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於術文
兩者的主要區別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法律淵源不同。
大陸法系是成文法系，其法律以成文法即制定法的方式存在，它的法律淵源包括立法機構制定的各種規范性法律文件、行政機關頒布的各種行政法規以及本國參加的國際條約，但不包括判例。英美法系的法律淵源既包括各種制定法，也包括判例，並且判例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第二，法律結構不同。
大陸法系承襲古代羅馬法的傳統，習慣於用法典的形式對某一法律部門所涉及的規范做統一的系統規定，法典構成了法律體系結構的主幹。英美法系習慣用單行法的形式對某一類法律問題做專門的規定，因而，其法律體系在結構上是以單行法和判例法為主幹的。
第三，法官的許可權不同大陸法系強調法官只能援用成文法中得規定來審判案件，法官對成文法的解釋也需要受成文法本身的嚴格限制，故法官只能適用法律而不能創造法律。英美法院的法官既可以援用成文法也可以援用已有的判例來審判案件，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運用法律解釋和法律推理的技術創造新的判例，從而，法官不僅適用法律，也在一定的范圍內創造法律。
第四，訴訟程序不同。
大陸法系的訴訟程序以法官為重心，突出法官職能，具有糾問程序的特點，而且，多由法官和陪審員共同組成法庭來審判案件。英美法系的訴訟程序以原告、被告及其辯護人和代理人為重心，法官只是雙方爭論的「仲裁人」而不能參與爭論，與這種抗辯式程序同時存在的是陪審團制度。
『貳』 法官是什麼
第三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法官與法的獨特關系。在英國，法律是法官創制的，或者說「發現」的，在大陸法系傳統的國家中，法律是由國家創立的，然後由法官執行。在英國，法官是法律的主人，而在大陸法系中，法官則是法律的奴僕。這其中最為精妙的含義在於法律是否是國家的獨占資源就決定著法官們的本質意義。在英國，法律是源於悠久的傳統是由法官們發現的，它不僅約束社會，同樣約束國王，以及後世的國家，人們服從法律也同樣是源於法律是歷史結晶的產物。這樣，法官作為法律的發現者是超越社會與國家，同樣在民眾心中也有著至高的地位。在大陸法系國家中，法律是一個主權者的命令，法官不過是這個主權者的奴僕，它只能用於統治，人們服從它僅源於一種群體暴力的支持。此外，英國的法官們才是真正的法律技術專家。他們這種發現法律的聲名絕非浪得虛名，布萊克頓曾言及一個習慣是怎樣成為法律的：證明某個准則是普通法規則的唯一方法，乃是通過表明遵守該准則已成為了一種習慣，但是這里產生了一個非常自然和非常重要的問題：如何使人們得知這些習慣或准則，而又是誰來決定他們的效力呢？關於這一問題的答案便是，由幾家法院的法官來決定。他們是法律的保管人，是活的明斷者，他們必須在各種疑問情形中作出裁決，而且還受其國內法進行裁決的誓言的約束……在證明普通法組成部分的這種習慣是存在方面，這些司法判決的確是所能夠列舉的最主要的和最權威的證據。[27]英國的法律是由法官們在一套嚴密的程序中依照一種獨特技藝予以發現的這項技藝不僅包括遵循先例，還包括各種區別技術。這種法律的創制模式將法官們真正轉化為法律技術專家，使他們比較容易的避免了政治的評論和其他干涉，也真正成為了法律所管轄一切事物的裁判者。 三、一個簡單的答案 在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中，特別是在英國形成憲政框架的情形下，法律不僅僅管轄社會，同樣管轄國家。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調整是其最為重要的內容，法官裁判的將不僅僅是個人之間的糾紛，還將包括個人與國家，社會與國家的糾紛，在近代這種糾紛的解決則是一個國家合法性證明的問題，作為合法性證明者的法官脫離國家，超脫於社會之上則是一個必然。一個現代學者眼中的法官的角色來源不僅僅與一個標準的裁判者有關，而且與一個政治問題的解決緊密相聯。在英國，合法性證明的標准由於憲政框架的存在，將是由法律承擔的，這些法律是由悠久的歷史傳統積淀而來，由法官們予以發掘，在這種背景下，法官必須的籌建一種封閉的程序來防止他者的干涉，用獨特卻又植根於英國大眾的思維方式來確定此種法律，這樣的技藝將是他們的立身之本及自身合法性的證明。既然擔當了這樣一種近乎「上帝」 的角色，法官們的去俗化將是同樣重要的，他們必須披上長袍，用公眾少用的，難懂的拉丁文審判，他們要接受一種貴族式的教育和熏陶，用貴族的禮儀來標明自己卓然不群的地位。同樣，為使這種知識、美德、法律推理技藝流傳下去，他們組成了自己的職業群體，將這一切傳習下去，並且用這種群體的力量對抗各種干涉，因為他們也知道個體在政治中將是渺小而不堪一擊的。 