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姚曉紅

㈠ 領導霸佔下屬的色膽是怎樣煉成的

這個故事（因文中皆是化名，真實性不得而知，且歸入故事一類），如果不是安上了「小老闆扳倒公安局長」的噱頭，實在是了無新意。
剛有過陝西西鄉糧食局局長曾是強奸犯的奇聞，早一點的有原寶雞市市長龐家鈺，霸佔他人妻子成性。
這類的流氓領導之多，讓人開罵的興趣都沒有了。而流氓領導的猖狂都有一個共同點——無不是拔出腐敗問題的蘿卜而帶出凌辱下屬的泥。
強奸犯局長是因救災糧摻假被雙規才露出不堪的老底，「拉鏈市長」也是栽在貪污腐敗案上。
這未免讓人心驚，如果豺狼領導只是好色，並不貪財，是不是就能將女職工的霸佔一直進行到底？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對浙江麗水、貴州習水的女中學生被性侵犯，社會在痛恨無良的壞人時，也曾為孩子的忍辱負重而嘆息。
可孩子們畢竟不懂事，或被小利所惑，或被邪惡所迫，不能勇敢地起來訴諸法律。而這些女職工被領導糟蹋時，都是成年了，又是什麼讓她們一次次壯大著領導的色膽？「捨不得媳婦套不著狼。」有一邊罵龐家鈺為「高衙內」，一邊又拿妻子的身體賭官位，這是無恥在上演；有害怕家醜外揚，「這事畢竟不光彩」而被迫隱忍公安局長的淫猥，這是懦弱在哭泣；有為保位置，深諳「官大一級壓死人」而裝聾作啞的，這是奴性在支配豬腦袋；而龐家鈺居然能一語雙關地羞辱人家，「你媳婦最近表現不錯，我很滿意……」這是權力在可怕地獰笑。
強奸犯局長將女工的未婚夫打跑時，「當年我們也告過他，但沒有人理會！」警花落入局長魔掌，其夫寄出幾十份舉報信，但都石沉大海。
這又是一種權力在為虎作悵！曾任山西絳縣法院副院長的姚曉紅，人稱「三盲」院長。姚案爆出時，山西大學的一位法學教授說，「姚的主要犯罪事實都出現在1986年到1998年期間。這段時間正是法制建設剛剛開始的時候，各項法律制度還不完善。」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曾認為，近些年來，隨著國家法制化的進步，各項監督制度都比前些年完善了。「舞女當法官、流氓提院長」的土壤早已不存在了（據瞭望東方周刊）。
現在看來，惡之花的土壤並未完全消失，雖然對姚曉紅之類的科級幹部，不必再由總書記親自過問才得以拿下，但我們不得不承認的現實是，對領導的作風問題，雖有黨紀國法，雖有三令五申，還沒有哪個是因獨獨這一條而中箭落馬的。
公安局長霸佔警花的故事中，其夫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因種種「機遇」中搜集到局長經濟問題的鐵證，才最終將流氓扳倒。
解救民女於虎口，要靠反腐來「曲線救風塵」，這不能不說是悲哀。
究其原因，不能不說在一些領導眼中，將男女問題當作隱私，或是個人事務看待有關。了不起敲敲邊鼓，說些「注意影響」之類不痛不癢的話,客觀上默許縱容了惡行。
家中妻女被領導玩弄，並非當事人的「家醜」，實是官場之惡，法律之恥，泛濫成災的公害。如果聽之任之，危害也是顯而易見的，領導既敢色膽包天，敢染指職工的「內人」，對那屬於姓公的公家財產，更會明目張膽侵佔。對此，有關方面任何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為民女作主，無異於幫凶共犯，應負連帶責任。
當事人也要勇敢與邪惡作斗爭，不怕捅破那層所謂「家醜」的窗戶紙才是。

㈡ 我國司法獨立的困境是什麼

1、司法機關與黨政機關的關系：

在我國，司法獨立是黨領導下的「獨立」，各級黨委及其政法委員會領導和協調公、檢、法工作的機制一直在運行，這在事實上形成了我國司法領域中「一個家長，三個孩子」的制度現實。雖然現在各級黨委、政法委審批案件的做法已大為減少，但一些「重要」案件的處理還是必須要向黨委或政法委請示或者接受其「過問」。

