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與法治1000字論文

A. 如何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論文1500

一、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堅持依法治國是核心
治國方略問題是指導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方針問題，它帶有全局性、長遠性與根本性。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務，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規范化、程序化和法制化。
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是廣大人民群眾意志的體現，法律具有高於一切的決定性作用。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是堅持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
二、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堅持以德治國是基礎
以德治國就是要積極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並使之成為全體人民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的規范。道德先於法律而產生，其覆蓋面又廣於法律。道德在人類社會中可以說是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其他一切社會規范莫不受道德規范的制約。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必須以以德治國為基礎。
道德是立法的基礎。依法治國所依據的法，必須是反映人民意願和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法，是合乎理性、正義、公平觀念的法。要制定這樣的法律，從參加人員、制定過程到法的內容，都必須以正確的思想道德觀念為指導，充分考慮道德因素和道德標准。
道德是執法的基礎。公正執法是法治最重要的內容。社會關系是復雜多變的，而法律具有一定的滯後性和僵硬性，且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現實中，執法者還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和證據採信方面的自由心證權。因此，能否公正、准確地把握立法宗旨，恰當地運用好這些權力，公正執法，就取決於執法者的素質，取決於執法主體的道德能力，如果執法者的素質低，濫用權力，就會出現執法不公的情況。
道德是守法的基礎。大多數人對法律的認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礎。外在的法律規范必須轉化為大多數人的內心自覺。當大多數人對某一法律不屑一顧時，該法律就會成為一紙空文。在正常社會里，道德水準的高低與守法自覺性的強弱成正比。守法的自律心態是法律他律性目標實現的基礎。
三、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是必然選擇
法律與道德作為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們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它們互相聯系、互相補充。法治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手段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德治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道德規范和法律規范應該緊密結合，統一發揮作用。
總之，依法治國是以德治國的重要保障，以德治國是依法治國的重要基礎。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在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中，必須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二者缺一不可。

B. 以 法治與德治關系 為主題的論文起什麼題目比較好

回答
以 法治與德治關系 為主題的論文起什麼題目比較好我主張的觀點是法治德治相輔相成，那麼這篇論文起什麼題目比較好？展開
論文

C. 思修論文圍繞"德與得"寫一篇1000字左右的論文

《德與得》
德行是什麼呢7德行就是對別人好。除了做好事之外，還有別的什麼東西可以叫做德行嗎？
我很窮，你便慷慨解囊，在我危難之際，你來鼎力相助，別人欺騙了我，你卻把真實情況告訴
我：別人怠慢了我，你卻來安慰我；我不知道怎麼解決的問題你來幫助我，給我解答，我自然毫無疑問地稱你為有德行之人。但是勇，義、節、智四樞德和信、望、愛三起德又怎麼樣呢7有些個還未出學校的大門。
你有節制，這與我有什麼相關，這是你奉行的養生之道，你會身康體泰，我慶賀你。你有信仰和德望，我更要祝賀你，你將因此得慶永生。你的這些神德是天賦的你的四樞德是指導你行為優良的同品質，可非對別人的善行。謹言慎行的人自然會心身安康，品德端正的人卻能造福人類。聖保羅對你說得好，他覺得慈善比信仰和希望還更重要。
但只許有益於他人的品德嗎？當然，我們怎麼能夠承認其他品德呢?我們生活在社會里，只有有益於社會的事才是好的。一個獨善其身的人可能飲食有節，信心虔誠，他也許穿的只是一身破衣服，那麼，他也許是個聖徒。只有當他做了一些善事，別人受到恩惠之後，我們才可能說他德高望重。一個孤獨的人，既不為害於人，但也不對人有益，他對我們來說是無所謂的。
人間的德行就是彼此為善，沒有為善於人的人就不算是有德的人。倘若一個聖徒生活在人間，必定會造福於人的。但是他若遠隔人世，人也就有理由不給他德高望重的稱呼，只對自己好的人，對於我們沒有什麼好處。
可如果一個人關起門來，大吃大喝，荒淫無度，他便是個無德行的人了，那麼反過來，他若有相反的品質，也就是個有德行的人了。這卻是我不能同意的。倘若這個人具有您說的這類缺點，這是個很壞的人；但是這些醜事既然無害於社會，對於社會來說，也就無可非議了。
可是設想一下，若他到社會上胡作非為，則是作惡多端了，但如能說這個荒淫無度的人卻很可能是個壞傢伙，則不可以說，那個飲食有節清潔干凈的隱士一定是個好人，因為社會上惡德有加無減，美德卻日見稀少。

