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倫法官

『壹』 厄爾·沃倫的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

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Miranda v. Arizona，384 U.S. 467(1966)）
1963年3月初的一天，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一名白人姑娘被一個帶有西班牙語系口音的年輕人綁架並強奸。通過一段時間的調查，警察發現了一名嫌疑人，此人名叫厄尼斯多?米蘭達。 米蘭達出生於一個墨西哥移民家庭，父親是一個油漆工。他自幼就不喜歡上學，屬於「經常在街頭混的男孩」，而且多次被送進少年管教機構。九年級的時候，他終於輟學，後來當過兵，干過雜活。他的工作記錄也不太好，他曾經因為在工作時間擅離職守而被解僱。另外，他還曾因為盜竊汽車而被判刑，在聯邦監獄關了一年。本案發生的時候，米蘭達23歲。
1963年3月13日，警察逮捕米蘭達後將其帶到警察局，受害人指認了米蘭達。然後，警察將米蘭達帶到審訊室，由兩名警察進行訊問。警察沒有告知米蘭達依法享有的權利。在兩個多小時的審訊時間內，兩名警察使用一切「合法」的手段迫使米蘭達供認自己的罪行，包括「一人唱紅臉一人唱白臉」的審訊策略，並最終獲得了有米蘭達簽名的書面供詞。在那份供詞的上方有一段事先統一列印好的文字：「本口供是我自願作出的，沒有威脅也沒有豁免的承諾，我完全知曉我的法律權利，明白我所做的任何陳述都可能用來反對我。」陪審團採納了該口供並做出了有罪判決。米蘭達對判決不服，在政府為其指定的律師的幫助下一直上訴到最高法院。1966年初，最高法院決定受理該案，並於6月13日以5：4的表決結果作出推翻原判的裁決，裁決中說道：「（a）……(d)在沒有其他有效措施下，以下保障憲法第五修正案的程序必須遵守：在進行任何訊問之前，必須清楚的告知被羈押人：1、你有權保持沉默，你所講的一切都可在法庭上用作對你不利的證據；2、你有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訊問時有權要求律師在場；3、如果你沒有錢委託律師，我們將為你指定一名律師。 (e)在訊問之前或在訊問過程中，犯罪嫌疑人表示想要保持沉默，訊問必須停止；如果他表示想要見律師，訊問必須停止，直到律師到來。(f)在律師不在場的情況下進行的訊問並且取得了供述，那麼要由政府來證明被告明知且理智地、明智地放棄了律師權。(g) 在被羈押訊問期間，犯罪嫌疑人回答了一些問題，但沒放棄他的特權，他還可以在後來的訊問中主張保持沉默。(h)給予警告並且放棄權利，是被告人作出的有罪供述或無罪辯解具有可采性的先決條件。……」。聞名世界的米蘭達規則就這樣誕生了。
該判決是由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起草的，米蘭達判例也是沃倫大法官做出的最受爭議的判決之一。也有很多人把米蘭達規則的產生歸咎於這位具有司法改革風格的人物身上。但是，其實米蘭達規則的產生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的。「在18世紀中葉，普通法特別關注被告人自主決定是否作出供述的權利，布萊克斯通告誡道，依照叛國罪律條，『匆忙作出，缺少保障的供述……不應當採納為證據。』」 「然而，到1836年，政策又傾向於採納供述。」 那時採取的做法是，不論是在什麼情況下，只要被控告人做了對自己不利的供述，「一旦有效證實，無需任何補強便可足以判處其有罪」。 到20世紀早期，可能由於犯罪率的攀升及文化混亂，司法部門更傾向於打擊犯罪。當時刑訊逼供現象嚴重，而法院則放之任之。1936年布朗訴密西西比州 （Brown v. Mississippi,297 U.S. 278,56 S.Ct. 461,80 L.Ed. 682）一案中，犯罪嫌疑人被採取吊打的方式取得的證言被密西西比州法院作為定罪的依據。到20世紀40年代，警察強制訊問的情況又發生了一些變化。警察在訊問中，逐漸從折磨、威脅轉向用更潛在壓力的方式給犯罪嫌疑人施加壓力，使犯罪嫌疑人在強迫氛圍中作出不利於自己的供述。因此，聯邦最高法院表現出要制定一項對供述任意性更明確的檢驗標准。除此之外，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種族問題十分嚴重，並且「最高法院肯定知道大部分關於供述案件的上訴涉及的是黑人被告」 ，「似乎聯邦最高法院將限制訊問作為其種族平等工作議程的一部分」 。「將潛在強迫拿來做更加有洞察力的檢驗標准，應當會對貧窮的、教育程度不高的被告人更有利，因此有助於減輕影響到刑事司法制度的社會及經濟不平等」。 20世紀50年代及60年代早期，聯邦最高法院做出了一系列有利於被告人的裁定，因此使很多法官對那些受到不公正訊問的被告抱有更多的同情態度。同時，「美國刑事司法體系總是製造出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有問題的結果。」 因此，最高法院認為他們應該制定一些規則來規范刑事司法活動。1964年在艾斯考波多訴伊利諾斯州(Escobedo v. Illinois 378 US 478 (1964))案件的裁決中，聯邦最高法院第一次明確說明了絕對的保持沉默的權利，並且強調是否給予並且是正確的給予了告知，強調被告是否已經放棄了沉默權。
但是，實踐表明，該判例「其裁定意見模稜兩可，混亂又受限制的裁定」， 也就是該判例並沒有發生太大的作用。因此，「如果聯邦最高法院想真正對典型的被告人提供保護，它需要更弦易張，做出更大的動作。當然，這劑良方就是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判例」。 因此，1966年誕生的米蘭達規則，不能說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及當時社會現實的結果。

『貳』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誰共有9個。

美國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至今有過17位首席大法官（Chief Justice of the United States）而不是位。第9位是在上世紀10——20年代在任的，距今已有近一個世紀。
美國最高法院歷任首席大法官及任期：

