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疇違紀違法官員典型案例

1. 申會的違法違紀事件

今年4月27日，山西省晉城市政協副主席、沁水縣縣委原書記申會，沁水縣政協主席、嘉豐鎮黨委原書記馬劉勤同日被雙規，這讓一直聯名舉報沁和能源集團公司董事長呂中樓侵吞巨額國資的沁水縣39名老黨員拍手稱快。在接受采訪時，黨員代表說：「雙規這兩名官員，讓我們看到了黨和政府反腐的決心，我們相信黨和政府一定能夠順藤摸瓜，揪出『三礦一站』改制過程中侵吞巨額國資的沁水罪人！」
在39名老黨員的舉報材料中，一直指證沁和能源集團公司董事長呂中樓在10年前勾結時任沁水縣縣委書記申會和嘉豐鎮黨委書記馬劉勤，利用永紅、永安、侯村煤礦和嘉豐煤炭集運站這「三礦一站」改制的機會，惡意侵吞國有資產達800億元。「雖然從2005年開始就有人持之以恆地舉報申會、馬劉勤和呂中樓，但是直到今年，申會和馬劉勤才被雙規，而呂中樓一直逍遙法外。」黨員代表說。
盡管山西省紀委方面並沒有透露雙規申會和馬劉勤的原因，但是民間一直有消息說，他們二人被雙規，與當年「三礦一站」改制有非常密切的關系。或許，這可以表明，在10年前的「三礦一站」改制中「巨額國有資產流失」的傳言並非是人為杜撰。那麼，「三礦一站」改制的參與者和最大受益者呂中樓自然難逃干係。
這位舉報了呂中樓的黨員代表義憤填膺地說：「『三礦一站』改制，首先是惡意低估價值，然後將5億元的國資作價1250萬元入股沁和能源公司，然後呂中樓再強行清退職工的股份……這種種行為都可以表明，這是『官煤勾結』侵吞國有資產的典型案例。現在，一直和呂中樓緊密勾結的申會和馬劉勤這兩名貪官被雙規，讓我們看到了黨和政府深挖徹查的決心，也讓我們看到了奪回國有資產的希望。我們衷心盼望黨和政府能夠順藤摸瓜，揪住侵吞800億元國有資產的罪人，將那些道貌岸然的所謂『儒商』繩之以法，把那些被侵吞的國有資產還給國家，還給人民。同時，我們也盼望這件事的嚴肅處理能夠給那些勾結在一起的官商敲響警鍾，千萬不要視法律和人民的意願不顧，黨和政府一定會清算你們的罪行的！」
7月31日下午，省紀委監察廳召開新聞發布會，對今年上半年全省紀檢監察機關查辦案件情況和部分典型案件處理情況進行通報。上半年，全省處分違紀黨員幹部4314人，其中市廳級幹部6人，縣處級幹部119人。其中，決定給予晉城市原政協副主席申會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澤州縣縣長常廣智涉嫌嚴重違紀問題被省紀委監察廳立案調查；晉城市物價局原局長謝保國涉嫌嚴重違紀問題被市紀委立案調查。
今年以來，全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按照中央紀委監察部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和要求，把查辦案件工作放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突出位置，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堅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懲」，始終保持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嚴肅查辦了一批違反「八項規定」和嚴重違紀違法案件，維護了黨紀國法的尊嚴，純潔了黨員幹部隊伍，為全省轉型跨越發展提供了堅強的政治和紀律保障。
據統計，今年1—6月，全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共受理群眾舉報15689件（次），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9.06%；初核案件線索3837件，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22.2%；立查案件3981件，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14.8%；結案3895件，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13.3%；處分違紀黨員幹部4314人，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7.13%，其中市廳級幹部6人，縣處級幹部119人。
發布會上，重點通報了已經查處的11起典型案件，其中包括晉城市原政協副主席申會。具體處理情況如下：晉城市原政協副主席申會在擔任沁水縣縣長、縣委書記、晉城市政協副主席期間，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他人賄賂人民幣310.3萬元、美元1.5萬元、500克金條一根、售價49.14萬元房產一套；收受他人禮金15.9萬元；生活腐化、道德敗壞，包養情婦並生育一女。經研究批准，決定給予申會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對其涉嫌犯罪的問題，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2. 10個老虎被中紀委點名，他們都存在哪些違規違法行為

