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鎮大法官

Ⅰ 一九六四年的端午節是哪天

1964年端午節，是陽歷6月14日。

端午節，為每年農歷五月初五，又稱端陽節、午日節、五月節、龍舟節、浴蘭節等。是流行於中國以及漢字文化圈諸國的傳統文化節日。
節日起源：
端午節起源說法眾多，一般有紀念屈原、伍子胥和曹娥的說法，但其中以紀念屈原說影響最為廣泛。
1、紀念屈原說
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屈原，是春秋時期楚懷王的大臣。他倡導舉賢授能，富國強兵，力主聯齊抗秦，遭到貴族子蘭等人的強烈反對，屈原遭饞去職，被趕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寫下了憂國憂民的《離騷》、《天問》、《九歌》等不朽詩篇，獨具風貌，影響深遠（因而，端午節也稱詩人節）。公元前278年，秦軍攻破楚國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國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終不忍舍棄自己的祖國，於五月五日，在寫下了絕筆作《懷沙》之後，抱石投汨羅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譜寫了一曲壯麗的愛國主義樂章。
傳說屈原死後，楚國百姓哀痛異常，紛紛涌到汨羅江邊去憑吊屈原。漁夫們劃起船隻，在江上來回打撈他的真身。有位漁夫拿出為屈原准備的飯團、雞蛋等食物，「撲通、撲通」地丟進江里，說是讓魚龍蝦蟹吃飽了，就不會去咬屈大夫的身體了。人們見後紛紛仿效。一位老醫師則拿來一壇雄黃酒倒進江里，說是要葯暈蛟龍水獸，以免傷害屈大夫。後來為怕飯團為蛟龍所食，人們想出用楝樹葉包飯，外纏彩絲，發展成棕子。
以後，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龍舟競渡、吃粽子、喝雄黃酒的風俗；以此來紀念愛國詩人屈原。
2、紀念伍子胥說
端午節的第二個傳說，在江浙一帶流傳很廣，是紀念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前476年）的伍子胥。伍子胥名員，楚國人，父兄均為楚王所殺，後來子胥棄暗投明，奔向吳國，助吳伐楚，五戰而入楚都郢城。當時楚平王已死，子胥掘墓鞭屍三百，以報殺父兄之仇。吳王闔廬死後，其子夫差繼位，吳軍士氣高昂，百戰百勝，越國大敗，越王勾踐請和，夫差許之。子胥建議，應徹底消滅越國，夫差不聽，吳國大宰，受越國賄賂，讒言陷害子胥，夫差信之，賜子胥寶劍，子胥以此死。子胥本為忠良，視死如歸，在死前對鄰舍人說：「我死後，將我眼睛挖出懸掛在吳京之東門上，以看越國軍隊入城滅吳」，便自刎而死，夫差聞言大怒，令取子胥之屍體裝在皮革里於五月五日投入大江，因此相傳端午節亦為紀念伍子胥之日。
3、紀念孝女曹娥說
端午節的第三個傳說，是為紀念東漢（公元23-220年）孝女曹娥救父投江。曹娥是東漢上虞人，父親溺於江中，數日不見屍體，當時孝女曹娥年僅十四歲，晝夜沿江號哭。過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後抱出父屍。就此傳為神話，繼而相傳至縣府知事，令度尚為之立碑，讓他的弟子邯鄲淳作誄辭頌揚。
孝女曹娥之墓，在今浙江紹興，後傳曹娥碑為晉王義所書。後人為紀念曹娥的孝節，在曹娥投江之處興建曹娥廟，她所居住的村鎮改名為曹娥鎮，曹娥殉父之處定名為曹娥江。因此相傳端午節亦為紀念孝女曹娥之日。

Ⅱ 請你們幫我翻譯一下《沉睡谷傳奇》這篇文章吧！全部英語，我看不太懂

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

(1799)

by Washington Irving(美國著名小說家及歷史學家1783-1859)

在18世紀的紐約市裡有一位叫做Ichabod Crane （Johnny Depp飾）的冶安警察，他提出了一個革命性的想法---用科學去幫助警察調查罪案。由於他的方法對已經建立的警察體制形成很大的潛在威脅，所以他被派往了一個名叫「SLEEPY HOLLOW」（沉睡孤寂）的北部的偏僻小鎮上去調查一宗連環謀殺案。在小鎮郊外陰森險惡的黑叢林里，發覺了幾具被砍掉了頭顱的屍體，當地許多人相信是被一個手持斧頭、騎著一匹黑馬、沒有了頭的午夜騎士式的幽靈的「傑作」，當地的居民都認為這個沒頭的騎士是一個邪惡的魔鬼。Crane雖然有少少害怕，但有腦和堅信科學的他卻無法接受這一個謠傳。

當他展開調查的同時，他也愛上了當地一名女子---Katrina Van Tassel（Christina Ricci飾），一個行動不便的年輕漂亮女子，為了能娶到她，為了證明他要比鎮上其他人要優秀，他立定決心要掀開這個系列謀殺的真相。但可能這個傳說流傳得太久，彷彿是一件真的一樣。而且很快，他發覺他不用再去尋找這位傳說中的無頭騎士，因為這個騎士已經找上門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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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恐怖電影精品鑒賞Ⅰ》
[小說]沉睡谷（一）
1799年那個陰冷、晦暗的日子，可以說是治安警察菲利普·克瑞恩先生有生以來最不幸的一天。他在法庭上過分熱情地維護了自己的科學理論，而觸怒了地區大法官，當庭即被派赴外省。菲利普早有耳聞，在離紐約大約兩天路程的一個叫「沉睡谷」的小村鎮上，最近發生了一起惡性謀殺案。在短短的幾天里，三個人相繼被殺，而且頭都被砍了下來，不知去向。當地人心惶惶，關於兇手的傳言更是越來越聳人聽聞。大法官就是將菲利普派往這個地方，讓他盡快用「科學」將兇手抓住，帶到紐約來審判。雖然菲利普性格中不乏冒險因素，但對委派給他的新任務卻沒什麼興趣。他知道，在那些偏遠的地區，許多事情是不能用常理來衡量的。但大法官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就像這一天無法從日歷中摳掉一樣。菲利普不得不收拾簡單的行囊，趕往「沉睡谷」。

這個小鎮的確如它的名字所描述的那樣，沉寂、靜默，似陷入了永恆的睡夢之中。四月的黃昏，街上竟不見一個人影，只有氤氳的霧氣繚繞在河邊的蘆葦叢中，漸漸向村鎮深處彌漫。菲利普走在空盪盪的街道上，鞋跟敲擊著石板路發出的「篤篤」聲在上空回盪，孤寂而響亮。只聽「啪」一聲，似有窗戶打開，待菲利普仰頭張望時，一切卻又恢復了靜寂，似幻覺，又似在夢中。但菲利普肯定，在某扇窗戶後，一定有眼睛在窺視著自己。他不願再耽擱，加……
有問題再找我

Ⅳ 英國是怎樣從任職轉向法治的

法治是全人類的共同追求。但是，不同國家的法治道路卻各有各的不同：有的國家既漫長又曲折，歷經坎坷才終達目的，有的國家歷經艱難曲折後至今也未實現。但是，也有的國家就比較順利，並且較早地獲得了成功，英國就是這樣的國家。盡管英國的法治進程不敢說是不漫長的，但曲折的確比較少，中斷和反復從未發生，堪稱是一條成功之路。那麼，英國的法治之路是怎樣取得成功的？有何經驗與啟示？本文擬首先分四個關鍵性歷史「網結」， 粗線條地追溯英國法治歷程，然後就英國的法治經驗談一點個人不成熟的看法。

