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型法治

❶ 從哪些方面著力來建設法治型黨組織

建設法治型復黨組織的主要措施：制要切實加強黨組織依法執政和依法辦事能力建設，加強黨對法治蘇州建設的領導，改進黨委領導方式，健全依法決策機制；要切實加強黨員幹部法治思維和依法履職能力建設，牢固樹立法治信念，加強法治學習培訓，積極推動法治實踐；要切實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完善黨內制度體系，加強黨的紀律建設，深入推進作風建設；要切實加強基層黨組織依法治理能力建設，健全基層黨組織體系，加強黨員隊伍教育管理，完善基層黨建工作機制；要切實加強法治型黨組織引領保障機制建設，建立健全法治型黨組織引領下的法治政府建設工作機制、法治市場建設工作機制、法治社會建設工作機制。

❷ 當今世界有哪些法治模式，導致不同模式的原因是什麼

模式有：1是內發型法制現代化模式. 2是外發型法制現代化模式. 3是混合型法制專現屬代化模式. 4是法制現代化模式的多樣化統一模式.
原因：法治政府體現為由人民組成的。政府始終處在人民的監督。由於是由人民來決定、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依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辦事：當今世界，保障人民利益，對人民負責法治政府的基本內涵，政府沒辦法危害人民的利益,即政府是否是依據其一切權力來自於人民的法則或准則運作的,

❸ 關於法治內容

第十三章法與社會
第一節法與社會的一般關系

一、法與社會的相互作用

第一,社會是法律的基礎。

法是社會的產物。社會性質決定法律性質，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最終決定著法律的本質。

社會是法律的基礎。如果相反,以法律為社會的基礎，那麼，實質上就可能強迫社會接受那些已經被這一社會生活條件及物質生產本身宣判無效的法律，把法律看成了永恆不變的東西。

第二，法律是社會關系的調整器。

法對社會的調整，首先是通過調和社會各種沖突的利益，進而保證社會秩序得以確立和維護。

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對社會的調整手段主要有三種：即法律、道德和宗教。

當然，法律不是萬能的。

首先，在某些社會關系領域,法律的控制不是唯一的手段，或者說不是最佳的手段。

其次，我們還應當看到：徒善不足以為 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所以,普及法律知識，提高全民法律意識，其意義絕不僅僅在於號召民眾守法，更重要的還在於教育民眾用法。只有人人都善於使用法律，法律的作用才能得以充分發揮。

二、法與社會和諧

【當代中國法律在建構和諧社會中的地位】

黨中央提出了關於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 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和諧社會不可能自發地實現,有關和諧社會的價值理想需要一系列方針和措施來體現,其具體要求也 必須通過有效手段來實施和保障。

和諧社會的構建都必須藉助於法律制度的推動和保障。

首先，和諧社會的原則精神與基本目標和要求不僅涉及個人與社會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復雜的利益關系，而且還關繫到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它們必須上升為國家意志,轉化為法律，通過法律來體現,以獲得全體社會成員的共識。

其次，由於涉及上述復雜關系，和諧社會的原則、目標和要求在實現的過程中，必然會遭遇來自各個方面的干擾甚至破壞，這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總之，和諧社會離不開法，法也離不開和諧社會的建設。

【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法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作用】

第一，法對於社會主義民主的實現具有重要作用。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前提和基礎，社會 主義法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體現和保障。

