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道德性pdf

A. 道德和法律

一、道德是關於人們思想和行為的善惡、美醜、正義與非正義、公正與偏私、誠實與虛偽、榮譽與恥辱等觀念、規范、原則和標準的總和。二、法與道德的區別 1．生成方式上的建構性與非建構性。法在生成上往往與有組織的國家活動相關，由權威主體經程序主動制定認可，具有形式上的建構性。盡管從進化理性主義上說，法在根本上也是長成的，是累積方式進化來的，非人類智慧預先設計的產物，但在形式上卻不能不承認法的建構性。道德在社會生產生活中自然演進生成，不是自覺制定和程序選擇的產物，自發而非建構是其本質屬性。 2．行為標准上的確定性與模糊性。法有特定的表現形式或淵源，有肯定明確的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因而具體確切，可操作性強；同時，其被任意解釋和濫用的餘地小，易排斥恣意擅斷。當然法的確定性也是相對的。道德無特定、具體的表現形式，往往體現在一定的學說、輿論、傳統和典型行為及後果中，其對行為的要求籠統、原則，標准模糊，只具一般傾向性，理解和評價易生歧義。當然道德的這種特徵，也是一種優長，可使道德在發展中有相當大的彈性和空間。 3．存在形態上的一元性與多元性。法在特定國家的體系結構基本是一元的，法律上的決策一致是其本性和要求，而這種決策上的一致是通過程序上的正統性達致的。法的一元化存在形態，也使它具有統一性和普適性。由於信念和良心是道德的存在方式，因而道德在本質上是自由、多元、多層次的。 與此相關的是法律評價的共通性與道德評價的個體化。法的評價是以法的專門化、職業化為背景的，建立在法律概念、規則、原則的相對確定性之上，也建立在對法律概念、知識、職業倫理的共識之上，因而具有最基本的共通性、一致性和可預期性。而道德評價是一種個體化的、非法定性的、主觀的、觀念性的評價，建立在道德標準的模糊性和多元性之上。 4．調整方式上的外在側重與內在關注。法一般只規范和關注外在行為，一般不離開行為過問動機，其所有縝密的設置都主要針對外在行為。道德首先和主要關注內在動機，不僅側重通過內在信念影響外在行為，且評價和譴責主要針對動機，這是道德作為內省自律控制方式的理由，因此成為促進人類自身提升和進步的深刻力量。 5．運作機制上的程序性與非程序性。這種比較最富有意義。法是程序性的，程序是法的核心。法的實體內容通過程序選擇和決定，其生成和實現也與程序相關。程序的本質是交涉性，法以權利、義務為實質內容，所調整的關系往往具有交涉性，因而就特別需要程序提供交涉方式和途徑，提供製度性協商和對話機制，以使選擇和決定能被交涉中的各方認同和接受。道德的重心在於義務或責任。在道德上，「權利不應成為履行道德義務的誘因」，[1]義務不對應權利，也不以權利為前提，因而，不存在以交涉為本質的程序；再者，道德以主體內省和自決的方式生成和實現，也使道德與程序無關。 6．強制方式上的外在強制與內在約束。法與有組織的國家強制相關，通過程序進行，針對外在行為，表現為一定的物質結果。專門機構、暴力後盾、程序設置、行為針對性和物質結果構成法的外在強制標志。道德在本質上是良心和信念的自由，因而強制是內在的，主要憑靠內在良知認同或責難，即便是輿論壓力和譴責也只能在主體對譴責所依據的道德准則認同的前提下發揮作用。 7．解決方式上的可訴性與不可訴性。可訴性是法區別於一切行為規則的顯著特徵，這意味著對與法相關的行為的個別處理是可能和可操作的，且是有預設的實體標准和程序規則作為依據的，故可實現對相類行為和情形的非差別對待，保證處理和決定的一致性和平等性。此外，法的可訴性還意味著爭端和糾紛解決的終局性和最高權威性。道德不具有可訴性，主要表現為無形的輿論壓力和良心譴責，且輿論的評價或譴責往往是多元的。三、當法和道德發生沖突時，我感到應當遵循法律的規定，因為，法律是道德的底線，如果突破這個「道德」的底線，社會秩序將盪然無存。

