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對重復追究責任的界定

⑴ 是否屬於重復起訴

重復起訴的判斷標准--最高院司法觀點作者：陳萬林 律師 時間：2009年11月27日
裁判摘要：
當事人再提起民事訴訟獲得人民法院終審判決後，又基於同一標的和相同的被告，再次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應按不符合受理條件裁定駁回起訴。
美國EOS工程公司訴新絳發電公司等侵權糾紛。（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裁判摘要：
判斷基於同一糾紛而提起的兩次起訴是否屬於重復起訴，應當結合當事人的具體訴訟請求及其依據，以及行使處分權的具體情況進行綜合分析。如果兩次起訴的當事人不同，具體訴訟請求也不同，相互不能替代或者涵蓋，則人民法院不能簡單地因為兩次起訴基於同一糾紛而認定為重復起訴，並依照「一事不再理」的原則對後一起訴予以駁回。
威海鯤鵬投資有限公司與威海西港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山東省重點建設實業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權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城區聯合社訴十堰農行和金穗公司案結論（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請示）：
原告起訴借款人償還借款並勝訴，但借款人無力履行，原告又基於借款人開辦單位未實際出資應承擔民事責任而提起訴訟的，兩案屬於不同的訴訟主體、不同的法律事實、不同的法律關系，不屬於一案兩訴，法院應予受理。此類案件也不屬於審判監督程序解決的問題。如果原告主張借款人無法人資格而要求其開辦單位承擔連帶責任，則該案也不屬於執行階段解決的問題，亦應通過訴訟解決。
根據《關於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80、82、83條規定，出資不實或者抽逃出資法院可以裁定變更執行主體（責任范圍限於不實或者抽逃部分），但是超出這個范圍就應當另行起訴。
見《立案工作指導》2006年第二輯。

交通銀行昆明分行和策裕集團公司案結論（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請示）：
合同糾紛案件勝訴後判決無法執行，原告又向第三人提出侵權訴訟，不屬於重復起訴，亦不屬於請求權競合，人民法院應當予以受理。
見《立案工作指導》2006年第二輯。

⑵ 重復招標法律責任是怎樣的

投標無效是最簡單的處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實施條例》版第六十七條 投標人權相互串通投標或者與招標人串通投標的，投標人向招標人或者評標委員會成員行賄謀取中標的，中標無效；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依照招標投標法第五十三條的規定處罰。投標人未中標的，對單位的罰款金額按照招標項目合同金額依照招標投標法規定的比例計算。投標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屬於招標投標法第五十三條規定的情節嚴重行為，由有關行政監督部門取消其1年至2年內參加依法必須進行招標的項目的投標資格：（一）以行賄謀取中標；（二）3年內2次以上串通投標；（三）串通投標行為損害招標人、其他投標人或者國家、集體、公民的合法利益，造成直接經濟損失30萬元以上；（四）其他串通投標情節嚴重的行為。投標人自本條第二款規定的處罰執行期限屆滿之日起3年內又有該款所列違法行為之一的，或者串通投標、以行賄謀取中標情節特別嚴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吊銷營業執照。法律、行政法規對串通投標報價行為的處罰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⑶ 公司出納錢付重復了無法追回需要付法律責任嗎

對方是不當得利抄，只要有證據付重了，怎麼會沒法追回？
如出納不是國家工作人員，沒證據證明錢是付重，又無法返還這十萬元，將構成職務侵佔罪。如這出納是國家工作人員則構成貪污罪。
職務侵佔罪（刑法第271條），是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佔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行為。
職務侵佔犯罪的數額規定高於貪污罪。職務侵佔罪以「5000-20000元」為數額較大的起點。根據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的規定，貪污罪一般以5000元作為追究刑事責任的數額起點，對不滿5000元、情節較重的，也可以追究刑事責任。在法定刑上，職務侵佔罪的法定最高刑為十五年有期徒刑，而貪污罪的法定最高刑為死刑。

