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代法律知識的起源與傳播

A. 法律的起源

在長期的社會發展過程中，對法的起源問題，存在過神創說、暴力說、契約說、發展說等。馬克思主義認為，法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私有制和階級的產生、國家的出現而產生的。

1、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的產生是法產生的經濟根源。從法的最初起源看，正是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的產生導致了法的產生。法是為了維護某種所有制、調整一定經濟關系和秩序的需要而產生的。

2、階級的產生是法產生的階級根源。法是為了維護和調整一定階級關系的需要而產生的，它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

3、社會的發展是法產生的社會根源。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需要新的社會規范來解決社會資源有限與人的欲求無限之間的矛盾，解決社會沖突，分配社會資源，維持社會秩序。適應這種社會結構和社會需要，國家和法這一新的社會組織和社會規范就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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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產生是一個長期的社會歷史過程，有其獨特的發展規律，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法的產生經歷了從個別調整到規范性調整、一般規范性調整到法的調整的發展過程。

2．法的產生經歷了從習慣到習慣法、再由習慣法到制定法的發展過程。

3．法的產生經歷了法與宗教規范、道德規范的渾然一體到法與宗教規范、道德規范的分化、法的相對獨立的發展過程。

B. 從辯證唯物主義來看西方的法律自然起源於什麼

您好！西方文化的發展經歷了四個重要時期，分別為：
古希臘、羅馬時期，是西方文化的起源階段，形成了希臘精神。
中世紀基督教文化時期，西方文化發展的黑暗時期，但形成了西方文化的另一重要支柱——基督教精神。
近代文化時期，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希臘精神得以復興，並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而宗教改革，促使宗教走向市俗化，西方文化兩大支柱共存、共榮。
現代文化時期，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和科技革命的推動，西方文化走向了現代化，民主主義、科學主義、理性精神占居了統治地位。
一、古希臘、羅馬時期的西方文化
希臘精神的核心是民主精神、法治精神、科學精神和自由精神。
1、民主精神
古希臘民主精神的基本原則是主權在民，最高權力屬於人民。
（1）民主政治在於全體公民執掌政權；（2）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用人惟才；（4）政務公開與自由；（5）私人生活自由與寬恕的原則。所有這些原則都體現著一種民主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和人文主義精神。
2、法治精神
民主與法治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民主必然是法治的，真正徹底的法治也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通行無礙。在古希臘，城邦按法律治理，任何人的地位都不得高於法律。
3、科學精神
科學精神或理性精神是希臘文明中的重要內容和最顯著的特徵。
希臘理性精神突出地表現在其哲學中，如實體與存在的學說，原子論，共相說，理念論，辯證法，形式邏輯等等。
希臘的理性主義精神還表現在對理性以及知識和智慧的熱愛與追求上。理性、知識和智慧在古希臘人的心目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甚至具有神性的尊嚴。追求理性，服從理性，是人的崇高使命和神聖職責，也是人生的價值與意義所在。
希臘的理性主義精神深深地影響了2000多年來的歐洲哲學、宗教與科學，從而深深影響了2oo0多年以來西方人的社會歷史與生活。
4、自由精神
希臘的自由精神最集中地體現在對個性的追求和尊重上。希臘人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獨特個性、獨特價值，不可重復，不可替代；這樣—種觀念在古希臘已表現得非常明顯。希臘人的個性意識突出地表現在行為處事具有自己的獨特判斷力上。
二、中世紀基督教文化
西方中世紀屬於封建時代，在這一時期基督教占居了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統治地位，基督教的罪感意識和救贖意識、愛的精神、禁慾主義以及封建的騎士精神構成了中世紀西方文化的精神主流。
1、罪感意識和救贖意識
基督教認為人類的先祖亞當、夏娃由於違背了上帝的旨意，偷食禁果，被罰下界，因而人是生而有罪的，這種罪感意識是基督教的基本精神，甚至也是整個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徵。
3、愛的精神
基督教有三個基本的道德原則：仁愛、信仰、希望，愛居三德之首。在基督教看來，愛是信仰和希望的落實處。
4、騎士精神
騎士精神是一種世俗精神，是中世紀封建化過程的產物，直接體現了封建的傳統，洋溢著封建的精神。騎士是封建貴族，處在封建體制中，是大貴族的附庸，必須向之效忠；同時又是自己領地的主子，有許多農奴依附於他，需要他的寶劍的保護。他有封建義務，也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他所遵循的道德如忠誠、榮譽、勇敢都是封建道德。
三、近代西方文化
這一時期發生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帶來了人類思想大活躍，大解放，在這一時期，其文化的主要精神是人文精神、個人主義、新教精神。
1、人文精神
文藝復興與啟蒙時期的基本精神是人文精神。文藝復興是以批判中世紀宗教的黑暗為起點的，針對中世紀宗教中只有上帝而沒有人的狀況，提升人的地位，弘揚人的價值成為其宗旨。
2、個人主義
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的成果是人的發現，最重要的精神是個人主義。個人主義不僅僅指利己主義，甚至不主要指利己主義，而主要指個人自覺的主體意識與個體性意識。西方文化中同個性自由、個人能力發展與個人主體地位聯系在一起的個人主義精神，就崛起於文藝復興時期。
3、新教精神：宗教世俗化
宗教改革是一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其興起於1517年的德國，後來傳播到歐洲其它地區，對西方文化的影響深遠。
四、現代西方文化精神
現代西方文化的主要精神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自由精神和自由主義
自由精神在西方歷史上淵源久遠，自由主義是近代以來西方許多國家立國的基礎，也是支配性的精神。現代西方自由主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人權：
經濟自由主義：
市場自由主義：
思想自由：
個性與意志自由：
2、民主主義和法治精神
民主與法治的精神在西方源遠流長，現代西方國家政體各異，但民主與法治的精神貫穿如一，民主與法治的潮流在當代已不可阻擋。
西方國家一直以自己是民主國家而自豪，民主和法治精神成為西方人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精神。

