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
⑴ 上訴狀上寫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會有什麼後果
過過嘴癮，一般沒事兒。但是否能夠達到上訴目的，那需要看法官是不是濫用了權利。
⑵ 如何防止法官 濫用自由裁量權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於規范民商事審判自由裁量權的意見》已於近日正式實施。依據該規范意見，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將不再自由，「同案不同判」的現象將得到有效遏制。 由於我國立法的欠缺以及法律本身的滯後性，加之處於社會轉型期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和新糾紛，近年來出現了大量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案例。然而，因為忽視對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規范和監督，缺乏相對統一的裁判標准和行之有效的案例指導制度，同時也受法官素質制約和社會大環境影響，致使一些法官隨意行使自由裁量權，甚至徇私枉法濫用自由裁量權，造成嚴重的「同案不同判」現象。不僅嚴重損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且嚴重損傷司法機關的公信力，破壞司法公正，成為滋生司法腐敗的土壤。 「同案不同判」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也受到了全國法院系統的高度重視。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規范法官自由裁量權首次被以較大篇幅並單列一段寫入最高法院工作報告中。這充分說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對「同案不同判」現象的高度重視，及對規范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決心。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規范意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順應司法審判工作的需要，先行一步出台的。規范意見主要強調了兩個重要方面，一是建立案件指導制度，法官裁判應當參照最高法院或省高院公布的指導性案例，二是要求法官說理，在行使自由裁量權的同時，必須在裁判文書中說明自由裁量的方法和理據，必須論述自由裁量的結果的正當性和合理性。 筆者認為，從「指導」和「說理」兩個方面來規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路徑是對的，很有針對性和實用性。沿著這一基本路徑走下去，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一定會倍加審慎，一絲不苟地甄別個案案情，最大限度地體現法的原則、精神和理念。其實，自由裁量權對於法官和司法來說，不僅需要，而且應當。任何國家，無論其法律在表面上如何完備，都無法對已經發生、正在發生及即將發生的案件情況包羅萬象，任何立法者都無法做到法律規范與現實案件的一一對應。因此，從這個意義上，完全否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簡直是天方夜譚。現代法治所能做的是，採取規范和監督的方式，盡量壓縮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促使法官謹慎行使。顯然，「指導」和「說理」都是對症下葯的良方。「指導」就是讓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有個標桿，有所比照，避免無所適從。而「說理」就是讓法官擺出支持自己進行自由裁量的全部事實和法律理由，一方面促使其自圓其說，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其在說理過程中發現問題，以最大限度地減少行使自由裁量權的隨意性。 另外，在筆者看來，要防止自由裁量權的濫用，僅有「指導」和「說理」尚嫌不夠，還必須增加一個要求，即「公開」。也就是要將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完全置於社會公眾的監督下，隨時接受案外群眾和專家學者的挑刺和評判。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是否符合「指導案例」，裁判過程中「說理」是否充分，事實和法律理由是否站得住腳，都置於陽光下。這樣一來，不僅完全消除了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過程中的腐敗空間，而且還給法官以無形壓力，促使其提高法律素養，嚴密審慎審案。李克傑（山東法學副教授）
⑶ 論法官的自由裁量權
在中國當前的審判實踐中，究竟是否應當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應當賦予多大的自由裁量權，已經成為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根據孟德斯鳩關於「完美法官是自動售貨機」的說法，有些人認為法官在審理過程中，不應當被賦予自由裁量權。然而，社會總處於不斷的發展變化的狀態中，法律又具有相對滯後性，所以越是活躍的社會關系就越難為規范所完全控制或覆蓋，就越有可能突破規范的限制。因此在現代社會，法官不再是法律機械的、被動的執行者，應當成為社會現象壓力之下發展、創新規范內涵，同時尋求規范發展與社會進步的主體。
一、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概念與特徵
所謂自由裁量權，是指法官在訴訟過程中，在正確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的基礎上，為求得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充分有效地發揮自己主觀能動作用，獨立、正確地處理各類案件的一種權力。其基本特徵如下：
