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著作

① 法家思想主要包括哪幾方面有哪些著作嗎

法家著作：《管子》、《商君書》、《韓非子》。法家思想：

法家主張富民強國，認為經濟是國家、社會發展的主脈，只有經濟發達了，人民吃飽了，國家才會強大。這些關系是相輔相成的，人民吃飽了，國家的戰鬥力就強；國家的戰鬥力強，就不受欺負，民眾就能夠過上好日子，於是民眾就富足了。可是一個國家經濟的發達，在古代卻不一定代表著民間的生活就富足，例如宋朝時期，所謂中國經濟最發達的一個時代，那個時候卻也是民間起義最多的一個時代，起義原因就是吃不飽飯。

法家認為，如果決策的聲音過多的話，會引起內部矛盾，會讓內部的聲音顯得不統一，所以必須要有一個決策人，這個人就是皇帝。雖然古代的各種思想都是以皇帝為主的，但是法家的這種君主專制的思想，確實霸道式的認為君主擁有一切的決斷權。這種想法過於極端，古代出現過很多皇帝手中權力過於集中，但為人卻不英明，而導致天下百姓苦不堪言的事情。

② 袁曙宏的著作及貢獻

（一）著作
1、 《WTO與行政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 《轉型中的政府——上海浦東新區政府體制創新報告》，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
3、 《社會變革中的行政法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 《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論研究與實證調查》，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5、 《全國「四五」普法統編教材——幹部法律知識讀本》中的《中國行政法律制度》（10萬字），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6、 《行政法律關系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7、 《行政處罰的創設、實施和救濟》，中國法制出版社1994年出版，1997年修訂再版
8、 《行政復議概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9、 《行政訴訟法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其他參與撰寫著作20餘本
（二） 論（譯）文
1、 《論建立統一的公法學》，《中國法學》2003年第5期
2、 《論社團罰》，《法學研究》2003年第5期
3、 《論加強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法學論壇》2003年第2期
4、 《要強化依法行政觀念》，《求是》2002年第17期
5、 《行政訴訟的五大難點》，《人民日報》2002年1月30日
6、 《論我國行政訴訟制度的完善》，《行政法論叢》2002年第5卷
7、 《新世紀我國行政立法的發展趨勢》，《行政法學研究》2002年第3期
8、 《論建立市場取向的行政許可制度》，《中國法學》2002年第5期
9、 《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對鄧小平法治理論的實踐與發展》，《新視野》2001年第6期
10、 《論行政法治原則的地域化》，《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01年秋季號
11、 《政府形象論綱》，《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
12、 《法治：中國21世紀的政治宣言》，《中國改革》2000年第1期
13、 《由人治行政向法治行政轉變的十大標志》，《北京日報》2000年1月17日
14、 《法治規律與法治道路斷想》，《法制日報》2000年11月12日
15、 《論行政法律關系的產生》，《江蘇社會科學》2000年第6期
16、 《西方國家依法行政比較研究——兼論對我國依法行政的啟示》，《中國法學》2000年第5期
17、 《面向新世紀的行政法》（譯），《行政法學研究》2000年第3期、2001年第1期
18、 《依法行政是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場深刻革命》，《法制日報》1999年11月15日
19、 《依法治國的局部實踐（之一）－－南京依法治市調查報告》，《中國法學》1996年第6期
20、 《依法治國的局部實踐（之二）－－人民是推動本溪十年依法治市的根本動力》，《行政法學研究》1998年第1期
21、 《依法治國的局部實踐（之三）－－十三城市依法治市狀況問卷調查分析報告》，《求是學刊》1999年第4期
22、 《研究鄧小平行政法治理論，加強行政組織法制建設》，《中國法學》1998年第4期
23、 《現代行政法本質上是平衡法》，《中外法學》1996年第5期
24、 《行政處罰——一個重要的行政法學范疇》，《中國法學》1994年第6期
25、 《行政處罰的實施》，《法學研究》1993年第4期
26、 《論我國國家賠償的歸責原則》，《中國法學》1991年第2期
27、 《改革和加強鄉鎮政府的部門行政管理工作》，《中國法學》1988年第1期
28、 《論行政法與經濟法的劃分》，《西北政法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
29、 《論行政法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作用》，《法學研究》1986年第2期
30、 《法國行政法院的歷史與現狀》（譯），《國外政治學》1986年第5期
31、 《我國行政工作人員考核制度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導刊》1985年第2期
32、 《建立具有我國特色的行政法學體系的若干問題》，《中國法學》1985年第4期
其他公開發表法學論文100餘篇 1、 主持完成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依法行政比較研究》
2、 主持完成了司法部重點科研項目《依法治國實踐研究》
3、 主持完成了司法部重點科研項目《依法治理研究》
4、 主持完成了國務院法制辦重點委託課題《國務院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方案（專家建議稿）的研究與擬定》
5、 正在主持完成司法部重大科研項目《加入WTO與建設法治政府》
6、 正在主持國家行政學院與歐盟合作的《中歐公共管理》子項目：《戰略政策研究》
7、 主持完成了上海浦東新區政府重大委託課題《上海浦東新區創新政府體制和管理模式研究》。

