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司法协助

Ⅰ 香港人在内地犯罪潜逃，内地公安机关能否网上通辑

这个要看犯罪发生在什么地方，如果香港人犯罪行为地、危害结果地等是在大版陆的话，按照刑法第权6条第1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因此，内地公安机关当然可以采取包括网上通缉在内的各种方式追捕香港籍嫌疑人。
如果在香港犯罪后的香港人逃跑来了内地，在内地没有其他的犯罪行为，因为内地与香港之间目前没有刑事司法协助方面的规定，因此不能按照香港警察的要求直接抓人上网通缉。

Ⅱ 《逃犯引渡条例》为何在香港引起如此大的争议

《逃犯引渡条例》在香港引起如此大的争议的原因是：

一是阻碍香港与内地及港澳开展刑事司法协助，使得香港某种意义上成为“逃犯天堂”。

该条例的导言部分，明确了移交逃犯安排“适用于香港政府及香港以外地方的政府(中央人民政府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其他部分的政府除外)；或香港及香港以外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其他部分除外)。

是为移交因涉及违反香港或该地方的法律的某些罪行而被追缉以作检控、判刑或强制执行判刑的一名或多于一名人士而作出的。”今年两会期间，原公安部副部长、现全国政协委员陈智敏，在接受香港电台访问时表示，内地逃到香港的重犯多达300多人，全部“有名有姓”。

但受到《逃犯条例》的限制，香港并不能将这些逃犯移交内地。2016年香港特区政府曾书面答复议员，因内地-香港两地法制差异，有关移交逃犯安排的商讨工作须小心进行，各项细节要仔细审视。由于没相关法例授权，故在相关安排正式立法及生效前，不会将逃犯移交到大陆。

二是港人在未签订双边协议的国家及地区发生刑事案件，追究刑事责任面临极大困难。

根据《逃犯条例》规定，香港只能向签定双边协议的国家及地区移交逃犯。经笔者查询，目前香港只与英国、新加坡、新西兰、马来西亚、法国等20个司法管辖区签订移交逃犯协议，仍未与其他100多个国家及地区达成双边协议。

三是一些在港犯案后逃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嫌犯，也因为没有引渡安排，港府无从引渡他们来港受审。

为阻碍修订《逃犯条例》，香港内外反对势力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使出了很多毒辣的招数。这其中，很多都是他们在“反国教运动”“反‘一地两检’”中反复使用过的，凸显出反对派逢“中”必反的根本立场，也预示着修法必将面临一场艰苦的缠斗。

极力渲染恐慌气氛。香港多个反对派政党宣称，修法会成为内地要求香港引渡“政治犯”的借口。非法“占中”黑手黄之锋撰文，声称修法“将彻底破坏一国两制对港人的法律保障……届时若有台湾政界人士被北京政府定性为干犯中国大陆的罪行。

只要该人在香港过境、逗留或旅游，都有被引渡(移交)至中国大陆的可能”。同时，也有香港反对派顾虑，内地会以非政治化的罪名，例如逃税等，要求引渡逃港政治异见人士。和反对“一地两检”时一样，反对派大肆渲染内地将大规模拘捕或引渡港人的场景。

试图激发港人的恐惧心理，从而形成反对修法的舆论。一直以温和反对派立场著称的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对有关“遣返政治犯”的说法感到气愤，并斥反对派将政治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大做文章及随意提出无理指控。

漠视社会公义等，重申香港不应发生这样的情况。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广东社团总会执行主席邓清河表示：“这些所谓忧虑纯粹只是反对派的危言耸听，他们只是试图将有关修例建议妖魔化、政治化和阴谋化。

除此之外，他们对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属并无任何怜悯同情之心。”反对派的担忧并没有道理，因为现行条例已经把“政治犯”排除在外。也不会出现大规模移交“政治犯”的问题。相反，特区政府在每个具体案例上都会极为慎重，不可能出现滥用《逃犯条例》的现象。

极力阻碍“一国”进程。目前保安局修法建议其实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取消对除香港以外中国其他区域的限制，二是与香港没有签订长期移交协议的司法管辖区，开辟以“个案形式”移交逃犯的通道。但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建议，先就对台湾的限制松绑。

3月15日，反对派在立法会会议上提出“先处理(适用于)台湾、不适用于中国内地”等3个动议，结果全遭否决。其实，反对派的这些建议，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台湾这方面的要求比较紧迫，先对台湾松绑，但其他国家和地区就都不动，等爆发出新的问题了再继续改正。

同时，他们心中其实是有一条底线的，那就是可以同台湾进行司法协助，澳门也可以谈，但必须回避内地地区。究其实质而言，这些反对派依然回避“一个中国”原则，以所谓的“司法独立”来妨碍“司法公正”。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在蓬勃开展，内地及香港、澳门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往来越来越密切，可能发生的法律问题将会变多，在刑事司法协助方面的需求自然会更加迫切。