第二，法通過確認並保障正義標準的實現，協調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

第三,法可以為誠信友愛的實現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

第四，法為激發主體的活力創造制度條件

❹ 法理型統治的概念

法律理性統治（簡稱法理型統治）的基礎是一套內部邏輯一致的法律規則以及得到法律授權的行政管理人員所發布的命令。這種統治方式與前兩種統治方式有著根本的不同，因為它不依賴於與個人有關的身份或屬性，是一種「非人格化」的統治。這種統治形式在現代西方社會已經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它的最明顯體現就是所謂的 「法治國」（Rechtstaat）理想。使法治得以有效的維持的是這樣一套相互關聯的信念：(1). 適用於某一特定社會群體的法律體系或是經由全體社會成員的一致同意而產生的，或是由一個為社會成員所認可的權威機構發布的，這套理性的法律體系會得到全體社會成員的遵從；(2). 任何法律都具有抽象的、一般化的特性，並不指涉具體的個人或群體。社會管理圍繞著法律的制定、維護和執行而展開。立法機構負責制定適用於整個社會群體的一般性規范，為社會成員的行為和社會關系的建構提供一種基本的導向；司法機構負責在具體案件中糾正偏離法律秩序的行為，從而使基於法律的社會秩序得以保持穩定；而行政機構則依照一套既定的規則在實施對社會的日常管理；(3). 法律成為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系統，獨立於政治、宗教和其它社會領域。法律職業者受過專門的職業訓練，組成自治的職業共同體；法律知識高度抽象化和概括化，成為一種只有專家才能掌握的專門知識；法律實踐必須由專家來進行，非專業人士受到資格條件和知識本身的雙重限制，無法涉足法律實踐活動；(4). 不僅法律實踐活動具有上述特點，整個社會的日常管理都進入一種技術化、非人化的狀態。管理人員都由受過專門訓練的人士充當，嚴格按照規則辦事，不受個人心理因素的影響。

韋伯認為，法理型統治是現代西方社會的一個十分突出的特點，其產生和發展與西方社會獨特的宗教、文化和經濟形態密切相關。這種統治形式的出現是與民族國家的興起基本同步的。民族國家的統治方式依賴於這樣一些前提條件：(1). 統治和行政管理資源的國家壟斷，這要求: (a). 創立一套中央集中領導的、持久性的稅收體系；(b). 建立一支中央政府機構統一領導的常備軍。(2). 由中央政府壟斷制定法律的權力以及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力。(3). 組織一套理性化的官僚系統，代表國家實施對社會的日常管理。法理型統治所具有的基本特徵恰好有助於滿足這些條件，因此，它自然成為民族國家所選擇的統治方式。

在韋伯的社會理論中，每一種正當統治類型都對應著一種具體的統治方式。傳統型統治對應著家長式統治方式，個人魅力型統治對應著領袖集權統治，而法理型統治則對應著「官僚制」統治方式。「官僚制」是韋伯藉以描述現代社會中的合法統治方式的一個重要「理想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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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司法權在何種意義上不存在

