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治發展報告no122014
『壹』 2015形式與政策法治中國論文1500字
建設法治中國是我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我們要建設的法治中國，是憲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權威的中國；是全體公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的中國；是政治清明、經濟富強、文化繁榮、社會和諧、生態文明的中國。建設法治中國的關鍵點有六：高層領導的政治決斷和信心；著眼科學民主立法；著眼保障法律有效實施；著眼保障司法公正；著眼用制度規范和約束公權力；著眼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
建設法治中國是我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中國的推行具有重要意義。
（一）法治是保障公民權利奠基石
法治以維護公民權利為宗旨，以限制和規范國家權力為要義。法治不僅要保護公民的基本人權，而且要維護公民的各項民事權利。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現實中各種侵犯公民權利的事件仍時有發生。只有有法必依，堅持公正司法、規范行政行為，讓政府真正依法行政，才能保證公民權利不受侵犯。
（二）法治是市場經濟的護航員
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市場經濟的主體需要法律確定其地位，保障其權利；市場經濟的各種活動需要法律來規范，各種矛盾需要法律來解決；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需要法律來確認；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需要法律保駕護航，離不開法律作用的充分發揮。沒有法律和法治，就沒有市場經濟。確立了法治國家的目標，有利於全社會名正言順地開展法制和法治建設，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更好的法治環境。
（三）法治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安全閥」
當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面臨的形勢仍然嚴峻，正處於社會矛盾凸顯期，維護社會秩序穩定的任務艱巨。在此背景下，強調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維護公民合法權益、維護穩定，尤為緊迫和必要。在此方面，法治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四）法治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守護神
我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貧富差距逐漸拉大，實踐中出現的分配不公、勞動者權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因行政權力產生的「暴利」、利用壟斷地位產生的「暴富」等問題，其重要原因就在於規則的缺失或者是對現有規則的漠視。社會公平是人們所追求的理想目標，而公平正義只有通過法治的途徑才能實現。
（五）法治是實現中國夢的助推器
僅僅是GDP的提升並不等於民富國強，中華民族的復興、國力的富強，人權得到尊重，人民享受著良好的治安、優美的環境和健康的飲食的「中國夢」的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是否把法治作為一種社會治理工具。
二、我們需要建設什麼樣的法治中國
建設法治中國，首先要明確什麼是法治中國。建設法治中國決不是一句時髦的口號，而是有著十分豐富內涵的真實目標。擇其要者，下列三個特徵構成了法治中國最基本的要素。
我們要建設的法治中國，是憲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權威的中國。這是法治中國最典型的特徵。維護憲法權威，就是維護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權威。捍衛憲法尊嚴，就是捍衛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嚴。保證憲法實施，就是保證人民根本利益的實現。
我們要建設的法治中國，是全體公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的中國。這是法治中國最堅實的根基。建設法治中國，應當讓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成為全社會奉行的基本准則，讓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得到嚴格落實，讓人權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讓每一個人都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
我們要建設的法治中國，是政治清明、經濟富強、文化繁榮、社會和諧、生態文明的中國。這是法治中國最重要的使命。法治興則國家興，法治強則國家強。建設法治國家就是要為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法治支撐和保障，讓人民民主更加充分和健全，讓經濟發展更加健康和有序，讓社會運行更加穩定和和諧，讓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讓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中國與法治中國相伴而行。
三、我們應當怎樣建設法治中國
黨的十八大報告的「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十六字方針，堪稱新時期中國法治建設的指南針。建設法治中國的關鍵點有六：
（一）高層領導的政治決斷和信心
任何權力規范和約束都應該也只能是自上而下進行。政治家要有倡導和推行法治的決心和信念，運用足夠的政治智慧，能夠厲行法治、自我限權、帶頭守法。
（二）著眼科學民主立法
立法是法治建設的前提。我們立法建制，最根本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必須切實堅持以人為本、立法為民理念，把公正、公平、公開原則貫穿於每一部法律法規制定的全過程。要使立法真正符合人民意願，完善科學民主立法機制，創新公眾參與立法方式，認真傾聽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群體的聲音，廣泛集中民智、匯聚民意。要使立法真正立足客觀實際，從改革發展穩定最突出的矛盾入手，從人民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問題入手，研究和決定該立哪些法、怎樣立，該制定哪些制度、怎樣制定。要使立法真正解決實際問題，進一步提高立法質量，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切實增強每一部法律法規的科學性、針對性和有效性。
（三）著眼保障法律有效實施
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總體上解決了有法可依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問題就顯得更為突出、更加緊迫。因此，我們要在繼續加強立法工作的同時，採取積極有效措施，切實保障憲法和法律的有效實施。一要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和尊嚴。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二要堅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國家行政機關要嚴格按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辦事，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國家審判機關、檢察機關要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三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要依法行使監督憲法和法律實施的重要職權，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要依法行使保證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在本行政區域內得到遵守和執行的重要職權，確保各國家機關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四是要改革現在的績效評價體系，建立一套以法治為重要指標體系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即「法治GDP」，保證法律的實施。地方政府領導幹得好不好，能不能得到重用提拔，關鍵要看他是不是有法律意識，是不是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一旦建立起法治作為重要指標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法律的實施就有了保障，法治中國建設才會更加順暢。
（四）著眼保障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內容，反映社會的文明程度，關繫到國家長治久安，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性保障。要實現司法公正，必須樹立現代司法理念，推進司法體制的改革與創新。
1.樹立司法獨立理念
司法獨立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基礎。現在如何認識我國的司法獨立，學術界爭論頗多。有的主張西化式獨立，有的主張逐步獨立等等。筆者認為，在當前不能離開我國的政治制度去談獨立，而要符合我國的國情。一是要正確處理好黨的領導與司法獨立的關系。必須明確黨對司法的領導主要體現為政治領導和組織領導，而並非是具體業務和工作的代辦與干預。二是規范和完善人大司法監督，高度重視自覺接受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新聞媒體的監督。三是改革現有司法人事與財政制度。現行的司法管理體制是各級司法機關的人事權、財產權受制於當地黨委政府。要從根本上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就必須進行司法體制改革。首先可考慮基層、中級法院法官由省級人大任命，高級、最高法院法官由全國人大任命，任命後即由最高法院統一管理的方式。其次，必須改變地方政府把持司法財政權的現象。目前，世界上多數國家都是將法院的經費獨立出來，單獨列入國家預算。為此，有學者建議應當吸取歷史的教訓和其他國家的經驗，重視司法經費獨立對於司法公正的重要意義。四是正確處理好上、下級法院間關系，確保下級法院獨立辦案。上、下級法院並非行政領導關系，而是監督、審級關系，不同的審級設置是為確保當事人上訴權的實現，確保司法公正，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指示、批示，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事先請示，都有違司法獨立原則，應予根除。
2.大力加強司法隊伍建設，尤其是法官隊伍建設
司法工作的生命力在於司法公正。法官的職業特點決定了法官的素質是司法公正的根基，高素質的法官是司法公正的先導。一定要提高法官的道德修養，提高法官的業務素養，提高公正司法能力。
（五）著眼用制度規范和約束公權力
