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的正当性依据

① 请问正当防卫的解释越详细雨越好

网络里有的我就不复制了。以下是其他来源的。
我国刑法第20条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理论上几乎一致认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是密切相连的，没有正当防卫的前提就没有防卫过当的存在。防卫过当是防卫行为的正当性和损害结果的非正当性的统一。防卫行为的正当性是指，实施防卫行为时明确有不法侵害的存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防卫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防卫行为是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损害结果的非正当性是指，防卫行为的强度和力度明显超过了不法侵害的强度和力度，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了重大损害，从而使合法的防卫行为变成了不法的侵害行为，也是正当性的行为转化成非正当性的行为。 应该说此种观点是完全符合立法意图的，并且从刑法对防卫过当的刑事处罚的规定看--“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也是对防卫行为正当性的特点的肯定，从而鼓励公民见义勇为，维护公共秩序、保护社会。
当我们在概念上弄明白正当防卫的时候，我们的头脑中就有了一条清晰的主线，但要想弄明白新刑法中正当防卫的界限，必须从正当防卫构成的要件入手，从我国刑法第20条对正当防卫的规定，可以把正当防卫的要件归为以下几点：一是实施正当防卫时，必须有不法行为的侵害性；二是实施正当防卫时，不法侵害的行为必须是正在进行着的，具有非常强的时间性；三是实施正当防卫时，不法侵害必须具有现实性，不能想当然；四是实施正当防卫时，公民必须具有防卫意识。从正当防卫构成的要件来说，也就界定了正当防卫的权限。
从以下一个案例来谈谈正当防卫的界限。
［案例］被告人张津龙，男，29岁，河北省新乐县人，系个体业主。2000年某日下午3时许，被告人张津龙在某市场卖布。刚饮过酒的被害人李志泉走过来指着一块布要张拿给他，张问明情况将布拿给李志泉。李接过布简单看了一下，嫌布小，即扔到张津龙的脸上，张拿过布也抽了李志泉的面部一下，双方发生口角，后经他人劝开。张津龙为避免事态扩大，急忙收拾部分布离开市场。当日下午5时许，张津龙返回市场收拾余下的布时，被等候多时的李志泉发现。李即追上去用拳头击打张的面部。将张的近视眼镜打碎落地，眼镜碎片划破了张的眼皮，但张没有还手。接着李又用右臂夹住张津龙的颈部，继续殴打张。由于李身高体壮，张身体瘦小，张挣脱不开。张津龙为逃脱挨打，情急之下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朝着李志泉乱捅，将李的右手臂捅伤，但李仍未停止对张的殴打，张又将李的左腹部捅伤，李才将张放开，张也没有再捅李。李志泉的腹部伤，经法医鉴定为重伤。
［问题］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张津龙的行为属于防卫性质没有异议，但对其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构成防卫过当，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张津龙的行为过了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理由是：被害人李志泉的侵害只是使用拳击，并未使用凶器，而张津龙却用水果刀对李志泉乱捅，按照防卫的手段、强度相适应的标准来衡量，张津龙的防卫行为显然超过了必要限度。同时，李志泉的侵害行为尚未达到对张津龙的生命构成威胁的程度，张津龙却使用凶器进行还击，致使李志泉重伤。从这个角度看，张的防卫行为也是超过了必要限度，应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津龙的行为是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理由是：只要防卫行为是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要的，非此不可，无论使用什么手段，也无论造成的损害是轻是重，防卫都是适当的。李志泉一只手夹住张津龙的颈部，另一只手用拳猛击张的头部，致使张无力反抗，挣脱不得，身体受到严重的威胁。李身强体壮，张身体瘦小，张是为了摆脱李的不法侵害才用水果刀乱捅的。乱捅中，李的手臂被划伤，但仍未停止侵害，直到腹部被刺中，李才松手，张也随即停止了反击行为。由此可见，张津龙的防卫行为是制止不法侵害所必要的，并未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本案例中之所以产生以上不同意见，究其原因，是基于对以下问题理解不同所致。其一，关于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其二，关于正当防卫的限度。
一、准确理解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即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起始时间。就本案来说，张津龙在李志泉打碎张的眼镜，碎片划破了张的眼皮，李又用右臂来住张的颈部，继续殴打张，张挣脱不开时，即侵害行为的对象己经受到现实直接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张为逃脱挨打，才掏出水果刀朝李乱捅，也即如果无防卫措施，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将会受到损害。因而本案被告人采取防卫行为是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要求的，即：侵害行为己经开始，且人身危险己经直接迫近。
二、准确理解正当防卫的限度要从防卫的实际需要出发，进行全面衡量，应以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的客观实际需要作为防卫的必要限度。在本案中张津龙为逃脱挨打，情急之下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朝着李志泉乱捅，当张把李的左腹部捅伤后，李才将张放开，张也没有再捅李。说明张用水果刀乱捅李，仅仅是有效地制止李对他的不法侵害，当李的不法侵害行为停止时，张的正当防卫也就随之结束，而不应认为是过了必要的限度。
如何理解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
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因此，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是刑法对正当防卫设立的一个限度条件。理解该条件，必须首先解决何为“必要限度”的问题。关于必要限度，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为基本相适应说，认为防卫的必要限度，是指防卫行为必须与不法侵害行为相适应。所谓相适应，当然不是要求两者完全相等，而是指防卫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从轻重、大小等方面来衡量大体相适应。至于判定必要限度，主要根据侵害行为的性质、方法和强度以及防卫人所保护的利益的性质等具体情况来分析。
第二种观点为必需说，认为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一定要从防卫的实际需要出发，进行全面衡量，应以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的客观实际需要作为防卫的必要限度。因为正当防卫是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制止不法侵害，保护自己或他人合法权益（包括公共利益），既是正当防卫的基本原则，也是正当防卫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使用的强度，就不应该被不法侵害的强度所限制。只要防卫在客观上有需要，防卫强度就可大于、也可以小于、还可以相当于侵害强度。有的学者还指出，该种观点并不主张对防卫手段不加任何限制，“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这就是限制。
第三种观点为相当说或折衷说，认为所谓防卫的必要限度，是指防卫行为及其造成的损害是制止不法侵害所必要的，且防卫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及造成的损害与不法侵害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及可能造成的损害基本相适应。
关于必要限度的理解，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关于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问题：一是何为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二是如何确定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这应当成为全面理解必要限度的一个出发点。基本相适应说只是基本上解决了如何判断必要限度的问题，而忽视了对何谓必要限度的界定，由此造成刑法规定正当防卫制度鼓励公民积极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立法宗旨的实现受到了削弱。因为该观点以防卫强度与不法侵害的强度基本相适应作为必要限度的标准，将该标准适用于防卫案件中，防卫人在实行防卫行为时应当控制自己的防卫强度，使其与不法侵害的强度相适应，即便是该防卫行为根本不足以制止不法侵害行为也不应增加强度，否则就是防卫过当。这显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公民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实行正当防卫的能动性⑦。此外，防卫强度与不法侵害强度有时也存在着无法衡量的问题，如妇女为了免于被强奸而将歹徒杀死的情况。必需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何谓必要限度的问题，弥补了基本相适应说的不足，但没有解决如何判断必要限度的问题。同时其还具有以下缺陷：其一，没有明确强调须以刚好制止住不法侵害为必要，好象是凡是能够制止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都不过限；其二，忽视了防卫行为要保护的合法权益与损害的不法侵害人的权益的衡量。此两方面的缺陷都容易导致防卫权的滥用。因此，才有了折衷两者的相当说，既吸收了两者的优点，又克服了其不足，因而是正确的。但该说在观点的表述上不够明确、具体。
