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五四活動

A. 五四青年獎章多久評一次

中國青年五四獎章是一年評選一次。這個獎章是共青團中央、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授予中國14至40周歲（年滿14周歲、不滿40周歲）優秀青年的最高榮譽。

一、評選條件

1、年齡為14至40周歲的中國公民。

2、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社會主義。

3、遵紀守法，品德高尚，作風正派。

4、勤於學習，善於創造，甘於奉獻，在本職崗位上取得突出成績，具有良好的社會影響。

5、獲得過省級「青年五四獎章」或其他省級以上榮譽。

二、評選機構

設立「中國青年五四獎章」初評委員會，負責提出建議人選名單。每屆的初評委員會成員從「評委庫」中隨機產生。「評委庫」由黨政機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新聞單位、企業等各方面代表，以及往屆「中國青年五四獎章」獲得者代表和團中央機關相關部門負責人組成。

團中央書記處在建議人選中確定表彰名單。團中央組織部負責評選表彰的具體工作。

三、工作程序

1、提名

推薦人選由省級團委、青聯共同提名，每個省份（系統）提名不超過2人，且提名人選必須為主要工作或定居在本省份（系統）的人員。

各省級團委、青聯要對推薦人選進行嚴格考察，徵求人選所在單位黨組織、上級主管部門以及有關方面的意見，在此基礎上形成書面材料，向團中央組織部報送。

軍隊系統（含武警）推薦人選由解放軍總政治部組織部提名、考察，提名不超過3人。

2、復核

團中央組織部對推薦人選嚴格按評選條件進行資格審查，將符合條件人選提交初評委員會。

3、初評

初評委員會成員根據候選人事跡，分別署名提出不超過40人的建議人選。初評委員會按得票多少確定不超過40人的建議人選名單。

4、公示

通過中國青年報、中國共青團網、中國青年網面向社會對初評結果進行公示，公示期為5個工作日。

5、確定人選

團中央書記處根據公示結果，從建議人選中確定不超過30人的「中國青年五四獎章」獲得者名單。經公示無異議的其他人選獲得「中國青年五四獎章提名獎」。

6、集中表彰

每年「五四」前後舉行表彰儀式，向獲獎者頒授「中國青年五四獎章」。

(1)法院五四活動擴展閱讀

2020年李文亮等入選「中國青年五四獎章」抗疫追授個人名單

共青團中央、全國青聯決定，在2020年「五四」青年節前表彰第24屆「中國青年五四獎章」獲得者。

2020年4月14日，共青團中央、全國青聯組織評審委員會對候選個人（集體）有關材料進行了非集中實名評審。根據評選表彰辦法，經評委實名投票並公開計票，常規類98名候選個人中入圍30名、37個候選集體中入圍15個；抗疫類84名候選個人中入圍30名、43個候選集體中入圍15個。

經團中央書記處審定，對入圍個人（集體）進行公示，並對抗疫追授個人予以公布。在抗疫追授個人（共33人）名單中，王爍、李文亮、宋英傑、陳健、陳祥田、夏思思和彭銀華等犧牲在抗疫一線的醫護人員入選。

B. 描述一名愛國學生在五四運動中的活動

「五四」運動中的鄧穎超

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舉行愛國遊行示威，抗議「巴黎和會」上帝國主義列強關於山東問題的無理決議，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外交政策，要求「廢除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拒絕巴黎和約簽字」、「收回山東權利」、「懲辦賣國賊曹、章、陸」。遊行隊伍遭到武裝軍警和便衣警察的多方阻攔，激憤的學生們火燒了趙家樓曹汝霖的住宅，怒打了正在曹汝霖家中的章宗祥。段祺瑞反動政府彈壓遊行隊伍並拘捕了三十多人。當次日這個消息傳到天津時，正在北洋直隸第一女子師范讀書的鄧穎超和女子師范的同學們一起，議論紛紛。當晚，家事專修科學生郭隆真（郭林一）倡議組織愛國團體，以實際行動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鄧穎超、張若茗、王卓吾等同學首先響應。次日，召開學生代表會討論組織起來開展斗爭時，大家認為，僅僅女師學生組織起來力量還單薄，便決定聯合其他女校學生和全市愛國婦女共同參加，成立「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5月25日成立大會上公推劉清揚（女師畢業生）、李毅韜（女師附小教員）為正副會長，郭隆真、鄧穎超為演講隊長。此後，「女界愛國同志會」便同先後成立的「天津學生聯合會」、「天津各界救國聯合會」在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群眾運動中並肩戰斗。

