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波法院

⑴ 左衛民的科研成就

承擔過含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在內的多項國家級、省部級科研課題；獨立或合作出版了《價值與結構：刑事程序的雙重分析》等著作多部、在《法學研究》等刊物上發表文章逾百篇，其中30餘篇被《新華文摘》、《人大復印資料》等轉載或轉摘。 1、《價值與結構——刑事程序的雙重分析》，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法律出版社2003年再版；
2、《刑事訴訟的理念》（合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
3、《刑事程序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
4、《變遷與改革：法院制度現代化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0年；
5、《合議制度研究：兼論合議庭獨立審判》（合著），法律出版社2001年；
6、《在權利話語與權力技術之間：中國司法新思考》，法律出版社2002年；
7、《訴訟權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3年；
8、《最高法院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4年；
9、《簡易刑事程序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5年；
10、《中國刑事訴訟運行機制實證研究：以審前程序為重心(二)》（合著），法律出版社2009年。 1、《法院制度現代化與法院制度改革》；
2、《權利話語/實踐的艱難展開：1996年中國刑事訴訟法典修改的反思》；
3、《司法審判職能之分化：傳統型與現代型法院制度的比較研究》；
4、《背景與進路:法院制度現代化的宏觀考察》；
5、《法治社會中的法院功能》；
6、《公民訴訟權：憲法與司法保障研究》(左衛民、朱桐輝)；
7、《論民事程序選擇權》 (左衛民、謝鴻飛)；
8、《從合法到非法：刑訊逼供的語境分析》(左衛民、周洪波） 《法官的知識：一個導論》(左衛民、謝鴻飛)；
9、《法院的案卷製作：以民事判決書為中心》(左衛民、謝鴻飛)；
10、《後現代之法院形態：考察與反思》(左衛民、周長軍)；
11、《誰為主體如何正義》(左衛民、朱桐輝)；
12、《司法中的主題詞》(左衛民、謝鴻飛)；
13、《以人為本：司法改革的新理念》(左衛民、朱桐輝)；
14、《幽暗的事實與尷尬的法官》(左衛民、謝鴻飛)；
15、《證據制度國際性准則與中國刑事證據制度改革》(左衛民、劉濤)；
16、《傳媒與司法關系新探》(左衛民、湯火箭)。

⑵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達多少屬於犯罪

增值稅發票犯罪虛開行為研究

——鄭某、陳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

黃曉亮*

[裁判要旨]

鄭某於1994年3月起受雇於香港某電子有限公司，在未經任何工商注冊登記的情況下。，在北京某賓館設立了香港某電子有限公司北京辦事處。鄭某於1994年3月至1997年9月期間，以香港某電子有限公司北京辦事處的名義，對外負責開展該公司在內地的電子元器件銷售業務。在經營活動中，因需要給客戶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鄭某經他人介紹從朱某處相繼取得北京騰傑貿易有限責任公司、北京龍騰港億商貿有限公司、北京禮太科工貿有限公司等單位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共計為他人開具了銷項稅票238份，虛開稅額人民幣2337473.94元，抵扣稅款人民幣1912495.27元，後追繳損失人民幣17479.93元，造成實際損失人民幣1895015.34元。

1997年9月至1999年9月，鄭某、陳某分別以其兩人為法人代表，先後注冊成立了北京雄輝商貿有限公司、北京北創科技發展有限公司。鄭某、陳某在進行電子元器件銷售業務活動中，部分業務沿用原香港某電子有限公司北京辦事處的名義，並繼續使用朱某提供的北京騰傑貿易有限責任公司、北京龍騰港億商貿有限公司、北京禮太科工貿有限公司以及其他單位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共計為他人虛開銷項稅票592份，虛開稅額人民幣3612728.51元，抵扣稅款1881092.83元，後追繳人民幣970074.92元，造成實際損失人民幣911017.91元。

鄭某、陳某在經營雄輝公司、北創公司的過程中，由於一部分貨源沒有增值稅專用發票，鄭某、陳某使用其他公司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先後為自己的兩公司虛開進項票，作帳後進行抵扣，虛開進項稅票162份，虛開稅額人民幣2082857.27元，並全部予以抵扣稅款，造成實際損失人民幣2082857.27元。

綜上，鄭某、陳某在雄輝公司、北創公司的經營活動中，為他人、為自己共計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754份，虛開稅額人民幣5695585.78元，抵扣稅款人民幣3963950.1元，後追繳損失人民幣970074.92元，造成實際損失人民幣2993875.18元。