一、盎格魯－撒克遜習慣法與法治的起步

英國的法治進程始於建國之時，源於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始習俗。

公元5世紀中葉，盎格魯－撒克遜人入侵不列顛。盎格魯－撒克遜人原本生活在歐洲大陸，屬於日爾曼人分支。入侵不列顛之前，尚處於氏族社會解體階段，社會秩序主要依靠原始部族習慣來維持，而維護和執行部族習慣的機構是各級民眾大會，即部族大會、千戶區大會和百戶區大會。大會通常在稱為「法律之丘」的山腳下舉行，山丘之顛立一巨大石柱，象徵法律的至高無上。 屆時，會場四周樹以木樁，用一根稱之為「聖圍」的長繩圈圍起來，圈內之地是「和平聖地」。會議由所屬區域內的全體自由民組成，開始時首先舉行靜肅儀式，由主持人（即各級首領或長老）庄嚴宣告：「余要求諸位靜聽，不聽者禁之。」繼而由一名或幾名被大家公認為精通習慣的宣法者提議制裁方式，最後由全體與會自由民通過撞擊武器的方式做出判決。 「法律之丘」、「聖圍」、「聖地」等歷史遺跡證明，日耳曼人自古就有較強的法律意識。另據塔西陀《日爾曼尼亞志》描寫，古日耳曼人即便是在娛樂和賭博中，也都「正經其事地」認真對待游戲規則，「甚至當賭本輸光了的時候，把自己的身體自由拿來作孤注一擲。輸家情願去做奴隸；即使他比對方年輕力壯一些，也甘心被縛著去拍賣。」 龐德認為，這種習慣體現了一種「嚴格法的精神」。

入侵不列顛後，盎格魯－撒克遜人把古日耳曼人的「嚴格法的精神」和不成文習慣隨身帶入英倫，並把它們奉為治理國家、維護社會秩序的主要手段，於是形成了英國早期的習慣法。與此同時，盎格魯－撒克遜人建立起了郡區-百戶區-村鎮三級行政區劃體系和以郡法院、百戶區法院為主體的公共法院(Communal Courts)體系，作為適用習慣法的機構，繼續保持了古日爾曼人的大眾集會式司法傳統。
眾所周知，習慣法不是由某個權勢人物或機構所刻意制定、然後「自上而下」、「由外及里」強加於社會的「國家法」、「制定法」，而是人民大眾約定俗成的產物，是自生自發的「社會法」、「大眾法」。它們「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們的內心裡」。盧梭認為，習慣法是所有法律中最重要的一種，其他一切法律成功與否都仰賴於它，因為其他法律「都只不過是穹窿頂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誕生的風尚才最後構成那個穹窿頂上的不可動搖的拱心石。」 哈耶克則稱社會自發生成的習慣法為「內部規則」，稱政府立法產生的制定法為「外部規則」，並認為，「外部規則」「只對我們稱之為政府的組織的成員有約束力」, 而「內部規則」「則會限定所有社會成員的許可行動的范圍」， 就是說，「內部規則」是普遍的正當行為規則，而「外部規則」通常是不具備這種屬性的。因此，相對於國家制定法來說，習慣法天生具有兩大優越性：一是它們通常都是體現社會公意和公益的良法，因為從習慣到習慣法的演化過程，亦即社會大眾對良莠雜陳的習慣進行「去惡存良」的選擇過程。二是它們通常都能得到社會成員的普遍信仰和服從，即使貴為國王，也不能置身其外，更不能凌駕其上。總之，良善性和實效性是習慣法與生俱來的本質屬性，而這兩點恰恰是亞里斯多德所說的法治之法的基本要求。

由於立法權和司法權從來就沒有集中於國王政府手中，而是保留在了社會大眾手中，故而建國伊始英國就形成了「王在法下」的法治傳統。愛德華一世時的一位法學家大膽斷言，國王「根據法律而不是個人意志來引導他的人民，並且和他的人民一樣服從於法律。」 該傳統的一個有效保障和形象化體現就是國王加冕宣誓。從8世紀起，英國的每一位新國王就職之前，都必須跟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提問，逐條宣誓作答，其中必不可少的幾條內容是保證維護公認的習慣法、公正執法、懲惡揚善、伸張正義等。可見，英王的加冕宣誓旨在宣示國王義務和責任，這與我國古代皇帝登基大典旨在張揚權力形成鮮明的對照。如果國王背信食言，將有可能被廢黜，甚至招致殺身之禍。

托克維爾曾指出，一個人的性格特徵和人生道路往往決定於可塑性最強的嬰兒時期，亦即取決於第一時間接觸外部世界時的最初感受。「一個民族，也與此有些類似。每個民族都留有他們起源的痕跡。他們興起時期所處的有助於他們發展的環境，影響著他們以後的一切。」 早期習慣法劃定了英國未來發展的法治走向。從此，英國就沿著這個方向義無反顧地一路走了下去。

二、諾曼封建法與英國法治的成長

1066年諾曼征服後建立起來的諾曼王朝，全盤繼承了盎格魯－撒克遜時代的習慣法和大眾化司法傳統。征服者威廉一世即位之初就廣告天下：「保持愛德華國王有關土地及所有其他事項的全部法律。」 另一方面，諾曼征服加速了英國封建制度的確立，並把臻於成熟的大陸封建法引入英國。封建法的引進進一步促進了英國法治傳統的成長。

所謂封建法，指的是調整封建領主與封臣權利－義務關系的規范體系，它是雙方合意的產物，而不是一方強加於另一方的結果。伯爾曼曾對封建法作過法理分析，指出，領主和封臣之間的關系不是一種單向的支配與服從關系，而是一種以互惠互利為前提的契約關系，就像一種婚姻契約。 在這種關系中，領主和封臣分別享有某些確定無疑的權利，同時又分別負有某些相對應的確定無疑的義務。例如，封臣因領有領主的封地，必須效忠於領主，必須按照封地的大小向領主提供數量不等的騎士義務，繳納繼承稅、助錢或其他封建捐稅，必須應召出席領主封建法庭，參與或接受「同等人」的審判。反過來，領主有權傳召封臣組成封建法庭，審理領主與封臣、封臣與封臣之間的糾紛案件，同時，領主也負有率軍作戰、維護正常秩序、保護封臣人身及土地財產安全的義務。這些權利和義務作為法律規范分別制約著雙方的行為，倘若其中一方單方面拒絕履行自己的義務，或者要求習俗、慣例規定之外的權利，則被視為「違法」行為，此時另一方有權通過法律程序要求對方改正，即投訴於領主法庭，通過判決獲得救濟。倘若法律程序於事無補，受害一方有權宣布解除封建契約關系。若受害方是領主，可收回其封地；若受害方是封臣，可「撤回效忠」。必要的時候，封臣甚至可以對領主兵戎相見，奪取領主的土地財產，但這只能是在法律解決徹底無望的情況下別無選擇時的最後手段，而且不得傷害領主及其家人的生命和身體安全。

從本質上說，封建法屬於私法范疇，它所調整的僅僅是某個領主和某個（些）封臣的私人關系。但是，由於英國封建制度的確立是諾曼征服的結果，英王不僅是全國最大最高的領主——全國所有大大小小的貴族都是國王的封臣，而且是政治上名副其實的最高統治者——征服者的生殺予奪大權保證了諾曼王朝對全國的有效統治。這樣，最高領主和實權國君集於一身，從而使得原屬私法性質的封建法實現了公法化轉化，或者說公、私法在此重合在了一起。於是，作為領主的國王所承擔的封建義務亦即作為封臣的貴族所享有的封建權利，實際上構成了一套約束國家最高權力的公法（憲法）規范。在這套規范下，「每一個君主都是一個權力有限的君主」。 因此，封建法意外地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工具」，成為限制王權、推動英國法治傳統成長的積極力量。