通過這一段分析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答案：法官是擁有嫻熟法律技藝、具有強烈貴族精神的知識精英群體或其中的一份子。 參考文獻： [1]李猛·愛和正義[J]、書屋、2001，（5）。 [2][4][6][12]馬克主編·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C]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 [3]伯爾曼著，賀衛方等譯·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M]北京：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3。 [5][9][10][11][14][22]程漢大主編·英國法制史[C].濟南：齊魯書社2001。 [7] 伯爾曼著，賀衛方等譯·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M]北京：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3。
『叄』 我國是大陸法系國家，法官不應具有造法的權力，為什麼司法解釋卻有法律效力呢
司法造法是各國司法實務中的一個普遍現象，是成文法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與社會發展的需要之間張力作用的結果。一定條件下的造法職能的存在，也是我國司法裁判的必然要求，但這並不意味著司法機關就可以不斷地擴張其造法職能，侵入立法領域。司法權的性質決定了其基本的職責是裁判案件、解決法律糾紛，造法不過是特殊情況下的一種權宜之計而已。
司法解釋「立法化」的成因
第一，長期以來法制的不健全與立法的粗陋、缺乏預見性，是導致司法解釋泛立法化的客觀基礎。共和國的法制建設幾乎是從零開始的。1949年2月，中共中央發布了《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立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要求以蔑視和批判的精神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1949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17條也明確要求：「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但是，舊法已去，新法卻未隨之而立。除建國初期有限的立法外，此後的20餘年裡基本上未進行任何有效的立法。然而實際社會生活中的各種法律糾紛卻並不因此而不發生或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為了因應審判工作之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通過發布一些具有規范性文件性質的司法解釋來填補立法上的欠缺與不足。盡管這些文件嚴格地說可能不屬於司法解釋的范疇，而是屬於「政策性」解釋——以司法機關文件的形式表述的國家的民事、刑事政策。經年之下，逐步形成了以司法解釋替代立法機關代行立法權的習慣性做法。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也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1978年以後，國家對立法的重視及立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應使這種「權宜之計」逐步消失，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由於長期以來法制建設「欠賬」太多，也由於政治經濟體制正處於轉型期的劇烈變動之中，立法機關為了回應各個領域內立法的要求，不得不採取「宜粗不宜細」、「先制定、後修改」的策略，使得大量立法從其制定時起就具有粗陋、滯後於社會發展等不足之處，法律規范不能適應社會生活變化需要的情況大量存在。在這種情形下，系統性的、「立法化」的司法解釋自然也就成為彌補法律漏洞以因應一時之需的便宜工具。因此，如果說立法機構長期的虛位導致法律的空白進而滋生大量法律解釋的訴求是司法解釋「立法化」產生的客觀根源的話，那麼，當前仍然普遍存在的立法內容的簡單化、立法技術的粗劣則是導致在法制相對完備的情況下，司法解釋立法化現象不斷強化的重要原因。