內容提要: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曾言：「司法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不存在的」。孟氏所言之司法權，實質上是剛剛從立法及行政中脫胎而出的原生形態的司法權——市民性司法權。政治與權力去中心化的市民性司法權，不具有組成國家政制部分的本質屬性，成為政治上的不存在。司法審查的確立使司法權進化為一種政治存在。這是司法參與制衡、保障****的需要，是對民主不信任的結果。關鍵詞：孟德斯鳩/司法權/民主/不信任/市民性司法權 法儒孟德斯鳩（Charles Montesquieu）通過其鴻篇巨著《論法的精神》，把權力分立學說提到了「新的和普遍性的憲法原則的高度」[1].在此傳世經典的第十一章「規定政治自由的法律和政制的關系」第六節「英格蘭政制」里，孟德斯鳩對國家的三種權力——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進行了最為知名的分析，思想史上完整意義上的三權分立學說由此誕生。但在這十二頁篇幅的「英格蘭政制」中間，孟德斯鳩幾近突然地筆鋒陡轉，寫下了這樣一句結語：「在上述三權中，司法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不存在的。」但這里的「某種意義」具體指何種意義，他在是書中竟未著一字，儼然是要留待後人去探索求解。 「英格蘭政制」乃《論法的精神》之菁華所在，自1748年問世至今，人們對它是引用不止、詮釋不斷。頗堪玩味的是，兩百餘年來，孟德斯鳩的這句結語卻一直被塵封在「英格蘭政制」之深閨幾無人識，排除個別學者附帶性地涉及於此，就基本上未見後來人直面此「結語」之存在，而遑論有多少專家學者曾致力於深究其悠悠意涵。就筆者所知，漢語法學里至今尚無專題研究孟德斯鳩這一「結語」之篇章。有鑒於此，筆者不揣淺陋，試作此文。意在對「某種意義」提出自己的管見與思考，以就正於方家。 一、孟德斯鳩筆下的司法權 孟德斯鳩對「司法權」的論述，最主要地集中在「英格蘭政制」一節里。從文本上看，在寫下這句交給後人來解碼的結語之前，孟德斯鳩對司法權的存在毫無疑問地持肯定態度。不寧唯是，司法權在國家權力理論譜系中的名分與地位最早還是因他在「英格蘭政制」中的系統闡述而獲得了普遍的認可及重視。在孟德斯鳩的思想學說中，司法權是「有關民政法規事項的行政權」，「他們懲罰犯罪或裁決私人訟爭」.經研究，他認為此種司法權必須同立法權、行政權分立，否則自由就不存在。因為司法權一旦同立法權不是分立而是合一，那法官即是立法者，擁有了對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專斷的權力；而司法權倘若同行政權結合在一起，法官就掌握了壓迫者的力量。總之，司法權對保障公民及國家自由至為重要，它必須從立法權和行政權中分離出來。以上孟德斯鳩對「司法（權）獨立」的論證，在人類政治思想史上堪稱是最早而又最系統深刻。 但如果說孟德斯鳩對司法權必須從國家立法權及行政權中分離出來的思想論證經典有餘的話，那麼，他對司法權的實質構成及存在形態等問題就顯得重視不足。孟德斯鳩認為，司法權應由選自人民階層中的人員在每年一定的時間內依照法律規定的方式來行使，「由他們組成一個法院，它的存續期間要看需要而定」。「這樣，人人畏懼的司法權，既不為某一特定階級或某一特定職業所專有，就彷彿看不見、不存在了。法官不經常出現在人們的眼前；人們所畏懼的是官職，而不是官吏了。」 司法權的行使人員（法官）出自人民固乃理所應當，但其重要組織機構（法院）之存續時間要視需要而定——法院成了非常設機構——就委實讓人置疑不已：什麼時候不需要司法權；誰作來這種不需要的決斷；在司法權非長期存在的政制下，一旦出現需要司法權的情形，臨時羅織它其利弊又該如何權衡控制等等。而司法權「彷彿」「不存在了」的論斷，其理由是司法權既不應由某一特定階級專有又不應掌握在某一特定職業者手中。