我们认为，在正当防卫中，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是一个与社会相当性紧密相关的问题。刑法第20条第2款的规定，正是对社会相当性对正当防卫限度问题评价的一种反映。以社会相当性理论来指导必要限度的理解应当是一种正确的思路。从正当防卫的目的上考虑，所谓必要限度，防卫行为当然要以刚好制止住不法侵害、并有效地保护合法权益①为标准。这应当是一个原则。但是，也有例外，即为了保护轻微的合法权益而采用防卫行为造成了不法侵害人权益的重大损害，尽管是刚好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所必需的，也不能就具有了社会相当性，或者说是为社会大众所容许、理解。当然，这里只是提出了一个把握必要限度的抽象标准，仅解决了何谓必要限度的问题。要使这一标准能够运用于司法实践，还必需解决如何判断必要限度的问题。判断必要限度，不可能脱离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要根据具体案件中双方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人员多少与强弱、现场所处的客观环境与形势进行全面分析。需要指出的是，在判断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时，应根据客观事实进行，不应涉及防卫人的认识能力，即在防卫人处于紧张、惊恐状态下，虽然客观上防卫行为超过了刚好制止住不法侵害行为所必需的限度，但由于防卫人不可能冷静地判断如何实行不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因而综合主客观情况而认为防卫行为并未超过必要限度。
根据刑法的规定，并非防卫行为一超过必要限度就成立防卫过当，只有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才是防卫过当。对于“明显”，不能认为只要能够清楚明白、确定的看出防卫行为超过了必要限度且造成重大损害的，就成立防卫过当。如果立法者是在此意义上使用“明显”一词的话，那么该词的使用就是不必要的；立法者之所以使用该词，是因为考虑到在正当防卫案件中，在防卫人遭受不法侵害时，往往处于被动的境地，对防卫的限度要求过严，容易给防卫人造成不当的束缚，不能使其有效地实行正当防卫，而且这样也会挫伤公民实行正当防卫的积极性。因此，我们认为，该词的使用意在放宽对防卫限度的要求，即所谓“明显”，不仅意味着能够清楚明白、确定的看出防卫行为超过了必要限度，而且超过的程度不属于轻微。当然究竟超过多大程度才属于明显超过，最终需要法官综合具体案件的全部情况，立足于社会的通常观念进行合理的判定。但是，不宜将“明显”解释为“非常显著”，因为这容易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刑法规定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条件的虚置。至于“重大损害”，一般认为是指造成不法侵害人的重伤、死亡，还包括财产的重大损失。总之，只有正当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才成立防卫过当；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就不可能造成过当所要求的重大损害，而不能成立防卫过当；虽然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的，同样不能成立防卫过当。
防卫过当罪过形式的认定。
我们认为，之所以要追究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是因为防卫人对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这一结果存在罪过。那么，解决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就在于探明防卫人对这一结果的认识和意志状况。从实践上看，防卫人在实施防卫行为时的精神状态是不同的，有的比较慌张、惊恐，有的比较从容、镇定。在防卫人处于慌张、惊恐的状态下，行为人一般不可能对防卫行为是否过当产生认识，也不应该要求防卫人履行预见义务从而避免过当结果的出现，因此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便防卫行为造成了过当的结果，也应当认为行为人主观上缺乏罪过而不负任何刑事责任。
在防卫人在处于从容、镇定的情况下，对自己的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则完全有可能认识，有时甚至认识得比较清楚。在有能力认识而没有认识的情况下，行为人可能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当然也不排除有时属于意外事件）；在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防卫行为可能或必然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下而仍然实施防卫行为，在逻辑上就有直接故意、间接故意、过于自信过失存在的余地。如果防卫人虽然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过当，但由于某种条件的存在而轻信不会过当，就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如果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过当，但出于保护合法权益心切而对过当结果是否出现放任不顾，就属于间接故意；也有防卫人出于激愤等情绪，而故意使防卫行为造成过当的结果，这时当然其主观上属于直接故意。
总之，我们认为，在防卫过当的情况下，防卫人对过当结果的心理态度包括两类：一是非罪过的的心理态度，强调这种情况，有利于避免司法实践中一出现防卫过当的结果就追究防卫人的刑事责任的不当做法。二是罪过的心理态度，具体包括直接故意、间接故意、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
其一，即便防卫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防卫行为会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甚至故意使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也不能否认其在遭遇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具有实行防卫的权利，不能否认其根据该权利实行防卫的正当性。其二，防卫目的的正当性并不排斥防卫人主观上制止不法侵害或者对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的目的存在。其三，如果否认防卫人对过当结果的故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是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势必对防卫人按通常的故意犯罪或过失犯罪定罪判刑，那么不仅剥夺了其进行正当防卫的权利，而且对其处罚也是过于苛刻的。其四，在不少时候防卫人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过当存在着不确定认识，如果一旦过当就按通常的故意犯罪或过失犯罪定罪判刑的话，客观上会挫伤广大公民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从而与设立正当防卫制度的精神相悖。
在研究正当防卫的界限时，我们必须要考虑以下犯罪能否可以实施正当防卫：1、过失犯罪；2、不作为犯罪；3、无责任能力人的侵害行为。
一、对过失犯罪能否实行正当防卫？
我认为，对过失犯罪不能实行正当防卫。理由是，过失犯罪都是结果犯，它以行为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为必备要件。过失犯罪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当过失犯罪成立之时，不法侵害也随之结束，不法侵害既已结束，当然也就不能再对之实行所谓的“正当”防卫了。当然，对于那些给合法权益造成紧迫威胁的过失违法侵害，可以进行正当防卫。
二、对不作为犯罪能否实行正当防卫？
对不作为犯罪能否实行正当防卫，先举个例子，扳道工在列车到来之前故意不扳道岔，意图使列车发生倾覆的严重事故，其他人发现后，可以通过对该扳道工的身体造成伤害的方法逼使其履行作为义务。在该案例中，不作为犯罪行为具有给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紧迫性，防卫人也可以采用一定暴力施加于犯罪人，从而可能逼使其履行作为义务，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
我认为，对于不作为犯罪，在具有给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紧迫性的情况下，可以实行正当防卫。但是，应当考虑两个问题：一是避免防卫权的滥用；二是是否要求防卫行为具有效果不可一概而论，要结合社会相当性即是否要求防卫效果应考量社会通常观念能否认同。
三、对无责任能力人的侵害行为可否实行正当防卫？
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认为，无责任能力的人侵害行为，广义上讲也属于不法侵害，原则上是可以对之进行正当防卫的；但是从刑法精神和社会道义出发，对无责任能力人的侵害行为实行正当防卫又需要加以一定限制，即只有在不知道行为人身份及在不得已情况下，才能实行正当防卫，如果明知侵害人是无责任能力人并有条件用逃跑等其他方式避免侵害的，则不得进行正当防卫。
这一规定说明了新刑法典赋予公民对特定不法侵害案件，享有正当防卫权。新刑法赋予公民对特定不法侵害的正当防卫权不是无限的，它亦有自己的界限，因为正当防卫的性质决定了防卫权有其限度。如果赋予公民以无限防卫权，一方面会产生防卫权同国家刑罚权相冲突的结果，因为防卫实质上是说是一种私刑权，或者说，它是国家将自己垄断的刑罚权让渡给个人；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国家推卸保护公民人身、财产与其他权利的责任的结果，因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国家法定的义务，国家的这一责任不应当通过赋予公民无限防卫权而转嫁给公民个人。