1、自由裁量權貫穿於訴訟過程的始終，它始於案件的受理，終於裁判的作出。
2、自由裁量權行使主體的特定性。其主體主要是審判組織，即獨任庭、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
3、自由裁量權一經作出，非經法定程序變更或撤銷，即具有強制執行的法律效力。自由裁量的內容體現了國家的意志，當然的具有法定效力。
4、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必須正當合理。判斷自由裁量權行使的正當合理性，以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為標准。
二、自由裁量權的內容。
1、適用實體法上的自由裁量權我國現行法律規范數量眾多，許多法律存在交叉和競合的現象，還有些法律之間存在矛盾和不協調之處。即使是某一具體法律，也往往存在許多原則性的規定及一定的適用幅度。這些都為法官適用實體法的自由裁量權提供了廣闊的生存空間。
2、適用程序法上的自由裁量權。
由於程序法規范並非都是具體的、操作性強的規范，因此在適用程序法規范時，自由裁量不可避免。
3、審查判斷證據、認定案件事實上的自由裁量權。
法官在查清案件過程中具有自由裁量權。查清案件的事實情況，是正確適用法律的前提。就司法實務而言，查清案件事實的關鍵在於審查判斷證據，也正是對證據進行分析研究，鑒別真偽，並判斷其是否確實充分，確定其證明效力，從而對案件事實作出結論。法官在審查判斷證據時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權，其表現就是自由心證制度，即證據的證明力由法官自由判斷。事實上，法官在認定事實時不可避免地需要司法能動性，需要自由裁量的權力。
三、自由裁量權存在的必要性。
在現代社會，法官不可能以有限的法條去處理無窮之社會事務，故法律允許法官自由裁量確有必要。其必要性體現在如下幾點：
1、法律具有滯後性和發展性，歷史上不存在一成不變的完美法律。法律總是對既村社會現象的反映，但社會的不斷發展又決定了新的法律關系不會因為沒有相應的法律規范而不產生。所以只有允許自由裁量權的存在，才可以對現有法律的適用進行必要且適當的補充，並為以後法律的制定和完善創造條件，打下基礎。
2、抽象性的規范與具體案件的適用之間的矛盾決定了法官在斷案時行使自由裁量權的必要性。
3、由於法官個人業務能力、職業道德水準和社會閱歷不同，導致對同一法條理解上的差異和對同一事實價值評價上的區別。這種個性特徵出現在訴訟過程中必然表現為自由裁量。
4、眾多法律之間有時可能發生矛盾，存在相互抵觸的地方；有的法律可能為處理某一事實提供了多種選擇。若對法律的實質內容進行選擇就牽涉到法官的自由裁量權。
四、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合理控制
在現代司法中，絕對的自由裁量權不被各國所認可。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並不是一種漫無邊際的權力，也並非在任何情形下均無條件的發生，而只是一種相對自由權。這種相對的自由裁量權更多的表現為在對嚴格的規則進行漏洞補救以及含義明確的補充性規定。因此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應當被合理有效地控制，，筆者認為可採取以下措施；1、制定細密、嚴謹、操作性強的實體法。通過不斷的完善立法，減小自由裁量的空間，從而合理控制自由裁量的行使。
2、建立健全和完善的訴訟保障制度，從程序上保證法官自由裁量的內容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
3、制定科學嚴密的證據規則，合理控製法官在審查判斷證據和認定案件事實上的隨意性和自由裁量權。
4、確保法官審判獨立。只有賦予法官獨立的審判地位，才能保證法官在審理案件過程中獨立思考、分析和判斷案件事實和適用法律，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
5、加快法官隊伍精英化的建設。法官代表國家行使審判職權，必須具備較高的法律專業技能。法官在辦案過程中，對具體法條的理解，應當從法理和立法者初衷角度出發，這樣才能保證自由裁量內容的合法性。
目前，由於我國法制不夠健全，也不夠完善，在事實上我國法官比公開承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官握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權，可以說，我國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的現象十分明顯和突出。人們反映強烈的司法腐敗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反對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隨著中國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發展，尤其是諸如對抗式模式的推廣和質證制度在訴訟中的廣泛適用，法官在司法過程中的自由裁量權因素必然會有增無減。要正視這種事實，就必須從理論上進一步加強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研究。 答案補充 參考文獻
①（美）約翰
⑷ 為什麼要防止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
近年來出現了大量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案例。然而，因為忽視對法官行使自由回裁量權的規范和答監督，缺乏相對統一的裁判標准和行之有效的案例指導制度，同時也受法官素質制約和社會大環境影響，致使一些法官隨意行使自由裁量權，甚至徇私枉法濫用自由裁量權，造成嚴重的「同案不同判」現象。不僅嚴重損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且嚴重損傷司法機關的公信力，破壞司法公正，因此要防止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
⑸ 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利弊>
利:可以根據案情的實際情況作出合理公正的判決!不會教條死搬硬套.