D. 求一篇題目為（德治與法治比較研究）的論文提綱

你還有（德治與法治比較研究）這篇論文嗎

E. 如何理解道德與法律的關系，推進法治與德治的結合論文

ga告訴我是什麼時間要的。

F. 德治與法治的論文

摘要：法治在當下中國法學界中沒有統一的定義，「依法治國、舉措而已」、「君尊則令行」則是古代法家所述。道德是人們關於善與惡、正義非正義、光榮與恥辱、公正與偏私等觀念、原則和規范的總和，以德服人是傳承的文化。法治和德治是兩種互補的社會控制模式，但在現代社會中，法治是主流，治國在制度層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過轉化參與了治國，但不能謂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於育人。因此，依法治國、以德育人，共創理想社會，既是法律與道德在現代社會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與德治的對立統一。人類關於法、德的經驗和原理，揭示了法治、德治的含義與構成，法治及德治的歷史和實踐表明，法治之法應具有道德性，法治離不開道德。但法治是現代化社會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來中國的必由之路。而為了促成法治的實現，從中國的社會實際出發，必須加強道德建設。從中國當今的實踐出發，從對歷史與現實的深刻反思中找到德治與法治互相契合的現實合理性。關鍵詞：法治；德治；社會控制模式引言：在現實社會中，社會控制和管理是極為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運用什麼樣的社會控制模式來管理當今社會，來促進新世紀發展進程中中國的各項社會事業，概括起來講，有法治和德治兩種典型的模式。用法來治理國家能給我們帶來什麼？如果沒有德治因素的存在，那樣是否能夠給我們帶來理想的社會？本文主要對法治與德治的相關問題進行一些必要的探討。一、法治的含義、特徵和歷史演變（一）法治的含義法治是什麼，在當下中國法學界並沒有統一的定義。在英文中，與之相對應的常見詞有：「rule of the law」、「rule by law」、「government through law」等。這些詞的含義分別可以譯為「法的統治」、「依法統治」、「通過法律的治理」。由此，法治應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模式，是指人們通過或主要通過法律對國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會的實現。（二）中國古代法家提倡的「法治」古代中國法家曾提倡的「法治」，強調以國家暴力為後盾的法律的作用，認為法律的強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統治方法；強調只要有根據統治階級的意志所立的法，並堅決貫徹實施，就能輕而易舉地治理好國家，即所謂「依法治國，舉措而已。」⑴基於好利惡害的人性論，他們認為必須依法為本，使法、勢、術相結合；為了法律的推行必須建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政權。他們的「法治」是封建君主專制政體下的法治，盡管他們說維護君權的目的是為了實行「法治」，即所謂「君尊則令行」，但由於君主手執權柄，有權立法也有權廢法，即便隨意立法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而對此法家只能曉之以利害。因此，法家的「法治」根本不等同於後來西方資產階級提出的與民主制度相關聯的「法治」。而歷史亦以秦王朝的迅速覆亡證明了法家「法治」的不可行。（三）現代法治的特徵現代意義上的法治來源於近代西方法律文化。法治是民主政治的產物，發源於古希臘和古羅馬；法治和憲政緊密相連，沒有憲政就沒有法治；法治的核心不只是國家通過法律控制社會，而且它本身也要為法律所支配；法治最基本的原則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既是一種治國方式和社會控制模式，又是一套價值系統，目標是理想社會生活方式的建立。（四）法治的構成要件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曾對法治作過相當經典的解釋：「法治應包括兩種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秩序獲得普通的服從；而大家要服從的法律本身又應該是制定良好的法律。」⑵這揭示了法治構成中兩個最基本的要件，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優良性。由於亞里士多德生活於並且也贊成將人分等級並視之為公平、合理的社會，所以我們應賦予他法治構成的框架以新的內容。在現代社會，所謂法的普遍性，即是人們平等一致地遵守而且是嚴格遵守已有的法律，實質是法律至上；法的優良性應是被遵守的法律含有民主、公平、自由、人權等這些最基本的人類價值觀，也即法的正義性。隨著法治的實踐展開，後世學者對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觀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在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上有了擴充。法治的形式要件至少包括法制的統一性、法制的一般性、規范的有效性、司法的中立性和法律工作的職業性；法治的實質要件則外化為以下制度和原則，即權力控制與制衡、國家責任和權力與責任相統一、權利保障和社會自由、公民義務的法律化和相對化；同時，法治還有以下精神要件：善法、惡法價值標準的確立，法律至上地位的認同，法的統治觀念的養成，權利文化人文基礎的建立等。⑶（五）法治的歷史及其發展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形成於近代西方，但其精神和傳統可以上溯至古希臘。古希臘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達到了古典世界的輝煌，其在公民范圍內實現了較為徹底的民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級性劃分和奴隸制度的存在，又使它與現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⑷然而古希臘已在思想上和傳統上為後來所有類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礎。羅馬繼受了飽含法治精神的希臘理性法思想。