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慧法學

『壹』 關於憲法考試的兩道案例分析，請法學專業的人士幫忙解答一下

張某夫婦在家看黃碟的行為是否違法？顯然，這是關涉不同觀點的前提性問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又需要從兩個方面進行考察。

首先，張某夫婦是否具有在家看黃碟的自由。我們知道，自由是公民重要的法律權利，更是人權的重要內容。自由在與公共權力的比較中，無論在事實上還是在邏輯順序上，都具有先在性的意義，是權利得以存在的非常重要的正當性理由。因此，各國憲法、法律都對公民的自由權予以切實地確認與保障。我國公民更是在政治、社會和家庭生活等領域享有廣泛的自由。由於行文等諸多方面的原因，法律不可能通過列舉的方式一一確認公民應該享有的各種自由，而是根據情勢的需要，對有些暫時無法行使的自由加以限制，這樣，在法治國家中，人們在涉及公民自由的問題上就普遍堅持了法未禁止即自由的原則。聯系本案，我國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都未禁止公民在家看黃碟的行為；1985年國務院發布的《關於嚴禁淫穢物品的規定》也僅僅禁止的是聚眾觀看或在公共場所觀看的行為，而且這一規定也已在2001年廢止。唯一可以關聯的是1990年公安部的一個有關「除六害」的通知。但該通知首先就不具有法的形式，同時它是為配合國務院的「規定」而發布的，主法廢止，它當然應該失效；而且它還會因違憲問題而有待深究。如此看來，張某夫婦的行為未有任何違法性可言。盡管警方有關人員認為，看黃碟的地點不是家，而是診所（公共場所）。對此，我們認為，法律上的家，不僅包括公民日常生活起居的場所，也包括臨時居所（如租住的旅館的房間）。本案中的地點，居辦合一，居辦有分，而且下班後就僅僅是居所。故此說不能成立。至此，我們很容易看出，在本案發生以前，張某夫婦並沒有因為自己的行為違法而與公權力發生沖突，從而給公權力介入提供口實。

其次，張某夫婦在行使自由權時是否超過了必要的限度。我們生活在一個人與人組成的社會之中，每個人在享有自己的自由時，事實上法理學專業畢業論文。都會與他人的自由發生交叉甚至沖突。為了避免沖突或矛盾的發生，法律就在事前對自由的界限作出規定，以確保自由只在一定的范圍內行使。這正象波斯納概括密爾的表述，「你的權利止於我的鼻尖」。那麼，張某夫婦的行為是否「沖撞」了他人的權利呢？從案件事實看，律師特意澄清說當時拉有雙層紅水絨窗簾，且這一對並未患有露陰癖的新婚夫婦已經上床，拉上窗簾是可以合理想見的人之常情。顯然，影像不可能跳出窗外去影響他人。當然，我們沒有忘記個別學者提出的聲音問題。如果張某夫婦有意無意地將聲音放的足夠大，確實能夠影響到鄰居的良善生活，產生私權利與私權利之間的沖突，從而需要警方介入以界定權利的界限。但是，如果我們不是疏於事實「就會注意到，外間住著張某的父親，一個新婚兒媳在自己看黃碟時（如果真的是黃碟的話。張某夫妻稱只是外國女人洗澡的情景，並未有男性出現或其他淫穢動作，警方未出示相反證據），會大膽到放任淫盪的聲音去刺激其年邁的公公。這是任何一個正常人都無法想像的。如果聲音在診所內部尚不能充分展開，又何以能飛入鄰居，那麼，又如何解釋警方所謂接群眾舉報一說呢？我們認為，一方面由於近年來一些地方仍然存在著地方財政向公安機關返還罰沒款的現象，極大地調動了警方「創收」的積極性，一些刑警隊甚至放著刑事案件不辦，而去抓本應由治安部門管的賣淫嫖娼。所以，在本案警方不能提供接到舉報的證據的情況下，並不能排除警方撒謊而去主動「創收」的可能性。若果真如此，本案就不僅是一例典型的公權力侵犯私權利的案件，而且可能成為一例典型的警方利用公權力對百姓敲詐勒索的案件。另一方面，也確實存在著有人舉報的可能性，盡管這種舉報可能是基於一些不光彩的原因，但警方按有警必出的要求，總算取得了介入本案的正當性理由。然而，警方也應該認識到，他們要去做的，極有可能僅僅是去明晰那裡的權利界限（到現場後更應明確這一認識，）而不是扣押物品，以便罰款。
(2)
執法人員的主體資格值得質疑。我們知道，執法活動只能由國家行政機關及其正式的工作人員代表國家進行。警察的行政執法作為一種較重要，較特殊的權力，其行使更有嚴格的要求。連50元以下罰款，警告這樣較輕的治安處罰若由非公安人員進行時，也要經過嚴格委託程序。而本案中進入張某家中的三名「警察」的身份到底如何呢？按警方的說法是：「當時他們去了三個人，都穿了警服，但由於沒有授銜，確實沒有警號。」如果不是「陌生於執法」，陌生於警察這一執法隊伍的建設情況，就不能不知道，全國在編的正式警察，每個人都有一個在全國獨一無二的警號。因為設置警號的主導思想之一就是讓廣大公民通過警號來監督警察的行為。所以，只要是正式警察，就必然會有警號。而警銜則是根據警察的從警年限、職務、職稱等因素授予正式警察的等級標志。取得警銜並不是取得警號的原因，相反，要有警銜，必須得有警號。這種情況，寶塔分局副局長魏世平告訴記者，「其中兩人雖然不是正式的公安民警，但屬於地方公安編制，（是否類似於保安，作者注）……另外一名幹警已經在去年通過人民警察錄用考試，並且已經被陝西省公安廳批復錄用為正式的民警，只是現在還沒有辦理手續，所有沒有授銜。」可見，後一名還沒有實現質的飛躍，成為正式警察，前兩名壓根就不是警察。如此三人去執法，有何合法性可言！盡管在與張某發生沖突後，派出所長賀宏亮（可能是正式警察吧）趕到現場，但他能夠使三人的此前行為合法化嗎，能夠證明張某此前的阻擋甚至打人的行為是阻礙執行公務嗎？