這相當於說，法官乃非特定職業，它是一種暫時性的官職；法官之存在並非長期，而是短期的、臨時的；而且在需要的時候，法官這種官職可以授予任何人——國家的法官「不過是一些呆板的人物」.不寧唯是，依孟德斯鳩對司法權的理解，在控告重罪的場合，還「應允許罪犯（按：現代刑事訴訟語境下的犯罪嫌疑人）依據法律選擇法官」來審理其案.有鑒於孟德斯鳩上述有關司法權的論述，英國學者維爾（M. J. C. Vile）在分析孟氏司法權理論時認為，孟德斯鳩對司法部門在國家機構組織中的地位的看法很含糊。「只是在討論君主制政府時，孟德斯鳩才把司法部門視為一個由職業法官組成的常任機構。在寫到英國憲制時，他想到的是一種共和政權，沒有常任的司法部門，而只有特別任命的陪審團。」誠哉斯言。 從舊的「執行權」中分離出一種新的獨立的裁判權——司法權，乃孟德斯鳩最了不起的思想理論貢獻。但從以上孟德斯鳩對法官及法院組織之存在形態的闡述來考量，這種貢獻並不完整，更不徹底。如今，無論在有關司法權的理論學說上抑或在國家司法權的組織實踐中，司法權的人員構成及其組織形態均與孟德斯鳩對其的論述大異其趣。獨立行使司法權的法院已公認是一個最能扞衛法律的、誠實、能幹、博學的機構，而法官更不是由什麼呆板人物充任，他已是一副「具有超人技藝、學識、耐性和智慧的法學家」形象[10].同時，法官因自己獨特的職業技能及倫理，使其對國家危害如此之小以至於一朝任命就常常終身在職。 從上述孟德斯鳩有關司法權的思想學說瑕瑜互見的視角來檢討，他總結說「司法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不存在的」，似乎並非空穴來風。但問題的關鍵在於一種權力要與它種權力分離開來，前提當然是這種權力有獨立存在的可能及意義。孟德斯鳩既然幾近完美地論證了司法權何以要和立法權、行政權分離開來，那他的司法權不存在之說到底是在何種意義上而言的呢？ 不管是無意識還是潛意識，在其不朽的篇章「英格蘭政制」中，孟德斯鳩在留傳他思想遺產的同時遺留了一個有待後人解碼的結語——費解的、被普遍忽略的斷言。「凡是本文的意義不能直接被理解的地方，我們就必須進行解釋。凡是我們不想信任某個直接表現的東西的地方，我們就必須進行解釋。」[11]毋庸置疑，在意義的理解與表現方面，孟德斯鳩的這句結語符合詮釋學家加達默爾這兩個「凡是」標准，因而，解釋它，對我們來說就像義務一樣必須。下面我們就以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政制發展史為宏觀背景、以司法權的存在形態及功能之進化變遷為透視對象，對孟德斯鳩這句結語的歷史意蘊與思想價值進行一番深度探討。 二、司法權的傳統形態：市民性司法權 司法權（the powers of the judiciary）是可分的（divisible），即能分為政治的（POLITICAL）司法權和純粹民事的（purely CIVIL）司法權。這是美國法官吉布森（C.J.Gibson）——美國早期司法界最富有創造性的法官之一——在1825年發表的伊金訴羅布案（Eakin v. Raub）判決「異議」中提出來的[12].吉布森法官的這份異議，第一次對司法權進行了嚴格意義上的劃分。不無奇怪的是，他的這種開創性的二分法並未受到學術界的重視——至少在漢語法學世界是如此，盡管它因被認為是反對司法審查權的可能最好的理由而聞名於世。 吉布森法官認為，市民性司法權（its civil）是法院通常而適當的（ordinary and appropriate）權力，是司法權的本質部分，它無需依賴任何在憲法中假定的授權而存在。在普通法上，司法機構的市民性司法權被定義成與所有政府部門的權力一樣。其權力必要地起因於它的直接事務，司法權僅僅就是實施國內法（municipal law）,換言之，就是執行分配正義，因而，這種權力不能顧及政治領域，宣布按照憲法規定的形式所制訂的法律無效，乃是司法的篡權。[13] 以上吉布森法官所分析的市民性司法權，乃司法權最原生亦最重要的構成部分，定無疑問。適用國家法律、裁判民事爭訴是市民性司法權最基本的職責與功能。