第二，轉型期非持續性社會政策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從根本上沖擊和改變著建國數十年來一成不變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權化的政治體制，社會開始進入了劇烈變動的轉型時期。在這一時期里，國家的政治、經濟、教育等各項計劃經濟體制模式下形成的社會制度安排，都需要重新審視、重新構建。問題的復雜性與經驗的不足，決定了新體制的建立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其間必然有失誤、有反復。法律的穩定性與嚴格的立法過程使得本不完善的法律無法適應劇烈變動的社會生活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政策也就成為推進這一進程的最好手段。為了順應政策的需要，法律隨政策劇烈變動也就日益彰顯，本來就沒有真正確立的國家立法的穩定性、權威性明顯減弱。「由於政策具有靈活性，而法律具有穩定性，在政策變動時，很多法律條文不可能得到及時的修改。這種現象使人們產生一種心理，即法律在一定時間和程度上是可能被忽視甚至被突破的」，認為「國家機關的一些舉措雖然違背當時憲法的個別條文，但卻是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有利於維護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利於社會的行為」，屬於「良性違憲」，因而是可以接受的。相對於忽視或突破現有法律而言，通過司法解釋也就不失為一種較為穩妥而又具有一定「合法性」的權宜之計，並得到理論界的普遍認同。
第三，司法體制的影響。司法裁判本身是一種親歷性的活動，只有親自參加全案的審判工作，才有可能對各種證據，特別是對證人證言做出准確、合理的判斷，而個案的特殊性與復雜性、解釋方法的多樣性以及事物本身屬性的多樣性決定了對法律文本做出不同解釋的可能性。審判委員會、個案監督、錯案追究等制度的不合理性就在於它無視司法裁判的特點，抑制了法官在審判活動中所理應發揮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從主觀上斬斷了法官解釋法律的努力，法官獨立解釋法律文本既不被認同和允許，更不被提倡。盡管法官完全可以基於自身對憲法文本（甚至不需要藉助對憲法文本的解釋）的理解而得出大體相同的結論，卻仍不得不尋求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司法解釋」。
第四，司法職業平民化的影響。司法職業的平民化嚴重削弱了法官解釋和運用法律的能力，不得不將法律的解釋權進行高度的集中，以試圖維護法律在全國范圍內的「統一性」和「一致性」。建國初期，在全面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的同時，舊司法機構中的一大批專門法律人才也在自1952年開始的「司法改革」運動中被逐出司法隊伍，代之以大批既無法律專門知識又缺乏法律職業訓練的「國家法律工作者」。本來應當加強的法學教育也一直處於低迷狀態，法學知識的傳播與法律技能的訓練也被政治運動所取代。在20世紀70年代末重建法制及司法機關時「無將可用」，不得不從其他機關或事業單位抽調大批非法律專業的人才充實司法隊伍。另一方面，由於過分強調法律的階級性與工具性，法律並不被視為一種專門的職業，而是解決失業問題、安置復轉軍人乃至精簡政府機構的分流人員等的途徑之一，平民化、泛政治化因而成為我國當前並將在今後相當長時期內繼續成為法官、檢察官人員結構的基本特徵。司法職業的平民化不但是日益嚴重的司法腐敗問題的重要根源，也嚴重削弱了法官解釋法律、正確適用法律的能力，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增長了法官希望權威機構對法律進行系統解釋的需求。即使法官偶爾在個案處理中對法律文本進行解釋也常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甚至出現荒謬的結論，而這又反過來導致決策層對法官解釋法律文本能力的不信任，並成為不斷強化司法解釋的作用與地位的心理基礎與理論依據。
