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言行篇
A. 如何解讀韓非子學說中的法學思想
韓非子認為,道是一切事物的本體,法是道所具有的規律性在維護人類社會秩序過程中的具體體現.在這一點上說,道與法在本質上具有同一性.在《韓非子》一書中,多次出現道、法連用的情況,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道、法之間的關系.韓非子的這一思想是道學本體論在其政治理論上的反映.
韓非子在《大體》篇中提出了「因道全法」的思想,認為法治必須遵循事物的自然本性,只有「因道」才能「全法」,才能成全「大體」.也就是說,法之所以完美,是因為它依據著道.
因循大道的法是裁決人間是非的唯一標准.韓非子認為,如果辦事缺乏規則,那麼不管你是什麼樣的高手,也會出差錯.善於造車的奚仲,如果不用規距來測量,那麼就會連一個車輪也造不出來.所以,韓非子說:「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韓非子·問辯》)在英明君主統治的國家裡,命令是最尊貴的言辭;法律是處理政事的唯一準繩.除命令外,沒有第二種尊貴的言辭;除法律外,沒有第二種行事的准繩.所以言論和行動如果不符合法律的就必須禁止.
B. 法學名詞解釋
法律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並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質生活條件所內決定的統治階級容意志的規范體系。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國家的統治工具。
法律是由享有立法權的立法機關行使國家立法權,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並頒布,並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總稱。法律是法典和律法的統稱,分別規定公民在社會生活中可進行的事務和不可進行的事務。
(2)法學言行篇擴展閱讀:
法律首先是指一種行為規范,所以規范性就是它的首要特性。規范性是指法律為人們的行為提供模式、標准、樣式和方向。法律同時還具有概括性,它是人們從大量實際、具體的行為中高度抽象出來的一種行為模式,它的對象是一般的人,是反復適用多次的。法律還具有普遍性,即法律所提供的行為標準是按照法律規定所有公民一概適用的,不允許有法律規定之外的特殊,即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旦觸犯法律,便會受到相應的懲罰,對其教育,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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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行為則無犯罪——為一條刑法格言辯護
行為是刑法的基礎,「無行為則無犯罪」這一法律格言廣為流傳,表明行為對於犯罪成立的決定意義。然而,隨著刑事立法的發展,行為的外延不斷擴大,諸如持有、事態等都包括到犯罪中來。在這種情況下,刑法理論上對行為概念提出了挑戰,「無行為則無犯罪」的古訓受到了質疑。本文擬在展開刑法中行為理論的基礎上,為「無行為則無犯罪」這一刑法格言進行理論上的辨護。
Ⅰ
行為是一種法律規定,但更是一種理論。犯罪論體系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建立在行為理論基礎之上的。
刑法中的行為概念,據說是由德國哲學家黑格爾(hegel )的門徒從黑格爾哲學引入的。(註:德國學者拉德布魯赫(radbruch)指出:行為概念,從來既無名目,又無形體,僅在體系內彷徨漫步。後來由於黑格爾(hegel)之刑法學的門徒,將行為予以實質化,時至今日, 行為觀念在刑法學已佔有重要的地位。此種功績,首先應歸功於阿貝格(abegg),其次應歸功於貝爾勒爾(ber ner)及厥斯特林(koostlin)。參見熊選國:《刑法中行為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頁。)當然,黑格爾是從哲學意義上闡述行為概念的,但它仍然對刑法中行為概念的確立具有重要意義。(註:黑格爾認為,意志作為主觀的或道德的意志表現於外時,就是行為。行為包含著下述各種規定,即(甲)當其表現於外時我意識到這是我的行為:(乙)它與行為應然的概念有本質上的聯系:(丙)又與他人的意志有本質上的聯系。在論及犯罪時,黑格爾指出,犯罪的方面,作為發自主觀意志的東西以及按它在意志中的實存方式,在這里才初次成為我們所欲考察的問題。參見〔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社1961年版,第116頁。因此,黑格爾強調行為是人的主觀意志之外化, 意志對於行為具有支配性。黑格爾指出:在意志的行動中僅僅以意志在它的目的中所知道的這些假定以及包含在故意中的東西為限,承認是它的行為,而應對這一行為負責。行動只有作為意志的過錯方能歸類於我。參見前引黑格爾書,第119頁。)行為概念一經在刑法中確立, 就成為刑法學的一個基本范疇,並以行為為中心建立起犯罪論體系,即「一元的犯罪論體系」。隨著人們對犯罪研究的逐漸深入,對行為的理解也隨之發展,由此展開了行為理論。在刑法學說史中,先後出現過以下幾種具有影響的行為理論:
(一)因果行為論
因果行為論是由德國著名刑法學家李斯特、貝林格創立的,這是一種從物理意義上觀察行為而形成的行為理論,被稱為自然主義的行為論。(註:因果行為論是以實證主義為其哲學基礎的,在自然科學的意義上觀察人的行為。對此,日本學者小野清一郎指出,在這種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的、自然主義的觀點里,行為是身體的運動或靜止,主觀意志是神經的內部刺激對肌肉的支配。最明確地表述這種觀點的學者是貝林格。他的行為概念從根本上講還是停留在自然科學之內的。這也許會被認為是一種對構成要件以前的那種(簡單)行為論有用的觀點,然而不管怎麼說,仍然是來自於19世紀的自然科學的思考。即使是將行為論引進構成要件理論的m·e·麥耶爾,也同樣停止在「身體動作=行為,身體靜止=不作為」這樣一種觀點上。參見〔日〕小野清一郎:《犯罪構成要件理論》,玉泰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頁。)因果行為論認為,行為是由主觀意志導致外部世界發生某種變動的人的舉止。因果行為論把行為視作一個從意志支配到外在變動的因果歷程。因此,行為具有兩個特徵:一是有意性,二是有體性。因果行為論強調行為以一定的意志活動為前提,但認為這種意思內容本身不屬於行為的范疇,而是責任的問題,由此將行為與責任相分離。因果行為論注重行為所惹起的外在變動即結果,基於結果無價值的立場,將結果視為行為的構成部分。因果行為論雖然具有機械性,但它將行為與思想加以嚴格區分,具有區別功能。