⑷ 重復申報使用財政專項資金應承擔什麼法律責任

首先你說的重復申報指的是那種？比如，同一個項目在不同的口去申請專項資金？還是同一歸內口申請不同項目？以容上兩種在目前來說都不需要承擔責任。如果是在專項資金使用過程中，有不當的資金使用，會按專項資金使用管理辦法來處理。

⑸ 酒店失誤開重復房間受法律責任嗎

沒有相關法律法規對此進行描述。
開房後有什麼損失可以進行相關賠償。

⑹ 軟體著作權重復登記了，兩家公司登記了同一軟體，現做撤銷其中一個，需要承擔法律責任嗎

依法撤消後就要注意，有可能被追究侵權責任的。

⑺ 不能重復逮捕的法律依據

第三條對刑來事案件的偵查、拘留源、執行逮捕、預審，由公安機關負責。檢察、批准逮捕、檢察機關直接受理的案件的偵查、提起公訴，由人民檢察院負責。審判由人民法院負責。除法律特別規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無權行使這些權力。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嚴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
第四十四條公安機關提請批准逮捕書、人民檢察院起訴書、人民法院判決書，必須忠實於事實真象。故意隱瞞事實真象的，應當追究責任

⑻ 重復信訪違法嗎信訪人有什麼法律責任嗎

如果信訪案件在一定期限內沒有得到解決，再次信訪，不違法。信訪人所反映的問題必須遵守法律，必須真實，這是每個公民的權利。

⑼ 為了避免重復立法，一般在立法中怎麼表述

不必要重復立法的應對既包括對地方立法思維的塑造，同時也包括制度上的應對措施。鑒於應對不必要重復的制度機制比較復雜，本文將單獨列出，本部分主要解決立法思維的問題。
（一）樹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體系性立法思維
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而要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必然要求體系內部具有統一性和邏輯性。統一性要求各組成部分之間要一致，不能互相沖突。而邏輯性則要求各部分之間互不相同、各具特點，否則就犯了同義反復的邏輯錯誤。因此，地方立法需要在我國法律體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樹立體系性的立法思維。而要找准這一位置關鍵要把握地方立法的地方性。根據《立法法》第64條的規定，無論是實施性立法還是自主性立法和先行性立法，都必須立足於地方。實施性立法要求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作出「具體規定」，自主性立法要根據「地方性事務」，先行性立法要根據「本地方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這些規定都明確了地方立法的地方性。如果地方立法的地方性缺失了，也就喪失了地方立法的意義和功能。從這種意義上說，地方立法都應當具備「地方特色」，這一點無需過分強調。[25]如果法律和行政法規已經規定得十分具體，適應地方的需要，地方就根本無需重復上位法，只要依照上位法即可。因此，地方在立法時必須樹立一種體系性的立法思維，將地方立法納入整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去考量立法的必要性。在實施性立法中，需要根據地方實際具體化上位法幾條就立幾條，破除那種整全性的立法思維，真正履行為地方服務的功能。（二）彰顯地方立法的應有空間[26]如果將地方立法空間視為一個相對固定的空間，那麼立法不必要重復對地方立法空間的占據無疑會縮小地方立法空間的范圍。更為重要的是，不必要重復立法使得地方立法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為地方解決實際問題，而是徘徊在上位法同地方創新條款之間的邊緣。因此，防範立法不必要重復還需要彰顯地方立法的自主空間，使地方立法的注意力轉向發揮地方立法權的優勢，因為「對一些影響范圍僅限於特定地方的立法事務而言，地方立法有著中央立法所不可比擬的信息優勢和因地制宜條件」。[g]48 因此，地方立法要敢於對上位法規定的法律後果按照地方實際予以細化，敢於制定符合地方實際的新的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然而，從地方立法現狀來看，往往規定的行為模式條款多，但規定法律後果條款少，排除那些僅重復上位法行為模式而沒有重復法律責任的立法不必要重復條款外，依然存在許多新的行為模式但沒有規定法律責任的情況。這就導致了本來屬於地方自己的立法空間，卻因為沒有規定法律後果而處於虛置的狀態。[27]我們以《南京市固廢條例》為例。該法在第7條規定了產生有害廢物單位的申報義務，在第16條中規定了企業堆放工業固體廢物建立台賬並定期檢查、監測的義務，在19條中規定了企業堆放、填埋工業固體廢物的場地停用或者關閉的監測、管理和安全防範義務，在24條中規定了禁止醫療廢物的回收利用，在29條中規定了從事利用、處置有害廢物的單位的備案義務，這些都是上位法並無規定的新的行為模式，但遺憾的是，南京市並無相應的法律責任與之對應，使自己的立法空間虛置。