雖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是不能脫離黨的領導，無論是司法機關還是行政機關所有的領導幹部基本屬於黨的成員，因此其受黨的領導和管理是必然的問題。如此一來，司法機關是不可能脫離政黨對其的干預，無論是在有形還是無形，都不可避免的造成干擾。

2、司法機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

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檢察院在人、財、物的配置上受制於同級地方黨委和政府，這不僅包括司法機關的日常經費開支，更包括了司法機關的工作人員的工資、獎金等現實的開支，具體的數額和項目都是由地方政府自己預算的，缺乏獨立性，經濟保障不足且財政供應體制不順，有時難以避免手捧帽子向自己的當事人乞討的尷尬。

由於地方各級法院的人、財、物均掌握在地方，從而使得我國這樣一個統一的單一制國家，司法卻不能獨立於地方。我們的司法機關在人事、財政上嚴重地依賴於地方，地方法院和檢察院都同在一個地方政府制約下，檢察院的法律監督職能不能充分發揮作用，也不可能不受當地經濟利益的左右。辦金錢案、人情案，司法活動中的腐敗現象突出。

3、司法機關與人大的關系：

我國憲法在確立司法獨立原則時，沒有規定司法機關有權獨立於權力機關。我國憲法採用的是議行合一的政體，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全部國家權力由人民代表大會即權力機關行使，司法機關由國家權力機關依法產生，司法機關應該對權力機關負責，並接受其監督。

由於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未排除人大對法院審判活動的事前干預，現實中已出現了多起人大代表在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過程中進行「個案監督」的事例，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人大對司法的監督機制還有待完善，而且缺乏有效地制約。實踐證明，不講究黨的領導方式和人大監督機制的合理化，必然會影響司法獨立的實現。

4、公、檢、法之間的關系：

我國憲法和法律規定，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負有審判監督的職責。這種監督的方式和程度雖然受到法律的嚴格制約，而且目前看也有弱化趨勢，但畢竟與法院形成一種監督上的上位與下位關系。

而且就刑事案件辦理，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准確有效地執行法律。」要求人民法院與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在辦理刑事案件時「互相配合」，這種平等的配合制約關系，使得以審判至上為前提的司法獨立難以有效貫徹，很明顯與司法獨立的核心要求是不相吻合的。

㈢ 哪個歷史人物喜歡吃人奶

慈禧太後
慈禧太後是古今吃人奶級別最高的人物，她不僅吃人奶，而且用人奶熱敷，用於美容養顏。人奶為太後級別的人物所推崇，可以看出人奶的營養價值有多高了。
張蒼丞相
據《史記·張丞相列傳》載，「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蒼百餘歲而卒。」
張蒼丞相雖然是五短身材，但皮膚嫩白、細膩、光滑，因為這個還免了一場大禍，救了他的命。
他沒有別的嗜好，偏偏喜歡吃人奶，為此他養了一百多位女人當他的乳母，天天、每頓飯都靠吃人的乳汁生活，最後，他活了100多歲才去世，可見人奶的保健價值
汪精衛
傳說汪精衛也特別喜好喝人奶，能成為國民黨第一美男子，人奶是最大的功臣，據說每天的早餐，就有兩個奶母伺候飯桌前，汪美男子也不客氣，撩起衣服便吃起來，動作優雅而紳士，此早餐確實很有營養和美容功效的。
劉文彩
劉文彩，字星廷，屬豬，四川省大邑縣的安仁鎮人。中國舊社會著名大地主，家有田30多畝，兼營釀酒。少小無成。他殘酷剝削當地農民，搞得鄉鄰家破人亡。印象最深的是劉家的水牢，不知害死了多少勞苦大眾；還有就是劉文彩六十多歲了，強迫青年婦女給他喝人奶……
這是網路搜索出來的資料，但也是小時候聽老人最咬牙切齒地故事裡的主人公，最讓人痛恨的就是這個吃人奶的故事，雖然無從考證，但也說明了人奶是最有營養的補品，否則大地主不會冒著被後人唾棄的危險而去為之的。
姚曉紅
山西「活閻王」三盲(文盲、法盲、流氓）姚曉紅，原山西省絳縣法院副院長。1999年被判處無期徒刑，追繳貪污贓款15.75 萬元。這個貪官特別喜歡喝人奶，他經常命令命令手下人到處尋找人奶。有的年輕法官，妻子生了小孩，趕緊給孩子斷奶，以便省出妻子的奶水「孝敬」姚曉紅。
古今有很多嗜好人奶的人，這是很奢侈的事情，因此人奶比牛奶有營養的論據就有了。在牛奶將要退出餐桌的時候，我們不妨把人奶當成第一營養品。
人奶純天然、無污染、攜帶方便、隨吃隨吸、恆溫保鮮......寫到這里的時候，我偷偷看了眼媳婦高聳的胸部，使勁咽了口唾沫。兒子突然用手捂住了媽媽的奶子，惡狠狠地說：少打我的主意！你吃了我吃啥？！