1、約翰·傑伊（John Jay），1789年9月26日 - 1795年6月29日
2、約翰·拉特利奇（John Rutledge），1795年6月30日—1795年12月28日
3、奧利弗·埃爾斯沃思（Oliver Ellsworth），1796年3月8日 - 1800年12月15日
4、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1801年2月4日 - 1835年7月6日
5、羅傑·布魯克·托尼（Roger Brooke Taney），1836年3月28日 - 1864年10月12日
6、薩蒙·波特蘭·蔡斯（Salmon Portland Chase ），1864年12月15日 - 1873年5月7日
7、莫里森·雷米克·韋特（Morrison Remick Waite），1874年3月4日 - 1888年3月23日
8、梅爾維爾·韋斯頓·富勒（Melville Weston Fuller ），1888年10月8日 - 1910年7月4日
9、愛德華·道格拉斯·懷特（Edward Douglass White, Jr.）1910年12月19日 - 1921年5月19日
10、威廉·霍華德·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 ），1921年7月11日 - 1930年2月3日
11、查爾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 Sr.），1930年2月24日 - 1941年7月1日
12、哈倫·菲斯克·斯通（Harlan Fiske Stone ），1941年7月3日 - 1946年4月22日
13、弗雷德里克·摩爾·文森（Frederick Moore Vinson ），1946年6月24日 - 1953年9月8日
14、厄爾·沃倫（Earl Warren），1953年10月5日 - 1969年6月23日
15、沃倫·厄爾·伯格（Warren Earl Burger），1969年6月23日 - 1986年9月26日
16、威廉·哈布斯·倫奎斯特（William Hubbs Rehnquist），1986年9月26日 - 2005年9月3日
17、約翰·格洛弗·羅伯茨（John Glover Roberts Jr. ），2005年9月29日至今

『叄』 沃倫·厄爾·伯格的最高法官

他對案件所採取的保守而謹慎的處理方式，使他贏得理查德·尼克松總統的欣賞，因而在1969年提名他為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1969年6月23日，伯格宣誓就任第15任首席大法官。然而，與一般預料相反的，最高法院除去尼克松總統任命的另外3名法官外，伯格並沒能負起領導最高法院的行動，雖然他越來越保守，但伯格並不打算推翻實踐主義者在公民權問題和刑法方面所作決定的趨勢，此種趨勢乃是前任者沃倫留傳下來的主要作風。伯格在1966年的「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中，認為強迫性運載孩童上學是廢除種族隔離的公立學校的可行方式，少數民族也應享有聯邦政府補助和合約的配額。1973年伯格在最高法院對「羅伊訴韋德案」投下贊成票。在其他的法律范圍內，法院也表現的相當主動，並就墮胎、死刑、外國人權利、等問題做出重大裁決。最高法院所做的最重大的案件之一是對尼克松行使行政權的問題。審判結果法院一致通過水門事件特別檢查官有權取證總統錄音磁帶。幾天後，尼克松宣布辭職。也許伯格本人也關心司法行政方面的功能，致力於改善司法效率。在他任期內，聯邦法院的預算和臨時員工都有所增加，新的技術設備投入使用，管理和業務能力也有所提高。1986年退休，離任後曾主任美國憲法誕生200周年盛大宴會 ，1988年獲總統自由獎章。 前任：
厄爾·沃倫 美國首席大法官
1969年－1986年 繼任：
威廉·倫奎斯特

『肆』 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的數量是幾位

根據聯邦法規，法院通常由一位首席大法官和八位大法官組成。

法官均是由美國總統提名，並且需在美國參議院投票通過後方可任命。一旦獲參議院確認任命，法官享有終身任期，他們就無需再服從其原先的政黨、總統、參議院的意志來審判。法官保留他們的職位直到去世、辭職、退休或彈劾（不過至今未出現法官被罷免的情況）。

每位法官都有一票投票權，一票之差（五比四），判決透露了法官的政治思想信仰及背後的哲學或政治類比。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美國最高法院大樓辦公。

(4)沃倫法官擴展閱讀：

提名和確認

美國《憲法》規定，美國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任命最高法院法官。」雖然大法官的判定最終可能與總統的期望相違背，大多數提名總統候選人都會宣揚其意識形態觀點。美國《憲法》未對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任職資格作任何規定，總統可提名任何人擔任這一職務，但須經參議院批准。

近代，參議院批準的過程引起了新聞界和宣傳組的高度重視，游說參議員批准或拒絕提名候選人取決於其檔案是否符合黨派觀點。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就提名是否應以正、負或中立報告提交參議院全體議員提出聽證和投票。委員會親自面試候選人是較新的做法。

在1925年，哈倫·菲斯克·斯通是第一位提名候選人委員會的聽證會上出現的提名候選人。斯通試圖消除關於他與華爾街關聯的擔憂，而近代的質疑做法在1955年出現始於約翰·馬歇爾·哈蘭二世。

一旦委員會將提名法案提交全院會議並附審查報告，參議院全體議員將進行審查。反對相對來說是不常見的；參議院已明確地反對了十二名最高法院的提名人，最近一次的反對提名是在1987年的羅伯特·博克。

盡管參議院的明文規定並不一定認可在司法委員會中投反對票來阻止提名，但在2017年之前，一旦參議院全體議員的辯論開始，阻撓議事的議員將可能阻撓提名。

林登·約翰遜總統提名擔任大法官的亞伯拉罕·亞伯·方特斯於1968年接任厄爾·沃倫為首席大法官，這是阻撓最高法院提名的第一個成功案例。這包括了共和黨和民主黨參議員所關注的方特斯的倫理觀。唐納德·特朗普總統提名尼爾·戈薩奇填補安東寧·斯卡利亞的空缺席位，這是第二個經阻撓成功提名的案例。

然而，與福塔斯的阻撓者不同，只有民主黨參議員投票反對戈薩奇的提名，因為他們對戈薩奇保守的司法哲學表示懷疑。此前共和黨多數派曾反對接受奧巴馬總統提名的梅域·加蘭填補空缺。這導致共和黨多數派取消規定以消除對最高法院提名的阻撓。

並非每個最高法院的被提名人都可獲得參議院投票。總統可以在任命投票發生之前撤回提名，撤回通常是因為參議院明確反對提名人；最近撤回提名的是在2006年的哈里特·米爾斯。參議院也可能無法按提名行事，屆時將在會議結束時終止。

例如，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在1954年11月第一次提名約翰·馬歇爾·哈蘭二世時，沒有參議員採取行動；艾森豪威爾總統在1955年1月重新提名哈蘭，參議院在2個月後批准了其提名。

最近，如前所述，參議院未對在2016年3月提名梅域·加蘭的提名有任何動作；該提名於2017年1月份到期，而該空缺後來由特朗普總統任命的尼爾·戈薩奇填補。

一旦參議院確認大法官提名，總統必須在新法官任職前簽署一份帶有司法部印章的委任狀。大法官的資歷是基於任命日期而不是確認或宣誓日期。

1981年以前，大法官的審批程序通常很快。從杜魯門到尼克松政府，大法官的任命通常在一個月內得到批准。

然而，從里根政府到現在，這個過程需要更長的時間。一些人認為這是因為國會認為法官比過去更具政治色彩的作用。根據國會研究機構統計，自1975年以來提名至參議院投票的平均天數為67天（2.2個月），而其中值為71天（或2.3個月）。