C. 西方法律自然起源是

在《古典法律論》一書中，程志敏教授向美國古典學權威加加林所堅持的非歷史主義法學立場發出了嚴厲質疑——成文法的成立，是否可以徹底割斷與不成文法，乃至神話之間的關系？對此，他表明了否定立場，我也深以為然。法律之所以是權威，其本質是信仰。惟有人們願意相信法律，法律才可得到有效施行，才有其存在的空間。這堅定的信仰力，猶如一道光，從人本身出發，經過鏡子的折射，最終指向回人類本身。而這鏡子，就是原初的神話。了解神話，對於理解法律的起源，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在西方古典神話中，赫西俄德的《神譜》里記載道：「宇宙之初，是一片混沌。由混沌中，首先產生了混沌之神卡俄斯。」《舊約·聖經》里的《創世紀》一章中也是如此寫道：「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可見，《神譜》和《舊約·聖經》都不約而同地使用了「混沌」這個詞來描述神創造之前的宇宙。混沌（chaos，希臘文作ΧΑΟ∑），表達出一種沒有空間和時間的介入，各種質料按照自身的內在性進行著無序的運動的境況。緊接著，《聖經》筆鋒一轉，寫道：「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這一句話實在是妙，表面上說的是神用光創造了世界，實際上，說的是神賦予了世界以秩序。由此，神，用暴力的手段，硬生生將「光（秩序）」的世界與「暗（混沌）」的世界截然分開，在光的世界裡，一切事物按照神的意志有條不紊的進行，神為世界立法：河流從高山流向低谷，太陽東升起落，春季開花，秋季結果；而在暗的世界裡，一切屬於未知，這是一塊混沌虛無的地盤，甚至連神也無法理解這片域。因為秩序的到來，天地的分離，時間開啟了，在這個基點參考繫上，空間也開啟了。但由於時間的開啟，世界開始老化，混沌幻化成洪水，猛獸等不斷進入光的世界，使它的秩序遭到破壞。於是，一代又一代的神開始修補（克洛諾斯、宙斯不斷的用暴力推翻生父的統治），神用暴力建立了世界，同時被暴力所支配，這是神的宿命，它屬於混沌，同時也是那片不可知領域的恐怖之處。

神的創世中有一個傑出的佳作，那就是人類。然而，從人類本身的角度看，他們的存在卻可憐之至。神用暴力不斷地創造世界，人卻絲毫不能參與其中。從人誕生的那一刻起，他所面對的是一個由神創造的世界，天上的鳥，海中的魚，都是神賦予了它們秩序，人卻不能理解這些秩序。因此，人並不是帶著目的來到這世上，他實際是一種海德格爾所謂的「被拋」狀態。一開始的人，淪為與動物相同的處境，同樣被神所馴化。

然而神忽略了人的一個特點：人有萬物不可比擬的自由意志。人由神所創造，作為最接近於神的作品，就在於他有自由意志。在《自然與人為：人類自由的古典意義》一書中，肖厚國教授認為，諸如生老病死一類人生存的匱乏，是由於神的懲罰。學生竊認為，毋寧說是神的懲罰，不如說是人取得自由意志的代價。自由，也就是人類的「原罪」。因為自由，人註定會突破神的秩序，與神產生「隔離」。因此，神才會將死賦予人類。於是，「死亡」就這樣先行的來到我們的心中。

因為意識到死亡，生的有限性，人類產生了惶恐，從有限性出發，人需要探索回歸永恆的道路，需要再次模仿神，去「創世紀」，創造一個屬於人的世界。於是，永恆之路最艱難的第一步，是擺脫充滿神性的宇宙。人像當初的神一樣，在這個神的秩序（相當於人的混沌）世界中，立足一個基點，從這個基點出發，建立了房屋。