弊:會導致人治.很多法官在判案時,多少會摻雜個人情緒和感情,同一種案件可能會得出不同的量刑!
⑹ 緩刑適用中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的濫用主要表現在哪
（一）緩刑適用中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的濫用主要表現：1、避重就輕，盲目判緩。2、保留公職，刻意判緩。3、貪污賄賂，唯利判緩。審判實踐中，由於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對那些罪行較重，不能判處緩刑或不適宜判處緩刑的犯罪分子，僅僅由於其自身存在有自首或其他一些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情節，在審判過程中，法官就過多地考慮到這些從輕或減輕的情節而忽視其罪行、犯罪情節等方面因素而盲目判處緩刑。有的對於本應依法判處實刑但有一定社會背景的犯罪分子，卻以罪犯有自首情節或認罪態度好為理由，脫離罪犯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這兩方面的客觀情況，隨便判緩;有的對那些罪行較重的罪犯特別是在附帶民事訴訟的故意傷害案件和盜竊犯罪案件中，僅以其民事賠償或交納罰金的多少來決定是否判處緩刑。2、保留公職，刻意判緩。那些在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曾被委任一定的領導職務和被賦予一定管理職權的公務人員是知法者，他們理應帶頭遵守國家法律。他們一旦實施犯罪，純屬是知法犯法，就其主觀上講對社會具有更深的惡性和更大的罪過，造成的後果和影響也更嚴重，這本應是對其依法定罪和適用刑罰的酌定條件，而且還要依法免去其原任的公職，即使是被宣告緩刑的也不例外。但在司法實踐中，少數人員認為被宣告緩刑後罪犯不僅可以不予關押，還可以從事各種社會活動，錯誤地將宣告緩刑等同於無罪釋放，有關機關甚至仍舊保留已犯罪公職人員的公職。以至於，觸犯刑律的公職人員憑借原職位優勢，千方百計動用一切社會關系向法官施加影響，法官屈於上級機關(人員)的壓力和一己私利濫用自由裁量權刻意判緩的情況比較普遍。3、貪污賄賂，唯利判緩。受利益驅動個別人民法院在對貪污賄賂犯罪案件的處理上，執法不夠嚴格，對犯罪分子該判實刑的卻從輕判處了緩刑。有的法院因辦案經費嚴重不足以贓款贓物的收繳為目的，主要被告人足額退贓即宣告緩刑;有的法院受檢察機關(紀委)利益的影響，照顧執法部門間的關系而判緩;還有的法院以被告人單位的贊助作為判緩的條件。對貪污賄賂罪犯量刑失衡，在社會上造成了不良反應，引起了廣大群眾的不滿，導致人民群眾對司法機關失去信賴，對舉報貪污賄賂犯罪分子也失去熱情。（二）【法律依據】：1、《刑法》第七十二條【適用條件】對於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宣告緩刑，對其中不滿十八周歲的人、懷孕的婦女和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應當宣告緩刑：(1)犯罪情節較輕；(2)有悔罪表現；(3)沒有再犯罪的危險；(4)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宣告緩刑，可以根據犯罪情況，同時禁止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從事特定活動，進入特定區域、場所，接觸特定的人。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處附加刑，附加刑仍須執行。2、《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貪污罪的處罰規定】第三款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訴前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真誠悔罪、積極退贓，避免、減少損害結果的發生，有第一項規定情形的，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有第二項、第三項規定情形的，可以從輕處罰。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項規定情形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人民法院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同時決定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
⑺ 法官自由裁量權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為什麼