24名中管幹部被查，十個老虎落網。在2013年1月22日，18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有這樣一句話深入人心：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這句話是對反腐的零容忍。中央採取了常規巡視和專項巡視的方式，對多個地區和單位進行監督檢查。暴露出了不少腐敗官員。有很多高級官員都被打擊落馬了。以上的幾只老虎所涉及的犯罪都是典型案例。如果不及時抓出他們並且實施懲罰，就會對黨的建設還有社會發展極度不利，大家都知道黨員是中國工人階級，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些人的行為與我們黨宗旨是相違背的。希望國家機關的所有工作人員能夠以此為鑒，千萬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不要被利益蒙蔽雙眼。

3. 發改委劉振秋案是領導幹部權利案的典型案例嗎

是典型案例。

4. 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對各級各部門官員倒查20年的消息是真的嗎

是真的。據統計，2020年12月，中央級黨和國家機關、國有企業和金融幹部中，受到紀律審查和監督調查的有9人，受到黨紀政府處分2人。此外，本月還查處了46名省級管理幹部。2020年全年共審查查處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的中層管理幹部18人，其中省、自治區、直轄市代表11人。還有14名被查處的中央管理幹部受到黨紀政務處分，其中6人受賄1億元以上。拓展資料：1、元旦、春節是整頓「四風」的關鍵節點。節假日舉報曝光典型案例，督促黨員幹部拉緊廉潔從業已成為常態。據統計，2020年12月下旬以來，中央紀委國家監察委員會和各省、自治區、副省級城市紀委監察委員會共通報曝光違反八項規定的典型精神問題192個。中央政府規定，其中涉及享樂和奢侈的173件，占通報問題總數的90%。2、如果您不保留小部分，則會丟失大部分。統計數據顯示，在上述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的典型精神問題中，非法收寄貴重物品、禮品、非法吃喝、非法支付補貼或福利問題占很大比例，其次是公費旅遊、非法接受經營服務對象旅遊活動安排、非法安排婚喪嫁娶等。3、這些反復頻發的「節日病」，要求廣大黨員幹部拉緊廉潔弦，切實知敬畏、防懼、守底線。大年初一前夕，中央紀委還印發了《關於做好2021年元旦、春節期間整頓紀律紀律工作的通知》，引導黨員幹部自覺抵制「四個精神」，率先轉變作風、創新作風。4、2020年，能源行業將重點反腐，「煤炭」成為關鍵詞。 2020年12月4日，內蒙古自治區紀委監委發布消息稱，原國土資源廳黨組書記、廳長白盾等5名部門官員被一次性免職。自治區黨委副書記、總經理蘇力列格、內蒙古礦業（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總經理蘇里萊格表示，截至目前，內蒙古自治區已有500多名幹部投身煤炭領域。5、2020年，內蒙古自治區紀委監委多次以「n條連續留言」的形式向官員通報被檢查情況。重要背景是，2020年3月以來，內蒙古自治區組織12個檢查組對煤炭領域進行重點檢查，「抓重點人員、抓重點、抓重點」，回溯20年，明確提出「 2000年以來全區煤炭資源開發利用的全方位視角咨詢」。此後，與煤炭有關的國有企業和黨政部門的官員被發現涉及煤炭腐敗。