『伍』 厄爾·沃倫的沃倫法院

1968年6月30日，最高法院新任首席大法官就職，沃倫法院宣告結束。此時的美國嫣然已是一道美麗的風景：歧視黑人的法律紛紛落馬；黑人的公民權得到了漸進式的保護；學校祈禱違憲；按照「一人一票」原則重新劃分了選區、國會議席分配不再不公；旨在限制共產主義者的國內安全計劃落幕；確定淫穢不在第一修正案框架之內，不予以管制；對公共問題的辯論不受限制、生氣勃勃並大開方便之門；米蘭達警告誕生；窮人獲得了律師協助權；權利法案適用於各州… …
這一切屬於那個「從華盛頓發話的全能上帝」——沃倫法院。沃倫法院掀起了一場又一場憲政革命，推動了美國五六十年代的種種社會運動。因此，後世稱沃倫法院秉持「司法主動主義」、「積極有為的自由派司法」，較為否定的看法認為它有違司法審查制約多數的原則，實乃「司法專制」。其實，後者並不新鮮，沃倫法院判決的許多里程碑式的案件大多在當時就受到這樣的指責。這一點，《沃倫法院和美國政治》一書的作者鮑威看得很清楚：當然，會有不利的評價，沃倫法院在解釋這些上並不成功。因為，沃倫法院並不想在這方面成功。
沃倫法院旨在維護公民權利與公民自由，崇敬它的一代人著迷於它也正在於此。但是，沃倫法院在摧毀舊社會上一點也不超前於整個美國、超前於美國人民。相反，它與二十世紀中期美國人的社會准則相一致。就精英們喜歡講的主義而言，它是肯尼迪-約翰遜自由主義的邏輯延伸。就現代民主社會的芸芸眾生而言，每個普通美國人都明白，依據錢多錢少決定其權利和自由的多寡實為謬誤、依據膚色種族黑白相隔也有違良心；每個普通美國人都能說出陪審團審判與軍事長官審判的不同；每個普通美國人也都能理解沃倫法院面對刑訊逼供時那種「渾身不自在」，理解沃倫法院不選擇以確實有罪但有失保護的罪犯、而選擇被錯誤定罪的無辜者作為刑事程序領域革命的突破口。而且，1950年代的美國觀念也不再是維多利亞女王統治時期的英國觀念。美國人與沃倫法院這個憲法闡釋者的息息相通表露無遺。
布朗案就是這種息息相通的一個完美例證，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贊成廢除種族隔離：美國人相信憲法在關鍵問題上包含並要求道德正確的結果。美國是好的，憲法是好的；因此，重要憲法案件的結果也應該是好的。人們顯然與沃倫法院一樣，不再假裝相信種族隔離有利於黑人的謊言。
這種息息相通還有更完美的闡釋，那就是沃倫法院影響最為深遠的1962年貝克訴卡爾案。沃倫法院確定：多數原則乃民主制度不可或缺之物，必須確立一人一票原則予以保障。「人民在自己的政府中得到公平代表之權，乃一切民主政體之最基本公民權利」。
為了徹底確立一人一票原則，沃倫法院在雷諾茲案中繼續強調這一點。多數原則是民主制的基石：「就邏輯而言，在形式上以代議制政府為基礎的社會中，一州人民之多數可以選擇該州立法者的多數，這合情合理。」一人一票將確保「每個公民在選舉其議會成員時均有同樣有效的發言權。」同樣有效的發言權進而將促進產生作為整體的選民的「公平且有效的代表」的進程。任何其他方式都是不公平的歧視，正如布朗案或者格里芬訴伊利諾斯州案所譴責的那樣。而「平等保護條款所要求的正是所有地方、所有種族的所有公民的實質上平等的州議會代表權。」 說到底，「立法者代表人，而非樹木或者土地。立法者由選舉人，而非農場、城市或者經濟利益選舉。」
當時即有人指責沃倫法院把一人一票這個強調精確度的數學理想作為憲法原則，然而，正是這個數學理想完美地與多數主義民主契合，它也說明水平不在馬歇爾之下的沃倫所領導的沃倫法院深刻地理解了代議制民主的真諦，並找到了這個制憲者們的偉大設想與美國人最基本權利嚴實合縫的恰切聯結點。一人一票，顯然是每個美國人都能理解的。
這種息息相通也正是制憲者們的追求。1787年制憲會議上，弗吉尼亞代表麥迪遜說，「全國議會至少有一院需由人民選舉。否則，人民與治理者及官員之間感情上的息息相通就將盪然無存。」（《美國制憲會議辯論記錄》，麥迪遜著 尹宣譯，萬象書坊 p28）制憲者們相信，沒有人民的信心支撐，世界上的任何政府都不可能長治久安。也正是因此，美國得以一反古典共和的傳統理念，在地上創造出了一個人數越多越共和、疆域越大越民主的制度。
這種息息相通恰當地解釋了為什麼沃倫法院被稱為人民的法院（People』s Court）。人們無法理解、無法接受沃倫法院四面出擊的積極有為，恰恰是沒有真正的理解美國法院的政治作用，恰恰忘了最高法院是美國政府的三個分支之一。沃倫法院對政治社會的深遠影響甚至是不得已而為之。托克維爾早就指出，只要大法官們「不否認正義」，「就不能拒不審理」美國的政治問題。「他們履行法官的嚴肅職責，就是在盡公民的義務」（《論美國的民主》。輕松一點的講法，沃倫法院的所作所為只是在其位謀其政，克盡職守而已。而且，美國仍然是美國人的美國，「與一切人民治理的國家一樣，多數是以人民的名義進行統治的」（《論美國的民主》，從這一點來看，沃倫法院作為人民的法院，當之無愧。
人民在立國時一次性地行使了立憲權，而將立法權賦予國會。為了保障自己的權力不被自己的代表僭越，人民授權法官依據憲法不適用違憲的法律，最高法院因此被打造成為制約多數的利器。然而，沃倫法院處理重大的政治問題時，往往也是國會和總統拒不作為的時候。同時，貝克案之後，依據一人一票原則選舉產生的新國會，顯然已經不再事事阻撓最高法院了。多數在美國構成了決定性的力量，任何團體都不得不仰賴於多數。而這個多數，恰恰正是沃倫法院校正選舉政治進程、保障少數權利和自由、執行民權法案的結果。在公眾理解了代議制民主的情況下，沃倫法院促使它更為民主。因此，這個時候，司法審查不再是個制約多數的利器，而成為多數的助推器。
甚至，沃倫法院仍然不是一個與歷史決裂的最高法院，盡管「歷史不是決定性的」，但顯然，這個歷史意旨貶低黑人、窮人、青少年、精神疾患者，而拔高白人、富人、成年人、正常人的歷史。沃倫法院的基調在於保護公民權利與公民自由，而這是由沃倫法院之前休斯法院的美國訴卡羅琳製品案的腳注四所確立的。
腳注四暗示最高法院將保護個人的基本權利，並撤銷對經濟行為的憲法保護；指示最高法院審查管制投票與政治表達的法律、保護那些需要保護的分散而孤立的少數、執行權利法案的具體要求確保對言論與宗教的保護。沃倫法院通過腳注四擴展了權利，並保護那些被政治進程排斥的人。黑人、刑事被告、窮人、重新分配國會議席、言論自由以及共產主義案件等領域都適用腳注四。因此，盡管在沃倫法院十六年間判決的1750個案件中僅引用了腳注四兩次（一次在卡曾巴赫訴摩根案的法院判決意見中，一次布倫南在布朗費爾德訴布朗案中的獨立判決意見中），沃倫法院實質上是在按照這個美國憲法上最著名的腳注運作。在這個意義上，沃倫做出了恰當地定位：沃倫法院是個「連續性的團體」。
這進一步說明了鮑威的意旨，沃倫法院並不是在真空之中運作的，聯邦最高法院是與美國政治、文化和知性事件相互影響的政府的三個相互平等的分支之一。沃倫法院沒有創造社會運動；它只是對它們做出反應。當然，它做出了正確的反應。