㈣ 一）孟德斯鳩：社會與法的精神

（一）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關系

最早提出「和諧」一詞的是公元前6世紀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他認為「整個天是一個和諧」；而「和諧社會」 這一用語則是由19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首次提出的，他主張在未來的和諧社會中，通過由富人捐資組織的「試驗性」股份公司制協作社，把對抗性的資本主義社會改造成和諧社會。

而最早給法治界定內容的是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他「把一個以法律為基礎的國家假設為達到『善生活』的唯一可行的手段」，並認為「法治應該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當我們將法治不僅作為一種信仰、意識、觀念，而且成為一種思想方式、行為方式，甚至是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時，法治的「軟體系統」——信任和尊崇就建立起來了，這也是法治精神的內涵。

可見，和諧社會一直是人類所希望的理想社會，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和諧社會」不是絕對平均主義實現的社會，不是法律虛無主義橫行的社會，不是人格尊嚴和基本自由的個體消失的社會，它與法治精神有密切的關系：法治精神是和諧社會的基石、內在要求、努力方向和目標，是和諧社會特徵的有力保障，並服務於和諧社會的主要方面。「構建和諧社會就是構建法治社會」——這種一體化的聯系根源於他們具有共同的價值追求。

（二）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價值追求

1、公正

社會和諧的根本、法治精神的精髓都在於社會的公平正義，即公正。維護和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是構建和諧社會、建設法治國家最基本的原則。柏拉圖在《共和國》一書中指出，正義存在於社會有機體各個部分間的和諧關系之中。畢達哥拉斯也認為，不公正，就破壞了秩序，破壞了和諧，這就是最大的惡。盡管正義有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但歷代法學家仍保持著探索的狂熱；盡管法學家對正義有不同的表述和標准，但他們總是將正義觀念與作為規范大廈組成部分的規則、原則和標準的公正性與合理性聯系起來。就筆者而言，本人贊同約翰·羅爾斯的正義標准：（1）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享有的類似自由相一致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2）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將被安排得使人們能夠合理地期望它們對每個人都有利，並使它們所依系的地位與職務向所有的人都開放。所以，公正是和諧社會、法治精神追求的價值目標，是構建和諧社會和弘揚法治精神過程中進行制度安排和創新的重要依據，是任何文明社會的核心價值取向。

2、秩序

秩序與和諧有著緊密的關聯——秩序往往意味著起碼的和諧，而法律構建的初始動因起源於人們對秩序（安全）的強烈欲求。佛洛伊德指出，人類神經系統在節省能量與減少精神緊張方面的需求，解釋了人對於有序生活方式的先見取向。馬斯洛也指出，我們社會中的大多數成年者一般都傾向於安全、有序的、可預見的、合法的和組織的世界，這種世界是他所能依賴的，而且在他所傾向的這種世界裡，出乎意料的、難以控制的、混亂的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危險事情都不會發生。西方中世紀神學主義奧古斯丁承認：「無論天國還是地上之國，也無論社會還是個人，一個共同的目標是追求和平與秩序，以便獲得社會和個人的心靈安寧，法律正是維護和平與秩序的必要工具」。因此，秩序是社會和諧的基本要求，是法律產生的直接價值追求，就如同英國憲法學家韋德所認為的「法治理論的出發點就是秩序優於無政府主義」。

