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法治水

㈠ 鯀治水的辦法是什麼

鯀用的是共工氏修築堤防，並逐年加高加厚的辦法。

當堯之時，洪水為害，堯在四岳的推薦下命鯀去治水。但鯀用的是共工氏修築堤防，並逐年加高加厚的辦法，如《淮南子·原道訓》所說，達三仞的高度，而不疏導河道，水無歸宿。所以鯀雖經九年的努力，但終因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治水失敗，被殛之於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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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話傳說中，鯀不是堯的臣下，而是天上的神主，下界是為了幫助地上的人們的。但鯀下界是不在天帝的准許下的，此外，在下界的時候，鯀還偷了天帝的一件寶貝，這件寶貝的名字叫息壤，據說是一種可以自己生長的神土。

鯀治理洪水幾乎就要成功了，只是在這個關鍵的時候，天帝發現了鯀的行為，大為震怒，派了著名的劊子手火神祝融下界將鯀殺死在羽山，又收回了息壤，終於使鯀的治水失敗了。

㈡ 法律法規治水政策

水資源相關的法律法規是約束水資源利用、規范水資源管理的主要手段。修訂和完善相關法律，填補法律空白與缺陷，有利於促進依法治水、依法用水。

6.5.1 修訂和完善相關法律

水資源的法律有國家法律法規，也有地方法律法規。京津冀都市圈應抓緊研究水權制度體系中諸如初始水權分配、用水總量控制、水權轉讓、污染物總量控制等核心制度的建設，在遵守國家法律的基礎上，適當地制定促使本地區水資源有效利用的法規規范，或是修訂和完善已有法律，增強法律法規之間的協調性和一致性，使水資源的利用和管理，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如北京市目前急需修訂《北京市水資源管理條例》、《北京市城市節約用水條例》等法規。同時擴大立法工作的利益相關方參與程度；建立健全專家咨詢論證制度、立法徵求制度等。

6.5.2 依法治水

京津冀都市圈內各級政府在水資源的管理中，要做到依法決策、科學決策，把依法行政和轉變政府職能及管理方式有機結合起來，突出社會管理和公眾服務職能；落實行政執法的責任制，界定執法責任，健全行政執法考核機制，建立行政執法追究責任制，尤其是在區域內水資源的合理配置上，各級政府要相互合作，實現雙贏，要從流域整體利益考慮，將水資源分配方案以相應的法律條款固定下來，由流域管理部門進行監督落實。

㈢ 治水的方法有哪些

治水的方法有很多，大致歸納如下：
1、疏通: 疏浚水庫湖泊河道河口,加深加寬過水斷面，炸除礁石,清除沉船樹木等泄水障礙物，裁彎取直，加大水流比降，提高泄洪能力。
2、建堤防: 順河岸，湖岸，庫岸修建堤防護岸，不讓洪水溢出。
3、河道整治: 多汊河道和分汊水道修建丁壩順壩，塞支強干，理順水流。
4、建攔河壩或活動壩,人工調節流量，削減洪峰。
5、植樹造林,種植草皮，保護流域生態環境，以減小汛期來自地面逕流和地下水逕流量，以減小河流泥沙來源。
6、治理河流水庫上遊河岸，防止垮山，滑坡和泥石流，以減小河流泥沙來源。

㈣ 大禹治水禹到底用什麼方法治水獲得成功

治水方法是把整個中國的山山水水當作一個整體來治理，他先治理九州的土地，該疏通的疏通，該平整的平整，使得大量的地方變成肥沃的土地。

然後他治理山，經他治理的山有岐山、荊山、雷首山、太岳山、太行山、王撾山、常山、砥柱山、碣石山、太華山、大別山等，就是要疏通水道，使得水能夠順利往下流去，不至於堵塞水路。山路治理好了以後，他就開始理通水脈，長江以北的大多數河流都留下了他治理的痕跡。

大禹治水一共花了13年的時間，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惡，馴馴服服地平緩地向東流去，昔日被水淹沒的山陵露出了崢嶸，農田變成了米糧倉，人民又能築室而居，過上幸福富足的生活。

後代人們感念他的功績，為他修廟築殿，尊他為「禹神」，我們的整個中國也被稱為「禹域」，也就是說，這里是大禹曾經治理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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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意義