當今，許多法律得不到真正執行，公權侵犯私權的情況屢屢發生。如果不能「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權力就會是恣意妄為的猛獸，就會禍害社會。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籠子有哪些？第一個是民主的籠子，通過統一的程序規則約束公權力的行使。特別要通過立法和制度建設對地方黨政一把手的權力加以更加嚴格的硬約束。因此應當盡快制定《行政組織法》和《行政程序法》等法律法規，為各種行政行為提供最基本的權力邊界和程序規則，防止決策機關規避程序法濫用決策權，確保每項權力都受到法律的嚴格約束。第二個是法治的籠子，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不僅要求行政機關根據法律和法律的授權制定規范；不僅要求行政機關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必須依據法律、法規和規章；還要求行政機關不得作出影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義務的決定。凡法律法規規定的職責，都必須積極履行，不能失職，不能不作為。同時，履行法定職責，必須依據法定程序。第三個是監督的籠子，通過公開約束規范公權力。應當進一步擴大信息公開的范圍，將領導批示、指示及一切行使權力的表現形式納入信息公開的范圍，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黨務、政務、司法、公共事務的信息公開，通過公開約束規范公權力。要創造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的條件，拓寬民眾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和決策權的渠道，充分利用現代新興媒體監督的便利，實現對公權力行使的全時空監督，惟其如此，才能讓所有官員在法律面前不越雷池半步，防止權力濫用和失控。
（六）著眼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
法治中國就是大家都尊法守法。
只有當法律成為國民必須信仰與敬畏的規則時，人們才可能在這條規則的底線上行走，道德才不會失守，底線才不會被擊穿，秩序才不會崩壞，公平正義才能讓人有所期許。也只有全社會都把法治當成一種生活方式的時候，法治中國才會形成。因此要把「促進全社會學法尊法守法用法」作為建設法治中國的重要目標。一是要加強對領導幹部的法治培訓。讓各級領導幹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帶頭遵守憲法和法律，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治國理政，這無疑是對整個社會法治精神的引領和提升。二是要深化對群眾的法制宣傳教育。建設法治中國，人民群眾是基礎力量。要在全社會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讓廣大人民群眾懂得依法按程序表達利益訴求、解決矛盾糾紛，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為構築法治中國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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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標題 2011—2021年,我國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取得了哪些成就
多零年來，在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全面發展
的歷史進程中，我國的民主與法制建設，取得了歷史性的e米量a量聯曉電曉受曉受曉曉曉多曉電曉米曉受曉聯曉受曉零曉電曉受曉米曉多曉曉曉受曉曉曉曉曉少曉少曉米米多
偉大成就。特別是受惠少量年受電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
中全會，是新中國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在把
我們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全面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
建設的同時，將我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推向了一個
新的階段。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依法治國，建
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
會議將我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這一基本方略，庄嚴地
載入了憲法。這就為我們國家跨世紀的發展，為我國社會
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為國家興旺發
達、長治久安，提供了根本保證。
一、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
受惠聯惠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經歷了長
期的艱難曲折的武裝斗爭和其他形式的斗爭以後，終於推
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取得了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
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在我
國結束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結束了
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奴役中國各族人民的歷史。
毛澤東同志指出，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任何
一個國家都有國體和政體。國體是指各個階級在國家中的
地位，它決定和體現國家的本質。同時，不論什麼性質的
國家都要採取一定的政體來實現統治階級對國家的管理。
世界上有各種不同性質的國家，存在著各種不同形式的政
體。一個國家採取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最根本的是由這個
國家的國體決定的。不同性質的國家，採取的政治制度就
會不同。由於每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民族的歷史
傳統及現實情況不同，因此，同一性質的國家所採取的政
治制度又有差別。
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後，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
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
掌握了國家的政權，成為國家的主人。我國各族人民在中
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根據長期革命斗爭的實踐經驗，把以
民主集中制為原則的人民代表大會製做為國家的根本政治
制度。受惠聯零年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指出，
我們要建立的新的國家的政體，是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是適合我國國情的政權組織形式。
這種政體的建立，經歷了長期實踐過程。在第二次國內革
命戰爭時期，在革命根據地建立了蘇維埃代表大會和工農
兵代表大會；在抗日戰爭時期，為了適應抗日民族統一戰
線的需要，建立了參議會形式的抗日民主政權；在解放戰
爭時期，採取了人民代表會議的形式。新中國成立後，中
國人民政治協墒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確定我國實行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受惠多電年底，中共中央提議並由中國人
民政治協墒會議建議，中央人民政府著手召開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准備工作，並開始起草
憲法草案和選舉法草案。受惠多曉年，通過了《關於召開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在全國
開展了選民登記工作和進行普選。中國歷史上空前規模的
由人民選舉自己代表的活動在全國展開，中華人民共和國
年滿受量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
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除依照法律
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以外，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參夾投
票的選民共有電.少億人，選舉出基層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多米零
多萬名。到受惠多聯年，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召開了第
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並選出了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
表。受惠多聯年惠月，在北京舉行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
一次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大會還通過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
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
民委員會組織法，選舉產生了中央國家機關，奠定了人民
共和國政治制度的基本體制。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核心是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我國
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
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
代表大會。""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
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我
國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
受人民監督；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
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統一地行使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職責，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地方國家權力
機關的職責。它們代表人民履行憲法賦予的權力，討論和
決定國家和地方的各項重大問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
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維護自己利益的根本途徑，是發展社
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的最可靠保證。
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同西方國家的三權分立的
政治體制有本質的區別。西方國家實行的立法、司法、行
政三權分立制度，是反對封建專制，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
的需要和結果，其實質是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政權形式。
我國實行的是以民主集中制為原則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不照搬西方三權分立的議會政治制度。我國人民代表大會