3、自由

無論從社會的變革歷史，還是從科技發展的進程，無不能看到人類追求解放和自由的需要。我們要建立的和諧社會必然包含著自由的價值目標，否則社會不可能有序，也就不會有和諧局面的產生，因為「要求自由的慾望乃是人類根深蒂固的一種慾望」。同時，整個法律和正義的哲學是以自由觀念為核心而建立起來的。約翰·洛克宣稱，「法律的目的並不是廢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護和擴大自由」。所以，一個追求和諧與法治的社會必然要充分彰顯公民的自由權利，限制政府的強權干預，保證人的能力不為壓制性的桎梏束縛，從而建立一種有益於盡量多的人的高度文明。

4、效率

和諧社會和法治精神對效率的需求根本上出於經濟的考慮。按照社會學的思維路徑，人們對某種價值追求的偏向總會打上時代的烙印，在「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今天，效率決定社會內部的穩定，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以及人與自然的長久和平共處，有限政府應當鼓勵市場主體通過提高效率減少外部不經濟效應，獲得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利用。法治從來都存在著對效率的嚮往：法治將社會主體之間重復博弈的行為固定，給人以穩定的預期，理性的經濟人基於這種預期進行選擇，就當然地節約社會成本、提高效率；法治要求及時的正義，尤其體現在司法上要及時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盡快確定財產歸屬並盡快使其進入流通領域。

總之，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基本價值內涵相同：直接宣揚公平正義，確立核心價值定位；要求誠信友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確立對秩序的基本價值追求；強調民主法治，滿足與生俱來的對自由的嚮往；要求充滿活力，更大程度上則是對效率的追求，以保證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所需要的物質條件。

（三）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價值平衡需求

社會科學從來都沒有停止思考「善社會」的問題，所以，絕大部分社會學家和法理學者關注社會控制所應追求的最高價值目標，應然的社會和實然的社會辯論從來未停止過。正義、公平、自由、效率、秩序（安全）、公共利益甚至服從自然或上帝的意志——所有這些和其他一些價值被不同時代的不同思想家宣稱為社會的最高價值。

實際上，在我們一直追求「善社會」的過程就是肯定公正所具有的基礎性價值。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每個時代都面臨著有一些社會控制的重大問題，而這些問題則需要最有才智的人運用智慧加以解決；思想家們試圖激勵他們同時代的人去關注他們各自時代所存在的某些尖銳且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社會制度不平等極為凸顯並引發威脅社會基礎的強烈不滿的時代，有洞見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價值目標會著重強調較多的平等；在遭到混亂和無政府主義危及的社會制度，必會期望秩序（安全）；在一個政治上專制主義的時代，人們則可能傾向於在政治控制所確定的限制范圍內或在無視這種限制的情形下強調社會價值中反專制主義因素——自由。

因此，在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基本價值平衡過程中，我們需要確立公平正義作為貫穿始終的價值目標；而對於秩序、自由、效率的價值平衡問題無法給予一個「一刀切」的等次排列，如前所述，必須針對具體時代、具體職能部門及具體事件來確定他們的次序。那麼，司法部門作為社會和諧的重要保證、法治精神的關鍵體現，公正處於當然的核心地位，依法有效保障公民自由的第二位價值追求當然對效率提出了要求。而當我們的司法體制能夠依法公正高效地保障公民自由時，秩序就水到渠成了。

二、我國司法體制的弊端

我國司法體制是根據我國現行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規定設置的，其司法體系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系統構成。在此所探討涉及的司法及司法體制，主要指我國專司審判的審判機關——人民法院和以法院為中心的司法體制。

1、司法權設置的地方化

我國憲法規定，地方人民法院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並對其負責。這樣一種憲政安排，決定了地方司法系統隸屬於地方的客觀屬性。雖然我國憲法又同時規定司法權的國家專有性和專屬性，但地方司法系統的人、財、物大權、生存和發展都掌握在地方手中，法院對行政機關實際上存在機構、人員和經費等依附關系。利益張力的存在使審判權非常可能成為地方政府博弈的對象，設在地方的國家審判機關成為地方的審判機關。在每個地方都有其特殊利益的情況下，佔主導性的行政機關必然要求行政、立法、司法等權力機構為維護地方利益而竭盡全力，這就為司法上的地方保護主義和司法活動的功利化提供溫床。