③ 西遊記是一部古典體現依法治國的思想著作嗎

不是，西遊記是體現庶民階級勇於反抗封建統治者的思想巨著

④ 沈家本 依法治國

中西方法制的「冰人」： 沈家本
沈家本(1840-1913)，字子淳，別號寄簃。浙江歸安(今湖州吳興縣)人。其父曾在清朝刑部任職多年，熟悉法曹，精通律例。得父親之提攜，24歲的沈家本進入當時的最高法律機關———刑部，任郎中，開始接觸律例。其間，歷經磨難的沈家本，先後考取舉人、進士。在近三十年的刑曹閱歷後，1893-1897年出任天津知府。1902年，受當時三位朝廷重臣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的聯合舉薦，沈家本與伍廷芳一道出任修律大臣，他們的舉薦理由是「刑部左侍郎沈家本，久在秋曹，刑名精熟。」

出任修律大臣的沈家本，在此後的十年間，親歷親為，拉開了大規模修訂法律活動的序幕。其間，沈家本改刑部律例館為修訂法律館，建立了近代法律改革的組織機構。同時，大量招聘留學海外的法政人才，翻譯西方各國的法律，盡可能地了解掌握更多的西方法律狀況，完成了修訂法律的前期准備工作。與此同時，沈家本參照近代西方法律基本理念，著手刪改舊律，包括禁止刑訊、廢除重法、刪減死罪條目、改革行刑體制、刪除奴婢條例、禁止人口買賣、統一滿漢法律、完善秋審制度等，努力實現著清政府提出的「將一切現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妥為擬議，務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的法律改革目標。與此同時，沈家本以自己卓越的立法貢獻，奠定了在中國法律現代化進程中不可動搖的歷史地位，並博得「中國法律現代化之父」的美譽。鑒於此，著名的法律史學家楊鴻烈稱其為「媒介中西方法制的一個冰人(媒人)」。

能夠成為中國傳統法律向近代轉型時期的標桿式人物，得益於沈家本「參考古今、博稽中外」的「會通」思想。他說：「當此法治時代，若但證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討中法，在法學不全又安能會而通之，以推行於世。」至於怎樣實現中法與西法之間的會通呢？沈家本堅持認為：「我法之不善者當去之，當去而不去，是為之悖；彼法之善者當取之，當取而不取，是為之愚。」在改革的過程中，虛心豁達，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法律放置到同一個平台上，一體同視，擇善而用，綜合考訂，並由此來推演中國近代法學的發展之路，這對於出身官宦之家、自幼熟讀史書、受儒家正統文化影響至深的沈家本來講難能可貴，更是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不能忘記其開創性貢獻的原因。