此外，不可否認的是，理論上對司法解釋的肯定和認同，也是司法解釋日益擴張、越來越「立法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綜觀近年來關於司法解釋的討論，大多數學者都傾向於贊同。例如，孫笑俠先生將我國的司法解釋分為三類：（1）最高人民法院按規范性形式所進行的普遍性司法解釋，創造性地解釋了法律；（2）地方人民法院針對地方特點對法律、法規進行規范性解釋，在一定程度上也創造性地解釋了法律、法規；（3）法官個人依主觀意志針對具體案件所做的個別性司法解釋。孫先生認為：「前兩種情況應當認為是可行的。後一種情況就不屬於法官造法的范圍，應予否定。」孫先生還明確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權力在今天並沒有產生什麼副作用……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法院是否應當享有較自由的解釋權，而是在於如何促使司法解釋的理性化。」再如有的學者認為，新刑法中的許多條文僅屬「引申性解釋」而沒有刑罰規定，因而理應在相關條文中「以適當文字概括進去」或者「以司法解釋處理」。鄭戈在評論我國的司法解釋體制時曾非常明確地指出：「我們的法理學教科書上所稱的『法律解釋』，都是一種創製法或試圖創制新規則的活動，在這種活動中，法律規則或者說人的理性不斷擴大其疆域，將其原先所未及的與法律有關的事實納入其中。」理論上的這種局限性不可避免地會對實務上的操作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尤其是當理論上的「研究成果」迎合了有關當局的需要時，它就不可避免地成為有關當局積極行動的根據，強化其業已存在的某種操作習慣或做法。
『肆』 法官的作用
法官是受命主持法庭或進行審訊和裁決爭端並執法的人。
《中華人民回共和國法官法》第二答條明文規定「法官是依法行使國家審判權的審判人員，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軍事法院等專門人民法院的院長、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庭長、副庭長、審判員和助理審判員。」
在民事訴訟審判中法官應當是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產生的，依法行使國家民事訴訟審判權的審判人員，而且法官在審判過程中不應受任何行政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及個人的干擾。
法官應當是獨立的、中立的享有法定的裁判權，具有當然的裁判權威的第三方。《中國法官法》也規定了法官的權利和義務，法官依法履行職責，並受法律保護。法官必須忠實執行憲法和法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4)法官於術文擴展閱讀：
法官應當依法履行的義務
（一）嚴格遵守憲法和法律；
（二）審判案件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秉公辦案，不得徇私枉法；
（三）依法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
（四）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維護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五）清正廉明，忠於職守，遵守紀律，恪守職業道德；
（六）保守國家秘密和審判工作秘密；
（七）接受法律監督和人民群眾監督。
『伍』 一般法官是如何審問原告和被告的還有雙方是如何辯論的《民事案件》
開庭審理
具體步驟
首先，由書記員查明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是否到庭，並宣布法庭紀律；
其次，由審判長宣布開庭，並由審判長核對當事人，宣布案由，宣布審判人員、書記員名單，告知當事人有關的訴訟權利義務，詢問當事人是否提出迴避申請；
第三，進行法庭調查。法庭調查按照下列順序進行：
（一）當事人陳述；
（二）告知證人的權利義務，證人作證，宣讀未到庭的證人證言。
（三）出示書證、物證、視聽資料和電子數據；
（四）宣讀鑒定意見；
（五）宣讀勘驗筆錄。其間，當事人經法庭許可，可以向證人、鑒定人、勘驗人發問。
第四，進行法庭辯論。法庭辯論按照下列順序進行：（一）原告及其訴訟代理人發言；（二）被告及其訴訟代理人答辯；（三）第三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發言或者答辯；（四）互相辯論。法庭辯論終結後，由審判長按照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先後順序征詢各方最後意見。
第五，評議和宣判。法庭辯論或被告人最後陳述結束後，法官進入評議室評議，做出裁判。
法庭辯論
法庭辯論是在法庭上或准司法機構面前進行的辯論。是案件審判的必經程序。其目的是在法庭上起訴犯人，或為其辯護，或決定某一特殊案件的適用法律。法庭辯論的基本原則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控辯雙方不僅要遵守論辯和論證的一般規則，還應遵守許多司法領域所特有的技術性規則。
辯論順序
一、公訴人發表公訴詞；