司法權作為一種運用法律這一機制來配置資源的專屬權力，其地方化設置會阻礙資源在全社會的自由流通、影響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利用，不利於統一有序市場的形成；會干預平常主體交易的自由，甚至為政府侵害公民的基本自由權利提供司法保護；會影響法制的統一實施，破壞司法權存在的最高價值——公正。而司法主動的功利化是對司法中立的嚴重挑戰，因為「假如司法者採取主動的行為，試圖積極的發現和解決社會中出現的或潛在的糾紛，必將自己捲入當事人之間利益沖突之中，難以保持公正的面目」。

2、法院管理的行政化

法律文化作為全世界共有的文明成果，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和規律，從國際通行的做法來看，為確保司法公正和司法獨立，不同法系的國家在架構以審判權為中心的司法體制時，共同遵循將司法權的行使與司法行政事物相分離的原則，從體制上保證司法權在行使過程中處於一種超脫、公允和中立的地位，有效避免行政權或其他權力對司法權的干擾。但我國的法院管理實際上是一種行政化管理模式。

第一、從法院與其他行政機關關繫上看，法院的人、財、物是由行政機關按照行政模式進行管理的。法院的管理人員和法官是依照統一的《公務員法》進行錄用、確定工資福利待遇和職級；法院的資金由地方行政機關撥付；法院的物資裝備必須由地方政府支持。這種與行政人員採取相同的管理模式無異於鼓勵司法者採取主動的行為——或介入糾紛之中，或與政府保持密切的關系，以追求「政績」、獲得晉升，確保「飯碗」甚至得到更豐厚的利益回報——不中立的法院和法官如何公正？

第二、從法院內部管理體制上看，法官職務的行政化、非程序的內部請示和批復制度、審判委員會對案件的決議職能、案件指標管理制度都嚴重違背審判權的「親歷性」規律。這種缺乏親歷性的審判必然會提高錯判率，造成案件不斷地請示、發回重審，嚴重影響「高效司法」的實現，浪費本就緊張的司法資源，限制財產流轉速度。而對於涉及到人身自由、生命權利的刑事案件，錯判對司法公正的打擊無疑是摧毀性的。即使他們最終被昭雪，但「遲來的正義即非正義」。

內外一致的行政化管理使法院不能獨立行使司法權，使法官不能根據自己的知識經驗對案件形成內心確信斷案，這就增加了干預司法的機會，而這種干預必然導致各種利益的較量——增加社會成本，降低辦案效率，阻礙公正的實現。

3、法官職業的大眾化

我國法官隊伍的成分非常復雜，不僅有專家學者型的精英法官，還有姚曉紅式的「三盲法官」。若干年前的法官選拔制度，無論什麼人，只要有一定關系都可以輕而易舉地調進法院，並名正言順地當法官。這種先天不足並沒有通過後天的培訓機製得到很大改觀，司法權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又將法官的精力和注意力引向功利化的東西上。無法想像，一個根本不懂法律這架精密儀器的人，怎麼會知道法治精神是何物，怎麼會生產出大眾迫切需求的公正、秩序、自由和效率？

這些司法體制弊端的存在與和諧社會要求的內容格格不入，與法治精神及和諧社會共同追求的價值目標南轅北轍。因此，重構我國司法體制勢在必行。

三、重構我國司法體制

面對背離法治精神的不和諧現象和行為，重構我國司法體制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選擇；同時，我們在構建司法體制的過程中，必須貫徹法治精神，符合其與和諧社會的價值追求。本文僅就司法體制中主要的具體制度構建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

（一）司法獨立，改變法院行政化管理模式。

司法獨立包括兩個層面的涵義：一是法院獨立審判，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二是法官獨立審判，不受其他法官的干涉。法官獨立居於核心和根本地位，對審判獨立或司法獨立起著決定性和支撐性的作用。

1、通過立法確立兩級產生體制，即全國人大產生最高法院和高級法院及其法官，經費由中央財政保障；省級人大產生中級和基層法院及其法官，經費由省級財政保障，同時規定中級以下法院經費保障標准，必要時中央可採取轉移支付的財政政策，避免各省法院和法官經費和待遇不均。