演講隊長

「女界愛國同志會」成立後，積極投入火熱的愛國斗爭，活動最活躍．影響最突出的是女學生演講隊。年僅15歲的演講隊長鄧穎超，以奔放的愛國熱情，率領愛國演講隊隊員，在街頭巷尾，慷慨陳詞，訴說反動政府賣國外交失敗的經過，揭露賣國賊的賣國罪行，痛述朝鮮亡國後當亡國奴的痛苦，規勸同胞齊心抵制日貨、協力救國，有時聲淚俱下，使聽眾深受感動，久久不願離去。有一次，一個人力車工人聽講後極為感動，把他當天掙的三角錢，捐助給演講隊，讓她們多印傳單，多撒傳單，讓人人知道這些道理。群眾的擁護，使她們倍受鼓舞，更加不辭辛苦地進行宣傳。據當年天津《益世報》記載，七月末，正值暑假期間，女演講隊在王天麟、鄧穎超率領下，到趙家胡同、黃家胡同等處演講時，「講的正高興，聽的正入神」，忽然傾盆大雨瓢潑似的倒下來。演講隊員們趕赴電車站時，「地面的水有半尺多深，一走一滑。上了電車後，穿著流水的衣服，還是很喜歡的。大家說，這個算什麼苦，比當亡國奴的苦楚強的多著呢。」

演講隊為了使愛國宣傳活動更加深入到婦女群眾中去，她們還時常作家庭訪問，並注意到比較偏僻的地區和貧民區去挨家挨戶訪問宣傳。即使碰釘子，她們也毫不灰心。

「女界愛國同志會」為了提高平民婦女的愛國覺悟，幫助平民婦女提高文化，還舉辦了婦女補習學校，分設在東、西兩個演講所。學員主要是家庭婦女，課程是識字、談話（主要進行愛國教育）、織花邊等。為了補助補習學校的經費，女師同學們除募捐外，還演出話劇，把收入作捐款。她們曾演出歌頌我國古代女英雄的《木蘭從軍》和描寫刺殺日本伊藤博文的朝鮮英雄的故事《安重根》（又名《亡國恨》）。這兩個話劇的主角都由鄧穎超扮演。鄧穎超在六十多年後重憶此事時說：「我演戲總是演男的，而恩來總是扮演女的。因為那時候男女不能同台演戲，封建習俗可厲害哩！男女授受不親。」

沖破包圍

隨著愛國運動的不斷深入，為了加強斗爭的力量，在總結了幾次請願斗爭的經驗之後，郭隆真、周恩來等根據大家的意見，提議另組織一個強有力的核心小組來推動各項斗爭。經過醞釀籌備，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的核心組織「覺悟社」於9月16日正式成立了。馬駿、諶志篤、周恩來、郭隆真、劉清揚、鄧穎超等男女二十人，都是它的第一批社員。

「覺悟社」是五四運動中誕生最早的青年革命團體之一。它的組織嚴密，社員具有「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發展新社員須經社員三人以上介紹，內部實行委員制，分工負責，是當時青年團體中比較健全的一個。北京《晨報》曾稱它是「天津學界中最優秀、純潔、奮斗、覺悟的青年小團體。」

「覺悟社」的成立，標志著天津學生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以「覺悟社」社員為核心的天津學聯和各界愛國團體的領導和組織下，發動了天津更大規模的群眾愛國運動。這年的雙十節，天津各界救國聯合會召開有大、中學生和各界群眾數萬人參加的市民大會，繼續堅持嚴懲賣國賊，加緊抵制日貨的斗爭，並擬在會後舉行遊行示威。反動當局下令警察包圍市民大會會場，准備武裝解散集會，阻止群眾遊行。憤怒的群眾毫無懼色。當群眾隊伍開始遊行時，大批武裝警察攔住了去路。鄧穎超等領導著大隊最前列的女學生向警察高呼：「警察是中國人，警察也要愛國！」「不打愛國學生！」等口號。隊伍依然雄赳赳地前進。這時武裝警察動武了，打傷學生數十人，學生們也奮起抵抗。鄧穎超機智勇敢，帶領女同學用手中的小旗竹竿進行反擊，並採取奇襲的方法打掉了許多警察戴的帽子。趁警察們狼狽地用手遮掩著腦袋彎著腰去拾揀帽子的有利時機，只聽得一聲高呼：姐妹們，沖啊！女學生們個個精神抖擻，揮舞著手中的旗竿，勇猛地向喪魂落魄的武裝警察沖去，正巧與路過的學聯汽車宣傳隊一起，形成夾攻之勢，沖破了警察的包圍圈，打開了缺口。同學們和市民們乘勢沖出，萬餘人的一支鐵流，進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最後，遊行隊伍包圍了警察廳，提出質問：「為什麼不準人民慶祝國慶？」「為什麼下令軍警動武？」他們大聲高呼：「楊梆子（警察廳長的外號），你出來回答！」有的市民還借了打更用的木梆子邊敲邊喊。斗爭一直堅持到次日黎明。

