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學者

❶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最新txt全集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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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艷生、莫幸燕

編者的話著名學者錢學森曾經指出：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我國立法機關近期頒布了一系列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對進一步深入改革和開放，以及與國際慣例接軌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為了配合學習、宣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關法律法規，由廣東廣信國際咨詢公司策劃，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中山大學法律系、中南政法學院、廣東行政學院等大專院校、科研機構的有關專家、學者編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叢書》。
這套叢書得以出版，應該感謝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的有關領導和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應該感謝原廣東省人大主任羅天為該叢書題詞。
但願這套叢書能為讀者學習和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提供幫助，以實現全體作者和編委的初衷。
前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頒布是中國立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成和發展、市場機制的運行具有積極的指導作用和普遍的規范作用。中國公司法是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過程中應運而生的。它大膽借鑒、吸收了西方國家的立法成果，如法人所有權制度。但又具有中國特色，特別是對中國的企業制度改革作了全面總結，肯定了企業改革成果和公司實踐成果，使之有了法律保障。
為了幫助廣大讀者學習和理解……
確認後請採納

❷ 公司法怎麼樣規定公司對外擔保的具體決策的

公司能否以其財產為他人債務提供擔保，在新《公司法》實施前一直存在爭議，理論與實務界也在積極探討。盡管隨新《公司法》的頒布實施，有關公司對外擔保能力問題的爭議已塵埃落定，但為求法律適用的統一，似乎仍有探討的必要。
《公司法》原第60條第3款規定：「董事、經理不得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的股東或者其他個人債務提供擔保。」從字面上看，該規定似乎不難理解，「不得」含有否定、禁止的含義，即本條規定的是禁止公司董事、經理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的股東或者其他個人債務提供擔保的行為。然而，問題遠沒有這么簡單。既然法律規定董事、經理不得從事對外擔保行為，那麼如果其違反上述規定，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的股東或者其他個人債務提供了擔保，該擔保行為的效力如何？公司董事、經理可否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的股東或者其他個人債務以外的法人債務提供擔保？公司能否以其資產為他人債務提供擔保？這些問題均產生於上述法律的模糊規定。
《公司法》原第60條第3款是對董事、經理個人行為的約束，還是對公司擔保能力的限制，對此問題，學者間認識不一。有學者認為，原《公司法》第60條第3款是法律上對公司權利能力的限制。「限制公司提供擔保的理由有二：一是切實保護股東權益，避免公司財產因提供擔保而招致被查封拍賣。此處所稱保證，既包括人的擔保如充當他人的保證人，也包括物的擔保如以公司財產為他人債務提供抵押。向他人提供擔保有可能使公司受到重大不利，並因此損害公司股東的利益。特別是，這種損害風險往往是公司事先無法預測和防範的，故公司風險與充當無限責任股東並無不同，這無疑會妨礙公司正常業務的開展。二是，普通商業公司不得從事金融業務活動。擔保屬於金融業的組成部分，普通商業公司無權涉足金融業，除非公司宗旨允許公司從事金融業或者明確規定可以對外提供財產擔保……此條究竟為禁止公司提供擔保，還是禁止董事及經理對外提供擔保，理解上存有疑義，但應為禁止公司提供擔保作同一解釋。另有學者對此提出了不同見解，他們認為該規定並未禁止公司對外實施擔保行為，只是禁止公司董事、經理對公司的股東及其他個人債務提供擔保，並且認為公司董事、經理可以以公司資產為非公司股東的法人組織的債務提供擔保，並有權決定公司對外實施擔保。