羅馬從王政到共和到帝國初期，不僅創制了龐大的法律體系，而且將法制的精神貫徹於法律之中，其中體現人的理性的平等、意思自治和權利的私法可謂是對集中體現於公法領域的希臘法治精神的弘揚和拓展。⑸進入帝國後，皇權對法制精神的破壞和干擾很大，但歷史形成的傳統未曾消失。中世紀，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籠罩於宗教的帷幕之下，但法律的神聖性和權威性依然在歷史和大眾中流傳。⑹近代以來，思想家們對權力本質的深刻認識推動著西方法治理論走向完備。「權力就其本質而言是邪惡的，不論其行使者是誰。」⑺但有組織的人類社會又無法取消權力，所以減輕權力對人的傷害的最佳途徑就是給權力劃分界限即「以權力制約權力」；而這一切都需要在體現民意的法律基礎上和框架內展開，也即將權力納入法律，從而使人的安全、財產、自由、尊嚴等得到法律的保障。這條思路引導出來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會控制模式就是法治。為了讓法治成為現實，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權與制衡」的實施方案，將專制集權制度改造為以權力制約權力的分權體制，通過分權和制衡來實現法治和人權。建構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產物。它一方面源於商品經濟高度發展所引起的社會關系的契約化，⑻同時又植根於希臘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惡論。人性惡的文化促成人們優選客觀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觀性強的道德作為解決糾紛的社會控制方式。社會關系的契約化形成人們事實上的平等和獨立，這構成法治經濟基礎。在人類文明史上，這兩者的充分發達和結合僅限於西方，應該說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⑼近代以來，法治文明隨西方文明來至世界各地。現在法治已成為大多數國家的社會控制模式。但顯然各國的法治程度並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因而不能簡單地用西方法治的經驗和標准來衡量已發展了的現代法治。現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廣泛的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和與傳統相結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西方的經驗和標准只是特定的一種，而不是全部或惟一。二、德治的概念和在中西方實踐中的困境（一）德治的含義如同法治一樣，什麼是德治也有不同的見解。筆者認為，德治是一種對應於法治的社會控制模式。簡單地說是以德治國或者說道德的統治（rule of morality）。即人們藉助或主要藉助道德的作用對社會進行調節和控制而求理想社會的實現。（二）道德的特徵道德是人們關於善與惡、正義非正義、光榮與恥辱、公正與偏私等觀念、原則和規范的總和。道德是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它的內容與評價總是由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在階級對立的社會中，首先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在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道德總是統治階級的道德。不同於法律主要指向人們的外部行為，要求人們外部行為的合法性；道德主要通過對人們內心的信念和思想活動動機的調整來影響人們的外部行為。道德調整的范圍比法律調整的范圍要廣泛得多，幾乎覆蓋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和一切社會關系。道德調整的意義在於要求個人對他人，個人對社會應當履行的基本義務，這種義務的履行並不以行為人取得某種權利為前提條件。道德調整主要建立在社會主體的倫理認同和道德評價的基礎之上，它主要通過人們內在信念和社會輿論的遣責來保證人們對道德規范的遵守。⑽（三）德治在中西方實踐中的困境道德以向人們發出道德指令來協調相互間的關系。但由於人類艱於自律易受本性影響，由於德和人的品質相聯系，道德特別是個人美德和公共道德便具有了高尚情懷，從而德治也成為一種理想。中國自孔子開始，儒家思想在理想層面上始終以德治為目標，西方哲人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揭示他對德治的嚮往。但德治在現實中屢屢陷入困境。在中國，孔子的仁政德治從春秋戰國到漢初能競爭過「重刑輕罪」的法家學說；漢武帝雖然接受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獻言，推行「禮法結合」，但實質上是「外儒內法」，德治的實質已不存在；即使是名義上的德治在晚清變法修律中也不敵西方法治而被取而代之。在西方，柏拉圖中年以後雖然內心固守但實際已放棄理想國的追求，改為第二等的選擇：法律和秩序。他在《法律篇》中說：「人類的本性將永遠傾向於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樂而無任何理性，人們會首先考慮這些，然後考慮公正和善德。這樣，人們的心靈是一片黑暗，他們的所作所為，最後使得他們和整個國家充滿了罪行。如果人根據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陽光指導自己行動，他們用不著法律來支配自己，因為沒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識更有力量，理性不應該受任何東西的束縛，它應該是萬事的主宰者，如果它真的名副其實，而且本質上是自由的話。但是，現在找不到這樣的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們必須作第二最佳的選擇，這就是法律和秩序。」⑾盡管柏拉圖的《理想國》仍受推崇，但理性的西方文化總將其視為烏托邦，從亞里士多德開始，法治國是人類最理想的國家成為西方的傳統。中西的歷史實踐揭示出人類在法治與德治問題上的一個基本經驗：作為主要的社會控制模式，德治是一種理想，現實中為法治所代替是必然的。