房屋的建立具有劃宇宙的意義。房屋建築有結構，有方向，是人用理性賦予了它可理解的秩序，同時是理性的化身，也是人自由意志的結果。在房屋裡，一切按照人的理性秩序擺放，一切都是變得可理解的，人獲得了一種安全感。也正是迷戀於這種安全感，人類會將房子一代一代地傳遞下去，於是，人的理性也隨之傳遞了下去，在這傳遞的理性中，永恆就產生了，人也就有了安身立命之所，暫時擺脫掉隨波逐流的命運。在房子之外，是廣袤的土地，而這廣袤無垠的土地只會讓人產生畏懼感，因為它沒有方向可言，它的秩序是人不能理解的秩序，因此，屋外之域對人來說相當於「混沌」之處，人是不願意過分的接近它的。這也正好說明，為何中國古代的隱士，無論居所多偏僻，總要有個住處，沒有這住處，他連人也不是了。反觀古希臘亦然，一個人被驅逐出城邦流放，是對他最大的懲罰，因為他沒有了生命的安定之處，時時刻刻暴露在一個未知的自然面前，他無法收獲安穩，也就無法繼續生存。到此，土地所有權的形而上起源便呼之欲出了。所謂的土地所有權，必須要包括在土地之上的房屋建築，這其實是人維持自身存在的一種需要，具有生存論的意味。土地所有權的確立表明了神與人的分離，彰顯了人類企圖掌控自己宿命的慾望，對回歸本來共屬於人神的永恆的渴望。它是人對神的挑戰，同時也產生於人對神的模仿。

雖然人不同於其他物種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擁有接近於神的本性的自由意志，但這自由意志對人來說是可怕的東西，因為人無法理解它，它可以選擇生，可以選擇死，可以選擇善，可以選擇惡，人只能接受它，並不能阻止它，它就是人的命運，也是神的命運，其實它本來就該屬於混沌的領域，無論是人或神，始終被混沌所包圍。這是人類註定要承受的悲劇。

但既然人類已用理性宣告了神對人的破產，那麼其足以有理由相信，理性，同樣可以自救，使自身從未知的自由，可怕的充滿偶然性的混沌領域中得到拯救。這樣一來，僅僅有房子就顯得不足夠了，因為在房子里，人類還會進行著一些受自由意志支配而犯下的不道德行為，或者屬於個人隱私的暗黑之事，在此境況下，理性起的約束作用微乎其微。人類意識到了這一點，於是，他們從隱私的家庭領域走出，走到光明的公共領域，於是，政治、法律誕生了。

在人類的光明領域中，人勇敢的為自己立法，這立法（包括所有的成文法，不成文法，乃至一些口頭承諾），是人開天闢地的一步。它宣告了人與神的徹底分裂，人不再受神的馴化，同時也是人對命運（Logos，希臘文作λόγος）支配性的直面回答。人需要用理性來制約人的自由意志，減少它出現不受控制而作惡的可能。這也是人對與神的分裂而獲的「原罪」的贖罪。因此，立法靠的第一要義是人的理性，人信仰法會讓人有意識的約束自己，在限定的程度內掌握自己的自由，從而走向更好的社會，更好的生活，這也就是對人自己本身的信仰。從這角度來說，蘇格拉底之死是必然的，而且也是必須的了。雅典人（包括蘇格拉底在內）用自己的理性為城邦立了法，他們各司其職而不觸犯這些理性法的條條。當蘇格拉底被無辜定罪後，面對陪審團的投票結果時，我相信他的內心已經有了答案，他是城邦最具理性的人，也是與舊神離得最遠，與新神（理性，人類的自己神）離得最近的人，他曉得對法的敬畏，信仰本身對他的意義，這是他成為人的基礎，也是人值得驕傲的地方，如果他選擇了逃跑或者賄賂，那就是墜落在了自由意志的誘惑中，這是對他自己的褻瀆，他從此再也無法自救。因此，他的一生始終如《申辯篇》結尾中的寄語一樣，奉獻給了人類的尊嚴，人類的法律：