(3)在民主與法治的社會中，公民住宅不受侵犯是公民的一項重要權利，正像一句西諺所言，every man』s house is his
castle（各人的家就是他的堡壘）。主人盡可以在其「堡壘」中從事各種無害於他人的活動；而對於公權力而言，則堅持權力制約，堅持法未授權即禁止的原則，主張權力應該服務與權利，反對官本位，權（力）本位。本案中無論張某夫婦在家看黃碟的行為是否觸及了他人的「鼻尖」，任何沒有執法權的人都無權私闖他們的堡壘而對他們執法，因為法律之治更強調的就是程序之治；即使是警察進入他們的住宅，也不能毫無法律根據地扣押電視機、影碟機等物品。更不能在被媒體曝光以後，惱羞成怒，像個別警察說的，「不信就治不了他」，而將治安案件上升為刑事案件，以彰顯權力的威嚴，從而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貳』 .大家對唐慧案件怎麼看

「唐慧案」實際上由三個案子組成：一是唐慧的女兒樂樂被強迫賣淫、強奸的刑事案件，二是唐慧被勞動教養行政復議案，三是唐慧被勞動教養國家賠償案。三個案子中，強迫賣淫、強奸的刑事案件處於核心位置，但在不同的階段，社會和輿論對三個案子的關注重心有所不同。

唐慧無論是鬧法庭，還是住法院，都有記者跟隨采訪，及時上傳至網路。當地沒有採取強硬措施，顯然也有顧忌媒體輿論壓力的考慮。在這一過程中，媒體的報道將唐慧塑造成維護幼女的弱小上訪母親形象，而對其之前對女兒教育的不負責任隻字不提，對案件過程中不利於唐慧形象的情節也絕口不提，更沒有報道、分析唐慧訴求是否合理；而且，媒體長篇累牘的報道中，很少涉及幾位刑事被告人及其親屬的想法和看法，也沒有對政法機關的采訪。新聞報道幾乎都是對唐慧視角的復制，似乎沒有進行更為完整的事實調查。當然，也許是地方政法機關怕招惹麻煩而拒絕了記者的采訪請求。然而，即便如此，采訪一下唐慧周圍鄰居的看法，采訪一下刑事被告人親屬的看法，應該不算太難吧？是記者沒有采訪，還是媒體屏蔽？我們不得而知。但在評論環節，媒體都將重心放到了對勞教制度的批判上。也許是媒體為了增強批判勞教制度的說服力，就越需要塑造唐慧沒有瑕疵的道德形象吧。