制度的優越性在於：第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
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權力機關，集體決定國家的重大問題
。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是由作為權力機關的
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國家權力機關對政府組員、審判
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負責人員實行監督並有權罷免，以保證
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在行使職權時，必須遵照
人民的意志，維護人民的利益。這種制度，使政府、法院
、檢察院必須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使行政管理權、審判權和
檢察權。而資產階級議會是立法機關，總統不由議會產生
，而且對議會制定的法律有否決權，還可以解散議會。第
二，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對原選區或選民負責。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代表受原選舉單位的監督，原選舉單位有權依照
法律規定的程序罷免本單位選出的代表。地方各級人民代
表大會代表的選舉單位和選民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罷
免由他們選出的代表。代表如果不按人民的意願辦事，原
選舉單位和選民可以撤換甚至罷免，這種制度就能保證代
表要反映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利益。而西方議會議員選
出後，在任期內選民是不能撤換的。因此，人民代表大會
制度是人民行使管理國家權力的最好的政治制度，可以使
人民真正掌握國家的、民族的和自己的命運。黨的十五大
再次強調，我國實行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
會制度的政體，是人民奮斗的成果和歷史的選擇，必須堅
持和完善這個根本制度。這對於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
制度、實現人民民主，具有決定性意義。
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從建立到現在，得到不斷
的發展和鞏固。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對進一
步完善選舉制度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方面，進行了一系列
的改革，主要是
受擴大直接選舉的范圍，實行差額選舉
選舉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內容，是人民代
表大會制度的重要基礎。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人民行使管
理國家權力的最重要的政治權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
來，對選舉制度作了許多改革和完善，先後四次對選舉法
進行了修改和補充。
首先，擴大了直接選舉的范圍。受惠少惠年修改選舉法時
，把直接選舉代表的范圍由鄉、鎮一級，擴大到在縣一級
的范圍內直接選舉人民代表。在一個縣的范圍內，人民群
眾對本縣人員的情況比較熟悉和料解，實行直接選舉，有
利於發揚民主，能把代表人民利益的人選為代表，也便於
人民群眾對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實行有效的監督。縣
級人大代表的選舉十分重要，它是省、自治區、直轄市和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的基礎，擴大直接選舉的范圍
，是選舉制度的一項重大改革，對於發揚社會主義民主，
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改革和完善選舉制度的另一個重大措施，是實行差額
選舉。受惠少惠年修改選舉法時，確立了差額選舉的原則。各
級人大代表候選人的名額應多於應選代表的名額。在直接
選舉中，應當多於應選代表名額受/曉至受倍；在間接選舉中
，應當多於應選代表名額的受/多至受/電。差額選舉可以更好
、更充分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保證人民群眾充分行使民主
權利，選出他們認為真正能夠代表他們意志和利益的人。
電進一步健全和夾強人大常委會的組織
我國是一個有受電億多人口的大國，各民族、各地方、
各黨派、各階層、各方面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都需要
有適當數量的代表，人數太少了不行，一般每年開一次會
，不便經常進行工作。為料解決這個問題，要求夾強和發
揮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作用。全國人大常委會實質上成為代
表各方面的常務代表，人數較少，可以經常開會，討論決
定國家的重大問題。為此，受惠量電年通過的新憲法進一步夾
強了常委會的組織，主要是：
第一，人大常委會組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
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這樣就可以使絕大多數人大
常委會組員不兼任其他職務，是專職的。這樣做的好
處是，從職責上講，人大常委會要監督政府、法院、檢察
院的工作，不宜兼執；從時間、精力上講，人大常委會的
工作十分繁重，可以集中精力把常委會的工作做好。
第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受惠少惠年以
前只有全國人大設立常務委員會，地方各級人大都沒有常
委會，而是由人民委員會也就是人民政府行使權力機關的
常設機關的職權。為了發揮地方各級人大作為地方權力機
關的作用，受惠少惠年修改地方組織法時規定了縣級以上地方
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新憲法肯定了這一點。縣級以上地
方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有重要意義：(受)有利於地方各級人
大通過其設立的常委會開展經常性的工作，進一步發揮地
方權力機關的作用；(電)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在與憲法
、法律、行政法規不相抵觸的前題下，根據本地情況制定
地方性法規，有利於在法制統一的原則下發揮地方的積極
性；(曉)由人大常委會任免法院副院長、審判員、檢察院副
檢察長、檢察員，改變過去由地方人民政府任免的辦法，
有利於保證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
不受行政機關的干涉；(聯)有利於夾強對代表的監督，在大
會閉會期間，人大常委會可以撤換由它選出的上一級人大
代表。因此，縣級以上地方人大設常委會，是完善人民代
表大會制度的一項重大改革。
第三，增設了常設的專門委員會。受惠量電年通過新憲法
以前，全國人大的常設專門委員會只有兩個，即法案委員
會和民族委員會，預算委員會只在開大會時活動。為了夾
強人大工作，按照新憲法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陸續
增設了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現有民族委員會、法律委員會
、內務司法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教育科學文化衛生
委員會、外事委員會、華僑委員會、環境與資源委員會、
農業與農村委員會等九個專門委員會。這些專門委員會在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領導下，研究、審議和擬定有關議
案。向大會或常委會提出的議案，一般先經專門委員會審
議，這樣做的好處很多。(受)由於專門委員會各有分工，便
於分門別類地專門討論問題；(電)專門委員會的成員對有關
問題比較熟悉，研究有關的專門問題時，能夠更深入、更
周到；(曉)提議案的單位和有關部門可以列席會議發表意見
，有助於客觀、全面、系統、深入地研究問題、解決問題
。經過專門委員會的審議，有助於人大或人大常委會作出
的決定能夠更夾符合實際。
為了使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在審議、決定問題時
，能夠充分發揚民主，更好地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便
利代表、委員履行職權，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了全
國人大議事規則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規定了會議
次數、召開的日期和程序。為了使代表和委員在開會前，
能夠對會議審議的問題做好准備，以便更好地發揚民主，
進行審議，要求在一定期限前將會議討論的主要事項、法
律草案告訴代表和委員。常委會審議法律案一般實行三審
制，重要法律草案向社會公布，徵求意見。大會和常委會
審議工作報告時，國務院和有關部門、法院、檢察院要派
人參夾會議，聽取意見，回答詢問。常委會舉行會議時，
邀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常委會主任或副主任列
席會議，以便反映各地的意見，等等。通過完善民主的程
序，更好地發揚民主，使人大和常委會通過的議案，可以
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利益。
總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
人民當家作主，行使管理國家和管理社會事務權力的基本
形式。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只有通過夾強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會制度，才能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人民代表大會
通過議案的審議、研究，形成為法律，變為國家意志，變
成全體人民和全社會共同遵循的行為規范和行為准則。通
過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對各級國家機構領導人的選舉
、任免以及對各類國家機構工作的監督，實現人民的民主
監督。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各項議案的審議過程，就
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黨所選拔、推箭的幹部接受
人民群眾檢驗的過程，也就是實現黨對國家領導的過程。
因此，不斷夾強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新的歷史時
期黨帶領人民群眾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
『叄』 《如何認識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道路》的論文應該如何寫