鄭某的辯護人認為，鄭某在1994年3月至1997年9月期間的經營行為屬於香港某電子公司指使下進行的活動，應該屬於該公司的經營活動，不是個人行為；而且，在經營中確實存在大量真實有效的經營活動，使用其他單位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不屬於虛開行為。

陳某的辯護人認為，陳某是在其公司的經營活動中進行上述行為的，應該屬於單位犯罪；在自己公司經營中確實存在真實業務活動，而且使用了本公司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陳某的行為都是在鄭某的指示下實施的，處於從屬地位，應該是從犯。

一審法院認為，鄭某原來以香港某電子有限公司北京辦事處的名義進行經營活動的時候，並沒有進行合法的工商注冊登記，不屬於合法的單位，不應該是單位犯罪；雖然是真實的經營活動，但是沒有合法的工商注冊登記，屬於非法經營活動，存在讓他人為自己和為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數額巨大，成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

陳某在北創公司的經營中，使用本公司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進行真實的經營活動不成立犯罪，但是作為公司的主管人員，存在著大量為他人和讓他認為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都數額巨大，已經成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

[爭議問題]

在本案中存在著如下的行為人犯罪行為：1.鄭某於1994年3月至1997年9月期間讓他人給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然後在以香港某電子有限公司北京辦事處的名義經營活動中開具給經營活動對方；2.鄭某和陳某在1997年9月至1999年9月期間經營雄輝公司和北創公司的過程中，部分業務沿用原香港某電子有限公司北京辦事處的名義，並繼續使用朱某提供的其他單位的增值稅專用發票；3.在1997年9月至1999年9月期間，鄭某、陳某由於一部分貨源沒有增值稅專用發票，使用其他公司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先後為自己的兩公司虛開進項票，作帳後進行抵扣。很明顯，行為人都進行了各種實際的經營活動，但行為人卻因為沒有權利或者沒有得到增值稅專用發票而使用了其他單位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對於這樣存在真實經營活動但無權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該如何定性呢？辯護人的意見認為不成立犯罪；而法院認為行為人的行為成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看來不無爭議。

[學理分析]

我國在1994年1月1日實行新稅制，增值稅專用發票和可以用於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成為計征增值稅的重要憑證以及抵扣稅款的直接依據。但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中也出現了大量有關增值稅和其他專用發票的犯罪活動，嚴重破壞了我國的稅收征管秩序和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國家在立法和司法方面加強了對發票犯罪的懲治和處罰。

一、虛開行為的現有認識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和可以用於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是隨著這些發票在我國市場經濟活動中廣泛應用而逐漸出現並日益猖獗的，因此，對虛開專用發票犯罪的客觀行為的闡明也與規制這些行為的行政法律法規的規定有著緊密地聯系。1993年9月30日國家稅務總局發布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使用管理規定》（試行）第2條禁止買取其他單位的專用發票，禁止使用其他人的專用發票，禁止向其他的單位提供專用發票。對於實踐中出現的為他人虛開、代開專用發票的犯罪行為，1994年6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頒布的《關於辦理偽造、倒賣、盜竊發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的規定》第2條規定按照1979年刑法中的投機倒把罪處理，尚未涉及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介紹他人虛開專用發票的行為。1995年10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頒布的《關於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決定》第1條規定了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指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是指有為他人虛開、為自己虛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之一的」情形。隨後，1996年10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指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下列行為屬於「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1）沒有貨物購銷或者沒有提供或接受應稅勞務而為他人、為自己、讓他人為自己、介紹他人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2）有貨物購銷或者提供或接受了應稅勞務但為他人、為自己、讓他人為自己、介紹他人開具數量或者金額不實的增值稅專用發票；（3）進行了實際經營活動，但讓他人為自己代開增值稅專用發票。

1997年刑法規定了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於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發票罪。這是一個選擇性罪名，根據其具體對象分別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和虛開用於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論罪。[1]此後，在各種關於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論述中，對「虛開」行為的界定都與1996年10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中規定的虛開行為保持了一致。但是，對於虛開行為本身的含義，則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認識：1．虛開行為是指行為人採取無中生有或者以少開多的手段，開具並無真實交易活動的專用發票。[2]2.虛開行為是指開具與其營業收入不相符合的發票，具體包括兩種情形：一是在沒有貨物購銷或者提供或接受應稅勞務的情況下開具空頭發票；二是雖有貨物購銷或者提供了或接受了應稅勞務，但卻開具了內容不實的發票。[3]顯然，第一種觀點並不全面，行為人除了開具並不存在的交易活動之外，還有開具高於或者低於實際交易活動款額的專用發票的行為，因此，第二種觀點現在成為通說。但是，問題在於行為人的資格問題並沒有在上述行為的闡述中得到比較詳細的說明。現實情況是行為人或者具備合法的納稅資格，或者不具備合法的納稅資格。