B. 法律和道德的性質一樣嗎

這不能三言兩語，有一文：
法律與道德的概念與本質
(一)法律的概念及本質
所謂法律，就是指歸根結底由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主要反映掌握國家政權的社會階層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並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通過規定權利、義務設定權力、職責以維護社會秩序的一種特殊的行為規范。這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法學概念所作的狹義定義。由此定義出發，法律的本質可以分為三個層面。
第一，法律是國家意志的一種表現形式。法律作為國家制定或認可的強制性規范，是國家意志的一種表現。法律制定者在制定法律，體現其意志的時候，必須在考慮自身意圖的同時，也考慮法律實踐的外在環境和社會條件。因此，法律首先表現為一種意志，其次是一種階級和國家的意志。再次，法律不僅是各種意志斗爭的產物，同時也是各種意志妥協的產物。
第二，法律體現為掌握國家政權的社會集團的意志，同時也保障社會公共利益。法律作為特定社會集團的意志而不是社會集團中個別人的意志，也不是該社會集團中所有個別成員意志的總和，而是該社會集團作為一個整體所體現出來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同時，也並不意味著作為一國法律整體的國家意志不對其他社會階級、階層的利益加以承認和保護。相反，法律需要社會各個層面的承認和支持，單純的意志強制是不可能使法律發揮有效作用的。因此，法律不僅確認和保護掌握國家政權的社會集團的根本利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保障社會公共利益，包括維護一般的社會安全和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發展和保護自然環境等。
第三，法律所體現的意志歸根結底根源於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法律在本質上受制於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馬克思深刻揭示了法律的物質制約性。法律所體現的國家意志內容由其物質生活條件所制約，這意味著任何特定社會階層的法律都必須在現實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之內制定法律，試圖跳出客觀物質條件和時代限制而制定法律，是不能取得成功的。如果試圖使法律脫離其社會基礎，而僅僅將法律看作是統治者的一時靈感，就會「經常發現法律在世界的『硬綳綳的東西』上碰得頭破血流」。因此，物質制約性是法律本質中的最根本屬性。
(二)道德的概念及本質
所謂道德是社會調整體系中的一種調整形式，它是人們關於善與惡、美與丑、正義與非正義、光榮與恥辱、公正與偏私的感覺、觀點、規范和原則的總和。它以人們的自我評價和他人評價的方式為特點調整人們的內心意願和行為，因此，它是靠社會輿論、社會習俗和人們的內心信念來保證實行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道德不是人的自然本質固有的「善良意志」，而是建立在一定社會經濟基礎上的思想關系，是一種特殊的社意識形態或上層建築。它作為思想關系，就其一般本質而言，是對社會物質關系的反映，是由社會物質條件特別是經濟關系所決定並為其服務的社會意識形式;而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道德又具有區別於其它意識形式的特殊本質和規定性，從而使道德成為評價善與惡、美與丑、正義與非正義、光榮與恥辱、公正與偏私等觀念來把握現實世界的「實踐精神」。馬克思主義的這一道德本質觀，為我們認識當今社會的錯綜復雜的道德現象提供了基本的理論依據和方法指導。
馬克思主義道德本質說認為：道德的本質是一種社會意識形式，歸根到底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是社會經濟關系的反映。社會經濟基礎的性質決定社會道德體系的性質。經濟關系表現出來的利益直接決定道德體系的基本原則和主要規范。社會生活中的共同利益，決定著各階級的共同道德觀念。社會經濟關系的變化引起道德的變化。

C. 美國法哲學家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的主要觀點是什麼

朗·L·富勒
美國法學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自然法學派主要代表之一。曾內長期任哈佛大學法容理學教授。
富勒學說的基本思想是：在人類有目的的活動中，道德和法是不可分的。為了正確認識法和道德的關系，首先應分清願望的道德和義務的道德。前者指充分實現幸福生活和人的力量的道德，後者指社會生活的基本要求。法和義務的道德十分相似，而和願望的道德並無直接聯系；法無法迫使一個人達到他力所不及的優良程度。
富勒認為法是使人的行為服從規則治理的事業。他把法當作一種活動，一種有目的的和不斷努力的事業，其成功有賴於處理法的人，因而法也就註定不能完全實現自己的目的；而反對這種觀點者則認為法是社會權力，只研究法現在是什麼和做什麼，而不是去研究法打算做什麼或變成什麼。
西方法學界認為富勒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權威的法律哲學家之一。他的新自然法學說，主要涉及他所說的自然法的程序法 。70 年代初 J.B.羅爾斯的學說出現，富勒的學說已不如過去流行 。主要著作有《 法在探求自己 》、《 法理學》、《法的道德性》、《法的虛構》和《法的自相矛盾》。

抄自原回答者： 樂琳兒

D. 法律和道德都具有強制性嗎

法律和道德都具來有源強制性。法律具有國家強制性，道德沒有國家強制性，道德主要依靠社會輿論的強制。

法的國家強制性，是法的重要屬性之一，指法體現國家權力並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屬性。

如果沒有國家權力，沒有國家強制力的保證，法就不可能得到普遍的遵行，就喪失其獨立存在的意義，也就不成其為法了。是否具有國家強制性，是法和其他社會規范相區別的一個重要標志。

道德規范是一種道德層面的規則，無法律約束意義，只有輿論約束。是社會用來約束人們的行為的一些規則，不具有國家強制性。

例如：當看到一個腿有殘疾的人，不能叫他（她）瘸子，如果叫了不會被警察帶走，因為沒有犯法，只會被人們唾棄，被社會所不容。

(4)法律的道德性pdf擴展閱讀：

法律與道德，兩者都是行為規范，但是法律是具有國家強制力保障的，而道德是一種心靈的契約，只能靠人們自覺遵守，所以約束力比法律弱很多，靠輿論來實現道德的力量。

法律與道德形成也不同，道德是在生活中逐步確立的風俗規則，法律則是有國家制定的。

法律與道德代表的利益有所不一樣，法律一般是當權者管理的有力工具，而道德是群眾在生活中的利益體現。

E. 道德與法律的論文

道德與法律的嬗變

內容摘要：法律與道德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不可分離，二者的關系是一個歷史與現實中永恆的話題。人類的法律發展史告訴我們，從法律的產生到法治的實現就是一個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進的過程。道德法律化強調人類的道德理念鑄化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過程；法律道德化強調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道德。

關鍵詞：禮；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法治；德治

不管法治這張天網如何恢恢，總有漏網之魚；不管法治調整的范圍多麼廣闊，總有鞭長莫及的地方。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凡是法治不及之處，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德治是指在社會治理中對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設的重視和適用。法治與德治在社會治理中應是相輔相成、相互呼應的，即法律與道德雙管齊下、「綜合治理」。中國古代的法律實際上是一種二元體制，就是兩種體系或淵源、形態的法律並存。一種是國家制定法，一種是「禮法」、「德法」。這兩種社會調節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種社會現象納入其調整范圍。而我國當代社會法律是唯一的社會調節手段，道德作為另一種調節手段存在嚴重缺位。這樣的一元法體制亟待調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國古代「禮」與「法」的關系，吸收其合理內核，建立起德法並治的二元法體制。