據史料記載，諾曼王朝基本遵循了封建法的要求，通過每年定期召開三次的大會議和不定期召開的小會議（視為兩種不同形式的國王法庭），與貴族們一起裁決糾紛和商討國事。因此，盡管諾曼王權是當時歐洲各國中最為強大的，有封建集權君主制之稱，但並未給英國法治傳統帶來負面影響，相反，藉助於封建法對王權的限制，法律的權威和英國人的法治意識還有所增長，這從當時一位軼名詩人留下的一首法律贊歌就看得清清楚楚，他說：「法律高於國王的尊嚴。我們認為法律是光亮，沒有光亮就會誤入迷途。如果國王不要法律，他就會誤入迷途。……有了法律，就會國泰民安，沒有法律，就會國家動亂。法律這樣說：依靠我，國王才能統治，依靠我，制定法律的人才能受到公正的對待。國王不可以改變確立的法律，他只可以按照法律激勵和完善自身。依法者存，違法者亡」。

三、普通法與英國法治傳統的穩固

諾曼征服帶來的另一影響更為深遠和重大的後果，就是由此導致的強大王權使得1154年繼位的亨利二世有能力自上而下地推行司法改革，從而成功地將各地分散的習慣法和封建法統一起來，締造出了歐洲歷史上第一套具有近代特徵的法律體系——普通法。正如英國著名法學家密爾松所說：「普通法是在英格蘭被諾曼人征服後的幾個世紀里，英格蘭政府逐步走向中央集權和特殊化的進程中，行政權力全面勝利的一種副產品」。

按常規邏輯推論，既然普通法是行政權擴張的副產品，它理應成為王權的御用工具，進而成為妨礙法治進步的不利因素，但實際結果恰好相反，普通法的產生為英國的法治進程注入了新的更強勁的動力。何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於哈耶克所說的普通法是一套「自生自發秩序」，它是王室法官在司法實踐過程中通過判例的日積月累逐步形成的，而且是通過法官對既有判例的重新解釋和不斷開創新判例而實現自身發展的。在此過程中，王權的實際作用只是充當法官的後盾，為其造法活動提供必要的舞台和權威，而沒有直接參與法律的創制與適用。因此，普通法是「法官造的法」，是「法律人的法」，它不是專斷意志的產物，更不是權力的附庸，相反，它自始就具有獨立於權力之外的自治性。對此，哈耶克寫道：「（普通法）法官所旨在服務或努力維護並改進的乃是一種並非任何人設計的不斷展開的秩序；這種秩序是在權力機構並不知道的情況下且往往與該機構的意志相悖的情形下自我形成的；它的擴展會超出任何人以刻意的方式加以組織的范圍；它也不是以服務於任何人之意志的個人為基礎的, 而是以這些個人彼此調適的預期為依憑的」。
在這樣的法律秩序下，法官通過遵循先例原則維護著法律的確定性，同時又通過司法解釋賦予普通法以與時俱進的靈活性。「法官正是通過這種方式而變成了這個秩序的一部分。」「 因此, 法官肯定是保守的,……他不能致力於任何一種不是由個人行為規則決定的而是由權力機構特定目的決定的秩序。法官不能關注特定的人或特定的群體的需求, 不能關注『國家理由』或『政府的意志』，也不能關注一種行動秩序可能應予服務的特定目的。」 所以，在英國，普通法「一直被認為是獨立於政治權力機構而存在的。」 美國學者伍達德曾把這種自治屬性稱作普通法特有的「榮耀」，他說：「『榮耀』是指它不把自己的存在歸功於任何單個並確定的法律制定者，即以固定而有限的形式將法律頒布『下來』的神、國王或其他制定者。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法律傳統形成了它自己的生命，雖然它確實為法律職業所支配，但它仍然相對獨立於政法干預，因為並不存在什麼與它密切結合的『權威性的命令』」。

法學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均已證明，法律自治是建立法治的必要前提。不過，法律自治從來就是一個動態概念，換言之，法治總是體現為法律自治程度由低到高的量變過程。一個國家走向法治的歷史，也就是法律自治程度逐步提高的歷史。因為我們知道，任何社會（包括國家產生之前的社會）都有某種形式的法律制度，而且，任何形式的法律制度中都包含有一定量的法治因素。然而，在不同形態的法律制度中，法治含量卻是大不相同的，有的法律制度中的法治含量多之又多，多到讓人們時時、事事、處處都能感受到法律的存在與威嚴；有的法律制度中的法治含量則少之又少，少到幾近於無。對於這種含量的差異，美國法學家昂格爾曾用「出現法治」和「缺乏法治」兩個稍顯簡單的概念來加以區別，他說，「比較古代中國和現代歐洲的法律經驗」可以看出，「它們分別代表了出現法治和缺乏法治的兩種極端」，而其餘的「大多數文明形態始終位於上述兩種極端之間。」 昂格爾的這個結論特別是關於古代中國法製法治含量最低的說法雖然有待商榷，但他試圖按照含量高低排序的思路是完全可以借鑒的。總之，法制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定性分析層面上，必須借鑒數學和經濟學的量化分析方法，亦即引入法治含量概念。
那麼，法治含量分析作為一種學術研究方法有沒有可操作性呢？我們認為，盡管難以用數學上的精確數字來衡量和評斷法治，但完全可以借用英語語言學中的「比較級」、「最高級」之類的模糊方法，先設計一個評價模型，亦即指標體系。 竊以為，這個體系模型至少應當由以下三個不同向度的變數指數組成：一是法律規范（包括實體規范和程序規范）的正義公正性，即法律規范的倫理道德性。 二是法律對社會生活的調節廣度與深度，即法律對社會生活的覆蓋范圍和滲透力度。其中，首當其沖的是政治生活，而在這裡面又以政治權力特別是最高政治權力是否受到法律的調節以及受其調節的范圍與程度最為關鍵。三是法律對社會生活調節過程的自治度、自主度，即法律運作的獨立程度，其核心自然是司法獨立。這三者可稱之為「法治三維」。「三維」越高，法治含量就越高。反之，法治含量就越低。
總之，由於普通法初步實現了法律的職業自治化和制度化，法治含量高，所以到15世紀末，隨著普通法制度的日臻完善，英國的法治傳統趨於穩固。從此，法官們藉助於有形制度的支撐，能夠理直氣壯地以「正義聖壇的主人」自居，勇敢地排斥包括國王在內的外界強權的干預，獨立地行使司法審判權。不過，此時的英國距離法治的真正確立還有一段路程。
四、「光榮革命」與法治的確立
到16－17世紀，西方乃至整個人類的法治事業都遇到了嚴重挑戰。此時，絕對專制主義正以不可阻擋之勢風靡歐洲大陸，從西班牙、葡萄牙到法蘭西、俄羅斯，紛紛走出封建割據時代，建立了以王權為中心的絕對君主專制制度。這時統治英國的都鐸王朝自然不會置身國際潮流之外，也試圖步歐陸專制王權的後塵。它通過宗教改革，摧毀了教會堡壘；通過「政府革命」，從體制上強化了國王政府的政治權威。在中央政府，設立了樞密院，取代了原先鬆散低效的諮議會。樞密院由出身社會中下層的欽命大臣組成，他們忠君不二，精明干練，成為都鐸王權最得力的統治工具。在地方政府，都鐸王朝擴大了各郡治安法官的職權，把他們變成了中央王權的「雜役女傭」，全權負責地方管理。在司法上，都鐸王朝建立了星室法院、高等委任法院、北方法院、威爾士邊區法院等一系列特權法院，特權法院依附於行政權，採用糾問制，不用陪審團。這樣，一套帶有專制主義傾向的政治體制建成了，王權的觸角從橫向說擴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縱向說伸展到最基層的普通居民。
但是，經過數百年的發展，以普通法為載體的法治傳統此時已經植根於英國日常生活和文化傳統中，成為橫亘在都鐸專制道路上的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所以，都鐸王朝始終未敢將專制企圖推向極端，只能適可而止，自我滿足於「有限專制」。 在立法和決策上，都鐸諸王基本上遵循「正當法律程序」行事，對普通法法官的獨立司法要求也算尊重，法官因政治原因而被蠻橫罷免的事例屈指可數。 所以，在全世界都屈從於絕對君主專制的國際大背景下，英國奇跡般地獨善其身，堅守住了法治的底線。難怪在都鐸王權最強大的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時期，倫敦主教約翰•埃爾默仍堅決否認女王是專制君主，因為「首先不是她在統治，而是法律在統治」。
然而，隨後上台的斯圖亞特王朝卻沒有都鐸王朝那麼明智和剋制。該王朝信奉「君權神授」論和「王權無限」論，決心實行個人獨裁統治。於是，凡是不利於國王利益的法律活動皆被取締，「即使閱讀愛德華三世時普通法法院的宗教案件審判檔案也被禁止，因為（那些檔案）與當時的政治相悖。」 如果案件涉及政府利益，國王經常於開庭前召見法官，施加壓力，力圖操縱法庭判決。有時強迫法庭把有損國王利益的案件擱置一旁，不了了之。如果法官違抗王命，則立即免職。斯圖亞特王朝還利用特權法院打壓獨立性較強的普通法法院。大法官法院經常依據衡平法原則簽發禁令，中止普通法法院的審判活動或阻止其判決生效。星室法院和宗教特權法院則成為國王鎮壓政治反對派和宗教異端的有力武器。普通法的主導地位及其代表的法治傳統陷入生死存亡的嚴峻危機。
在此關頭，普通訴訟法院首席法官科克挺身而出，高舉法律至上的大旗，為維護普通法的獨立性、反對政治權力的任意侵犯，與國王政府展開了艱苦卓絕的斗爭。他堅持普通法高於一切和國王權力必須限於法律之內的原則，認為司法權只能由法官獨立行使，國王絕不能幹涉法院判案，更不能擅自從法院調走案件或直接裁決案件。1608年科克不畏強權、犯顏直諫的那次君臣對話，成為法治史上一段廣為流傳的佳話。科克的斗爭盡管因勢單力薄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但畢竟高揚了法治精神，打擊了斯圖亞特王朝的專制主義氣焰，鼓舞了議會中國王反對派的士氣。1620年科克被免職後進入下院，立即與國王反對派結成同盟，反專制斗爭從此進入不斷勝利的新階段。1641年，議會宣布廢除星室法院、高等委任法院等特權法院，剝奪了政治權力干預司法的主要手段。接著內戰爆發，王政傾覆。在法治與專制的首次正面交鋒中，法治原則獲得了初步勝利。
到17世紀80年代，隨著國內政治斗爭的激化，斯圖亞特復辟王朝試圖重溫專制舊夢，肆無忌憚地侵犯議會權力，罷免法官，干預司法，法治再次面臨生死抉擇，由此激發了「光榮革命」。在這一最後的決戰中，法治徹底戰勝了專制。1689年議會頒布《權利法案》，以正式法律的形式宣布取消國王經常用以干涉法官獨立司法的法律豁免權和中止權，明確規定國王不得中止法律的實施，未經議會同意，也不得行使法律豁免權。1701年，議會又制定《王位繼承法》，宣布法官只要「品行端正」即可一直任職；法官只有在議會兩院的請求下才可罷免；法官的基本薪俸應予以保障，從公共財政中支付。第一個現代法治國家由此誕生。