禹是治理洪水的最高領導人，但他為天下萬民興利除害，躬親勞苦，手執工具，與下民一起櫛風沐雨，同洪水搏鬥。

大禹治水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起重要作用。在治水過程中，大禹依靠艱苦奮斗、因勢利導、科學治水、以人為本的理念，克服重重困難，終於取得了治水的成功。由此形成以公而忘私、民族至上、民為邦本、科學創新等為內涵的大禹治水精神。大禹治水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源頭和象徵。

㈤ 治水始末是怎樣的

在清代，屢屢釀成水患的有黃河、永定河、長江及浙江海塘。從順治年間至乾隆年間，清政府撥巨帑對上述水患進行治理。

治理黃河。

清代治河，必兼治淮、治運。

淮河在歷史上很少為患，自從南宋紹熙年間（十三世紀九十年代），黃河在陽武決口，即奔騰而南，匯入淮河，從淮河入海。黃河入淮既造成水流量劇增、水位迅長，也造成大量泥沙淤積河床，河水倒灌洪澤湖，暴漲的洪澤湖水時刻威脅著揚州、泰州、淮安、高郵等富庶之地。

自元代開鑿南北大運河以後，從清口以上漕船在黃河中，行一百八十里後再入運河，漕運暢通與否又直接關系京師糧食的供應。

李自成行宮清初，黃河屢屢決口同明末戰亂有直接關系。在李自成圍困開封時，明守軍決朱家塞口淹義軍，李自成亦遣人決馬家口淹開封，兩口並決，泛濫成災。順治元年七月，清朝廷任命楊方興為河道總督。楊方興勤於職守，深入治河工地，指揮堵塞決口。繼楊方興出任河道總督的是朱之錫（順治十五年上任），朱之錫上任不久，河決山陽，朱之錫隨即率河工堵塞決口，「疏浚堤渠」，「馳驅南北」，「及至積勞成疾」，死於任。

康熙十六年（1677年），黃、淮泛濫，從碭山至海口，兩岸決口七八十處，洪澤湖上的高堰大壩，決口三四十處；翟家壩被沖成四段，山陰、高郵、寶應、鹽城、興化、泰州、如皋等州縣已被洪水淹沒。溝口運河因河水四溢，反淤為陸地。

康熙任命靳輔為河道總督，靳輔在視察災區後提出：「溝口以下不浚築，則黃、淮二水無所歸；清口以上不鑿引河，則淮水之流不暢；高堰之決口不盡封塞，則淮水派分無刷河之力」；「黃河南岸，不築堤防，則高堰危險，北岸不加防閑，則山東必受沖擊，故築堤岸、疏下流，塞決口，但有先後，而無緩急。」並提出利用疏浚河道的淤泥在兩岸築堤，修浚連接洪澤湖與黃河之間的運河，加固洪澤湖東岸高堰一帶堤防，修復周橋閘至翟家壩被沖毀的堤岸，加深淮陰清口至高郵清水潭段運河等具體建議。

康熙十七年，靳輔的治河方案付諸實施。在十年的時間內，高堰、王家岡、武家墩等處決口得到堵塞；清江浦至雲梯關的河道得到疏浚，且築堤一萬八千丈；在清水潭以西築堤九百二十丈，以東築堤六百餘丈；在徐州、宿遷築減水壩十三座，建毛家鋪減水閘、王家山減水閘、大谷山減水閘，又在歸仁堤、攔馬河、清口建石閘。靳輔還組織挖掘一段運河，自駱馬湖鑿渠，經宿遷、桃源，至清河仲家莊山口，名曰中河，全長三百里，使得漕船不必再經黃河入運河。

在疏浚下游的過程中，因「下河形如釜底，近海轉高，浚之水不能出，徒令海水倒灌為患」，靳輔受到郭綉等人的彈劾，並因此被奪官。此後康熙在第二次南巡（康熙二十八年）、第三次南巡（康熙三十八年）、第四次南巡（康熙四十二年）途中，巡視高堰、洪澤湖、徐家灣、翟家壩等治河工地，實地考察，仍未能找出疏浚下游、使河水盡快入海的有效辦法。