營救戰友

雙十節事件後，反動政府的壓迫愈來愈緊。1920年1月，領導各界群眾抵制日貨、懲罰奸商的「各界救國聯合會」、「學生聯合會」的領導人馬千里、馬駿等二十幾人被無理逮捕了，「各界救國聯合會」、「學生聯合會」被武力查封了。於是，由周恩來、郭隆真等領導的向直隸政府要求啟封「各界救國聯合會」、「學生聯合會」和釋放全體被捕代表的大規模請願斗爭開始了。

他們知道這是一場嚴重的斗爭，所以作了周密細致的布置。鄧穎超回憶說：我們事先有系統地動員了各校的同學與各界市民，並且在請願的組織領導上作了精密的適當的分工。有被選出向當局交涉的代表，有專任請願群眾隊伍的指揮員，有留守會所做後勤供應、動員後備力量的人員，還有專司聯絡的腳踏車隊和負責電話聯系的情報員。這次，劉清揚、鄧穎超、王天麟被指定擔任留守工作。她們一清早把人員送走後，一面忙著工作，一面心焦地等待消息，直到晚上才知道反動當局鞭打並扣押了周恩來、郭隆真、於方舟、張若茗等談判代表，指使反動軍警、保安隊對三千多名赤手空拳的男女學生進行了血腥的鎮壓，製造了「一·二九」流血慘案。

「一·二九」慘案發生後，2月1日，天津全市學生罷課抗議。學聯並分別派遣代表到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呼籲支援。在上海學生總會的號召下，掀起了全國性的聲援天津學生運動的大遊行、大示威。「覺悟社」的一些主要骨幹被捕或離津後，諶志篤、鄧穎超等就承擔了領導天津學生運動的主要工作。

被捕的學生代表一直在獄中堅持斗爭，抗議非法拘捕。但警察廳當局無視他們的正義要求，壓迫日甚。為此，代表們被迫以絕食來表示抗議。四月初，這個消息一傳出來，同學們都十分難過，當即就有諶志篤、鄧穎超等二十四名同學，自願報名到警察廳去代替被捕的代表受監禁。他們備了公文，帶了行李，到警察廳去要求入獄。他們首先抗議非法逮捕愛國代表，指斥當局長期監禁學生，既不宣布罪狀，也不送法院審判；其次說明代表是大家選出來的，有難同當，大家願意輪流受監禁。這種理直氣壯的正義斗爭，弄得警察廳十分狼狽，只得同意他們與被拘代表見面。這樣，被拘代表與外界溝通了聯系。

五四運動過後一年，雖然進行了不少斗爭，但祖國的青島仍然沒有收回，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也沒有取消，積極參加愛國運動的一些領導骨幹還押在監獄里，所以女師同學決定在5月7日國恥紀念日，再向群眾作一次愛國主義的宣傳演講，同時也為釋放被捕代表製造輿論。學校當局不答應她們停課外出，但同學們意志堅決，由鄧穎超扛著大旗，帶領三百多名女學生沖出了校門，去參加紀念大會，並分三路去向市民宣傳。當天回校時，校方貼出布告，以學生無故罷課為由，宣布全體開除學籍。同學們氣極了，但她們不恐慌，不屈服，大家一商量，說：既然學校不要我們，我們不能賴在學校里，我們馬上搬出去。象下了戰斗命令一樣，她們立即整理行李，捆綁鋪蓋，抬箱子的，提雜件的，一瞬間，學校的操場上擺滿了她們的大包小裹、箱子行李。這時，學校當局反而著慌了，不準她們搬走。但校方的阻攔、哄騙、刁難、恫嚇，全都無用。經過十二天的斗爭，在家長和社會輿論的支持下，學校當局被迫收回成命，全體同學勝利回校。自從4月份諶志篤、鄧穎超等和被拘代表溝通了聯系後，他們在外邊加緊開展營救活動。他們組織「各界救國聯合會」和「學生聯合會」的活動分子和被捕代表的家屬經常去探望、慰問；發動群眾，廣泛宣傳，用社會輿論對反動當局提出譴責，施加壓力；積極准備提出公訴，要求公審；此外，還聘請全國有名的愛國律師劉崇佑先生為被捕代表辯護。劉先生幫助諶志篤、鄧穎超等熟習進行訴訟的知識、程序，進行合法斗爭。在劉先生的指導下，周恩來等4人在7月1日寫了一封申訴信。劉先生即根據周恩來等的申訴信，幾次親自從北京趕到天津，到獄中去向代表收集材料，積極進行辯護准備。在被拘代表同各界代表獄內外共同堅持斗爭下，在全國各地的有力聲援下，7月，反動當局被迫宣布公開審理這個案子。開庭審訊時，被拘代表大義凜然地據理駁斥，痛斥賣國政府的罪行，大講救國的道理，變審判廳為傳播愛國思想的講台。大律師劉崇佑先生也有力地為學生們辯護：愛國救國是合乎公理民意的壯舉，何罪之有？最後，反動法庭被迫宣布無罪釋放馬千里、馬駿、周恩來、郭隆真等二十多名被拘代表。天津各界人民慰問團隆重地迎接被釋代表凱旋迴歸。

