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理性
(一）民众对刑罚合理性与有效性的评价 1.民众对刑罚评价的理性尺度。民众对刑罚的评价，一般来说,并非对 刑罚理论（如死刑的存废、刑罚制度的改革等）的关注，而是对众所瞩目的具 体案件判决的公正性和对社会治安状况的关注。在评价刑罚时，有其理性 的评价尺度。据抽样调査，当前我国公众对刑罚评价的理性尺度是:①严格 执法:司法机关能否不畏权势,敢于对身居高位的贪官污吏和腐败分子，对 依仗关系网庇护、作恶多端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做到“法网恢恢、疏而不 漏”。②公平执法:在定罪量刑时，能否抵制特权和“人情干预”、“行政干 预”，真正做到“在适用法律上人人平等”。③稳定执法:在适用刑罚时,能否 做到相对稳定,防止在一个时期内畸轻，另一个时期内畸重,“同罪不同罚”。 ④有效执法:刑罚的实施，能否对犯罪分子起到威慑与分化作用，起到改善 与稳定社会治安的效果。 2.民众对刑罚评价的情绪尺度。与上述理性尺度相结合，民众对刑罚 评价的情绪尺度是:①同情与仇恨:对被害者寄予同情，对残暴的犯罪者充 满仇恨，反对侈谈“人权”,对犯罪者过分地讲“人道”。②藐视与愤怒:对耍 弄权术、干预司法、包庇坏人者十分蔑视，对具体案件的不合理判决深感愤 怒。③赞扬与批评:对清正廉洁、不畏权势、严格执法、保一方平安的公安、 司法人员髙度赞扬，对司法工作中的腐败现象持严厉批评态度。④惽恨与 鼓励:对服刑过程中继续作恶的罪犯尤其憎恨，对有悔改表现者给以鼓励。 同时,反对对服刑者过分照顾,以致其生活水平超过当地处于贫困线以下的 居民的生活水平。 3.民众对刑罚评价的社会意义。广大公众对刑罚的评价，反映了在司 法审判和执行上的民心和民意,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民众法律意识水平的 髙低和对政府依法治国的信心，具有以下社会意义： (1)刑罚的公正性、合理性是否得到公众的承认，具有政治意义。“有法 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一个国家司法审判公正原则的具体 体现，也是从“人治”到“法治”的重要标志。当社会腐败盛行、犯罪率有所上 升时,广大公众期待着法律充分发挥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功能和监督功能,希 望司法审判作为惩治腐败的一把利剑，廓清“妖雾”，使社会生活有序进行。 因而，对刑事司法审判能否做到“法不阿贵”、“法不徇情”，防止“重罪轻 罚”、“罚不当罪”十分关心。司法审判是党和国家治理社会的窗口，也反映 出一个国家某一届当政者的形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刑罚公正性、合 理性的认可，意味着公众对政府治理国家具有信任感,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 心；反之，则反映出公众对司法审判和政府执法的不信任情绪。民众是国家 的权力基础,政府与民众是“舟”和“水”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 以，民众对刑罚公正性、合理性的承认,具有政治意义。 (2)刑罚的有效性是否为公众所感受具有社会意义。实行刑罚的目的 在于有效地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刑罚的效果如何,固然有犯罪调査等 统计资料可资佐证，但是，最重要的效果仍在于民众的社会安全感如何。如 果民众对治安状况感到满意,对社会生活具有稳定的安全感,他们就能够安 心地去从事生产、工作和学习，从而推动社会发展;反之，如果民众有后顾之 忧,就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步伐就会放慢。所以说， 民众对刑罚有效性的评价,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3)民众对刑罚的评价反映出社会法律意识水平的髙低。民众对刑罚 的评价,既有理性标准,也有情绪尺度。这种评价,有其符合客观实际、符合 法学理论的一面，也有某些误传误听，不符合客观事实、观点偏激、情绪偏颇 的一面。这种社会心态,往往反映出公众的法律意识水平和法律心理的成 熟程度。所以，理论宣传部门对此要认真研究，及时分析，在听取、吸收其中 合理意见的同时，对于某些不正确的观点和情绪，要有针对性地加大法律宣 传的力度，引导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以保障社会的稳定，推动经济建设的 发展。 (二）受刑人对刑罚合理性的评价 受刑人对刑罚合理性的评价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受到他们对自身 罪行严重性的认识、认罪态度和量刑知识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受到舆论氛 围、个案刑罚轻重比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法院判决是否 公正合理的评价。虽然我们不能单纯地以受刑人的评价，作为一种评价尺 度，来看待刑罚的公正性、合理性。然而，这种评价仍然对刑罚执行的有效 性产生影响。所以，在研究刑罚心理时，需要重视受刑人对刑罚合理性的要 求,以便针对其心理需求,改进刑罚实施和行刑方式,加强认罪教育,增进行 刑效果。 1.受刑人对刑罚合理性的要求。受刑人对刑罚合理性的要求，一般有以下几点： (1)受刑人期望刑罚判决与自我预测的刑期相符。如果判决与预测的 刑期相近或低于预测的刑期时,他们认为刑罚是合理的，反之,如果髙于预 测的刑期,则认为刑罚不合理。可是，一般被告人所预测的刑期往往较实际 量刑为低。这种情况在青少年犯中尤为突出，他们对自己的犯罪往往不以 为然，因此自我预测刑期偏低。 (2)受刑人常以“同罪同判”作为衡量刑罚合理性的尺度。他们在判决 前后，往往互相探听案情与刑罚，如果罪行相似，而刑罚差异较大，则认为量 刑不合理。往往不注意量刑的时间与空间差异，以及被吿人犯罪情节上的 差异，而要求量刑的绝对“等值”。 (3)受刑人对刑罚合理性的评价受到其对罪名严重性认知的影响。关 于罪名严重性的程度，又以习惯性的判断为据。如认为杀人、放火是重罪， 盗窃、赌博、受贿是轻罪。〔1〕如果在主观上认为,己的犯罪是不严重的罪， 而又受到严厉的惩罚,则认为刑罚不合理。 (4)受刑人对刑罚合理性的判断受到舆论氛围的影响。这种舆论氛围 又可分为社会舆论与监所舆论两方面。社会舆论是指一个时期内执行某种 刑事政策而造成的声势和压力、公众对某些重要案件的关注、宣传媒体对案 件的曝光等。监所舆论是指多数罪犯对某一案件量刑轻重的评价。由于从 众心理的影响，受刑人往往遵从多数人的评价，而放弃自己的判断。 (5)受刑人对刑罚执行合理性的要求集中在人道主义和安全性两个基 本方面。在刑事判决生效交付监狱执行之后,多数犯人期望在一个较好的 服刑环境中度过刑期。经问卷调査，他们对监狱当局的要求主要是在人道 主义方面(杜绝打骂体罚、吃饱穿暖、不搞超体力劳动等），对服刑生活方面 的要求主要是在安全性方面（有劳动保护、不冒险作业、反对牢头狱霸和相 互倾轧等），即希望在人道主义待遇下，安全地度过刑期。 2.承受刑罚心理对改造的影响。就当代刑罚而言，承受刑罚的心理，主 要是和剥夺人身自由联系在一起的痛苦感和压抑感。它既有积极促进的一 面,也有消极影响的一面。积极促进表现为罪犯期望摆脱自身困境，产生恢 复自由、重新做人的改造动机;消极影响表现为服刑期间罪犯群体违法犯罪 心理的相互传播和自卑自贱、自暴自弃心理对改造进程的干扰。总的来说， 表现为改造与被改造的矛盾，即罪犯原有的违法犯罪的心理结构同改造目 标和要求引起的改造需要之间的矛盾。作为行刑机关，应当加大各项教育 改造工作的力度，引导罪犯认罪悔罪，驱除心头的压抑感与悲观情绪，树立 改造信心,使之激发起自我改造的需要，产生积极改造的动机，去克服消极 心理，彻底放弃违法犯罪的动机,努力争取光明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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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积极刑法观的表现形式和本质特征
积极刑法观是一种主张以教育、训练、矫正等措施,而不是以报复、惩罚为主的刑法观念。
积极刑法观的实质：
当代刑法立法践行的积极刑法观，存在社会根据、政策根据和民意认同。从技术层面看,积极刑法观是通过增设新罪或修改旧罪之构成要素实现的,且以无实害结果犯罪的面相呈现。刑法修正案(十一)是典型的践行积极刑法观的立法，且以行为犯、危险犯和情节犯等面相回应社会需求，并以保护公共安全、市场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和国家军事利益等集体法益为重。
与消极刑法观相比，积极刑法观的实质是朝向未来的预防理念。积极刑法观引领的刑法突破了传统刑法的范式，但以传统刑法理论批评积极刑法观，并不必然意味着其一定违反了法治原则。相反，其映照出了传统刑法的内卷化迹象。应理性看待积极刑法观，其以预防正义为基础,并通过对刑法功能的转变、扩张集体法益和把新权益纳入管辖范畴等旦扒方式去内卷化。
