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歷程與改革實踐

① 什麼叫法治實踐

是以中國法治實踐為研究對象，以探尋中國法治發展道路為目標，以創新中國法律制度和法治理論為具體任務，以實踐、實證、實驗為研究方法，注重實際、實效，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術流派。

中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具個性的法治實驗場域，中國法治改革本身就具有實驗特色，當前正在進行的各種司法改革「試點」就是典型的實驗模式。「實驗主義法治」這個詞彙可以概括、描述當前中國法治改革的一個特徵。

學界和政府協同實驗創新是一種有效模式。各種法治實驗場域需要政府提供。各種法治實驗需要學界和政府協力。一切實驗都要講究實驗效果，而法治評估就是檢驗實驗效果的方法。我們應當從更廣泛的意義上理解和運用法治評估方法。

法治評估不能局限於法治指數、司法透明指數等測評機制的運用，而是應該檢驗評估各種法治實驗的效果。從這個意義上講，法治評估是中國法治建設必不可少的環節。只有主動融入實踐，學者才能創造出切實有效的法治理論；只有主動融入實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才能得到不斷發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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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法治實踐學派的使命

1、中國法治實踐學派致力於探尋中國法治發展道路。

中華民族不是一個亦步亦趨的民族，中國歷來都有自己鮮明的風格，中國下定了決心、堅定了信心要走一條有自己特色的法治道路。因此，中國法治實踐學派義不容辭地以探尋中國法治發展道路為使命。

2、中國法治實踐學派致力於創新中國法律制度。

法治首先意味著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中國已經有一套法律制度體系，但並不完善，存在種種缺陷，與法治需要的良法還有很大距離。公權力腐敗、私權得不到保護、國家治理體系存在種種弊端等都與法律制度缺陷密切相關。

3、中國法治實踐學派致力於創新法治中國理論。

法治中國理論是法治中國的重要內涵，有什麼樣的法治理論，就有什麼樣的法治中國。法治理論是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行動指南，中國法治實踐學派就是要擔當起為法治中國的偉大實踐進行理論總結、提供理論指導、提供學理支撐的重任。中國法治實踐學派毫不隱晦地宣稱，它的一切理論就是直接服務於法治中國的偉大實踐。

4、中國法治實踐學派致力於弘揚法治精神。

法治精神是法治的靈魂，一切制度的實施、一切思想理論的實踐都有賴於法治精神的弘揚。法治精神是法治觀念、法治素養、法治信仰等內容的綜合形態，它滲透於法律制度，表現於人們的行為，沉澱於一個國家的文化之中。

② 中國近現代的法治發展歷程怎麼樣

近代各國走上法治抄之路，首當其沖的便是制定一部憲法抑或憲法性的制度，從而從根本上確保資本主義革命的成果——虎互港就蕃腳歌協攻茅遏制封建專制、維護人權。啟蒙學者從自然法理論出發推演出一套完整的近代法治理論體系，認定由人民制定的憲法是最能反映自然正義的法...

③ 深化依法治國實踐主要從幾個方面著手

1、堅持以黨的領導為根本保證，完善全面依法治國領導體制：當前，全面依法治國進入系統推進的新階段，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需要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做好整體謀劃、銜接配套。

同時，法治領域改革進入深水區，會遇到更多難啃的硬骨頭，需要充分發揮黨的領導優勢，統籌各方面資源力量，形成攻堅克難的合力。

2、堅持把全面貫徹實施憲法作為首要任務，切實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合憲性審查是保證憲法有效實施的關鍵制度。要嚴格落實憲法規定，健全中國特色合憲性審查機制，確保違憲行為及時得到糾正和追究。

完善規范性文件備案審查制度，把所有規范性文件納入備案審查范圍，堅決糾正和撤銷違憲違法的規范性文件。

3、堅持以良法善治為基本取向，加快法治中國建設步伐：只有依據反映客觀規律、體現人民意志、解決實際問題的良法治理國家，才能促進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和諧、生態美麗。善治是法治的目標。

全面依法治國，就是要實現權利有保障、權力受制約、違法必追責、正義可預期、公平看得見的善治狀態，促進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

4、堅持把抓住「關鍵少數」作為重要方法，發揮黨員、幹部的模範帶頭作用：黨組織和黨員、幹部既要堅持高標准，更要守住底線，在厲行法治上當模範、作表率，帶頭強化對法治的追求、信仰和執守，真正將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變成想問題、辦事情的思想自覺和行為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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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國是對新中國歷史經驗進行深刻總結的結果：建國以後，中國民主和法制建設一度有過長足的發展，但由於「左」的指導思想，而使民主法制建設的良好勢頭急轉直下，最終釀成十年「文革」的歷史性悲劇。「文革」的教訓極為慘痛和深刻。