我們認為，《公司法》原第60條第3款的規定並非限制公司的擔保能力，而僅僅是對公司董事、經理經營許可權所作的限制，目的是為了防止董事、經理違背誠信義務，為牟取個人私利而濫用擔保職權，損害公司股東及債權人的利益。眾所周知，以公司資產為他人債務提供擔保在會計學上被稱為「或有負債」，盡管這種「或有負債」並不一定會轉化為實際負債，但這種負債風險卻時刻存在。當公司董事、經理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的股東或者其他個人債務提供擔保時，如果債務人在債務履行期限屆滿不能償還債務，債權人必然從設定擔保的公司財產中變價受償。由於提供擔保的行為大多是無償行為，對公司來說難有法律上利益可言，而公司財產為股東出資及公司債權人對公司所擁有債權之集合，如果對公司董事、經理提供擔保的行為不作任何限制，必將導致因其濫設擔保而使公司資產流失，最終損害的是公司股東及債權人的利益。由是觀之，限制公司董事、經理的越權擔保行為，不僅包括為本公司股東或者其他個人債務提供擔保，而且包括為其他法人債務提供擔保，因為為其他法人債務提供擔保同樣會存在損害公司股東及債權人利益的問題。因此，對《公司法》原第60條第3款的規定應作擴張解釋。有學者認為，「由於法律沒有禁止公司董事經理以公司資產為其他公司或單位設定抵押擔保，而從理論上說，公司作為獨立的民事主體，對公司的資產有獨立的支配權，因此，公司董事、經理以公司資產為他公司或者單位提供抵押擔保是許可的，由此訂立的抵押合同應是有效的。」這種見解值得商榷。雖然在實踐中公司之間相互提供擔保的情形比比皆是，但這並不是因為公司董事、經理可以公司資產為其他法人債務提供擔保，而是因為法律並沒有限制公司的擔保能力，只要履行公司章程規定的對外擔保的條件並經股東會、股東大會批准，公司仍然可以對他人債務提供擔保。那種如禁止董事、經理以公司資產為其他法人債務提供擔保，必將導致公司之間相互提供擔保的行為被全面禁止，勢必大大限制公司的融資渠道的擔憂就顯得多餘。
關於董事、經理違法對外提供擔保的效力，《公司法》並無明確規定，僅於原第214條第3款規定：「董事、經理違反本法規定，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的股東或者其他個人債務提供擔保的，責令取消擔保，並依法承擔賠償責任，將違法提供擔保取得的收入歸公司所有。情節嚴重的，由公司給予處分。」從該條規定可以看出，董事、經理違法提供擔保的行為並非無效，而是恰恰相反。因為只有在擔保有效的基礎上才能責令取消擔保，否則，如果擔保無效，也就談不上什麼取消了。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公司法》原第60條第3款作為強制性規定，在性質上應屬取締規定而非效力規定，它僅僅約束公司治理結構中的董事、經理的個人行為，不具有約束公司的效力，更不具有約束公司債權人的效力。「分析該條文並作反對解釋，董事、經理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股東或者個人債務所提供的擔保有效」。
盡管立法上對董事、經理違法擔保的行為效力問題語焉不詳，但作為我國最高審判機關的最高人民法院對此卻作出了絕對無效的否定性評價。《擔保法解釋》第4條規定：「董事、經理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六十條的規定，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的股東或者其他個人債務提供擔保的，擔保合同無效。除債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外，債務人、擔保人應當對債權人的損失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對於上述解釋，銀行界從自己的利益的角度提出了異議，他們認為，《公司法》這條規定只是限制公司內部的經營管理活動，並不能影響公司對外的民事責任。換句話說，《公司法》規定董事和經理不允許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股東和其他個人債務提供擔保，只是為了約束董事、經理的個人行為，防範道德風險，並不是為了規范法人和債務人之間的關系。因此，如果發生了董事和經理以公司名義對公司股東和個人債務的擔保行為，只是應對董事、經理個人行為進行處罰，並不應影響公司對外承擔的法律責任——這就是說，擔保本身並沒有喪失法律效力。銀行界的異議並沒有改變最高法院的立場，就在《擔保法解釋》出台後一年，最高法院即在「中福實業公司擔保案」中再次堅持並重申了其在司法解釋中的態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60條第3款對公司董事、經理以本公司財產為股東提供擔保進行了禁止性規定，中福實業公司的章程也規定公司董事會非經股東大會批准不得以本公司資產為公司股東提供擔保，因此，中福實業公司以趙裕昌為首的五名董事通過形成董事會決議的形式代表中福實業公司為大股東中福公司提供連帶責任擔保的行為，因同時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和中福實業公司章程的授許可權制而無效，所簽訂的保證合同也無效。」
最高法院的法官在論述公司對外擔保的限制問題時，認為《擔保法解釋》第4條以及「中福實業公司擔保案」是利益衡量的產物，體現了對中小股東利益的保護。曹士兵指出，「在利益衡量上，中小股東權益的保護在公司擔保問題上被置於較之債權保護更為重要的地位，這不能不說是我國證券市場經歷了風風雨雨後的理性選擇。原證券管理委員會發布的61號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和裁決的『中福實業公司擔保案』，從價值取向上明確了對中小股東權益的保護，從監管的角度和法律適用的角度，傳達了在利益衡量上對中小股東權益的眷顧的理念。」有的學者則對此提出不同主張，他們認為這是最高法院利益衡量的誤區，「在利益衡量問題上，最高法院也沒有考慮其行為可能給銀行業帶來的巨大沖擊，不懂得尊重業內的意見的重要性。按照銀行業的解釋，企業正常的擔保行為往往可以使企業投資者同時獲益，並不是所有公司為股東擔保的行為都會損害其股東的利益。根據銀行的信貸實踐，公司的擔保行為往往發生於有關聯的企業之間，否則，擔保關系一般不可能發生，而最終影響企業的貸款融資的效率。由於對銀行資產進行監督的主要力量應該是新成立的銀監會，它的主要職責是化解銀行業的風險，最高法院應該依靠銀監會的力量來化解2700億元的風險，而不是增加其風險。所以，最高法院對於在司法解釋形成之前的2700億元的信貸資產應該有所說明，這種解釋必須是具體細致和語境化的，必須尊重業內已經形成的市場慣例。」