二、被害人或其訴訟代理人發言；
三、被告人自行辯護；
四、辯護人辯護；
五、控辯雙方對爭論焦點進行辯論。
(5)法官於術文擴展閱讀
開庭審理是合議庭對案件進行實體審理的階段。其方式主要是有公開審理和不公開審理。其中，公開審理是原則，不公開審理是例外或補充。
以民事訴訟為例：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20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國家秘密、個人隱私或者法律另有規定的以外，應當公開進行。離婚案件，涉及商業秘密的案件，當事人申請不公開審理的，可以不公開審理。
由此可知，離婚案件一般也公開審理，但如果當事人申請不公開審理的，可以不公開審理，其決定權在於人民法院。法律之所以規定「當事人申請不公開審理的，可以不公開審理」，是因為離婚案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審理中可能會涉及到個人隱私、感情上的一些不願意公之於眾的內容。因此，如果當事人申請不公開審理的，法庭一般都會允許。
參考資料：網路-開庭 網路-法庭辯論
『陸』 法官是干什麼的
機構職能：抄
（1）執行本院發生襲法律效力的民事判決、裁定，以及刑事判決、裁定中的財產部分；
（2）執行法律規定的仲裁裁決、公證債權文書等其他法律文書；
（3）對執行異議、被執行主體的變更、追加進行審查；
（4）依照法律規定實施查封、扣押、凍結、扣劃等措施，對妨害執行行為人實施拘留、罰款措施；
（5）協助辦理其他法院委託的執行工作。
區別主要在於執行局為普通法院的協助部門，負責對下級人民法院執行工作的監督、指導和協調，辦理下級人民法院或利害關系人申請復議的案件。
(6)法官於術文擴展閱讀
法官應當依法履行的義務
（一）嚴格遵守憲法和法律；
（二）審判案件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秉公辦案，不得徇私枉法；
（三）依法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
（四）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維護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五）清正廉明，忠於職守，遵守紀律，恪守職業道德；
（六）保守國家秘密和審判工作秘密；
（七）接受法律監督和人民群眾監督。
『柒』 大陸法系中法官的作用有什麼優缺點呢
大陸法系
優點：規則明確、系統。規則之間的邏輯關系構成一個概念體系、制度體系，運用容易。
缺點：僵化。當社會生活發展產生新的問題、新的案件時，法律上沒有規定則難以應對。法律表現為缺乏彈性，不夠靈活。
英美法系
優點：靈活。法律規則不是立法機關或議會制定的。而是法官創設的。當社會生活出現新的問題，新型的案件時，法官就可以創設一些規則以適應社會的變化。
缺點：沒有制定成文法典，沒有嚴格的概念體系，掌握起來比較困難，對法律的運用要求較高。
(7)法官於術文擴展閱讀：
法系區別
世界各國沿用的法律體系基本上可分為二類：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中國內地曾採用大陸法系。大陸法系又稱羅馬法系、民法法系、法典法系或羅馬日耳曼法系，是承襲古羅馬法的傳統，仿照《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的樣式而建立起來的法律制度。
歐洲大陸上的法、德、意、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和拉丁美洲、亞洲的許多國家的法律都屬於大陸法系。香港和英聯邦國家採用的是英美法系、英美法系又稱英國法系、普通法系或判例法系。兩大法系的主要差異有：
第一，法律淵源不同。大陸法系是成文法系，其法律以成文法即制定法的方式存在，它的法律淵源包括立法機關制定的各種規范性法律文件、行政機關頒布的各種行政法規以及該國參加的國際條約，但不包括司法判例。
英美法系的法律淵源既包括各種制定法，也包括判例，而且，判例所構成的判例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二，法律結構不同。大陸法系承襲古代羅馬法的傳統，習慣於用法典的形式對某一法律部門所涉及的規范做統一的系統規定，法典構成了法律體系結構的主幹。
英美法系很少制定法典，習慣用單行法的形式對某一類問題做專門的規定，因而，其法律體系在結構上是以單行法和判例法為主幹而發展起來的。
第三，法官的許可權不同。大陸法系強調法官只能援用成文法中的規定來審判案件，法官對成文法的解釋也需受成文法本身的嚴格限制，故法官只能適用法律而不能創造法律。