一、中國古代道德與法律關系之考察

「德」，在西周時是一個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為一體的綜合概念。它要求統治者敬天孝親，對己嚴格，與人為善，只能在不得已時才使用刑罰，而使用時必須慎重。儒家對「德」加以繼承和發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義，主要包括寬惠使民和實行仁政，認為「德」是治理國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認為「德」高於君權與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導方針，即主張「德主刑輔」。〔2〕儒家的這種德治是以「禮」做為根本內容的。「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禮的起源與宗教、祭祀、宗法有關，它體現了社會中的宗法身份等級，同時作為身份社會的古代中國也促成了禮的繁衍，兩者互為支架。但禮的范圍很難界定，它包羅萬象，無所不在，既可以是個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國的根本綱領；它是對他人做道德評判和法律裁斷的最後依據，又是社會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細膩地對人的行為做出准則式規定，另一方面又對社會的方方面面作理論上的抽象。再論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義之義。因此要正確理解禮與法的關系，就必須將其放入中國古代這片土壤中，以中國傳統的視角來審視。

（一）道德的法律化

所謂道德的法律化，主要側重於立法過程，指的是立法者將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規范或道德規則藉助於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國家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並使之規范化、制度化。

1、周公制禮，引禮入法

周公制禮就是對夏殷之禮進行整理補充、厘訂，使禮的規范進一步系統化，禮的原則趨於法律化。「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5〕「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6〕「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7〕周禮所確定的基本原則是「親親」、「尊尊」。親親與尊尊的一致性，表現了族權與王權的統一。「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8〕禮與刑在性質上是相通的，在適用上是互補的，違禮即是違法，違法即是違禮，出禮入刑。但是禮與刑的適用對象各有所側重。正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2、獨尊儒術，德主刑輔

漢儒董仲舒以天人感應說為德主刑輔的哲學基礎，以陰陽五行相輔相成之理，來論證德主刑輔符合天道運行的規律。「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也」，「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減其刑」，〔9〕即「德主刑輔」。

漢朝的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表現為把符合儒家原則的通過法律表現出來，另一方面表現為董仲舒的春秋絕獄，即在司法中引經絕獄。董仲舒對春秋絕獄的解釋是：「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著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由此可見，「春秋絕獄」的要旨是：必須根據案件事實，追究行為人的動機；動機邪惡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責；首惡者從重懲治；主觀無惡念者從輕處理。此絕獄固然是要解決法律使用過程中的問題，但如果從一個更大的層面上看，就是他同時在重建古代法的倫理結構。

案例一：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10〕

案例二：甲夫乙將船，會海風盛，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為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為，《春秋》之義，言夫人歸於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為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行之心，非私為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11〕

通過春秋絕獄中的案例可看出，它在親親、尊尊等總的原則上與漢律是相同而且互補的，也就是說經義與律令絕不可能水火不容。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說漢朝法律即使體現了完全意義上的法家思想，但內中也有許多基本合乎儒家信條的內容。這表明了儒、法兩種思想實際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也表明了他們在早期法律實踐中的融會貫通。

3、德禮為本，刑罰為用

唐朝繼續並發展了漢魏晉以來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體現宗法倫理關系的禮，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準乎禮」成為對唐律的主要評價。具體說來，第一，禮指導著法律的制訂。如貞觀修律時根據「為臣貴於盡忠，虧之者有罪，為子在於行孝，違之者必誅，大則肆諸市朝，小則終貽黜辱」.〔12〕儒家教條，調整了謀反大罪應誅連父子、祖孫、兄弟的血親范圍。第二，禮的基本規范直接入律。如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子孫違反教令，供養有缺者，徒二年。第三，定罪量刑於禮以為出入。第四，禮法由互補，發展為統一的體用關系。《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確宣布：「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

（二）法律的道德化

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國古代傳統道德法律化的過程。下面再談另一主題——法律的道德化。法律與道德是兩種性質不同而有關系密切的社會現象，中國古代社會的「出禮入刑」產生了雙重結果：一方面，道德訓誡具有了法律的威勢，另一方面，法律規范同時要行道德的職能。所謂法律的道德化，主要側重於守法的過程，指的是法律主體把守法內化為一種道德義務，以道德義務對待法律義務。請看下面兩個案例：

案例三：吳重五家貧，妻死之時，偶不在家。同姓吳千乙兄弟與之摺合，並挈其幼女以往。吳重五歸來，亦幸其女有所歸，置而不問。未幾，吳千乙、吳千二將阿吳賣與翁七七為媳婦，吳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實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取其女歸家，至十一月，復嫁給李三九為妻，……阿吳既已嫁李三九，已自懷孕，他時生子合要歸著。萬一生產時，或有不測，則吳重五、李三九必興詞訟，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跡，官司亦多事矣。當廳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廳，不願理取，但乞監還財產，別行婚娶。阿吳責還李三九交領。吳千乙、吳千二、吳重五犯，在赦前且免於斷引，監三名備元受錢會，交還翁七七。〔13〕這篇判詞絕妙之處不僅在於它解決了一起糾紛，更在於它注重當事人之間關系的調停，以避免日後再因此事起糾紛。執法者著意由道德上立論，使案件的判決合情、合理、合法。從這樣的意義上，可以認為中國古代法律受道德原則支配，為道德精神浸染。