關於公司的擔保能力問題，2005年修訂後的《公司法》作出了明確規定。該法第16條規定：「公司向其他企業投資或者為他人提供擔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由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公司章程對投資或者擔保的總額及單項投資或者擔保的數額有限額規定的，不得超過規定的限額。公司為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必須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前款規定的股東或者受前款規定的實際控制人支配的股東，不得參加前款規定事項的表決。該項表決由出席會議的其他股東所持表決權的過半數通過。」與原《公司法》相比，上述規定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將該條規定置於新公司法「總則」之中，而不是如原公司法那樣置於「有限責任公司」一章的「組織機構」一節中，說明這一規定是對公司本身的規范，而不單單是對董事、經理的規范，同時也說明這是對所有公司，包括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一人公司的規范；二是其中的第二、第三款對公司是否可以為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提供擔保的條件及程序如何，有清楚明確的規定，其文字表述也不會引起理解上的歧義和爭議。根據新《公司法》第16條的規定，公司可以為他人提供擔保，這里的他人應指除公司本身以外的一切民事主體，既包括其他自然人、法人和組織，也包括本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公司對外提供擔保以公司章程的規定為前提，如果章程沒有規定公司可以提供擔保，則公司不能對外提供擔保。公司章程是規定公司的組織及行為的基本規則的重要文件。通過公司章程對公司對外提供擔保的條件、限額、程序等作出明確規定，並將公司章程在工商登記中予以公示，即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在有章程規定的條件下，公司對具體債務的擔保決定還必須由其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作出決議。在公司章程對擔保總額及單項擔保的數額有限額規定的情況下，即使經過了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的決議，也不能超過規定的限額。這是對公司對外擔保能力范圍的限制。新《公司法》對公司為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為一般人提供擔保來說，公司為其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條件要嚴格的多，前者由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均可，而後者則必須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作出決議，公司董事會則沒有此項職權，而且在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時，被擔保的股東或者受實際控制人支配的股東，不得參加擔保事項的表決。另外，新《公司法》為了規范上市公司的擔保行為，對其提供擔保的條件以及決議程序作出了嚴格的規定。根據該法第122條的規定，上市公司在一年內擔保金額超過公司資產總額30%的，應當由股東大會作出決議，並經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表決權的2/3以上通過。
新《公司法》對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對外擔保能力問題亦作出了明確規定。根據該法第149條第1款第（3）項的規定，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不得違反公司章程的規定，未經股東會、股東大會或者董事會同意，以公司財產為他人提供擔保。與原《公司法》相比，上述規定將限制對外擔保的對象擴大到了董事以及包括經理在內的高級管理人員，被擔保的對象也不再僅僅局限於公司股東、其他債務人，而是擴大到了一切民事主體，即董事、高級管理人員違反公司章程的規定，未經股東會、股東大會或者董事會同意，不得以公司財產為任何人提供擔保。而反過來說，如果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遵守公司章程的規定，並且經股東會、股東大會或者董事會同意，是可以以公司資產為他人提供擔保的。根據新《公司法》第149條第2款的規定，董事、高級管理人員違反公司法的規定對外擔保，其所得的收入應當歸公司所有。這里依然沒有明確說明董事、高級管理人員違法對外擔保的法律效力如何。我們認為，對於新《公司法》的上述規定應做與原《公司法》第60條第3款相同的解釋，即董事、高級管理人違法對外擔保的，該擔保行為並非無效。
可見，不論是原《公司法》，還是新《公司法》，在公司對外擔保能力問題上的規定是一脈相承的，即都允許公司以其資產為他人債務提供擔保，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司相互之間進行融資的客觀需要。但是，由於原《公司法》對此問題上規定的模糊，導致了學者間的理解分歧，新《公司法》則在吸取學者建議的基礎上作出了明確具體的規定。由於對外擔保既包括人的保證，也包括物的保證（抵押、質押），因此，公司作為擔保人，不論是為自身債務，還是為他人債務提供擔保，在新、舊公司法的框架內都是沒有任何疑義的。