D. 西方法律文化的起源和發展及特點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華法律淵源流長，獨具特色，在唐代時還形成了特有的中華法系。中國的法律文化跨出國界，影響了東亞和東南亞的眾多國家。許多國家，比如日本、越南等等，都受中華法系的影響頗遠。
歐美的法律文化最早產生於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法律之中，古羅馬法律體現著當時歐洲立法的最高水平，《十二銅表法》更是影響深遠。羅馬還產生了大量的法學專家，這些法學專家的著作後來經羅馬帝國皇帝的批准而具有了法律效力。
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公元9世紀開始，歐洲進入了黑暗的中世紀時期。直到13世紀，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人們又開始關注起來了羅馬法，史稱羅馬法復興。
歐洲資產階級革命以後，歐美社會出現了兩大法系，一大法系是法典法系，又稱為羅馬法系、大陸法系，主要以法國、德國為主，分為法國支系和德國支系；另一大法系是以英國和美國為主，稱為普通法系，普通法系國家裡，法院的判例具有法律效力。而奉行大陸法系的國家裡，其法典的最早淵源都可以追溯到古羅馬的法律。
由於中國文化的起源遠早於歐洲,在中國率先進入文明社會時,其主要的生產工具是青銅器,這種生產工具的性能要低於鐵器,從而導致了生產效率的相對落後和生產力的相對不發達,於是在由原始氏族向階級社會過渡完成以後,中國社會依然保留了氏族公社時期的某些痕跡,比如說,家庭制度和宗法制度.可以說,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宗族家長制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結構.
而西方國家在形成文明社會時,鐵器技術早已由東方傳入了西方,於是西方國家在一開始進入了階級社會時,其主要的生產工具就是鐵器了,由於鐵器的相對先進性,使得原始社會的氏族公社迅速瓦解,形成了馬克思所說的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家庭成為了社會的細胞,成為了社會生產的基本單位.同時,鐵器技術導致的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也使得社會分化出商業,並逐漸形成了發達的商業經濟.這與中國古代的重農抑商的現象有很大的區別.
經濟基礎上的差異,必然要通過上層建築體現出來.而法律是上層建築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由於宗族家長制的原因,中國的法律重視整體利益,重視家族利益以及由此延伸而出的國家利益,重視刑法而輕視民商事法律,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國的法律是融合了倫理在裡面,所謂"以禮入法,禮法合一"。在周朝時,周公旦編寫了《周禮》,當時周禮既是一部指導社會成員行為的道德規范,也是一部具有國家強制力的法律規范。
春秋戰國時期,禮法制度受到了破壞,法家的地位上升,以商鞅\申不害等一批人為代表的法家人士被統治階級所重用。法家思想也成為了秦代的主流思想,秦律深深地體現了這種法家思想,如實行嚴刑峻法,"什伍連坐"等等.
秦朝的迅速滅亡,讓漢朝的統治者從秦朝迅速滅亡的原因中反思.他們發現,秦律中有很多規定並不適合中國社會的實情,比如說"二男必須分戶"的規定,其目的是強行推行小家庭制,但卻與中國現實的家族宗法的現狀相矛盾。於是漢朝廢除了秦律中的很多規定,開始了我國法制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使得法律開始以儒家思想為指導來制定,體現著越來越強的儒法合一的趨勢.
縱觀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法律,道德對法律的影響一直非常深,宗法制度對法律的影響一直非常深.所以西方某些學者稱中國古代的法律是"倫理法"。
由於宗法制度的存在,使得中國古代社會更講究家族利益,以及由家族利益延伸而出的國家利益,所以個人利益相對不受重視,法律重視義務而輕視權利,即所謂的"義務重心".
而再看西方的法律,由於西方國家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就確立了相對發達的商業經濟,同時還確立了現代家庭制的雛形,沒有宗族家長制,故西方法律在古羅馬時期就體現了權利與義務並重的特點,以及實體法與程序法並重的特點。羅馬法共分十三編,其中大部分篇幅是調整民事關系的,包括親屬編,債權編,家長制編,等等.這與中國古代的法典"重刑輕民"體現出鮮明的對比。同時,在古羅馬時期,就確立了彈劾制的訴訟模式,首次對程序法作出了規定.歐洲近代的法律,特別是法典法系的國家,受羅馬法的影響頗深,也繼承了羅馬法的一些特點.
最後要說的是,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異,其實是中西方文化差異的一個組成部分,體現了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價值觀上的差異.所以我們在移植外國的法律加強我們自己的法制建設的時候,一定要重視這種差異,一定要注意所移植的法律是否適合中國的國情,是否在中國行得通,是否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我們只能借鑒當代法制先進國家的立法經驗,而絕不能照搬照抄他們的法律制度。

E. 法律是如何起源和發展起來的

馬克思主義關於法的起源的學說：

（1）法不是從來就有的，法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而產生的，法的產生經歷了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

（2）在原始社會，社會組織的形態經歷了原始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的發展，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是道德規范、宗教規范和習慣，它們與階級社會的法是根本不同的。

（3）在原始社會後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私有制的產生、階級的分化和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法產生的根源有以下三個：

（1）經濟根源：私有制的產生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2）階級根源：階級的產生。

（3）社會根源：社會的發展。社會的不斷發展和進步，導致原始社會既有的社會規范無法適應社會沖突，為了維護新的社會秩序，國家產生了，法也產生了。

(5)西方古代法律知識的起源與傳播擴展閱讀：

法律的歷史和文明的發展之間有著很密切的關連。古埃及的法律——可回溯至西元前3000年，有一部約可被分成十二篇的民法典。這部民法典是基於瑪特的概念，傳統、修辭語法、社會公平為其特色。

西元前約1760年時，在漢謨拉比的統治下，古巴比倫法成文法了，並將寫上法典的石碑放在市場上供眾人觀看；此一法典現被稱為漢謨拉比法典。但和埃及法律是由歷史學家從爭訟紀錄中拼揍出來一樣，漢謨拉比法典也只有少許的文獻殘留下來，且大部份都已經隨著時間而流逝掉了。

舊約聖經大概是仍然和現今法律系統有關的最古老的法律體系，可追溯至公元前1280年。它採取道德責任的模式，作為對良好社會的建議。古雅典（古希臘的小城）是第一個由除了婦人和奴隸之外的廣大公民所組成的社會，時間約在公元前8世紀時。

當時的雅典並沒有法律科學，且古希臘也沒有和「法律」有關的字眼以做成指涉的抽象概念。但古希臘法包含了對雅典式民主發展政制上的革新。

羅馬法很大程度受到了希臘學說的影響。它形成了當代法律世界的橋梁，在羅馬帝國的盛衰之間的時代里。羅馬法在查士丁尼一世時進行了主要的成文法工程，編成了《民法大全》。這部法典在黑暗時代時遺失了，直到11世紀才被重新地發現。

