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自動法治

『壹』 為什麼說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開啟了法治新篇章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以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主題，提出許多遏制貪腐的措施，開啟了反腐工作進一步朝著法治化、制度化方向邁進的新篇章。
回顧新中國建立以來的歷史，我們黨對於反腐敗的堅決態度和有力舉措是一以貫之的,同時,我們黨多年反腐工作所取得的輝煌成績,又清晰地呈現出從運動反腐向制度反腐的前進軌跡。依法治權、依法治官是推進依法治國、依法執政和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思維下反腐治權的必然要求。法治反腐是制度反腐的新超越，更具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和穩定性。法治反腐突顯的手段和目標就是「治權」，法治反腐是必然選擇和發展趨勢。
十八屆四中全會為建設法治中國設計了一個宏大藍圖,藍圖的核心就是約束、制約、監督權力，並為遏制和預防腐敗構建出路線圖。從法律層面提到法制建設，設計出由上到下的一系列法律和相關司法體制改革以及法律教育的方方面面。腐敗歸根結底是公權力的腐敗，「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這正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最大成果之一，也是以法治權將腐敗真正斬草除根的治本之道。涉及權力產生、運行、監督和問責的系統化過程，需要讓權力的產生、運行每個環節、各個層次都受到有效的監督、制約，並形成有機的統一體系，使權力運作具有可控性。以法治權，實現權力的良性運行，需把握和落實幾個關鍵環節
一是依法產生權力。權力產生時充分體現權為民所賦，尊重民眾的選舉監督，在民眾選舉中實現權力的讓渡，形成監督權力的主體。使公共權力的使用者真切地感受到手中的權力來自人民，真實地「向下」負責。同時，民眾選舉的過程就是選擇群眾信任的、有責任心的代表者的過程。這就要繼續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更加尊重健全民主制度，完善國家機構組織法、選舉制度和工作機制。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形成黨內選舉與人民選舉的互動，著力開發民主選舉建設的空間。
二是依法保證運行。對公權力而言，行使職權的行為自始至終須有法律依據，法無規定即禁止。要加快制定權力標准和運行規范。針對當前權力邊界不夠明晰的問題，根據不同性質和層次的領導機關及職務類別的權力需求，對權力的內容、適用范圍、適用對象、適用程序，以及超越職務許可權用權或違規用權應受的懲處等，從制度上做出明確規定，從法律上做出明確解釋。要完善行政組織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進機構、職能、許可權、程序、責任法定化，為各種行政行為提供最基本的權力邊界和程序規則，防止決策機關規避程序法濫用決策權，確保每項權力都受到法律的嚴格約束。
三是依法保障監督。有權就必須有監督，沒有監督的權力是危險的權力。法律可以對權力加以限制,並且落實到國家制度設計和公權力配置上,建立對公權力和公權力行使者的制約監督機制，有效壓縮腐敗活動可以利用的「灰色空間」。要通過加強黨內監督、人大監督、民主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審計監督、社會監督、輿論監督制度建設，努力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增強監督合力和實效。要通過公開約束規范公權力。完善公開制度，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實現公權力全過程的公開。要創造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的條件，拓寬民眾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和決策權的管道，充分利用現代新興媒體監督的便利，實現對公權力行使的全時空監督，防止權力濫用和失控。
四是依法規范問責。以法律的形式建立規范對官員的一切行為和後果都必須而且能夠追究責任的有效機制。要完善糾錯問責機制，健全責令公開道歉、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責令辭職、罷免等問責方式和程序。要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對決策嚴重失誤或者依法應該及時作出決策但久拖不決造成重大損失、惡劣影響的，嚴格追究行政首長、負有責任的其他領導人員和相關責任人員的法律責任。
五是讓權力在權力間形成制衡。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不僅要建立健全對權力的約束制度，讓權力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內運行，還要讓權力在權力間形成制衡。因為權力是不具自律性的，有了法律制度不等於權力會自動鑽進制度的「籠子」。歷史上，管仲指出「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明代張居正感嘆「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講的都是這個道理。這種制約機制應當是「自動化」的機制，是制度不執行不行的機制，是責任明確、有錯必究的機制，是破解「誰監督監督者」死結的機制。這種機制就是讓每一項涉及人民、國家、黨的利益的重大決策，都不可以由一項權力獨自完整地作出。要寓制衡於各權力之中，使每一項重大權力都是在規定的程序下、在約束的機制下行使，都是在公開、透明的環境下運行。