❸ 公司法法人人格否認多少條的法條規定是怎樣的

公司法人同時應該要履行公司法的規定，並且還要對公司負責，那麼公司人格在否認制度的情況下，相關的法條規定是怎樣的呢？根據有關的說法，公司股東應當遵守相關的法律章程，並且不能做損害公司的利益。
一、公司人格否認制度的法條規定
我國《公司法》對公司人格否認制度的確認，主要表現在該法第20條第1款和第3
款的規定。《公司法》第20條第1款規定：「公司股東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東權利，不得濫用股東權利損害公司或者其他股東利益;不得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損害公司債權人的利益。」第20條第3款規定：「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通過對這一條款的審視，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即行為的主體必須是公司股東，而不是經理等高管人員;行為人必須有逃避債務的行為;該逃避債務的行為必須是通過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的方式來實現的，而非通過其他方式;逃避債務與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之間必須有因果關系;行為的受害者是債權人，而非其他股東或其他人;行為的後果是股東對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等。
公司人格否認在美國至今依然是一項判例規則，英國、德國和其他極少國家，雖然在個別情形下，規定了有限責任適用的例外條款，但是，並沒有在成文法上全面地確立公司人格否認法律制度。然而，我國新《公司法》開天闢地，在成文法上率先完整確立了公司人格否認制度，以至於有學者認為在公司人格否認上，我國採取的是激進的立法體例。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的意義
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的意義：
(一)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制度是公司法人制度的必要、有益的補充。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的本質，是當股東運用背離法律賦予法人人格的原始初衷(即公平、平等、正義)的手段而為他人控制和操縱時，公司法人已不再具有獨立性質，法律將無視法人的獨立人格而追究法人背後的操縱者的法律責任。因此，這種法人人格否認所引起的從法人人格確認向法人人格否認的復歸並非是對整個法人制度的否定，恰恰是對法人人格的嚴格恪守。因為運用法人人格否認制度所否認的法人，實際上是一個被控制了的、失去人格獨立性的法人空殼。法人人格否認制度作為在特定條件下對社會公共利益特別是公司債權人利益的合理與必要的保護手段，有效地維護了法人制度的健康發展，防止法人制度的價值目標不致發生偏向和被異化。從這個意義上講，法人人格否認制度不僅不是法人制度的否認，反而是法人制度的補充與升華。正是法人人格否認制度，證明並捍衛了法人制度的公平、合理與正義。
我們國家新公司法自開天闢地以來，在許多文章當中，都規定了公司法的法人，在行使相關的職責同時，應該要履行公司法的規定，那麼公司法人的人格否定製度也就能夠在公司打當中，充分體現它的作用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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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學習公司法的感想

公司法學習心得
這學期我學習了公司法這門課程。通過學習了解了許多公司法方面的知識，以下是我的學習心得。
公司法立法的目的在於「規范公司的組織和行為，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利益，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他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產生積極的意義，一方面它鼓勵投資創業。另一方面，它極大地促進資本市場發展。更有意義的是，公司法將促進了私營企業的發展，促進再就業。
作為現代企業的重要組成形式，公司是社會生產力及企業組織形態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早起的企業基本上是個人出資、個人經營、個人管理、個人收益、個人承擔風險的個體企業，規模小且經營范圍狹窄。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合夥組織發展、盛行起來。在這過程中法人制度為公司的出現創造了條件。從16世紀開始，西歐封建社會迅速階梯。隨著各資本主義國家工業革命的完成，誕生了現代意義上的企業。 公司的作用
（一）公司是最佳的集資工具。集資是公司產生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其市場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對巨額資金資金的需求。一方面，有限責任制、股份的可自由轉讓最大限度的降低了投資的風險；另一方面，公司的組織機構及利潤分配製度又最大限度的保障了投資者的利益，能夠調動投資者的積極性，因此公司成為最佳的集資工具。
（二）公司有利於企業的現代化管理。股東以股權為基礎，按照公司法規定的方式參與公司的經營管理；而公司法人則建立股東或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作為公司的權利機構、經營管理執行機構及監督機構，依公司法的規定行使職權。各機構的產生、許可權的規定充分貫徹了分權與制衡以及權利、義務和責任統一的原則，使公司的管理達到了高度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公司的產生，使企業的管理走向了現代化。
（三）公司有利於企業法人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在公司制度的發展史上，股份有限公司以其特有的產權結構形式和權利行使機制，最終確立了企業法人制度，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產生了極大地促進作用。對於我國，通過產權制度的改革，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徹底改變了舊體制下的政企關系。
（四）公司有利於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健全。公司發展的歷史表明，公司發展的歷史，同時也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完善的歷史。因此，公司制度對我國經濟改革的意義在於，公司制在國有企業中的運用向現有宏觀經濟管理體制提出了挑戰：公司製得實施將要求政府控制企業的方式發生相應改變，要求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以及其要素市場的建立和健全，要求市場競爭法制的建立和完善。因此，公司制度的運用將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健全。
學習公司法，可以使我們學會掌握公司組織的規律；學會運用規律，認識指導企業實行公司制改建；學會對公司依法進行管理，讓公司組織最大限度的在國民經濟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這些對於自己來說，都是非常重要是知識。

❺ 中國公司法著名學者都有誰

於敏，馮果，賴英照，曹康泰，石少俠，柯芳枝

麻煩採納，謝謝!