5. 違憲審查的典型案例

經過六年的反對英國的獨立戰爭，美國終於在1783年贏得了獨立。但美利堅共和國的正式建立卻是在1787年美國聯邦憲法被各州批准以後。1789年4月，聯邦政府成立，獨立戰爭領導人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被推選為第一任美國總統。 建國後不久美國國內就因利益不同和政見分歧，出現了聯邦黨（federalists）與反聯邦黨（antifederalist）的民主共和黨（democratic republicans）兩大陣營。大體而言，聯邦黨人主張加強聯邦政府的權力，反對法國大革命，而民主共和黨人則主張維護各州的自主地位，對外同情法國大革命。美國憲法雖然將聯邦許可權明文列舉於憲法，並將未列舉的剩餘權力則歸屬於各州，但是由於美國憲法相當簡練，解釋的彈性很大，因此誰擁有對憲法的解釋權，誰就可以在政治斗爭中處於有利的地位。
18世紀末19世紀初，美國的政黨和選舉政治還不成熟，總統和副總統混在一起選舉，得選舉人票最多的為總統，其次為副總統。於是，聯邦黨人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繼喬治·華盛頓之後成為美國第二任總統，而民主共和黨人托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則成為他的副總統。在其第一屆任期即將期滿的1800年7月，亞當斯任命他的聯邦黨人朋友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 為國務卿，協助他競選連任。
在1800年美國的總統選舉中，亞當斯只得了65張選舉人票，而民主共和黨的候選人傑弗遜和艾倫·伯爾（Aron Burr），卻各得了73張選舉人票。根據當時的規定，由各州在眾議院以州為單位（一票），投票選擇傑弗遜和伯爾兩人中的一位為總統另一位為副總統。由於聯邦黨人寧可把票投給腐敗無能的政客伯爾，也不願選擇在他們看來支持法國大革命的危險的激進派。於是，傑弗遜只得了18個州中8票，未能超過半數。在一個星期內，眾議院一共進行了35次無記名投票，結果都是如此。這時，聯邦黨人的領導人、傑弗遜的政敵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 督促他所能影響的聯邦黨人，讓他們控制的幾各州投了空白票，從而使傑弗遜以微弱多數當選。 因為在漢密爾頓看來，傑弗遜至少是正人君子，而伯爾則是沒有原則性的投機政客。這時已是1801年2月17日，離總統就職只剩下了兩周。
在同時舉行的國會選舉中，聯邦黨也遭受重大的失敗。這樣，他們不但失去了總統的寶座，同時也失去了國會的控制權，於是，聯邦黨人就把希望寄託於聯邦司法部門，藉以維持他們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影響。乘著新總統上台和新國會召開之前，國會中的聯邦黨人在1801年2月13日通過了《1801年司法條例》（The Judiciary Act）, 增設了5個聯邦地區法院和3個聯邦巡迴法院，由此增加16個聯邦法官的職位。1801年2月27月，國會又通過一項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rganic Act），授權總統可以任命特區內共42名任期5年的治安法官（Justices of Peace）。這樣一來，亞當斯就可以在新總統上台之前，任命他的聯邦黨人來可擔任這58新增的法官職位。為此，亞當斯忙乎了半個月，直到卸任前一天（1801年3月3日）午夜才結束所有58個法官的任命程序，與此同時，國務卿馬歇爾則在所有星夜法官的委任狀（commission）上蓋上國璽。人們因此把這批法官稱為星夜法官（midnight judges）。
在此之前的1801年1月20日，亞當斯總統還作出了驚人的舉動，任命國務卿馬歇爾擔任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1月27日，經參議院同意後，馬歇爾於2月4日正式到職赴任。但是，馬歇爾此時並末辭去國務卿的職務，只是不支領國務卿的俸祿，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801年3月3日亞當斯總統任期屆滿為止。因為當時正是新舊總統交接的之際，馬歇爾一面要向新國務卿交接，一面又要以首席大法官的身份主持新總統的宣誓就職儀式，忙得暈頭轉向，竟然來不及把由他親自蓋章的17份委任狀送到所委任的星夜法官之手。