隨著我國司法體制改革不斷深入，法官自由裁量權漸漸成為人們爭論不休的焦點之一。在我國，普通老百姓基於認識上的偏頗，並不認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權，認為法官判案就應當「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進行裁判，非黑即白。不依照法律審判，隨心所欲，就是不公正的。傳統觀念如此，法院依據自由裁量權所作出的裁決便不能產生應有的權威，老百姓並不認可這樣的裁決是公平公正的，尤其是當法官自由裁量權被普遍濫用的時候，更是如此。然而，從法的運行規律看，法官自由裁量權是與法共存的，也就是說，法官在審判案件的過程中不可能不運用自由裁量權。正如「法官絕對不可以改變法律織物的紡織材料，但他可以也應當把法律的皺褶撫平。」 而要把法律的皺褶撫平實際上就是一個法官為追求正義而行使自由裁量權的過程。故法官自由裁量權存在和發展有重要的價值。
一、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概念、特徵
依《牛津法律大辭典》所謂自由裁量權，指（法官）酌情作出決定的權力，並且這種決定在當時情況下應是正義、公正、正確和合理的。法律常常授予法官以權力或責任，使其在某種情況下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權。有時是情勢所需，有時則僅僅是在規定的限度內行使之。[2]法官自由裁量權，亦稱司法自由裁量權（當然，在我國，廣義的司法自由裁量權的主體還包括檢察機關），是指法官或者審判組織根據自己的認識、經驗、態度、價值觀以及對法律規范的理解而選擇司法行為和對案件作出裁判的權力。
其基本特徵為：1.法官自由裁量權貫穿於法律適用或案件審理過程的始終。即始於對案件事實認定後法律的適用，終於對案件的審結（即判決的作出）；
2.法官自由裁量權由特定的主體——法官或審判組織來行使，主體具有特定性；
3.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必須以事實認定正確為基礎和前提（即法官不能對事實進行亂認定，事實認定錯誤，可能導致法律適用的錯誤）；
4.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有時是根據情勢所需，有時則僅僅是在規定的限度內行使」；
5.非經法定程序變更或撤消，法官自由裁量權一經作出，即具有強制執行的法律效力；
6.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必須正當、合法、合理，體現和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原則。因為「正義是人類一種最基本的價值理想」，「作為一種法價值對其它法價值具有優越性」，「法必須體現一定的正義要求，最終必須以正義為依歸」。
二、我國法官自由裁量權的現狀
現代社會的發展，使得司法的范圍不斷擴大，法官自由裁量權存在於司法的全過程，具有普遍性和不可避免性[3]。司法審判包括發現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和作出裁判三個環節，每一個環節里都存在著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如證據是否採信、無證據佐證的部分事實認定、情節嚴重的認定、如何承擔責任，如何定罪量刑等過程通常都需要通過一定的自由裁量來實現。
法官自由裁量權具有普遍性，也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是由社會事務、社會存在的復雜多變性決定的。法律用來調整社會關系，但社會關系紛繁復雜，而且日新月異，不斷變化，要使固定的法律明確、詳盡地規范所有變化的社會關系顯然是不可能的。
第二、是由人的認知能力的局限性決定的。人在制定法律的時候不可能對所有的關系都規定得周密、詳盡，也不可能對所有的事物都作出無誤的調整，因而在客觀上不得不留有一些餘地，有時候是故意為之，並不是水平問題或失誤所致。
第三、是實現個別正義和實質正義所決定的。司法追求的目的是公平、正義，但如果僅僅用一個簡單的條文去規范千差萬別的社會關系時，表面看來也許公正，但實際上不一定公平，從整個社會來看，可能實現了絕對公平，但對於個案來說不一定公平。比如，古話說「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句話流傳了幾千年，但考慮到殺人有很多種情況，包括故意殺人、過失殺人、正當防衛致人死亡、依法執行死刑殺人等如果統統套用「殺人償命」那就會更加不公平了。所以就要求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區分情況區別對待，以實現個別正義和個體公平。
三、理性正確對待法官自由裁量權
法官自由裁量權具有普遍性和不可避免性，但是，法官自由裁量權是一把雙刃劍，我們必須理性正確地對待法官自由裁量權，一方面要看到她的優越性，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她的危害性。
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優越性表現在：1、司法自由裁量權是實現個別正義和實質正義的工具；2、是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的方法；3、是克服我國經濟發展極不平衡造成司法標准不統一負面影響的重要手段；4、是提高法官司法能力、培養法官解放思想、開拓創新、科學發展的重要途徑。如果法律把任何事物都規定得很具體，法官就會成為一個適用法律的工匠，而不可能成為司法大師[4]，這顯然不適應現階段我國司法體制改革的要求。