『陸』 美國哪個總統是法院判決老不什還是小不什

是老布希。
影響美國25大案(24):總統難產引發的司法大戰
2008-03-28 14:11:29網友評論 8 條 點擊查看
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上演了一場好萊塢經典大片式的悲喜劇。經過36天的總統難產之後，最後一錘定音的居然是非民選的最高法院！

五、民主與法治的平衡 一個永恆的難題
美國最高法院多數派的裁決受到了自由派的廣泛批評和質疑。有人嘲笑說，5位保守派大法官在這次總統選舉中投了小布希兩次票：一次在11月大選中，一次在12月的裁決中。批評主要集中在司法對政治的干預和對民主原則的違反。
在美國，選舉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而根據美國「偉大的首席大法官」馬歇爾留下的憲政遺產，法院一般不應介入政治問題。但人民的選舉權乃是人民的一項根本的憲法權利，當整個問題涉及人民的選舉權時，法院是否應該介入？如果按照沃倫法院在著名的貝克訴卡爾案（Baker v.Carr）中確立的先例，介入似乎理所應當。（最高法院在該案中裁定，各州議員選區劃分中的代表性不平衡問題不僅僅是政治問題，也是公民憲法權利的平等保護的法律問題，因此法院有權干預。）但問題是，倫奎斯特法院一向以保守著稱，奉行司法克制哲學，它的介入難免有黨派傾向之嫌，有損司法獨立的美名，因此，有論者甚至認為這次大選「開創了由聯邦最高法院裁決總統大選爭議的先例，打破了美國憲政中三權分立的神話」。
這個評論可能過於絕對，因為這里涉及到一個判斷標準的問題。拋開黨派政治因素不談，如果認為60年代沃倫法院對貝克案的判決是正當的司法干預，有助於美國民主制度完善，那麼同樣道理，也很難說大選案不是正當的司法干預、不有助於美國大選政治的穩定，因為按傳統的標准，兩者分別涉及州議員的選區和總統選舉的地方選票問題，都是不適合聯邦司法解決的地方政治問題，因此不能因為是開明派的干預就說是正當，保守派的干預就是越權。（據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在審理布希訴戈爾案之前，超過70%的被訪問者[包括小布希和戈爾陣營的人]認為最高法院是解決選舉糾紛最值得信賴的機構，並且能夠對案件作出公平判決。最高法院判決後第二天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80%的民眾准備接受小布希為他們的總統。）
同樣需要指出的是，僅就形式而言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半斤八兩，因為佛羅里達最高法院人工計票決定在先，聯邦最高法院的裁決在後。一位美國教授的評論可謂一針見血：最高法院的「非法」不過是對佛羅里達高院「非法」的反擊。如果在原則上認可佛羅里達高院司法干預的合法性，就很難不贊成聯邦最高法院干預的合理性，因為總統選舉人的產生顯然與憲法及聯邦法律密切相關。（國內知名美國憲政學者張千帆教授也認為：「因此，問題並不在於法院是否應該干預，而是究竟哪個法院應該干預，並且其決定應被作為最終決定而獲得尊重。」他認為佛羅里達高院比最高法院更適合。摘自《論美國總統大選的憲政問題》，原載《中外法學》，2001年第4期第415頁。）唯一可以指責的是，倫奎斯特法院一向保守，主張限制聯邦權力，強調限制平等保護條款的適用范圍，突出保護各州的權力，而它在大選案上的態度有悖它的基本司法理念。
在這次選舉糾紛處理過程中，政治化傾向顯而易見。州務卿哈里斯（哈里斯本人同時還是共和黨在佛羅里達競選委員會的兩主席之一，因為這次選票爭議，她一時成為全國性人物，在2002年美國國會選舉中順利當選為眾議院議員）與棕櫚灘等縣選舉委員會之間的選舉法許可權之爭，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對哈里斯決定的兩次否定，聯邦最高法院決定的涇渭分明，都顯示出黨派意志的較量。為此，《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著名外交專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甚至表示：「戈爾先生（Mr.Gore）為美國人民挨了一槍子兒。這打在美國人民胸口的一槍是最高法院的5位保守派大法官放的，他們出於政治的動機裁定布希為總統。」不過，所有這些政治較量都限於對法律的不同理解和法律漏洞的利用，基本上沒有背離法律本身。討論這一司法大戰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純粹的法律之爭，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黨派之爭，並沒有多少實際意義。
如果我們接受丘吉爾的看法，承認民主只是與獨裁之間選擇中的一種「兩害之間取其輕」的制度的話，那麼，我們似乎同樣也應該接受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尤格（Robert Mangabeira Unger）的見解：「就所涉及的社會方方面面而言，與人壽保險和自由主義本身一樣，法治只是從惡劣環境中尋求的最佳結果」，因此，實在沒有必要把法治理想化。司法獨立應該理解為一種制度上的獨立，即不依賴於任何其他政府部門或黨派而存在，理解為對法律的忠誠而非黨派政治的順從。法官並不完全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超凡脫俗之輩，法院也不可能是不食人間煙火、不受各種思潮觀念滲透和影響的孤立存在。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政治哲學，它們構成了其理解和解釋法律的基本框架。完全客觀中立的法官只存在於書生的法律王國之中。
那麼，聯邦最高法院多數派「迫不及待地介入此案」的作法是不是「打破了自己傳統的保守主義立場」？他們的決定是不是「不言而喻」的「政治性決定」呢？似乎很難十分肯定，這從判決書中五花八門的意見中可窺一斑。這個判決書一共分成六個部門，一個多數意見，一個附合意見，四個不同意見，其中只有一個是三位大法官一致同意，其餘三個不同意見都是雙重異議。