一、基本特征
正当防卫的本质在于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它有以下基本特征：
1、正当防卫是目的正当性和行为的防卫性的统一。
目的正当性是指正当防卫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的防卫性是指正当防卫是在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的时候，同不法侵害作斗争的行为。他既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种权利，又是公民在道义上应尽的义务，是一种正义行为，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目的正当性与行为的防卫性具有密切的联系。首先，目的的正当性制约着行为的防卫性。其次，行为的防卫性体现着目的的正当性，是目的正当性的客观表现。
2、正当防卫是主观的防卫意图和客观上的防卫行为的统一。
防卫意图，是指防卫人意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而决意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心理状态。正当防卫在客观上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了一定的人生或者财产的损害，因此具有犯罪的外观。但是，正当防卫与犯罪具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只有看到正当防卫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国家和其他合法权益的本质，才能真正把握住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的依据。
3、正当防卫是社会政治评价和法律评价的统一。
正当防卫的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且客观上具有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的性质。因此，正当防卫没有法益侵害性，这是我国刑法对正当防卫的肯定的社会政治评价;正当防卫不具备犯罪构成，没有刑事违法性，因此，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这是我国刑法对正当防卫的肯定的法律评价。在这个意义上说，正当防卫是排除社会危害性和阻止刑事违法性的统一。