在司法權未從國家立法權及行政權中分離獨立出來以前，市民性司法權其實已在實然上存在著——由君主、立法機構或行政部門而非獨立的法院行使。歷史發展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市民性司法權的此等職責功能依然如故，未因紛繁的政治革命而變性，亦未因推陳的理論創新而變質，盡管司法權順應制衡權力、保障權利的立憲時代要求而變得復雜：政治司法權——司法審查權已獲得了普遍的擁護，而最初反對司法部門這種政治權力的吉布森法官後來亦改變了他的立場。[14] 市民性司法權，乃司法部門最古老、最基本的職責權能。關於此類司法權的特徵，理論研究上已有成熟得幾乎不曾遭遇挑戰的概括，它主要體現在司法權的獨立性、被動性、程序性、判斷性及終結性上[15].在此用不著重復勞動地一一闡述如許特徵之內涵及構成要件。不過，列舉一些概論司法權這般特徵之經典言說未必是多此一舉。 作為原生形態的司法權——市民性司法權，最早是在英國完成了與立法權及行政權的分離與獨立。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斯密（Adam Smith）在研究「君主或國家的費用」時，對「司法經費」的來源及用途作了細致的分析。最後，他得出了「司法必須獨立」的結論：「司法權如不脫離行政權而獨立，要想公道不為世俗所謂政治勢力所犧牲，那就千難萬難了。」[16]思想史上，這是與《論法的精神》同時代的論述司法獨立性的早期文獻。對於司法的被動性、判斷性，為美國聯邦憲法的制訂及批准貢獻卓著的漢密爾頓早已有傳布甚廣的闡述，在此就不贅述[17].人類第一部成文憲法——《美國聯邦憲法》第三條即規定司法權僅涉及（shall extend to）案件或爭議（cases or controversies）[18]，沒有被訴諸法院的案件或爭議司法權就不可能啟動。因此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指出：「從性質來說，司法權自身不是主動的。要想使它行動，就得推動它。」[19]戴雪（Albert Venn Dicey）在曠世經典《英憲精義》中說：「法院的職務只是聽訟；必俟訟案發生，法院對於公司的規則乃有機緣問及。……判決雖是審判員的意見，然仍有客觀的標准在。」[20]新康德主義法哲學的代表人物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評論道：「在法官座椅上的法官只不過是歸納器械、判決機器、法律自動裝置，或者是人們按照新的完美法官模式所描述的無評價能力因此也無個性的理性化身」[21].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創始人哈特（H.L.A.Hart）通過研究規則得出了以下認知：「法院把法律規則並非作為預測，而是作為判決中必須遵循的標准，法律規則雖有空缺結構，但其明確得足夠限制（雖不排除）法院的自由裁量。」[22]而將法院視為法律帝國之首都，法官乃帝國之王侯的德沃金（Ronald Dworkin）以為：「司法的一項重要原則是，對某一特殊罪行的懲罰，必須由立法機構事先規定，法官不能在判決之後對該罪行另加處罰。」[23] 從斯密到德沃金，兩百多年過去了，但市民性司法權的上述特質依然未變，它始終是「兩耳不聞『政治『事，一心只認『規范『書」。其以上性格特徵在歷史的進程中與其說經歷了嬗變，毋寧說獲得了強化：此等特徵已在世界范圍內的國家政治實踐中受到愈來愈普遍的人民認可及制度保障。在那些政治生態由革命型、魅力型向現代法治型轉型的發展中國家，司法權的上述特徵是否完全長成並獲得絕對保障已成為它們「轉型快慢、成功與否」的主要標志。 法官適用既定法律裁判案件，這是市民性司法權最清晰的外在化。對於國家政治、社會秩序及公民生活來說，市民性司法權，與其說是一種權力，毋寧說是一種需要。既無意志又無強制的法官僅根據法律和良心對案件作出客觀化、法律化的判斷，這是法官裁判異於立法政治與行政裁量的關鍵所在。法官在裁判案件時絕無關乎一己私利之情形，其裁判權之行使不過是國家實現法律下的公正的需要。