二、不同虛開行為的認定

實際上，為了為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不具備合法納稅資格的行為人獲得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方式有兩種：一是從他人購買或者借來；二是偽造或者以購買、詐騙、盜竊、借入的方式獲得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在現有認識中，把第一種情況稱為「讓他人為自己虛開」的行為，也是1997年刑法第205條第4款所明文規定的虛開增值稅等專用發票罪的行為之一。而根據1997年刑法第208條的規定，行為人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後虛開的，也屬於為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第一種情形中有兩種行為：讓他人為自己虛開，然後在經營活動中為他人虛開；第二種情形中也有兩種行為：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然後在經營活動中為他人虛開。顯然，行為人的目的就是為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以便能夠順利進行自己的經營活動，獲得經濟利益。因為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為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購買偽造的增值追專用發票的行為都被規定犯罪，因此，第一種情形和第二種情形都符合刑法理論上牽連犯的特徵。刑法第208條第2款明確規定，第二種情形要按照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處理，這里是按照目的行為——為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犯罪來定罪量刑的。但是，對於第一種情形來說，因為都屬於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談不上孰輕孰重，不能夠按照通常的牽連犯處理原則——從一重罪重處斷來處理。筆者認為，在這里，畢竟為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是目的行為，而讓他人給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實際上是讓他人為自己提供空白的其他單位或者個人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只不過是一種手段行為，最終還是要服務於目的行為，否則行為人不可能順利為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也不可能順利進行自己的經營活動。因此，這里其實應該按照為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犯罪行為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定罪，從重處罰。由此可見，1996年10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中所說的「進行了實際經營活動，但讓他人為自己代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實際上還是「為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的行為。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行為主體是否具有合法納稅資格並不重要，因為現實中行為人在具備合法納稅資格的情況下也有可能借用其他單位或者個人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然後再在實際經營活動中為他人虛開，兩種行為在成立犯罪的情況下的關系與上述對第一種情形的分析完全相同。對此，理論上存在爭論，有學者認為，虛開行為人應該是合法持票人；[4]而有的學者認為，實踐中持票人多為合法持票人，但法律上並無限制。[5]爭論的焦點仍然在於行為人是否為合法納稅資格主體。筆者贊同後一種觀點，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明確是否具備合法納稅資格並非毫無意義，很多情況下是無合法納稅資格主體的行為人在實際經營活動中先讓他人為給自己提供增值稅專用發票，然後虛開給別人。在進行了實際經營活動的情況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的實質在於行為人開具與進行了實際經營活動的單位或者個人不一致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即實際開票人與增值稅專用發票上開票人或者開票單位不一致。