鄧小平同志在回答外國記者如何避免類似「文革」那樣的錯誤時說：「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④ 從2018年推動法治進程十大案件中,談談深化依法治國實踐的重點任務是什麼

1、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實施。
2、深入推進依專法行政屬，加快建設法治政府。
3、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4、增強全民法治觀念，推進法治社會建設。
5、加強法治工作隊伍建設。
6、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

⑤ 如何認識我國的法治進程及全面推進法治改革意義

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專家治理體系和治屬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國際形勢復雜多變，我們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黨要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維護和運用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更好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⑥ 誰能為我描述一下中國法治的現狀，發展進程，發展過程中的優點和不足之處。

供你參考：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與不足：
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⑦ 法治實踐怎麼寫

教育部日前印發的《全國教育系統開展法治宣傳教育的第七個五年規劃(2016—2020年)》指出，在中、高考中適當增加法治知識內容，不斷改進教學評價方式，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法治素養和法治實踐納入學生考核評價中。

《規劃》要求，切實將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形成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格局。在中小學開設道德與法治課，發揮法治教育的課堂主渠道作用。以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線，將法治教育與道德教育相結合，使青少年理解法治的道德底蘊，尊崇公序良俗，牢固樹立規則意識、平等意識、誠信觀念和契約精神。積極探索法育的規律與特點，以憲法教育和權利義務教育為重點，將規則教育、習慣養成與法治實踐相結合，遵循青少年身心發展規律，科學安排教育內容、教育重點和方法途徑，堅持落細落小落實，更多採取實踐式、體驗式、參與式等方式，切實提高法治教育的質量和實效。堅持課堂教學與課外活動相結合，注重發揮課外活動、社會實踐和網路文化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青少年法治教育部門協調機制，充分利用整合各部門和社會的法治教育資源，建立政府部門、學校、社會和家庭協調配合開展法治教育的機制，形成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新格局。

《規劃》提出，統籌推進青少年學生法治教育。堅持課堂教學和學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在中小學設立道德與法治課，有條件的地區和學校可開設法治教育相關的地方課程和學校課程。依據《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在有關學科課程、學校活動和文化建設中有機融入法育理念和法治教育內容。在小學普及憲法基本常識，逐步使青少年樹立憲法意識、鞏固國家觀念。在中、高考中適當增加法治知識內容，不斷改進教學評價方式，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法治素養和法治實踐納入學生考核評價中。深入推進高等學校法治教育，重點加強理論體系、學科體系和課程體系建設，大力推進法治人才培養機制創新，實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計劃，不斷增強學生法治觀念和參與法治實踐的能力。積極開展多種形式的法治教育活動。加強對學校法治教育的評價與考核。

《規劃》指出，加強青少年法治教育實踐基地建設。到2020年，在各地統籌建設60所左右的國家級實踐基地，各地爭取在中等以上城市建立至少1 所符合標準的省級實踐基地。有條件的地方，可探索利用實踐基地的資源，在中小學設立具備一定實踐性、互動性教學功能的「法治教育教室」。

⑧ 法治實踐1怎麼寫

例文：

法制在我們生活中其實很常見，比如說交通規則就是一種法制的規定，沒有法治的社會將是混亂的。中國成為法治國家，這樣就會擁有一個更加穩定的社會。每個人都知法懂法，不違法法律，這樣大家都會很安定和諧。

就拿交通法來說，如果遵守交通規則，那每年死於車禍的人就能夠大大減少，不僅能夠讓大家的生命安全得以保障，而且也塑造了一種良好的社會氛圍。

從小我們就被教育紅燈停綠燈行，但是事實上總會有一些人為了「爭分奪秒」闖紅燈，抱著僥幸的心理的做違規的事情，多等一秒鍾又何妨?

法律是保護我們的，所以我們應該更加熟悉、了解和遵守法律，這樣才能夠讓法律在我們的生活中保護我們，同時也讓社會更加和諧。

(8)法治歷程與改革實踐擴展閱讀

知識要點：

1、法治只有建立在充分尊重和保障個人人權的基礎上，才能肯定人在法律上的主體地位，法律的存在才具有合目的性。構建法治社會的終極目的是為了實現個人的福祉。

2，、一些社會矛盾和沖突在發生之時，通過調解、訴訟、仲裁等方式化解的矛盾，能夠讓雙方都受到公平的判決。法律作為維護社會秩序的方式，應該受到大家的尊重，我們也應該多學習法律，讓法治深入人心。