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各級政法機關一次次犧牲法律和程序，來部分滿足唐慧的訴求，以使她停止上訪。從媒體公開的信息看，幾乎是唐慧每大鬧一次，政法機關就妥協一次，以滿足唐慧的訴求，無論其訴求是否合理，直至法院最終對刑事被告人進行了死刑重判。政法機關之所以如此，當然有維穩壓力的緣故，但恐怕不只是維穩的壓力。例如，一審前，唐慧在永州市檢察院立案大廳跪了18個小時，其結果是檢察院更換了公訴人，製作了新的起訴書，特別是將「強迫賣淫罪」寫入其中，該罪名最重可判死刑。重審時，唐慧要求休庭，後來就去法院住了18天，結果是重審比第一次又加重了刑罰。盡管有維穩的壓力，但維穩的壓力並不能完全解釋這種現象，一個人的上訪在維穩的考評體系中並不是決定性的，維穩有一個立體的考評體系，一個人的上訪會影響考評得分，而很難完全否定維穩工作。對於政法機關尤其如此，畢竟對上訪實行的屬地管理原則，而非部門管理原則。

如果法院完全按照唐慧的想法，從重判決，所有的刑事被告人都處以死刑，他們的家屬勢必不服，如果他們也都到省城到北京上訪，找律師和法學界人士開研討會，製造輿論壓力，又會怎麼樣呢？此時媒體的主流聲音是不是會變成認為法院草菅人民，要求廢除死刑呢？而為了論證廢除死刑的合理性力度，是不是又會渲染那幾個刑事被告人的勤勞、努力和意外的意外犯錯呢？就像媒體在一些攤販殺死城管案件中所做的那些新聞和評論那樣。事實上，兩個被判處死刑的被告家屬在終審後就表示要去上訪。

毫無疑問，媒體已經深度嵌入了這些有公共影響的案件中，對政法機關施加了影響和壓力。而如果政法機關尤其是法院跟著輿論走，最終無論怎麼做可能都是錯的。終審判決後媒體的表現就雄辯的證明了這一點。

『叄』 河北科技師范學院歐美學院的學院簡介

學院佔地面積近13萬平方米，建築面積近9萬平方米，教學儀器設備總值2000萬元，館藏圖書20餘萬冊；教學用計算機1400餘台，語音室多媒體座位達到4700多個；學院設有工科實訓基地、公共實驗室、專業實驗室和校外實習基地。專任教師250餘名，其中教授、副教授佔34%，碩士及以上學位佔42%；在校生近5000人，其中本科生近3700人。現設有商務管理系、人文藝術系、信息技術系、機電科學與工程系，開設國際經濟與貿易、人力資源管理、市場營銷、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工程管理、英語、法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網路工程、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電子信息工程、財務會計教育等13個本科專業和11個專科(高職)專業。學院各專業全部納入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統一招生計劃，面向全國招生。學院認真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不斷探索中西融合的教育教學模式，積極引進與合理利用國外先進的辦學理念和優質的教育資源，引進1/3加方主幹課程和教材，實行雙語教學，學院堅持「外語創品牌、工科求特色」的辦學理念，強化外語能力和專業應用能力，學生可申請注冊加拿大麥荻森海特學院的學籍，兩校間互認課程學分，學生在國內學習兩年後可選擇出國留學。
學院重視教學工作，突出教學中心地位，強化教學管理，不斷提升學生的培養質量，畢業生一次就業率始終保持在90%以上，本科畢業生考取考取中國人民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中國傳媒大學等重點高校的研究生，且逐年提高。每年出國留學學生近百人。我院王嘯坤同學獲東方電視台「我型我秀」年度總冠軍，段雅輝等同學獲大學生「挑戰杯」競賽省級三等獎，2008年楊明月同學獲CCTV「希望之星」英語風采大賽河北省總決賽大學組一等獎，唐慧同學獲全國大學生英語大賽全國「三等獎。
學院堅持吸納、創新、實用、領先的教育理念，以為社會培養國際型人才為己任，強化改革，不斷創新，努力把學院辦成國內外知名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

