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印章對外擔保的法律效力

『壹』 公司章程規定不得對外擔保,但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簽署擔保合同的,擔保行為是否有效

1、股東，以公司名義（履行了公司對外擔保所有手續，包括法人簽章）實施了對外擔保，由於從法律意義上說對外擔保形式是合法了，被擔保方擁有合法依據，所以這種擔保是有效的；除非這個擔保存在惡意串通的法律證據，公司可依據向法院訴訟合同無效！
2、這個股東未經公司章程規定（對外擔保是公司重大事項應由股東會來決定的）的程序，擅自以公司名義對外擔保，公司可追究這個股東的責任，如果這種擔保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後果，公司可向法院訴訟追究其應負的責任；
3、需要說明的是，公司在內部管理上是有過錯的，印章管理、財務管理、法定代表人和監事、其他股東在內部監督管理上都有一定的過錯，沒有嚴格履行公司章程的規定；
4、一般來說這種擔保是難以被撤銷了，由於這種擔保合同具有一定的合法性，法院一般也不支持撤銷，因為是公司內部管理混亂引起的程序問題，不能影響社會責任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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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公章的法律效力

公章在所有印章中具有最高的效力，可代替合同專用章，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第十六條規定：「申請企業法人開業登記的單位，經登記主管機關核准登記注冊，領取《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後，企業即告成立。企業法人憑據《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可以刻制公章、開立銀行賬戶、簽訂合同，進行經營活動。」一個依法設立的企業法人領取了營業執照以後，就可以刻制三枚印章並在公安機關備案：公章、合同專用章和財務專用章。這三枚印章是具有代表企業法人行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印鑒。企業法人進行經營活動，在簽訂合同時，有的用公章有的用合同章，二者的區別如下：

公章在所有印章中具有最高的效力，是法人權利的象徵。除法律有特殊規定外(如發票的蓋章)，均可以公章代表法人意志，對外簽訂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具有極高的法律效力，凡是以公司名義發出的信函、公文、合同、介紹信、證明或其他公司材料均可使用公章。

合同專用章，單位僅在對外簽訂商業合同時使用，可以在簽約的范圍內代表單位，單位需承受由此導致的權利義務;在實際工作中，公章可以代替合同專用章使用。

在與外界發生法律關系的過程中，印章起著在形式上代表單位意志的作用。無論日常的交往，還是法院對糾紛的審查判斷中，依據蓋章認定有關文件的效力進而確定有關權利義務的歸屬已經成為一個常識。企業印章代表著企業全部或某方面的意志，不正確使用可能會給企業帶來巨大的損失。因此，企業在簽訂合同時應謹慎審查為妥。

實踐中有很多詐騙分子冒用公章現象發生，那效力如何，需要區分是否出借，是否明知，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974次會議通過法釋〔1998〕7號)第四條規定：「個人借用單位的業務介紹信、合同專用章或者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以出借單位名義簽訂經濟合同，騙取財物歸個人佔有、使用、處分或者進行其他犯罪活動，給對方造成經濟損失構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借用人的刑事責任外，出借業務介紹信、合同專用章或者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的單位，依法應當承擔賠償責任。但是，有證據證明被害人明知簽訂合同對方當事人是借用行為，仍與之簽訂合同的除外。」，如果被借用公章的單位沒有證據證明被害人明知簽訂合同對方當事人是借用行為，因其對公章使有疏於管理，應承擔賠償責任。同時，被害人也可以請求司法機關追究詐騙分子的刑事責任。

有人就說了，那以後使用公章就得復印了，實際上，公司之間簽訂合同時使用的公章可否是復印要視情況而定。有的公司之間在簽訂合同時為了方便，常常採用傳真、電子郵件等形式的復製件公章簽訂合同，在這種情況下，一旦發生糾紛，所簽訂的合同是否有效要視情況而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四十九條「對書證、物證、視聽資料進行質證時，當事人有權要求出示證據的原件或者原物。但有下列情況之一的除外：(一)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確有困難並經人民法院准許出示復製件或者復製品的;(二)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但有證據證明復製件、復製品與原件或原物一致的。」之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復印件應當與原件核對無誤才能確認其效力。

另外，在合同公章使用方面我們還應當注意，謹慎審查，加強公章和合同章的管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三十二條「當事人採用合同書形式訂立合同的，自雙方當事人簽字或者蓋章時合同成立。」之規定，當事人一旦使用公章對外簽訂了合同，就要履行合同約定的權利義務，並承擔交易帶來的風險，因而，當事人在簽訂合同時要謹慎審查，確保公章和合同章的正確使用，同時，也要加強公章和合同章的管理，嚴防公章和合同章被濫用、盜用等可能帶來的不利後果。