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危害性表現在：1、可能造成法官濫用權力，使作出的解釋和裁判遠離法律的精神和目的；2、可能造成對同一類事實作出不同的裁判，出現「同罪而異罰」現象；3、可能成為個別法官消極判案、枉法裁判、破壞法律實施，甚至打擊報復的工具。
正是由於法官自由裁量權具有雙面性，所以必須對其進行適度的限制和規范：
（一）嚴格依法裁量。即行使自由裁量權要體現法的公正價值，切實做到有法必依，這既是對自由裁量權的約束和限制，也是對自由裁量權的引導和指導。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認為：「如果說具體法律規范在執行時可以根據情況加以改變的話，那麼法律的精神、法律的原則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能改變的，都必須加以遵守和執行。」嚴格依法裁量要求法官在具體案件中必須依據已有的證據法規則審查和運用證據，從而認定案件事實；必須正確、全面地理解和適用法律，依據已有的法律原則對此作出評價，並在此基礎上依法作出公正、公平的裁判。如果違背了法律的指引，法官任意的裁量便成為濫用權力。如果法官不能從法律精神的基本要求出發，片面、機械地適用法律，必然導致裁判的錯誤。
（二）其目的是為了實現公平正義。也就是《牛津法律大辭典》里所謂的「這種決定在當時情況下應是正義、公正、正確和合理的。」具體地就是要求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必須堅持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相統一、審判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程序是實現正義的必由之路，是實體公正的前提和基礎。忽視程序公正的獨立價值，將難以保證實體公正；反之，如果只注重程序公正，忽視實體公正，將會導致更大更多的不公正。因此，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必須堅持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並重。法律效果是審判工作的立足點，是社會效果的前提條件。社會效果則是審判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是法律效果的集中體現。所以，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既應追求法律效果，又應追求社會效果。
（三）必須是在特定情勢下對正義和合理的事物行使衡平權。這是設定自由裁量權的價值目標。這里要注意把握四個問題，第一是必須在特定情勢下才能行使自由裁量權，沒有特定情勢這個條件，法官不能行使自由裁量權，否則就是「向一般條款逃避」。第二是必須針對正義和合理的事物，如果不是正義的事物和合理的要求，就沒有必要行使自由裁量權來予以保護。第三是為了對正義和合理的事物行使衡平權，對正義和合理的事物如何進行保護，需要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來衡平各方當事人的利益，也就是說其目的是為了實現公平正義。第四是對該正義和合理的事物衡平各方當事人的利益沒有法律的具體規定，只能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來實現。
（四）依據合乎情理原則裁量。所謂情理即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觀，指事物的客觀規律和多數人關於公平合理的社會共識。這種價值觀表現為一定時代的社會結構所決定的並被普遍接受的某些正義觀念。合乎情理就是指「不任性、不個人化和不（狹義上的）政治化」。[5]法院在實施法律過程中應給大眾合理的正義期待，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不僅應讓大眾知道他們是在主持正義，而且更重要的是讓大眾知道並能合理地期待他們會主持正義，會就爭議的事項作出合理的裁決。
⑻ 法官自由裁量權是啥意思
法官自由裁量權指的是法官有酌情做出決定的權力，並且這種決定在當時情況下應是正義、公正、正確、公平和合理的。但法官的個體特性及自由裁量權本身的權力特性決定了權力有被濫用的風險，因此，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控制也是必不可少的。
【法律依據】
《刑事訴訟法》第三條
對刑事案件的偵查、拘留、執行逮捕、預審，由公安機關負責。檢察、批准逮捕、檢察機關直接受理的案件的偵查、提起公訴，由人民檢察院負責。審判由人民法院負責。除法律特別規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無權行使這些權力。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嚴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
