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的歷史發展

⑴ 法治中國的歷史進程

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國，中華法系源遠流長。早在公元前21世紀，中國就已經產生了奴隸制的習慣法。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中國開始制定成文法，出現了自成體系的成文法典。唐朝（618年－907年）時，中國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封建法典，並為以後歷代封建王朝所傳承和發展。中華法系成為世界獨樹一幟的法系，古老的中國為人類法制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為了改變國家和民族的苦難命運，一些仁人志士試圖將近代西方國家的法治模式移植到中國，以實現變法圖強的夢想。但由於各種歷史原因，他們的努力最終歸於失敗。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革命、建設、改革和發展，逐步走上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道路。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開啟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紀元。從1949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初創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制定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令，對鞏固新生的共和國政權，維護社會秩序和恢復國民經濟，起到了重要作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隨後制定的有關法律，規定了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公民的權利與自由，規范了國家機關的組織和職權，確立了國家法制的基本原則，初步奠定了中國法治建設的基礎。20世紀50年代後期以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年－1976年）動亂，中國社會主義法制遭到嚴重破壞。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總結歷史經驗，特別是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作出把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並明確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國家的原則。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權威性，使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成為改革開放新時期法治建設的基本理念。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方針指引下，現行憲法以及《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行政訴訟法》等一批基本法律出台，中國的法治建設進入了全新發展階段。
20世紀90年代，中國開始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由此進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設的經濟基礎，也對法治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將「依法治國」確立為治國基本方略，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並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大任務。1999年，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中國的法治建設揭開了新篇章。
進入21世紀，中國的法治建設繼續向前推進。2002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將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社會主義法制更加完備，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2004年，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憲法。200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提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並對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作出了全面部署。

⑵ 簡述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

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有以下六條：

第一，依法治國是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有專利於加強和改善黨屬的領導。

第二，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

第三，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客觀需要。

第四，依法治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五，依法治國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標志。

第六，依法治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

(2)依法治國的歷史發展擴展閱讀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通通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

簡而言之，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憲法和法律來治理國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還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根本保證。

⑶ 依法治國方略是怎樣形成和發展的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戰略任務。中國共產黨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堅強領導核心，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依法執政是黨執政的基本方式；依法行政是政府行政權運行的基本原則。這次全會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制定了清晰的路線圖，緊緊圍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總目標，作出了系統規劃和全面部署，開啟了法治中國建設的新篇章。這次全會作出的《決定》是對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的「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一步深化，表明我國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要深入理解這一戰略部署，有必要回顧依法治國方略的形成和發展過程。總體上說，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形成和發展，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孕育階段
（1978年到1997年）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黨如何執政？採用什麼方略治理國家呢？在這個問題上，黨經歷了一個艱難而曲折的探索過程。1954年制定了共和國第一部憲法，初步奠定了社會主義法制的基礎。「文革」十年，社會主義法制遭到嚴重破壞。十年動亂之後，在總結「文革」深刻教訓的基礎上，我們黨開始探索治國理政的新方法。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同志強調：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段談話，把健全法制的基本要求准確而簡潔地概括為16個字，體現了鄧小平同志民主與法制思想的基本精神，為我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形成奠定了基本理論基礎。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同時提出了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目標。全會公報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十六字方針」，准確地描述了法治的基本精神內核，闡述了依法治國的基本內涵，為依法治國方略的最終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礎。鄧小平同志還強調：「搞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有兩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謂兩手，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這進一步指明了實施依法治國的方向。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指引下，黨領導人民進行了一系列重大立法工作。1979年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刑法等7部重要法律。1982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現行憲法。該憲法第5條第1款規定，「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這是依法治國在憲法中的最早表述，初步奠定了依法治國方略的憲法基礎。憲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對人民而言，它是基本權利的宣言書；對我們黨來說，它是執政興國的法制保證。依據憲法和相關法律的規定，司法機關恢復重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按照「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和方針，立法機關開始推進立法進程，先後制定了民法通則等一系列重要的民事、經濟法律，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保障。