二、怎么理解？
正当防卫(又称自我防卫，简称自卫)，是大陆法系刑法上的一种概念，表示“对于现实不法之侵害，为防卫自己或他人之权力所为之行为”。其与紧急避难、自助行为皆为权利的自力救济的方式。
我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三、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解析

正当行为的本质是基于法益衡量说，即利益阙如(利益欠缺)与优越的利益的原理。
(一)正当防卫 →主要针对街头暴力犯罪
1、正当防卫的条件
(1)起因条件：现实的不法侵害 (一般还要求有攻击性、紧迫性、侵害性，但有例外);
问题：①大喊吓走侵害人 (不是正当防卫，因为大喊不可能给侵害人造成损害)
②对物防卫 (不是正当防卫)→注意：对犯罪人指使的动物防卫不是对物防卫
③对过失的防卫 (可以正当防卫)
④对不作为的防卫 (一般不可以，但如果具有紧迫性则可以正当防卫)
⑤对自招行为的防卫 (引起者有忍受义务)
⑥对幼童和精神病人的防卫条件(可以防卫，但必须迫不得已)
―――假想防卫的主观为过失或意外事件，但假想防卫过当可以成立故意犯罪;
(2)时间条件：法益侵害的紧迫性。→否则构成防卫不适时(事前防卫、事后防卫)
在财产性违法犯罪情况下(状态犯，如抢劫、抢夺、盗窃、敲诈)，行为虽然已经既遂，但被当场发现并同时受到追捕的，一直延续到不法侵害人将其所取得的财物藏匿至安全场所为止，追捕者可以适用正当防卫。
例子：张三在李四家偷出物品一件背在身上，张三出了李四家,到离李四家100米的公共汽车站等候汽车，正好李四坐公共汽车下班回家，在车站发现了李四背的东西是从他家偷的，于是两人发生厮打。-――对于此案中，张三发现李四偷东西的地方是公车站，属于公共空间，因此不属于当场发现，所以张三的行为不是正当防卫，而是自救行为，而且由于不是当场，因此李四的盗窃行为也不能转化为抢劫。
(3)对象条件：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对共犯中没有实施不法侵害者不能正当防卫)
→否则构成对第三者防卫
(4)主观条件：排斥防卫挑拨、相互斗殴、偶然防卫的正当性。→必须有防卫意图
(5)限度条件：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2、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任：罪过形式：过失、间接故意(通说)
注意：“防卫过当”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明确如何对“正当防卫”进行定性与处罚，定性上应根据行为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时的主观罪过与客观后果、援引相应的刑法分则条文，如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死亡罪等，
防卫过当的处罚原则是“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
3、特殊正当防卫权：只有当暴力犯罪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时,才适用特殊正当防卫的规定