裁定佛羅里達高院的做法違憲的是7名大法官，其中包括兩位開明派大法官布雷耶和蘇特。他們認為，佛羅里達人工重新計票一案的確涉及了聯邦憲法和聯邦法律問題，憲法明確規定由各州議會制定產生總統選舉人的方式和程序，並給予選民的投票權以及行使方式以平等的法律保護。由於佛羅里達最高法院的判決未能提供一個「符合聯邦憲法最低要求的」統一的計票標准，同樣的選票會得到「不平等的衡量」。這里的問題不是人工計票是否可以拖延，而是人工計票的不同標準是否損害憲法的平等法律保護原則。但這一理由在自由派批評家看來非常荒唐可笑，因為佛羅里達一共有67個縣，有著不同的投票形式，根本不可能存在著統一的計票標准，只能是根據各縣不同的選票形式和投票方式來決定選票是否有效。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最高法院裁決本身並沒有下令停止人工計票。像美國任何一個上訴法院一樣，最高法院只專注於原審法院作出判決的方式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或聯邦憲法和法律，從而保證審判沒有法律上的錯誤，因此，它只是將案件發回，要求佛羅里達高院重審，並作出與最高法院法院意見相符合的決定。顯然，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它作出判決的時間（12日晚上10點）離它認為合法的選票統計截至時間（12日）只剩下兩個小時，這實際上斷絕了佛羅里達高院採取任何補救行動的可能性，也斷絕了戈爾的最終希望。這種做法似有「不誠實」（intellectual dishonesty）之嫌，但卻是最高法院的唯一選擇，因為它可以辯稱，它只是對法律程序而非總統選舉問題作出了其許可權范圍內的判決。此外，確認12月12日為截止日期的並不是最高法院，而是佛羅里達議會根據聯邦有關法律制訂的選舉法確定的。
布雷耶和蘇特兩位自由派大法官雖然在人工計票案具有憲法性的問題上與多數派站在一起，但他們認為聯邦最高法院不必死守12月12日截至時間，而應該允許佛羅里達建立統一的計票標准，並在12月18日選舉團投票前完成人工計票即可。他們的這一異議得到了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兩位大法官的部份同意。
真正一致的異議是由史蒂文斯大法官提出，布雷耶和金斯伯格大法官加入。針對多數派大法官的說法——佛羅里達高院的決定改寫了佛羅里達的法律，史蒂文斯認為佛羅里達高院的決定不過是解讀州立法機構的立法。更重要的是，美國憲政實踐的傳統一向是，在涉及州法的含義時州最高法院的有關決定是最終裁決，因此聯邦最高法院不應介入。在結論中，他甚至上綱上線道：「法治的真正支柱在於對執法者的信心。時間會有一天癒合今天的判決給這一信心所造成的傷害。但是，有一點是肯定：我們或許永遠無法百分之百地確定，到底誰才是今年總統選舉的贏家，但確定輸家卻顯而易見，那就是這個國家對法官作為法治無私的守護神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史蒂文斯是共和黨人福特總統任命的，一向被認為是傾向共和黨的保守派，但這次卻成為堅決反對最高法院決定的異議者。顯然，保守派和開明派的分類並不十分准確，同時也說明指責最高法院這一決定完全受黨派利益支配，根據並不充份。）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的異議主要強調不應該質疑佛羅里達高院對州法的解釋，它並沒有改寫法律。
在所有的異議中，以布雷耶大法官的異議最為突出，因為他從根本上認為這是個政治問題，具有不可司法性。由此看來，除了布雷耶外，其餘的大法官都認為佛羅里達選票爭議是可以由司法管轄的，分歧只在於是由州還是由聯邦司法管轄。
盡管最高法院最終進行了干預，但實際上這一干預相當勉強。在法院意見書的結尾部份多數派大法官不得不這樣表白：「沒有人比本法院的成員更明了司法權的根本限制（the vital limits），在尊重憲法的設計——通過他們的立法機關讓人民並由政治來選擇總統——方面沒有人比本院更堅定。但是，當訴訟雙方啟用訴訟程序後，我們就必須處理訴訟中的聯邦以及憲法問題，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很難說保守派大法官因為黨派利益改變了他們司法克制觀念。因為，正是通常被認為是保守派的三位大法官強調，應由佛羅里達議會而不是州最高法院處理整個選舉事宜。他們還指責州最高法院在審理整個案子時不是在解釋州法，而是在重新創制州法。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大法官斯卡利亞和湯馬斯3人在支持裁決的附加意見中指出：按照佛羅里達法律，只有那些標記清楚的選票才是有效票，而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允許人工計算標記不清選票的作法違反了佛羅里達的立法。本來。這雖然只涉及到佛羅里達內部的分權問題，但本案涉及的卻是總統選舉這一事關聯邦的大事，屬於憲法第2條規定的內容。因此，他們才不厭其煩地從法理上說明，在選票匯總上報的截至日期和所謂「合法選票」（legal voter）問題上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如何違反了佛羅里達有關選舉的法律和憲法第2條。其次，從技術可行性上說，要在12日之前完成重新計票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判決意見書中，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布雷耶大法官的異議。通過對總統選舉問題的憲法史考察，他強調，布希訴戈爾案涉及的是一個不可司法的政治問題，因為「美國憲法的制定者和（制訂1887《總統選舉人條例》的）1886年國會作出的決定，都是盡可能地減少最高法院在解決總統選舉難題上的作用，這既明確又明智。對國會來說，解決選舉糾紛難題可能是非常棘手和困難，但是，作為一個政治機構，它比非民選的最高法院更准確地表達了人民的意願，而人民的意願正是選舉的意義所在。」在結論中布雷耶寫道：「我擔心，為使這一久拖不決的、令人煩惱的選舉過程有一個明確的結果，我們沒能充分注意到有必要『制衡我們自身權力的行使』，『我們自我約束意識』」。他還援引著名大法官布蘭代斯（Louis D.Brandeis）關於司法克制的名言：「我們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麼都不要做。」（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do is not doing）他認為「最高法院今天所做的其實並不應該做」。布雷耶的看法是最高法院應當進行自我約束，駁回案件而不觸及其實質問題。應該說，布雷耶的觀點有相當強的合理性和理論上的說服力。