案例四：謝登科控戚徐有才往來其家，與女約為婚姻，並請杖殺其女。余曰：「爾女已字人乎？」曰：「未」。乃召徐至，一翩翩少年也。斷令出財禮若干勸放，謝以女歸之。判曰：城北徐公素有美譽江南，謝女久擅其才名，既兩美之相當，亦三生之湊合，況律雖明設大法，禮尤貴順人情，嫁伯比以為妻，雲夫人權衡允當，記鍾建之大負我楚季革，從一而終，始亂終成，還思補救，人取我與，畢竟圓通，蠲爾嫌疑，成茲姻好。本縣亦冰人也耳，其諏吉待之。〔14〕此案為兒女自由戀愛引起，謝登科以女兒私訂終身，違反了禮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而執法官卻對傳統禮法重新釋義，「律雖明設大法，禮尤貴順人情」，促成一段美好姻緣。這二則判例說明一個問題：當時的執法者已將法律內化為道德，追求一種超法律的境界。

（三）中國古代禮與法關系嬗變的特點

縱觀中國古代的「禮」與「法」的關系，道德法律化與法律道德化的嬗變過程表現出如下特點：1、儒家的「仁、義」思想是「禮」與「法」嬗變的基礎。儒家的思想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一直居於統治地位，其對當時中國的法律發揮著重要影響。「三綱五常」等儒家禮教是中國古代正統道德的一般原則。法律與道德發生沖突時，自漢唐始便以法律的讓步來解決：法律公然規定了「親親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壞了自己的尊嚴而開方便之門。這就是中國古代人的選擇。2、社會經濟狀況的發展是「禮」與「法」嬗變的條件。經濟的發達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是人類向更高文明邁進的前提。中國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經濟的興衰與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關。經濟發達時期，人們對社會的道德要求較高，同時自身也表現出較高的道德水準，因此這時的法律體現著更廣泛的道德。與此相反，經濟蕭條時期，人們的道德表現較之以前欠缺，社會總體道德水平也下降，這時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維護封建皇權是「禮」與「法」嬗變的核心。不管法律與道德誰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維護封建皇權為其首要考慮，這也是階級社會道德與法律所不可逃脫的命運。4、權力階層的態度是「禮」與「法」嬗變的關鍵。申言之，「出禮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須是符合權力階層意志的道德；重「禮」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須是權力階層內化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二、道德與法律關系的法理探析

（一）道德與法律的辯證關系

道德與法律是社會規范最主要的兩種存在形式，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范疇。二者的區別至少可歸結為：

1、產生的條件不同。原始社會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規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說氏族習慣。法律是在原始社會末期，隨著氏族制度的解體以及私有制、階級的出現，與國家同時產生的而道德的產生則與人類社會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維系一個社會的最基本的規范體系，沒有道德規范，整個社會就會分崩離析。

2、表現形式不同。法律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一種行為規范，它具有明確的內容，通常要以各種法律淵源的形式表現出來，如國家制定法、習慣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規范的內容存在於人們的意識之中，並通過人們的言行表現出來。它一般不訴諸文字，內容比較原則、抽象、模糊。

3、調整范圍不盡相同。從深度上看，道德不僅調整人們的外部行為，還調整人們的動機和內心活動，它要求人們根據高尚的意圖而行為，要求人們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盡管也考慮人們的主觀過錯，但如果沒有違法行為存在，法律並不懲罰主觀過錯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從廣度上看，由法律調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調整。當然，也有些由法律調整的領域幾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斷，如專門的程序規則、票據的流通規則、政府的組織規則等。在這些領域，法律的指導觀念是便利與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機制不同。法律是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會輿論和傳統的力量以及人們的自律來維持。

5、內容不同。法律是以權利義務為內容的，一般要求權利義務對等，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而道德一般只規定了義務，並不要求對等的權利。比如說，面對一個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義務，卻未賦予你向其索要報酬的權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報酬往往被視為不道德。

道德與法律又是相互聯系的。它們都屬於上層建築，都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它們是兩種重要的社會調控手段，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任何社會在建立與維持秩序時，都不能不同時藉助於這兩種手段，只不過有所偏重罷了。兩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動的。其關系具體表現在：

1、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社會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會要維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傷害他人、不得用欺詐手段謀取權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類包括那些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緊密關系的原則，如博愛、無私等。其中，第一類道德通常上升為法律，通過制裁或獎勵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類道德是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轉化為法律，否則就會混淆法律與道德，結果是「法將不法，德將不德」。〔15〕法律的實施，本身就是一個懲惡揚善的過程，不但有助於人們法律意識的形成，還有助於人們道德的培養。因為法律作為一種國家評價，對於提倡什麼、反對什麼，有一個統一的標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評價標准與大多數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實施對社會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第一，法律應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是一種「惡法」，是無法獲得人們的尊重和自覺遵守的。第二，道德對法的實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者的職業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識、道德觀念的加強，都對法的實施起著積極的作用。第三，道德對法有補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調整的，或本應由法律調整但因立法的滯後而尚「無法可依」的，道德調整就起了補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會相互轉化。一些道德，隨社會的發展，逐漸凸現出來，被認為對社會是非常重要的並有被經常違反的危險，立法者就有可能將之納入法律的范疇。反之，某些過去曾被視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為，則有可能退出法律領域而轉為道德調整。

總之，法律與道德是相互區別的，不能相互替代、混為一談，也不可偏廢，所以單一的法治模式或單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時，法律與道德又是相互聯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補的，都是社會調控的重要手段，這就使得德法並治模式有了可能。