因此，地方立法不是無所作為，而是有著廣闊的立法空間。當然，造成法律責任條款較少的原因主要是對違背「不抵觸」原則的擔心。對「不抵觸」原則的正確理解應當是地方性法規不得與上位法已有的明文規定相抵觸，同時還不得與上位法的基本原則和基本精神相抵觸，也即既不能直接抵觸，也不能間接抵觸。[h]434-435 對上位法明文規定允許的行為，地方立法不能禁止，對上位法明文規定禁止的行為，地方立法不能允許。而對上位法既沒有允許也沒有禁止的行為，地方立法是否可以允許或禁止呢？其實這正是地方立法的空間所在。但是，這種情況存在限制，即必須遵循《立法法》第8條的法律保留事項、《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11條對設定行政處罰的限制、《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15條對行政許可設定的限制等相關法律的概括性條款。同時，對上位法既沒有允許也沒有禁止的行為，地方立法還應當符合上位法規定的基本原則和基本精神。因此，地方立法在屬於自己的立法空間內，只要符合上述條件，就應當敢於為新的行為模式制定法律後果，敢於細化上位法規定的法律責任，從而排擠立法不必要重復占據的空間，彰顯地方立法的自主性。5應對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復的立法設計（一）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復審查機制的立法設計要杜絕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復的問題，應當從制度上將立法重復的審查機制建立起來，使之與合法性審查一樣，成為地方立法的一項常規性和前置性工作。一旦在地方立法草案中發現立法的不必要重復，應當及時剔除，在地方立法公布之前豎起一道有效的屏障。要建立重復立法的審查機制，有一些理論和現實問題需要考慮。一是如何在立法中界定不必要重復，避免對某些重復的「誤傷」；二是這種審查機制究竟是採取自上而下的審查方式，還是採取地方立法機關內部審查的方式；三是如果採取自上而下的審查方式，必然涉及到對存在的不必要重復如何處理的問題，是直接撤銷或宣布無效，還是紆回建議；四是建立審查機制之後，對依然出現的立法不必要重復狀況，如何處理；五是如何選擇建立重復立法審查機制的立法時機，等等。為了較好地解決這些問題，我們應當把握三個原則。首先是科學性原則，應當通過立法明確界定不必要重復的核心特徵。其次是合法性原則，這種審查機制不能違背現有的立法體制，導致中央立法權和地方立法權的緊張關系。第三是現實性原則，這種審查機制能夠適應當下地方立法的現狀，並對不必要重復的遏制能夠起到現實效果。對於立法不必要重復的界定，貴陽市和浙江省在立法設計上並不成功。即使浙江省用「一般不重復上位法」的表述意識到了某些重復應當排除在不必要重復之外的情況，但在立法實踐中並無具體的指導標准。[28]我們認為，根據前面對不必要重復的定義，在立法設計中應當表述為「法律、法規對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有明確規定且符合地方實際的，地方立法機關不應當重復規定」。[29]這種表述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明確將不必要重復限制在法律規則的重復之內；第二，排除了那種因地方實際需要改變上位法的法律責任而對上位法行為模式重復的情況，因為它是將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結合起來一起評價，而非單獨將行為模式抽離出來評價；第三，從立法語言的邏輯性而言，也排除了那種不符合地方實際而存在立法不必要重復的情況。因為如果不符合地方實際，從邏輯上講，地方立法當然不應當出現重復的情況。界定好立法不必要重復之後，應當由誰來審查？是通過自上而下的審查方式還是內部審查的方式？首先分析自上而下的審查方式。如果同合法性審查一樣，採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對下位法的條款進行不必要重復的審查，那麼關鍵的問題是，如果發現了不必要重復的條款，全國人大常委會該如何處理？學術界有人提出「重復上位法無效」的觀點，[30]如果按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可以對不必要重復的條款予以撤銷。但是，重復立法並沒有「抵觸」上位法，將重復立法從上位法單獨剝離出來，本身屬於地方立法許可權范圍內的立法事項。它完全符合《立法法》規定的主體要件和程序要件，是合法的立法主體經過合法的立法程序制定出來的，讓地方立法機關承擔「效力否認」的法律責任並無憲法和法律依據。[30]如果我們放棄「撤銷」這種方案，是否可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建議廢止的紆回方式來作出處理？