如下文所示，黑格爾還曾把滿足這種需要視為公共權力保障國家社會時刻處於法律秩序狀態的義務。司法權威不僅僅源於人人遵守的憲法與法律規范，它更有法官裁判客觀公正、值得信賴這樣的心理信念基礎。如果說權威與權力之間不可能猶如井水與河水一樣毫不相干，那司法權威中的權力也僅僅體現在唯有掌握司法權的法官享有裁判權——一種最終的判斷權。 將判斷權交給司法，是人類政治經驗與理性構建相結合的產物。在司法裁判中，除了法律所彰顯、保護的權利與利益外，沒有任何別的權力及意志。因而，司法裁判能在兩造之間最大限度地實現正義、公平，這已是幾百年來無人質疑的公共信念。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司法權的主要存在形態——市民性司法權是一種與政治及權力之本質不兼容、自身既無意志又無權力的非政治性存在。 三、市民性司法權之不存在：政治與權力去中心化 「司法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不存在的」，施米特在解讀孟德斯鳩這句結語時認為，司法權本身不具有自身的政治存在，它把全部心思都投到規范上去了，「司法不是一種『權力『，在這一點上不同於其他權力」[24].對政治法學有著精湛研究的施米特，從政治、權力的視角來詮釋孟德斯鳩這句結語，其解釋思路堪稱是蹊徑獨辟、令人哲服。但施米特的詮釋之言只給人豁然開朗一閃念，疑問依然存在：政治是什麼，權力是什麼，司法權與政治、權力之間關系如何等等，全需要去進一步的詮釋，否則，難以真正在理性的邏輯思維世界裡理解施米特對孟德斯鳩此句結語的詮釋。下面我們就來探討以上之存疑。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膾炙人口的《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演講中，曾如許明確地界定政治：「政治追求權力（Macht）分享、追求對權力的分配有所影響——不論是在國家之間或者是在同一個國家內的各團體之間。」[25]而「權力可以定義為有意努力的產物」[26]，「自古以來，權力這個詞意味著對人的支配」。[27] 「權力意味著在一種社會關系裡哪怕是遇到反對也能貫徹自己意志的任何機會，不管這種機會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28]從事政治的人就是追求權力的人。「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最主要的，是可以讓人獲得權力感。」[29]因而，韋伯指出，志業政治家人格上首要的條件是熱情，用熱情去追求權力這項「踏實的理想」。[30] 韋伯當年演講聽眾之一的施米特，是有名的政治法學家，亦算得上是以政治之學術為志業。然而，即便在其代表性的政治論著《政治的概念》里，施米特在界定政治時亦煞不爽快，通篇沒有一個決斷——借用施米特政治法學論著中的一個關鍵詞——性的政治定義。但在其政治概念里，「敵對性」被認作是政治最主要的特徵，所謂「劃分敵友是政治的標准」、「一切政治的概念、觀念和術語的含義都包含敵對性；它們具有特定的對立面，與特定局面聯系在一起」。[31] 無論是從韋伯的政治概念來判別，還是以施米特的政治標准來權衡，以孟德斯鳩之闡述為典型代表的傳統形態的司法權——市民性司法權與政治、權力都有些格格不入。從政治與權力的特質上判斷，傳統形態的司法權確如孟德斯鳩所言「是不存在的」。 毫無疑問，這涉及到對司法權在國家政制架構中的地位及性質的定位與判斷。不過，從司法權萌芽、發育到傳統司法權——市民性司法權形成以來，人們始終未停止對此問題的探尋。眾多經典作家常常以比較——將司法權與立法及行政這兩種原生的國家政治權力進行比較——的方法來探討、揭示這一問題。分析、認識以下康德（Kant）、黑格爾（Hegel）和古德諾（Frank J. Goodnow）的比較研究，有關司法權不存在的孟德斯鳩之迷就顯山露水、拔雲見日了。 