（二）道德與法律的嬗變

法律與道德因存在差別而有不可調合之矛盾，同時又因二者之間的聯系使矛盾之協調成為可能。

法律道德化表達了社會規范系統的最佳結構及各要素之間的協調配合狀態。法治社會形成的最基本條件是亞里士多德早就勾勒出的「良法+普遍守法」的框架。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後的守法精神；良法即善法、符合人類良知與正義道德的法律。稱之為良法的法，也即法律道德化後的法律，至少應包含人權性、利益性、救濟性三種內在的品格。其中人權性是法律的道德基礎，失去人權性的法律即使形式合理但實際價值不合理，最終會被人類所唾棄。〔16〕法律道德化正是通過立法者、執法者、守法者三方將自身的道德修養、人格魅力反映到法治活動中來。「越文明發達、法制完善健全的國家，其法律中體現的道德規范便越多。可以說，一個國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決於道德規則被納入法律規則的數量。從某種意義上講，在一個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國家中，法律幾乎已成了一部道德規則的匯編」。〔17〕使法律與道德的精神一致起來，使法律得到道德的有力支撐，讓法律精神深入到人們的心靈，成為人們的信念，同道德精神一道成為全社會共同的價值觀念。只有造就這種法律，才能使法律獲得普遍性和權威性，建立法治才有可能。

（三）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

違反道德的並不能當然就是違反法律的。原因在於並非所有的違反道德的行為都能上升為法律或確立為法律。能夠上升和確認為法律的道德要求，只是公認的社會道德的一部分。有相當一部分道德要求仍然需要停留在道德領域，由道德規范來加以約束和調整。如果將全部道德問題變為法律問題，那就等於由道德取代了法律，這是不符合人類創設法律的目的和其理想目標的。道德規范不可能全部法律化，另一原因是任何國家的財力都不能支撐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後所需要的執法成本。但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國家必須盡可能地把更多的基本和重要的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18〕但法律並非萬能，其設定的「中人」標准不同於道德倡導的「聖人」標准，因此對雖「缺德」而不犯法的行為往往無能為力。在現代社會中，法律的他律約束作用與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補充和密切配合，才能達到建設社會文明的良好效果。〔19〕在把道德規則、道德觀念法律化的過程中，要注意道德與法律在本質和內涵上的一致性，否則會給法治帶來災害。〔20〕不論法律中的道德原則實際上能夠被貫徹到什麼程度，只要是全面地以法律去執行道德，其結果不但是道德的外在化、而且是道德的法律化，這種外在化、法律化的道德，按我們的界說，其不但不是道德，而且是反道德的了。〔21〕

三、歷史與現實之間

（一）現實中的矛盾

在現實社會中，道德與法律存在著不和諧之處。中國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們企圖擺脫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隨心所欲地實踐道德、弘揚道德。人們並不是以崇尚道德來追求一種更趨於合理、科學。德國大哲人黑格爾曾有過如下論斷：在中國人心目中，他們的道德法律簡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積極的命令——強迫規定的要求——相互間禮貌上的強迫的義務或者規則。「理性」的各種重要決定要成為道德情操，本來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們並沒有「自由」。在中國道德是一樁政治事務，而它的若干法則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機關來主持。〔22〕為了說明這一問題請先看下面一則案例：

案例五：一對農村老年夫妻鬧離婚，按照法律判決，離婚後的一間住房應判歸男方。但如果這樣下判，女方離婚後就將無所居住，顯然與情不合。於是，法院綜合考慮後判決將一間房隔為兩半，一人一半，解決了女方離婚後的住所問題。這樣的判決並未引起男方的「鬧事」，雙方相安無事。〔23〕這是來自執法第一線很具體的案例，問題隨即而提出：在司法實踐中要不要考慮道德評價標准？如果要，那麼法律評價與道德評價該怎樣取捨？

美國法學家德沃金在其著作《法律帝國》中也曾舉過一則案例：

案例六：埃爾默用毒葯殺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現有的遺囑中給他留了一大筆遺產，他懷疑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會更改遺囑而使他一無所獲，因此他殺害了他的祖父。〔24〕紐約州法院針對該案例確立了一條法律原則，即：任何人都不得從其錯誤行為中獲得利益。問題是：法官以自己的信仰取代法律條文是否沖擊了法治原則？

（二）讓歷史告訴未來

古人雲：「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通過以上對中國古代道德與法律關系的歷史考察及對二者關系的法理分析，針對前面的問題可得到如下幾點啟示：

1、情法沖突——法治的尷尬。

法治社會要求人們在處理問題時，首先考慮行為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法官判案時，只能以現行法律為依據，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這樣勢必導致法律無法適應新出現的情況，而道德等非強制性社會規范則可以其主觀性調解新生的行為現象。這就是前面談及的一元法體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國家制定法與道德之間缺乏過渡、緩沖機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無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與大眾心理、社會風習之間的脫離與隔閡，也造成了道德的無力感和被蔑視，甚至鼓勵了對道德的違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25〕但是，如果以情理斷案，就違背了法治的原則。因此，只有在法的體制上作出調整，才能實現情與法的協調、德與法的並治。

2、儒家倫理——道德化的法律。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種道德價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體現了法治與道德的深刻關系。失去了道德基礎的法為惡法，惡法之治與法治精神是根本背離的。我國古代的儒家倫理法體現了道德與法律的一種結合模式，即把社會普遍承認的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納入國家強制實施的行為規范。解決現實社會中的人們道德缺位、法律的尷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倫理法的合理內核，靈活適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國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職能，從而使司法過程成了宣教活動，法庭成了教化的場所。