五、英國的法治進程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經驗。

第一，建立適度強大的政治權威，進而實現政治與法律的良性互動，是順利走向法治的必要前提。雖然理論研究業已證明，法律和政治的分離，是實現法治的必由之路，但無容置疑的是，法律和政治是無法截然分開的，它們作為國家上層建築的兩大核心組成部分，總是結伴而生、互相依存的。一方面，政治的有序運行離不開法律的合法性支持，另一方面，法律價值的實現也離不開政治後盾的保障。然而，同樣不容置疑的是，由於政治的核心是權力，其首要目標是獲取和運用權力，而法律的核心是權利，其基本價值是界定和保障個人權利，因而政治和法律之間又總是存在一定的張力和沖突。為了權力，政治有可能無視權利，壓製法律；為了權利，法律必須約束權力，規制政治。所以，政治和法律既相輔相成，又相反相剋。二者關系結構的不同直接影響著一個國家法治文明的進程。如果相輔相成關系居於主導地位，則形成良性互動關系，法治文明將順暢發展；如果相反相剋關系占據了主導地位，就會阻礙法治文明的進步。其中，政治因素是影響雙方關系結構的主導力量，因為在二者的矛盾中，政治畢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質言之，如果政治權威強大適中，政治權力的作用發揮合理有度，雙方便形成良性互動關系，進而推動法治發展，如若不然，後果無非兩個：或者因政治權力過於弱小，無力將社會整合為一個政治共同體，法律的統一和有效實施難以保障，法治自然無從談起；或者因政治權力過於強大，超越法律之上，變法律為自己的工具，結果就會走向法治的反面——專制。
對於英國來說，在走進國家文明後就建立起了一個適度強大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既完成了國家的政治統一，又沒有吞噬掉原始民主習慣，遂使法治傳統的萌生成為可能。隨後的諾曼征服進一步強化了王權，但由於貴族聯合力量的抗衡作用，並未強大到東方國家那種程度，從而形成了一種集權而非專權的國王政府，結果就為法治傳統的成長提供了一個「左右逢源」的良好政治環境：集權性賦予國王政府以足夠的力量，使它有能力通過自上而下的司法改革實現法律的統一，而非專權性又決定了它沒有「過剩」的力量可以超越法律之上，致使法律自治得以實現和鞏固。由此可見，建立適度強大的中央政府對於法治的生成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前提條件，這是英國留給後人的一條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經驗。

第二，法律自治的制度化建設是關乎法治成敗的決定性因素。英國的法治傳統雖說源遠流長，但在12世紀以前，由於尚未建立自成系統的法律設施和制度，因而只能寄託於政治系統的外殼之下。既然 「寄人籬下」，難免「仰人鼻息」。在此情形下，倘若出現一個權迷心竅的政治家且決心建立專制統治，法治傳統將面臨生死抉擇，如若不想坐以待斃，只能訴諸於人民的非法暴力反抗以求自保（如約翰王時期的武裝叛亂），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合法有效的制度性手段可資利用。普通法的產生終於使這個問題得以解決。換言之，普通法的形成過程亦即英國法律自治傳統的制度化過程。如果說在此之前英國的法治傳統尚處於「蛹化」階段，那麼，普通法的產生則標志著它已經「化蛹為蝶」。完成制度化後，英國的法治傳統終於登上不敗之地。從此後，不管遇到多大的艱難險阻，它都能憑借著制度化的物質力量而化險為夷。都鐸王朝在專制道路上的自我剋制，斯圖亞特王朝專制夢想的最終破滅，都充分顯示出了法律制度化的強大威力。從這個事實中，我們可以總結出另一條具有普適價值的歷史經驗：制度化建設對於法治事業來說，是一個關乎生死存亡的決定性因素。

第三，法律制度化的核心是自治型司法制度的建設。英國的司法制度化既早於、又快於行政制度化。早在12－13世紀，伴隨著普通法的產生，英國就基本實現了司法制度化，而在行政制度化方面直到16世紀才真正啟動。伊麗莎白一世時期號稱是都鐸專制王權的頂峰，但她既沒有常備軍，職業官僚也只有1000人左右，不及當時法國的一個省、中國的一個縣。由於司法制度超前發展、自治「早熟」，行政制度發展相對滯後，所以，英國的行政管理在很長時期內主要通過司法渠道來完成，由此形成了行政司法化傳統。這與我國行政制度發展最早、最快、最完善以及由此決定的司法行政化的傳統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中英兩國的法治進程和命運也截然相反。