❻ 關於公司法的好書、專家、學者推薦。

你問賀衛方吧!!呵呵

❼ 關於公司法的論文

[摘 要] 本文從公司治理理論出發,分析了公司治理、債務結構與管理者之間的關系,強調了債務機制與管理者激勵在企業改 革與資本結構優化中的重要作用,認為要提高國家投資的效率,必須重構公司治理結構,優化公司資本結構。
[關鍵詞] 治理結構;資本結構;債務機制;管理者激勵

一、引言

長期以來,由於效率較低的國有企業佔有大部分資本投資,資本產出率較低,為了維持一定的就業水平,保持社會穩定,政府不得不通過擴大銀行信貸規模、財政赤字來增加資本投資率以維持較高的GNP增長率,結果出現了嚴重的債務危機,政府不得不進行以國有企業為核心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隨著公司改制,我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已進入新的階段,但形式上的股份制改造,遠沒有達到人們的預期。為了保持經濟持續增長以緩解就業壓力,並推進公司改制,政府這幾年進行的是凱恩斯主義式的大力財政投資,以期望刺激投資和需求。但是,宏觀經濟的繁榮來自於微觀經濟的活力,這種短期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這個階段的公司化改革。

二、公司資本結構與公司治理

一般來講,公司的資本包括自有資本和借入資本兩部分,自有資本指的是所有者投入的資本以及公司在管理者經營過程中積累而形成的資本之和;借入資本指的是由債權人投入的資本。公司中自有資本、借入資本的結構及其相互之間的比例關系,包括自有資本的結構(涉及到所有權結構)、借入資本的結構以及二者之間的比例關系,就形成了公司的資本結構。顯然,資本結構的形成與所有者、債權人和管理者有密切的關系。
首先,我們簡單分析理想狀態下,股東、債權人和管理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對資本結構的影響。令S為所有者投入的初始自有資本,D為債權人投入的借入資本,不考慮利息;△S為受監督和約束的管理者對整個資本進行經營而帶來的預期新增資本,那麼事前的實際債務比率為D/(S+D),事後的預期債務比率就為D/(S+△S+D),如圖。假定資本投資者(所有者和債權人)與管理者都希望自己投入企業的資本得到最大增值,對圖分析可以得出:

(1)債權人對過高的△S並不敏感,但當預期(S+D+△S) (2)如果投資產生的預期△S的不確定性很高,即使債權人願意提供貸款,考慮到償債的壓力(限制了進一步贏利性項目的投資)和無力承擔債務的後果(破產),為保護自身投資企業的資本S,所有者也不會允許經營者不顧投資效益而盲目舉債。
(3)如果所有者和債權人的制約是「硬」的一方面,所有者可能給予管理者較好激勵措施,以期望△S盡可能地大;另一方面,當預期△S較小時,過高的債務會加大企業破產風險,管理者就可能被所有者替換。考慮到在職的個人控制權收益,管理者也不願冒破產或解職而舉債的風險。
在這三個方面的基本約束機製作用下,公司的債務才可能保持一個合理結構范圍;從最大化公司價值角度看,公司資本結構所導致的控制權分配和相關機制決定了能否僱用高能力的管理者且管理者能否盡最大努力來最大化△S。由於△S的大小與管理者有密切的關系,需要對公司的結構做進一步的理論分析。
我們知道,公司化為現代企業制度的典型形式,是以所有權和經營權及控制權的分離為特徵的,由於管理者和所有者的效用函數不同,對經營績效的責任不同,以及信息不對稱導致監督所需信息的成本太高和所有者「搭便車」問題,使得管理者(代理人)可能利用已有的地位、權力和所掌握的信息,追求自己而不是所有者(委託人)的最大利益,從而產生了委託代理問題。現代企業理論認為公司中管理者的努力和某些成本屬於私人信息,由於存在交易成本和未來事項的不確定性,對於管理者應該如何做以及做到什麼程度,簽訂一個完全的最優委託代理合同幾乎是不可能的。當公司中某些行動必須在將來才能確定,而不完備的初始委託代理合同無法做出具體規定時,為了約束管理者偏離股東利益的行為,需要一種法律框架。公司治理結構正是這樣一種框架,它是指公司管理層、董事會、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人之間的一整套關系(OECD,1999);或者說是處理股東、貸款人、管理人員、職工等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以實現經濟目標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它可以被看作是出現初始合同中沒有規定的情況時的一種決策機制,其本質反映了企業中所有權的安排所導致的控制權配置狀況。公司化的前提要求界定法人的產權,明晰的產權結構有利於公司化後控制權的重新安排。由於企業所有權是指其剩餘索取權和控制權,為了解決企業的激勵問題和管理者的選擇問題,最大化公司價值,控制權的安排應使二者對應,特別是分配給企業中最重要的、最難監督、最有信息優勢的成員一定的剩餘索取權和控制權,對於公司的效率具有重要意義。也正是這些制度安排,支配著企業中有重大利害關系的股東、債權人和管理者之間的關系,使得參與各方能從這種關系中實現各自的經濟利益。
實現這一目的的公司控制權安排及治理結構形式有很多種,代理成本的現實存在表明,現代公司實際達到的經濟效率總是次優的。次優理論決定了對於不同的公司,在不同的經濟環境下,公司治理機制是不同的。不存在適用所有類型企業和所有經濟環境的公司治理機制。而國有企業的改革重組實質上是對公司治理機制的各種可能方式的一種相機選擇,其中產權交易、並購和破產機制是轉移控制權從而對治理結構調整的有效手段。公司治理的模式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由股東起作用依賴於資本市場的美英模式;一種是由銀行起作用依賴於相互持股的德日模式。前者可能會導致投資不足問題,後者則可能會導致過度投資問題,投資不足和過度投資都不利於最大化公司價值。我國一系列的金融體制改革,說明我國的公司改制傾向於構建第一種治理模式。那麼,這種模式下應該存在什麼機制使管理者減少上述代理行為,從而有利於資本結構的優化呢?