康德在論述國家立法、行政及司法這三種權力時，曾以三段論中的三個命題作類比，司法權在康德的公共權力（公法）學說中，就是三段論里的結論，它表現為判決書及在具體案例中正在考慮的權利的判決。[32]眾所周知，在三段論的邏輯中，決定性的不是結論而是大小前提，因為結論直接決定於它們。康德這個著名的三段論類比說明，與「規定意志的普遍法則」的立法權及「提出可以應用到一次行為的命令」的行政權相比[33]，作為結論的司法權在國家政治權力話語中位居失語席位，委實猶如天命無可商量。 司法權與國家政治、權力不相關，並非康德一人之見解。繼他之後的黑格爾亦分享著他的這種司法權理念，盡管論證方式並不相同。 在講授《法哲學原理》時，黑格爾既不贊同封·哈勒先生的司法觀——司法是政府方面所做的一件單純善意和仁慈的事，又對將司法看做一種不適當的暴力行為、對自由的壓迫和****制度的觀點不以為然。他認為：「司法應該視為既是公共權力的義務，又是它的權利，因此，它不是以個人授權與某一權力機關那種任性為其根據的。」[34] 黑格爾的法哲學里，「司法以一切個人的特有利益為其客體」[35]，其執行主體——法院不可能自己的特定利益涉足其中。當它自身變質為「營利和統治的工具」時[36]，它是不足以承擔起公共權力公正裁判之義務。因此，司法不但不具有政治權力，它自身還須服從公共權力，所謂「對民主地頒布的法律而言，法官是（有思考地）順從的奴僕，而不是主人」。[37] 鑒於司法部門游離於國家政治運作之外的實然狀況，古德諾（Frank J. Goodnow）在研究政府體制的經典著作《政治與行政》中乾脆地化三為二，將司法部門重新放到了「國家意志的執行功能」名下，這樣，在所有的政府體制中就只存在著兩種主要的或基本的政府功能，即國家意志的表達功能和國家意志的執行功能，前者就是「政治」，後者則為「行政」。「政治與指導和影響政府的政策相關，而行政則與這一政策的執行相關」。[38]關於司法，古德諾認為，「為了方便和妥當起見，人們認為國家意志應該由某種多少獨立於立法的機關來解釋。這種非立法的機關的活動通常就叫作司法行政，而被委託行使這一行政分支功能的機構通常就被稱作司法機構。」而「司法功能是一種與政治功能不相關的功能」。[39] 康德、黑格爾和古德諾三位經典作家，在司法權的研究上其方法與視角均不雷同，但他們殊途同歸，共同論證了司法權——傳統意義上的司法權既與政治隔離、又與權力絕緣的本質屬性。 政治是獲取及分配公職權力的藝術，權力則是政治主體實現其個人或其一部分人意志及偏好的工具。但傳統的以民事司法裁判為職責的司法部門——法院既不聞「獲取」與「分配」，又不問「意志」與「偏好」，法官在裁判時唯法是從，「對於法官來說，他的職責就是將法律的有效性意志變成有效性，並且為了權威的法律命令將自己的法律觀犧牲掉，從而只是關注什麼是合乎法律的，而絕不關心它是否是正義的」。[40]而法治國家保障司法獨立，將法官從所有國家權力影響中解脫出來，其目的亦無非是為了使法官絕地服從法律。裁判是司法部門的唯一天職。但此天職什麼時候行使、如何行使，司法部門無緣問及。「沒有依法提出訴訟的案件，司法權便沒有用武之地」。[41]至於具體到司法如何去裁判每一個案件即司法過程如何進行，《憲法》、《法院組織法》以及各類《訴訟法》已有明文之規定，法院只要且只能照章行事、按規定程序審判，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官的方法是客觀的，遵守著他的法律觀念」。[42]概言之，無論在國家的政治行政事務中，還是在公民個人的社會生活過程里，司法的身影從來不會積極主動地顯現出來，所謂「在社會服務的行政工作中、經濟規章的執行過程中，人們接觸到的更多的是行政人員而不是法官」[43].為了在將可能提交到法院由他們來裁判的紛爭前保持利益無涉、不偏不倚之中立並實現其裁判行為的絕對獨立，法官必須與國家之政治、行政權力保持足夠的距離。這種距離既是司法事實上與國家當下政治行政之運作幾不相乾的明證，亦是司法權先天無「權力本能」、後天無權力意志的外在表現。一言以蔽之，對於傳統司法權——市民性司法權，政治與權力已「去中心化」了。