對於盜竊、詐騙、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而又為他人虛開的情況下，同樣存在兩個犯罪行為並存的情形。刑法第211條明確規定，盜竊或者詐騙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要按照盜竊罪或者詐騙罪來處理，但是並沒有說明盜竊或者詐騙增值稅專用發票後為他人虛開的行為定性。同樣對於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刑法也沒有規定定性問題。現實生活中，行為人往往在盜竊、詐騙、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之後為他人或者為自己虛開，牟取經濟利益。因此，對這些行為的定性不能夠停留在盜竊、詐騙或者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的階段上。在行為人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為目的盜竊、詐騙或者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情況下，行為人的目的行為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盜竊、詐騙、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僅僅是手段行為或者方法行為，最終還要服務於虛開行為。因此，這里符合牽連犯的特徵。就犯罪輕重來說，刑法第206條、第264條、第266條規定的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盜竊罪、詐騙罪的刑罰有三個幅度：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關於死刑的刑罰規定並不在上述行為涉及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情況下適用。而刑法第205條第1款、第3款除了規定與上述三種犯罪相同的自由刑幅度之外，還規定了二個幅度的罰金刑：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對於有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騙取國家巨額退稅的情況下，還有可能判處無期徒刑和死刑，並處沒收財產。因此，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比較之下是重罪。這樣情況下，盜竊、詐騙、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之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應該按照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定罪，從重處罰。對此，有的學者則認為「為他人虛開」包括「為他人虛開的犯罪分子自己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或通過盜竊、欺騙、搶劫、非法購買等手段獲得增值專用發票，然後為他人虛開」。[6]這里的分析有兩個問題：一是搶劫的情況下仍然屬於牽連犯，但是較重的犯罪是搶劫罪，因為刑法第263條中對搶劫罪僅僅規定了兩個刑罰幅度：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即便是行為人在搶劫之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無論是否「騙取國家稅款，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給國家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都可以適用刑法第263條搶劫罪的規定定罪處罰。因而上述學者的論述並不妥當。二是除了以盜竊、詐騙方法外，行為人還以搶劫、搶奪或者敲詐勒索、侵佔、職務侵佔等方式獲取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如果出現了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情形，自然可以按照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來處理，但是如果並沒有虛開，甚至還出現了毀壞他人或者其他單位的增值稅專用發票，能否按照刑法規定第五章的侵犯財產罪來處理呢？根據刑法第210條的規定，盜竊、詐騙的情形自然可以成立盜竊罪、詐騙罪，但是對於其他的情形則沒有規定。尤其是在行為人侵犯增值稅專用發票之後並不虛開的情況下，是根據侵犯行為定罪處罰，還是按照破壞生產經營罪處理呢？如果按照侵犯行為定罪，如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敲詐勒索罪來處理，具體的犯罪數額又該如何認定呢？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若干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五條列出各種特殊物品中並不包含增值稅專用發票，又不能按照有價支付憑證、有價證券、有價票證的規定處理。筆者認為，根據體系解釋的原理，應該和刑法第210條的規定保持一致，按照具體的侵犯行為性質來認定犯罪的性質，例如，侵佔罪、職務侵佔罪等。但問題在於如何確定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財產性質，即如何確定犯罪中的具體數額，因為刑法或者司法解釋並沒有明文的規定。在這里，應該區分兩種情況：1.犯罪對象是空白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對此，可以按照增值稅本身的購買價格來認定犯罪數額；2.犯罪對象是填寫了一定交易金額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對此，因為增值稅專用發票可以用於抵扣稅款，而且已經使用過了，原來的購買價格沒有意義，可以按照抵扣稅款的數額來認定犯罪數額。之所以不能夠按照破壞生產經營罪來處理，是因為盡管行為人將被害人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占為己有，暫時性地妨害了被害人的經營活動，但是並沒達到完全破壞生產經營的程度，被害人可以重新向稅務部門申領增值稅專用發票，從主觀上說，行為人可能主觀上並不具備破壞他人生產經營的目的，而具有非法佔有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目的，比較符合佔有型侵犯財產罪的犯罪構成條件。

關於「為他人虛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介紹他人虛開」中「他人」的理解，這還關繫到虛開行為中不同行為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首先，「為他人虛開」和「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之間有對向關系，在雙方在主觀上都明知的情況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必然會涉及到「為他人虛開」，當然，反過來則未必成立，因為在為他人虛開時，接受者不一定知道自己接受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是他人虛開的——實際開票人與票面開票人不一致或者票面交易數額不符合實際等等。從「他人」的法律地位看，「他人」可能是社會組織，也可能是公民個人。在雙方主觀上都明知的情況下，他們的行為其是在本質上一樣——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那麼能否成立共同犯罪呢？對此，早有學者指出，是可以成立共同犯罪的，[7]因為他們雙方彼此互為「他人」，在主觀上具有相同的犯罪故意，在客觀上實施的是法律禁止的相同的犯罪行為。但是，也有學者指出，如果「為他人虛開」或者「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中的行為人指向的對象不具有穩定性，是不確定的多數人，那麼之間的對向關系可能無法建立，就應該按照各自的行為定罪處罰，但是，這種觀點反對上述行為對向關系成立的可能性，認為沒有必要按照共同犯罪來處理。筆者認為，有的情況下，比如，行為雙方有穩定地對向關系——本案中鄭某和朱某之間即使如此——，那麼就完全符合刑法中關於共同犯罪的規定，有必要按照共同犯罪來處理，否則違法了罪刑法定的原則。當然，如果行為人之間確實不存在穩定的對向關系，那麼自然不能夠按照共同犯罪來處理，因此，上述第一種觀點還是可以接受的。其次，關於「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與其他兩種行為之間的關系。行為人介紹甲給乙虛開增值稅時，和甲、乙在主觀上有著相同內容的故意認識，不僅違法性認識相同，而且都認識到特定的行為對象，在實施了介紹行為之後還存在著具有相同法律本質（虛開增值稅轉用發票）的犯罪行為，完全符合共同犯罪的規定，可是，刑法第205條卻將之單獨規定為一種虛開增值稅轉用發票的實行行為。但是，刑法也沒有禁止在這樣情形下按照共同犯罪處理。這完全不同於刑法第392條規定的「介紹賄賂罪」，後者單獨成為一種犯罪罪名，是不可能按照共同犯罪的規定進行處理的。因此，對於介紹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人完全可以按照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共同犯罪處理，而不必單獨定罪處罰。「為他人虛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介紹他人虛開」三種行為均具備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法律本質，而且有可能成立共同犯罪，這樣就決定了一般犯罪主體和特殊犯罪主體之間完全可以成立共同犯罪，不存在犯罪定性的疑難問題，因此，有學者專門研究其中的特殊犯罪主體和一般犯罪主體共同犯罪，[8]似乎沒有太大的必要。