新總統傑弗遜對聯邦黨人的這些陰謀詭計深惡痛絕。他在1801年3月4日上任後，得知有17份治安法官的委任狀仍滯留在國務院，便立即指他示他的國務卿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son）扣發這些委任狀，並示意麥迪遜將這些委任狀 如同辦公室的廢紙、垃圾一樣處理掉 。接著，民主共和黨人控制的新國會通過新的立法，在1802年3月8日廢除了《司法條例》，進而也就砸了21個聯邦法院星夜法官的飯碗。不過，新國會沒有撤銷有關治安法官的《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為了防止被免職的星夜法官向最高法院控告新國會的作法，新國會還進一步以重新安排最高法院開庭日期的辦法，暫時關閉了最高法院，改一年兩次開庭為一次開庭，從而使最高法院在1801年12月~1803年2月關閉了長達14個月之久。當最高法院再次開庭時，已經是1803年2月了。
但這一作法仍不能阻止聯邦黨人利用最高法院對民主共和黨人進行反擊。最高法院剛開庭，未拿到委任狀的治安法官威廉·馬伯里（William Marbury）與另外三個同樣情形的星夜法官便跑到最高法院起訴麥迪遜，要最高法院下狀紙（ writ of mandamus）命令麥迪遜交出委任狀，以便走馬上任。他們起訴的根據是《1789年司法條例》（Judiciary Act of 1789）第13條的規定：聯邦最高法院在法律原則和習慣所容許的范圍內，有權向聯邦政府現職官員下達命令，命其履行其法定義務 。這正是馬歇爾求之不得的機會，他立即受理了此案。這就是著名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
不過，如何處理這個案子，對馬歇爾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如果他支持馬伯里，下令麥迪遜發出委任狀，麥迪遜極可能拒絕執行，而法院並沒有任何手段來執行這一判決。如果他不支持馬伯里，這無疑是向世人表明聯邦黨人已向民主共和黨人屈服。在冥思苦想之後，馬歇爾和他的最高法院的夥伴終於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經過一番精心准備，1803年2月24日，馬歇爾宣布了最高法院的判決，馬歇爾後來把它稱為其法官生涯中最明智的決定。在代表最高法院宣讀判詞 時，馬歇爾首先提出了三個問題：
第一， 申訴人馬伯里是否有權得到他所要求的委任狀？
第二， 如果他有這個權利而且這一權利受到侵犯時，政府是否應該為他提供補救的辦法？
第三， 如果政府應該為申訴人提供補救的辦法，是否是該由最高法院來下達強制執行令，要麥迪遜將委任狀派發給馬伯里？
馬歇爾明確表示，對第一個問題：本院認為，委任狀一經總統簽署，任命即為作出；一經國務卿加蓋合眾國國璽，委任狀即為完成。
既然馬伯里先生的委任狀已由總統簽署，並且由國務卿加蓋了國璽，那麼，他就已經被任命了；因為創設該職位的法律賦予該官員任職5年，不受行政機關干預的權利，所以，這項任命是不可撤銷的，而且賦予該官員各項法律上的權利，這些權利受他的國家的法律的保護。
因此，拒發他的委任狀，在本法院看來，不是法律所授權的行為，而是侵犯了所賦予的法律權利。
對第二個問題，馬歇爾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他論證說： 每個人受到侵害時，都有權要求法律的保護。政府的一個首要責任就是提供這種保護。合眾國政府被宣稱為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如果它的法律對於侵犯所賦予的法律權利不提供補救，它當然就不值得這個高尚的稱號。 他甚至上綱上線地說：如果要去除我們國家法律制度的這個恥辱，就必須從本案的特殊性上做起。 因此，我們有責任查明：在我們的社會是否有人免於法律調查，或者受傷害一方被拒絕給予法律補救。也就是說，國務卿麥迪遜不得剝奪馬伯里既得的權利，法院有責任幫助馬伯里從麥迪遜那裡獲得委任狀。
話到這里，人們自然會認為馬歇爾會立即對麥迪遜下達執行令，以便讓聯邦黨人皆大歡喜。但出人意料的是，馬歇爾沒有這樣作，而且，他對第三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他看來，雖然聯邦法院有權對行政官員發出執行令，但在馬伯里這一案件中，這並不是聯邦最高法院的責任，因此它無權命令麥迪遜發出委任狀，也就是說，馬伯里告錯了地方。他的論證是這樣的：最高法院是否有權發出執行令取決於它所管轄的范圍。根據美國聯邦憲法第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只有涉及大使、公使、領事等外國使節或州政府為一方當事人的案子時，最高法院才有初審權（original jurisdiction）。而馬伯里即非外國使節也不是州政府的代表，因此最高法院對他的案子並無初審管轄權。同時，在聯邦憲法規定的最高法院的固有許可權方面，也沒有把向行政官員下達執行令包括在內。顯然，馬伯里起訴麥迪遜所依據的《1789年司法條例》第13條與憲法存在沖突。據此，馬歇爾把問題一下子跳到了國會法律的合法性上。在他看來，真正的問題是最高法院究竟是應遵從《司法條例》第13條，還是遵從《聯邦憲法》來作出裁定？