3、中庸之道——法追求的品質。

法的品質在於公平、正義通過法而得到實現。中國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種和諧、平衡、穩定。中庸主義在法律上的意義就是審判案件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旨在徹底解決糾紛，平息訴訟。現代法同樣面臨著效率與正義的挑戰。一方面，法律要體現其威嚴，不可侵犯，人們必須遵守；另一方面，法律還要有其緩和的一面，比如法要體現人道，法要尊重私權等。

4、禮法結合——德法並治的模式。

法治的理念來自西方，德治則來自中國傳統法文化，兩者的結合順應了尋根意識與全球意識相結合、民族性與時代性相結合的潮流。當我們執著於法律的繼承於移植、法律的本土化與國際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時候，請讓我們把視角拉到社會調控這個高度上來。我們會頓時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發現西方的法治精神對我們進行征服的時候，傳統的德治精神正在歷史深處遙遙呼喚。應該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盡管並不排斥道德，但無疑在宣揚法律至上的同時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會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機與道德淪喪就是明證；傳統的德治卻是主張德主刑輔，法是德的附庸，貶抑了法的作用，也與時代的發展不相適應。所以，對二者都要加以揚棄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內核，進行結構重組，建立全新的德法並治的二元製法體制。

注釋：

〔1〕郝鐵川，法治的源頭是德治〔N〕，檢察日報，2000-06-14（3）；

〔2〕楊鶴皋，中國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49；

〔3〕許慎，說文解字〔M〕；

〔4〕同〔3〕；

〔5〕左傳。隱公十一年〔M〕；

〔6〕禮記。曲記〔M〕；

〔7〕左傳。昭公二十五年〔M〕；

〔8〕荀子。修身〔M〕；

〔9〕漢書董仲舒傳〔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0〕九朝律考。漢律考〔M〕；

〔11〕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引〔M〕，北京：中華書局，1960；

〔12〕全唐文。黜魏王泰詔〔Z〕；

〔13〕宋本名公書判清明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4〕蒯德模。吳中判牘〔Z〕；

〔15〕〔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M〕，鄧正來譯，華夏出版社，1987，361-365；

〔16〕范進學，論道德法律化與法律道德化〔J〕，法學評論，1998（2）；

〔17〕王一多，道德建設的基本途徑〔J〕，哲學研究，1997（1）；

〔18〕郝鐵川，道德的法律化〔N〕，檢察日報，1999-11-24（3）；

〔19〕吳漢東，法律的道德化與道德的法律化〔J〕，法商研究，1998（2）；

〔20〕劉佳，道德法律化及其局限性〔J〕，道德與文明，1999（5）；

〔21〕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22〕〔德〕黑格爾，歷史哲學〔M〕，北京：三聯書店，1956，P11；

〔23〕轉引自劉作翔，法律與道德：中國法治進程中的難解之題〔J〕，法治與社會發展，1998（1）；

〔24〕參見〔美〕德沃金：法律帝國〔M〕，李常青譯，北京：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6，14-19；

〔25〕范忠信，中國法律的基本精神〔M〕，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

希望對您有幫助。

F. 法律能否約束道德行為

首先，法律是由立法機關制定，國家政權保證執行的行為規則。法律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是階級專政的工具之一。憲法是國家法的基礎與核心，法律則是國家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可劃分為基本法律，如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法、商法、國際法等。普通法律，如商標法、文物保護法等。行政法規，是國家行政機關(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的行政規范的總稱。
其次，道德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它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准則與規范。道德是人本能的東西，更是後天養成的合乎行為規范和准則的東西。它是社會生活環境中的意識形態之一，它是做人做事和成人成事的底線。
再次，法律與道德區別：
第一，產生的社會條件不同。道德與人類社會的形成同步，法律是私有制、階級和國家出現後才有的。
第二，表現形式不同。法律不論是成文法還是判例法都以文字形式表現出來，道德的內容則主要存在於人們的道德意識中，表現於人們的言行上。
第三，體系結構不同。法律是國家意志的統一體現，有嚴密的邏輯體系，有不同的位階和效力。道德雖然有共產主義道德、社會主義道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以及家庭美德之分，但不具有法律那樣的嚴謹的結構體系。
第四，推行的力量不同。法律當然主要是靠廣大幹部群眾自覺守法來推行，但也要靠國家強制力來推行；道德則主要靠人們內心的道德信念和修養來維護。
第五，制裁的方式不同。違法犯罪的後果有明確規定，是一種「硬約束」；不道德行為的後果，是自我譴責和輿論壓力，是一種「軟約束」。