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將「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 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如車之兩輪和鳥之雙翼，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可以說，法律是固國之根，道德是固國之本。因此，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時，同樣應該重視建設社會主義德治。 第一，以德治國是依法治國的補充。法律具有強制性，其背後有國家機器為支撐，因此是調節社會關系最強有力的工具。但是法律不可能滲透進社會層面的各個角落。於是，道德必然成為法律的補充，因為道德是依據社會輿論和人的內心信念維持的，它無時不在無處不有，與社會生活如影隨形。因此，強調以德治國，不但不會削弱依法治國。相反會使依法治國更加有力和有效。而且，從法律制定的層面看，任何法律都離不開道德的預設，它雖然體現著階級的意志，但也氤氳著道德的希冀。因之，依法治國離不開以德治國。 第二，以德治國是依法治國之「流」。當前，中國建設法治國家，其理論建構應該具有「源」和「流」兩個來源。所謂「源」，即社會實踐的需要；所謂「流」即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社會的實際需要就是理論形成之「源」，而以往的思想資料就是理論形成之「流」。馬克思也說過：「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根據馬克思所說的「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和恩格斯所說的「以往的思想資料」，來考察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其重要的方面和內容就是「德主刑輔」。所謂「德主刑輔」轉換成現代語言，就是「德治」為主。因之，「德治」思想就成為當代中國法治建設不可疏離的本土資源，或說是當代中國法治理念之「流」。中國歷史上傳統德治思想，是精華與糟粕雜糅並存的。因此對於傳統德治思想既不能生吞活剝，也不能棄如敝屣，而應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為大背景，使傳統德治思想獲得新的形態和生命力，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法治建設之需。關於德治思想，在中國古代主要體現在儒家思想中，但是由於中國近代國力衰微，飽受列強欺凌，國人希冀藉助西方治國理念以富國強民。因此，對法治的期盼和對德治的冷淡與日俱增，一些人將德治與人治劃了等號。誠然，就封建社會而言，德治即為人治，但是也應看到，德治並非封建社會所獨有，在民主政治條件下亦有德治。有學者雲：「德治有兩種，一是人治下的德治，二是民主基礎上的德治」，「德治與人治並無必然聯系。如果一個國家在民主基礎上實行德治，那就根本不會導致人治。」我們今天所需的以德治國，決非人治條件下的德治，而是要建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道德規范體系和價值觀念，如公平、正義、誠實、守信等等。以此「指導全體社會成員特別是作為社會公僕的黨政幹部的思想和心理，從而真正落實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建設。」所以，德治在不同社會條件下具有不同的形態，不可一概而論。即使在西方法治國家，也沒有否定道德的價值和作用。例如，「富勒、德沃金等自然法學家認為，法與道德具有不可分割的、必然的聯系，主張法律必須以道德為基礎並與道德要求相一致，因此，法律一旦失去其固有的道德性，就導致一個根本不宜稱為法律制度的東西。在2001年全國宣傳會議上，江總書記強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的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的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對於一個國家的智力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法治屬於政治建設、屬於政治文明，德治屬於思想建設、屬於精神文明。二者范疇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始終注意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以德治國的價值「就是要努力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發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奠定良好的倫理道德基礎，有效的運用倫理調控手段治理國家和社會。」這正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過程中德治的特殊意義。 五、建設有中團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借鑒西方法治中具有普適性價值的經驗，加快立法進程西方法治理念濫觴於古希臘，但作為一種文明則成型於資本主義制度。由於其制度性質，西方法治文明自然有其階級性和特殊性的一面。但是，西方法治文明也包含有人類普適性和共性的特質，正如恩格斯所說：「很少有一部法典是率直地、十足地、純粹地表示一個階級的統治的。也即是說，在法治理念中，階級性往往是隱含於普適性之中的。而法治理念中的普適性原則則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應予以借鑒的思想資源。近些年來，學術界對中國法治建設的研究中存在「移植論」與「本土論」之爭。實際上，「移植論」與「本土論」都未能辯證地對待西方的法治文明。「移植論」過於強調了法治文明的共性和普適性，忽視了其階級性和特殊性。而「本土論」則忽視了西方法治文明的共性和普適性的因素我們既要避免全盤西化，也要避免盲目排外，而要如魯迅先生所雲，採取「拿來主義」，「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對於拿來的東西，則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因此，對於西方法治文明，只有吸納和借鑒有益於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東西，才符合唯物辯證法。 中國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屬於後發型，因此應該借鑒先發國家的法治文明成果。這樣，我們可以少走彎路，實現跨越式發展。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借鑒和吸收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立法經驗，是人類文明成果的繼承，也是市場經濟客觀規律的要求
『肆』 《2014年中國法治發展報告》顯示，多少人參與的群體性事件最多
群體性事件發生的源頭：1事件出來沒有及時的跟進答復處理，造成處理版滯後事件惡化 2 群眾受到權蠱惑 3大的事件項目沒有暗中充分徵求社會意見 4沒有一整套處理的方案，事件出來產生慌亂 5小部分群體製造混亂沒有及時的監控 6群眾的想法心思不了解 7做事以家長式的行事方式 8脫離群眾比較遠，活在不現實中 9 項目或行事時脫離常規和道德底線。10腐敗造成的事件惡化。怎麼避免啊，只要用心處理就好，考慮一下哦
『伍』 行政訴訟法的實施對最近我國依法治國進程的作用 論文 2000字 求求求
新中國60年法治建設的探索與發展新中國成立6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創造了震驚世界的發展奇跡。在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中，新中國的法治建設也走過了60年的光輝歷程，開創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成功道路，譜寫了人類法治史上光彩奪目的輝煌篇章。
一、在創建新中國的進程中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廢除國民黨舊法統，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框架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我們黨經過28年浴血奮戰，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的成立，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政權基礎。我們黨領導人民，圍繞鞏固新生的國家政權、保障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順利進行，迅速著手創建社會主義法制，開啟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紀元。
徹底摒棄剝削階級的法律思想，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社會主義法律思想和原則。首先，明確了我國社會主義法律的本質和價值。毛澤東同志強調指出：「我們的法律，是勞動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維護革命秩序，保護勞動人民利益，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保護生產力的。」其次，創立了比較系統的人民民主專政理論。毛澤東同志深刻揭示了國體和政體的科學內涵與階級本質，創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思想。他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政體就是以民主集中制為基礎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第三，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運用法律手段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等思想。第四，確立了實事求是、走群眾路線、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等重要的立法原則。這些重要的法律思想和原則，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指明了方向。
堅決廢除國民黨舊法統，構建以「五四憲法」為統帥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框架。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徹底摧毀了國民黨政府的舊法統，為新中國的法制建設清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1954年，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正式頒布，確立了新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體制。毛澤東同志曾說，這部憲法，「使人民有一條清楚的軌道，使全國人民感到有一條清楚的明確的正確的道路可走」。正是沿著這條道路，新中國在短短兩三年時間里迅速制定頒布了近1000件法律、法令和法規，同時抓緊起草刑法、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等基本法律，努力構建新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
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確立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基礎的國家政權制度。舊的國家機器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而土崩瓦解，建立新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民主法治建設的迫切任務。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成立，從《共同綱領》、五四憲法的頒布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施行，新中國在法制的框架內實現了由多黨合作組成的民主聯合政府到人民民主專政政權體系的平穩過渡，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個真正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得以建立。