雖然這解決了立法許可權問題，但從現實來講也不可行，因為這不僅加劇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工作負擔，同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有了一個要求地方性法規定期清理的常規機制，完全可以將「不重復」納入到地方性法規的清理指標體系中，無需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門就某部法規的立法重復建議廢止。因此，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自上而下地審查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復的方案不可取。再來分析地方立法機關內部審查的方式。這種方式的關鍵在於內部審查是否能夠取得現實的效果。至少從《浙江省地方立法條例》規定實施來看，效果並不明顯。而原因同究竟由誰來立法建立這種審查機制有關。通過地方立法的方式來建立審查機制缺乏一種外部監督機制，在當下不必要重復得不到地方立法機關重視的情形下，這種方式對改變重復立法的慣性思維缺乏實質性的推動力。為了彰顯對這個問題的重視，我們應當在立法主體上予以更佳的選擇，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的方式來設定地方立法機關內部審查的義務，比通過各地的「地方立法條例」來規定更為可行。此外，從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復對中央立法權威的損害而言，由中央立法的方式來建立這種審查機制也彰顯了中央應對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復的立場和態度。如果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來建立這種內部審查的機制，這又涉及到了立法許可權問題，即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否有權要求地方立法機關承擔審查立法不必要重復的義務？是否有損地方立法權的自主性？筆者認為，這並未損害地方立法權的自主性，也不會導致中央立法權同地方立法權的緊張關系。由於不必要重復立法發生在實施性立法中，按照《立法法》的要求，實施性立法的功能本來就是對上位法進行細化和補充，重復立法顯然沒有達到這個要求。並且實施性立法本應當就是地方立法權從屬性的表現，地方立法權的自主性應當體現在自主性立法和先行性立法中。因此，規定地方立法機關負有審查不必要重復的義務並未損害地方立法權的自主性。從立法時機的選擇上，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成之後，建立這種審查機制的時機已經成熟。因為在我國基本解決了有法可依的前提下，理清法律體系內部各組成部分的關系，加強這個體系的邏輯性、統一性和整體性，應當是今後立法工作的重要任務。綜上，我們可以通過《立法法》修訂，單獨列出一條：「法律、法規對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有明確規定且符合地方實際的，地方立法機關不應當重復規定。地方立法機關應當在地方性法規公布之前對立法重復予以審查。」對於《立法法》修訂之前存在的不必要重復以及修訂之後依然可能存在的立法不必要重復，應當通過地方性法規的清理予以廢止。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在2009年下達了《關於做好地方性法規清理工作的意見》，重點針對地方性法規的「不適應、不一致、不協調」進行清理。[31]之所以沒有加入「不重復」的清理指標，可能因為在這種審查機制並未建立的情況下，並無法律依據。因此，在《立法法》修訂後，加入「不重復」的清理指標，並要求地方立法機關將清理結果上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顯得有理有據。（二）立法規劃協調機制的立法設計對因搶先立法導致的立法重復現象應當通過制度機制加以避免，防止立法資源的浪費。有些地方已經通過制度化的形式對不同層級的立法規劃進行了規范。如《浙江省地方立法條例》第5條規定，「省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已經或者正在就某一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的，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應當避免就同一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對「正在」的理解，一般理解為已經啟動的立法項目，但包不包括已經列入立法規劃，還未正式啟動的立法項目呢？從立法實踐來看，立法規劃一般有長期計劃和年度計劃之分，這里應當以年度計劃為限。即凡是被上位立法機關列入年度立法計劃的立法項目，下位立法機關就不應當立法，而應當等待上位立法機關立法之後，還需要進一步細化的，再進行立法。