聯合起來

「覺悟社」的社友又團聚在一起了，大家感到分外親切。無論監內獄外，他們都是經得起考驗的戰士。8月10日左右，他們召開年會總結一年多來天津愛國運動的經驗、教訓，認為只有把五四運動後在全國各地產生的大小進步團體聯合起來，採取共同行動，才能挽救中國的危亡，改造舊中國。他們決定到北京去請教李大釗。李大釗建議他們邀請北京的一些進步團體，如「少年中國學會」、「青年工讀互助團」、「曙光社」、「人道社」等共同開會座談，研討問題。8月16日，五個團體在北京陶然亭開了會。會上先由鄧穎超介紹了「覺悟社」的組織和一年來的活動情況。周恩來詳細闡述了「覺悟社」年會上提出的聯合改造的主張。李大釗鼓勵大家要有一個共同的「主義」，以便團結一致進行戰斗。會後成立了「改造聯合」，通過了《改造聯合宣言》和《約章》。《宣言》指出，「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應該「組織一個打破一切界限的聯合」，並提出「到民間去」的口號，建議「聯合」組織起來後，「切切實實做點事」。《約章》中列舉了亟需從事的工作，如宣傳工作、社會調查、平民教育以及工、農、婦女工作，以「實行社會的改造。」

1920年秋，周恩來、郭隆真、劉清揚等一批社員、同學，為了進一步探索拯民濟世的真理，陸續到巴黎公社的故鄉法國去勤工儉學了。他們在歐洲進一步研究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並且組織了中國少年共產黨。後來中央承認這些同志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在北京的鄧穎超等幾個社員，則開始走向社會。他們有的一邊工作，一邊根據《約章》的精神，在李大釗領導下，從事勞工、婦女、青年學生運動，到碼頭上，到工廠里，到農村去，開始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鄧穎超則到北京師大附小當教員。那時正提倡開放女禁，吸收女教員，鄧穎超便是這所小學吸收的第一名女教員。她努力工作，處事有方，在實踐中為男女平等、開放女禁樹立了一個榜樣。