初步建立起新中國的法學教育、研究體系，培養了10多萬法學法律人才。在全面廢除舊法統的同時，新中國也拋棄了舊的法學教育制度，在學習借鑒蘇聯的基礎上建立起了新的社會主義法學教育、研究機構和隊伍。從1949年到1957年，新中國建立了10個全國高等政法院系，政法院校畢業生達13000多人，研究生近300人，輪訓了10多萬名司法幹部。同時，各法學學科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出版、發表了很多著作和論文，一些法學刊物紛紛創刊。這些成就為我國的法治建設、包括改革開放以後法學教育研究的迅速恢復重建打下了重要基礎。
二、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恢復和發展法治，確立法律的崇高地位和權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以鄧小 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特別是「文革」沉痛教訓的基礎上，作出了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上來，並圍繞這一重大轉變致力於法治的恢復、重建和發展，開創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時期。
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文革」結束後，痛定思痛，撥亂反正，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對法治建設重要性的認識產生了新的歷史飛躍。鄧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他還精闢地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在這一重要思想指導下，1982年憲法作出庄嚴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
重點抓立法，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具規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必須實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針。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我國現行《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試行）》、《行政訴訟法》等基本法律相繼出台。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制定頒布了三資企業法等涉外經濟法律法規。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94件、行政法規598件，從根本上改變了許多重要領域無法可依的局面，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建立健全司法機構、行政執法機構和法律服務機構。「文革」期間，我國法律機構基本癱瘓。1978年2月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決定重建檢察機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各級人民法院進行了恢復整頓，1979年9月重建司法部。隨著行政管理領域單行法律、行政法規相繼出台，工商、稅務、土地、衛生等行政執法機構恢復運轉。同時，律師、公證等法律服務機構也得以重建。到1982年底，各級各類法律機構基本得以恢復和建立，全國法律工作人員超過了100萬。
大力發展法學教育和研究，持續實施五年普法規劃。「文革」結束後，受到重創的法學教育和研究工作迅速恢復，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大繁榮局面。一個比較完整、以專門政法院校和綜合大學法學院（系）學位教育為主的多層次、多途徑、多形式的法學教育體系初步建立。各級法學會、各種法學研究機構、各類法學法制報刊應運而生。法學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得到快速發展，成果豐碩。為提高全民法律素質和法治意識，我國從1985年開始實施了4個五年普法規劃，目前已進入「五五」普法階段，通過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全民普法工作，有力推動了中國法治建設的進程。
三、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提出並堅持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後，以江澤 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繼續推進和深化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並圍繞這一目標提出實行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開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階段。
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依法治國、實行法治越來越重要而緊迫。1996年，江 澤 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和1999年憲法修正案正式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認下來，這標志著我國成功實現治國理政模式的根本轉變，意義重大而深遠。
加強立法工作，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強立法工作，特別是要抓緊制定和完善保障改革開放、加強宏觀經濟管理、規范微觀經濟行為的法律法規。按照這一要求，我國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環節，開始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框架，《公司法》、《合同法》、《中國人民銀行法》、《勞動法》、《對外貿易法》等各類規范市場主體、維護市場秩序、完善宏觀調控、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促進對外貿易等方面的重要立法陸續頒布，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與此同時，《憲法》修正案出台，《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重新修訂，《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立法法》等綜合性行政法律頒布實施。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件，行政法規353件，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
全面推進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成為依法治國的主要環節。1993年3月，國務院明確提出：「各級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嚴格依法辦事」。這是我國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依法行政。此後，我國規范行政行為的立法步伐明顯加快，規范行政執法和制約行政權力的力度明顯加大，推進依法行政工作取得重要進展。1999年11月，為適應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國務院頒布了《關於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決定》，要求各級政府「依法行政，從嚴治政，建設廉潔、勤政、務實、高效政府」，對全面推進依法行政作出了重要部署，標志著我國依法行政開始向重在「治官」和全方位推進轉變。
積極運用法治方式實現國家統一和維護國家主權，妥善處理國際經濟政治關系。根據《憲法》，先後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並依據憲法和上述兩個基本法於1997年和1999年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有力推動了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2001年，我國以加入世貿組織為契機，開始更加主動和有效地運用法律手段處理涉外經濟關系和經濟糾紛，大規模清理、修訂、廢除與世貿組織規則相沖突的法律法規，制定了《反傾銷條例》、《反補貼條例》、《保障措施條例》及相關司法解釋，法治在促進我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維護國家政治經濟利益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四、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確立黨依法執政的基本方式，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三位一體推進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 錦 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立足新世紀新階段，確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並圍繞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
確立依法執政，實現了黨執政方式的歷史性跨越。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黨與法治的關系既是整個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也是黨的建設及改革完善黨的執政方式的關鍵問題。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依法執政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執政的一個基本方式。」這是我們黨在深刻總結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執政經驗和法治建設經驗上，積極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客觀需要作出的一個戰略性論斷。胡 錦 濤同志強調指出：「依法執政，就是堅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不斷推進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法制化、規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體制、法治的程序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黨依法執政基本方式的提出，在中外共產黨執政史上，第一次科學解決了共產黨執政的基本方式問題。
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的立法工作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2004年對憲法進行了重大修改，頒布憲法修正案14條，修正條文數是現行憲法4次修改之最，並將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制定《監督法》、《反分裂國家法》、《行政許可法》、《物權法》等法律89件（含修改），《信訪條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行政法規180件。憲法及相關法、行政法、民商法、社會法、經濟法、刑法、訴訟和非訴訟程序法共七大部門的重要法律都已基本制定完成，與之相配套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也基本健全。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