此外，還有一個利益沖突是否應該迴避的問題。其背景原因是，已有幾位最高法官大法官表示近期將退休，這意味著不論誰上台，新任總統都會提名自己信任的人選出任大法官。而大法官自身，不論是開明派還是保守派，當然都希望有志同道合的同僚，這樣一來，他們在大選案中就與自己的這一利益攪和在一起，這很可能是保守和開明兩派如此涇渭分明的一個主要原因。所以，從利益迴避的角度來看，最高法院似乎也不應該接這個案子。（自由派批評家還指出，大法官斯卡利亞的兒子工作的律師事務所恰好是替小布希在最高法院辯護的那一家，而大法官托馬斯的太太則在著名的保守派思想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工作，負責為小布希政府特色合適的官員人選。）
可是，為什麼這些觀點曲高和寡、無人喝彩呢？這就是現實政治在起作用。俗話說國不可一日無君，「民主」的美國也同樣如此。如果讓民選的州議會或國會來決定總統人選，如果每一張選票都要由人工重新精確統計，這樣的話要折騰到何年何月？在憲政危機的壓力面前，民主的邏輯難免顯得有些蒼白無力。有人評論說：「從憲政秩序的角度來看，最高法院可能幫了國家的大忙；從法律推理來看，最高法院的這個決定很糟。一句話，最高法院的決定產生了秩序，卻沒有法律。（the Court's decision proced order without law）」因此，你可以說布希訴戈爾案的裁決是一個糟糕透頂的司法判例，極大地損害了司法部門公正獨立的形象；你也可以說最高法院果斷介入計票爭端，成功地化解了一場因總統難產導致的憲政危機；你可以說每一張選票都代表了民眾的心聲，停止重新計票實際上等於忽視了民主原則；你也可以說遵循憲政法治的規則和程序比「順從民意」更為重要，共和制比民主制更為根本。對此，主要看評論者的個人偏好，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場司法大戰著實讓世人看到了美國民主的成就與局限、美國法治的成功與遺憾。
此外，在這場世紀大案的裁決過程中，大法官之間不同意見暢所欲言、激烈交鋒，讓人們領略了美國法治的華彩篇章。一位中國學者雖然對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略有微辭，但仍然贊揚道：「我們看到一個獨立與公正的司法機構對於保證民主選舉的完整與可靠是至關重要的，而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即在於司法程序本身必須是一個自由、平等與公開的說理過程，其中每個法官（不論是幾「品」，有沒有官銜）都可以不受壓制、毫無顧忌地表達自己對憲法與法律的觀點，而他（她）的任何法律意見——無論是多麼智慧或荒謬——也都將受到法學界同行、學者乃至整個社會與歷史的無情檢驗。」
經歷了36天的訴訟大戰後，戈爾在承認敗選的演說中所表現的君子風度和對憲法法治的尊重讓人們再一次領略了美國法治的精彩和無奈。他說：「現在最高法院已經說話。盡管我不同意法院的判決，但我接受它。」這句話充份顯示出最高法院在美國人心目中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它作出的判決可能會出錯，可能會不被失敗者內心認可，但卻會被無條件地接受。
針對戈爾的認輸講話，《紐約時報》專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有精彩的評論。盡管他認為最高法院的判決帶有政治傾向，但他卻深信，美利堅民族對憲政法治的信仰是美國強大的關鍵，因為「判決的失敗者接受法治以及法治背後的制度為最終的、合法的原則」，「只有通過這種方式，只有當我們重申我們對法律制度的忠誠，甚至即使它對我們不利時，制度才能長存、改進並在失誤中總結教訓」。弗里德曼認為，美國成功的秘密不在於華爾街，也不在於矽谷；不在於空軍，也不在於海軍；不在於言論自由，也不在於自由市場。真正的秘密在於長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後的制度。正是這種制度使每一個人可以充份發展而不論是誰在掌權。美國真正強大的力量，在於「我們所繼承的良好的法律與制度體系——有人說，這是一種由天才們設計使蠢才們可以運作的體系。」
弗里德曼的評論贊揚了美國法治的精彩，但卻迴避了美國制度中的非民主成份。這次大選使美國選舉制度中的幾個不夠民主的問題暴露無遺：正是選舉人制和贏家通知的原則，致使戈爾在領先對手50多萬張選民票的情況下功虧一簣；而正是由於非民選的最高法院而不是民選的國會的干預，戈爾失去了最後的一根救命稻草。因此，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這一在200多年前因為妥協而形成的總統選舉人（選舉院）制度是否仍然適合今天的美國社會？很顯然，如果沒有選舉人制，就不會有這場驚天動地的選舉訴訟大戰。這一制度的不民主成份（來自小州的選舉人的代表性遠遠不及來自大州的選舉人）顯然與今天很多美國人所信奉的民主觀念格格不入，而贏家通吃的選舉原則也遠非歐洲大陸比例代表制那樣公平。但因為選舉人制有利於小州，贏家通吃則有利於兩大黨輪流執政，不讓第三黨在全國范圍內有任何可能的成功機會，這些問題在美國目前的政治框架中根本沒有改革的可能性。一百多年來，有關廢除或修改選舉人制的方案和法案成百上千，但皆無一例外胎死腹中。雖然有嚴重的問題，但美國的總統選舉制度卻依然充滿活力，長盛不衰，就如同參加一場極具魅力的體育比賽一樣。顯然，對於任何一種政治制度而言，重要的不是完美無缺，而是經久耐用，符合國情民意。多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並不相信民主萬能、也沒有對其選舉制度進行「民主改革」的美國政府卻不遺餘力地在世界各地倡導和推動民主！
另就程序問題即投票的方式而言，美國的總統選舉制度也存在很多不公正的地方。在美國，選舉完全是地方的事務，富裕的縣可以不斷更新其投票設備，盡可能減少誤差，貧窮的縣卻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投票設備陳舊，容易出錯。因此，投票方式的差別實際上反映了經濟上的貧富差別所帶來的政治表達權益的差別。以打孔機和光學掃描儀為例，用前者投票，其出錯而無效的機率比後者高三倍。而民主的程序則要求所有合格的選民應該有平等的投票條件和環境，他們的選票也應該得到同樣的准確統計。
因此，人們不禁要問，不論從內容還是從程序而言，當美國人連自己國家的選舉制度都沒有辦法民主化時，它還能成為一個有意義的民主的榜樣和民主價值的倡導者嗎？ ( 作者：任東來)