第五條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⑼ 法官自由裁量權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隨著我國司法體制改革不斷深入，法官自由裁量權漸漸成為人們爭論不休的焦點之一。在我國，普通老百姓基於認識上的偏頗，並不認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權，認為法官判案就應當「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進行裁判，非黑即白。不依照法律審判，隨心所欲，就是不公正的。傳統觀念如此，法院依據自由裁量權所作出的裁決便不能產生應有的權威，老百姓並不認可這樣的裁決是公平公正的，尤其是當法官自由裁量權被普遍濫用的時候，更是如此。然而，從法的運行規律看，法官自由裁量權是與法共存的，也就是說，法官在審判案件的過程中不可能不運用自由裁量權。正如「法官絕對不可以改變法律織物的紡織材料，但他可以也應當把法律的皺褶撫平。」 而要把法律的皺褶撫平實際上就是一個法官為追求正義而行使自由裁量權的過程。故法官自由裁量權存在和發展有重要的價值。
一、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概念、特徵
依《牛津法律大辭典》所謂自由裁量權，指（法官）酌情作出決定的權力，並且這種決定在當時情況下應是正義、公正、正確和合理的。法律常常授予法官以權力或責任，使其在某種情況下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權。有時是情勢所需，有時則僅僅是在規定的限度內行使之。[2]法官自由裁量權，亦稱司法自由裁量權（當然，在我國，廣義的司法自由裁量權的主體還包括檢察機關），是指法官或者審判組織根據自己的認識、經驗、態度、價值觀以及對法律規范的理解而選擇司法行為和對案件作出裁判的權力。
其基本特徵為：1.法官自由裁量權貫穿於法律適用或案件審理過程的始終。即始於對案件事實認定後法律的適用，終於對案件的審結（即判決的作出）；
2.法官自由裁量權由特定的主體——法官或審判組織來行使，主體具有特定性；
3.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必須以事實認定正確為基礎和前提（即法官不能對事實進行亂認定，事實認定錯誤，可能導致法律適用的錯誤）；
4.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有時是根據情勢所需，有時則僅僅是在規定的限度內行使」；
5.非經法定程序變更或撤消，法官自由裁量權一經作出，即具有強制執行的法律效力；
6.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必須正當、合法、合理，體現和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原則。因為「正義是人類一種最基本的價值理想」，「作為一種法價值對其它法價值具有優越性」，「法必須體現一定的正義要求，最終必須以正義為依歸」。
二、我國法官自由裁量權的現狀
現代社會的發展，使得司法的范圍不斷擴大，法官自由裁量權存在於司法的全過程，具有普遍性和不可避免性[3]。司法審判包括發現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和作出裁判三個環節，每一個環節里都存在著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如證據是否採信、無證據佐證的部分事實認定、情節嚴重的認定、如何承擔責任，如何定罪量刑等過程通常都需要通過一定的自由裁量來實現。
法官自由裁量權具有普遍性，也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是由社會事務、社會存在的復雜多變性決定的。法律用來調整社會關系，但社會關系紛繁復雜，而且日新月異，不斷變化，要使固定的法律明確、詳盡地規范所有變化的社會關系顯然是不可能的。
第二、是由人的認知能力的局限性決定的。人在制定法律的時候不可能對所有的關系都規定得周密、詳盡，也不可能對所有的事物都作出無誤的調整，因而在客觀上不得不留有一些餘地，有時候是故意為之，並不是水平問題或失誤所致。
第三、是實現個別正義和實質正義所決定的。司法追求的目的是公平、正義，但如果僅僅用一個簡單的條文去規范千差萬別的社會關系時，表面看來也許公正，但實際上不一定公平，從整個社會來看，可能實現了絕對公平，但對於個案來說不一定公平。比如，古話說「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句話流傳了幾千年，但考慮到殺人有很多種情況，包括故意殺人、過失殺人、正當防衛致人死亡、依法執行死刑殺人等如果統統套用「殺人償命」那就會更加不公平了。所以就要求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區分情況區別對待，以實現個別正義和個體公平。
三、理性正確對待法官自由裁量權