但基于刑法双面刃特征，积极刑法观应把限制入罪的行为范畴和高概率因果关孝迟芦系作为最低的实践限度。
㈣ 有关刑法的名人名言
1、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
——马克思
2、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
——巴金
3、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
——爱因斯坦
4、 人的价值蕴藏在人的才能之中。——马克思
5、不要在已成的事业中逗留着！——巴斯德
6、科学没有困境，但科学家有祖国。——巴斯德
7、一个能思想的人，才真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巴尔扎克
8、凡在小事上对真理持轻率态度的人，在大事上也是不可信任的。
——爱因斯坦
㈤ 论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基本原则 （1）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2）平等适用刑法原则：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3）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但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至今依然“远近高低各不同”；研究者皆各秉持己见，争论纷纭不休，到现在依然持续，未能达成普遍共识。 有关刑法基本原则的认识分歧，要而言之，主要集中在何为刑法基本原则，刑法基本原则认定的依据以及刑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等方面，后二者尤其为论争的焦点。 其实, 刑法基本原则之所以到今天尚不能明确，与人们研究这一问题的角度有重要关系。笔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虽然属于刑法学问题，研究着眼点却不宜囿于刑法学这一端口。欲看得清楚而符合其真实的状态，就须全方位地进行多维捕逐。 故此，笔者不揣冒大方之家所不韪而试从各个角度诸如法理学、刑法学、比较研究等对该问题详作推究。 一.法律基本原则法理探究 关于法律原则，国内外学者的认识颇为纷纭。依照英国法学家沃克对这一概念的定义，法律原则就是：许多法律推理所依据的前提，不断地、正当地适用于比较特别和具体规则解决不了或不能充分明确地解决的案件的一般原则。可见，这主要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所作的诠释。而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法律原则即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或原理，为其它规则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规则或原理，是法律行为、法律程序、法律决定的决定性规则” 。我国学者一般也都认为，“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是为其它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原理或出发点” 。从而不难看出，法律原则反映了人们对法律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更包含了人们对法律的普遍性价值的追求。这才使得法的原则具有“内容的明确化程度较低” 非常抽象、较为稳定、覆盖面广 的特点。而且因为它是对法律基本规律的把握和法的普遍性价值的追求，才使之具备这样基本功能：（1）为法律规则和概念提供基础，对法律制定和法律规则理解具有指导意义。（2）可作为疑难案件的断案依据。（3）直接作为审判依据.以上这些，究其实质，乃是法的原则的内容施加于立法、司法活动的状况。 按照学界的一般看法，法律原则可以做出如下分类：（1）按原则产生基础的不同，可将法律原则分为政策性原则和公理性原则。政策性原则是国家关于必须达到的目的或目标，或实现某一时期、某一反面的任务而做出的方略，通常是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的发展目标、战略措施或社会动员等问题。公理性原则是从社会关系性质中产生并得到广泛认同的被奉为法律公公理的法律原则。这是法律原则最通常的涵义。