四、正当防卫成立的时间条件、限制条件

时间条件
我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依据刑法规定，正当防卫行为的实施必须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之时，“正在进行”一般理解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但是尚未结束。
何谓已经开始，在法律界存在众多不同见解，如“现场说”“临近说”“着手说”等。本文选择几种有代表性的学说分述如下：
(1)“现场说”强调以不法侵害人进入到现场为标准来作为不法行为的开始标准，但行为人进入了现场到实施犯罪行为，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而且我们很难判断行为人究竟是要实施犯罪还是其他，而此时任由防卫人主观臆断不法行为人已经进入现场，就实施所谓的正当防卫，很容易引起正当防卫的滥用,似乎不太合适。因此，该说侧重保护了防卫人利益，但忽视了不法侵害人的一些的权利，有其不合理性。

② 刑法中的正当防卫条款

根据《刑法》 第二十条规定，为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中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无限正当防卫，是指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而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仍然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2)刑法解释的正当性依据扩展阅读：

正当防卫的本质在于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它有以下基本特征：

1．正当防卫是目的正当性和行为的防卫性的统一。

目的正当性是指正当防卫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的防卫性是指正当防卫是在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的时候，同不法侵害做斗争的行为。

他既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种权利，又是公民在道义上应尽的义务，是一种正义行为，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目的正当性与行为的防卫性具有密切的联系。首先，目的的正当性制约着行为的防卫性。其次，行为的防卫性体现着目的的正当性，是目的正当性的客观表现。

2．正当防卫是主观的防卫意图和客观上的防卫行为的统一。

防卫意图，是指防卫人意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而决意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心理状态。正当防卫在客观上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了一定的人身或者财产的损害，因此具有犯罪的外观。但是，正当防卫与犯罪具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只有看到正当防卫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国家和其他合法权益的本质，才能真正把握住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的依据。

3．正当防卫是社会政治评价和法律评价的统一。

正当防卫的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且客观上具有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的性质。

因此，正当防卫没有法益侵害性，这是我国刑法对正当防卫的肯定的社会政治评价；正当防卫不具备犯罪构成，没有刑事违法性，因此，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这是我国刑法对正当防卫的肯定的法律评价。在这个意义上说，正当防卫是排除社会危害性和阻止刑事违法性的统一。

③ 正当防卫具有刑事违法性吗 如果有，正当防卫属于非法行为吗

正当防卫不属于刑事违法，也不属于非法行为。正当防卫是为内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容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
《刑法》
第二十条【正当防卫】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④ 何为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

期待可能性，是指从行为时的具体情况看，可以期待行为人做出合法行为。

如果有期待可能性，即能够期待行为人在行为时实施合法行为，行为人违反此期待实施了违法行为，即产生责任；如果无期待可能性，即行为人在行为时只能实施严重违法行为，不能期待其实施合法行为，此为阻却责任事由，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

应当根据什么标准判断期待可能性是否存在，是在刑法理论上存在争论的问题。对此，主要存在以下学说：

1、行为人标准说，即在行为时，该行为人能否作出其行为之外的适法行为的可能性。这是把行为人本身的情况作为判断期待可能性的标准。

2、平均人标准说，即根据社会通常人的情况，将能否作出与行为人同样的行为，作为判断期待可能性的标准。

3、国家标准说，即从国家法秩序的立场出发，期待行为人作出合法行为，以此作为判断期待可能性的标准。

(4)刑法解释的正当性依据扩展阅读

现行刑法，虽无任何“期待可能性”的字样，却是包含了丰富的期待可能性思想。试以刑法规定分析如下。

刑法第14条、第15条关于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规定体现了有期待可能性的思想，换言之，刑法第14条、第15条以有期待可能性从积极的方面肯定了罪过的存在。与刑事司法中期待可能性是否存在尚须确认不同，刑事立法中的故意与过失体现了期待可能性思想。