中國古代的法治文明源遠流長，其中不乏合理性的因素。面對洶涌而來的「西潮」，沈家本保持了堅定的述古立場。他對中國古代法律典籍進行了全面的考證與梳理，對古代法制之歷史演進、歷代法治之沿革得失，皆有精深的研究和獨到的見解。最能表現沈家本以法為業、博古論今的著作是《法學盛衰說》。沈氏在總結歷代法(律)學與政治之關系得失後，提出「法學之盛衰，與政之治忽，實息息相通」。他進而推論說，法學盛，未必政盛。但法學衰，則政必衰。而法學衰的一個根本原因，乃是立法者自己不守法，「法立而不守，而輒曰法之不足尚，此固古今之大病也。」沈家本自己的法制理想，則是「一法立而天下共守之」。將法學之盛衰與政治之興盛關聯起來，在清末社會變革的大背景下，對於推進法制進步，意義尤為重大。

在清末法制改革過程中，有兩次大的思想辯論，即「部院之爭」和「禮法之爭」，沈家本都直接參與其中，引經據典，宏論中外，闡幽發微，啟迪智慧，將近代法制理念牢牢地植入古老的中國社會。「部院之爭」發生在1906年官制改革中。當時，改刑部為法部，專任司法。改大理寺為大理院，專任審判。沈家本被委以重任—-署大理院正卿，負責籌設大理院。但法部所掌司法范圍，大理院所掌審判范圍，兩者如何劃分，官制改革方案並沒有正式解釋。由此，(法)部與(大理)院之間在審判許可權、人事任免、行政事務等方面展開了一系列的論爭。「禮法之爭」是圍繞《刑事民事訴訟法》、《大清新刑律》的有關規定而發生，作為法理派代表人物的沈家本與禮教派的張之洞、勞乃宣，對舊律中一些根本制度如十惡、親屬相容隱、干名犯義、親屬相犯、無夫奸、子孫違反教令等問題作出了符合近代法制理念的刪定。禮法之爭，實際上是外來法律與傳統法律的文化之爭、新律與舊法的制度之爭、個體權利與家族倫理的思想之爭。

作為傳統法學的集大成人物，沈家本對於近代法學發揮了植基作用，起到了承上啟下的歷時性作用。1910年，中國近代第一個全國性的法學學術團體———北京法學會成立，德高望重的沈家本被推舉為首任會長。次年，第一本近代意義上的法學雜志———《法學會雜志》發刊。當時的革命風暴已經形成，形勢岌岌可危。但殘缺的政局並沒有影響法學的發展，也沒有影響以學會和雜志為載體的法律人團體的生成。民國成立後，耄耋之年的沈家本為復刊後《法學會雜志》題序。行文的最後，他說：「余雖老病侵尋，不獲於法學界有所貢獻。而竊喜斯會之己廢而復舉也，因述其緣起如此。異日法學昌明，鉅子輩出，得與東西各先進國媲美者，斯會實為之先河矣。」對中國法律的復興、近代法律人的成長和近代法學的發展寄託的無限情思，躍然紙上。

⑤ 依法治國的篆刻作品

望採納！！！！

⑥ 簡述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關系

依法治國需以以德治國為基礎。這首先是因為道德是立法的基礎，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主要來源之一，先進的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主要價值目標之一，良好的道德規范是評價法律規范善惡的主要標准之一。其次是因為道德是執法的基礎，法律規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確地把握立法宗旨，取決於執法者的素質；執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能否恰當地運用這一權力，則取決於執法者的素質；執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證據採信方面的自由心證權，能否恰當地運用這一權力，則取決於執法者的素質。再次是因為道德是守法的基礎。大多數人對法律的認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礎；權利是現代法治的核心，如何將法定權利兌現成為現實權利取決於公民的自覺和自願意識；與權利意識相對應的義務意識也與公民的自覺和自願意識相關聯。（2）以德治國需以依法治國為補充與保障。以德治國著力於通過提高人的內心覺悟和建設人的動機文明，來端正人的文明行為；依法治國則著力於通過約束人的外部行為和建設人的行為文明，來開掘人的內心文明。以德治國著力於建設個體文明，通過榜樣的力量促進社會主義群體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國則著力於建設群體文明，通過群體文明的提高，防範、震懾個體的越軌行為。以德治國著力於強調人的義務意識、責任意識，依法治國著力於維護人的權利，強調人的權利意識，兩者相得益彰。