C. 政法委和公、檢、法三個部門之間是什麼樣的關系

「公安、法院、檢察院三機關的相互關系」中指出：「公安、法院、檢察院都是國家專政的武器，互相之間有分工合作，也有制約，對一個案件處理得正確與否，三機關都要負責。公安機關捕人要經檢察機關批准，檢察機關起訴需由法院判決，對法院的判決檢察機關有權提出抗議，三機關都是國家司法體系中的一環。當然有時互相間是有矛盾的．如公安機關要捕某人，檢察院可以不批准；檢察院起訴，法院可以判決無罪；對法院的判決，當事人不服可以上訴，檢察機關也可以提出抗議。不過，這不是本質上的矛盾，而是工作上的正確與錯誤的矛盾。」「公安、法院、檢察院都是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國家機關，都是為打擊敵人、懲罰犯罪而工作，必須互相密切地合作，相互制約，以達到准確打擊敵人的目的。
「公、檢、法三機關的關系」中指出：「三個機關是在黨的領導下，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共同完成一個任務，就是打擊敵人，保護人民，就是從法制方面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這好比一個工廠的三個車間，三道工序。公安一道工序，檢察一道工序，法院一道工序。三個機關，一個任務，都是在黨的領導下，又是執行的同一個法律，一分為三，三合為一。不要講你大還是我大，你重要還是我重要，而是誰的意見對就尊重誰的意見。」
「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公、檢、法三機關是分工負責的三道工序，互相協作、配合、互相制約。同是一個案子，一個事實，一個法律，一個政策，一個黨的領導，為什麼不能協作配合，特別是協作共同弄清、核實犯罪事實、情節? 互相制約不是互相扯皮，而是為了更好地保證三機關都能正確地依法辦事。」
刑事司法機關之間的刑事法律關系是一種站在一條戰線上的一面關系，即所謂「公、檢、法一家人，辯護律師做僕人，擰成一股勁，共同斗敵人。」總體上看，缺少現代刑事訴訟關於司法權具有最高權威，對偵查權行使司法審查權的訴訟觀念。
執政黨對司法工作的絕對領導
我們公安機關歷來是密切依靠群眾，依靠黨委領導的。歷史上保衛工作曾犯過神秘化、孤立主義的錯誤，在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糾正了，以後一直是依靠群眾的。
「司法工作不僅要按方針、政策辦事，而且要按法律辦事」
法院審判時不管對什麼人，都要依照法律辦事，只要犯了法，就要依法判決。法院是集體領導制，審判委員會是一種民主集中的內部組織，除簡單的民事案件外，法院均採取合議制進行辦案。法院獨立進行審判活動是指其機關組織而言，而不是指審判員個人。同時這種獨立也只是相對的。法院要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委會負責並報告工作，下級法院要受上級法院的監督，還要受檢察院的監督，所以說法院並不是什麼特權機關。所謂獨立行使職權，是指法院只依照法律行使自己的審判權，依法判案也就是說法院的審判活動只服從於法律，不受其他干涉。
檢察機關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地方國家機關的干涉，這是為了保證法律在全國統一、正確地實施。檢察機關與法院不同。法院是選舉制，而檢察機關除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經選舉產生外，均為任命制；法院是合議制，而檢察機關是首長負責制。這種首長負責制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上實行的，我們強調了集體領導與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原則。檢察委員會是集體領導的組織形式，但它又是在檢察長的領導下討論研究有關檢察工作的重大問題的。當委員會與檢察長意見不一致時，由檢察長決定，但需將分歧意見報告上級檢察機關。
法院實行獨立審判制，檢察機關實行垂直領導制，不是不要黨的領導。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要堅持黨的領導。黨領導我們制定法律，黨也領導我們貫徹與執行法律，黨的領導並不影響獨立審判。檢察機關實行垂直領導，不受地方國家機關的干涉，但應堅持黨的領導，還要依靠人民群眾，走群眾路線，接受群眾的監督。黨的領導是為了保證檢察機關正確行使職權完成任務。因此要加強黨對公安、法院、檢察院三機關的領導，只有這樣才能把工作做好。
公安、檢察、法院三機關的工作關系是在黨的領導下，遵照憲法、刑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為了共同維護社會主義法制而在工作中實行分工協作和互相制約，以保證淮確地打擊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行為，保護人民。刑事訴訟法(草案)從程序方面規定了三機關的職權和工作關系。對刑事案件的偵查、拘留、預審，由公安機關負責。批准逮捕和檢察(包括偵查)、提起公訴，由檢察院負責。公安機關對檢察院的決定有不同意見，可以要求復議。案件的審判由法院負責，檢察院對法院判決不同意，可以提出抗訴。
「兩院獨立行使職權，這不是黃火青、江華同志要求的，也不是法院、檢察院哪個同志要求的，而是黨中央、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賦予他們的庄嚴的職責。這是很重的擔子。規定兩院獨立行使職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並不是新的東西，而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共中央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早在一九五四年制訂我國第一部憲法和法院組織法、檢察院組織法時就明確規定了的，是我們一貫的主張。」
「檢察院獨立行使職權，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不管你是什麼人，都要服從法律。在法律面前不承認任何人有任何特權。服從法律，就是服從黨中央的領導和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決定，也就是服從全國人民。它就是從法制方面保證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和國家的統一」
「黨委不批一般案件：是不是否定或者削弱黨的領導?不，決不是這樣。相反地，要加強黨委對公、檢、法的領導，特別要領導和支持兩院獨立行使職權，檢查、督促公、檢、法認真執行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嚴肅、正確執行法律，嚴格依法辦案、依法辦事，還要為公、檢、法特別是檢察院、法院配備足夠的政治上可靠、思想作風好、有工作能力的稱職的幹部，不能把一些不能勝任的幹部當做包袱推給公、檢、法。還有大量思想政治工作，也要黨委很好抓起來。總之，沒有黨委的領導，公、檢、法機關是不可能完成黨和國家交給他們的任務的。」
「司法獨立，還要不要黨的領導? 這是一個老問題。有人提出，法院獨立審判，只服從法律，任何機關、團體、個人不得干涉和施加影響。這樣講，還要不要受黨的領導?還要不要對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負責?公、檢、法互相制約，也是一種干涉，不允許嗎? 工、青、婦對審判發表一點意見，也是影響，這都不行?甚至審判員個人都要獨立，不受審判委員會、院長、庭長的領導．只能他一個人說了算，那怎麼行呢? 黨領導人民制定法律，黨也領導人民執行法律。政法機關是專政機關，掌握生殺大權，更要置於各級黨委的領導之下。如果不要黨的領導，或者自成系統，實行垂直領導，脫離行級黨委的領導，不緊緊依靠黨的領導，就不可能把工作做好，不可能勝利完成任務。特別是公安機關，什麼時候向黨委保密、封鎖，或者只向黨委反映片面情況，脫離黨委領導，就要出亂子。在這方面，中國、蘇聯的經驗教訓是不少的。」
在黨的領導下，專門機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是我們黨的傳統，有很豐富的經驗。群眾路線是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線。這就是說，我們做一切工作都要為了群眾，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否則．工作就做不好。」
「政法機關的任務是很繁重的，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必須純潔。政法隊伍要忠於黨、忠於社會主義，即忠於人民，忠於祖國。無論黨員、非黨員都要以這樣的標准來要求自己。」