行为人在明知自己的行为将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前提下，是否实施该行为具有可选择性；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将可能造成的结果或应当小心谨慎而不盲目自信从事，在是否尽适度注意或者小心谨慎从事方面也存在着行为的可选择性（以上情况若无行为可选择性，则成立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

法律期待行为人抑止危害社会的行为或尽适度注意或小心谨慎从事，行为人却违反此期待希望或放任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或由于疏忽大意或由于过于自信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可见，犯罪故意、犯罪过失都体现出了期待可能性思想。刑法第16条体现了无期待可能性的思想，以无期待可能性从消极的方面否定了罪过的存在。

⑤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为什么是违法的，从刑法的角度分析

A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为什么是违法的？

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合法性”

所谓“坦白”，通常是指犯罪嫌疑人在被传唤、讯问时，或者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以后，或是法庭审理过程中，如实交代其所犯罪行的行为。

所谓“从宽”，应当是量刑时的宽大处理，具体应当包括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三种情况。

所谓“抗拒”，系指不如实回答司法机关或有关组织的讯问，采取不予配合的态度，它包含不坦白和假坦白两种情形。

所谓“从严”，即为从重、加重处罚。

根据刑法量刑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情节、犯罪的性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论处。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法原则中普遍推行的“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纵观我国的刑法总则，对量刑规定的条款主要在第四章，其中明确规定将自首和立功作为法定的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从而形成了健全的“自首立功制度”。但是该章节并未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坦白亦或是抗拒）明确规定为法定量刑情节，故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只能将其列入酌定情节予以考虑，事实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便成了一句空话，既然现行的刑事法规中对此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从“罪刑法定”的原则出发，“从宽”和“从严”都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合法性”。

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逻辑性”

“坦白”与“抗拒”都是在“有罪推定”原则下的表述，也就是把每个犯罪嫌疑人潜规则里设定为“罪犯”，而最新刑事诉讼法主张的是“无罪推定”，即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这一原则是把嫌疑人假定为无罪的基础上推理、判定。当前我国刑法已将“无罪推定”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那么在这个基本原则的引导下，对一个未经法院宣判的犯罪嫌疑人来说，所谓的“坦白”和“抗拒”又从何而来呢 ？

既然坦白和抗拒是以有罪推定为前提的，那么从这样一个错误的逻辑大前提出发，推出的结论又怎么可能是合理的呢？

三、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或不利的陈述，但这种陈述必须是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作出其真实意愿的陈述，不得将被告人非出于自愿而迫于外部压力所做的陈述作为定案的根据。现行刑事法律已经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选择权，在充分告知其各种可能发生的法律后果后，由其自由选择如实供述或沉默。无论其采取何种方式，都应当是当事人在充分了解其行为可能发生的后果的前提下作出的。当然，对于选择坦白的，我们应当给予鼓励，但对于沉默的，也同样要尊重当事人的选择。

我国于1998年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规定：“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这个观念其实很简单——人人都有保护自己的心理趋势，即便自己犯了罪，也会不自觉地隐瞒或者抗拒不说——这是人类自保的天性，司法应当尊重这种天赋的人权。

⑥ 法律有意明示了合法性条件的行为。如何理解刑法40

例子很多啊,正当防卫就是啊.

因为正当防卫而杀人,杀人是具有犯罪情节的,任何人无权内剥夺他人的生命权容,可是正当防卫在符合法律必备要件的时候,就不是杀人行为而成为正当防卫,由犯罪行为而变为合法行为.

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楼主自己仔细想想就好了.

⑦ 我国犯罪论体系的主要问题在哪里德日、英美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对我国有何借鉴意义