這一部分的闡述遂成了這個判決的根本和主體，也成為美國憲政史的華彩篇章。馬歇爾指出，國會通過的《司法條例》在規定最高法院有權向政府官員發出狀紙時，它實際上把聯邦憲法所規定的原始司法權擴大了。如果最高法院執行了《1789年司法條例》，就等於最高法院承認國會可以擴大憲法明確授予它的權力。但事實卻是，國會沒有這個權力。因為憲法是人民制定的，制憲是人民原始權利的偉大運用，但這種權利的運用不能也不應經常地反復 ，所以，憲法一旦制定，其基本原則也就確立起來，這些原則所產生的權威在制憲時就被認為擁有超越一切的（supreme）和恆久的（permanent）的性質 。
在給出這個前提後，馬歇爾便提出，顯而易見的問題 是憲法控制任何與其不符的立法還是立法機構可以通過一項普通法來改變憲法。在這兩個選擇之間沒有中間道路。憲法或者是一項至高無上（superior paramount）的、不能用普通方式改變的法律，或者是與普通立法一樣，當立法機關願意改變它他時就可以被改變。如果是前者，那麼一項與憲法相抵觸的立法便不是法律；如果是後者，那麼成文憲法不過是人們的些荒唐的企圖，用來限制一種本質上不可限制的權力（指立法權） 。
話說到這里，憲法的神聖性已呼之欲出。接著，馬歇爾趁熱打鐵，拋出了他最後的撒手鐧，明確提出如果法律和法律之間，以及立法機關的立法與憲法沖突時，最高法院必須就其中一個的合法性作出裁決，因為判定什麼是法律斷然屬於司法部門的許可權和職責 。因此，當憲法和一項普通法同時適用於某個案件，而且兩者存在沖突，只能實行其中一個時，最高法院的決定當然已憲法為准。如果法官不承擔起維護憲法的責任，就有違他盡職盡責的誓詞，這無異於犯罪。出於這一責任，他宣布，與憲法相抵觸的法律無效 ，也就是《司法條例》第13條違憲無效。
雖然馬伯里的官運沒能實現，但聯邦黨人與民主共和黨人在司法領域中的較量可謂大獲全勝。本來，在傑弗遜等民主共和黨人已經明確表示即便最高法院下了執行令，他們也不會執行。並且打算以此為由，來彈劾馬歇爾和他的四位聯邦黨人最高法院法官（當時的最高法院由五位法官組成，清一色聯邦黨人）。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馬歇爾來了一個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在為馬伯里正名爭氣的同時，卻避開了民主共和黨人所設的陷阱，直接指向法律和憲法孰重孰輕這一根本問題，最終確立了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權。
雖然1787年的美國憲法和1789年的《司法條例》並沒有對司法審查權有明確的闡述，更沒有提到最高法院可以宣布國會、州議會或行政當局的行為違憲無效。但馬歇爾的判決也非無源之水，空穴來風，而是有一定的根據。在著名的《聯邦黨人文集》第78篇中，美國的憲法之父之一漢密爾頓強調：解釋法律乃是法院的正當和專有的職責。而憲法事實上是，也應被法官看作是根本大法。所有對憲法以及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釋權應屬於法院。如果兩者間出現了不可調和的分歧，自以效力及作用較大之法為准。憲法與法律相較，以憲法為准。在漢密爾頓看來，立法機關必須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約束，這類限制須通過法院來執行，因而法院必須有宣布違反憲法明文規定的立法為無效之權 。（《文集》，392－93）
在馬歇爾的判決中，不難看出漢密爾頓的理論影子。不過，他雖然堅持最高法院擁有司法審查權，但並沒有明說在聯邦政府的三個部門中最高法院擁有最終和唯一的的憲法解釋權，也沒有強調最高法院的審查權比國會和總統可能擁有的權力更高。這可能是馬歇爾的高明之處。他深知，國會的任何法律最終都會涉及到公民的權利，而只要是權利問題，就有極大可能會演變成為需要由法院來裁決的司法問題，這樣一來，最高法院自然就擁有了事實上的最後憲法解釋權。在當時，馬歇爾的司法審查理論還看不出其深遠的影響，因為直到1857年斯科特案時，最高法院才第二次宣布另一項國會法律違憲。但是，後來的歷史發展證明，這是美國憲政歷程上最有影響的一頁，它為美國聯邦司法部門配備了強大的永久性法律工具，建立起一道防止各級政府（立法和行政）侵害公民權利的法律屏障。這大概是馬伯里、麥迪遜，甚至是馬歇爾本人都始料未及的。
盡管如此，馬歇爾的判決本身完全是出於黨派斗爭的需要。大多數學者甚至認為，馬歇爾的判決實際上有個自相矛盾的地方。因為馬歇爾的判決的根據之一是最高法院對此案沒有最初的管轄權，無權受理。這意味著它根本就不應該作出判決，而是把案子打到有管轄權的聯邦地方法院。但他並沒有這樣作，而是一方面根據《司法條例》接受此案，另一方面又以它與憲法相沖突為由宣布它違憲。不過，馬歇爾似乎可以辯解說，他接受此案時，並不知道它無權受理，無權受理只是在受理過程中獲得的新認識的一個結果。
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黨派斗爭需要的這一判決，終於成為美國憲政歷史的一個里程碑，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的嘲諷。不過，人類歷史有太多這樣的例子，自私的動機成就了偉大的事業。