三、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在現實社會中，社會控制和管理是極為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德治雖不能作為主要模式與法治相競爭，但法治從來沒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相反，理想的法治必須有道德的支持，這部分是由於法律自身的缺陷，部分是由於道德和法律具有不可替換的互補功能。舉幾個最慘痛的例子：一個是蘇格拉底之死。蘇格拉底是在完全符合雅典法治的前提下，依據當時的法律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判處死刑的。另一個例子是西塞羅的法治理論和實踐未能阻止羅馬共和國的蛻變，甚至他自己也被殘殺。還有一個例子是在世界公認的優秀的《魏瑪憲法》制度框架下，希特勒通過法定選舉程序上台執政實施專制獨裁。盡管法律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會生活制度，它像人類創造的大多數制度一樣也存在著某種弊端。如果我們對這些弊端不引起足夠的重視或者完全視而不見，那麼它們就會發展為嚴重的操作困難。法律的這些缺欠部分源於其保守的傾向，部分源於其形式結構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還有一部分源於與其控製作用有關的限制方面。⑿此外，法律乃至法治還有一個更根本的缺陷，即法律不能治本。所以，法律至上但法律並不萬能，因為法律只關注人們的外部行為而無法深入人們的內心世界。僅此就奠定了道德在法治社會中的重要性，況且如前所述其互補性並非僅此而已。法治與德治的關系源於法與道德的關系。第一、法治之法應該有而且必然有道德性。法治是奉行法治國家人民的目標，但不是終極目標，終極目標是人們理想社會的實現。這勢必牽扯涉到人們對理想社會的評判，而人類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應該與道德相抵觸。一旦法律變成缺德的東西，法治也會成為壓制人類理想的東西，很難想像，這樣的法律能被人們接受，這樣的法治能實現它自己的目標。歷史表明，缺德的法律即使在強權保護之下，也只能行用一時，最終不免背上「惡法」的罵名；而那些具有深厚道德基礎的法律都具有悠久的歷史。例如，民法中關於善良風俗和誠實信用的原則；刑事法中制止邪惡、保護善良的各項規范；憲法中關於尊重人格的人權規范；社會立法中體現人道和仁愛的福利法等，都是符合人類道德要求的良法，因而有堅韌的生命力。第二、法律應具有道德性，並不意味著道德可以直接成為治國的依據，進而將德治與法治在治國層面上相提並論。國家特別是現代國家機構龐大、事務繁多。按西方的設置，立法、司法、行政每一部分都是復雜的系統。這些系統自身內部及其相互之間要保持有序運轉，才能確保國家和社會的正常，稍有紊亂和沖突便有陷國家和社會於混亂之中的危險。避免這樣的危險靠道德是很危險的也是很困難的。首先道德是有爭議的。不同的人對道德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一個社會中同時存在著不同的道德，即使同一個人不同時間、不同場合、對同樣的人不同的事同樣的事不同的人，都有可能出現道德評判上的變化。其次，道德還是不確定的。道德有部分表現為以信仰、意識、心理和習慣的方式存在，沒有明確成形的表現形式，呈現出不確定性。再次，憑藉輿論和內心，道德雖有一定的甚至強大的壓力，但這種壓力缺乏強制性，這使它的效力受到限制。道德的這些屬性使它難以擔當治國重任。這是因為治國要以制度為依據，國家行為才能達到某種程度的統一性、確定性、連續性和有效性，將社會控制在有序和可預見的范圍內，人們也因此才可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計劃。而法律本身就是一種制度化的設置，它在一國主權內的惟一性、同一性、確定性、穩定性和權威性，特別是它獨有的強制性，保證了制度的規范和有效，從而成為治國的依據。正如羅斯科龐德所說：「社會控制是需要權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壓力來影響人們行為的那種權力。作為社會控制的一種高度專門形式的法律秩序，是建築在政治組織社會的權力或強力之上的。但法律絕不是權力，它只是把權力的行使加以組織和系統化起來，並使權力有效地維護和促進文明的一種東西。」⒀法律的制度化、系統性和強制力，使它在與道德、宗教、行政、教育等的競爭中， 成為最有效的治國之具。⒁第三，道德的非制度性並不意味著它未參與治國，雖然就制度而言，道德確實無法成為法律這樣的治國之具，但間接來看，道德一方面可以轉化為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對人的塑造而參與治國。良法具有道德性，是從法律角度說的；從道德方面說，法律中的道德性即是道德的法律化，表明這部分法律是由道德轉化來的。人類歷史上相當多的法律是這種情形，傳統中國在這方面最為典型。法律化的道德雖然在形式上已不同於道德，但我們也不能斷然地說道德沒有參與治國；當然我們也不能認為這就是德治，畢竟法律化的德已不是原本意義上的德，法律的屬性已使之與道德有了形式和本質的區別。同樣，接受道德教育和影響的人成為法律職業者，也在一定程序上促成了道德對治國的參與，但我們同樣不可以說這就是德治。第四、道德法律化既指部分道德也是指部分法律。並不是所有的道德可以上升為法律，而法律更不能完全道德化。道德特別是特定社會中的主流道德與法律，在物質基礎、指導思想、社會任務和終極目標上都相一致或相近，因此，它們的內容和功能就有了交叉和重疊，這恰好構成道德向法律轉化的基礎。脫離這個基礎將道德強行上升為法律，不只混淆了兩者之間的界限，造成功能上的錯位，最終也將犧牲雙方。道德是對人的上位要求，建立在人一定的品質之上並以培養高尚的人為目標；法律是對人的下位也即最起碼的要求，隱含對現實中人的理性認識，僅以人的守法為目標。甚至有一種說法：道德的底線即是法律的常規。例如，我們在道德上有樂善好施的義務，但法律上只禁止人們欺詐和傷害他人。又如，婚姻在道德上最好不要離異，但法律上還是允許人們自願離婚。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法治之法雖需要有道德性，但絕不是全部的道德化。法治和德治是兩種互補的社會控制模式，但在現代社會中，法治是主流治國在制度層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過轉化參與了治國，但不能謂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於育人。因此，依法治國、以德育人，共創理想社會，既是法律與道德在現代社會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與德治的對立統一。論法治與德治