三、公司治理機制與管理者

在公司治理結構中,一般來講存在7種調整管理者與投資者(股東和債權人)之間的利益關系的治理機制:內部機制、機構持股、大股東、外部董事、債務政策、管理者市場、控制權市場。其中前4種為內部選擇機制,受公司所有權結構影響,後3種則是由外部決定的,這7種機制的相互作用決定了公司代理問題的嚴重程度。
當公司中所有權非常分散時,由於監督管理者需支付全部監督成本,而只能得到收益中的一小部分,股東的搭便車問題就普遍比較嚴重,沒有人有積極性去監督管理者;即使所有權非常集中,比如國有企業或國有上市公司,管理者也很難被大股東(全民)直接監督。這兩種情況下,中小投資者實際擁有的控制權就顯得不太重要,管理者的有效控制權很大,經營能力很低的管理者仍可占據領導位置,管理者很容易通過擴大公司規模、轉移定價、增加不必要的開支、投資對自己更有利的項目來侵害投資者的利益。這種情況在我國改制後的公司中仍普遍存在。理論上認為管理者總是有擴張規模獲取個人利益的傾向,那麼讓管理者持股或認購較大股份,自己監督自己,就應該是一種外部監督成本太高時的好機制,但在國有公司中,管理者即使擁有股份,也很難起到這個作用。當所有權比較集中時,外部投資者有很強的激勵去收集信息和監督管理者,從而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搭便車現象(國有股權集中並沒有這個效果)。但集中的股權改變了公司的委託代理狀況,不可能徹底消除代理問題。因為,首先,機構持股本身帶來新一級的代理問題;其次,由於得不到監督所帶來的全部收益,大股東不可能盡全力監督,相反,他可以通過損害其他股東的利益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因此,缺乏對中小投資者有效保護的大股東(機構持股、大股東)治理也可能不是最優的。從理論上講,董事會對於公司的治理很重要,但董事會的效率值得懷疑,因為執行董事本身就是管理者,指望執行董事監督管理者是困難的,而外部非執行董事也沒有足夠的利益驅動來更好地監督管理者。在國有公司中,董事會究竟有多少動力和能力激勵約束和監督管理者,更讓人懷疑。
可見,通常意義上的上述4種內部治理選擇機制的共同點在於,即使公司的管理績效大幅提高,監督者(或自我監督者)也只能得到收益的一部分。也就是說需要一種更低成本、更強約束力的機制。管理者市場和控制權市場被認為是對管理者進行控制約束的有效外部機制,但它依賴於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發展,對我國來講,這兩個市場剛剛發展,所起作用極其有限。
對管理者進行約束的另一個重要機制是公司的資本結構,特別是公司債務的選擇。從控制權角度看,債務的實質是債權人施行控制權的能力,而債權則表現為一種相機控制權。當公司破壞債務合同條款或無法到期償還債務,債權人將行使其法律權力,以最大程度地保全自己投入的資本。債權人的清算或破產威脅將約束管理者以擴張規模和獲取個人利益為目的的投資行為,同時也迫使所有者加強對管理者的監督和激勵,必要時替換現任管理者。債務作為這樣一種約束工具是以合理的破產機制為前提的。當銀行為最大債權人時,起到控制權相機轉化的條件是:第一,其本身貸款結構要合理,否則破產會暴露其財務狀況,銀行會陷入債權人消極狀態,即公司(特別是清算價值很低的公司)到期不償還貸款,銀行也不會令企業破產;第二,銀行的貸款資本的配置不應受政策干預,否則銀行就沒有動力去監督企業,債權機制將失去作用。銀行只有有能力和動力監督公司的狀況,才能發揮其債權人作用。可見,我國銀行體系改革對企業資本結構優化具有重要性。
現實中,以股權分散和銀行持股為代表的兩種治理模式在公司運營中都遇到了問題,美國的公司改革與日本的主銀行體制的改革說明了二者有融合趨同的傾向。美國學者Anup通過對外部治理和內部治理及其相互影響的實證研究,認為機制的選擇具有可替代性和相互依賴性,過分強調單一機制將不利於企業價值最大化。但是所有機制都幾乎不起作用,將會使管理者控制權非常大,公司資本結構必然會惡化。