⑷ 依法治國的歷史啟示 2000字

法治國方略是我國的基本治國方略,其經歷了一個探尋、選擇、確立、如何實現的發展過程。從"人治"與"法治"之爭到"法制"與"法治"之辯,從"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到"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弘揚法治精神",從探尋治國方略到確立治國方略,再到實現治國方略,無一不閃爍著當代中國人的智慧。從實現治國方略的構架看,包括一個基石即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一個前提即建設法治型執政黨,一個關鍵即建立法治化政府,一個保障即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制度,一個根本即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一個具體措施即提高公民法律素質等。更為重要的是,這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啟示。
古今中外歷史證明，法治是最科學的治國之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法治」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距離真正意義上的「法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次四中全會做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決定，實現依法治國之航船再次大力張帆。如何才能讓中央這一偉大的決策落到實處，結出燦爛的果實。
首先，最高領導層必須要有非常堅定之決心，全力推行依法治國。秦之所以能夠變法成功，其中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是其最高統治者變法強秦的決心異常堅定。不論變法過程遭到「老氏族」等守舊勢力多麼頑強的破壞、發生什麼多少事端、付出多大代價，秦孝公都始終不遺支持商鞅變法，且自己帶頭遵守法，歷時二十餘年才終有所成。今日全力推行依法治國困難可想而知，傳統意識的挑戰、利益集團的阻撓、全民法律意識的不足等等，非強力不足以戰勝。我們不懷疑中央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心，關鍵是要讓全國人民持久的真切感受到這一決心的異常堅定，形成大勢所趨。為此，才能戰勝一切困難，實現理想的目標。
其次，應堅持從嚴治官。中國依法治國治之阻礙在官而不在民。現實中，有多少官員僅僅把依法治國作為政治口號喊在嘴上而行「人治」之實；有多少官員不學法、不懂法，做決策、處理問題只憑自己喜好；又有多少官員明目張膽違法。這些官員的所作所為不僅僅是在阻礙依法治國，實是在破壞依法治國，以至於法在老百姓心中的神聖權威大大降低。秦之變法成功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嚴格要求各級官員守法、依法辦事。一旦違法，不論是出於何等好心，何等實情，都要受到嚴厲懲處，且不論職務高低，不論是太子、太傅，還是郡守、縣令。四中全會決定把法治建設成效納入政績考核，無疑是非常正確之舉。實踐中，需要建立各種有效的監督考核機制，把這一措施落到實處，堅持「一票否決」。使各級官員敬畏法律，不敢越法，自覺嚴格依法行政、依法辦事。如此，中央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之決心才能轉化成各級官員的行動，法治中國的進程才能大大推進。
其三，讓全體人民信法。全民信法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質、形成法治環境的前提。秦之變法就是讓民眾信法開始的，從「徙木立信」到破除各種相悖習俗，步步推進，最終使法治植根於民眾心中，達到輕易不可逆轉境界。當前，老百姓「信信訪不信法」、遇事「找人不找法」的現象普遍存在。不信就不能真正自覺守法，就不能成為參與、監督、推動依法治國大業的強大力量。可見，讓全體人民信法，樹立法律之神聖權威是建設法治中國的應有之義。

⑸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開始於哪年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

在我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一個長久的歷史性過程。它的起點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建國後，由於各種復雜的原因，我國的民主與法制建設，曾走過一條很曲折的道路，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有過重大挫折，特別是經歷了十年「文革」的浩劫。

鄧小平同志總結了國內與國際的歷史經驗，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與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方針。二十年來，在這一方針的指引下，我國的民主與法制建設已經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提出的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一整套原則，為我們確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奮斗目標，勾劃出了一幅准確、完整和清晰的藍圖。

(5)依法治國的歷史發展擴展閱讀：

依法治國的重要意義：

（一）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堅持黨的領導，是保證國家能夠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各項制度和方針、政策能夠符合全體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根本條件。實行依法治國，能夠更好地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二）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

市場經濟必然從客觀上要求法律的規范、引導、制約、保障和服務。在今天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和格局下，我國的經濟必須參與國際大循環，擴大對外貿易，引進先進技術和國外資金，開展科技文化的廣泛交流。這也要求我們一定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

（三）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

在現今的歷史條件下，家長制、一言堂、搞特權、權大於法、政府權力不受法律任何制約，公民權利得不到法律有效保障，當然是不文明的。一個社會如果沒有法律，要麼專制主義盛行，要麼無政府主義猖獗，自然也是不文明的。