G. 論述德治與法治的關系

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思想道德體系，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這是法制的發展，也是時代的呼喚。法治和德治相互促進，相互補充。我們在加強法治建設的同時，要堅持不懈地加強德治，這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的過程中的必然要求。但在進行法治教育和德治教育時，客觀上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矛盾的地方，而兩者發生矛盾時，又以哪一個為准：
一、法治治外，德治治內，二者具有互補性。
法律與道德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的，由於兩者之間各有獨特的地位和功能，它們之間有著很強的互補性。依法治國是外在的，從外面的力量、從強制的角度來規范人的行為的話，以德治國就是從內心、從人的素質上要求來自覺地遵循這些規范，如果這兩個相輔相成精神文明建設會搞得更好。法律的實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當整個社會迷信市場作用的時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決中無法體現。處於弱者的消費者面對一個又一個貌似公正卻完全不同的判決無所適從。我們不缺少市場的理念，也不缺乏對法律的關照，我們缺少道德的支撐。
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法律是統治階級用以統治的一種工具，它必須同經濟政治道德等諸因素緊密聯系相互適應。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思想，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的基礎上，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規律性再認識。我國市場經濟下的法律和道德在實質上是一致的，有著共同的經濟、政治和思想基礎，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內容體現了不同層次的道德要求，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都是對人們行為的約束力量和鼓勵力量，並且通過對人們行為的約束和鼓勵而具有指引人們應該怎樣行為的功能，實現它為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和一定的階級利益服務，對社會的發展起推動作用。遵紀守法成了社會生活的基本道德要求，法律具有崇高的道德價值。法治和德治是人類管理社會和階級社會實現階級統治的兩種重要手段，是兩種性質不同而又關系密切的社會現象。其中，法治是對道德中重要問題的調整，是對道德力量的強化，道德法律化把人類的理念鑄化為法律；德治既是對法治內化，把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同時也是對法治的重要補充，把法律之外的社會關系納入自己的管轄范圍。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在人類社會發展中是一個交互演進的過程。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法律肩負著維護社會共同道德的任務。」
「1」「法律的最終目標是使人們在道德上善良。為了求得眾人所能達到的最大的善良，世俗法律使自己適應各種道德信條所認可的各種生活方式，但它應該抗拒那些由於道德觀念的真正鬆弛和墮落的風尚而為人們所要求的變更。它應該始終保持走向有道德生活的總方向，並使共同的行為在第一個標准上面傾向於道德法則的充分實現。」
「2」 道德是法律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二者在某些情況下可以相互轉化。「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的，沒有道德的支持，法律就不成其為社會組成部門，而僅僅是寫在官方文件上的詞句，只顯得空洞且與社會無關。」
「3」兩者相輔相成、相互呼應，互相配合，實現對社會關系的調整。但是，法律本身屬於政治上層建築范疇，是以國家意志和全民必須遵守的姿態出現的，它直接干預人們的行為，它只要求對人們的行為是否違法、是否構成犯罪以及違法或犯罪的程度，作出相應的評判；道德屬於思想范疇，而思想問題是不能靠國家權力的強制來解決的，它通過干預人們的思想和精神來實現干預人們的行為，道德規范的評判要求比法律要廣泛得多和高得多。這告訴我們，在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過程中，必須高度重視道德建設，把法治和德治緊密結合起來，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法律的充分實現必然會提高一般公民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道德水平，反過來，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又必然會促進法律的制定和實現。我們在創建社會主義文明法治環境中，必須把握法治與德治的互補性、兼容性和一致性。
二、法治和德治的差別
法治和德治雖然具有一致性，但兩者始終是兩種不同的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其區別可以從法律和道德的區別中看出，即二者產生的條件不同，表現形式不同實施方式不同，調整范圍不同。「法律與道德的區別非常明顯：法律由國家制定和實施，道德則通過人的內心信念、信仰及社會輿論來實現；法律具有確定的、強制性的制裁力，道德的懲罰方式則主要依據公共輿論、不贊成、嘲笑和摒棄於某一特定的社會團體之外。……法律與道德在客觀性及執行方面的區別表現在：法律著眼於行為，而道德著眼於意志和感情；法律規則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和絕對性，道德准則則因人、因環境而異。」
「4」 「法律規定一般來說總是避免涉及良心的問題，不過問其意圖如何，而只考慮其行為和態度；與此截然相反，道德所選定的范圍則是意圖。對法律來說，『所有未禁止的都是允許的』。然而，反過來人們可以說在制裁方面，法律比道德更有強制性。違反一項道德規范可以招致指責，這是不可忽視的，因為指責，或者哪怕是嘲笑，都可能導致嚴重的後果，如造成精神失常，毀了前程，甚至引起自殺。但是，它畢竟不如公眾權力的行為，如刑事判決那樣在有關人員的身上打上烙印。」
「5」從《法律基礎教程》和《思想道德修養教程》看，德治強調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而法治則是強調公民意識，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公民個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侵犯遭受損失時，有權提起行政訴訟和要求國家賠償。德治要求人們多盡義務、多奉獻；法治則要求人權保障，公民在享有權利的同時，要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權利和義務是一致的。德治要求發揚傳統美德和老一輩革命傳統，而法治要求遵循現行法律和法治與國際接軌。德治從治心的角度來規范人們的內心世界和行為，執行的標准有點空洞，不便於操作；而法治從治行為的角度來規范人們的行為，執行的標准就是法律，明確具體，便於操作。