（2）按原则的覆盖面的不同，可分为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原则。基本法律原则是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具体法律原则是基本法律原则的具体化，构成某一法律领域的法律规则的基础或出发点。（3）按法律原则内容不同可将法律原则分为实体性法律原则和程序性法律原则。实体性法律原则指规定实体法律问题的原则，其功能为调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程序性法律原则是程序性问题的原则，具有调整程序上权利义务的功能。 当然，法律原则按照不同的标准（如按照法律部门的不同）还可以做出其它的分类，不一而足。 在这里。我们需要着意厘析的问题主要是法的原则和基本法律原则这两个基本概念，即这二者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法的原则是构成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是法律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显而易见，法的原则是立足于“法”而非“部门法”的角度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因而它属于整个宏观法领域，可以说是万法之本，基础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存在法律原则与基本法律原则共处的问题，因为其本身即为最基本的，再行冠以“基本”二字，并不会增生出任何新的涵义。而通常所谓的基本法律原则是相对于具体法律原则而言的，不过，就目前理论界的认识而言，实际上普遍存在将法的原则与基本法律原则混谈的问题，甚至在解释这一概念的涵义时也模糊不清，所谓“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 “对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时所依据的最基本的准则” 之类阐述，都不能清楚地说明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更无从确定与法的原则的分界。 实际上，基本法律原则与法的原则是不能等而一视的。基本法律原则与法的原则的研究背景，严格地说，是迥然有别的。一般地，基本法律原则是着眼于具体法律部门进行探究时的用语，是以有“刑法基本原则”“民法基本原则”等等说法；也正是基于此，这一概念才有“具体法律原则”这一相对的概念，因为在宏观亦即抽象背景中，根本谈不上什么具体法律原则。这是二者最为显著的差异之处。此外，二者在调整范围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法的原则所能作用的范围显然大于基本法律原则；在稳定性和抽象性上，后者也是显然逊于前者。 不过，这两个相形迥异的概念也不是完全不相关的，二者存在共性与个性上的联系。其一，离开法的原则，基本法律原则不能存在。因基本法律原则正是法的原则在部门法中的存在形式；同样，撇开基本法律原则而言法的原则也是空谈，因为法的原则之所以存在于法学领域，正是人们对各种部门法的各种规律认识的更深层次归纳提炼，各部门法是其存身的载体。其二，二者在作用、功能的范围上亦有相竞合之处，即很多情况下，二者都要依托于法的概念和规则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其三，在法的适用过程中，法的原则有助于或会影响基本法律原则的适用；而且有些情况下，基本法律原则就是法的原则的套用。 二.刑法基本原则探究 1. 何为刑法基本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见仁见智，观点纷纭，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本身所具有的，贯穿于刑法始终，必须得到普遍遵循的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准则” ；也有学者主张刑法基本原则是“贯穿全部刑法规范、具有指导和制约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意义，并体现我国刑事法制的基本精神的准则” ；也有人将刑法基本原则定义为“正确、科学地进行刑事法律活动所必须遵循的、贯穿整个刑事法律活动过程、体现在刑事法律活动各个方面的、反映刑事法律活动规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准则或准绳” 或“在制定和适用刑法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 。 