中世紀的法律學者自此開始研究羅馬法規，並使用其中的概念。中世紀時的英國，國王權威的判決開始發展成了先例的體系，這成為了英美法系。同一時間，在全歐洲，《商人法》形成了，使得商人可以用相似的規范，而非零碎的地方法來交易。

作為當代商業法先趨的《商人法》強調著合同的自由和財產的可讓與性。當18世紀、19世紀，國家主義興起之後，《商人法》即並入了國家新的民法典之中。法國的法國民法典和德國的德國民法典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民法典。

相對於英國的一般法之中充滿了大量的判例法，可以寫在小本書籍中的法典較易於輸出以及供法官使用。然而，歐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有會同的趨向。歐盟法即以條約作為其成文法典，但又由歐洲法院發展其判例。

古印度和古中國有不同的法律傳統，且在歷史上也有不同的法理學派和實務。《政事論》（約編於公元100年左右，雖然也包含一些較早的資料）和《摩奴法典》（公元100年至公元300年）是印度的基本條約，被認為是可信賴的法律指引。

摩奴的中心哲學為容忍和多元，並流傳在整個南亞之中。印度教傳統和伊斯蘭法在印度變為大英帝國的一部份時被一般法取代掉。馬來西亞、汶萊、新加坡和香港也在那時接受了一般法。東亞的法律傳統則反應了對世俗與宗教影響的一種獨特的混血。

日本是這之間第一個開始將其法律系統依西方世界現代化的國家，引進了少許的法國及大量德國民法典的概念。這也部份反映了德國民法典在19世紀末期逐漸興起的實力。相似地，傳統中國法律也在清朝末數年開始轉向西化，在民法典的制定上，參考日本民法典，引進了德國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制定了中國當代第一部民法典。

該法典仍然適用於中國台灣地區。不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廢除了中華民國時期所制定的六法全書，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架構很大程度地受到蘇聯的社會主義法律所影響，其型式主要在於犧牲私法而擴大了行政法的領域。

不過隨著工業化的加速進行，中國的法律架構已經開始出現變革，至少在經濟上（若非在社會和政治上的話）的權利上面。1999年的新合同法顯示出其對行政優先的立場轉向。更甚者，在歷經了十五年的協商，中國於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而隨著合同法、物權法等法律的制定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制定將指日可待。