⑦ 韓非子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

韓非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韓國人。他吸收了先秦法家的治國思想，在總結各國治國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套「依法治國」(《韓非子．有度》，下引只注篇名)的策略方針(諸如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賞罰依法、治吏引綱、務力耕戰等)，因而被世人稱之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歸結起來韓非的治國思想有三個境界。 在治國之道的選擇上，韓非認為最高境界是依法治國。「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制分》)在韓非看來，治理國家的最高境界，是依法治國而不用人治。依法治國的提出是相對以禮治國而言的。因為從西周到春秋戰國初期，是依靠禮來調解社會關系、維系社會秩序的。但以禮治國並不排斥刑罰，而是以禮為主、以刑為輔;禮和刑分別施予不同對象，「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上)，對宗法貴族施之以禮，對平民施以刑罰，這是禮治最明顯的等級性特徵;禮治社會沒有成文法只有習慣法，且「禮和刑罰秘而不宣」，刑罰的裁決只是官吏根據風俗習慣來判定，呈現出隨意性和不公開性。 韓非之所以主張依法治國，其一是因為宗法貴族內部已經「禮崩樂壞」，禮治已經喪失其調整社會關系的功能，需要用具有強制力的法來調整;其二是在靠實力說話的時代，需要用法來明確規定賞罰的內容，以鼓勵民眾努力耕戰進而富國強兵。韓非之所以把依法治國看成是治國的最高境界，是因為:法具有規范性。「一民之軌，莫如法。」(《有度》)「明主之法，揆也。」(《六反》)有了法，臣民會按照法的規定來調整自己的行為，進而會形成「以功受賞，臣不德君……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的局面(《外儲說左下》)。法具有公平性。「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敢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有度》)法律不偏袒權貴，無論是宗親貴族，還是平民百姓，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法具有公開性。「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布之於百姓者也。……故法莫如顯。」(《難三》)法具有強制性。法律是關於賞罰的號令，因而它具有強制性和嚴肅性。韓非認為「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將寧。」(《揚權》)「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飾邪》)在韓非那裡，法律的強制性是與道德相比較而存在的，而法製作為治國的最高境界，也是針對德治和人治即禮治而提出的。 在執法過程中，韓非認為最高的境界是嚴格按照法律辦事。「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有刑法而死無螫毒。」(《用人》)法律是臣民行為的標准，執行法律的最高境界，是有賞賜和懲罰但卻沒有君主個人的喜怒，有刑法而沒有君主個人的狠毒。其一，韓非認為執法要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辦事，在《安危》篇中，韓非通過對危道和安術兩個方面的論述，把嚴格執行法律看成是關涉國家安危的大是非:「危道:一曰:斫削於繩之內，二曰:斫割於法之外。」「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安危》)他以射箭為例:「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奸人不恐。」(《用人》)在他看來，放棄了靶子而胡亂射箭，雖能射中小的東西但不能算技巧;放棄了法制而胡亂發怒，雖然殺了人但姦邪的人不害怕。因而，必須嚴格執行法律的規定。其二是不能隨便賞罰。法律是關於賞罰的標准，嚴格執行法律就是要恰當地實行賞罰:「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不誅過，民不懲易為非。」(《難二》)「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飾邪》)「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難二》)韓非認為:打開倉庫賞賜貧窮者，這就是賞賜無功的人;審查監獄釋放輕囚，就是不懲罰有罪的人。其三，使用刑罰的最高境界是「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晉文公問狐偃刑罰的極限在哪兒?狐偃說不迴避親人和權貴，對所寵幸的人也施行法律。晉文公說，好!第二天，下令在陸圃圍獵，以中午為時限，遲到的人處以軍法。這時，文公所寵愛的一位叫顛頡的大臣來遲了，執法官請求按法治罪，文公流著淚猶豫不決。執法官說:請讓我執法。於是斬了顛頡的頭公開示眾，藉以證明法律的真實。韓非認為:法律是規定臣民的行為標准，是實行賞罰的標准，如果執法過程依據情理就會喪失法律的度量，法度的喪失，並不是法律本身的失誤，而是有了法律之後又兼用智慧的惡果。(《制分》) 法律既是懲治犯罪的工具也是預防犯罪的手段。如何使臣民不犯罪、犯罪後能得到應有的懲罰?「凡治之極，下不能得。」(《揚權》)韓非以為，治理天下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就是讓臣子無機可乘。那麼怎樣才能不給臣子留下犯罪的機會呢?「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奸。」(《飭令》)在韓非看來，一是要使法律完善;一是要保證法律規定的內容一定施行。法律的完善，就是法律的制定要從人性好利惡害的實際出發，充分考慮每個人都有犯罪的可能這樣一種現實，而不看重、不指望「自直之箭、自圓之木」(《顯學》)和「太上之士」(《忠孝》)，而是「不恃人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顯學》)，「不僥幸期望亂臣不欺詐」(《守道》)，在法律制定的問題上，韓非主張「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其法易為，故令行」(《用人》)。法制容易遵守，因此命令得以執行。設的獎賞應該是百姓能夠爭取得到的，懲罰的舉措百姓能夠迴避。如果不是這樣，百姓就不會被驅使和震懾。人們在有法律、有懲罰措施的情況下所以會犯罪，在韓非看來是因為法律和懲罰措施不一定實行，因而人們有僥幸心理。他指出，「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採金。採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眾，壅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也，不必得也。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為也。」(《內儲說上》)韓非的主張是:要制止犯罪，就要在完善法律和發現、懲罰犯罪上下功夫。