『叄』 公司印章是否可以加刻「不得對外擔保」字樣

可以另外有一個這樣的印章，在需要的地方加蓋。

『肆』 公司對外擔保的效力如何認定

解答：來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是對社自會公開、公示的，所以，它的重大事項要求董事會通過，也需要股東代表大會通過，還要在相關媒體上及時公告，如果違反公司章程程序性和權利性規定，那麼擔保就是無效的。但是對有限責任公司來說則有較大的區別，有限責任公司的章程不具有對外公示的效力，也不可能將所有公司業務向社會公示，也沒有這樣的場所或者媒體以供刊登或者查閱，所以有限責任公司違反公司章程對外進行擔保，只要加蓋公章或者負責人簽字真實，都應當認定為有效。 反如果章程只把《公司法》中的股東會和董事會的事項照搬進去，此時對外借款和擔保的決定權屬於誰（股東會還是董事會）? 解答：這里要考慮到章程可能會對《公司法》簡單援用，沒有對公司重大事項作出明確的規定，例如如果對外借款，我們認為這屬於公司的重大事項，不僅僅是董事會就能決定，或者執行董事一個人可以決定的，要交由股東會研究通過，這樣做才能使公司管理、治理結構更加健全。

『伍』 公司部門章對外有法律效力嗎

沒有。

內部部門不是獨立的法人，不具備法人資格，對外簽署文件顯然是不可能有同回等的法律答效力的，對外具有法律效力的是公司公章。

公司公章是公司處理內外部事務的印鑒，公司對外的正式信函、文件、報告使用公章，蓋了公章的文件具有法律效力。公章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執掌，法定代表人如果把法定代表人章與公章一同使用就代表公司行為。

(5)公司印章對外擔保的法律效力擴展閱讀

公司公章使用范圍如下：

1、 凡屬以公司名義對外發文、開具介紹信、報送報表等一律加蓋公司公章；

2、 凡屬部門業務范圍內的加蓋部門章；

3、 凡屬合同類的用合同專用章；

4、 凡屬財務會計業務的用財務專用章。

『陸』 公司對外擔保只有公司蓋章，無股東或董事會決議，無法人簽字有效嗎

恐怕是無效的。公司蓋章不夠嚴密，如果公司小，可以不要董事會決議，但是要有法人簽字才可以。
^-^希望我的回答對你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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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公司違反公司章程規定對外擔保的效力如何認定

違反公司章程規定對外擔保的效力之辯
□樵地祥
公司對外擔保一直是我國公司法中爭議不斷的問題。2005年新修訂的《公司法》第十六條對公司對外擔保的程序做了具體規定。依該條第一款之規定，公司為他人提供擔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由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公司章程對擔保的總額及單項擔保的數額有限額規定的，不得超過規定的限額。

頗為遺憾的是，該條遺漏了兩個重要的關鍵點。一是，如果公司章程如果沒有就對公司對外擔保的決議程序、擔保總額以及單項擔保數額作出規定，應當做如何處理？二是，對於違反該條規定的擔保合同的效力如何認定也沒有作出規定。

於是乎，司法實踐中出現了如下爭議：該條規范是否屬於效力性強制規范，違反該條的對外擔保合同是否歸於無效？此外，該條規范作為《公司法》的一部分經國家主席令簽發施行，即視為該法律已為該法管轄范圍內所有調整對象所知悉，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公司對外擔保關系中的第三人負有查詢該公司章程，以確定該公司的對外擔保是否經過章程所規定的決議程序這樣一個法定的義務？這些問題的回答直接關系中第三人惡意的認定，以至於最終擔保合同效力的認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1年第2期公布了中建材集團進出口公司訴北京大地恆通經貿有限公司、北京天元盛唐投資有限公司、天寶盛世科技發展（北京）有限公司、江蘇銀大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宜賓俄歐工程發展有限公司進出口代理合同糾紛案的判決。判決的主旨為，首先《公司法》第十六條並未明確規定違反公司章程對外擔保程序的對外擔保行為無效，該條不屬於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四條所稱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因此，訟爭擔保合同應當依法有效；二則《公司法》的上述規定並未強加給第三人查詢公司章程的義務，而且在事實上也不具備可操作性,免費法律咨詢熱線，由此在該公司無法舉證證明第三人惡意的情形下，可以判定第三人已經盡到必要的審查義務；再者，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公司章程中關於對外擔保的決議程序、擔保總額以及單項擔保數額的規定屬於該公司的內部性規定，對公司之外的第三人並無法律約束力；最後，最高人民法院重申了一項放之四海皆準的原則：依據該條款判定擔保合同無效，不利於維護合同的穩定和交易安全。