犯罪论体系也就是犯罪构成体系。
我国传统的“耦合式”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由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构成。这种一元的犯罪论体系在直观上并不反映认识犯罪的逻辑过程，具有静态的特征。其缺陷在于：1. 它难以包容一些合法的抗辩事由问题，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胁迫等。在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中，违法性不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而是作为犯罪的特征而确立的，至于违法性阻却事由，也不是放在犯罪构成的范围内，而是作为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加以确立。如果一个行为人出于正当防卫的目的而造成正在进行行凶的不法侵害人死亡，根据刑法规定他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我们依据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来分析，在犯罪客体上，行为人侵犯了为刑法所保护的人身权利；在犯罪客观方面，具有杀人致死的行为；在犯罪主体上，行为人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在犯罪主观方面，行为人的杀人行为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行为人的行为充足了犯罪构成四要件，因而我们可以得出其行为成立故意杀人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的结论。这导致犯罪构成理论不能充分发挥其服务于人类认识犯罪、作出定罪判断的工具作用。2.不利于发挥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由于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具有耦合式的逻辑结构，在应用该理论分析某一具体犯罪时，往往通过对四要件的逐一遴选之后，就可以在认识阶段上一次性的得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结论，而没有进一步的违法性、有责性的排除分析，失去在定罪过程中应有的谨慎，未免有扩大定罪范围之嫌，不利于限制司法权，保障被告人的权利。
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递进式”犯罪构成体系， 由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构成。其三元的犯罪论体系虽然较我国犯罪构成理论显得繁琐，但直接反映了判断犯罪成立与否的动态认识过程。
【http://www.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411/17/139225.shtml】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_spid.asp?ArticleID=27681】
我认为，引入大陆法系递进式的犯罪构成体系，对于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在《刑法学》一书中，我们认为，在犯罪的认定上必须采用排除法，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之间，应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各要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必须明确。根据这种递进式结构，在将某一行为认定为犯罪时，须进行三次评价，构成要件该当性是事实评价，为犯罪提供行为事实的基础；违法性是法律评价，排除正当防卫等违法阻却事由；有责性是主观评价，为追究刑事责任提供主观根据。以上三个要件，形成一个过滤机制，各构成要件之间具有递进关系，形成独特的定罪模式。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构成要件该当性具有推定功能，只要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原则上可推定构成犯罪；存在违法性，原则上可推定行为人有责任。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考虑一般情况，其评价标准对所有人平等适用，违法阻却、责任是考虑特殊、例外情况，当存在例外情况时，递进式推理即中断。以递进式犯罪构成体系为框架的犯罪论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我国现行犯罪构成理论的缺陷。当然，引入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构成体系并非简单地照搬与机械地套用，还应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与司法实践加以融合。

林 燕《论英美法系的犯罪构成体系》
【http://www.bloglegal.com/blog/cac/1650012251.htm】
三、英美法系犯罪构成的特点
英美法系没有大陆法系系统的犯罪构成理论，但长期的刑事司法活动也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犯罪构成。
（一）"合法辩护"地位特殊
一般认为英美法系犯罪构成具有双层次的特点，即有实体意义上的犯罪要件和诉讼意义上的犯罪要件。前者指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后者指"合法辩护"。大陆法系将后者内容置于犯罪构成范畴之内，从反面来填补犯罪构成要件，而英美法系则置于犯罪构成范畴之外独立成章，直接定名为"合法辩护"，合法辩护作为广义的犯罪构成要件中的消极要件而存在。英美法系刑事诉讼采当事人主义模式，强调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和诉讼作用，使他们在诉讼中积极主动互相对抗争辩，而审判机关则只起着居中公断的作用。刑事诉讼主要通过控辩双方对证人的交叉询问来推动。这样的诉讼模式决定了其犯罪构成要件的特点，集中体现的就是"合法辩护"。
（二）没有违法性这一实体要件
英美刑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充分利用民间司法资源之于国家刑罚权的对抗作用，发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积极性，在动态中实现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的平衡。英美法系是典型的判例法，三权分立和民主是其思想基础。在这样的体制下，一切是与非都交给法院来判决，警察只是负责维护社会的安全。因此违法性就安排在合法抗辩这个环节，即诉讼法的环节，这样也是合理的。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通常将违法性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主要研究违法阻却事由，例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而在英美法系刑法理论中，并没有违法性这一实体要件，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作为合法辩护理由，在犯罪构成加以论述。而在诉讼中仅把其作为合法抗辩理由。而在我国和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中，违法性仅是犯罪的一个特征，在恒定是否社会危害的时候用。
（三）举证责任分配特殊
在诉讼中，实施了符合法定犯罪要件行为的人，即被推定是有实际危害和应承担刑事责任的，控方的证据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被告人则没有协助证明自己实施犯罪行为的义务。在行为特征符合犯罪实体要件后，如果行为人能说明自己不具有责任能力，如是未成年人、精神病或者说明行为是合法的，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再或者是说明有其它免责的情况，如认识错误、被胁迫、警察圈套等，就不负刑事责任。可见英美法系在诉讼中直接融入了犯罪构成的内容，双方当事人可以积极主动地参与诉讼活动，与诉讼活动的紧密联系，增加了犯罪构成操作上的便利性。英美法系偏重自由主义和程序公正，认为如果犯罪构成仅仅反映犯罪而无法体现定罪过程，只能是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刑法是犯罪人的人权宣言"社会保护机能的单方体现会忽视甚至会损害公民的合法权利。其犯罪构成正是应此理念设计。控方就被告人的行为和心态作出有罪指控，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辩方就指控提出辩护证明行为没有实际危害或主观责任，也就是所谓的"合法辩护"。合法辩护在此过程中发挥着突出作用，它从反面来说明行为负刑事责任的根据，实质则在于限制所能认定的犯罪的行为范围，并且通过控辩双方对抗的直观审判进程来实现刑法的人权保护机能。