法官自由裁量權具有普遍性和不可避免性，但是，法官自由裁量權是一把雙刃劍，我們必須理性正確地對待法官自由裁量權，一方面要看到她的優越性，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她的危害性。
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優越性表現在：1、司法自由裁量權是實現個別正義和實質正義的工具；2、是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的方法；3、是克服我國經濟發展極不平衡造成司法標准不統一負面影響的重要手段；4、是提高法官司法能力、培養法官解放思想、開拓創新、科學發展的重要途徑。如果法律把任何事物都規定得很具體，法官就會成為一個適用法律的工匠，而不可能成為司法大師[4]，這顯然不適應現階段我國司法體制改革的要求。
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危害性表現在：1、可能造成法官濫用權力，使作出的解釋和裁判遠離法律的精神和目的；2、可能造成對同一類事實作出不同的裁判，出現「同罪而異罰」現象；3、可能成為個別法官消極判案、枉法裁判、破壞法律實施，甚至打擊報復的工具。
正是由於法官自由裁量權具有雙面性，所以必須對其進行適度的限制和規范：
（一）嚴格依法裁量。即行使自由裁量權要體現法的公正價值，切實做到有法必依，這既是對自由裁量權的約束和限制，也是對自由裁量權的引導和指導。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認為：「如果說具體法律規范在執行時可以根據情況加以改變的話，那麼法律的精神、法律的原則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能改變的，都必須加以遵守和執行。」嚴格依法裁量要求法官在具體案件中必須依據已有的證據法規則審查和運用證據，從而認定案件事實；必須正確、全面地理解和適用法律，依據已有的法律原則對此作出評價，並在此基礎上依法作出公正、公平的裁判。如果違背了法律的指引，法官任意的裁量便成為濫用權力。如果法官不能從法律精神的基本要求出發，片面、機械地適用法律，必然導致裁判的錯誤。
（二）其目的是為了實現公平正義。也就是《牛津法律大辭典》里所謂的「這種決定在當時情況下應是正義、公正、正確和合理的。」具體地就是要求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必須堅持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相統一、審判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程序是實現正義的必由之路，是實體公正的前提和基礎。忽視程序公正的獨立價值，將難以保證實體公正；反之，如果只注重程序公正，忽視實體公正，將會導致更大更多的不公正。因此，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必須堅持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並重。法律效果是審判工作的立足點，是社會效果的前提條件。社會效果則是審判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是法律效果的集中體現。所以，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既應追求法律效果，又應追求社會效果。
（三）必須是在特定情勢下對正義和合理的事物行使衡平權。這是設定自由裁量權的價值目標。這里要注意把握四個問題，第一是必須在特定情勢下才能行使自由裁量權，沒有特定情勢這個條件，法官不能行使自由裁量權，否則就是「向一般條款逃避」。第二是必須針對正義和合理的事物，如果不是正義的事物和合理的要求，就沒有必要行使自由裁量權來予以保護。第三是為了對正義和合理的事物行使衡平權，對正義和合理的事物如何進行保護，需要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來衡平各方當事人的利益，也就是說其目的是為了實現公平正義。第四是對該正義和合理的事物衡平各方當事人的利益沒有法律的具體規定，只能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來實現。
（四）依據合乎情理原則裁量。所謂情理即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觀，指事物的客觀規律和多數人關於公平合理的社會共識。這種價值觀表現為一定時代的社會結構所決定的並被普遍接受的某些正義觀念。合乎情理就是指「不任性、不個人化和不（狹義上的）政治化」。[5]法院在實施法律過程中應給大眾合理的正義期待，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不僅應讓大眾知道他們是在主持正義，而且更重要的是讓大眾知道並能合理地期待他們會主持正義，會就爭議的事項作出合理的裁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