❻ 什麼是法治精神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語境下，我們講的「法治精神」當然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精神。這種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既吸納並體現了人類法治文明的共同規律和基本價值，又立足於並體現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民主法治建設的基本國情和特定價值文化。

一、理性精神

理性概念源於古希臘時期赫拉克利特提出的「邏各斯」（logos）說，它兼有客觀規律和主體理性思維的雙重含義，主要是指合客觀性（區別於信仰）和合邏輯性（區別於感性、情感和慾望等非理性）。

二、誠信守法的精神

「誠信」作為一種道德准則，中國自古有之，但作為法律術語則是從西方移植而來。「誠實信用」直接語源來自德語Treu und Glauben，法語作bonnefoi，均與拉丁文bonafides有某些淵源關系。德國學者的主導觀點是：「誠信原則的內涵是信賴，它在有組織的法律文化中起著一種凝聚作用，特別是相互信賴，它要求尊重他人應受保護的權益。

三、尊重法律權威的精神

法律權威體現了法律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過程中基礎性和主導性的地位和作用，表明法律的外在強制力和內在說服力得到普遍的支持和服從。關於法律權威的來源，分析法學「巨匠」奧斯丁認為，法律是主權者的命令，法律權威來源於強制力。而新自然法學家約瑟夫?拉茲則認為，之所以按照權威的指令行事，是因為受指令者更傾向於接受權威者的理由。

四、權利與義務對稱的精神

權利與義務對稱的精神是社會公正理念在法治方面的具體體現。羅爾斯認為：「正義的主要問題是社會的基本結構，或更准確地說，是社會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權利和義務」。公正的社會制度要求每個人擁有大致相當的基本權利和基本義務，否定特權的存在。

五、依法維權和依法解決糾紛的習慣

中國社會正在步入「權利的時代」。近年來，公眾的權利意識空前高漲，各級法院受理的案件年度數量急劇攀升，信訪案件數量激增，一些重大司法案件、法治事件，尤其是公民維權事件受到了社會的高度關注。有學者統計：2003—2012年，「維權類」法治案件占據了每年度十大法治案件的很大比重。

(6)魅力型法治擴展閱讀:

1、靠法治為改革護航，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遵循。

經過30多年的實踐，中國改革的路徑正在發生鮮明變化。如果說，過去的改革更多靠的是「摸石過河」的勇氣、以「破」為主的血性、先行先試的闖勁，那麼今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確立，明確了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標志著我們進入了有法可依的新時代；深水區的利益藩籬，攻堅期的復雜難題，則呼喚著用法治理念去破解。把改革主張轉換成法治主張，用法治方式化解改革風險，才能確保改革有秩序、不走樣，行穩致遠。

2、以法治作為改革的壓艙石，是轉型期中國的內在要求。

法的基本價值之一，是其安定性。這對於社會變革日新月異的當代中國而言，尤為重要。這種安定性，不僅體現為政策制定不能朝令夕改、決策出台必須於法有據，更體現為在一個高速前行的轉型社會中，對社會秩序和價值理念所起的穩定作用。

法治是指引中國改革這艘航船風雨中不變航向的燈塔，是阻攔奔騰的市場經濟之川不溢出河道的堤壩，是守護三十多年改革成果不被蠶食的堅強衛士。在法治的框架內處理各種矛盾和改革，尋求法治之下的最大共識，這是中國改革持續向前的制度保障，也是全體人民的福祉所在。

參考資料: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的具體表徵-人民網

❼ 當今世界上有哪些法治模式

1是內發型法制現代化模式.
2是外發型法制現代化模式.
3是混合型法制現代化模式.
4是法制現代化模式的多樣化統一模式.

❽ 法制型政府是什麼

是法治性抄政府而不是法制性襲政府，所謂的法治性政府具體是指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具體來講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針對相對人的行為i必須有法律依據，法律的存在不能空置，有法就必須遵從，而且法律的執行不能留有餘地，嚴格按法律執行，違反了法律規定必然受到追究，受到應有的懲罰。
法治性政府的另一種解釋是指良好的法律和良好法律的實施，而該該法律的實施者和遵循者即是政府及其政府工作人員。

❾ 關於法治的經典事例

清朝末期，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規定了臣民的義務和權力 中華民國建立時，頒專布了臨時屬約法，那是中國第一部資產階級憲法，對袁世凱的權利進行了約束。還提出了五權分立，國民的權利等等。 在1922年，國民政府收回了部分關稅自主權，在1943年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