四、債務機制、管理者激勵與優化資本結構

理論和實證研究都說明,某種形式的所有權集中和對中小投資者的法律保護、較強的債務機制應該是一個好的治理結構的基本特徵。由於債務更多地是作為一種事前約束機制來起作用,為了減少管理者事後消極的可能性,應該在發展競爭性的資本市場和管理者市場的基礎上,給予管理者直接的報酬激勵和適當的產權激勵,如分配給其部分股權、股票和期權等,同時應該根據其控制權收益的大小,確定可信的管理者替換機制。我們的現狀是,國有股份在國有公司中仍佔有很高比例,初始委託人虛置的國有股份,即使股權集中,也沒有監督的動力,相反政府官員作為代理人可能與管理者合謀,同時機構投資者與中小投資者還弱小,因此依靠實際股東監督管理者的模式只能收到有限的效果;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剛剛發展,控制權市場對公司治理的作用近期內也很有限;銀行作為最大債權人還沒有能力和動力起到相機控制權的轉移作用(其中一個原因是破產機制仍是有限的),其承諾不可信,無論對管理者的選擇還是對管理者的報酬還不具有市場競爭特徵。從而使得管理者有效控制權很大,內部人控制問題比較嚴重。因此,國有企業實際上仍然不存在優化資本結構的治理機制。可見,為了激勵管理者投資擴張並限制和約束其無效擴張,保證投資擴張的效率,應該發展兩個市場,既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又塑造真正的、持有較大比例股份的大股東或機構股東,同時必須加強債務約束機制和管理者激勵機制構建。
筆者認為,伴隨銀行金融系統的改革,債務機制和管理者激勵將首先對治理結構重構與資本結構優化起到積極作用。按照委託代理理論及自由現金流量理論,管理者有追求規模、擴大投資的傾向,投資決策總體上可能是次優的。而投資項目的收益直接影響著公司的資本結構,從而使得管理者的投資激勵與資本結構有非常強的相關關系。所以為了優化資本結構,需要限制管理者侵害其他投資者利益的能力。通過有效的所有權結構改革以增強對管理者的監督和激勵,以滿足其在遵守公司法前提下的個人參與約束效用最大化,通過債務來約束管理者未來可獲取的現金流,從而約束管理者損害企業價值、追逐個人利益的擴張行為,這是資本結構優化的主要途徑。由於我國股權融資的成本低,股權融資並不影響經理人對公司的控制權,反而增加了經理可自由支配的現金流。與之相比,債務融資可能是一種更強的約束。債務融資應該被充分考慮,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控制公司自由現金流、約束經理人尋租與過度投資等行為的作用。經營的持續性,以及外界環境的不確定,決定了公司的資本結構應該是動態變化的,在上述合理機制的作用下,資本結構優化應該表現為公司的自主優化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講,簡單地調整債務比率並不能解決資本結構優化中的根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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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中國研究公司法的學者有哪些

顧功耘、蔣大興、鄧峰、劉俊海、葉琳、石少俠、趙旭東、朱慈蘊、羅培新、李建偉等等

❾ 新《公司法》對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制度有什麼規定

對公司的法人來說是有很大的規定，真制度的，大家可以多了解下合同和國家法律有關的內容

❿ 公司法書籍

俗稱的「指定教材」，共三本，按照司法考試前三卷的考試內容進行編排。原為司法部組織編寫的司考官方教材。後在《行政許可法》頒布之後，取消了「指定教材」的稱謂，但是，作為司法部組織編寫的唯一司考專用教材，其「指定教材」的地位仍然是毋庸質疑的。因此，作為考生，也應當對其有足夠的重視。當某些教材或者復習資料對某個觀點存在爭議時，我們應當以輔導用書的觀點為准。當然，三大本中的內容是相當豐富的，不少內容似乎對於司法考試的作用並不是很大，我們在復習時也應當視具體情況而定。

（2）講座系列教材

此類教材一般為各高校、法學研究機構或者司考輔導機構編寫的「民間教材」，比如萬國編寫的系列講座。此類教材的特點是重點突出、高度歸納，考生在復習的時候可以省去很多概括知識點的精力。 我認為在復習的時候可以將其與司法部的輔導用書穿插起來使用，效果會好一些。

（3）法律匯編

各法律出版社每年都會出版一些司考用的法律、發規匯編，此外，還會有一些重點法條導讀。對於重點法條，我們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據統計，雖然司考范圍內的法條總共有一萬多條，但每年實際考核的只有600條左右，而從2002年司法考試至今，考核過的法條不超過3000餘條。對於其它的「休眠」法條，一方面是因為其重要性相對次要，另一方面，是因為一些法條不具有可考性。這也體現了「重者恆重」的定律。