G. 富勒是怎樣論述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系的

（一）法律的內在道德：程序自然法
作為一種「有目的的事業」，法有其道德性。法的道德性有兩個方面，即「外在道德」和「內在道德」。法的外在道德即「實體自然法」，指法的實質目的或理想，如人類交往和合作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抽象的正義等等。法的內在道德即「程序自然法」，是有關法律的制定、解釋和適用等程序上的原則或法治原則是使以規則管理人類行為的事業成為可能的道德，也就是法律能夠成為法所絕對必需的前提條件。
富勒特別強調法律的內在道德，並對此作了較詳細的論述。他認為，律法的內在道德包括八個要素（法治原則）1．一般性（普遍性）2．公布。3．非溯及既往。4．明確。5．不矛盾。6．可為人遵守 7．穩定性 8．官方行為與法律的一致性。
（二）法律的外在道德：實體自然法
富勒指出，程序自然法不涉及法律規則的實體目標，而是有關調整人們行為的規則制度的制定和執行的方式，世便能夠有效地達到它所要實現的目的。實體自然法則事關法律的實體目標，這就是法律的外在道德。富勒將「實體自然法」歸結為最基本的兩條：一是保持人類目的的形成過程的健康性；二是保持人類交流渠道的開放性。在他看來，正是交流使社會成為一個整體。法律的外在道德指通常意義上的道德，即由「正確」、「好壞」、「公平」、「正義」 等原則和觀念組成的道德。
法律為什麼既要有內在道德又要有外在道德呢？富勒解釋說，法律的內在道德是中性的，具有內在道德的法律可以為不同的法律實體目標服務。比如，圍繞避孕問題產生了有關的道德問題，顯然合法性原則本身不能解決這一難題。法律制度可能保持其內在道德而不論其規則是禁止還是鼓勵避孕，但任何實體目標的採納都離不開法律的內在道德。在某些情況下，對避孕的法律禁止也會危害法律的內在道德。正如人們常常能看到的，如果禁止避孕的法律停留在紙上，並知道這難以執行，那麼法律的內在道德就受到嚴重的損害，而且還會影響到其他法律的執行。由此可見，作為完善的法律制度。內在與外在缺一不可。按照富勒的說法，法律的外在道德與正義是一致的。
法律的外在道德作為法律制度爭取的實體目標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這種實體目標與廣泛的社會問題有關。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一書中分析了法律的外在道德與效率、正義和反種族歧視、人本身及其自由、經濟資源的分配、政治和經濟制度的設計等之間的關系。正如富勒在談到追求的道德時所說的，人們追求的至善生活是經過平衡的多元目標，因此，人們在制定至善的法律制度時所追求的實體目標也必然是一個具有豐富內容的綜合概念。
綜上所述，富勒的新自然法思想主要圍繞分析法律的內在道德與外在道德及其區別而展開的，其中程序自然法的概念及其八條合法性原則是富勒的主要理論貢獻。