『肆』 求唐慧「嚴重擾亂社會」真相

1984年4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當前辦理強奸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載明， 「認定是否違背婦女意志時，不能以被害婦女作風好壞來劃分。強行與作風不好的婦女發生性行為的，也應定強奸罪。」中國政法大學刑訴學者鄭旭舉出了美國的《強奸盾牌條款》，說明在美國強奸成立與否也與受害人身份沒有關系——聯邦證據規則412條規定，強奸案件中，被
害人性生活史（與誰發生過、與多少人發生過）、性生活方面的名聲（如放盪、妓女、陪酒陪舞女等），在強奸案件中不可采為證據。鄭旭解釋稱，這條規定是女權
主義者推動的，目的是防止對犯罪的審理變成對被害婦女貞操的審理，避免婦女怕法庭上的難堪而不報案。易延友的研究，2007年曾在《清華法學》上發表「英美法上品格證據的運用規則及其基本原理」一文，專論品格證據。在這篇文章中，易延友明確指出
「根據新的規定，（美國）性侵犯案件中，無論是民事案件還是刑事案件，用於證明被害人捲入其他性活動的證據，以及用於證明被害人有任何性傾向的證據，均不
具有可采性。」

『伍』 唐慧勞教案涉及什麼法律規定，以及解決思路

2012年8月2日，永州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因唐慧擾亂社會秩序決定對其勞動教養一年六個月。唐慧不服勞動教養決定，於8月7日向湖南省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提出了書面復議申請。湖南省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經審查決定受理，並依法啟動了復議程序。同年8月10日，湖南省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消息，唐慧的勞動教養決定經復議被依法撤銷。

隨著「唐慧勞教案」被全球網民所關注，勞動教養一詞再度讓我國法律界人士熱議。勞動教養，顧名思義就是勞動、教育和培養，簡稱勞教。勞動教養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前蘇聯引進，但形成世界上中國獨有的制度。勞動教養並非依據法律條例，從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規定的刑罰，而是依據國務院勞動教養相關法規的一種行政處罰，公安機關毋須經法庭審訊定罪，即可對疑犯投入勞教場所實行最高期限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強迫勞動、思想教育等措施。
實施勞動教養的依據為《國務院關於將強制勞動和收容審查兩項措施統一於勞動教養的通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教養試行辦法》。這兩個文件只是行政法規。
《國務院關於將強制勞動和收容審查兩項措施統一於勞動教養的通知》第一條：從今年下半年起，對有輕微違法犯罪行為、尚不夠刑事處罰需要進行強制勞動的人，一律送勞動教養。對原有強勞人員，應按原批準的強勞期限執行，如發現新的違法犯罪需要延長期限的，按勞動教養規定辦理。(頒布時間：1980年2月29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十三條勞動教養期限，根據需要勞動教養的人的違法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動機和危害程度，確定為一至三年。勞動教養時間，從通知收容之日起計算，通知收容以前先行收容審查或羈押的，一日折抵一日。(頒布時間：1982年1月21日)
而我國《立法法》第八條明文規定：「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一）國家主權的事項；（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產生、組織和職權；（三）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四）犯罪和刑罰；（五）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六）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七）民事基本制度；（八）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稅收、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九）訴訟和仲裁製度；（十）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根據此條規定，明顯可以得出結論：勞動教養的規定已經違反了《立法法》第八條之規定，應該立即廢止。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憲法》第三十三條每三款規定： 「 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

廢止勞教制度，是該案最佳解決思路。

『陸』 大眾輿論推動法律完善的例子

孫志剛，唐慧案。

『柒』 法學生去什麼法院實習

法學生，你畢業的時候你可以考慮律師，也可以去你感興趣的地方的法院學習。

『捌』 勞教制度為什麼不能廢除

樓上的幾位，智商何在？勞改面對的是觸犯法律的人員，是管理罪犯的一種手段。勞教面對的是未觸犯法律，但擾亂了社會秩序人員（簡單的說就是不聽ZF話的、不支持政策的、上訪的）的處罰方式。但擾亂社會秩序的定義是什麼？就是ZF說的算了。如唐慧勞教案