英美法系的法官既可以援用成文法也可以援用已有的判例來審判案件，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運用法律解釋和法律推理的技術創造新的判例，從而，法官不僅適用法律，也在一定的范圍內創造法律。
第四，訴訟程序不同。大陸法系的訴訟程序以法官為重心，突出法官職能，具有糾問程序的特點，而且，多由法官和陪審員共同組成法庭來審判案件。
英美法系的訴訟程序以原告、被告及其辯護人和代理人為重心，法官只是雙方爭論的「仲裁人」而不能參與爭論，與這種對抗式（也稱抗辯式）程序同時存在的是陪審團制度，陪審團主要負責做出事實上的結論和法律上的基本結論（如有罪或無罪），法官負責做出法律上的具體結論，即判決。
第五，法律分類不同。大陸法系一般會把法律區分為公法與私法，而英美法系就不會這樣的區分，英美法系主要把法律分為實體法與程序法。分類方法的不同對法律的制定有思想上的根本差異。
第六，法律術語的不同。兩大法系的法律術語有很多不能相互對應的概念，即使有相同名詞的法律術語，但是在意思上也會有很大的區別。
此外，兩大法系在法學教育、司法人員錄用和司法體制等方面，也有許多不同之處。
『捌』 最高法第二巡迴法庭首任庭長胡雲騰是個怎樣的法官
最高法第二巡迴法庭首任庭長胡雲騰是個怎樣的法官
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研究室主任胡雲騰做了不少事情。他率交流團訪問了台灣；為北京市旅遊委全體黨員幹部解讀了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的精神，還向媒體介紹了一項新制度的突破：如存在性侵害、出賣、拒不履行監護職責長達6個月以上等七種嚴重情形，可以撤銷其監護人資格。
月中，他則在《紅旗文稿》上發表了長文《始終堅持黨的領導 保證獨立公正司法》。
隨著12月28日全國人大的一紙任命，他的生活變成另一種模樣：他將成為最高法巡迴法庭的一名庭長。
「毫無疑問，胡雲騰法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學者型法官。」與他相識20多年的《民主與法制》總編輯劉桂明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由這樣一位學者型法官去執掌最高法首個巡迴法庭，可謂眾望所歸，人才難得。」
的確，胡雲騰身上最為人注意的標簽，是「學者」。
他擁有西南政法學院（1995年更名為西南政法大學）的碩士學位與中國人民大學的博士學位；在成為一名「學者型官員」之前，他曾是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的研究員，發表過超過100篇學術論文和近40部作品，其中《死刑通論》和《存與廢——死刑基本理論研究》在國內的死刑研究著作中相當有分量。
2008年，時任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的胡雲騰，依然在與同行的交流中一再提及「我是一個學者」。
劉桂明認為，對於巡迴法庭這一「需要堅持探索實踐、不斷總結經驗」的新生事物，正需要胡雲騰這樣一位「研究水平高深、協調能力高超、涉獵視線高遠的高精尖人才」。
很多人都對胡雲騰在1998年與邱興隆、張金龍合作的《死刑問題三人談》記憶猶新。不止一個人注意到，平時沉默寡言、甚至很少會哈哈大笑的胡雲騰，談起死刑問題時就會滔滔不絕。在調入最高法之前，他不止一次公開闡述過廢除死刑的理由：公正、人道、人權保障，以及「無論司法程序設計的多麼嚴密，適用死刑都可能錯殺無辜」等。
因為對這一問題的興趣與持續關注，他曾被學界戲稱為「胡死刑」。
那場對話正是由劉桂明主持的。他對胡雲騰更深的印象是，十幾年前，「眼見一位極具法學研究水平與才華的友人面臨絕境，他當即拉上我驅車300公里，前往友人所在的城市進行緊急協調，最終使他脫離了危險境地」。
「他是一位非常重情重義的人」，劉桂明總結說。
《法制晚報》2007年有一篇報道描述了藏身在專業法律術語後的法官胡雲騰：「不愛服輸」「特有韌勁兒」，可能是因為「小時候受的苦太多」了，所以「只知道埋頭苦幹」。
胡雲騰1955年出生於安徽省六安市，3年後，全家人被下放到農村。1979年參加高考，他填報了西南政法學院，可因為之前從沒填寫過簡歷，有幾年經歷沒填上，在政審這一關被攔了下來。
多年後他還帶著點沮喪形容自己「在命運的始發站，就跌了一個大跟頭」。不管怎樣，「生了一個假期的悶氣」之後，他不得不去安徽師大政教系報到。
四年後，在大學里一直堅持自學法律的他再一次考上西南政法學院。
他的職業生涯也一直都圍繞著法律，最初在安徽大學法學院教書，博士畢業後去社科院做研究，八年後又到了最高法的研究室。
「他是體制內開明派」，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教授說，「這也意味著他一直很穩妥，可靠」。