『柒』 美國最高法院有幾大法官

美國最高法院有9大法官。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是美國最高審判機構，由總統徵得參議院同意後任命的9名終身法官組成，其判例對全國有拘束力，享有特殊的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權，即有權通過具體案例宣布聯邦或各州的法律是否違憲。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從一個開始不受人重視的小角色躍升為如今一言九鼎的大人物可以說主要得益於以下因素：
1、美國三權分立的憲政框架
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三條對國家的司法權進行了規定。雖然起初三權之中司法權處於較弱的地位，但開國先賢們始終堅持權力之間的制約和平衡，力圖通過三權之間的相互牽制使得各個部門安守本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這種特殊的分權體制內逐漸地樹立了自己的權威。
2、判例傳統
美國承繼了英國普通法的判例法思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大量判例的積淀，不斷刷新原有的憲政原則，在憲政結構各個層面不斷進行價值判斷和選擇，使得美國憲法獲得了長久不衰的生命力，適應了新的社會現實發展的需要。每個判例都折射出美國特定歷史時期的重大主題、基本社會現實和主導的法律理論和法律思想。因此，美國憲法的發展史主要就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史，聯邦最高法院是憲法的現行發言人，在程序所規定的界限和對憲法基本理念加以尊重的基礎上，聯邦最高法院成為進行冷靜再思考的場所。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聯邦最高法院一直在塑造著美國。
3、富有開拓精神的大法官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建立之初，三權之間的界線是模糊的，如憲法的解釋權和司法審查權的歸屬並無定論，聯邦最高法院傑出的大法官們在案件審理中巧妙地將這些權力收入囊中，為聯邦最高法院日後取得舉足輕重的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之後，在廢除種族隔離和保護人權上，以沃倫為首的大法官們也走出了勇敢的一步，表現出了非凡的膽識和胸懷。
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正式頭銜都是用Justice（公正），而非通常用的Judge（法官），可見其地位之崇高，美國人把他們看作是憲法所賦予的廣泛個人自由的監護者和解決全國性重大爭論的仲裁人，大法官都是經過千錘百煉的法律貴族和政治精英，他們總是站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審時度勢，用手中的法之金劍，指引美國憲法的行進方向，美國憲法中即使是最微小的進步與變革都深深地滲透著大法官們的縝密智慧與穿透現實、洞察未來的力量。
4、妥協的精神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立法權與行政權之間，以及國家與民眾之間，適應不同的社會背景，為各個時期社會重大問題的交鋒提供了公開的場合，以公開的方式將社會問題肢解、剖析；以判決的形式對各種利益做出價值判斷，並對利益之間的沖突做出權衡，弱化了社會矛盾，促進了社會的整體進步。

『捌』 美國首席大法官的歷任情況

NO。 首席大法官 任期 任命人 1 約翰·傑伊 1789年10月19日 - 1795年6月29日 喬治·華盛頓 2 約翰·拉特利奇*§ 1795年8月12日 - 1795年12月15日 喬治·華盛頓 3 奧利弗·埃爾斯沃思 1796年3月8日 - 1800年12月15日 喬治·華盛頓 4 約翰·馬歇爾 1801年2月4日 - 1835年7月6日† 約翰·亞當斯 5 羅傑·布魯克·托尼 1836年3月28日 - 1864年10月12日† 安德魯·傑克遜 6 薩蒙·波特蘭·蔡斯 1864年12月15日 - 1873年5月7日† 亞伯拉罕·林肯 7 莫里森·韋特 1874年3月4日 - 1888年3月23日† 尤利塞斯·S·格蘭特 8 梅爾維爾·富勒 1888年10月8日 - 1910年7月4日† 格羅弗·克利夫蘭 9 愛德華·道格拉斯·懷特** 1910年12月19日 - 1921年5月19日†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 10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 1921年7月11日 - 1930年2月3日 沃倫·G·哈定 11 查爾斯·埃文斯·休斯§ 1930年2月24日 - 1941年6月30日 赫伯特·胡佛 12 哈倫·菲斯克·斯通** 1941年7月3日 - 1946年4月22日† 富蘭克林·D·羅斯福 13 弗雷德里克·摩爾·文森 1946年6月24日 - 1953年9月8日† 哈利·S·杜魯門 14 厄爾·沃倫 1953年10月5日 - 1969年6月23日 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 15 沃倫·厄爾·伯格 1969年6月23日 - 1986年9月26日 理查德·尼克松 16 威廉·倫奎斯特** 1986年9月26日 - 2005年9月3日† 羅納德·里根 17 約翰·羅伯茨 2005年9月29日至今 喬治·W·布希 註：* 國會休會期被任命，後被參議院否定 ** 在最高法院大法官職位上被任命 *** 曾擔任過美國總統 § 曾擔任過最高法院大法官 † 在任上逝世

『玖』 （美國最高法院）厄爾.沃倫和沃倫法院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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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倫生於加利福尼亞州的洛杉磯，父親是挪威移民，母親是瑞典移民。他在伯克利加州大學獲得了本科學位（1912年）和法學學位（1914年）。從法學院畢業之後，沃倫在私人律師事務所工作了5年。

1942年，沃倫以共和黨的身份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並在1946年和1950年連任兩屆。在擔任州長時，他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扣留在美日本人和日裔，在經濟方面工作出色，為二戰後直到1960年代中期的近20年繁榮打下了基礎，並為加州建設了聲望卓著的公立大學系統，為兩代加州人提供了質高價廉的高等教育。沃倫在1948年曾作為副總統候選人和托馬斯·杜威搭檔參加美國總統大選，但以微弱之差敗給了杜魯門。

1953年，艾森豪威爾總統提名沃倫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令很多人意外的是，沃倫比預料的更加傾向於自由派，以至於艾森豪威爾總統認為提名沃倫乃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愚蠢的錯誤」。在沃倫擔任首席大法官期間，美國最高法院做出了一系列裡程碑式的判決，包括1954年的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裁定公立學校種族隔離違憲）、1962年到1964年期間的「一人一票」各案（極大改變了很多州農村地區的投票權重）、Hernandez 訴德克薩斯州案（裁定墨西哥裔美國人有權參加陪審團）、1966年的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要求警方羈押當事人必須告知其擁有某些權利，包括請律師的權利，常被稱為米蘭達警告。