『玖』 唐慧案件，談談你的看法，從法律角度600字

唐慧案盡管已經過去，但是出現很多值得社會警惕的現象。

一、上訪能解決所有問題。對當地政府來說，唐慧讓當地既恨更怕，奇特的情形出現：鎮長求唐慧回去，書記又帶著唐慧上訪。唐慧進京，永州公安為「穩定大局」，處理「瀆職」警察。唐慧「發現了信訪的漏洞，抓住了有關部門的七寸」。而永州政法系統內部人士說，唐慧案給永州人帶來的最大啟示，成了「相信上訪」，上訪能解決所有問題。
二、案件存在證據不足嫌疑、被告人的量刑過重。
涉及重罪甚至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對證據的要求應該更高一些，應建立更為嚴格的標准，否則，留有餘地還是十分必要的。
在司法實踐中，強迫賣淫案件本來量就比較少，情節、後果特別嚴重的也不多見。在很多國家，利誘、強制性交易甚至強奸沒有造成死傷結果的案件，也不屬於最嚴重的刑事犯罪。但在中國，由於傳統貞操、性權利觀念的緣故，這類案件通常被認為是極為嚴重的罪行，這可以從我國刑法的相關規定中得到體現。
從司法實踐來看，強迫賣淫或強奸案，證據的獲取、固定、採信等都存在較為復雜的情形，這也是常常出現證據「不穩定性」的重要原因，因為此類案件的痕跡「物證」（比如「強迫」、「暴力」等）往往不易取得，大量依靠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即所謂言詞證據，似乎只要相關言詞能夠吻合，形成證據鏈，基本排除了「合理懷疑」就行。不過，什麼是合理的「懷疑」，標准似乎也十分模糊，法官自由裁量的餘地似乎也很大。

尤其是言詞證據具有「易變性」，依靠較為單薄的言詞證據去定案，常常出現司法判定上的風險。尤其是涉及重罪甚至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對證據的要求應該更高一些，似應建立更為嚴格的標准，否則，留有餘地還是十分必要的。如今，司法實踐中出現最多的是證人證言變化、被告人供述前後不一，甚至被害人陳述也存在矛盾，如果這涉及案件定性的關鍵事實或者重大的量刑情節，那麼，對其審查就要特別細致，有時則需要採取「就低不就高」的原則做出慎重裁決。
什麼情況下的強迫賣淫罪可以判死刑呢？量刑情節最重要的是看犯罪情節，但法內情節經常界定不明確，比較含糊，彈性過大，比如法律上經常出現「情節特別嚴重」之類的用詞，而對特別嚴重的「情節」又沒有確切的界定。具體到強迫賣淫罪，講到情節特別嚴重，可能會有幾種情況：一是，這是具有一定規模的強迫賣淫犯罪集團；二是，案件涉及較多的未成年人；三是，如果判重刑尤其要適用死刑的，通常是造成了人身傷亡等較為嚴重的實害後果的。對此，必須綜合加以考量，而不是僅僅憑借「法外」的某些影響。

四、法院裁判收到社會壓力的影響。
現在的實際問題是，由於法律上量刑情節及裁量幅度有很大的「彈性」，司法解釋也不甚明確（這不只存在於強迫賣淫罪中，很多罪名其實都如此，甚至像官員的貪污、受賄職務犯罪，最高法院都沒有將它們納入「量刑規范化」改革的范圍）。我們所說的司法公正，其實是一種比較的公正，如果大家看到同類案件不是受到相類似的處理，就會覺得司法不公。如果法內情節不甚明確，那判決就更有可能受到法外種種因素的影響，比如輿論作用、比如當時人的反應，甚至還會有所謂「民憤」等等，這樣，相似情節的犯罪，就有可能受到不同的對待。所以，如果法院不能堅持依法獨立辦案，就會受到法外因素的種種干擾，就會對相似案件的被告人做出輕重不一的判決，就會形成司法上的不公正，也就會失去它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甚至會助長不良的社會風氣，影響司法的公信力及其應有的權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