D. 2013年五四青年節、三八婦女節加班有三倍工資嗎

按照法律規定，是應該支付3倍工資的

但現實中很難實現

以下案例是2008年的，當時法院就已經認同應該支付3倍工資的

供參考：

陸某系外來務工人員，2005年5月20日進入上海某服飾有限公司工作，雙方於同日簽訂勞動合同，約定陸某在裁剪輔助工崗位工作，2006年及2007年由於三八婦女節均在工作日，陸某正常上班。 2008年8月29日雙方就解除勞動關系發生爭議。
陸某即申請勞動仲裁，其中一項請求為補償2006年、2007年「三八」婦女節的加班工資60元以及25%的補償金15元；青浦區仲裁委員會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於部分公民放假有關工資問題的函》之規定：「在部分公民放假的節日期間，對參加社會或單位組織慶祝活動和照常工作的職工，單位應支付工資報酬，但不支付加班工資。如果該節日恰逢星期六、星期日，單位安排職工加班工作，則應當依法支付休息日的加班工資」駁回了陸某的該項仲裁請求。
陸某隨即起訴至法院，繼續主張該項請求，公司在法庭上辯稱，「三八」婦女節被告（上海某服飾有限公司，下同）單位放假半天，原告（陸某，下同）即使上班也不應支付加班工資」。
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法院經審理後認為：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根據考勤記錄記載，原告在2006年、2007年的「三八」婦女節均上班，根據有關規定，婦女在「三八」婦女節應可休息半日，被告應按300%的標准支付原告「三八」婦女節上班8小時的加班工資68.83元（扣除已支付的工資）。被告未及時支付原告「三八」婦女節的上班的加班工資，另應支付25%的補償金。現原告主張「三八」婦女節的加班費60元，於法無悖，，法院遂判決被告上海某服飾有限公司應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支付原告陸某2006年、2007年「三八」婦女節上班的加班工資60元以及25%的經濟補償金15元。

[案例評析]

本案中，仲裁委員會和法院做出了不同的判斷，其根本原因在於對部分公民法定假日的法律性質和法律適用存在理解上的偏差。本例其爭議焦點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

第一，三八婦女節是否屬於法定休假日。

所謂法定休假日，是指國家以法律或者法規的形式明確規定的公民應放假休息的節日。這也是國家以立法的方式保障勞動者休假權的具體體現。根據《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規定，部分公民放假的節日及紀念日：(一)婦女節(3月8日)，婦女放假半天。由於該辦法系國務院頒布的行政法規，故而其性質與全體公民放假的假日相同，均屬於「法定」的休假日。與全體公民放假的法定休假日相比，三八婦女節等特定公民放假的節日僅在適用對象（前者適用與全體公民，後者僅針對女職工）和補假處理上（前者在雙休日的應當補假，後者在雙休日的不再補假）存在差異。

第二，特殊公民法定休假日加班是否應支付三倍工資。
根據《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在法定休假日安排勞動者工作的，支付不低於工資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資報酬。由於三八婦女節屬於法定休假日，故按照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未放假而安排勞動者正常上班的，該半天工作時間應計算三倍勞動報酬。