從全國各地的「地方立法條例」來看，除了浙江省的規定外，普遍都是「閉門立法」，不同層級的立法主體之間在立法規劃上沒有一種溝通機制。在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層面上，也還沒有建立協調機制，導致地方搶先中央立法現象時有存在。對於這種情況，我們可以通過修訂《立法法》，在其中加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國務院正在或准備就某一事項制定法律法規的，地方立法機關應當避免就同一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至於省級地方立法和較大市地方立法的協調問題，可以通過各地的「地方立法條例」予以類似規定。注釋[1]筆者的查閱，最早提及地方立法重復上位法的弊病問題，可以追溯到王燦發：《地方立法將國家環保法具體化的技術方法》，《中國環境管理》1989年第5期。此後，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唐孝葵等主編：《地方立法比較研究》，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2年版；周旺生：《立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李林：《走向憲政的立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朱力宇主編：《地方立法的民主化與科學化問題研究——以北京市為主要例證》，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2]參見孫波：《試論地方立法「抄襲」》，《法商研究》2007年第5期，第3頁。[3]關於立法體系和法律體系之間的關系，筆者贊同這樣的觀點：「法律體系應當是立法體系與部門法體系二者形式與內容的統一體」。李龍、范進學：《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科學建構》，《法制與社會發展》2003年第5期，第45頁。因此，以下筆者論述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體系性當然包括作為立法體系一部分的地方性法規。[4]根據我們的查閱，在各地固廢條例（辦法）中，那種僅重復上位法的行為模式但未規定法律責任的情形占據絕對數量。這就意味著執法和司法機關必須去尋找這些行為模式的法律責任，這無疑增加了適用法律的成本。如《南京市固廢條例》第10條第4款規定，「禁止焚燒產生有毒有害煙塵和惡臭氣體的固體廢物」。該條實際上是《固廢法》20條和《大氣污染防治法》第41條的立法重復，但它在無意中卻擴大了上位法規定的義務范圍。因為上位法均規定只是在「人口集中地區和其他需要保護的地區」禁止該類行為，而本條無情節、無范圍的規定實際上擴大了公民的義務。當然，如果將南京市的規定理解為是一項更為嚴格的新的規定，它就應當有相應的新的法律責任相對應，但《南京市固廢條例》並無法律責任與之對應。可能的解釋是設計立法的人員為了使本條的各款在文字風格上保持統一，對上位法的規定進行了「簡化」地照搬。[5]雖然學術界對法律規則的要素有一些爭論，但目前前提條件（假定）、行為模式、法律後果三要素說已經成為學術界的通識。參見張文顯：《法哲學通論》，遼寧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頁；公丕祥主編：《法理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頁。[6]類似的情況還包括立法的調整對象。比如浙江省和南京市將「有害廢物」納入到了固體廢物的種類中，而《固廢法》規定的固體廢物並無「有害廢物」。我們的理解是，地方立法當然可以規定更嚴格的標准，但是，對於上位法已經明確規定了的調整對象地方立法不能將其排除，否則就涉嫌合法性問題。[7]舉例說明。《固廢法》第57條規定，「禁止無經營許可證或者不按照經營許可證規定從事危險廢物收集、貯存、利用、處置的經營活動。」第77條規定了法律責任，「無經營許可證或者不按照經營許可證規定從事收集、貯存、利用、處置危險廢物經營活動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違法所得，可以並處違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罰款。」《江蘇省固廢條例》第34條重復了《固廢法》第57條規定的行為模式，但在第50條中對上位法的法律責任進行了細化，規定「可以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罰款」。在這種情況下，江蘇省的規定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個新的法律規范，它對上位法行為模式的重復應當排除在不必要重復之外。[8]細化了上位法行為模式但重復了上位法的法律責任這種情況是不存在的。因為法律責任是為行為模式而設，對上位法行為模式的細化就已經變成了新的行為模式，法律責任就不可能是重復。