上述几种观点中，除了第三种观点更侧重从法律适用角度予以阐释而外，并不存在原则性的出入，其实只是具体表述是否充分全面有所不同。故此，笔者拟参酌以上观点稍作补充而将其定义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刑法本身特有的贯穿于形式法律规范以及刑事法律活动始终的根本性准则。 不难看出，对刑法基本原则的界定之所以众说不一，从根本上讲是人们对刑法基本原则确立的标准的认识存疑而致。 如前文已述及，基本法律原则是法的原则表现于法律部门中的情况，故而它只能为部门法所特有；它有别于具体法律原则，故更为抽象深刻；法的原则是对法律基本规律和普遍价值的认识和把握的结果，因此体现于部门法中必然是部门法的基本规律和普遍价值的有意识掌握的产物，故此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意义，必将对法律规范的制定、适用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影响。具体说来，刑法基本原则必须具备以下根本特性：（1）为刑法所特有而不是为许多部门法所共同具备，否则不属于刑法基本原则。（2）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的根本性的准则，是刑事法律活动根本依据。（3）它贯串全部刑事法律规范以及刑事法律活动的全局，指导整个刑法立法、司法活动。（4）它是刑法领域中的规律的总结根本价值追求，而不属于具体现象或某方面活动规则。 尤应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上述刑法基本原则的特性是有机联系的，不能孤立看待或者偏采，在作为判断标准时必须满足全部要求，否则不能确认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那么，究竟刑法基本原则包含那些具体内容？按照法学界的看法，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等原则为刑法基本原则似乎已成公论；有的学者还提出罪责自负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刑罚个别化原则，奉之为刑法基本原则必不可少的内容。 依笔者愚见，虽然学界对刑法基本原则的前三项内容多持认同态度，从学理上讲，也不敢苟同。因为学者们之所以终于认可了适用刑法平等原则，很多都是以刑法典的规定为理由，落入“律学”的故辙。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权衡，虽然这一内容已被我国刑法典奉为基本原则规定于条款之中，它的问题依然明白可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根据其涵义，显然是宪法基本原则活剥下来而置于刑法之中的结果，尽管其长期适用已表明其存在有利于刑法的发展，可以作为刑法的一个基点，但这毕竟是不审慎的，从法理而言，如此搬用并不符合立法科学，故不可助长。据笔者看来，若改作“刑法平等适用”或许更能为刑法所接受。 至于罪责自负、主客观相统一、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刑罚个别化能否树为刑法基本原则，笔者愿就此试作分析。罪责自负的涵义是：刑事责任的承担者只能是行为人本人而不能株连无辜 。对于这一原则，我们可以比照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具体分析。先看其是否贯穿刑法规范以及刑事司法活动的始终。通常，如果一种原则存在于刑法规范之中，也就会在整个司法活动中发生作用，因为刑事司法活动必定要遵循刑法规范的规定，但将二者换位则明显不能成立；也就是说，在司法活动中发生作用，未必在刑法规范中亦有如此作用，因为二者的遵循关系是单向的，不能颠倒逆转。而从法理角度讲，刑法的基本要素自然也不外乎刑法规则、原则和概念。一种原则如若贯彻于刑法规范的全程，定然会对刑法规则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也就是从前提、行为模式、法律后果方面作用于刑法规范；从而不难明晓，刑法基本原则发生作用的对象也须是一般公民法人等，即可以不论年龄大小、行为能力有无等状况的普通“人”，它所衡量的并非“有罪的人”。以此为绳墨，不难看出，罪责自负不能符合。