炸罪（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
11．投毒罪（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修正案(三)》第1、2条)
12．投放危险物质罪(取消投毒罪罪名）
13．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修正案三）
14．破坏电力设备罪（第118条、第119条第1款）
15．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第118条、第119条第1款）
16．劫持航空器罪
17．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第125条第1款）
18．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第125条第2款）——25条第2款(《修正案(三)》第5条）
19．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
20．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危险物质罪（修正三）
21．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危险物质罪（修正三）
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2个）
22．生产、销售假药罪。
23．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第二节走私罪（3个）
24．走私武器、弹药
25．走私核材料罪
26．走私假币罪
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无）
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1个）
27．伪造货币罪
第五节 金融诈骗罪（1个）
28．集资诈骗罪
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无）
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无）
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无）
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29．故意杀人罪
30．故意伤害罪
31．强奸罪
32．绑架罪
33．拐卖妇女、儿童罪
第五章 侵犯财产罪（1个）
34．抢劫罪
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5个）
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无）
第二节妨害司法罪（2个）
35． 暴动越狱罪
36．聚众持械劫狱罪
第三节妨害国（边）境管理罪（无）
第四节妨害文物管理罪（无）
第五节危害公共卫生罪（无）
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无）
第七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3个）
37．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38．组织卖淫罪（第358条第1款）
39．强迫卖淫罪（第358条第1款）
第八节 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无）
第七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2个）
40．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罪
41．提供不合格的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罪
第八章 贪污贿赂罪（2个）
42．贪污罪
43．受贿罪
第十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12个）
44．战时违抗命令罪
45．隐瞒、谎报军情罪
46．拒传、假传军令罪
47．投降罪
48．战时临阵脱逃罪
49．阻碍指挥人员或者值班、值勤人员执行职务罪
50．驾驶航空器、舰船叛逃罪
51、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军事秘密罪
52、 勾结敌人造谣惑众，动摇军心罪
53、盗窃、抢夺武器装备或者军用物资罪
54、非法出卖、转让军队武器装备罪
55、战时在军事行动地区，残害无辜居民或者掠夺无辜居民财物罪
6适用条件
死刑又称极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是一种最严厉的刑罚。根据《刑法》第46条的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见死刑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即所犯罪刑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危害特别严重和情节特别恶劣的。

『玖』 我国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是什么

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全部刑法规范，指导和制约刑法适用活动的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意义的准则。其主要特征有三个：

• 第一，刑法基本原则必须是贯穿全部刑法规范的原则；

• 第二，刑法基本原则具有指导和制约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意义；

• 第三，刑法基本原则必须体现我国刑事法制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精神。刑法第3条至第5条明确规定了我国刑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拾』 我国法律体系的核心是刑法吗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对全面依法治国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需要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大学生应在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上，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把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核心要义。

(1)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大意义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这一总任务的实现提供了推动力量和制度保障。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国家治理体系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能够有效推进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能够有效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③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方面，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各个领域，必须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谋划。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必须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方面， 对法治中国建设做出战略部署和总体安排。

(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主要内容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