H. 戀愛問題的道德性與法律性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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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戀愛中的道德與法律問題
摘要:大學生活是多姿多彩充滿誘惑的，因此大學生的戀愛現象極為普遍。當熱戀的男男女女沉浸在幸福和甜蜜的生活中時，關於戀愛所帶來的道德和法律問題也隨之而來。戀愛雙方的行為態度，戀愛中的責任與義務，雙方家庭的因素等等，稍有不慎就可能損害兩個家庭的利益。因此，認清戀愛中所涉及的道德和法律問題，以及正確對待和處理戀愛中遇到的這些問題是十分有必要的。大學生戀愛會在道德和法律方面遇到很多問題，然而，所謂戀愛中的男女都是盲目的，不能正確認識和處理這些問題，以致發生因戀愛而發生的打架、自殺、故意殺人等現象。從問卷調查中我們也能看到，大學生戀愛的確存在著很多問題。因此，我們有必要弄清戀愛所可能遭遇的道德和法律問題，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修養和法律意識，減少因戀愛而導致的不良後果。首先，讓我們來認清以下幾個問題。
關鍵詞：大學生戀愛 道德 法律 協調
1、 什麼是愛情以及如何正確認識愛情？
馬克思主義認為，愛情具有自然和社會雙重屬性，是人的自然性和社會性的統一。愛情是一對男女基於一定的客觀物質條件和共同的人生理想，在各自內心中形成的對對方最真摯的仰慕，並渴望對方成為自己終身伴侶的強烈，穩定和專一的感情。
愛情不單單是簡單意義上的肉慾或短暫的歡愉，愛情有著豐富的內容,她通常是由四個要素構成的：一是性慾，這是愛情的生理基礎和自然前提；二是情感，這是愛情的中心環節，表現為靈與肉融為一體的強烈感情；三是理想，這是愛情的社會基礎，也是愛情的理性向導；四是義務，這是愛情的社會要求，表現為自覺的道德責任感。上述四要素相互聯系，缺一不可，否則就是殘缺的或被扭曲的愛情了。
愛情是美好的，人生需要愛情，但人生更需要事業。愛情與事業是人生的兩大支柱，沒有愛情的人生是不完滿的，沒有事業的人生更是空虛的。事業永遠是人生的第一主題，愛情只能是第二主題。真正的愛情能夠喚醒雙方內心沉睡的力量和潛藏的才能，從而促進事業的成功；因此，大學生應該正確認識和對待愛情，合理協調戀愛與學業的關系。
2、 大學生戀愛所要承受的道德考驗
在正確認識了愛情的本質後，我們不難發現，愛情是有道德要求的。因此，我們說愛情具有道德性。友誼是崇高的道德力量，愛情是建立在友誼的基礎上的，更是一種道德關系。愛的核心因素是責任。戀愛一方對另一方都負有道德責任(婚後更上升為法律責任)。這表現在既可分享對方的幸福與快樂，又必須分擔對方的痛苦與困難。愛情既是兩性間特殊的社會關系和道德情感，同時又是一種特殊的道德活動，這種活動表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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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愛雙方把自己的整個身心轉移到關懷對方的身上，為了使自己所愛的人獲得幸福，而甘願付出艱苦的勞動，甚至作出巨大的犧牲，從而使雙方融為一體，以使愛情生活日趨高尚和完善。這樣的道德情感，道德活動是貫穿在愛情關系的整個過程中的，人們正是用這些道德內容或道德標准來說明自己或他人愛情是否高尚、純潔，是否符合道德原則的。
大學生戀愛首先要面臨的是來自雙方家庭的考驗，在一方家長反對大學時期談戀愛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選擇，是選擇家庭，還是選擇愛情？如果選擇家庭就會對戀愛對方造成傷害；如果選擇愛情就會遭到孝道道德的壓力，父母辛辛苦苦供你上學，然而卻要在大學這個關鍵時刻分心，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因此，在問卷調查中百分之七十的同學都選擇了地下戀愛，以此來平衡道德與戀愛的關系。然而這種戀愛關系存在著很很大的隱患，一旦戀情曝光就很難處理好家庭與戀愛的關系。其次，談戀愛就免不了必要的花費，作為沒有穩定收入的大學生群體，戀愛消費就會引發一系列道德和法律問題，在道德方面主要表現為，父母每月給你的生活費是幫助你更好的學習的，而將其用來作為戀愛的消費是很對不起父母的；還有，當戀愛主體出現生活費不足的情況下就會找各種理由向家裡要錢的現象，這就涉及到一個誠信和孝順的道德問題。
另一個在大學生戀愛中出現的重要道德問題就是責任，雖然大學生已經是成年人，只要戀愛雙方同意，在法律允許范圍內，他們的任何行為都是自由的，但有些行為仍然涉及到一個道德責任問題。「任何不以結婚為目的的戀愛，都是流氓行為！」大學生戀愛很少考慮到日後的責任問題，很多都是在沖動的情形下盲目發生性行為，甚至因此而導致女方懷孕流產，日後又因為各種原因導致分手，對女方的身心健康造成極大傷害。還有些大學生朝三暮四，雖然已經在戀愛，但是仍然到處拈花惹草，甚至大玩三角戀、多角戀，這是對任何一方極不尊重的表現，違反基本道德觀念。另外，處於熱戀中的男女青年，感情始終是熱烈而濃厚的.隨著感情的發展，戀人間慢慢地出現一些小心翼翼的親昵舉動是很正常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戀人們可以不分場合的勾肩搭背，旁若無人的摟抱親吻。中國始終是一個保守矜持的社會，任何過於開放的行為都是有傷風化的，要受到道德的制約和監督。
3、 大學生戀愛所要認清的法律問題
人們都說熱戀中的男女是盲目而感性的，然而不是每一段戀情都會開花結果，套用一句流行語「愛情有風險，熱戀需理性。」有人說，大學是談戀愛的黃金季節，只需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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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享受，根本不會涉及到道德問題，更不用說法律了，其實不然。正因為大學生的這種心態，把戀愛當兒戲，從而導致了一系列問題。由於戀愛因素，某大學某某同學跳樓自殺，某大學生遭情敵毆打致死等等狀況層出不窮。這些都是熱戀中的大學生法律意識淡薄的緣故。
正處於熱戀中的男女基本不會遇到大的道德或者法律問題，然而當雙方感情出現裂痕，面臨分手尤其當雙方不是和平分手的時候就會出現一些涉及法律的問題。比如，當一方提出分手後，另一方寧死不從，對提出分手方死纏爛打，甚至以死相逼，那麼此時，提出分手方是否有權報警尋求幫助；或者，當不願分手方以死相逼時，另一方是否有義務進行救助，在什麼情況下必須救助，在什麼情況下可以不予理睬，如果不救助是否就一定要負法律責任。這些都要正在熱戀的大學生予以認識了解的。
另外一個分手後將產生的法律問題是財產糾紛，近來法院審理青年男女因戀愛失敗而導致的經濟糾紛有日益增多的趨勢。隨著生活經濟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變革，青年男女在戀愛期間，隨著感情升溫，經常共同出資購買一些比較昂貴的生活消費品，但是這樣的行為往往缺乏冷靜思考，對這種出資行為所帶來的後果沒有合理的預期，一旦感情出現問題，兩人分手，這時不僅僅感情需要了斷，還牽扯上了財產的劃分。然而兩人感情高溫時，對於共同出資購買的財產沒有明確的份額劃分，由於男女朋友的特殊關系，二人的日常經濟支出也常常「不分你我」，等到感情慘遭冷卻揮手說再見時，矛盾往往更容易激化，由此產生糾紛，朋友做不成，倒變成了敵人，這給感情破裂的雙方傷口上又撒了一把鹽。關於這點，從我國《合同法》關於贈與合同相關規定的角度來看，依據《合同法》第185條、第186條 的具體規定：「贈與合同是贈與人將自己的財產無償給予受贈人，受贈人表示接受贈與的合同。贈與人在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可以撤銷贈與。」 該觀點認為，男女雙方在戀愛的過程中，一方向另一方贈與財物的，另一方表示接受，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其已經形成贈與合同關系，在贈與行為完成後，贈與方無權要求被贈與方返還贈與財物。
4、正確認識戀愛中的道德和法律問題——快樂戀愛
道德有助於在理智的准則下發展愛情關系，在愛情發展的過程中，以理智控制感情既是戀愛中男女必須自覺遵守的自律准則，也是避免愛情悲劇的關鍵.。熱戀中大學生的情侶,，對戀人要有高度的責任感，用理智戰勝情緒沖動，自製有方，應對得當，獲得事業與愛情的相互促進，率真又不失理智地發展愛情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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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戀愛關系不同於婚姻關系，對於戀愛期間形成的共同財產，如果雙方沒有約定，即按照相應的出資份額來劃分，然而由於戀愛期間的特殊關系，當事人往往沒有刻意保留出資的證據，導致雙方對於到底由誰出資的問題不能提供充足有效的證據。因此，戀愛中的青年男女在戀愛期間應保持必要的冷靜，對自己的出資行為有合理預期，這樣才會減少類似糾紛的發生。此外，就算感情出現問題也應該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切勿暴力解決，甚至觸犯法律，任何一方因為這樣而受到傷害，都違背了戀愛原本的美好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