三、犯罪行為人犯罪事實的分析

在本案中，鄭某的虛開行為有：（1）1994年3月至1997年9月期間讓他人給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然後在以香港某電子有限公司北京辦事處的名義經營活動中開具給經營活動對方；（2）在1997年9月至1999年9月期間經營雄輝公司過程中，部分業務沿用原香港某電子有限公司北京辦事處的名義，並繼續使用朱某提供的其他單位的增值稅專用發票；（3）在1997年9月至1999年9月期間，鄭某由於一部分貨源沒有增值稅專用發票，使用其他公司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先後為自己的兩公司虛開進項票，作帳後進行抵扣。而陳某主要參與了上述後兩個行為，在犯罪活動中同樣是實行行為人。因此，鄭某和陳某在上述後兩個犯罪活動中是共同實行犯，二人僅僅是簡單的共同犯罪，並沒有主從犯的區分，這一點在上述法院的判決書中有正確的反映。

鄭某和陳某的行為在法律本質上當然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但是，法院判決書中並沒有指明他們行為所屬的類型。從案情可以看出，鄭某和陳某的行為都是屬於具有真實經營活動，讓他人代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只不過所謂的代開，實際上是朱某提供給鄭某和陳某其他單位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然後鄭某和陳某利用這些發票在自己的經營活動中為他人開具。因此，朱某的行為還不能說是嚴格的「為他人虛開」，僅僅是提供空白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然後鄭某和陳某在自己經營活動中給自己的經營對象開具。由此可見，鄭某和陳某的實行行為就是在沒有合法納稅資格和使用增值稅專用發票資格的情況下利用他人提供給自己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為自己的經營對象開具與發票合法持有單位不一致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這種行為實際就是刑法第205條第4款規定的「為他人虛開」，而不是嚴格的「讓他人為自己虛開」。法院判決書中對鄭某在香港某電子有限公司所謂北京辦事處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定性是准確的，但對於鄭某、陳某在具備合法納稅資格主體的身份之下實施的相同行為卻認為是「為他人虛開」和「讓他人為自己虛開」，顯然前後不一致。筆者認為，其實行為人是否具備納稅資格和發票使用資格在這里並不重要，行為都表現為利用他人非法提供的空白增值稅專用發票為自己的經營對象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合法使用人和開具人不真實一致的增值稅轉用發票，應該也是「為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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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刑法專業博士研究生。

[1] 參見馬克昌主編：《經濟犯罪新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47頁。

[2] 參見吳亞榮主編：《中國稅收犯罪通論》，中國稅務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頁。

[3] 參見馬克昌主編：《經濟犯罪新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49頁。

[4] 參見鄧又天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釋義與司法適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頁。

[5] 參見馬克昌主編：《經濟犯罪新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50頁。

[6] 周洪波主編：《稅收犯罪疑難問題司法對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頁。

[7] 參見趙秉志主編：《中國特別刑法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04頁。

[8] 參見周洪波主編：《稅收犯罪疑難問題司法對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頁。

⑶ 勞務公司是什麼

勞務公司是指根據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向社會招收一些具有勞動能力，並符合市場需求條件的人員作為該公司的勞務人員，然後再把這些勞務人員轉租或派遣給其它的的用人單位，從中獲取勞動力差價的企業。

(3)周洪波法院擴展閱讀

勞務公司是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和發展的基礎上出現的新的事物，以前我國的用工制度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和單位的用工受到勞動部門嚴格的控制，一切的勞務用工都必須經過勞動部門的批准，否則，用人單位無法得到勞動部門核準的工資總額，無法向勞動人員發放工資。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企業所有制的改革的深入，帶了大量富餘勞動力，即大量的下崗、待崗人員，以及農村富餘勞動力不斷地湧向城市，形成了一個廣大的勞動力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