Ⅳ 世界十大黑幫詳細點

NO.10:東亞黑幫組織：雅庫扎
一個有數百年歷史的東亞黑幫。它在日本可以公開活動。教父由民主選舉產生，並通過記者招待會公之於眾。目前約有10萬成員，3個最大的幫會分別是山口組（26000人）、稻川會（8300人）和住吉會（8200人）。年收入在1000億美元以上，其中35%來自毒品，也有20％是正當投資所得的合法收入。
雅庫扎和政界的關系很好，每次競選的背後，都有來自雅庫扎的資金和選票。因此，當山口幫教父因謀殺入獄時，前首相相岸信介和兩位前大臣聯名保釋他。這件事震驚了世界，但日本人卻習以為常。1975年，日本警方在一位山口組教父的家中發現一張巨幅照片，照片上的教父正與當時的首相大平正芳舉杯痛飲。
雅庫扎和官方也不是完全沒有沖突。當教父田崗葛路因心臟病去世時，山口組不顧警方的反復規勸，決定公開舉行傳統的佛教葬禮。作為報復，警方逮捕了近900名山口組成員。但到了葬禮那一天，還是有來自全國的1300名追隨者聚集神戶。大約800名頭戴鋼盔、手持盾牌的防暴**在四周嚴陣以待，另外500名**在機場和火車站搜身檢查每一個參加葬禮的人，包括日本的頭號明星高倉健。高倉健因雅庫扎電影《網走監獄》而成名，並在《田崗生活三步曲》中扮演田崗葛路本人。
葬禮後，108名高級成員投票選舉竹中正久繼任教父。但是，二老闆山本廣拒絕合作。他召開記者招待會，他告訴日本人民為真理奮斗的時刻到了，並正式宣布：「我不能同意竹中做山口組教父，這是我誠摯的最後的決定。」
2個月後，山本和另外18位高級成員組建了「伊地和」幫，拉走了山口組的一半成員。為了不讓山本廣的風頭壓過自己，竹中正久舉行了更為隆重的就職典禮。300多名成員參加，全部是黑西服、白領帶和鍍金的幫徽。在一家日式酒店裡，前教父遺孀庄嚴地把一支象徵無上權力的短劍交給新教父。

NO.9:義大利黑手黨
在義大利像黑手黨樣的組織已經存在了幾個世紀，它們區別於在不同的地區。直到20世紀50年代，義大利黑手黨還主要集中在田園鄉下，但自那以後便傳播到了城市(例如巴勒莫)且隨後變為集中了毒品、賣淫的更具國際性的組織。義大利黑手黨以家庭為單位，主要以西西里為代表。在其他地區也有其他類似的組織，如那不勒斯的克莫拉等。
一百多年來，黑手黨敲詐勒索、走私販毒、恐嚇兇殺、控股投機以致設賭局、開妓院，幾乎是無所不為；一百多年來，它不斷向政界、軍界、企業、股市和金融業滲透，不斷地壟斷經濟、操縱政府、干擾時局、製造災難，從而成為超級犯罪集團。
它承襲了「馬菲亞」的幽魂，集中了人類所有的罪惡；它由義大利西西里島向全球輻射，蔓延世界絕大部分地區，成為全球黑道社會的「教父」。
在一次又一次的打擊下，一百多年來，雖然它的組織一個個被破獲，它的頭目一個個倒下，但是時至今日，黑手黨不僅沒有絕種，反而窮凶極惡，正一步步地向高科技領域「開拓」，利用現代高科技手段進行「智力犯罪」，依然干擾和破壞人類社會的正常生活秩序。
１９９３年之前，義大利黑手黨曾一度實行「挑戰政權」、同國家正面對抗的戰略，一大批代表國家意志的正直官員被黑手黨殘酷殺害，其中包括有被譽為「反黑手黨的旗幟」和「活的黑手黨資料庫」的義大利著名大法官法爾科內，西西里大區主席馬塔萊拉，前憲兵司令、西西里省督基耶薩將軍等人。

三合會（英文：Triad）又稱洪門三合會，為歷史上著名的反清秘密組織，始於清朝康熙、雍正年間。現在實質上的三合會已經不存在，由於很多華人黑社會組織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清朝的洪門三合會，因此現在一般用來泛指由華人組成的黑社會犯罪組織。
賴忠，廣東東莞人，又名賴文星。綽號「盲忠」，又稱「歪嘴皇帝」。香港三合會早期領袖人物。生年不詳。自幼練武，武藝高強，擅使一對「倀雞腳」。他很小便到香港，在拔萃書院讀書。他母親是一個跌打醫生，他家常有三合會人物往來，故他跟香港三合會人物也多有接觸。1884年香港駁船碼頭工人激於中法越南戰爭之憤，拒絕給法國輪船卸貨，後警方以此借口抓人。他多次出面為營救被捕工人奔走，還號召全港運輸工人和碼頭工人**，在群眾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後香港12個工人組織的小幫會聯合，組成一個大幫會，即公推他為首領，取名為「和合圖」。

NO.7：囂張加拿大的黑幫：地獄天使
60年代，一群騎著大功率摩托車四處亂逛的美國嬉皮士創造了這個名詞。這些穿著黑色皮衣、蓄著落腮鬍子，肥胖粗魯、決不洗澡的傢伙沿著高速公路穿行北美，嚇壞了許多寧靜的村鎮，也吸引了不少崇拜者加入。到了80年代，厭倦了流浪的「天使」們在加拿大成立了地獄天使黑幫，目前已茁壯成長為加拿大的第一黑幫。總部設在蒙特利爾，成員約4萬人，以販毒為主業。
1995年，地獄天使和另一大黑幫滾石機器在魁北克省爆發了地盤爭奪戰。沖突持續了7年，在你來我往的謀殺和報復中，雙方共有160人下了地獄。迫於平民