F. 古代西方法制思想的發展脈絡

西方法制思想通常被認為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物。其實沒那麼簡單，它是自古希臘以來深深植根於西方人格中的文化心理結構。在希臘神話中，以宙斯為代表的新神推翻舊神，使整個神界起了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就是正義主宰了一切。宙斯是正義之神，法律之神，他負責使自然界和社會秩序井然。他的意志不可違抗，但他並不總是直接干預人世的事務，而是賜給人類以法律，讓他們自治。許多城邦的立法都是以宙斯的名義建立的，法律被看作人們的權利和幸福的保障。在雅典民主制的鼎盛時代，智者學派開始用社會契約（約定說）來解釋法律，奠定了西方一切法制思想的基礎。如普羅塔哥拉的那個著名的寓言：宙斯怕人類彼此危害而滅亡，派赫美斯把正義和尊敬帶到人間，後者問他怎麼分配，回答是「分給所有的人」，因為如果只有少數人分享這種道德，那麼「城邦就會不能存在了」（註：見周輔成編：《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卷，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2頁。）。因此論及木工技術之類的事只能請專家，論及政治德行，則應讓每個人發表意見。另一位智者加里克里斯說得更明確：「法律的創造者乃是大多數的弱者，他們制定法律、安排獎懲，都是為了自己及自身利益」（註：見周輔成編：《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卷，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9頁。）。蘇格拉底雖然反對智者，認為公正在於明智，但他也承認，有了明智，人們才知道什麼是真正合乎自己利益的。所以在人們為了自己的利益（權利）而制定法律這點上，他與智者派是一致的，只是他認為人人都有的理性才是公正的標准即法律的依據，法律由此而成為了一門科學。柏拉圖的「理想國」則進一步把這種科學上升為一種哲學（法哲學），它並不實用，但卻在他的人性論中有其嚴格的邏輯根據。他是按照人心的結構、而不是按照統治者的需要來制定社會秩序的：人心有知識、意志、慾望三種能力，社會也就必須有哲學王、武士和勞動者三個等級，只有哲學王才能合理地治理社會，正如人心也必須由理性來統治一樣。亞里士多德則從現實出發，開始把法制、政治當作一種技藝，但也不是中國式的統治術（法、術、勢等等），而是一門盡量保障大多數人幸福的藝術，是立足於對人民各階級的分析（平民、貴族、中等階級）來確定最好的法律體制。在這里，統治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為公民謀幸福的手段。
中世紀的基督教源於希伯來人的宗教，但在猶太聖經《舊約》中，就已經體現出西方最早的法律思想即「契約論」了。所謂「約」就是人與上帝訂約，上帝約許以色列人得到最好的土地，條件是要遵守上帝的律法。當然，希臘人的契約只是人與人立約，但是異化形式則恰好與猶太法律思想相吻合，由此而產生出《新約》，因為耶穌基督既是人也是上帝。這樣，基督徒守上帝的律法就不是出於外在的恐懼，而是出於內心的希望（獲救），是一種基於自由意志的交換。這就是為什麼在基督教的一千多年中，世俗君主不論多麼專制和無法無天，或是力圖把基督教用作自己的統治工具，卻始終無法在精神上獨占對人民思想的控制權，縱有千軍萬馬也不得不屈從於教會的無形勢力的緣故。這種情況養成了西方人歷來認為法大於權、法大於人的觀念。
到了近代，自然法派的創始人格老秀斯從《聖經》和亞里士多德的理論中引出，自然法是永恆不變的一切人的自然權利，連神也不能改變它。它包括：1)財產權；2)履行契約的義務；3)個人運用自己權利的自由。（註：參見章海山：《西方倫理思想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9頁。）他對國家的定義是：「國家乃是一群自由人為著享受公共的權益而結合的完善團體」（註：《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卷，第586頁。）。霍布斯和洛克從消極和積極兩個方面發展了這一理論，前者認為「享受公共權益」意味著最大地避免禍害，因而人民應當自由地把自己的自由交給一個唯一的專制君主；後者則認為公共權益就是大多數人的幸福，因而主張君主立憲。兩者的立足點都是人性論，但前者認為人性本惡，後者認為人性本善。孟德斯鳩接受了洛克的觀點，認為人性在最初的自然狀態中並不是攻擊性的，而是互相需要的；但他們最初並不知道自己如何才能滿足自己的需要、維護自己的自由。為此他通過對歷代政治的分析，提出了分權制衡的思想，但這一思想的前提恰好是人性本惡：人們只要有機會和可能，就會傾向於濫用權力，侵害他人自由，導致腐敗。盧梭也看到了這一點，他說：「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隸」（註：《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紅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頁。）。歷史上的國家法律由契約產生，但一旦產生總是凌駕於人民之上，異化為人民的主人；所以必須找到一種結合形式，「並且由於這一結合而使每一個與全體相聯合的個人又只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並且仍然像以往一樣的自由」（註：《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紅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頁。）。與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不同，盧梭所找到的結合形式是人人把自己的權利轉讓給整個共同體，而不是某個或某些人；由於這種轉讓的條件是人人一樣的，所以每個人並沒有把自己奉獻給任何別人，而是從別人那裡獲得了同樣多的權利，因此在訂約後他所服從的還是自己。盧梭由此認為，唯有服從人們為自己制定的法律才是自由的，因為「法律只不過是我們自己意志的記錄」（註：《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紅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頁。）（這種思想後來被康德歸結到道德上的「自律」，黑格爾則表述為「犯罪受罰是犯人的權利」的辯證結構）。他強調人民主權和「公意」，認為立法權不能轉讓和代表，行政和司法權都只是「公僕」和受託者，隨時可以通過公民投票而撤換；如果當權者破壞契約，人民有權起義。

G. 古代東西方法律的異同

相同處： 古代東西方法制的進程中，有一個很顯著的特點，無一不走上了法典化之路，從習專慣法到成屬文法。1、這些法典都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的原始法或是以民刑為主、雜以他法的古代法。立法技術落後，較野蠻，都存在著同態復仇，都對肉體的刑罰有一定的血淋淋性。2、 自然法思想，依附於神力來號令眾人信服。不同處：1、神力的接受者不同。西方對人力、神力的區別更大。2、西方將法律作為治理國家的主要法；側重私法：調和平民、貴族間的矛盾；民族色彩較濃，較平等；法律主體為其自己人，不包括被征服者和奴隸；東方將法律作為治理國家的次要法；強調刑法；注重在大的方面，國家的強治久安；專制的色彩較濃，集權；等級制，法律囊括了所有的人。

H. 在西方,法學最早起源於哪裡

在西方歷史上，正是在羅馬帝國前期，第一次形成了職業法學家集團，第一次出現了法律教育和法學學派 ，第一次出現了法學著作。羅馬五大法學家之一的蓋尤斯的《法學階梯》，是一部最早的並完整保存下來的西方法學著作。

到中世紀中期和後期，出現了一種以恢復和研究羅馬法為核心的法學，即自12～16世紀相繼出現的義大利的注釋法學派、評論法學派以及法國的人文主義法學派。這三個法學流派雖各有特點且相互對立，但通過它們 ，羅馬法在歐洲大陸得到廣泛傳播，從而為歐洲大陸以羅馬法為基礎的統一的法律的形成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8)西方古代法律知識的起源與傳播擴展閱讀

法學大類包括：法學類、監所管理類、馬克思主義理論類、社會學類、民族宗教類、政治學類、公安學類等。

1、法學類

法學，知識產權法，知識產權，訴訟法，法律，國際法，刑事司法，律師，涉外法律，經濟法律事務，公安法制，法學理論，法律史，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刑法學，民商法學，訴訟法學，經濟法學，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國際法學，軍事法學，法律碩士，法律實務。