因此，對重點法條進行重點復習、全面掌握就顯得尤為重要。它是司法考試的主要得分點。對於其它法條，也要有所了解，能夠結合運用。

（4）常規教材

所謂常規教材，指的是一些普通的教科書。之所以看這些書，主要是與命題人有關。比如，往年的司考刑法部分的命題人一般為張明楷和陳興良，那麼，很多考生就會去看他們編寫的刑法學方面的教材。從中除了可以了解他們對於一些爭議問題所持的觀點，把握答題脈絡，還可以對他們的出題思路進行大膽的預測。

不過，本人認為，通過這種方式進行復習並不適合於大部分考生。因為這種方式有助於考生深入掌握知識點，但難以面面俱到，難免顧此失彼，反而得不償失。因此，對於那些基礎掌握比較扎實，有充足時間復習的考生來說，可以適當顧及這類教材。

（5）歷年真題

對於司法考試而言，歷年真題的作用是相當突出的，我們必須對它要有足夠的認識——善待真題。應該說，歷年真題是司法考試的精華所在，它將司法考試范圍內的知識點以題目的形式展現出來，這也是命題專家智慧的結晶。

如何用好真題是關鍵問題。曾經有位考生僅通過看重點法條和做真題通過了司考，由此可見一斑。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對於真題必須反復的做，並且要不僅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要能夠真正搞懂每一道真題，而並非單純的記住答案。在制訂復習計劃的時候，應當把真題練習單獨列出來，穿插在每一輪的復習過程中。我的建議是，真題至少做兩到三次。希望每次都會有不同的收獲，每次對題目的內涵都能夠有更深刻的認識。

（6）流傳於網路中的文字和音頻資料

互聯網給我們的學習帶來了許多的便利，也方便了我們的交流。目前，網上有不少專門針對司法考試的網站和論壇，很多考生都會將自己學習的體會和經驗發表於此，此外，也會有很多復習的資料能從那裡淘到。這些資料主要是考生自己整理和總結出來的要點、難點，以及大家從各個司考輔導班中整理出來的講義和講座的音頻資料。應該說，這些資料的作用還是很大的，有時能給大家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獲。

各部門法的復習方法

基於各個部門法自身所具有的不同特點以及在司法考試體系中的重要性的不同，在對各部門法的復習方法上，也是有區別的。根據本人的復習經驗，可以將其分為四個梯隊：

第一梯隊：包括刑法和民法。如前所述，得民刑者得天下，對於民法和刑法必須高度重視。從最近兩三年的司考來看，對這部分內容的考查越來越側重理論，所以，對這兩門部門法一定要看透教材（此處所說教材一般指《國家司法考試輔導用書》，下同），這是基礎，當然，對於刑法，可以只看總則部分，刑法學的理論基本集中在總則部分。對它們，必須站在理論的高度來學習，掌握原理性的知識點，而並非單純的去記憶法條。然後在看重點法條，對於重點法條必須完全掌握，做到運用自如。之後，在把所有法條都看一遍，達到融會貫通之功效。

第二梯隊：包括刑事訴訟法和民事訴訟法（包括仲裁法）。這兩個部門法和第三梯隊的行政訴訟法的分值一般在180分左右，佔了司法考試的三分之一，因此，從考試得分的層面看，必須把三大訴訟法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且，對這部分內容的考查不像其它部門法那麼靈活，訴訟法考查的多為法條的直接規定（行政訴訟法稍有不同）。在復習的時候，應當直接面對法條，全面掌握訴訟法的每一個法條，應該說，訴訟法的每一個法條都具有可考性，因為其都為操作性的內容。而對於仲裁法，法條內容不多，可每年分值都在10分左右，可以說，仲裁法是最好得分的一部法律。不少司考輔導機構的目標是「訴訟法不丟分」，我們也可以以此作為自己的復習目標，真正做到抓大放小、有的放矢。

第三梯隊：包括行政法、行政訴訟法、商法、經濟法、憲法、知識產權法和司法制度及法律職業道德。這部分內容龐雜、法條冗多，而理論性相對較弱。對於這部分內容，可以只看重點法條，並且，從經驗來看，掌握重點法條已經足夠。這些法律中有很多法條是不具有可考性的。比如《環境保護法》中只有第10、11、41、42條四條可能作為考查對象，因此，在復習時，只需掌握這四條內容就可以了。如此，可以少走不少彎路。

第四梯隊：包括法理學、法制史、三國法（國際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這部分內容本身沒有法條，而三國法部分的國際條約也沒有必要去看，其實也不可能有精力去掌握國際條約的內容。因此，對於第四梯隊只看教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