因为罪责自负只涉及否定性法律后果也就是“罪”而无涉于相反的一方面即肯定性的法律后果；而且其针对的也只是认定为有罪的人，不然也谈不上“自负”，也就是说，若此“人”为无行为能力人等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涉及，因无行为能力人很多情况下是不会治罪的，何言株连不株连等等问题。有人认为罪责自负是贯穿于法律适用全过程的原则，依笔者所见，连这种观点也是不确的。因为很多情形里，判定的“罪责”也可以不负，比如身患绝症的被判为有罪的当事人或孕妇。也就是说，罪责自负甚至连法律适用的整个过程也会缺席，何言基本二字。 循同样的思路，笔者认为惩罚与教育结合，其实也“只有在非刑罚处置措施和量刑与行刑的规定中有充分体现，换言之，它只具有局部意义而非根本意义，既无实在法所赋予的实然性，也难于成为理念法的内容，因此也不具有应然性，它实际上是司法政策，和‘慎杀’‘两少一宽’等政策一样，不具有全局性意义。” 也谈不上基本。 刑罚个别化也可以做出同样的“判处”。关于这一概念的所指，有学者认为“即是指法官在适用刑罚时，要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可能性。根据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大小适用轻重不同的刑罚，以期收到改造教育罪犯，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之效。由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的可能性的有无与大小，取决于犯罪人诸方面的‘个人情况’，因而，为了正确适用刑罚，就必须对犯罪人进行‘人身调查’，即对犯罪人的个性、身心状况、境遇、经历、教育程度等‘个人情况’进行调查。” 后来，有人提出刑罚个别化“是指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应当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的可能性的大小以及社会生活需要而给予个别待遇的制度，即刑罚的执行，必须依据犯罪人的年龄、性别、性格特征、生理状况、犯罪性质、犯罪严重程度、人身危险性等给予不同的处罚改造方式。” 总而言之，甚至可以视之为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演化或支原则。 唯主客观相统一尚有可讨论的价值。“我国刑法从犯罪概念到犯罪构成原理、从犯罪构成规定到犯罪形态的规定、从社会排险行为的判断与处置到对罪犯的量刑与行刑，无不体现着主客观相一致的基本要求，反对主观归罪或客观归罪，也是刑事司法从愚昧走向科学、文明的结果，既是追求刑事法治的应然结果，也是实现刑事法治的必然结果。” 易知其基本符合前述要求；而所以认为仍须讨论，是因为这一原则也难脱引申“罪刑相适应”原则之嫌。故不敢妄作定说。 2. 下面，笔者拟对上文业已论定的原则用比较的方法做一深入研讨 。 从法律体系上看，刑法属于具体部门法，宪法则归于根本法；刑法又是公法范畴，与之可相对照的是私法范畴的民法。故以下笔者将着眼于这两个角度，从刑法基本原则与宪法基本原则以及刑法基本与民法基本原则两方面进行对比剖析。 刑法基本原则与宪法基本原则比较 宪法基本原则略述 人民民主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已为世界各国宪法通行的原则，故本文只就此立论。人民主权原则也称主权在民原则，它源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主权在民”学说，认为一切国家权力归属于人民而非主权在君或主权神授。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在民已经不是单纯针对神权、君权意义，而是进一步发扬了人民主权说，将人民定义为权力的来源，是对人民根本地位的确认。基本人权原则系由西方启蒙思想家“天赋人权”说演化而来，主要强调人有不可剥夺的生存、发展、财产、自由、反抗压迫等权利。法治原则亦称宪法至上原则，诞生于资产阶级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过程中，其内容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摒弃基于特权、特殊身份等对人的人格及基本权利采取的法律上的不等待遇；在当今社会，该原则更为发展丰富，具备了法律至高无上的含义。 二者之比较 首先，性质之比较。 在性质上，宪法基本原则更具根本性、政治性、优位性。因为宪法基本原则是国家根本大法建构的础石，故而更为根本，堪为宪法国家法律体系的屋脊；而刑法基本原则只是宪法治下的刑法部门的根本准则，之间明显存在层级差异。