康熙年間的治河，雖未從根本上解決黃水水患，但在一定時間內還是減輕了水患的程度。乾隆即位後，黃水為患又日趨嚴重：乾隆七年（1742年），黃河在豐縣石林、黃村決口，「民田俱被淹沒」；乾隆十八年（1753年），黃河在銅山張家馬路一帶決口，江蘇、安徽數十州縣「數百里內，皆成巨浸」；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黃河又在老壩口決口，板閘、淮安俱被淹；自乾隆四十三年以後，更是連年決口，甚至一年數決。大規模治河再次提到清朝統治者的議事日程。

由於黃河屢屢決口，堵塞決口已成為經常性的事務，從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僅儀封決口就堵築五次，耗帑五百六十萬兩。青龍岡決口，屢堵屢塌，只得另開引河一百七十里，導水下流，此次工程耗帑九百萬兩。

在碭山縣毛城鋪建減水壩，開鑿引河，使一部分黃水流入淮水，經安徽宿州、泗川、流入洪澤湖，此段引河全長六百里。黃水分流減輕徐州段河道的壓力（徐州段河道狹窄多彎），黃水在分流後在洪澤湖內可得到沉澱，再從清口流出匯入黃河。

屢次修築、加固高堰，自武家墩至蔣壩的一萬七千餘丈，全部改建為石堤。為了控制洪澤湖的水量，乾隆在第三次南巡時（乾隆二十七年）「閱清口」，提出「大擴清口」，「於五壩設立木志，如增長一尺（指水位增長），即將清口之壩拆開十丈，遞長遞拓，永成定式」。自行此法，「十餘年來，高、寶遂無水患」。為防止黃水倒灌清口、淤塞清口，乾隆堅持開鑿陶庄引河。陶庄引河全長一千六十丈，寬三丈，深一丈余，「永免倒灌之患」，「為一勞永逸之計」。

為解決黃河下遊河道被泥沙堵塞，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在河南、山東、江蘇、安徽等省疏浚河道。其中河南省疏浚干河四條——賈魯河、惠濟河、渦河、巴溝河；又疏浚支河三十四條。該省每州縣「所開溝自十數道至一百數十道不等，長自里許至數十里不等，寬深自數尺至丈不等，皆足以資蓄泄」。山東境內疏浚河道亦取得可觀成就，魯西南疏浚河六十餘條；膠東疏浚河三十餘條；江蘇省疏浚石羊溝、董家溝、廖家溝、芒河；安徽省疏浚淝河、茨河、沙河、澮河、睢河。

在治理黃河的過程中，直隸總督孫嘉淦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就曾提出引黃河北上入大清河，經山東入海的建議，孫嘉淦認為「大清河東南皆泰山基腳，其道亘古不壞」，不會發生決堤、改道，所經「只東河、濟陽、濱州、利津四、五個州縣，即有漫堤，不過偏災」。此後二十八年，河決青龍岡，經趙王河入大清河歸海。然而乾隆認為大清河不能容納黃河全部水量，又恐黃水北流運河受阻、影響漕運，駁回改道入海的建議。直到咸豐五年（1855年），河決銅瓦廂，流入大清河，經山東入海，證明孫嘉淦等人建議的合理、可行。

治理永定河。

永定河又名無定河、渾河，素有小黃河之稱，河水中所挾帶的大量泥沙，淤積在下游的河床上，致使下游經常決堤、改道。正像乾隆在一首詩中所描繪的，「永定原無定，千古沖帝京」。

康熙時期，曾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對永定河進行治理。築永定大堤，固定下游，並把河水引入三角淀，使河水中的泥沙得到沉澱。至雍正時期，因三角淀積沙過多，河水不能及時排泄入海，河患又日益嚴重，至乾隆中葉，永定河已「六改道」。

為治理永定河，乾隆多次視察永定河，他認為「永定河之所以為患，獨以上游曾無分泄，下口不得暢流，經行一路，中梗磅礴」，提出在其上游蓄洪攔沙，中游疏浚分流，下游改移下口的綜合治理方案。