上世紀90年代初，胡雲騰曾在博士論文中提出過一個廢除死刑的「百年設想」。十多年後他在一本法律刊物上承認，自己當初的考慮並不完善，廢除死刑之路必須慢慢走。
「在一個封閉的、不透明的司法制度中，任何美好的制度設計都難以產生預期的好效果」，他當時說過。
同樣是在這場采訪中，他冷靜地拒絕了采訪者奉上的高帽子：「知名的法學家和出色的律師這兩頂帽子均不適合我戴，因為本人還有自知之明。但作為一個法學科研人員，我認為應當創造條件聯系實際。」
他進一步解釋道，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法學家應當到司法實務部門去工作一段時期」：「我認為法學理論工作者在現階段應當多關注中國的司法實踐，尤其在我國的司法體制正在進行改革，正在建立現代司法制度時期，法學家應當積極參與其中。」
如今這一切似乎都在他身上實現了。
兩年前，在一場關於「司法改革」的報告中，已經是最高法研究室主任的胡雲騰提醒台下的大學生，「我們的司法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發展與完善」，「司法改革不是追求一些空洞的原則，而是要解決司法實際的問題」。
2014年4月24日這天，他與劉貴祥一同被任命為二級大法官。在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官制度中，這意味著他也成為一名副部級幹部。
2014年12月，在接受一家媒體采訪時，胡雲騰分享了他參與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的經歷。據說，當時起草班子具有特別廣泛的代表性，到全國各地調研，有很多意見反復修改。比如《決定》中「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這兩句話曾一度被拿掉，最後起草班子開會討論，還是達成統一意見把它們寫入其中，最後效果很好。
不過，12月28日的最新任命，將翻開這位大法官人生中全新的一頁。
胡雲騰在西南政法大學的校友、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徐昕對此評論道，巡迴法庭「看似著力於解決司法地方化、落實『司法與行政轄區適當分離』等問題，實質上其所承擔的監督指導功能發揮有限，而主要解決送法『下鄉』、方便訴訟問題，更側重於分散最高法的工作量……其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推進中國司法進步，但仍需要進一步設計和細化具體的方案」。
他在學界的老朋友何兵與邱興隆拒絕對此作出評價。
而劉桂明則表現出了更多的樂觀：「如果現實中更多涌現一些諸如鄒碧華法官這樣的探索實踐者，又如胡雲騰法官這樣的思考研究者，那麼法律職業共同體的構建將會變得迎刃而解。」
在很久之前，胡雲騰就對媒體表達過自己對法律的理解。艱澀的術語匯聚到最後，只留下一句非常簡單的話：「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玖』 南京彭宇案法官讓中國的文明倒退了100年，大家同意這種說法嗎
南京彭宇案法官讓中國的文明倒退了100年，我覺得這種說法過於偏激，但是這件事確實給我們造成了非常大的負面影響。
「彭宇案」的負面效應，是許多當事者始料不及的。作為政法部門應引以為戒，深刻反思和汲取教訓，努力提高司法辦案水平，營造良好的社會道德環境。
「彭宇案」在審理期間就出現了偏離事實真相的報道和輿情，但辦案單位並沒有足夠重視並對此進行正確引導，對判決之後可能出現的輿情也沒有充分的預計，當此案形成輿論熱點後，又缺乏積極有效的應對措施，使得相關報道逐步偏離事實真相，最終形成判決結果與公眾認知的巨大反差。
汲取此案的一個深刻教訓，就是要注重保障熱點案件的公眾知情權，妥善處置為當事人保密和保障公眾知情權的關系，實現案件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
(9)法官於術文擴展閱讀：
誤判原因
1、判定「彭宇案」的關鍵事實是「二人是否相撞」，但恰是在這個最重要的關節點上，警方丟失了事發時對雙方的詢問筆錄，缺少了原始的直接證據支撐，其判決結果因此受到輿論質疑。因此，旁聽公開審理的一些媒體也逐漸形成了「彭宇是做好事被誣陷」的一邊倒傾向。
2、法官在一審判決中對原、被告相撞事實認定的一些推理分析，偏離了主流價值觀，引發輿論嘩然和公眾批評，導致社會輿論普遍不認同一審判決結果。
3、在南京中院二審開庭前，彭宇與徐壽蘭達成庭前和解協議，雙方對此均表示滿意。
但依據當事人要求，在和解協議中增設了「雙方均不得在媒體上就本案披露相關信息和發表相關言論」的保密條款，從而使「彭宇案」的真相未能及時讓公眾知曉，經數年發酵，逐步演化為社會「道德滑坡」的「反面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