⑨ 論述依法治國的理論與實踐

依法治國理論與實踐

統治階級治理國家的基本方法有兩種，一種是依法辦事、依法治理的方法，即依法治國（法治）；另一種是專橫非法、為所欲為的方法，即以人治國（人治）。要法治還是人治，這是任何政治體制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歷史證明，依法治國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社會民主化、民主法律化的體現。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法律來治理國家。法治國家最初是相對於「警察國家」而言，是指主要依靠正義之法來治理國政與管理社會從而使權力和權利得以合理配置的國家類型。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國家，是指依靠正義之法、崇尚民主精神治理國家和管理社會，從而使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和諧配置的國家類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然選擇，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法治與人治的比較

法治與人治的差異是巨大的：依法治國強調法律的規范指引功能，以人治國提倡聖君賢人的道德教化；依法治國強調法的一般性規則對每一個人的平等適用，以人治國主張國家政策因人而異；依法治國推崇法律的權威，以人治國推崇個人權威。

法治與人治相比較，居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
1. 多數人的意見不會是最好的，但絕不是最壞的；聖人的意見可能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壞的。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講，「法治優於一人之治，因為在作出決策時，群眾比任何一人有可能作較好的裁斷」。
2. 人治中的感情因素無法去除，並進而影響到國家的治理和公平的實現；法治考慮的是法的規定而非個人的情感，能作出公正的裁決。「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神祗和理智的體現」。
3. 依法治國，必然對公權力有完善的監督體系，能有效防止個人專斷和腐敗。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已為世界各國所公認。
4.依法治國才能真正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民主經濟、自由經濟，要求主體平等、產權明晰、交換自由、私權神聖，只有依法治國才能符合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
5.依法治國是社會民主、自由的保障。以人治國，個人凌駕於法律之上，民主失去保障。我國要建設民主政治，就必然實行依法治國。
法律不是萬能的，但沒有法律卻是萬萬不能的，只有制度的完善才是社會穩定的基本保障，只有依法治國才能使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事業穩步向前發展，「法者，國之權衡」。

二、中國實施依法治國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依法治國雖然有其特定的含義和要求，但不同的國家受不同的國情與歷史傳統的制約，其實施依法治國的基本原則不可能完全一樣。針對中國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歷史上缺乏法治傳統、行政權歷來為中國政治的中心等特點，筆者認為，中國在實施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的進程中，應遵循以下原則：
1. 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施依法治國的原則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領導核心。《憲法》序言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因此，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依法治國也就成為空談。
2. 社會主義法制統一原則
《憲法》第五條規定：「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社會主義法制是社會主義民主的保障，是廣大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保障，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保障。只有法制統一，才能有法可依，才能實現人人平等，才能使行政權嚴格限定在法律控制和授權的范圍內，才能使人權被推崇、被保護。