6. 追問中的安娜指的是誰

追問一書中的安娜是書中「正部級領導」8位典型之一的影視明星情人。

書中所稱的上述「正部級領導」就是8位典型之一，「他是一名犯罪分子，一名因嚴重違紀違法而被北京、天津、石家莊等幾個北方大市，作為全體黨員領導幹部，尤其是高級領導幹部學習反腐倡廉的典型案例的主人公。」

在書中，正部級領導以口述的形式，介紹了自己的家世、學習、修養，以及如何一步步成長為中國金融高官的過程。在書中，影視明星情人名叫「安娜」。

《追問》的創作背景

《追問》作為一部反腐紀實文學作品，在上級紀檢部門的安排下，丁捷調閱了633個腐敗案例卷宗，從挑選出了部分幹部違紀違法典型。

為了做到還原落馬官員的真實心態，丁捷花了足足兩年的時間，從中紀委和省紀委公開的幾百例典型違紀違法案件中尋找創作靈感，並與一些落馬官員進行了面對面的交談，最終將收集到的素材進行文學加工創作，形成了《追問》中8個典型案例故事。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追問

7. 政府官員權力尋租的案例，簡短點的

官員權力尋租行為是房價居高不下的根源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上海市浦東新區原副區長康慧軍腐敗案作出一審宣判。法院認定康慧軍受賄590萬余元，另有1211萬余元巨額財產來源不明，依法判處其無期徒刑。

康慧軍非法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是低價購房，再拋售掙取差價。截至案發時，他和妻兒名下的房產達14處。

炒房官員，康慧軍不是第一個，相信也絕非最後一個。但大多數官員炒房事實敗露，是因為別的腐敗行為而拔出蘿卜帶出泥。康慧軍的落馬，卻源自上海市紀委對局級以上公職人員住房情況進行的一次普查。康慧軍一處住宅的申報價格明顯偏低，成了紀委查處康腐敗案的重要突破口。提起受賄罪的認定，人們首先想到的是當事人一定拿了不該拿的錢。但對於官員的炒房行為，很多人包括官員本人在認識上還存在著盲點。他們認為，只要沒有收受賄賂,只是利用手中的權力炒房獲利，就無可厚非。