Ⅵ 蓋烏斯·馬略的人物生平

蓋烏斯·馬略出生在羅馬遠郊的一座村鎮里，他的父親是位破產騎士的後代，以給地主當佃農為生。貧窮的早年生活打造了馬略勤勞直率、吝嗇兇殘的復雜性格。馬略很少接受教育，對學術毫無興趣，甚至連當時西方的通行外交語言希臘語都不學。
成年後的馬略投身行伍，在小西庇阿率領下，去西班牙參加紐曼細阿戰爭。戰爭期間，他作戰勇敢，能夠吃苦耐勞，受到統帥重視，得到提拔。戰後仍然步步高升，歷任參將和軍隊財務官。對此馬略並不滿足。為求更大發展，他轉入政界。
公元前119年，他當選為保民官。初出茅廬，就表現出無所畏懼和不講情面，被認為是反對元老貴族的鬥士。但馬略在仕途上並不一帆風順，接下來競選市政官就慘遭失敗。公元前115年，再度競選公職，勉強當選為最後一名行政長官（大法官）。任滿之後，出任遠西班牙行省總督；各種公職鍛煉了馬略的才能，並且使他積累起相當財富，得以躋身騎士行列。甚至還與古老的貴族世家聯姻，娶了愷撤的姑母尤利婭。 三次布匿戰爭之後，迦太基文明沒落，北非變成一個半開化的努米底亞王國。朱古達篡奪努米底亞王位，並利用當地人民對羅馬的仇恨殺死了基爾塔城所有的羅馬人。為了維護在北非的利益，羅馬於公元前111年對朱古達宣戰，於是爆發了「朱古達戰爭」。但由於政治腐敗和軍隊變質，羅馬在戰爭中屢次失利。到公元前109年，執政官梅特拉斯改善了羅馬軍隊的處境，但未能迅速結束戰爭，引起了不滿。
馬略當時在軍中擔任副將，他利用自己所獲得的威望廣泛製造輿論，似乎只有他才能勝利結束戰爭。在騎士和平民的支持下，馬略果然以絕大多數選票被推舉為公元前107年執政官，授予他在北非作戰的全權。
就任執政宮之後，馬略立即著手招募新軍。他一反舊制，放棄早巳難於實行的兵役財產資格規定，改徵兵制為募兵制，招募自由民中的志願者入伍，由國家供養並提供武器，使軍隊得到大量補充。到了北非，馬略首先抓緊訓練，使軍隊適應當地酷熱缺水的條隊提高了戰鬥力，連連取得勝利，使朱古達陷入困境。但是，活捉朱古達從而於公元前105結束戰爭的榮譽落到馬略的副將蘇拉名下。兩人之間從此有了矛盾，為日後羅馬內戰播下了不祥的種子。 從公元前二世紀末起，原是居住在波羅的海沿岸的基姆伯爾（又稱辛伯里人）人和特烏托涅斯人為找尋新的居住地，向西南遷移。公元前105年這些日耳曼部落推進到阿拉烏西奧附近，殲滅了80,000（一說12萬）多羅馬軍隊。
消息傳到羅馬，朝野震驚，人們想到了馬略，便不顧法律傳統，在他尚未回到羅馬時，就選他為公元前104年執政官，任命他管理高盧行省，抗擊日耳曼人入侵。爾後三年，馬略連續當選執政官。公元前102年，馬略率軍與特烏托涅斯人會戰於阿克維·塞克斯提埃，特烏托涅斯人全軍覆沒，被殺和被俘者共有十餘萬人之眾。一年之後，羅馬軍隊又在維爾凱列附近大敗基姆伯爾人，斬首十四萬，俘虜六萬（其中相當部分是婦孺）。至此，日耳曼人進攻終被打敗，消除了來北方的威脅，馬略成了羅馬最有聲望的人物，人們贊頌他拯救了義大利。
戰勝日耳曼人，是馬略一生事業的頂點。但戰爭的結束使馬略面臨喪失權力的危險。他個人的權力慾望，以及老兵們對於土地的要求和對戰爭的嚮往，都驅使他力圖繼續控制權力，於是再度投身於政治活動。 當馬略在前線抗擊日耳曼的同時，羅馬的民主運動高漲起來。此時先後擔任保民官的民主派領的薩杜爾尼努斯和格拉烏基阿在羅馬進行反對元老貴族的斗爭，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法案。他們與馬略早有聯系，互相支持。戰爭結束後，改革派希望得到獲勝的統帥及其軍隊的支持，而馬略也想利用改革派的幫助來賞賜自己的老兵，於是結成了真正的聯盟。
公元前100年，馬略第六次當選為執政官，薩杜爾尼努斯第二次當選為保民官，格拉烏基阿當選為行政長官。他們共同控制政局，實行改革法案，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是規定分給從軍7年的馬略老兵以100猶格的份地，為此在許多地區建立公民殖民地。因為馬略軍中大多是義大利人，這一法案實際上還包含有擴大公民權的內容。但是，把國有土地作為份地來分配，不僅影響騎士的利益，而且也觸犯了依靠國有土地收入而獲得廉價糧食的城市平民。平民又反對給予義大利人平等的權利。因此騎士例向貴族派一邊，抵制改革，平民因力量分散而削弱。
馬略的同盟者決定爭取公元前99年公職以保證改革法案的貫徹，為此甚至採取極端手段打死了競爭者。元老院借機宣布戒嚴狀態，指令擔任執政官的馬略恢復秩序。馬略經過猶豫之後同意執行元老院指派的任務，背棄自己的同盟者，導致薩杜爾尼努斯和格拉烏基阿被貴族殺害。馬略的動搖表明他與騎士乃至元老之間存在著密切關系。 民主運動受到挫折，馬略的威望也一落千丈。他感覺到平民對他的不滿，喪失了競選監察宮的勇氣和信心，托辭還願，渡海到小亞細亞去朝拜；後又返回羅馬，過若脫離政治的生活。直到公元前90年同盟戰爭爆發，年過花甲的馬略才又重新出現在羅馬政治舞台。
同盟戰爭期間，馬略應召在北方戰場擔任副將，受制於不高明的統帥路普斯，加之本人年事已高，精力衰退，行動遲緩，因而直到戰爭結束始終並無多大建樹。相反，他的競爭者蘇拉在南方戰場卻屢建軍功，得以當選為公元前88年執政官，井取得了對米特拉達特斯戰爭的指揮權。年邁的馬略不甘寂寞，渴望新的榮譽和權力，起而同蘇拉爭奪。騎士、平民、新公民和馬略老兵也反對蘇拉，擁戴馬略為統帥。
公元前88年，保民宮盧福斯利用自己控制的一支號稱「元老院反對者」的武裝強行通過法案，剝奪蘇拉的指揮權，轉而交給馬略。蘇拉聞訊，率軍進攻羅馬。於是，羅馬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羅馬軍隊向自己城市進軍，內戰進入新的階段。由於馬略未能及時糾集起足夠的抵抗力量，蘇拉很快進入羅馬，處死盧福斯，取消了他的改革措施。馬略被迫逃亡。
此時，馬略經歷了他一生中最艱難的時光。他亡命在外，流離顛簸，幾次面臨死亡，都神話船地倖免於難。最後在靠近非洲大陸的一個小島落腳，徵集到一支不足千人的隊伍，等候時機的到來。
蘇拉率軍出征東方離開羅馬後，改革派乘機活動，於公元前87年選舉秦納為執政官。秦納反對蘇拉的政策，遇到蘇拉黨徒的鎮壓。他逃出羅馬，在義大利各地募集軍隊准備與蘇拉派較量。馬略聞訊，立即在埃特魯里亞登陸，與秦納匯合一起向羅馬進軍，包圍了首都並切斷糧食運輸統迫使元老院不得不投降。他們控制了羅馬政局後，恢復盧福斯的法案，取消部分債務，增加糧食分配，實行幣制改革。與此同時，他們實行前所未有的恐怖統治，宣市政敵不受法律保護，搜殺蘇拉黨羽，致使許多著名人物和無辜者慘遭殺戮。 馬略軍事改革的首要目的是設法為羅馬召集起足夠數目的士兵。截至到公元前104年為止，羅馬已經與辛布里人、條頓人和阿姆布昂人正面交鋒四場，加上因日耳曼人南遷所直接引發的三次與凱爾特人的沖突，九年內七戰七敗，三名執政官陣亡，26個軍團被殲滅，再加上同盟部隊，損失總計高達二十餘萬眾，比三次布匿戰爭所造成的損失總和還要多。為了保證有足夠的兵源，馬略一上台就聯合元老院發布了這樣的禁令：所有能夠拿得起武器的男子，無論民族和階級成分，從即日起都一律不得離開義大利本土，否則殺無赦。當天他們就將兩個打算航海去希臘的商人斬首示眾，阻止了潛在的難民潮。
雖然義大利人口短缺，但馬略還是否決了從各個鄰國中召集僱傭軍的計劃。過去的羅馬軍隊都是以貴族、騎士和富裕農民為主體，其裝備一律由士兵本人購置，行軍時經常有妻妾和奴隸前呼後擁地跟著提行李，所以士兵的地位也比較高。馬略為了獲得足夠的士兵，招募自由民中的志願者入伍，其中包括了大量的無產者和貧下中農。這部分軍隊由國家供養並提供武器。這次改革使得羅馬共和國幾個世紀以來耕戰兼顧、兵農合一的臨時徵兵制度因此被徹底改變。士兵們不許再攜帶家屬和奴隸，士兵們的入伍、退伍、晉升、發餉等統統由領導者以羅馬元老院和人民的名義負責。這樣募集起來的職業軍人地位低下，實際上成為將領們的私人奴僕。 羅馬陸軍的主力就一直是由大約4200名步兵、300名騎兵及少數輔助部隊組成的「軍團」。作戰時，軍團一般被分為三個馬其頓方陣，各方陣所用的兵器各不相同，分別以標槍、劍、弓箭為主。這樣做的好處是訓練時間短，費用低，見效快，便於多兵種聯合作戰；壞處是一旦某方陣崩潰，其它方陣將立即暴露出自己的弱點：比如弓箭不適合近戰，劍和匕首不適合遠距離作戰，標槍不適合仰攻。一旦被敵人抓住這個弱點，羅馬軍往往就會遭遇毀滅性的打擊。
馬略授予每個軍團一面帶有鷹徽和號碼的的軍旗，以便識別它們的番號，把軍團的規模擴編到6000名士兵，分成十個大隊，每個大隊600人，再分為十個百人隊。百人隊的長官對自己麾下每一名士兵的基本情況都要熟悉掌握，還必須作到即便軍團指揮部被殲，每個百人隊也可以獨立作戰。在實際戰斗中，馬略加深了馬其頓式方陣的縱深，以三道甚至更多的橫排代替原先的兩道。這樣雖然方陣的正面寬度受到影響，較難打出痛快的圍殲戰，但抗沖擊力卻得到了提升，發生戰斗減員後也比較容易補充新力量。這樣的陣型基本上是為了抵禦日耳曼人的強勁沖鋒而量身打造的。 馬略接受了羅馬軍團逐步向方陣隊形演變的趨向，把步兵大隊(Legionary Cohort)作為基本的戰術組織。新軍制消除了民兵內各舊貴族間的界限，又消除了他們的年齡和作戰經驗方面的差別，增進了各部隊之間和士兵之間的交流，提高了作戰的機動性和靈活性，進行了兵員的補充和更新。
他強化了長矛兵的地位，將長矛方陣(Auxilia)置入軍隊主力之中。他將重步兵按照訓練程度重新劃分了軍團，劃分為舊制軍團（Early Legionary Cohort）、軍團（Legionary Cohort）、羅馬御衛隊（Praetorian Cohort）、城市衛隊（Urban Cohort），戰鬥力要高於原先的Hastati和Principes，重新奠定了羅馬重步兵隊不可沖破的地位。他還極大強化了遠程火力和騎兵，完全可以蠻族的騎兵相比。遠程火力的攻擊力和持續性也比以前要高一倍。
改革中被淘汰的舊制單位包括Equites、Triarii、Principes、Hastati、Velites、羅馬弓箭兵（Roman Archers）。