⑧ 近代中國最早提出「以法治國，由公眾選舉官吏」的著作是什麼

洪仁干，他著有《資政新篇》主張發展資本主義《資政新篇》是太平天國己未九年（1859年）洪仁玕到天京擔任軍師初時上奏天王洪秀全陳述他向西方學習草擬的建國方案。洪仁玕(公元1822—1864年)是洪秀全的一個族弟，在洪秀全創「拜上帝會」的時候，他就積極參加，隨同洪秀全做宣傳工作。他於太平天國後期才到南京。洪秀全封他為干王，任命他為軍師，「總理朝政」。他一躍成為太平天國的第二號人物。他接受了這個任務之後，向洪秀全呈奏了一篇文章，稱為《資政新篇》。這是他的一篇施政綱領， 倡導向西方學習，進行經濟、政治和文化改革。 希望答案您還滿意

⑨ 中國近代史上最早主張依法治國是誰

中國近代史上最早主張依法治國的是近代「法學泰斗」沈家本。
沈家本，字子敦。清光緒年間進士，早年入仕，歷任天津知府、刑部左侍郎、法部右侍郎、修訂法律大臣、資政院副總裁等職。任職刑部其間，廣泛收集我國古代法律史料，並作了系統整理和考訂；後奉命主持修訂法律，改良清代律制，先後主持修訂《大清律例》、《大清現行刑律》；同時參考泰西刑法，制訂《大清新刑律草案》。使中國幾千年的舊刑法體制有了改良；他主持制定的民法和商法草案，雖未得實施，卻給中華法系以強烈震動，中華法系以此為標志終結，近代中國法制歷史從此掀開第一頁。
沈家本堅信以法救國，以法強國的主張。他認為當時中國積貧積弱，受列強欺凌，就是因為法律制度落後和不完善；通過修律，參照世界通行規則，加強權利保障機制，就能收回治外法權，擺脫列強的控制。
1931年6月9日，中國近代貫通古今中西的法學泰斗，在北京去世，享年七十三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