2、將其他機關、組織監督司法的程序明確化、法定化。首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司法必須堅持的，但黨的領導有一個科學領導的問題。實際上我們的法官堅持體現黨的意志、人民利益的法律，就是堅持黨的領導的過程。其次，雖然司法體制改革後，省級以下的人大將不產生法院和法官，但地方人大仍有監督的權力。該監督權不是個案監督，而是人大在行使監督權時必須有充分的證據請求產生該法官的人大通過訴訟程序行使彈劾權。

3、取消案件的審批簽發制度，確立主審法官或合議庭負責制。院長不需要為自己不辦理的案件負責。當責任具體明晰到個人時，迫使審理案件的法官不得不盡全力甚至利用他人的智慧謹慎細致地處理案件。

4、將審判委員會的決議職能轉變為法律咨詢職能。不僅可以避免審判委員會間接判案，避免權責不明、無法找到真正責任人，而且可以調動法官自覺提高自身素質的積極性。

5、取消請示和批復制度，確保二審終審和上訴制度的存在意義。司法裁判依據的是法律的規定以及法官的知識、經驗和良知，沒有理由認為同樣是法官，下級法院的法官就不如上級法院的法官。

6、單立《法官保障法》，對法官的人身、工資福利待遇、權利救濟等方面作明確的規定。司法無權威的極端表現是法官被毆打、法庭被沖擊，此類現象務必杜絕。

（二）法官職業精英化

構建精英化的法官職業是一個龐大繁雜的體系，除了制度設計避免精英法官庸俗化、功利化外，更重要的是司法主體的法律意識、現代社會的執法與司法意識、操守和品質等全面素質的提升，這又涉及到充分的物質、精神和人才准備。

1、建立完備的法律教育體系和豐富的法律教學內容。「教授法律知識的院校，除了對學生進行實體法規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礎訓練以外，還必須教導他們像法律工作者一樣去思考問題和掌握法律論證與推理的復雜藝術。」我們的法律教育必須培養學生的法治精神，將法律作為自己堅定的信仰，並堅持擔任法治有益的傳播者。同時健全法官職業培訓體系，完善法官繼續教育制度。例如，每名法官必須每年參加為期一個月的培訓，並有嚴格的考核制度，培訓的內容不應僅限於成文的法律制度、法學理論，還應包括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論理學甚至現代的一些尖端技術的介紹。因為「法學並不是社會科學中一個自足的獨立領域」

2、提高法官的待遇。在法官獨立審判後，對承受壓力的能力、法官素質、教育和再教育的要求必然會提升一定高度，這樣，從事法官職業意味著首先必須付出更多的勞動和支出更多的費用，依據成本和產出的關系，提高法官待遇是必然的選擇，也是吸引更多法律精英從事法官職業的必要物質保障。至於法官待遇的水平可以根據國家發展狀況，高於一般公務員的5—6倍。

3、精簡分流現有的法官，嚴格法官職業准入，規范法官選任程序，統一法官選任標准。針對法官隊伍大眾化的現實，按照「學歷+經驗」的標准，將一部分不符合任職標準的法官分流出去，按照合理的規模配置法官。然後通過考核，安排從事法官助理工作、司法輔助人員或司法行政人員。在法官職業准入方面，要進一步提高門檻——在法律精英競相進入法官職業時——是必然的。

4、確定準入和退出法官職業的年齡標准要科學。就像其他的法律不能為每個人量身定製，我們確定法官准入和退出的年齡標准也只能根據一般情況。這個標准同時應考慮到法官職業對經驗——「法律的生命不在於邏輯而在於經驗」的特殊要求。因此法官職業的准入年齡應為28-30歲，退出年齡一般應在70歲。

綜上，筆者就重構司法體制的具體制度提出以上看法，僅僅是司法體制大廈中某個房間甚至窗戶的建構，而要將我國的司法體制重構成一座弘揚法治精神、促進社會和諧、實現公正、秩序、自由、效率的理想城堡，不僅需要法律人不懈的努力，還需要具有改革的勇氣和決心，克服制度的溯及力量與惰性力量，為那些可能成為變革的無辜犧牲者帶來最低程度的損害。

作者：admin
出處：中國法院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