Ⅶ 沉睡谷傳奇無頭騎士是布朗嗎

1799年那個陰冷、晦暗的日子，可以說是治安警察菲利普·克瑞恩先生有生以來最不幸的一天。他在法庭上過分熱情地維護了自己的科學理論，而觸怒了地區大法官，當庭即被派赴外省。菲利普早有耳聞，在離紐約大約兩天路程的一個叫「沉睡谷」的小村鎮上，最近發生了一起惡性謀殺案。在短短的幾天里，三個人相繼被殺，而且頭都被砍了下來，不知去向。當地人心惶惶，關於兇手的傳言更是越來越聳人聽聞。大法官就是將菲利普派往這個地方，讓他盡快用「科學」將兇手抓住，帶到紐約來審判。雖然菲利普性格中不乏冒險因素，但對委派給他的新任務卻沒什麼興趣。他知道，在那些偏遠的地區，許多事情是不能用常理來衡量的。但大法官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就像這一天無法從日歷中摳掉一樣。菲利普不得不收拾簡單的行囊，趕往「沉睡谷」。

這個小鎮的確如它的名字所描述的那樣，沉寂、靜默，似陷入了永恆的睡夢之中。四月的黃昏，街上竟不見一個人影，只有氤氳的霧氣繚繞在河邊的蘆葦叢中，漸漸向村鎮深處彌漫。菲利普走在空盪盪的街道上，鞋跟敲擊著石板路發出的「篤篤」聲在上空回盪，孤寂而響亮。只聽「啪」一聲，似有窗戶打開，待菲利普仰頭張望時，一切卻又恢復了靜寂，似幻覺，又似在夢中。但菲利普肯定，在某扇窗戶後，一定有眼睛在窺視著自己。他不願再耽擱，加快腳步向鎮長家走去。

僕人打開門，頓時一股聲的熱浪迎面撲來。屋內人聲鼎沸，音樂聲、喧鬧聲摻雜在一起，與街道上的死一般的靜寂相比恍若隔世。菲利普定睛看去，見室內正在進行捉人游戲，一群年輕人站成一圈分散在屋子各處，一個蒙著眼睛的年輕女孩站在中央，伸開手臂，朝發出聲音的方向摸索著，口中念念有詞，「一個女巫，兩個女巫，為何要吻女巫，一個接一個……」一個年輕人笑著躲到菲利普身邊，女孩馬上靈活地轉身撲過來，一把抓住了菲利普的衣袖，用手摸索著他的臉頰，歡快地叫著，「抓到了，抓到了……是菲亞特嗎？讓我先吻了再說。」還沒等菲利普回答，女孩已踮起腳，在菲利普唇上輕輕印上一吻。室內頓時安靜下來，女孩扯下眼睛上的手帕，也愣住了，琥珀色的大眼睛久久地注視著菲利普。一個高大強壯的年輕男子走過來，語氣生硬地問道：「你是誰？為何到這兒來？」菲利普看了他一眼，轉頭對女孩道：「請原諒，我找鎮長芬斯達先生。」女孩微微一笑，「我是他女兒……我叫卡翠娜。」菲利普彬彬有禮地躬身致意。那年輕男子惱怒地揪住菲利普的衣領，喝道：「為什麼不先說你自己的名字，太沒禮貌了！」這時一個略有些蒼老的聲音傳來，「湯姆，別生事，有這么多人參加派對呢。」菲利普循聲看去，見一個臉瘦長、頭發花白的老人從樓上走下來，身旁隨著一位衣著華麗、體態雍容的中年貴婦人。老人走到菲利普面前，緩聲道：「年輕人，你是來找我的嗎？」菲利普掏出公文，雙手遞過去，「您就是芬斯達先生吧？我從紐約來……負責調查貴鎮的謀殺案。」芬斯達先生雙眉不易察覺地皺了一下，快速將菲利普打量了一番，隨即朗聲笑道：「這個城市很適合你，歡迎你在這間屋子裡住下來。」說著叫僕人帶菲利普到房間去。臨出門前，菲利普朝一直注視著他的卡翠娜微微一笑，而湯姆似乎怒氣未消，充滿敵意地瞪視著二人。

第二天，在菲利普的建議下，芬斯達先生將鎮上的上流人士招到家裡，對有關破案的事宜進行商討。菲利普發現，這些顯貴們，包括冷淡傲慢的法醫、全身脂肪呼吸沉重的法庭庭長、將頭發梳成可笑的角狀的農場主，談到兇手時都噤若寒蟬、悚然變色。他們關心的是如何盡快遠離村鎮，似乎從沒想過將兇手捉拿歸案。惟一有價值的信息是，菲利普第一次聽到了關於兇手的傳說。他們說，當夜色降臨時，一個黑衣的無頭騎士就會騎著一匹黑馬從神秘的遠方賓士而來，高舉利斧將人砍死，然後割下他們的頭，消失得無影無蹤。據說，這無頭騎士曾是一個德國的王子，天生喜歡廝殺和戰爭，是個不折不扣的殺人狂。可是他卻不死，而且永遠保持著年輕的容貌。直到他79歲那一年，為躲避追殺逃到一片小樹林中。在那裡，他遇到了兩個拾柴的小女孩，其中一個孩子驚恐之中將柴禾折斷，發出的聲響引來了追殺的人群，他們砍下了王子的頭。這就是他無頭的原因。直到今天，在那片樹林里還常常發生奇怪的事情，這是王子在復仇，他要找回他失去的頭顱。