[9]《江蘇省固廢條例》第4、6、7、11、16、22、31、34、35、36、50條同《固廢法》（2005年4月1日實施）以及國務院《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規定的條款全部或部分重復。[10]《浙江省固廢條例》第4、9、10、11、13、24、25、28、29、31、34、37、40條同《固廢法》（2005年4月1日實施）以及國務院《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醫療廢物管理條例》規定的條款全部或部分重復。[11]《廣東省固廢條例》第7、20、21、22、24、30、32條同《固廢法》（1996年4月1日實施）以及國務院《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規定的條款全部或部分重復。[12]《山東省實施〈固廢法〉辦法》第9、10、15、16、17、27、28、31、32、33條同《固廢法》（1996年4月1日實施）規定的條款全部或部分重復。[13]《河北省實施〈固廢法〉辦法》第3、16、20、25、28、36、40條同《固廢法》（1996年4月1日實施）規定的條款全部或部分重復。[14]《安徽省實施〈固廢法〉辦法》第5、6、7、11、13、23、25、30、35、39、44條同《固廢法》（1996年4月1日實施）規定的條款全部或部分重復。[15]《南京市固廢條例》第10、15、16、19、20、21、23、25、32、33、34、35條同《固廢法》（2005年4月1日實施）以及國務院《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規定的條款全部或部分重復。[16]參見李步雲、汪永清主編：《中國立法的基本理論和制度》，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頁。[17]在地方性法規中，實施性法規占據絕對的數量優勢。據初步了解，山西、江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上海、浙江等很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現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規，約有50%以上屬於實施性立法。參見法言：《法律體系的主幹和重要組成部分——話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中國人大》2011年第18期，第33頁。[18]關於電子廢物的規定，已經被2011年實施的國務院《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管理條例》涵蓋，關於南京市對有害廢物的規定，已經被2010年實施的《江蘇省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條例》涵蓋。[19]在地方自主性立法和先行性立法中，這種整全性立法思路並無問題，這里指的地方實施性立法。[20]法律責任的承擔方式除了懲罰、補償和強制之外，還應當包括效力否認這種方式。參見孫笑俠主編：《法理學》，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頁。[21]筆者不將立法後評估活動稱為「審查」方式，而僅稱為「評價」方式，主要因為立法後評估在當下並非一項法定的立法行為，在立法實踐中也並非一項常態性的工作。將立法重復作為立法後評估的指標，參見俞榮根主編：《地方立法後評估研究》，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頁。該書將立法重復表述為「上位法的援引性條文」。[22]我們以當下立法後評估研究的兩個典型文本為例。在俞榮根教授主編的《地方立法後評估研究》中將立法的必要性、法制統一、權力配置、地方特色、技術規范作為立法後評估的指標。沈國明教授等著的《在規則與現實之間——上海市地方立法後評估報告》中將合法性標准、適應性標准、操作性標准、績效性標准、特色性標准、參與性標准作為立法後評估的指標。第一個文本中的五項標准實際上都應當是在立法當時就做好的工作。第二個文本中的一些標准符合立法後評估的應有功能，如適應性標准、操作性標准、績效性標准。但合法性標准、特色性標准、參與性標准也應當是在立法當時就應當論證清楚的。參見俞榮根主編：《地方立法後評估研究》，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218頁；沈國明、史建三、吳天昊等：《在規則與現實之間——上海市地方立法後評估報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頁。[23]當下立法後評估工作一般是通過由制定機關委託某一主體進行，由於受到制定機關委託經費的支持，這種委託模式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受託主體的中立性。[24]當下立法後評估中將「地方特色」作為一項指標，容易使人產生誤解，即似乎地方立法中只有部分條款是有「地方特色」的。實際上，按照地方立法權的功能，所有的地方立法條款在立法當時都應當從地方實際出發，都應當具備「地方特色」。關於「地方特色」作為立法後評估的指標，參見俞榮根主編：《地方立法後評估研究》，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頁。