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在中國經歷了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早在西周時，「德」就是一個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為一體的綜合概念。「德」既是治理國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也是司法行政的指導方針。周禮所確定的基本原則是「親親」、「尊尊」。「禮」和「刑」在適用上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漢代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德刑關繫上實行德主刑輔，並把《春秋》作為決獄的依據。唐朝繼續並發展了漢魏晉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其特點是「一準呼禮」。其指導思想是「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德禮和刑罰之間的關系是「本」和「用」的關系。明朝在德法的關繫上採用「刑亂國用重典」的指導思想，但並不放棄德禮的教化作用。清朝在立法上貫徹了「詳譯明律，參與國制」的基本指導思想。基本延續了前朝的做法。在我國的封建社會，歷代封建王朝奉行「德主刑輔」、「出禮入刑」的思想。其結果是：道德訓誡具有了法律的威勢，甚至代替了法律，把道德義務和法律義務等同起來。
在現代社會，法治是主要的，德治是補充。強調以德治國和以德育人，法治與德治相結合，是對我們黨治國理淪與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和深化發展。是個人健康成長和國家繁榮穩定的客觀需要。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體現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治國理念。是建立健全社會秩序和市場經濟秩序的重要手段。法律雖然嚴密，但也有它難以管轄的地方。因為違反法律的行為一般是違反最低層次的道德要求的行為，但不能由此認為一切違反道德的行為就是違反法律的行為。法律行為與道德行為，法律義務與道德義務之間是有嚴格界限的。法律規定人們的權利和義務，而道德一般強調的是義務。通過道德的義務推動法律的實施。以人作為主體而言，法律和道德都具有外界強制性。無論道德和法律，既調整人們的外部行為，也調整人們的內心活動。但法律側重於調整人們的外部活動，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是他律；道德側重於調整人們的內心活動，一般體現為社會輿論的譴責，是自律。法律是外部強制性的管束，道德是發自內心的自我約束和社會輿論的外力作用於內心活動。內外結合，方可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因為現實社會還存在一些不平等的現象，人們所處的社會地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所掌握的知識和技能，以及個人的遺傳天賦、聰明才智等等在事實上還是不平等的。只有在法治社會中堅持正確的道德導向，在政策制定中充分注意保護社會的弱勢群體，才能使社會穩定有序和文明進步。
法律的基礎是道德，法律的立意和歸宿是為了公正，公正也可看作是道德要求的范疇。法律實施的過程是個機械過程，它必須以道德作為基礎。而且，一個國家的法制是否健全，主要取決於道德規范被納入法律規則的數量。道德不具有國家強制性，而是基於個人的自主的創意和決心規范自己意志以及人們的相互高尚而建立的准則，它主要訴諸良心，明辨善惡，是居於人的內心自律。「法律不考慮潛在的動機如何而要求對現行規則與法規進行外部服從，而道德則求助於人的良心。道德規則要求人們根據高尚的意圖-首先是根據倫理責任感-而行為，它還要求人們為了善而去追求善。」
「6」法治的實現只有通過立法者、執法者、守法者將自身的道德修養、人格魅力體現在法治的活動中，使法律與道德的精神協調起來，使法律得到道德的內化力的支持，讓法律精神同道德精神一起成為全社會共同的價值觀念。只有這樣，法治建設才會成為可能。一般地說來，道德調整的社會關系領域要比法律廣泛。法律難以觸及人的心靈，解決不了人的思想問題，而德治的落腳點在於人心，在於人的思想自覺。法律解決不了信仰、價值觀問題，只有道德才能使人樹立正確的信仰、價值觀、人生觀，並以其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法律不可能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統統管起來，而必然留有一些領域由道德來管理。道德是指導和制約人們思想和行為的精神力量，道德的相對獨立性是道德的社會價值能夠發揮出來的前提。道德建設中堅持以立為本、重在建設的方針，依靠教育、引導、培養和熏陶，輔之以相應的社會管理制度和法規約束，努力倡導和培育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規范，大力倡導社會文明新風尚，逐漸形成和確立以思想道德教育為內容，以排解引導為橋梁，以陣地建設為依託，以強化管理為手段的新機制，使一些公共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規范，再轉化為人們的道德行為，改變人們的舊習慣，推動社會的不斷文明和進步。
三、社會需要法治和德治的統一。
「法治的理念來自西方，德治則來自中國傳統法文化，兩者的結合順應了尋根意識與全球意識相結合、民族性與時代性相結合的潮流。」
「7」在一定意義上，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這主要表明法律對經濟的影響和作用的密切關系。法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重要作用，搞市場經濟離不開法或法治。法律對市場經濟的運行起著引導、促進、保障和制約作用。法律確認經濟活動主體的法律地位，調整經濟活動中的各種關系，解決經濟活動中的各種糾紛和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雖然法律對經濟和社會的保障和促進作用是巨大的，但我們也應認識到，法律是概括的，它為一般人的行為提供了一個標准和模式，而實際生活卻是具體和千變萬化的，因而法律的作用也有其局限性：法律並不是調整社會關系的唯一手段：「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8」法律的這些缺陷，彌補的手段就是道德。道德就是滲透於經濟、政治、行政、文化、教育、習慣、傳統和輿論的思想觀念和准則。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合適的人正確地去執行和適用，如果一個法律工作者不具備思想道德水平，又如何能正確執行與道德緊密聯系的法律呢，也就很難想像法律會得到有效實施。另外，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支持，如果社會成員缺乏守法的思想道德風尚，沒有他們對任何違法行為的道德上的抵制，法律也不可能得到有效地實施。再者，法律的不健全和存在漏洞，如果社會成員缺乏起碼的道德水平，就會做出不違法卻又有害於社會公德的行為，影響社會的健康有序的發展。最後要提及的是，官僚腐敗的滋生，一是法治觀念的淡薄和官本位思想的突出，認為法律是」專管老百姓「的，二是道德約束下降，心理防線潰堤。市場經濟需要道德和法律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通過法律推動和影響道德的發展，通過道德推動法律的制定和實施，並彌補法律的不足。