筆者認為，從新《公司法》第十六條的規定以及實踐中的操作性等方面出發，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判決理由值得商榷。以筆者鄙見，在公司章程對公司對外擔保的決議程序、擔保總額以及單項擔保數額已經做了明確規定的情形下，若該公司有證據足以證明第三人未盡到必要審查義務、在明知該項擔保未經章程規定的決議程序批準的情況下同該公司法定代表人簽訂擔保合同，則該擔保合同當屬無效。
首先，依照新《公司法》第十六條的規定，第三人負有審查該公司章程從而確定該公司是否就對外擔保的決議程序、擔保總額以及單項擔保數額作了規定的義務。

最高人民法院在前述判決中所稱「公司章程中關於對外擔保的決議程序、擔保總額以及單項擔保數額的規定屬於該公司的內部性規定，對公司之外的第三人並無法律約束力」的觀點並不成立。依我國立法法律規定及慣例，法律在正式施行前至少會提前向社會公布，以供法律管轄范圍內所有調整對象知悉法律的規定。待到法律正式施行時，無論事實情況如何，則推定法律規范已為全體調整對象知悉；任何調整對象不得以尚未知悉法律規定而逃避法定義務。

具體到本文，《公司法》第十六條第一款明確規定：公司向其他企業投資或者為他人提供擔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由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公司章程對投資或者擔保的總額及單項投資或者擔保的數額有限額規定的，不得超過規定的限額。因此，在法律上可以推定，第三人應當知道：公司對外擔保必須符合公司章程的規定。從此，曾經屬於公司內部性的章程，對第三人具備了法律約束力。原因很簡單，要判斷該公司的對外擔保是否符合公司章程規定，第三人就必然需要查詢該公司章程的規定，審查該公司提供的關於該項擔保的決議文件。反而言之，如果第三人未盡到這些法定審查義務，主觀上存在過錯，構成惡意。第三人明知該項擔保不符合章程規定的程序，同該公司法定代表人簽訂的擔保合同當屬無效。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在判決理由所稱「強加給第三人對公司章程的審查義務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的觀點，也缺乏說服力。《公司法》第六條第三款規定：公眾可以向公司登記機關申請查詢公司登記事項，公司登記機關應當提供查詢服務。公司章程屬於公司法定登記事項，而且事實上包括公司章程、法人營業執照等檔案資料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均有登記記錄，公眾若要查詢，顯然不會存在所稱的「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的情況。
最後，最高人民法院在簡單援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四條關於合同法實施後審查判定合同無效的依據只能限於全國人大及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以及國務院依法制定的行政法規的規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四條關於「合同法第五十一條第（五）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規定後，便直接認定公司法第十六條規定並非效力性強制性的規定，卻並未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加以明確界定。如此這般，未免武斷，也缺乏說服力。

以筆者鄙見，盡管至今法院對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尚無確定的司法認定標准，無法認定《公司法》第十六條關於公司對外擔保應當符合公司章程的規定這一法律規定是否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范，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該項對外擔保不符合公司章程規定、未經章程規定的決議程序的情形下，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義同第三人簽訂對外擔保合同，嚴重超越法定代表人的許可權；加之第三人明知公司對外擔保應當符合公司章程的規定，經公司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因此，足以判定第三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公司法定代表人超越許可權，構成惡意，該代錶行為不發生法律效力。所以，即便法院目前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規定作出確定的司法認定標准，從而尚且不能以該項擔保合同違反法律的效力性強制規定為由認定其無效，但是，按照合同法和擔保法關於無權代表的相關規定，依然能夠得出該項對外擔保合同不發生法律效力的結論。

此外，需要說明，公司法的很多爭議問題當中蘊藏著許多立法亮點，比如公司法第十六條「公司章程對第三人的效力」、第二十條「公司人格否認制度」。盡管關於這些問題的不同立場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會導致司法裁判結論的不確定性，但對於公司法甚至整個法律體系的完善，圍繞這些爭議的討論都是有意義的，只是但願這些問題不要成為耶林在《法學的概念天國》所描述的「法律難題的爬桿」。
（作者系譽博律師呼叫中心座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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