E. 剛進法院，要一篇五四青年節的演講稿，1500字左右，明天之前回答

尊敬的各位領導、同事：
下午好！
五四精神歷久彌新，法院事業催人奮進。作為人民法院大家庭中的一員，我倍感光榮，也深知責任重大。我認為：弘揚五四精神，實現自我價值，就是要立足崗位，將身邊的每件小事扎扎實實地做好。 作為政治部的一名內勤，我的職責就是協助各位領導，按照院黨組的要求，管理並服務於每一名幹警和審判工作。政治部的工作性質本身具有一定的被動性，一般都是按照上級機關的部署和領導的要求開展相關的工作，抓好落實。這就導致我們的工作缺乏一定的主動性，而我作為一名內勤的工作就尤顯被動，事無巨細，都要落到實處。於是我考慮，能不能在今後的工作中，增加我們工作的能動性呢？ 來到政治部工作已經快一年半了，在此過程中我逐漸掌握了一些工作規律，我也經常思考：如何使我的工作更具有前瞻性呢？比如，每年四月份左右的兩院工作人員招考工作，每年四月和九月的兩次法官等級評定工作，每年年底的數據匯總工作。這些工作，我就可以提前向領導匯報，爭取在有空的時候就為領導准備一些相關的材料、做一些相關的前期工作，使日常工作做到井然有序。對於院領導和部領導交待的工作，在具體實施前，能不能再多想想，將每個細節想得更圍全、結果更圓滿，真正做範文網www.zuoyepai.com到充分領會精神、落實黨組和領導的決定和指示。總之，好事就要辦好，決不能因為自己的一句話或者是一個動作，導致大家對領導們的關愛毫不在意，甚至是不屑一顧。比如說院黨組為每位幹警發放的生日賀卡和慰問金這項工作。如果我是在這名幹警生日當天的下午再去送賀卡和慰問金，或者我是在幹警的生日已經過了幾天再去送，再或者我就是生硬地說一句：這是你的200塊錢；那勢必會違背院黨組開展這項工作的初衷，就不能將黨組的關愛落到實處，幹警就體會不到組織的溫暖。 細節決定成敗！正如我在競爭上崗時說的那樣：只要我將院黨組、部領導交辦的每一件小事都做好了，就能為法院的大事業添磚加瓦了

F. 中國法院人員可以配槍

.司法警察1
法警可以在必要的時候配.!
不過一般來說,法院沒那玩意1
有那種執行比較難的都會通知公安!
法院對這方面不專業.

G. 陪審制的中國的陪審制

最先的倡議者是清末的法律大臣沈家本，其在1906年的《大清民事刑事訴訟法》中擬定了實行陪審團制度的條文，但未及施行。
1927年，武漢國民政府在司法制度中提出建立參審制和陪審制方案，並於1929年頒布《反革命案件陪審暫行法》，目的在於鎮壓共產黨人和革命人士。該法於1931年廢止。
中國傳統法庭威嚴而神秘，普通百姓對其是敬而遠之。作為革命者，中國共產黨人希望徹底改變這種狀況，建設廣大人民自己的法庭，使普通民眾能親近和參與審判，讓人民群眾當家作主。人民陪審員就是這樣的制度設計。
早在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司法就局部實行了陪審制，聘請陪審員參與案件審判。1931年中央蘇區頒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裁判部暫行組織及裁判條例》。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法院在司法中沿襲了解放區司法的做法，在借鑒蘇聯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人民陪審員制度。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案件依照法律實行人民陪審制度」，為新中國實行人民陪審員制度奠定了憲法基礎。
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暫行組織條例》，其第6條規定：「為便於人民參與審判，人民法院應視案件性質，實行人民陪審制。陪審員對於陪審的案件，有協助調查、參與審理和提出意見之權」。首次在立法上明確了人民陪審員的權利和職責。
1953年3月，作為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黨組書記的彭真向毛澤東及中央作報告時指出：「在一審案件中，由群眾選舉公正的陪審員參與審判，不僅容易在較短的時間內把案情弄清，因而使案件容易得到正確處理，並且可以密切法院與群眾的聯系，使群眾切實感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增強群眾對國家的責任感。」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制定的《五四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均對實行人民陪審員制度作出了規定。除簡單的民事案件、輕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規定的案件外，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均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進行，新中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正式建立起來。（《五四憲法》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案件依照法律實行人民陪審員制度。陪審制度因此成為我國憲法的原則。《人民法院組織法》規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實行人民陪審員制度，但是，簡單的民事案件、輕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規定的案件除外。」）
解放前的人民陪審員都是臨時邀請的，五四憲法和法院組織法實施後，則多由選舉產生，1950年代陪審制在大多數基層法院得到實施。
文革中，公檢法被砸爛，人民陪審員制度也隨之被廢棄。
文革後，七八憲法和1979年制定的《人民法院組織法》、《刑事訴訟法》都規定了人民陪審員制度，各地通過選舉任命了一批新的人民陪審員。（1979年《刑事訴訟法》第105條第1款規定：「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審判一審案件，除自訴案件和其他輕微的刑事案件可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以外，應當由審判員一人，人民陪審員二人組成合議庭進行。」故這一時期陪審主要在刑事訴訟案件中。 ）
在一些專業性較強的案件中，陪審也得到了一定的運用。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法院在審理專利案件時可以邀請科研單位、生產部門的專家、學者擔任人民陪審員，直接參與專利審判工作。
1980—1990年代人民陪審員制度由於實施成本較高，陪審員不易找等因素，對法院庭審中陪審員的參審要求作了靈活規定。1982年3月制定的《民事訴訟法<試行>》第35條規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民事案件，由審判員、陪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或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
八二憲法不再把陪審製作為一項基本制度加以規定。1983年9月修訂後的《人民法院組織法》規定了陪審制的可選擇性。（註：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王漢斌解釋陪審制度為何沒有再被規定在憲法之中：「不少法院提出，第一審都要有陪審員參加，在實踐中有許多困難，特別是請有法律知識的陪審員困難很大，嚴重影響審判工作的進行，要求作比較靈活的規定。根據這種情況，民事訴訟法已規定，新憲法也已將原憲法中關於實行陪審制度的規定刪去。」）
1989年《行政訴訟法》、1991年《民事訴訟法》、1996年《刑事訴訟法》對陪審制均作出了靈活規定。由法院自主決定是否採用陪審制。
2000年以後，隨著司法為民理念的提出，人民司法的一些傳統理念和技術的價值被重新發現並得以貫徹執行。
2004年8月28日十屆全國人大十一次會議通過《關於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是建國以來我國關於人民陪審員制度的第一部單行法律，為推行人民陪審員制度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該決定已於2005年5月1日起實施。
此後，為保障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實施，2005年4月15日，財政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聯合發布《關於人民陪審員經費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
經各方努力，2005年全國共有45697名人民陪審員參與了164630件各類案件的審判，擴大了司法民主，增強了審判透明度。（據肖揚2006年《最高法院工作報告》）