提出與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三個至上」，為法治建設注入了新的動力，指明了前進方向。2005年底，黨 中 央在總結我國法治實踐經驗、借鑒世界法治文明優秀成果的基礎上，作出了要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重大戰略決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以依法治國為核心內容，以執法為民為本質要求，以公平正義為價值追求，以服務大局為重要使命，以黨的領導為根本保證。2007年底，黨中央進一步提出要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三個至上」的提出，標志著我們黨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規律，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規律，對以法治保障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規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和更加全面的把握。
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為適應推進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要求，2004年3月，國 務院頒布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首次明確提出經過10年左右堅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標志著我國法治政府建設開始步入全面規劃和整體實施的新階段，在推進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為了貫徹落實《實施綱要》，國 務院又先後重點抓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行政執法責任制、行政復議、市縣基層政府依法行政等工作，在2008年5月頒布了《關於加強市縣政府依法行政的決定》，在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
新中國成立60年來的法治建設，凝聚著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巨大的政治勇氣、理論智慧和不懈探索實踐的心血。其間雖有曲折和坎坷，但最終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法治地位和法律權威得到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全面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新中國法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實踐永無止境，創新永無止境。中國共產黨人將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規劃和加快推進新世紀新階段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努力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推進到新水平和新階段。
『陸』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法制建設取得的成就
是這個嗎?
194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
1950年的土地改革運動開始；
1951年的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的土地改革；
1958年 「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 ，1959年 的「反右傾」斗爭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
1966年 「文化大革命」開始；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
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聯合國恢復我國合法席位；
1978年底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82年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
1987年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
1992年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
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
2001年北京申奧成功
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2003年我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
鐵路進藏：西藏鐵路已經全面開工建設，實現了世界屋脊一小段西藏歷史一大步
2004年第28屆奧運會我國體育健兒在奧運會上取得優異成績2008:成功舉辦奧運
1977年 恢復高考1982年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
1983年 中國第一台巨型計算機誕生 1952年 抗美援朝戰爭取得勝利
1984年7月29日，許海峰射落了中國奧運史上的第一枚金牌
2003年2月，非典爆發；
2005年10月12日，神舟六號載人飛船發射成功；
2008年1月，中國南方大部遭遇了百年難遇的冰雪災害；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發生8.0級特大地震，
『柒』 中國的法治發展的歷史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提出：「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國民黨舊法統的滅亡。國民黨舊法統的廢除，宣告了國民政府政權的徹底終結，為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排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 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我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
1954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誕生，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也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新中國的法治發展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也歷經曲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1982年憲法作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並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指導下，我國現行基本法律相繼出台。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還制定頒布了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條，行政法規353條，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此，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主要內容、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奮斗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所取得的一項極其重大的成就。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與此同時，我國公民法律素質明顯提高。
由上可知，我國法治建設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了輝煌歷程，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時毋庸諱言的是，我國法治建設也歷經曲折和磨難，在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環節也的確程度不同地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國法治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存在的不足。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奮斗目標的指引下，不斷把我國法治建設勝利地推向前進。
『捌』 國務院部門透明指數的法治報告
中國社科院發布法治藍皮書，內容涉及司法政府透明度報告等，重慶市人民檢察院在省級檢院中透明度排名第一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了《中國法治發展報告No.12（2014）》（以下簡稱「法治藍皮書」）；內容涉及2013年查處的公職人員統計，對2014年反腐敗行動障礙的預測，以及司法和政府部門透明度指數的報告。
雖然三大內容里提到了不少數據，但最突出的還是國家鐵路局的透明指數為「0」；被查處貪官過半栽在了「59」歲；2014年兩個月就查了腐敗官員「79」個。
81個法院司法透明度的平均分為42.1分，及格率為18.5%。上海高院排名第一，最高院排在第21位。而在檢察機關評測中，最高人民檢察院（53分）表現優異，居2013年度全部測評對象之首，重慶次之；在省級人民檢察院中，重慶（52.5分）則高居榜首。
省級人民檢察院透明指數
重慶 52.5
湖北50
廣東49
湖南44
山東42.5
不少法院不敢公開或滯後公開信息
報告稱，有些法院對公開與穩定關系的認識還不到位，對群體性案件未能脫敏，不敢公開，認為公開影響穩定。同時，法院信息公開存在滯後現象。本年度預算和上年度決算以及「三公經費」公開也面臨類似問題。法院聯系電話的有效性也較差，與公眾的互動渠道不暢通。
報告顯示，公眾旁聽案件庭審的權利未得到有效保護。旁聽是公眾監督案件庭審最為直接的方式。可法院普遍對公眾旁聽權的行使設置門檻，如要求攜帶身份證，甚至要求聯系主審法官；還有不少法院的工作人員對旁聽事宜不熟悉，有的甚至直接拒絕公眾旁聽。
不少部門以落實保密規范自保。報告提到，在申請國務院部門公開人事方面信息的時候，項目組遇到眾多部門以涉及國家秘密為由拒絕公開的情況。這些部門所依據的保密規范為《人事工作中國家秘密及其密級具體范圍的規定》。該文件出台於20世紀80年代，已完全不能適應當前國家推行人事編制信息公開的政策和做法。 被查處貪官，「59歲現象」明顯
據中紀委公開的數據，截至2013年12月，其2013年查處的公職人員中，共披露有123人的詳細信息。其中，51歲至60歲年齡段人數最多，占總人數的53.7%。而以往官員「裸退」就「平安著陸」的慣例正在被打破。
部分公職人員希望在離職前撈一把
藍皮書指出，公布信息的123人中，有31名涉嫌違紀違法的中管幹部已結案處理和正在立案調查。而這31名落馬官員中，「59歲現象」明顯。「59歲現象」是指公職人員在臨近退休年齡之際，利用手中的權力大肆貪腐的現象。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治國情調研室主任、《法治藍皮書》主編、研究員田禾告訴記者，由於在職和退休待遇相差較大，部分公職人員具有心理落差。另外，「臨近退休，部分掌握權力的公職人員往往希望在離職前撈一把。」
不少官員為晉升追求高學歷
藍皮書指出，被查處公職人員的最低學歷為大專，最高學歷為博士。其中，研究生以上60人，佔48.8%。