另一方面，宪法是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公民权利制度等制度得以确定的根据和蓝本，其基本原则起着全方位统摄的作用，故而有着极强烈的政治制色彩；刑法基本原则较之则当然逊色。再者，宪法基本原则概括了一国社会的总的和根本的要求，刑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乃至发挥作用无疑都须遵循，可以看出宪法进原则相比之下更为优位。此外，刑法基本原则在刑法的适用过程中可作为行为人某种或某一系列行为的参照标准进而约束其行为；宪法基本原则常常不直接作用于人的一般活动，这主要是因为宪法基本原则大多关乎调整的社会关系中的根本问题。 其次，效力之比较。 二者在效力上的差别是极为显豁的。效力，从法理上讲，指的是法律制度对其调整的社会关系发生约束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因其调整内容、制定过程的重大和严格，地位自非同一般，这就使得作为其根本内容和指导方针的宪法基本原则也具有类似的地位，因之其它部门法律的制定实施均须以之为根本准绳。刑法基本原则作为部门法的重要部分，其约束力面积和程度远不及前者。因此，从效力上看，宪法基本原则相比之下明显大得多。 再次，功能之比较。 法的功能，即法的做功能力，是法的内在的对社会有益的功用和效能 ，属于一种可能。与刑法基本原则相较，一则，宪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一般只具单重性，亦即刑法的基本原则的功能通常都具有保护或保障的功能，一般不造成损抑，如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一般都起到保障国家权力归于人民、保护公民的基本人身财产等权利、保障法治实现的作用。而刑法的基本原则却具有双重功用，它的实现既有保护一方相对人的正当权利的可能，同时也有损抑另一方当事人的权利的可能；对同一方当事人而言，既会造成积极后果，也会造成消极后果。二则，在功能的实现方面，宪法的基本原则主要诉诸立法，刑法基本原则则既可以立法为径，也可以司法为径；之外，宪法基本原则还可以灌注于其它部门法以实现其功能，刑法基本原则却不能。三则，二者在宏观的结果方面也是有差别的。宪法基本原则所涉多为社会生活的重大部位，因此其功用与效能所系也为大端，一旦实现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必为重要后果；而从整体观之，刑法基本原则并不及于社会的根本方面与极重要领域，故其功用表现出的社会效果自难及前者的高度。 最后，价值之比较。 从法哲学的角度看，价值乃是客体（如法的原则）相对于主体（主要为人）的有益性以及从而产生的评价。换句话说，就是主体对客体有用性的认识和追求。相比之下，第一，宪法实基本原则的价值所向具有更强的阶级性，不同阶级控制政权，其目标和价值观最易于渗透于宪法基本原则的创设和采用上；刑法基本原则于此则远没有这样鲜明，这正是预防和打击犯罪无国界的印证，可以说是人类的共同认识和理念所旨。第二，在宪法基本原则的价值体系中，民主、自由、平等处于根本地位，是其它价值目标的生发点和归宿，并且一致地体现对国家公权力的限制的趋势；而在刑法基本原则价值体系中，处于首要位置的是秩序、正义和人道，且张扬公权力，突出公权力在立法、裁判和制裁等一系列活动中的重要性，而其它价值目标皆隶属这两方面。第三，宪法基本原则主要强调宪法的一般价值。宪法基本原则所提及的“人”“公民”等价值主体概念是很抽象的，也就是，其外延是一个集合或是全体人，是在法哲学意义使用的，过滤掉了人的个体性征；刑法基本原则却不能以此为价值罗盘，因为刑法基本原则是与适用衔接的，而适用则是与具体案件、具体行为人打交道的过程，故而必当注重区别人的各方面的具体差异，由之矢中公平、正义等价值之的。 不过，作为法的原则的宪法基本原则和刑法基本原则虽存在各式各样的不同之处，却也不乏兼容的方面，即二者都是各自所属部门法的基本准则，都体现了法的原则；除此而外，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其基本原则必定对位在普通部门法中的刑法基本原则的产生、发展、演变等等方面有所作用，从刑法基本原则的角度来讲，则有刑法基本原则反作用于前者；但后者有遵依前者的必要性。 从以上的比较不难看出，宪法基本原则与刑法基本原则无论在性质上、效力上、功能上还是价值上都有着显著的差别。在认识到二者的联系的同时，不论是在刑法基本原则的认定还是适用上都应予必要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