在西方， 治理社會一手靠的是法律，一手靠的是《聖經》，法律管行為，《聖經》管靈魂和內心。「法律與道德代表著不通的規范性命令，其控制范圍在部分上是重迭的。道德中有些領域是位於法律管轄范圍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門幾乎是不受道德判斷影響的。但是，存在著一個具有實質性的法律規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證和加強對道德規范的遵守，而這些道德規則乃是一個社會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
在我國，治理社會靠的是綜合治理。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改革由經濟改革向經濟、社會、政治以及倫理文化的綜合改革發展。對市場經濟的整體道德評價轉向對市場中的道德秩序與行為規范的關心和評價，因而法律和道德成了治理社會和經濟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法律規范體系，而且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道德規范體系。既要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要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兩者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相輔相成。
我國的市場經濟促進人們的自立、競爭、效率和開拓創新精神，但市場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也會反映到精神道德中來。市場經濟就是競爭經濟，其原則就是要求等價交換，即交換的商品應是貨真價實和雙方的互利互惠，同時又絕不允許搞權錢交易。我國目前社會面臨的狀況和帶來的問題首先是信用危機問題，其突出表現是：在宏觀方面，政府管理者一方以「三亂」來增加財政收入，甚至建立小金庫，亂發獎金；社會單位（包括企事業單位和社團）一方以各種偷逃稅方式來轉移和隱瞞利潤。在社會組織（特別是企業）之間利用「雙軌制」長期存在的條件，大規模地、非法地侵佔和轉移權益，「三角債」是最突出的表現。在社會組織內部，管理人員利用國家「所有人缺位」以及改革賦予他們的「自主權」，為個人謀取利益；勞動者則利用抽象的「主人翁」地位普遍地消極怠工，追求分配利益的擴大化，而國家又使勞動者在缺乏社會保障的情況下下崗，其利益受到損害。這樣，一方面，信用問題幾乎遏制了社會經濟活動，另一方面，社會對信用危機一致譴責，建立信用危機已經成為全社會的普遍需要。
其次是單純謀利的動機和取向問題，表現為物質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再次是不擇手段問題，表現為把致富與商業賄賂、商業欺騙、商業投機、商業偷竊和掠奪性開發經營；又次是對經濟利益的態度問題，表現為欺行霸市、強買強賣、不對等交易和強制性簽合同等；還有就是「搭便車」或「無票乘車」問題。不少人仍抱有「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思想，使得國家權力被濫用，社會上貪污腐敗、徇私枉法現象屢禁不止，雖然採取多種措施，但各種職務犯罪行為仍然甚囂塵上。這些現象的嚴重性在於，社會組織和個人普遍「陷入」了不道德的經濟行為之網，對應當遵從的道德規則失去信任，將以不道德手段謀取利益作為普遍的行為准則。對此現象，用法律手段來解決，對一般的問題顯得蒼白無力。因而，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全面的「系統整合」階段，而全面的市場整合需要全面的倫理道德建設為基礎，制度整合更需要以倫理道德觀念整合為必要條件，社會對規范的市場經濟倫理道德觀念的呼籲已經越來越強。
全社會要共同行動，齊抓共管，協調一致，發揮法律的權威作用，發揮道德的感化作用。各級人大要發揮權力機關的主導作用，積極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各項權力，加強監督，特別是有立法權的人大及其常委會，要積極適應形勢要求，根據實際情況，抓緊制定建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所必需的法律法規，為建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執法機關要按照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要求，依法行政，從嚴治政，公正司法，嚴格執法，同時通過各種具體的執法活動，把基本道德觀念的要求融於各項具體政策中，融於社會的各項管理中，不斷推動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在全社會的形成和完善。大力整頓社會秩序和市場經濟秩序，創建社會主義文明的法治環境，進一步推動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
四、德治應與法治的協調
近年來，由於市場經濟的浪潮和西方文化的沖擊，以儒家倫理文化為主導的「自然道德」傳統已經崩潰，計劃經濟時代的道德體系也因為不能適應市場經濟運行要求而失去其社會約束力和整合力。儒家的以人性論為基礎的「德教為先」思想涵蓋從政治到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秩序的內容，是與儒家的「德治」思想及治國方略緊密相聯的，儒家的思想道德對中國歷史上的法律產生了重大影響，特別是「德主刑輔」、「明刑弼教」和「出禮入刑」的思想。其優點在於強調人是可以教化而且必須教化的，這種教化，包括家庭道德和社會公德，其缺點在於它的立足點在治民，即教化老百姓對封建統治者安分守己，順從封建專制和等級剝削制度。市場經濟條件下需要的道德同傳統社會是完全不同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德治」的根本目的不在於治民，而在於服務，在於通過道德和法律兩種手段調節社會利益關系，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從而實現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道德教育不是奴化和愚民的教育，而是「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所有的人在不損害他人的條件下有權利追求自己生活的滿足；道德規范在權利義務平等的基礎上規定個人應盡的義務；在日常生活中，人們能夠生活在一種實用化和功利化的道德環境和法治環境中。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在健全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的同時形成社會主義市場道德。市場經濟和依法治國的內容要求我們要發揚和繼承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應該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構造具有時代特色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和框架，把當前我們已經提倡的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建設抓好。我們應使傳統美德和新型規范相互滲透，法制和德治相輔相成，把依法治國不斷完善，使以德治國深入人心。為改革發展營造一個人心思進的良好社會環境。