(二)目的行為論
目的行為論是由德國著名刑法學家威爾澤爾創立的,這是一種從主觀意義上觀察行為而形成的行為理論,被稱為目的主義的行為論。(註:目的行為論之強調行為的目的性,與黑格爾的行為概念存在相通之處。因此,我國學者指出:目的行為論採用的是黑格爾行為概念的框架,而將違法與責任的內容從中剔除了出去。參見李海東:《刑法原理入門(犯罪論基礎),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頁。因此目的行為論以主觀主義為其哲學基礎,是在人文科學的意義上觀察人的行為。)目的行為關於行為的見解可以歸結為以下這句話:行為是目的的實現。目的行為論強調人的主觀目的對於行為的支配性,從結果無價值轉向行為無價值。(註:行為無價值與結果無價值是從違法性視角考察得出的結論。因果行為論認為違法性的實質是對法益的侵害和危險,強調結果無價值;而目的行為論則把故意作為違法性的要素,不僅對法益的侵害和危險,而且侵害、危險的方法(行為的種類、主觀的要素),也是違法性的判斷內容。因此,違法性的本質是行為無價值。參見熊選國:《刑法中行為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頁。)目的行為論擯棄了因果行為論將行為視為一種單純的身體舉止的觀點,在目的行為的意義上理解行為,強調了行為的可控制性。
(三)社會行為論
社會行為論是由德國著名刑法學家謝密特(e·schmidt)創立的,這是一種從社會意義上觀察行為而形成的行為理論,被稱為規范主義的行為論。(註:社會行為論也被認為是一種綜合的行為理論。我國學者指出:從社會行為論產生、確立的過程可以看出,社會行為論實際上是綜合因果行為論和目的行為論的見解而形成的綜合的行為理論。雖然在這種理論的范圍內,各種主張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追求行為的法的、社會的意義的。參見熊選國:《刑法中行為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頁。)社會行為論強調從社會意義上評價行為的重要性,在行為概念中引入了社會評價的因素。因此,社會行為論認為,行為概念包括以下三種要素:一是有體性,二是有意性,三是社會性。這里的社會性,是指社會重要性。依社會行為論的觀點,決定是否成立行為,凡人類的舉止(包括作為與不作為),不問故意還是過失,只要足以惹起有害於社會的結果而具有社會重要性,都可視為刑法意義上的行為。反之,如果行為對於社會並無意義,不是社會規范所調整的舉動,就不能認為是刑法上的行為。
(四)人格行為論
人格行為論是由日本著名刑法學家團藤重光、德國著名刑法學家阿爾特爾·考夫曼(arthur kaufmann)創立的, 這是一種從人格形成的意義上觀察行為而形成的行為理論。人格行為論認為行為是人格的表現,是在人格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中根據行為人的主體的態度而實施的。人格是主體的現實化;人格本來是一種潛在的體現,但它現實地表現為活生生的活動,這種活動被人格的主體的一面操縱而實施時,就是行為。(註:日本學者認為,人格行為論是從「人」的觀點把握行為,指出:團藤博士和考夫曼的立場,是著眼於行為人的人性的存在,考慮到其人格的深層來規定行為的意義,我認為可以稱其為人格行為論。而且,根據這種立場,可以把作為和不作為、基於故意和基於過失的東西都包攝在行為之中,這正是把人的行為看成其人格的表現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參見〔日〕大@①仁:《犯罪論的基本問題》,馮軍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頁,順便指出,大@①仁本人也是人格行為論的倡導者,他曾經與團藤重光就人格行為論進行了思想交流。詳細描述參見李海東主編:《日本刑事法學者》(上),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
D. 行為主義法學派的介紹要時間,人物觀點
唐納德·布萊克(Donald Black),美國行為主義法學派代表人物,畢業於密執安大學法學院。自1970年起,先後執教於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現任弗吉尼亞大學法學院教授。其代表作有《法律社會學的范圍》(1972年)、《法律的運作行為》(1976年)、《警察的行為方式》(1980年)、兩卷本編著《社會控制的一般理論》(1984年)及《社會學的正義》(1989年)。
布萊克作為行為主義法學派代表人物,在方法論上主張絕對的價值中立,企圖建立純粹的法律社會學。他批判當時的法律社會學研究混淆了科學與政策的區別,他認為c「科學的、即純粹的法社會學研究不涉及對法律政策的評價,而是將法律生活作為行為制度進行科學的分析。」這種分析最終將形成一種一般性的法律理論——預測、解釋每一種法律行為的理論。他的純粹法律社會學主張:(1)法律社會學應採納專家治國者的思想方法,即只用技術方法解決可歸納為技術性的問題:(2)法律是可以觀察到的法官、警察、檢察官或行政官員的行為,而不是規則;(3)法社會學的目標是形成一種一般性的理論,即可探求任何地方、任何時候存在的法律原則和機制的理論。這種追求超越價值判斷、主張純科學的方法論既是對以塞爾茲尼克為代表的重視價值判斷的「伯克利學派」的挑戰,也是對美國所盛行的實用主義潮流的反叛,雖有些矯枉過正,但也開法律社會學研究的新氣象,給法學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E. 法理學中,法律規則包括三個部分,假定條件,行為模式,法律後果,是否缺一不可的那是否所有的法條都
並非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