乾隆初年，採納治河名臣高斌的建議，在永定河上游的宣化黑龍灣、懷來和合堡等地修攔洪滯沙大壩，「就近取石，堆疊玲瓏水壩，以勒其凶暴之勢」，「層層攔頓，以殺其勢」。

對中游的治理，則採納鄂爾泰、方觀承等人的建議，修建金門閘減水壩，改建其他草壩、土壩，疏浚河道，分流減水。

在對下游的治理上，意見最為紛紜：顧琮主張築堤、散流、勻沙；鄂爾泰主張建閘壩、開引河；孫嘉淦主張引河南行，復其故道；方觀承則主張改移下口，另尋沉積水中泥沙的處所。直至乾隆二十年（1765年），乾隆才作出大規模改道的決策。當河水流經永清縣賀堯營後，折向東流，挖引河二十里，把永定河引入鳳河，再流入沙家淀，沙家淀方圓百餘里，永定河水中的泥沙在淀中沉澱後流出，使得下游不致很快被淤塞。

治理長江。

在歷史上，長江很少為患。迨至乾隆中葉，由於人口的劇增，對上游森林的砍伐，使得水土流失日益嚴重；中游又由於圍湖、沿堤造田，水道日益狹窄，致使長江自乾隆四十四年之後。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三次決堤，其中尤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最為嚴重，決堤的江水沖入洪州城，衙門、兵營、民房、倉庫俱被淹沒，城內積水近二丈。此次決堤釀成湖北三十六個州縣被淹，「死者以數十萬計」。釀成此次水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富戶勾結官府在江中沙洲上種植蘆葦，蘆葦環洲而生，蘆根固沙，使沙洲面積愈積愈大，侵佔江道，阻塞江流。

乾隆在得悉長江三次決口的原因後，諭令地方官對沿湖、沿江圍田者進行清查，以保證江水的暢流無阻。不得「狃於目前之利」，「與水爭利」。並要求地方官員「間一二年，即將有無占築情形，詳悉具奏，永以為例」。

疏浚各省河道。

清統治者對疏浚河道非常重視，各省水利工程紛紛修建：

乾隆三年（1738年），貴州總督張廣泗開鑿自都勻達常德、自獨山至廣西懷遠的水道；

乾隆四年（1739年），發帑修巢湖一帶堤堰及六安、滁、泗一帶溪壑；

乾隆六年（1741年）。在河南中牟開鑿一條六丈五尺長的新河，以分賈魯河水勢；

乾隆九年（1744年），在冀中開挖河道；

乾隆十一年（1746年），疏浚直隸慶雲、鹽山一帶的河道；

乾隆十四年（1749年），利用萬泉庄、雲泉山水系，疏浚通惠河；

乾隆十八年（1753年），用木槽引南山之水，灌溉巴里坤一帶屯田地畝；

乾隆二十四年（1755年），加固都江堰及大渡河、金沙江堤壩；

乾隆二十八年（1759年），疏浚吳淞江、東江婁江，清理河身，鏟除河中所植蘆葦；

乾隆三十一年（1762年），築子牙河堤；

乾隆三十三年（1764年），築正定新堤；

乾隆三十五年（1766年），疏浚常熟白茆塘、徐六涇河；

乾隆三十六年（1767年），在北運河築減水壩，解除天津水患；

乾隆四十年（1771年），在武昌築瀕江石岸；

乾隆四十一年（1772年），修陝西四十七州縣渠堰；

乾隆四十五年（1776年），在長沙築新堤，以防止湘江泛濫；

乾隆四十七年（1778年），治理雲南彌苴河、龍川江、清水河、渾水河；

乾隆五十年（1781年），在寧夏疏浚漢延、唐來、大清、惠農四渠；

乾隆五十三年（1784年）浚漳水、衛水；

乾隆五十九年（1790年）建沙市大壩。

治理浙江海塘。

為防海潮浸灌，江、浙沿海築有五百里的堤塘，亦稱之海塘。錢塘江出口處系海塘工程的重點。在錢塘江出口處，原有供海潮出入的南大亹（靠近上虞）、北大亹（靠近海寧）以及在南北兩大亹之間的中、小亹（門，山峽中兩岸對峙如門）。康雍時期，南大亹因沙灘淤積被堵塞。乾隆初年，中、小亹相繼被堵。自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後，潮水出入全靠北大亹，海寧一帶塘堤被沖，「海塘之內，皆屬寸土寸金之地，一有沖決，民命攸關。且鹵水一入，數年之內，必致顆粒無收」。

乾隆下令加固海寧一帶海塘，從浦兒兜至尖山頭魚鱗，築石塘六千丈。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第三次南巡時，乾隆親至海寧視察，因該地沙土浮活，決定修繕柴塘。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第六次南巡時，乾隆撥款五百萬兩，「著將柴塘上土之後，順坡斜做，並於其上種柳，俾根株盤結」。