原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劉鐵男，官方簡歷稱其是經濟學碩士、工學博士，還曾獲名古屋市立大學「修士學位」，但後被指涉嫌偽造。在當前，確實也存在不少官員把高學歷作為仕途晉升的砝碼。
田禾表示，貪腐與受教育程度無直接關系，關鍵在於權力是否受到了有效的監督制約，是否有效防止權力集中於少數人手中。
腐敗公職人員中廳局級官員最多
在被查處的123名腐敗公職人員里，廳局級（含副職）人數最多，為70人，佔56.9%；省部級（含副職）、縣處級（含副職）位列第二、第三位。此外，事業單位、國有企業、人民團體中涉案人員比例越來越高。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治國情調研室副主任、法治藍皮書工作室主任、副研究員呂艷濱表示，從實際權力結構來看，廳局級官員是公職人員中堅力量，其直接掌握著大量與市場和資源有關的行政審批權，權力如果不受約束，貪賄的可能性就會增大。
被查處人員年齡分布
31-40歲1人
41-50歲21人
51-60歲66人
61-70歲13人
不詳22人
被查處人員文化程度
大學（含大專） 36人 29.2%
研究生及以上 60人 48.8%
學歷不詳 27人22%
被查處人員所在單位性質
事業單位 15人12.2%
黨委 26人21.1%
政府 48人39%
人大 6人4.9%
司法機關 2人1.6%
國有企業 15人12.2% 兩月查處79官員，裸官監管需加強。
根據中紀委網站披露的數據，進入新的一年，反腐勢頭依舊未減。2014年至今，僅兩個月的時間，中紀委監察部網站就公開了約79名公職人員被查處的信息，涉及18個省份。但藍皮書專家組認為，2014年，反腐敗仍然會遇到諸多障礙。
由於中國相關的法規和管理體制尚不完善，加上中國與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在引渡、罪贓移交等方面存在制度差異，使得腐敗公職人員外逃後能夠得到某種庇護。田禾表示，需加大對「裸官」以及其他可能外逃公職人員的監管。摸清裸官的數量，加強裸官監管，要求其申報海外資產；要加強公職人員出入境管理，防止公職人員的非正常出境。
田禾指出，有關部門在2013年底就出台了申報海外資產的規定，將對貪官隱匿財產、規避制裁是一個沉重的打擊。2014年還將明確財產公開接受社會的監督的途徑。此外，網路將繼續成為反腐敗的重要渠道。
藍皮書預測，2014年繼續對腐敗行為保持高壓態勢，並將就如何進一步鞏固反腐敗工作的成果，研究有效制約和監督權力運行的體制機制。田禾分析，隨著中央懲治腐敗力度的不斷增大，持續推動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範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的加快形成。
『玖』 政治研究性學習:我國法制建設
摘 要：中國社會保險法經歷了初創與調整、破壞、重建、全面建設和發展等階段。社會保險法制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社會保險概念的界定達成共識，制度框架已經明確；制度轉型的任務基本完成，國家立法具備了較好的基礎；社會保險立法有了憲法依據；社會保險法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立法開始提速。但社會保險立法存在理念落後，基本法律缺失，法律規范不統一甚至混亂，法律實施機制偏弱，缺乏法律救濟制度等問題。。加快和完善社會保險立法必須樹立科學的立法理念，制定高位階的社會保險法律，強化社會保險法律的實施機制，健全社會保險權利救濟制度。
關鍵詞：社會保險，社會保險權，立法，社會保險法律
社會保險權是社會保障權的核心內容，是一國公民的基本人權。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人人享有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客觀上，只有完善的立法，才能使公民的社會保險權從應然的權利轉化為法定權利進而轉化為現實權利。制定並出台《社會保險法》，關繫到「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治國方略的實現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險法》已經被列入立法規劃，在此背景下，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社會保險法制建設的現狀，總結其利弊得失並對其未來發展進行展望，有利於為《社會保險法》的制定提供理論指導。
一、中國社會保險法制建設之歷程
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形成了以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等不同形式的規范性文件和相關的政策構成的社會保險法制體系。社會保險法制在相當程度上指引和規范了社會保險制度建設，成為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和發展的指南。經過多年的改革和試點，中國特色社會保險體系框架開始形成，初步建立了獨立於企事業單位之外、資金來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規范化、管理服務社會化的社會保險制度。社會保險已從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國家負責、單位包辦、封閉運行的制度安排，轉向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責任共擔、社會共濟的保險體制。社會保險的基金來源改變了過去國家包攬的狀況，實行了國家、單位和職工個人三方合理負擔，並在主要項目上實行了社會統籌。我國公民的社會保險觀念也發生了重大轉變，即從完全依附國家、單位轉向責任共擔，這表明我國社會保險制度轉型過程中的艱難任務已經基本完成。社會保險方面的大量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已經成為國家立法的寶貴資源，社會保險國家立法已經具備了較好的實踐基礎。
(三)社會保險立法有了憲法依據
2004年的憲法修正案對社會保險的相關問題作了兩個重要規定：「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和「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該憲法修正案對社會保險立法的意義在於：一方面從根本大法的高度規定了社會保障制度，昭示著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是國家責無旁貸的責任，從以往的黨和政府的決定、主張上升為國家意志；另一方面把包括社會保險權在內的人權人憲，使得社會保險法的立法根基得以確立。「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和「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條款使得我國的社會保險立法有了憲法原則依據以及憲法規范依據。
社會保險法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社會保險立法開始提速
長期以來，我國的社會保險法一直被認為是勞動法的一部分，而勞動法盡管歷史悠久，但在我國卻是一個長期不被重視的、遭受「冷遇」的法律部門，至於包括社會保險法在內的社會法更是不在人們的視野中。然而，作為與經濟並列的社會領域的事務也需要法律加以調整，公民政治權利和民事權利之外的社會權利也需要法律加以保護，於是社會法應運而生，並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社會問題的增多而逐漸受到重視。2001年，九屆人大第四次會議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應該包括社會法在內的7個主要的法律部門。自此，社會法被認為是一個獨立的重要的法律部門，它承載著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尤其是公民社會保障權的功能，引起了法學界和社會保障學界的廣泛關注。在此背景下，曾經擱置多年的《社會保險法》，又被提到立法議程。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把制定《社會保險法》列入立法規劃，社會保險立法開始走上快車道。
三、中國社會保險法制建設之反思
由於社會轉型、東西部差距和城鄉二元結構等原因，我國在社會保險法制建設上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就，為今後的社會保險立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但也存在著現實的迫切需要與立法相對滯後的矛盾。
(一)社會保險立法理念落後
當今社會，社會保險(保障)權利已成為人權概念的重要組成部分。尊重和保障人權，尊重人的價值和尊嚴，滿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合理性，是人道主義的基本要求，也是現代社會保險立法的起點和歸宿。從法理方面看，社會保險法無非是公民社會保險權的確立和實現問題，社會保險法是權利保障法，即社會保險立法的首要任務是規定社會保險權利的享有和保障。權利是目標與基礎，權利處於基本的主導地位。然而，目前，社會保險權利保障的理念遠未被學界和立法者所認同，社會保險立法更多地定位於事本位而非人本位。我國社會保險制度是因為國有企業改革使得原有的單位保障功能弱化而逐漸受到人們重視的，社會保險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多是就事論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沒有自己的邏輯基礎和理論定位。缺乏先進的立法理念，必然導致在社會保險法的基本價值、原則、適用范圍等重要問題上無法形成共識，導致社會保險立法基點不當，缺乏前瞻性、主動性和回應性，阻礙了社會保險法律制度建設。
(二)社會保險基本法律缺失，社會保險法治化程度較低
立法先行、制定高位階的社會保險法律是世界各國社會保險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基本經驗。在社會保險制度建構方面，我國雖頒布了大量的規范性和非規范性文件，但非常遺憾的是，在名目繁多的法律文件中，卻沒有一部專門調整社會保險關系的基本法律——社會保險法。社會保險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對其進行規范的社會保險制度理應是基本法律制度，根據憲法理論和我國《立法法》的規定，涉及社會保險的重要事項的立法應該由法律規定。盡管，早在1994年，全國人大就把《社會保險法》列入當屆人大必須制定的115部法律規劃中，其中排列第41位的《勞動法》已於1995年出台，而位列第39位的《社會保險法》至今仍處於千呼萬喚之中。社會保險基本法暫付闕如，對社會保險的規范主要是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及各部門的規章。在現行的社會保險的各項單行制度中，也鮮有專門的法律。社會保險基本法的缺位，導致我國社會保險制度缺乏權威性、公平性、透明性、穩定性和可操作性，難以定型；導致社會保險法律規范的效力層次偏低，體系功能弱化，與社會保險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的法律地位極不相稱；導致遵從社會保險內在規律和本質要求的相關法律制度無法及時建立起來，一些本應由法律來調整的社會保險關系一直游離於法治之外。社會保險基本法的缺位使得我國的社會保險制度長期處於非法治化的、政府單方面主導而難以兼顧責任主體各方利益的不合理狀態。這種不合理狀態，既阻礙了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的可持續發展，也與現代法治國家的「法律之治」的基本要求以及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相去甚遠
(三)社會保險法律體系內容存在局限性