晚上，菲利普做了個奇怪的夢，在夢中似乎又回到了久遠的記憶中，他看到了童年的自己，也看到了依舊年輕美麗的母親。在繁花似錦的草坪上，母親眼睛上蒙著潔白的絲巾，迎著飛舞的花瓣旋轉，輕揚的長發和飄逸的衣裙將她襯托得像欲飛的仙子。自己手捧盛開的蘭花來到母親面前，母親摘下絲巾，將自己擁入懷中，深情地吻著。突然電閃雷鳴，母親將自己抱進屋裡，在壁爐前坐下，用樹枝在地上劃著，頓時一個古怪的似古代騎士的圖形顯現出來。就在這時，一個男人的臉出現在窗上，好像是父親。突然間，父親兇狠地朝自己齜出牙，自己一聲驚叫，撲到母親懷里……菲利普從夢中驚醒，發現冷汗已浸濕了襯衣，他再無睡意，起身走到院里。月亮已升到正空，似乎夜已深。一間屋子裡透出微微火光，他輕輕推開門，見卡翠娜獨自坐在壁爐前，膝上攤著一本書。聽到推門聲，她轉過頭，菲利普忙道歉：「對不起，我打擾你了吧？」卡翠娜笑著站起身，「沒關系，反正我也沒睡。」菲利普走到壁爐前，見一本很古舊的書擺在椅子上，順口說道：「看書使人疲勞，尤其這么晚了……」卡翠娜介面道：「我喜歡看書，我父親也喜歡看小說，可他殺了我母親，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我猜他是受了迷惑。」說著拿起椅子上的書，遞到菲利普手中，「送給你，它會對你有幫助。」菲利普翻開書，見扉頁上有女子的簽名，問道：「這是你母親的書？」「是的，她留給了我。」「謝謝你的好意。」兩人目光相對，又立即躲開了，他們同時想到了初次見面的那個吻。

第二天，卡翠娜邀請菲利普一起到樹林中去。菲利普發現，在這片荒蕪、陰冷的草叢、灌木中，卡翠娜顯得異常興奮。她時而跳到巨石上，時而攀住矮樹的枝頭，歡快地對菲利普說：「我小時侯常來這兒玩，後來上學了，哦，我媽媽就是教師……」轉眼間她又跑到一堆奇形怪狀的石頭前，撥開覆蓋在上面的青藤，朝菲利普興奮地喊著：「快來看，它竟然還在這兒，是射手，不，是騎士。啊，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說著隨手拿起樹枝在地上劃起來。菲利普走過去，果然見石上刻著騎士射箭的圖案，再一低頭，不禁驚呆了，只見地上的圖案和在夢中看到的一模一樣……

幾天後，鎮上又有一個叫彼得·約翰的護衛隊員被殺了，人們在樹林中發現了他的屍體，同前幾次一樣，頭顱不翼而飛。面對鎮上人們懷疑的目光，菲利普知道調查必須得著手進行了。當太陽完全隱沒在西山後，菲利普獨自來到樹林里。他既希望無頭騎士今晚能出現，以揭開惶惑人心的謎團，內心深處卻又祈禱騎士不要出現，如果他真如傳說的那樣殘酷神勇，自己的性命就有可能葬送在這荒郊野嶺了。天色越來越暗，遠處有馬嘶聲隱隱傳來。菲利普警惕地掏出手槍，閃身在一棵樹後。馬嘶聲越來越近，轉過一道山谷，一個矮壯粗胖的身影顯現在小路上。菲利普鬆了口氣，他認識這個從代多郡來佈道的胖神父，白天在教堂里曾看見過他。神父也看見了菲利普，喘著粗氣打了聲招呼，連聲抱怨夜間這驟然變冷的鬼天氣。就在這時，彷彿呼應神父的話一般，一陣狂風急速地卷過，光禿禿的白樺樹不勝負荷地搖擺著，發出空洞的悲鳴聲。緊接著，一道霹靂在兩人頭頂炸開，餘音未了，急促的馬蹄聲由遠及近傳來。轉眼間，一匹黑馬嘶鳴著馳到兩人面前，馬上直挺挺坐著一截人的軀體，脖頸以上被齊整整地削掉了。他高揚手中明晃晃的利斧，充盈著風的黑色斗篷像一隻展開翅膀的怪鳥，向兩人壓過來。就在他即將馳過神父身邊的一剎那，亮光一閃，神父發出一聲沉悶的呻吟，趴倒在地上。又一聲霹靂響起，閃電劃過夜空的瞬間，菲利普看見神父的血淋淋的頭顱滾落到自己身邊，雙目圓睜，驚愕地瞪視著自己。騎士重又折回，菲利普絕望地等待著死神的光臨。然而，利斧從菲利普眼前閃過，砍在神父頭顱上，將其提上馬背，黑馬向遠方馳去。

接下來的幾天，菲利普都處於持續的高燒中。恍惚間，他又看到了母親，自己和母親手牽手在花叢中翩翩起舞。母親手裡拿著自己兒時熟悉的玩具——一個兩端系有絲線的圓形紙片，紙片一面畫著一隻展翅欲飛的小鳥，另一面卻是一個精緻的鳥籠。捻動絲線，紙片陀螺般旋轉起來，小鳥和鳥籠就神奇地融為一體，鳥兒彷彿有了生命，它徒勞地拍打著翅膀，永遠掙不脫鳥籠的束縛。突然，父親出現了，他粗暴地將母親拖到壁爐前，指著地上的圖形大聲咒罵。自己驚恐地躲在母親身後，父親又怒不可遏地將自己拖到面前，一隻巨手向自己抓來……

身體稍有些好轉後，菲利普決定再次到樹林中去。他感覺一系列事情都與那個慘死在樹林中的王子有關，只要能找到他的墳墓，就能將無頭騎士一舉鏟除。一個叫馬斯特

Ⅷ 美國總統選舉制度詳解

每個州都有自己的選舉人團，每個團手裡的票數會根據各州的人口數量按比例進行分配。比如人口最多的加州有4000多萬人，選票自然也水漲船高，今年被分配到55票（參議員2席，眾議員53席），而夏威夷地小人少，只有4張選舉人票（參議員2席，眾議員2席）。

*選舉人團中參議員的席位數量是固定的2席，眾議員的席位數則按照各州的人口數量進行分配，至少會有1席，因此選舉人團最少會有3張選票。

選舉人團的投票制度遵循贏者通吃（winner takes all）原則：只要總統候選人在這個州獲得的民眾票數過半，即獲得這個州的所有選舉人票。我們以加州為例，現在假定參與投票的加州民眾共100人，這100人中，只要有51人投票給拜登，那麼拜登就能拿走加州全部的55張選舉人票。拜登無論是以1票險勝川普（51:49），還是高票碾壓川普（99:1），結果都是一樣的。

所有選舉人團總計共有538張選票，總統候選人誰先獲得超過半數的選票，也就是270張，即在大選中獲勝，記住這個數字。

選舉人團制度，公平嗎？
我們在前文提到了贏者通吃原則，只要候選人在這個州的票數過半，就能拿走這個州的所有選舉人票，有人會說，這不是很不公平嗎？

這就是為什麼2016年希拉里敗選令人惋惜的原因。當時希拉里的普通民眾選票比特朗普的多（48%:45.9%），最後卻輸在了選舉人票數上。

同樣的狀況在2000年總統大選時也發生過，時為民主黨候選人的戈爾，比共和黨候選人喬治·W·布希在普選中多了50多萬張票，但是因為布希得到的選舉人票更多（271:266），最後贏得了選舉。

在上一次大選之前，選舉人團制度在歷史上共產生了4次「得票少者當選」的遺憾結果。2016年特朗普獲勝之後，這項制度更是遭受了不少詬病。雖然有其局限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多數人的暴政」，也保證了聯邦的權利，是相較於全民投票或國會議員投票來說更為客觀和公平的方式，並且這項制度受到憲法保護，是很難在短時間內被動搖或改變的。

你可能會注意到的另一個問題是，選舉人是不是相當於「工具人」？是的，因為民選結果出來以後，總統人選已無懸念，最後選舉人的正式投票，其實就是走個形式。

那麼，所有選舉人都會乖乖按照規矩投票嗎？答案是否定的，歷史上大約出現過100多位「變節」的選舉人，也叫「失信選舉人」，他們沒有遵守州民投票的結果，而是按照個人意願進行了投票。

2016年大選中就出現了這種情況，希拉里·柯林頓在科羅拉多州和華盛頓州均取得了勝利，但這兩個州出現了失信選舉人，將選票投給了其他候選人，最後這些人被州政府撤銷了選舉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