其實，領導幹部炒房與普通百姓炒房相比，除了有違公務員禁止經商的規定外，最大的不同在於，官員可以利用手中的職權，以最低的價格獲得最好的房子，這明顯屬於權力尋租行為。這種權力干預下的反市場行為，也是房地產業存在「大量腐敗問題」、房價居高不下的根源。2007年7月「兩高」出台司法解釋，對以明顯低於市場價格購買的方式買賣房屋、汽車等行為界定為「屬於權錢交易」，可以認定為受賄。可見，領導幹部利用權力炒房的行為本身就是腐敗。

分析官員的貪腐個案，不難發現大都存在「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問題。監督官員財產狀況，就成為查處腐敗現象的突破口和關鍵所在之一。上海紀委一次例行的住房普查，就發現了「炒房區長」。看來不管房地產黑洞有多大，有多深不可測，只要堅持既定製度，就可能有效監督官員財產狀況。

康慧軍的落馬讓我們看到反腐的有效途徑。但對官員住房普查的做法雖然有效，畢竟屬於事後監督。在當前難以完全杜絕公權力進入市場的情況下，通過制度設計進行事前防範，把官員財產置於有效監督之下，有助從源頭上有效反腐。世界上一些國家的經驗表明，申報和公布個人財產對預防和遏制腐敗不失為有效的機制。近年來，我國對此也進行了有益嘗試。1995年以來，我國先後出台了《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和《關於省部級現職領導幹部報告家庭財產的規定(試行)》。相信隨著各項制度的完善和落實，必將有效遏制腐敗現象發生。

8.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接受組織調查 後會怎樣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指的是，官員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黨和國家的調查和處分。

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黨組織在紀律審查中發現黨員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犯罪的，原則上先作出黨紀處分決定，並按照規定給予政務處分後，再移送有關國家機關依法處理。

第二十七條黨組織在紀律審查中發現黨員有貪污賄賂、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權力尋租、利益輸送、徇私舞弊、浪費國家資財等違反法律涉嫌犯罪行為的，應當給予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

第二十八條黨組織在紀律審查中發現黨員有刑法規定的行為，雖不構成犯罪但須追究黨紀責任的，或者有其他違法行為，損害黨、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應當視具體情節給予警告直至開除黨籍處分。

(8)西疇違紀違法官員典型案例擴展閱讀：

案例：4名黨員幹部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

張家界市農業局原黨組書記、局長彭國武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彭國武，男，土家族，1956年1月出生，湖南桑植縣人。1974年12月參加工作，1979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本科文化，本屆市人大常委會委員。

歷任桑植縣細沙坪鄉黨委副書記、書記，涼水口鎮黨委書記，新街鄉黨委書記，九天洞管理所所長兼九天洞旅遊開發服務公司經理，瑞塔鋪區委副書記、區長、區委書記，張家界市國土局黨組成員、紀檢組長，慈利縣委常委、組織部部長、縣委副書記。

永定區委副書記、區委黨校第一校長、區政協主席、黨組書記，張家界市委副秘書長，張家界市農業局局長、黨組書記，2013年2月至今，任張家界市人大常委會委員。2016年2月退休。

澧縣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庭庭長鄧傑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鄧傑，男，漢族，1971年6月出生，湖南省澧縣人，大學文化。1997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95年3月參加工作。曾任澧縣人民法院審管辦副主任，澧縣人民法院副科級幹部、第二巡迴法庭庭長等職；2013年2月至今擔任澧縣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庭庭長。

武陵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副庭長丁浩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丁浩，男，漢族，1975年1月出生，常德人，本科文化，1995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97年9月參加工作，先後任武陵區人民法院民一庭書記員、助理審判員、審判員、副庭長等職。2014年4月至今任武陵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副庭長。

查澧縣人民法院副科級審判員劉愛民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劉愛民，男，漢族，1962年12月出生，湖南省澧縣人，大學文化。

1997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3年7月參加工作。曾任澧縣人民法院辦公室副主任，澧縣碼頭鋪法庭庭長，澧縣人民法院副科級幹部、刑事審判第一庭副庭長等職；2012年12月至今擔任澧縣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庭審判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