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險法律體系中，社會保險法規或政策的適用范圍明顯過窄，享有社會保險的對象是非常有限的，社會保險僅僅是一部分社會群體的「專利」，覆蓋全體公民的社會保障制度還沒有真正建立。第一，廣大農村的社會保險制度僅處於起步階段，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幾乎被排除在社會保險制度之外。盡管我國開始探索農村養老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但制度尚未定型，大量的農民還沒有被納入社會保險制度內，無法享受到應有的社會保險權益。第二，城鎮社會保險覆蓋面也比較窄。我國社會保險制度是針對正規用人單位「固定」的就業形式而設計的，沒有充分考慮到勞動關系多樣化、復雜化和就業方式靈活化等因素。大量的農民工、非公有制企業職工等靈活就業人員沒有被納入社會保險制度，他們很難享有社會保險利益。近年來，我國社會保險開始打破長期以來只覆蓋城鎮固定職工的格局，以不同的方式向農民工延伸，但總體上看，城鎮社會保險體系基本上沒有覆蓋農民工，如大多數農民工沒有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醫療保險的參保率低，傷殘得不到經濟賠償和治療。」大量的非正規就業的職工不能享受到社會保險待遇，不同所有制企業的社會保險也存在很大差異。這些情況大大地破壞了社會保險制度的公平原則。
(四)社會保險法律規范的不統一和混亂
我國在保險法制建設方面，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少，國家行政機關制定的法規和地方立法機關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多，立法主體多元，層級無序，規范分散。如關於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國務院統一發布了通知，確定了兩個試點方案，允許地、市以上的政府根據本地情況自主選擇，結果是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選擇不同的實施方案，造成這項本應全國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處於不統一的混亂局面。近年來，還有一些省市以地方性法規的形式制定《養老保險條例》，進一步固定了養老保險地方化的格局。立法主體的多元直接造成全國社會保險制度的不統一，制度定型難度加大。立法層級的無序導致社會保險法律、法規、規章、政策等存在法出多門，互不統轄甚至相互矛盾的現象，這給社會保險法的實施帶來了不良的影響，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現了社會保險「有法難依」的困境。例如，農業部等五部委頒布的《減輕農民負擔條例》中，把「合作醫療」列為農民負擔不許徵收，有些地方也將社會養老保險的開展視為增加農民負擔。這些行政法規或政策性規定與社會保險法律法規缺乏協調，嚴重影響了社會保險制度的威信和可持續性。
(五)社會保險法律實施機制薄弱，缺乏合理約法律救濟制度
法律責任制度是法律規范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也是法律強制力的直接體現。我國社會保險法在立法技術方面，缺少對違法行為進行制裁和對不作為行為進行追究的法律責任制度。法律責任制度的缺失導致法律實施機制薄弱，社會保險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失靈，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指引、激勵、規范、制裁和保護功能。現有的社會保險法規不具有法律的權威，社會保險領域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突出。
有權利必有救濟，沒有救濟的權利不是權利。社會保險權需要法律救濟措施。許多發達國家都建立有專門處理社會保險糾紛的機構，使社會保險方面的爭議能夠得到便捷、高效、合理的解決，以有效地保障公民的社會保險權。我國不僅沒有建立專門處理社會保險糾紛的機構，沒有便捷、高效的解決爭議的程序，甚至還出現過由某市社會保險局和市高級法院「協商—致」，下發文件規定勞動者依法要求用人單位補繳養老金案件不屬於法院管轄范圍、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也不能受理的怪現象o。這剝奪了勞動者提起仲裁和訴訟的權利，勞動者的社會保險權成為紙上的權利。
四、中國社會保險法制建設之展望
根據上文分析，我國社會保險法制建設既有成就也存在不足。這些不足讓我們看到了加快和完善我國社會保險立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一)樹立科學、先進的立法理念
社會保險(保障)權是一項基本人權的思想已經成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共識和構建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依據。從法理上講，社會保險權屬於生存權這一人權的基本范疇，其核心內容是公民在遭遇社會風險(年老、傷害、疾病、失業、生育等)時，可以請求國家和社會提供物質幫助，以確保每一個公民有尊嚴地、體面地生活，共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社會保險法本質上是國家對公民社會保險權的保障和救濟，社會保險立法的邏輯起點和歸宿是公民的社會保險權。社會保險法是權利保障法並非僅是社會保險事務管理法，更不是社會保險管理的權力分配法。這是現代文明和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最不能容忍的是對公民權利的漠視、忽視甚至權利的被剝奪。2004年我國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因此，保障公民的社會保險權，維護社會公平，讓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地分享社會發展成果，應該是我國社會保險立法的基本理念。
(二)加快制定高位階的社會保險法律
立法先行是世界各國社會保險制度建設或變革的普遍規律。自19世紀末以來，德、英、美、日等發達國家大都通過社會保險(保障)立法，從法律上確保社會保障制度的存在。只有通過社會保險立法，公民的社會保險權利才能從應然的權利向法定權利轉化，再從法定權利向現實權利轉化，公民的社會保險權才能真正實現。考察西方的社會保險立法，我們可以發現，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在社會保障立法方面存在分歧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因為，社會保險制度安捧涉及政府、企業與個人的責任分擔和不同社會群體或利益集團的利益調整。許多社會保障立法事實上是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相互博弈與妥協的結果。對社會保險來說，立法的意義不僅在於對社會保障制度的權威規范，更在於實現社會保障責任與權益的合理配置。出台由全國人大——民意機構審議的(社會保險法》，能有效避免政府單方面主導社會保險政策而難以兼顧責任主體各方利益的缺陷，從而確保社會保險的各項制度更為公平合理。此外，社會保險權屬於公民的基本人權，根據我國《立法法》的規定，社會保障(險)的主要事項應該由全國人大制定法律。還有，制定《社會保險法》可以使社會保險主體權利義務和職責明晰化，有利於社會保險制度的定型，形成社會公眾確定的心理預期，維系社會誠信。基於法律的國家強制力和巨大的權威性，可以使社會保險糾紛依法解決，社會保險制度有效運作並持續發展。總之，加快社會保險立法步伐，制定高位階的社會保險法律不僅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要任務之一，而且已經成為完成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必要條件及構建和諧社會的當務之急。
(三)在立法技術上應當制定綜合的、統一的社會保險法
社會保險的立法模式有以英國、法國等為代表的多部社會保險單項法律並存，相互之間不存在隸屬關系的分散立法模式和以美國為代表的集多項社會保險項目為一體的綜合立法模式。我國1994年在社會保險法的立法規劃中，採用的是綜合立法即制定綜合的、統一的社會保險法模式。目前，關於社會保險的立法模式存在較大爭議，如有學者認為我國的社會保險立法應該採取化整為零的分散立法模式，即針對社會保險的不同項目(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等)分別立法，條件成熟時再制定社會保險基本法②。
本文認為，社會保險分散立法的觀點值得商榷。第一，分散立法固然有比較靈活、便於修訂等優點，但是，分散立法由於缺乏統攝全局的社會保險基本法的制約，非常容易產生社會保險各單行法律之間的重復、矛盾和沖突。因此，國際勞工局專家組在《展望21世紀：社會保障的發展》的研究報告中主張「分散的社會保障法律應綜合並盡可能匯集起來，法律應當用最清晰的合理的語言來起草」的建議，值得我們在選擇立法模式時予以重視。第二，從國外的經驗看，固然大多數國家的社會保險立法都經歷了從某一項社會保險制度開始，立法內容逐漸擴展，從單一到綜合的過程，但綜合立法不是沒有成功的先例。美國就基本上是以其綜合性的立法即1935年的《社會保障法》而著稱的。智利也在1924年制定了綜合性的社會保險法。而原先採用分散立法的國家如德國，為了使社會保險立法系統化和明朗化，於1970年進行了《社會法》的法典編纂。美國、智利綜合性立法模式和德國的《社會法》法典編纂的經驗，充分說明社會保險制度是具有內在的統一性的，這也是我們選擇《社會保險法》立法模式時需要參考的因素。第三，在我國目前社會保險制度零亂、立法層次低、立法內容粗疏的情況下，必須制定一部綜合的、統一的社會保險法，以規范社會保險各項目所具有共性的內容，解決當前社會保險制度建設中急需解決的若干突出問題，為社會保險制度定型確立法律框架。實際上，即使採取分散立法，也不可能對社會保險的具體制度和事項做出特別詳細的規定，反而會造成立法的分散、重復和立法資源的浪費。而制定綜合、統一的社會保險法，規定社會保險的基本原則和重要制度，至於各項社會保險制度的具體模式、各項社會保險待遇的計算辦法等具體事項，可以留待行政法規或者法律解釋等作規定，為社會保險具體制度的發展留出空間，這是目前非常現實、經濟、有效的選擇。
我國的社會保險法應該以建立全國統一的法律體系為目標，制度框架應該包括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公務員退休養老、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臉、工傷保險、生育保險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等項目。社會保險法還應對政府的社會保險職責、社會保險費徵收體制、社會保險待遇、社會保險經辦、社會保險基金監管、法律責任等重要問題做出規定。
(四)強化社會保險法律的實施機制，健全社會保險權利救濟制度
社會保險法律制度功能和效用的發揮需要有強有力的法律責任制度和權利救濟措施做後盾。一方面，社會保險法要加強法律規範本身的強制性，建立相關的法律責任制度，對拒絕繳納法定的社會保險費，拒不履行社會保險支付義務的，挪用、侵佔、貪污社會保險基金的等行為，依法追究行為人的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關於刑事責任，考慮到需要和刑事立法相協調，可以在社會保險法里作一概括規定，然後由立法機關通過刑法修正案或刑法解釋的方式，對社會保險方面的刑事犯罪做出規定，從刑法方面為社會保障制度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權利救濟制度是社會保險法實施的另一條保障線。國際勞工局在《展望21世紀：社會保險的發展》中明確指出：「人們對他受到任何社會保障機構的對待方式應有提出控訴的明確權利。假如此種控訴在社會保障機構本身范圍內的控訴程序不能滿意的話，應提交給一個獨立的主管機構處理。」這充分說明，社會保險權利的救濟，除了需要社會保障系統內部的行政救濟外，還需要相應的司法機構。按照我國1994年勞動法的規定，社會保險爭議屬於勞動爭議的一部分，爭議解決必須在勞動爭議的框架內，依據勞動爭議的解決機制進行。2001年5月7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布了《社會保險行政爭議處理辦法》，改變了過去在勞動爭議的框架內，依據《勞動爭議處理條例》解決社會保險爭議的具體規定，擴大了社會保險當事人權利救濟的渠道，是我國社會保險權利救濟制度的重大發展。社會保險是涉及面廣，與社會成員利益密切的制度安排，由此產生的爭議帶有特殊權益爭議的性質，爭議能否得到合理快速的解決，直接關繫到公民權利的實現和社會秩序的維護。為了保障人們社會保險權的實現，維護社會秩序，社會保險法需要規定社會保險爭議的解決程序，借鑒國外普遍實行的專門法院審判方式，設立專門的社會保險審判機構，專門從事社會保險爭議案件的審理，使公民的社會保險權在遭到侵害時獲得及時、便捷、有力的司法救濟。
初二，要是覺得多了，就減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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