2、監所管理類

監獄學，犯罪學，獄政管理，刑事執行，勞教管理，罪犯管教，罪犯教育，矯正教育學，罪犯心理矯治，涉毒人員矯治，司法管理，民事執行，行政執行，監獄管理，刑事偵查技術，司法鑒定技術，安全防範技術，應用法制心理技術，罪犯心理測量與矯正技術，毒品犯罪矯治。

3、馬克思主義理論類

科學社會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國革命史與中國共產黨黨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研究。

I. 比較中西方古代法律制度的差異以及對後世的影響

這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說清的，有專門這樣的書。這是法學研究專家也很難回答。看法制史書。
粘貼給你參考下：
古代中國與古代希臘法律差異成因淺析
古希臘關於法的概念和方法、關於城邦民主政體的立法，對歐洲國家的公法及司法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並隨著新大陸的發現及殖民時代的興起傳播到世界各地，二戰之後特別是冷戰之後，西方先進法律對世界各國產生了更廣泛更深刻的影響。

古代中國作為人類文明發祥地之一，是東亞及東南亞地區的儒家文化傳播源頭，同時也形成了中華法系，所謂「中華法系」我認為其實就是德主刑輔的儒家法，它在近現代之前，在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地區影響極深，伴隨唐的全盛達到頂峰時期，但在舊中國開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國家之時，便走向衰亡。

同樣是文明古國，但卻有著不同的命運，一個帝國歷史中斷，一個一脈傳承至今；一個其制度、思想影響全球，一個正端力圖改革傳統……造成這種差異的成因，我主要想從三方面進行分析：

一、 人類學角度

二、 社會形態角度

三、 文化思想的歷史特點角度

當然，還有許多其他因素影響著兩種法律文化（如宗教……），這里只是描述了差異成因的一個層面，且每種只是粗淺的分析。其中主要把焦點放在了第一點上，它是差異之源頭。

自然地理造成的「人種差異」（絕無種族歧視之意圖）

古代中國是依傍黃河長江發展起來的農業國，也就是所謂的「河流文明」，而古希臘位於地中海沿岸，工商業比較發達，是典型的「海洋文明」國家。或者我們可以說古希臘文明是在「流通」中孕育，而中國是土地上「生長」出來的文明。

盡管表面上自然力量對於人類文明的影響正在不斷減弱，但它卻是左右人類祖先創造文明不可覦的因素。從無機物到有機物，從單細胞動物到脊椎動物，從猿到人，每一個民族的起點都是一樣的，我們很難說哪個地區的類人猿比較聰明，或是有更高的智商，我們所不同的只是物理上的差別。

氣候、緯度、海拔、海陸分布……的不同，以及由此產生的飲食結構的不同，使東方民族和西方民族在體形上有很大差異，古老的漢民族（今天中國北方地區的漢族居民多為古代北方少數民族與漢族通婚，或漢化後少數民族的後代）呈典型黃種人特徵，根據龍勃羅索的「天生犯罪人」理論，攻擊性應該相對較小（當然這不代表沒有戰爭）。

這似乎也能解釋為什麼，我們的祖先選擇了儒家文化作為經典。縱使有千頭萬緒的社會歷史背景，但我認為，世界的一切從無到有，都是無意識的一種自然選擇，至少在其形成初期是缺少意志干擾的，是一種趨利弊害的自然天性在其背後支配。與所有生物的進化一樣，人類會選擇一種最適合自己的文明形態（在缺少豐厚文明基礎的社會早期，「最適合」應該包括生理上的因素），例如「儒」，不否認儒家思想也有它功利和殘酷的一面，但總的來看，形容其最好的詞語卻是「中庸」和「溫」。中國人在五千年的歷史中，大部分時間是在追求一種安定（即使是征戰也是為了大一統），渴望有一個權威來維持安定，保障秩序，組織生產，斷定是非曲直……並且也樂於服從這種權威。又如《老子》的「老死不相往來」的思想，應該也是許多國人性情的一種總結，並非沒有根源。

相作為比較的，西方民族的血液里似乎天生流淌著一種「走出去」的熱情，這也和歐洲的地理環境有關，國家領土的不甚充裕，耕種環境普遍低於東方，使他們有條件走出去，有時也不得不走出去。在「走出去」的過程中，西方民族產生了相應的世界觀價值觀，以古希臘的雅典為代表，雅典的工商業較發達，其財富一半是由生產創造，一半是在交換中形成。「交換」不但增加了雅典人的財富，也奠定個雅典人「公平」、「對等」、「自由」的思想財富基礎。

有人會想到，中國也是有漫長海岸線的，但從古人的角度來講，那裡並不是前進的方向，沿海地區沒有中原的沃野千里，甚至曾是驅逐發配的地點，自然更不會出現而今的沿海發達地區、經濟特區之類的行政區化。

雖然古希臘人「走出去」的領域也許沒有半個中國大，但重要的是其城邦間的交往為一種「國與國對話」的高度，古代中國也有過這樣頻繁外交的時期——春秋戰國，也曾出現了思想史上唯一次大解放，但唯一遺憾的是我們是為了「兵」，而希臘人的交往中包括了「商」。因此，古代中國唯一個重「法」的時代，把精力都放在了「刑」上，從此局面無法扭轉；而古希臘成了現代民法的溯源地。