海塘工程，歷時久、耗資大，石料來自紹興、武康及太湖的洞庭山；柴料來自富陽、建德；木材來自錢塘江上游及長江上游。

在科學技術尚不發達的清代，上述治水工程雖不能從根本上消除水患，卻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水患造成的危害。

㈥ 走進國學六年級大禹治水的翻譯 原文：堯舜時，九河不治，洪水泛濫。堯用鯀治水，鯀用雍堵之法，九年二而

堯和舜統治的年代,天下許多河流都治理不好,洪水泛濫成災.堯任用鯀去治理水患,鯀使用堵塞的方法,九年沒有功效.後來舜任用大禹治理水患,大禹在九州大地開挖水道,疏通眾多河流,在許多沼澤築壩整治,在許多大山因勢利導.大禹治水,是我們中華民族地位第一的千秋功業,堯舜禹三代之後,中國沒有不承蒙他所創下的功利的。

㈦ 治水之法

治理水患的方法，既不能固執一端，不知變通，拘泥於古代的典章，制度，也不能隨意相信別人的話。原因是地形有高有低，水流有慢有快，水停聚的地方（池塘）有淺有深，河流的形勢有彎有直。如果不經過觀察和測量就不能了解它的真實情況，如果不經過訪問，徵求意見就不能徹底摸清情況。因此必須親自登山涉水，親自辛勞,不怕吃苦。

從前海瑞治理河流的時候，穿著輕裝便服。冒著風雨，在荒村亂流中間來來往往，親自發錢糧給民工，不苛扣一厘錢，並且隨同的官吏差役也沒有橫行勒索一文錢財。必須要像這樣以後事情才能辦成功。如果貪圖安逸，害怕辛勞，計較私利，忘記道義，遠遠地躲開嫌疑，避免抱怨，那麼事情就做不成，水利也就不能辦好了。

㈧ 堯舜時，九河不治，洪水泛濫。堯用鯀治水，鯀用雍堵之法，

堯和舜統治的年代，天下許多河流都治理不好，洪水泛濫成災。堯任用鯀去治理水患，鯀使用堵塞的方法，九年沒有功效。後來舜任用大禹治理水患，大禹在九州大地開挖水道，疏通眾多河流，在許多沼澤築壩整治，在許多大山因勢利導......大禹治水，是我們中華民族地位第一的千秋功業，堯舜禹三代之後，中國沒有不承蒙他所創下的功利的。

㈨ 如何依法治水

實行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確立水資源開發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區限制納污「三條紅線」，改變不合理的水資源開發利用方式，從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轉變。

為有效解決水資源過度開發、無序開發、用水浪費、水污染嚴重等突出問題，周學文建議實行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確立水資源開發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區限制納污「三條紅線」，改變不合理的水資源開發利用方式，從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轉變，建設節水型社會。

首先，是要建立用水總量控制制度。目前，我國用水總量已近6000億立方米，北方一些地區用水量已經超過了當地水資源承載能力。全國水資源綜合規劃提出，到2030年，我國用水高峰時總量力爭控制在7000億立方米以內。這一指標是按照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綜合考慮了我國的水資源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生態環境保護的用水需求確定的，是我國用水總量控制的紅線。當前，應按照國家水權制度建設的要求，制定江河水量分配方案，將用水總量逐級分配到各個行政區，明晰初始水權。同時，也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探索建立水市場，促進水權有序流轉。

二是建立用水效率控制制度。首先應分地區、分行業制定一整套科學合理的用水定額指標體系。目前，我國許多地區雖然制定了一些用水定額指標，但指標體系還不完整，有的定額過寬、過松，難以起到促進提高用水效率的作用。用水定額應根據當地的水資源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按照節能減排的要求，綜合研究確定。其次，應加強用水定額管理。把用水戶定額執行情況作為節水考核的重要依據，建立獎懲制度。應實行嚴格的用水器具市場准入制度，逐步淘汰不滿足用水定額要求的生活生產設施和工藝技術。同時，充分發揮價格杠桿作用，實行超定額用水累進加價制度，鼓勵用水戶通過技術改造等措施節約用水，提高用水效率。

㈩ （ ）治水

大禹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