肯尼迪遇刺案發生後，沃倫擔任調查委員會主席，該委員會又被稱為沃倫委員會。在調查之後，該委員會得出結論說（沃倫報告），行刺純屬個人所為。

1969年，沃倫從最高法院退休。

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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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伯特·奧爾森 加利福尼亞州州長
1943年-1953年 繼任：
古德溫·奈特
前任：
弗雷德·M·文森 美國首席大法官
1953年-1969年 繼任：
沃倫·E·伯格

美國憲法以及修正案(中文簡體...此公上任之初便在最高法院院務會議上表示,沃倫法院做出的一些司法判決應予推翻,其中首當其沖的就是1966年的米蘭達案

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Miranda v. Arizona，384 U.S. 467(1966)） 1963年3月初的一天，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一名白人姑娘被一個帶有西班牙語系口音的年輕人綁架並強奸。通過一段時間的調查，警察發現了一名嫌疑人，此人名叫厄尼斯多?米蘭達。 米蘭達出生於一個墨西哥移民家庭，父親是一個油漆工。他自幼就不喜歡上學，屬於「經常在街頭混的男孩」，而且多次被送進少年管教機構。九年級的時候，他終於輟學，後來當過兵，干過雜活。他的工作記錄也不太好，他曾經因為在工作時間擅離職守而被解僱。另外，他還曾因為盜竊汽車而被判刑，在聯邦監獄關了一年。本案發生的時候，米蘭達23歲。

1963年3月13日，警察逮捕米蘭達後將其帶到警察局，受害人指認了米蘭達。然後，警察將米蘭達帶到審訊室，由兩名警察進行訊問。警察沒有告知米蘭達依法享有的權利。在兩個多小時的審訊時間內，兩名警察使用一切「合法」的手段迫使米蘭達供認自己的罪行，包括「一人唱紅臉一人唱白臉」的審訊策略，並最終獲得了有米蘭達簽名的書面供詞。在那份供詞的上方有一段事先統一列印好的文字：「本口供是我自願作出的，沒有威脅也沒有豁免的承諾，我完全知曉我的法律權利，明白我所做的任何陳述都可能用來反對我。」陪審團採納了該口供並做出了有罪判決。米蘭達對判決不服，在政府為其指定的律師的幫助下一直上訴到最高法院。1966年初，最高法院決定受理該案，並於6月13日以5：4的表決結果作出推翻原判的裁決，裁決中說道：「（a）……(d)在沒有其他有效措施下，以下保障憲法第五修正案的程序必須遵守：在進行任何訊問之前，必須清楚的告知被羈押人：1、你有權保持沉默，你所講的一切都可在法庭上用作對你不利的證據；2、你有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訊問時有權要求律師在場；3、如果你沒有錢委託律師，我們將為你指定一名律師。 (e)在訊問之前或在訊問過程中，犯罪嫌疑人表示想要保持沉默，訊問必須停止；如果他表示想要見律師，訊問必須停止，直到律師到來。(f)在律師不在場的情況下進行的訊問並且取得了供述，那麼要由政府來證明被告明知且理智地、明智地放棄了律師權。(g) 在被羈押訊問期間，犯罪嫌疑人回答了一些問題，但沒放棄他的特權，他還可以在後來的訊問中主張保持沉默。(h)給予警告並且放棄權利，是被告人作出的有罪供述或無罪辯解具有可采性的先決條件。……」。聞名世界的米蘭達規則就這樣誕生了。

該判決是由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起草的，米蘭達判例也是沃倫大法官做出的最受爭議的判決之一。也有很多人把米蘭達規則的產生歸咎於這位具有司法改革風格的人物身上。但是，其實米蘭達規則的產生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的。「在18世紀中葉，普通法特別關注被告人自主決定是否作出供述的權利，布萊克斯通告誡道，依照叛國罪律條，『匆忙作出，缺少保障的供述……不應當採納為證據。』」 「然而，到1836年，政策又傾向於採納供述。」 那時採取的做法是，不論是在什麼情況下，只要被控告人做了對自己不利的供述，「一旦有效證實，無需任何補強便可足以判處其有罪」。 到20世紀早期，可能由於犯罪率的攀升及文化混亂，司法部門更傾向於打擊犯罪。當時刑訊逼供現象嚴重，而法院則放之任之。1936年布朗訴密西西比州

（Brown v. Mississippi,297 U.S. 278,56 S.Ct. 461,80 L.Ed. 682）一案中，犯罪嫌疑人被採取吊打的方式取得的證言被密西西比州法院作為定罪的依據。到20世紀40年代，警察強制訊問的情況又發生了一些變化。警察在訊問中，逐漸從折磨、威脅轉向用更潛在壓力的方式給犯罪嫌疑人施加壓力，使犯罪嫌疑人在強迫氛圍中作出不利於自己的供述。因此，聯邦最高法院表現出要制定一項對供述任意性更明確的檢驗標准。除此之外，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種族問題十分嚴重，並且「最高法院肯定知道大部分關於供述案件的上訴涉及的是黑人被告」 ，「似乎聯邦最高法院將限制訊問作為其種族平等工作議程的一部分」 。「將潛在強迫拿來做更加有洞察力的檢驗標准，應當會對貧窮的、教育程度不高的被告人更有利，因此有助於減輕影響到刑事司法制度的社會及經濟不平等」。 20世紀50年代及60年代早期，聯邦最高法院做出了一系列有利於被告人的裁定，因此使很多法官對那些受到不公正訊問的被告抱有更多的同情態度。同時，「美國刑事司法體系總是製造出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有問題的結果。」 因此，最高法院認為他們應該制定一些規則來規范刑事司法活動。1964年在艾斯考波多訴伊利諾斯州(Escobedo v. Illinois 378 US 478 (1964))案件的裁決中，聯邦最高法院第一次明確說明了絕對的保持沉默的權利，並且強調是否給予並且是正確的給予了告知，強調被告是否已經放棄了沉默權。

但是，實踐表明，該判例「其裁定意見模稜兩可，混亂又受限制的裁定」， 也就是該判例並沒有發生太大的作用。因此，「如果聯邦最高法院想真正對典型的被告人提供保護，它需要更弦易張，做出更大的動作。當然，這劑良方就是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判例」。 因此，1966年誕生的米蘭達規則，不能說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及當時社會現實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