H. 法院的印章圖案上面是五角星還是國徽啊

是國徽。

相關抄介紹：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對國徽的使用場合做出了詳細的規定。

應當刻有國徽圖案印章的機構包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

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專門人民法院，專門人民檢察院。

(8)法院五四活動擴展閱讀

1991年3月2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以法律的形式進一步規范了國徽的使用，該部法律已經於1991年3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41號公布，並於1991年10月1日起施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內容為五星、天安門、齒輪和谷穗，象徵中國人民自「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的誕生。

I. 五四運動的精神到底是什麼啊

五四運動是以學生為先鋒，以工人階級為主力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愛國民主運動，具有偉大意義和深遠影響。 第一，五四運動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政治運動，表現了中國人民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英勇斗爭精神和不屈不撓的斗爭意志。以此為後盾，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上採取了強硬態度和正義立場，拒絕和約簽字，開創了近現代中國外交史敢於抗爭的先例，同時則使皖系軍閥政府聲名狼藉，迅速由盛趨衰。 第二，五四運動又是一場偉大的文化運動和思相思想解放運動，它把新文化運動推向了以傳播馬克思主義為主流的新時期，同時開創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階段。五四以後，西方文化的各個方面，都在中國得到了傳播和移植，為現代中國培育了一代英才。運動中表現出的強烈不衰的愛國精神，貫穿始終的民主與科學理性精神，勇於進取的奮斗精神，為尋求中國出路而百折不回的執著追求精神，成為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形成巨大推動力量。 第三，在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積極投身到工人中間，宣傳馬列主義，組織工人群眾，從而促進了馬列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幹部上的准備。這場運動也對孫中山產生巨大影響，使他改變不重視、不發動群眾的觀念，促成了他對中華革命黨的改組。 第四，五四運動揭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雖然中國共產黨當時尚未誕生，但是已經有了一批贊成俄國革命的先進知識分子，一些人更直接充當了運動的組織者或指導者。運動期間，中國產業工人隊伍已有了發展和壯大，且在運動後期發揮了決定性作用，運動的內容和方向也在朝著反帝反封建的目標發展。這都表明舊民主主義革命正向新民主主義革命過渡。

J. 法院和檢察院上邊為什麼只掛國徽

國徽的懸掛。根據國徽法的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按下列規定懸掛國徽；人民法院、人內民法庭的法容庭內法台後上方正中處懸掛國徽；與法院其他建築相對獨立的審判法庭正門上方正中處懸掛國徽；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機關正門上方正中處懸掛國徽；人民法院的審判委員會會議室內適當處懸掛國徽。
調解室、接待室內不懸掛國徽。國徽直徑的通用尺度為：基層人民法院、人民法庭：60厘米；中級人民法院：60厘米；高級人民法院：80厘米；最高人民法院：100厘米。人民法院如遇特殊情況需懸掛非通用尺度國徽時，應按國徽法的規定上報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