[25]有論者指出，在現行國家政治體制許可的范圍內，應當合理引進「影響范圍」來對中央和地方立法權進行界定，即中央對純粹地方性事務要「有所不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地方真正「有所作為」，藉此彰顯地方立法空間。筆者認為，除了地方先行性立法和自主性立法之外，即使在實施性立法中地方依然有較大的自主性空間，但必須突破重復上位法的思維慣性。參見封麗霞：《中央與地方立法許可權的劃分標准：「重要程度」還是「影響范圍」？》，《法制與社會發展》2008年第5期，第47頁。
[26]此處的法律後果當然包括否定性法律後果和肯定性法律後果。那種認為地方立法中只有行為模式而沒有法律後果的「規范」是一種「提倡性規范」的認識是一種誤解。實際上，即使我們承認「提倡性規范」這種規范形式的存在，它其中也必然包含明確的肯定性法律後果，否則就違反了法律規范的邏輯完整性。在地方立法中，排除了上位法已經規定了法律後果的行為模式之外，相當一部分行為模式既無肯定的法律後果，又無否定的法律後果，對於此類現象，只能理解為它是地方立法的一項「硬傷」，違背了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的基本原理。[27]可能正是由於缺乏不必要重復的認定標准，導致了《浙江省固廢條例》不必要重復佔到所有條款的26.6%。這種狀況同時也說明了通過利用中央立法的方式來規制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復更為有效。[28]此處的「法規」，既包括行政法規，也包括省級地方性法規。這種表述將較大市地方性法規重復省級地方性法規的情形也包括在內。[29]參見李林：《走向憲政的立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頁。[30]《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67條第8款以及《立法法》第88條第2款均規定只有在「抵觸」的前提下，全國人大常委會才能行使撤銷權。[31]全國人大法工委在2009年發布的《關於做好地方性法規清理工作的意見》（法工委發[2009]70號）中指出，「清理工作主要圍繞以下四類問題進行梳理和研究：一是地方性法規已經明顯不適應國家確定的區域發展戰略和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二是地方性法規與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省法規不一致的；三是地方性法規規定之間明顯不協調的；四是地方性法規操作性不強，需要也有條件加以細化的。」

⑽ 上下班途中發生非本人主要責任的交通事故屬於工傷，這一規定的法理是什麼，重復賠償合理嗎

上下班途中發生非本人主要責任的交通事故屬於工傷的法理是《工傷保險條例》，工傷賠償是不存在重復賠償的。

根據《工傷保險條例》：

第十四條 職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工傷：

（一）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

（二）工作時間前後在工作場所內，從事與工作有關的預備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傷害的；

（三）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履行工作職責受到暴力等意外傷害的；

（四）患職業病的；

（五）因工外出期間，由於工作原因受到傷害或者發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機動車事故傷害的；

（七）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認定為工傷的其他情形。

(10)法律對重復追究責任的界定擴展閱讀

工傷認定的申請主體：

1、用人單位申請工傷認定：當職工發生事故傷害或者按照職業病防治法規定被診斷、鑒定為職業病的的場合，用人單位應當依法申請工傷認定，此系其法定義務。

2、受傷害職工或者其直系親屬、工會組織申請工傷認定：在用人單位未在規定的期限內提出工傷認定申請的場合，受傷害職工或者其直系親屬、工會組織可直接依法申請工傷認定。據此，此種申請必須滿足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用人單位未在規定的期限內提出工傷認定申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