奴隸制的作用

許多學者認為：「古代希臘是許多人文科學思想發祥地，以及公認的科學之源，在那裡發軔了西方的知識傳統。法學卻極為薄弱。幾乎沒有產生過嚴格意義上的法學家，也沒有產生專門研究法律的法理學著述。甚至在古希臘的文字中，與法理學和法學相對應的詞彙也難以尋覓。」同時，古代中國也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法學家」，對於法理的研究接近於零。

兩個都是「沒有」法學家的國度，為什麼古希臘卻能成為現代法律思想的源頭呢？

有一點我們是要注意的——古希臘的奴隸制。雖說封建社會從形態上高於奴隸社會，但象中國這樣的小農經濟社會，哪個人不是土地的奴隸呢？整個社會沒有真正的奴隸，也沒有真正的自由人。如果說「思考」是一種幸福，那極少的中國人體驗過這種快樂。

「哲學」一詞在古希臘語中包含有「智慧」和「愛」的意思。

智慧是需要思考來承載的，古希臘的文化更多的是一種對人生、宇宙、自然、社會的思考，即使是在天文學、醫學、數學等科學研究中，古希臘人也充分體現出一種「思考」的偏好。在古希臘的文化世界中，「真理的追尋」是不變的主題，那是一種為了科學而科學的精神。

另外，「愛」是什麼？由此引出的關於「理性」，「正義」，「善」的探討，使古希臘人更注重個人的權利，權利與義務的關系，國家與公民的關系。

在這種愛與智慧哲學思考上產生出來的民族，自然會崇尚一種「平等」，其政體也自然會把「民主」當成一種精髓，而「法」作為權利與義務的分配工具，也會體現出一種與東方截然不同的本位。

古希臘對法的貢獻是一種超越具體層面、抽象意義上的成就，它存在的價值猶如法學領域里得聖經，不是技術和實用上的工具性成就，而是法的精神的體現。

當中國廣大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的作土地奴隸時，當掌握權利的地主階層絞盡腦汁力圖維持這種「奴隸關系」時，古希臘的自由人卻每天都能體驗這種「為思考而思考」的幸福。

文化方向的穩固性

「安定」與「走出去」並沒有誰高誰下，它們都是適應當時社會生產力的上層建築，只不過過分的追求「不變」沒有成為後來世界的主流，而使追求「中庸」的土地上的人民受到了打擊而已。

思考與不思考也沒有褒貶之分，假如海洋是凝固的，世界是封閉的，那「無知」也是一種幸福。

不同的文化，包括法律文化的形成，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是一定地域一定時期內優勝劣汰的結果，在原來的社會格局未被打破前，其就保持它的可行性和穩定性，發展的軌跡基本是完整的不偏離的。

中國古代的法律一開始就與權力有緣而與權利無關，公法私法不分；是「義務」本位的社會文化，而非古希臘的權力「本位」；是由上至下的父權社會，是「家天下」的國家——人民讓渡權利給國家，形成「君為天下父」的倫理權力，這種權力是至高無上的不可置疑的，甚至被神化為一種脫離最初權利授予的權力形態。法律要求每一個人的，首先是對於社會（家族、國家）的各種絕對義務，這種要求、禁忌、沒有或很少地賦予其權利的做法，雖然狹隘性排除了法的民事功能（如《唐律疏議》十二篇——堪稱中國封建法律的典範，其特點是法律條文以刑為主，民事法律行為和道德行為也做刑事化處理，例：「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壓抑了人的個性，束縛了人的解放，也限制了法和社會的發展，但也確實達到了當初組成國家的預期目的；它通過國家、刑罰來處理民事案件，調節民事關系，達到了威懾違法犯罪行為，維護安定的效果。

一個地區在社會依舊向前發展，社會矛盾未被激化的時候，很難讓其走向一條背離歷史的道路，即使是危機四伏，百姓們也很難立刻接受一種「先進」的文化。當初選擇的文化方向會指引人們前進，使其自身不斷作出調整，不斷鞏固深化，其結果也許是適應時代發展，也許是成為未來的壁壘。

古希臘的法律文化也是同樣道理，它的形成並沒有預料到幾千年後的成就，只是適應社會發展下去。

總之，從上帝把人類安排在地球不同的角落開始，就註定了人類走向不同道路的命運。

值得欣慰的是，我們依舊在發展，依舊有選擇的權利，並因時代的發展而能更科學的預測未來，作出正確長遠的選擇；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我們的視線永遠無法及其整個未來，所以依舊是依照現實作出最適合的選擇，這點正如我們的古人。

註：參見書目

①. 《犯罪心理學》南開大學出版社魏健馨&王學林

②. 《科技文化的起源與發展》南開大學出版社李建珊

③. 《外國法制史》法律出版社何勤華

④. 《中西法律——公法與私法的差異探討》張光輝朱曉源

⑤. 《古代希臘的哲學與法學》江渚子

⑥. 及其他網上資料和圖書館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