H. 談對社會法治理念的認識,(要結合法治,法制,德治人治)的1000字作文

當前，一場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教育，正在全國檢察機關深入開展。檢察官作為行使國家檢察權的群體，社會主義法治的實踐者，深入進行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無疑是十分必要的。唯如此，才能全面理解依法治國這個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內容，牢固樹立依法治國的理念，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才能努力實踐執法為民這個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要求，牢固樹立司法為民的理念，依法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正確把握公平正義這個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追求，牢固樹立公平正義的理念，切實維護和實現公平和正義；才能勇於擔負服務大局這個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使命，牢固樹立服務大局的理念，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才能緊緊依靠黨的領導實現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證。通過這一階段的學習，我們有如下體會：
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核心和精髓
胡錦濤總書記在首都各界紀念憲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這是我們黨在總結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的經驗，特別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法制建設的經驗，借鑒現代法治理論合理成份的基礎上形成的基本理念。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國體和政體的特點和要求。我們只有全面把握這一核心理念，才能理解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內涵。
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價值取向
法治有兩項最基本的要求，一是要有制訂得良好的法律，二是這種法律得到普遍的服從。所謂「良好的法律」，就是體現社會公平和正義的法律。所謂「普遍的服從」，就是法律的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都得到全面的實現。現代法治既是公平正義的重要載體，也是保障公平正義的重要機制。公平正義，就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公平正義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環節。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結構的變動，利益關系的多元化，社會公平問題日益凸顯出來。高度重視、科學分析、正確解決這些問題，對於保持社會的穩定與和諧，減少社會風險和動盪，至關重要。解決公正問題要綜合運用政策、法律、經濟、行政等手段，堅持依法、及時、合理解決的原則，採用教育、協商、調解、司法等方法。最重要的是要通過推進社會主義法治進程，逐步建立並從法律上保障公平的機制、公平的規則、公平的環境、公平的條件和公平發展的機會。社會主義立法要體現全社會對公平正義的要求和願望，使正義的要求法律化、制度化，使實現正義的途徑程序化、公開化。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根本任務就是要保障在全社會實現公平正義。由於我國封建傳統的影響，人們在思想上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重實體公正、輕程序公正的觀念，特別是在執法環節，一些執法人員片面追求事實真相，重口供、輕證據，違反法定程序，甚至刑訊逼供、超期羈押。因此，我們必須大力提倡和強調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並重的、全面的公正觀念。
尊重和保障人權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原則
人權是人之作為人都應該享有的權利，是現代社會的道德和法律對人的主體地位、尊嚴、自由和利益的最低限度的確認。人權來源於人的理性、尊嚴和價值。基本人權則是當代國際社會所確認的一切人所應當共同具備的權利。人的主體地位、尊嚴、自由和利益之所以被宣布或確認為權利，不僅是因為它們經常面臨著被侵犯、被否定的危險，需要社會道德的支持和國家強制力量的保護，而且是因為人權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尺和動力。現代法律就是保護人權的一種制度安排和強制力量。正是人權體現了現代法律的精神，正是人權保障奠定了現代法律的合理性基礎。在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一切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政權，就是為了爭取和實現人權；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全面改革開放的時代，隨著我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不斷完善，社會利益多元化和社會矛盾復雜化的趨勢日益明顯，中國共產黨作為長期執政的黨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必須突破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理論，樹立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觀念，高度重視和維護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高度重視解決群眾生產生活中面臨的困難問題，把工作重點從調整對立的階級關系轉移到承認和保護社會利益多元化的政治關系、經濟關系、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等權利義務關繫上來，轉變重政權輕民權的觀念，克服「防民」思想，提高人權保障意識和依法執政的能力。當前，在刑事司法領域，一些執法人員還存在著重打擊犯罪、輕人權保障的觀念，習慣於有罪推定，忽視刑事司法的人權保障功能。因此，我們必須著力提倡打擊與保護並重的觀念，增強以人為本、文明執法的意識。
法律權威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
任何社會的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都要求有一定的權威，而法治社會的政府權威是置於法律權威之下的權威。憲法和法律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是否真正享有最高權威則是一個國家是否實現法治的關鍵。在現代法治國家，有的宣布憲法和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有的宣布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都把樹立法律權威作為實現法治的重要內容。一方面，法律權威要通過立法建立具有客觀性、確定性、穩定性和可預期性的法律制度。如果法律可以隨時隨需而改，因人因地而異，那就根本沒有法治可言。另一方面，法律權威要通過執法、司法和守法保證任何個人、組織和國家機關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活動，特別是國家權力機關及其公職人員嚴格依法辦事，違法必究，有效地防止任何人或組織享有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原則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實質內涵就是要使社會主義法律具有極大的權威。我國憲法第五條對法律權威的基本要求做了明確的規定：「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當前，樹立法律權威的觀念，要特別強調維護法制統一、反對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反對把個人或組織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法律工具主義。
監督制約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內在機制
法治的意義就在於，既能充分地利用國家權力促進和保障公民權利，又能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和腐敗，保證國家機關和公職人員正確行使權力，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社會主義法治防止權力濫用和保證權力正確行使的基本措施就是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機制，把決策、執行等環節的權力全部納入監督制約機制之中，保證權力沿著制度化、法律化的軌道運行。任何權力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濫用和腐敗。實行法治就是要對國家權力進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防止國家權力的異化。在我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並接受人民的監督；國家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其負責並報告工作，接受其監督。我們還要努力拓寬民主監督的渠道，提高權力運行的透明度，把民主監督、黨組織監督、法律監督、行政監督和新聞輿論監督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監督體系。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的方法和途徑是多樣的，最重要的是保證各個監督系統的整體協調和依法進行，必須實現監督工作的法制化，健全監督法制。要樹立權力接受監督制約的觀念，必須全面貫徹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憲法原則，反對重配合、輕制約的做法，反對排斥監督的司法專橫主義。
自由平等是社會主義法治的理想和尺度
自由是人從自然力和社會關系的束縛下獲得解放，人的內在尺度與客體的外在尺度相互轉化、相互統一的進步狀態。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創造實現和保障人類自由的社會前提。社會主義法治就是創造和保障這種不斷發展著的自由的社會控制系統。只有堅持以人為本，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法治，才能保證人的尊嚴、價值和主體性得到尊重，保證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得到充分發揮，才能創造一個充滿活力的、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古代法治的根本缺陷在於，普通公民沒有成為法治的主體，法治只是統治階級治國安邦的工具，「依法治國」演變為「依法治民」，難以跳出人治的范疇。現代法治的優勢和成功之處在於，國家不僅要依靠法律的強制力、規定性來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更重要的是用法律來限制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的權力，以平等地保障公民的權利，使普通公民成為法治的主體。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發展，我們必須把公民權利（個人自由的法律表達）作為構成社會關系和法律秩序的本位性要素。公民權利的平等保護不僅是社會主義法治優越性的體現，而且是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乃至整個社會發展的一項重要指標。近二十多年來，每一項重大制度的改革實質上都可以歸結為重新認識和調整權利義務關系、加大平等保護公民自由和權利的力度。中國的社會發展和法治發展的進程就是公民權利要求和權利意識不斷增長的過程，是公民權利平等保護機制逐步健全和完善的過程。因此，我們應當樹立權利本位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增強平等地保護公民的自由和權利的意識，擺正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的關系，反對官本位和長官意志。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的、反映和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的現代法治理念。它既有包容一切先進的法治理念的進步性，又有立足現實、強調歷史發展階段的具體性。忽略其進步性，容易導致遷就人治的現實傾向；忽略其具體性，則容易導致超越現實可能性的空想或思想混亂。
今後，我們要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運用在實際工作中，用實踐為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