如果在同一个国家、特别是同一个大湾区内都不能实现刑事司法协助和逃犯的顺利移交，那么三地融合的步伐和程度自然就会受到影响。正如一座不允许多向自由通行的大桥那样，其综合效益是很难得到充分发挥的。

Ⅲ 当事人客观无法收集的证据，法院可否依职权去香港调取证据或通过司法协助依职权调取在香港的证据

目前复还不可行，内地制与香港还未达成关于取证的规定，只有关于文书送达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但是澳门已经有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所以，如果想要在香港取证，还需要当事人自行调取证据并提供证明文件。在没有最高院关于内地与香港区际取证的规定情况下，法院是不会依职权调取的，也没有法律依据。

Ⅳ 中国警察以什么法律依据把香港犯罪嫌疑人引渡回港受审

所谓引渡，就是指一国把在该国境内被其他国家指控为犯罪或判罪的人，依照他国请求移交其进行审判或处罚的法律制度。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对其他国家司法请求的一种配合，但实际上，引渡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一项关系到本国主权、司法权和人权的大事。各国因司法理念和利益诉求的不同，一直存在著分歧。因此，在引渡问题上，各国一般都依照本国需要和通行规则设置了种种限制。很多国家都在宪法或引渡法裏设定了诸如本国国民不引渡、死刑不引渡、政治犯罪不引渡等一系列法律门槛，以维护司法管辖权的完整和确定对人权的保护。由於引渡程式的复杂性，很多国家都把签定引渡条约当作司法协助的一项大事，但是由於司法体制和理念的不同，签定引渡条约的过程比进行引渡本身还要艰难。
在1997年7月1日移交前，香港政府的引渡法主要包括英国《国会法》（Acts of Parliament）和适用於香港的《枢密院令》（Order in Council），引渡主要在香港与其他英联邦司法管辖区之间进行；香港与中国内地、澳门和台湾之间没有引渡。在回归前不久，为了本地化适用於香港的英国法例，逃犯条例被制定，且於1997年4月生效，本条例允许香港与跟香港特区签订了引渡条约的国家进行引渡——这是基本法赋予香港特区的权力。逃犯条例的规定，主要遵循英国的引渡法，并纳入了许多联合国《引渡示范条约》及《英联邦引渡伦敦计画》（London Scheme on Extradition Within the Commonwealth）的原则。例如，针对政治犯罪，因其政治见解、宗教、种族或国籍而被起诉的人，或因其中任何一个原因而对其公平审判有偏见的人，以及有遭受酷刑风险的人，不会被引渡。从1997年起，香港特区与20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超过100人——主要是外国人——已根据这些条约被香港移交，而美国则是被移交人数最多的目的地。

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政府签署的法律是《刑事区际司法协助协议》，逃犯条例及相关的《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刑事互助条例）的一个重要特徵，是这些条例均不适用於中国其他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澳门）。显然，在制定这些法例时，考虑到香港基於普通法的法律制度与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存在巨大差异，香港尚未准备好与大陆订立引渡安排。而这问题，本来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处理的。中港移交逃犯协议谈判了近20年也没有结果，情况并不理想，谈判陷僵局的一个主因是香港无死刑、内地却有死刑。香港和内地并无引渡安排，特区政府所有执法，必需根据法律办事。内地所实施的刑事强制措施在香港并没有法律效力。

如果绑架案在香港发生，本来香港理应有司法管辖权，但内地亦可能以疑犯涉嫌在中国境内策划绑架，又或涉藏械、接赃等而作出刑事检控。但若疑犯在香港受审，罪成最高只会判终身监禁；但同一罪名若在内地罪成则可判死刑。中港移交逃犯问题惹关注，源於1996年的李泽钜被绑架案及1998年德福五屍命案，绑架案主犯「大富豪」张子强及五屍命案主犯李育辉，犯案後逃往内地後均被公安拘捕。虽然犯案地在香港，但两罪犯最终均在内地法院受审及被判死刑，引起公众对司法管辖权的关注。

港人对中国内地法律制度不足（inadequacies ）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很少西方国家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其中包括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义大利）。澳洲於2007年签署了这样的条约，但由於内部基於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忧虑而反对，澳洲没有正式批准该条约。新西兰法院拒绝将一名涉嫌杀人犯引渡到中国，主要因为对中国司法制度的担忧。