三、我國依法治國的進步表現

自從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的偉大戰略目標後，我國在建設法治國方面取得了極為顯著的進步。
1. 依法治國入憲
1999年憲法修正案第十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依法治國寫入憲法，而且在世界上如此做的國家也不多。這充分說明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決心與信心，是我國法制建設的重大成就。
2 .人權保障方面的進步
刑法典三大基本原則，無罪推定、疑罪從無規則，採用注射方式執行死刑，嚴禁刑訊逼供，拆遷中保障民眾利益，涉及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事項公開舉行聽證等，無不體現我國在人權保障方面的進步。
1997年3月14日修訂的刑法典，取消了79刑法典的類推制度，以立法的形式確立了我國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罪刑法定原則，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罪刑相適應原則。三大基本原則的確立，使我國刑事法律在注重懲治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和受害人權益的同時，也注意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體現了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並重的立法思想。
1996年3月17日修正的《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第162條第3款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從而確立了「疑罪從無」、「無罪推定」規則，反映了我國司法機關司法理念的進步，體現了1993年3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保護人權的司法思想。
無罪推定，是指任何人未被法庭最終確定有罪之前，應被假定為無罪。無罪推定的價值選擇不是為了發現犯罪事實，而是為了保護被告人免受無端的刑事追究。它要求在刑事訴訟中把被告人視為訴訟主體，並在訴訟中享有相應的訴訟權利。「『無罪推定』被視為保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人權的邏輯起點。」
「疑罪從無」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如果檢察機關向法庭提交的證據不夠充分確鑿、不足以形成對指控犯罪的確證，不能確定被告人有罪與否，從而推定被告人無罪，對被告人作出無罪的宣告和裁判。所謂「疑罪」,是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不足。「『疑罪從無』的核心實則是『疑證從無』，有了『疑證』才會有『疑罪』。因此，對於刑事證據來說，『疑證』就一定要『從無』，這樣才能避免錯案，真正保障被告人的權利。」 「疑罪從無」是從無罪推定原則派生出來的一項規則，也是證據採信規則的重要法則。
在2005年8月12日成都公開處理大會上，30名犯罪嫌疑人被戴上黑頭套，讓人看不到他們的面孔。據成都市公安局站前分局局長李運憲解釋：所用頭套是站前公安分局在今年專門訂制的棉質頭套，在透氣性和舒適性方面都非常講究。為犯罪嫌疑人戴上頭套，是一種人性化執法的表現，是對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的保護措施。
拆遷關系著千家萬戶，在拆遷中侵犯老百姓利益的事也時有發生，為此，中國建設部2003年12月3日發布了《城市房屋拆遷估價指導意見》（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五條規定：「拆遷估價應當堅持獨立、客觀、公正、合法的原則。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非法干預拆遷估價活動和估價結果。」2005年8月1日，為了動用司法程序防止野蠻拆遷損害民眾利益，最高人民法院頒布司法解釋，規定被拆遷者不服拆遷裁決可提起行政訴訟。
聽證一詞始於普通法系，原為西方國家司法程序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其基本精神是：以程序公正保證結果公正。1993年，深圳在全國率先實行價格審議制度，開創我國聽證制度的先河，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通過，標志著聽證制度在我國的確立（《行政處罰法》第五章第三節專門規定了聽證程序）。從此，「聽證」一詞在我國由一個學術名詞成為了法治實踐。1998年5月1日正式實施的價格法，把聽證程序引入我國行政決策領域。發展到今天，對於涉及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事情，相關行政機關都會舉行聽證會，以廣大民眾的意見為准。例如，北京市禁放煙花爆竹多年，但一些群眾主張有條件地開禁，為此，北京市於2005年8月14日舉行北京市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條例(草案)立法聽證會，並將聽證報告向社會公布。
3. 政治民主化
我國在依法治國的進程中，政治民主化有了非常喜人的發展，如輿論監督作用的發揮、官員問責制度的確立、重大法律草案全民討論等。
輿論監督作用發揮的程度，可以從一個側面衡量依法治國的進程。當前，我國的輿論監督在民主化進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許多災難性突發事件的曝光，一些高官腐敗案件的浮出水面，都有賴於新聞媒體和一大批有良知、有正義感的記者。
官員問責制度是一個國家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而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治國的重要體現。從2004年4月起，「引咎辭職」、「官員問責」已成為中國社會使用頻率很高的詞彙。僅2004年一年，從中央到地方近百位官員丟官於「官員問責」，其中既有地方領導幹部和部門負責人，如吉林市長剛占標、北京密雲縣長張文、浙江海寧市長張仁貴、江蘇國土資源廳副廳長王明詳，又有大型國企負責人，如中石油總經理馬富才、川化集團總裁謝木喜、成都公交集團董事長李祥生。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康曉光認為，官員問責制度，從邏輯關繫上說，包含了三個概念：權利；責任；問責。而權利，是指「老百姓擁有的問責政府的權利」。官員問責制度表明一個官員不僅僅要對上級負責，更要對公眾負責。公眾越能更多地影響官員的去留，民主之風越盛，依法治國越有成效。
與公民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法律草案全民討論，剛解放時就已出現，如1954年的憲法全民大討論。進入21世紀，隨著民主法制建設的發展，全國人大繼承1954年的憲法全民大討論的光榮傳統，對一些重大的涉及千家萬戶切身利益的法律，將草稿公之於眾，廣泛聽取各界人士和普通百姓的意見，如2001年的婚姻法大討論，今年的物權法大討論。全民參與法律的制定，人人有權對涉及自身利益的法律提出意見，充分反映了我國在依法治國進程中取得的成就。
綜上所述，依法治國，是一種治國方略或社會調控方式，是民主自由社會的必然選擇。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是全國人民的共識，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然。

⑩ 中國的法治發展的歷史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提出：「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國民黨舊法統的滅亡。國民黨舊法統的廢除，宣告了國民政府政權的徹底終結，為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排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 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我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

1954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誕生，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也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新中國的法治發展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也歷經曲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1982年憲法作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並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指導下，我國現行基本法律相繼出台。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還制定頒布了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條，行政法規353條，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此，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主要內容、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奮斗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所取得的一項極其重大的成就。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與此同時，我國公民法律素質明顯提高。

由上可知，我國法治建設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了輝煌歷程，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時毋庸諱言的是，我國法治建設也歷經曲折和磨難，在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環節也的確程度不同地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國法治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存在的不足。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奮斗目標的指引下，不斷把我國法治建設勝利地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