四、英美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和比较，使我们对英美法系的犯罪论体系进行有了准确的把握。笔者认为其更为积极的意义在于，给我们反思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提供参照，并对其进行重构提供有益的素材和方法。与英美刑法犯罪构成体系相比，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缺陷是比较明显的，主要有几点：
（一） 欠缺阶层性与递进性
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由四大要件构成，这四个要件之间相互依存，一存俱存，一无俱无，不具有层次性和递进性的内部结构特征，四大要件的整体对犯罪成立与否具有决定作用，任一要件不能脱离其它要件而独立存在。正是由于这一特点，要我国犯罪构成体系被学者们形象地称之为"耦合式"的犯罪构成体系或平面的"齐合填充式"的犯罪构成体系。
（二）合法抗辩事由与体系分离
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合法抗辩事由是与体系分离的。在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中，违法性不是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而是作为犯罪的特征确立的，至于违法性阻却事由，也不是放在犯罪构成的范围内，而是作为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加以确立的。如果一个行为人出于正当防卫的目的而造成正在进行行凶的不法侵害人死亡，根据刑法规定，他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但是，如果我们依据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来分析，很难说其行为不符合故意杀人罪或过失致死罪的犯罪构成。
（三）影响刑法人权保障功能的发挥
如前所述，由于我国犯罪构成体系具有"耦合式"的逻辑结构，在应用该理论分析某一具体犯罪时，往往通过对"四要件"的逐一遴选之后，就可以在认识阶段上一次性地得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结论，而没有进一步的违法性、有责性的排除分析，其结果失去在定罪过程中应有的谨慎，不仅不能明确违法的相对性，而且未免有扩大定罪范围之嫌，不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从形式上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两大法系理论的这种程序上的意义还集中体现在违法性、有责性的判断与构成要件符合性内部结构的设置，而有责性因素在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系统中并非没有或缺失，而是被设置于犯罪主体要件与主观要件之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设置地位上的差异使得刑罚理念所一直倡导的保障人权的功能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犯罪构成理论对构成要件的设置更注重程序性相比，在实践中取得的真正成效甚微。"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笔者主张借鉴英美刑法犯罪构成体系的优点，对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进行适当调整。例如引入消极构成要素（合法抗辩事由），对构成要件进行阶层性改造等。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特别是在实现程序正义和保障人权的刑法功能上尤值得我国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犯罪构成理论，虽然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渊源关系不深但近年来对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影响较大。其犯罪构成理论不注重抽象研究，也缺乏系统性，但在个案研究方面，挖掘的较深，从而发现和总结出普遍性的原则。此外在整个理论的着眼点方面更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些优点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吸收。我们也要看到各国犯罪构成的形成深刻的受到本国的历史文化，法律传统及习惯的影响，只有符合本国习俗和观念的犯罪构成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执行力。因此，我们应立足于我国的社会现实状况，充分考虑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法律观念即所谓的本土资源，关注人们的生活及需求的基础上，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犯罪构成，从而更好的构建和完善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及制度。

⑧ 日本刑法对于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是怎么定性的

根据日本刑法规定，日本的最低合法性交年龄为13岁。日本刑法第一百七十内七条强奸罪规定，以暴力来容胁迫进行性行为者犯强奸罪，未满13岁者不论有无暴力胁迫皆算。但日本刑法强奸罪没规定以金钱、条件胁迫的条件者违法。因此《儿童福祉法》第34条规定，以权力强制、条件胁迫让未成年人让其性交者有罪。但实际判决解释是以权力强制、条件胁迫者让未成年者与第三者进行性交才成立。另外规定禁止成年人与未满18岁的人性交，罚则由各县市自订；若双方都未满18岁，则由父母决定是否提告。另外，日本各地方政府制定青少年保护育成条例，当中的“淫行条例”中亦制定禁止与未满18岁的青少年性交。罚则则由各地方政府自行规定罚款或有期徒刑。若双方都未满18岁，则由双方的监护人决定是否提出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