内地警方配合香港警方执法，而香港方面反过来的配合则很难实现。最大的原因有二，一是香港与内地属於不同法系，两地做有关通报容易，而要香港警方配合内地警方，港方觉得有障碍。二是舆论压力，香港与内地施行不同政治制度，一些港人对保护“言论自由”和嫌疑人权利很敏感，对内地的政治质疑和不信任常常扩大化，束缚了警方的手脚。香港方面向内地移交的嫌犯人数是0，香港嫌犯在内地涉案後一旦逃回香港，比逃到有些西方国家更难被带回归案，如果在香港宣称他（她）受到“政治迫害”，当地舆论就很可能向警方和法院施加压力。即使舆论还没动起来，对潜在压力的预期已经存在，会让相关机关和公务人员发怵。

Ⅳ 港澳地区与内地有没有司法互助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法学上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协助叫做“司法协助”。
现在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和澳门已经制定了司法协助的法律，可以直接适用，可以在人大的网站上查到。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援引国际私法中的区际私法的理论，参照国际司法协助适用。
一般外国的法院判决要想在内地得到执行，由当事人或外国法院向我国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需要注意的是要有法律依据（港澳均可），判决应已经生效，作出判决的法院需要享有案件管辖权，并不在我国声明保留条款之列。同时，法院还要作出审查，承认和执行判决裁定的不得危及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肖扬：内地香港已建司法协助机制- -
Tag： 香港文汇报许煜
【本报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许煜报道】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肖扬今日在人民大会堂作了题为《“一国两制”下的法律运作和司法协助问题》主题发言。他指出，几年来内地与香港特区、澳门特区通过积极磋商，已经找到了解决“一国两制”下民商事法律运作新模式，并开展“两制”下的司法协助。这一模式既有利于双方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建立科学、有效司法协助机制，也有利于双方依法行使各自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尊重港澳法院判决事实
肖扬说，在审判工作中，内地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选择，对被确定应予适用的港澳特区法律，只要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一律予以适用；对于港澳特区法院判决确认的事实，允许当事人在案件中作为证据使用；在审理依法由内地人民法院管辖的涉港澳案件时，注意严格依法切实保护港澳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司法活动中，严格按照内地与港澳特区已经达成的司法协助安排提供协助。

梁爱诗：四地法院裁决互认能提升信心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今日亦出席并作了题为《香港特区与内地、澳门、台湾的司法互助状况和发展》演讲，指出四地法院裁决互认，能够提升投资者信心。
海峡两岸及港澳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著名专家学者共17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其中包括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澳门终审法院院长岑浩辉等。
又悉，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明日将在京开幕，届时将有司法界官员、高级律师和资深教授等1500名代表与会，围绕“法治与国际和谐社会”主题，深入探讨法治的深刻内涵，及其在建立和谐国际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面临的挑战。#

- 作者： 香港文汇报许煜 访问统计：31 2005年09月5日, 星期一 22:51

1998年12月30日通过，1999年3月3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事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

Ⅵ 内地的法律哪些在香港有效

军事的国防方面的法律。大家都懂的，我们实行的是一国两制，香港的制度都不一样，法很不一样的。 在此真的很佩服提出一国两制的人，太伟大了，这种方法都想的出来，还实行了。

Ⅶ 可以在香港起诉大陆人吗

民事诉讼可以在原告住所地、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发生地、合同签订地等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管辖法院起诉。目前告香港人是按涉外诉讼处理。可以考虑在内地的法院起诉。香港可以执行内地判决。

Ⅷ 陈同佳案后台湾向香港发出司法协助请求，香港为什么没有将陈同佳移交给台湾而是在香港对其进行了审理

香港法律是属地主义，对香港市民在领域外的犯罪无法审理，香港审理陈同佳的罪名并回不是在台湾的杀人案，答而是在香港盗刷他自己女友信用卡的罪名，最终判了22个月。同时香港和台湾之间没有引渡条例，所以无法把陈同佳引渡到台湾接受审判。

Ⅸ 对于与涉港公司之间的债务纠纷，大陆法院判决能否在香港顺利执行

能够在香港执行，但是需要司法协助，中港有签这方面的司法协助协议。
首先要考虑境内为有无可执行的财产。

此人在香港有无公司？是否为股东？

若无任何财产，谈何执行？！

Ⅹ 内地判决如何在香港得到执行

内地与香港有协定，可参阅相关协定...由原审法院委托有管辖权的香港法院执行。
《最高人回民答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解决了与香港送达方面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对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对方仲裁机关做出的仲裁裁决作出了规定......
两法域各自有关司法协助的现行法律 ...
两法域除了已共同参加的国际公约及协定外，两法域现行的有关司法协助方面的法律也是进行区际司法协助的法律依据。作为大陆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上，香港方面有香港高等法院规则第69号《外国文书的送达》及《外地判决（互相执行）条例》等。
由于目前两地尚没有统一的中央法律及宪法性文件来统一解决区际司法协助问题，各法域可依自己现行的法律来处理司法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