⑹ 中國的法治發展的歷史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提出：「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國民黨舊法統的滅亡。國民黨舊法統的廢除，宣告了國民政府政權的徹底終結，為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排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 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我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

1954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誕生，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也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新中國的法治發展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也歷經曲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1982年憲法作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並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指導下，我國現行基本法律相繼出台。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還制定頒布了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條，行政法規353條，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此，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主要內容、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奮斗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所取得的一項極其重大的成就。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與此同時，我國公民法律素質明顯提高。

由上可知，我國法治建設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了輝煌歷程，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時毋庸諱言的是，我國法治建設也歷經曲折和磨難，在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環節也的確程度不同地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國法治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存在的不足。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奮斗目標的指引下，不斷把我國法治建設勝利地推向前進。

⑺ 中國古代依法治國的典型事例

1、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一次較為徹底的封建化變法改革運動，順應了封建歷史發展的潮流，推動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型，符合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大大推動了社會進步和歷史的發展。通過改革，秦國廢除了舊的制度，創立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制度。

改革推動了秦國社會的進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壯大了國力，實現了富國強兵。為以後秦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申不害提出，韓非加以發展的「術治」

術治的中心思想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韓非子·定法》）。他們認為「法」是公開的，「術」則是藏在君主心中、暗自運用的，君主掌握這種統治術，就可使「群臣守職，百官有常」，鞏固統治階級內部的秩序。這是保證「法」的實施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3、道家思想的「無為而治」

無為而治是道家的治國策略，所以治國是無為而治的第一應用。為了貫徹無為而治的方針 ，各級政府官員既要拋棄各種政績主義和形式主義，也要拋棄「為人民謀幸福「、「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仁政理念。

寬刑簡政、輕徭薄賦、與民休戚，盡量靠萬民的自為無為無不為，靠萬民的自治無治無不治，自己做好必要的服務工作即可；同時有所為有所不為，充分信任和依靠下屬，讓下屬去完成各項工作，自已主要做好識人用人的工作。

(7)依法治國的歷史發展擴展閱讀：

早在公元前七世紀左右，管仲為齊國相，提出了「以法治國」的主張，他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字里行間充滿了對法治的信心。他憑借「以法治國」的治國方略，使齊國大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管仲不僅強調「以法治國」，同時也注意建設道德體系，使法治與道德教化相結合。他以「禮義廉恥」為最基本的道德規范體系，並且上升到關系國家存亡的地位，他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從管仲起，到韓非綜合法家思想提出「法、術、勢」相結合的理論，歷時已數百年。在這期間，法家的思想不斷得到充實和發展，成為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法理學。

網路-商鞅變法

網路-無為而治

網路-術治

⑻ 「依法治國」是在什麼的社會背景下提出的

依法治國是對新中國歷史經驗進行深刻總結的結果：建國以後，中國民主和法制建設一度有過長足的發展，但由於「左」的指導思想，而使民主法制建設的良好勢頭急轉直下，最終釀成十年「文革」的歷史性悲劇。

「文革」的教訓極為慘痛和深刻。鄧小平同志在回答外國記者如何避免類似「文革」那樣的錯誤時說：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國家民主法治進步的重要標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並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

依法治國把堅持黨的領導、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的貫徹實施，保證中國共產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

實行依法治國，必須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牢固樹立法制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權威，堅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實現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的民主化與法治化。

(8)依法治國的歷史發展擴展閱讀：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為發展人民民主和建設法制國家，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事實上，新中國在成立後至1957年夏反右斗爭擴大化之前的7年時間里，是比較注意法制建設的。

這期間，不僅制定了1954年《憲法》和一系列法律、法規、命令，而且要求全黨和全國人民都遵守革命法制，實行憲法，依法辦事。這可以從當時一些領導人在講話中看得很清楚。1949年初，謝覺哉同志就說過，我們不要資產階級的法治，但我們確要我們的法治。

1954年9月17日，彭真同志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審議憲法草案時，專門就「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了發言，指出「人人遵守法律，人人在法律上平等，應當是，也必須是全體人民、全體國家工作人員和國家機關實際行動的指針」。

在改革開放以前，各種條件決定了我們黨和國家不可能提出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當然更不可能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

在我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沒能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提出來。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也不是一下子就輕而易舉地提出了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實際上，這一基本方略的提出，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提出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