『貳』 我小時候得過一種全身癢的病，去看醫生醫生說沒法治痊癒但到了13周歲就能自動好，結果13歲以後真就好了

你能給我發張照片嗎，讓我看看，我幫你參考下，能否幫到你！

『叄』 法治和人治，法治和法制的區別

法制、法治以及人治是三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概念。

首先，從約定俗成的意義上說，法制和法治兩個概念的用法歷來不同。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它是相對於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種制度而言的。

法治則是與人治相對的一個概念：主張法治意味著否定人治，贊成人治則意味著反對法治。

法治和人治被人們在對立的意義上加以使用，在中外歷史上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中國近代資本主義思想家政治家如孫中山等也倡導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專制政治和人治，並有精闢論述。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歷任領導人中，也同樣是在與人治相對的意義上運用法治一詞。

其次，法制與法治兩個概念的內涵不同。法制的基本內涵是指法律以及與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相關的各種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法治的基本內涵是與人治不同甚至對立的一種治國理論和治國方略或原則。作為一種治國理論，法治和人治探討的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興旺發達的關鍵問題。「法治論」認為，關鍵在於要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並予以充分實施；「人治論」則相反，認為關鍵在於國家領導人是不是賢明，「法律只能作為辦事的參考".主張法制並不意味著否定領導人可以發揮巨大作用，而是認為領導人賢明與否不應成為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所在。作為一種治國原則，「法治論」主張法律應有極大甚至無上的權威，不能聽任個人和組織的權威凌駕於法律之上；「人治論」則相反，它主張或默認組織和個人的權威高於法律的權威，權大於法。

再次，雖然法治與法制具有內在聯系，即實行法治必須要有法制。但我們不能說有了法制就必定有法治。從人類的政治法律實踐看，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都有這樣或那樣的法制，但卻不一定是在實行法治，如當年希特勒統治的德國和蔣介石統治的中國也有法制，但都不是在實行法治。

最後，即使在動態意義上理解「法制」，也與現代意義的「法治」相去甚遠。「法制」的動態含義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簡單地說就是有法可依，依法辦事。對此，我們可以提出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有什麼法？「惡法"還是「良法」？二是如何才能保證做到「依法」？「依法」的程度如何？顯然，這些都是動態意義上的「法制」概念所不曾也無法回答的。與此不同，現代「法治」與民主政治密切相關，它不局限於形式或邏輯意義上考慮問題，不單純以「有法」、法律完備為滿足，還要求在價值層面上考慮法律的好壞，而且，作為現代「法治」的一個鮮明特徵，它還強調《憲法》和法律應該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因此，現代「法治」要求在法律制定和實施的各個環節上貫徹民主原則，實行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離和互相制約，嚴格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體現法律的正當程序原則。

『肆』 將來中國可不可以用人工智慧高科技實施法治！

一切向發達國家看齊，科技越發達的國家，越容易實現，N後年會實現的，估計中國比較發達國家可能會晚20年左右吧，2050年中國才能成為中等發達國家

『伍』 如何增強法治觀念，樹立法律權威

（一）全民法治觀念的培育是法治社會建設的先決條件。法治觀念反映出社會成員對法律的信任和依賴程度，影響著法律規范轉化為現實制度的范圍及程度，決定著一個國家法律制度建設的進程及成效。加強全社會的法治觀念，用法律來保障、推進法治社會建設的進程，讓全體社會成員都能夠在法治觀念的指引下積極參與到改革中並能夠分享改革的紅利，既是改革進一步深化和改革成果得以鞏固的內在要求，也是社會主義法治社會建設的現實需求。
（二）法治觀念深入民心是法治社會建設的根基。法治在本質上是「法律至上」之治，根基在於全民守法。法治的直接目標是規范公民的行為、管理社會事務、維持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終極目標是保護公民自由、平等、公正等基本的政治權利。人民是依法治國的主體和力量源泉，增強全民法治觀念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基礎。通過健全普法宣傳教育機制，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能夠引導全民自覺守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能夠引導全民強化道德觀念和法治意識，將法律制度內化於心，逐步形成崇法守信的社會風尚，為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建設打下牢固的根基。
（三）法治觀念是建設法治國家對公民的基本要求。國家的法治化，既要有公民社會的參與，又不能脫離社會的法治化。法治觀念不僅僅是執政黨和政府的信念，同時應該成為全體公民的信念；不僅應該融於執政黨依法執政和政府依法行政的實踐中，也同時應該融於每一個國民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中。法治社會建設的現實需要是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普及法治精神，喚起民眾對法治的認同，讓民眾真切地感受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讓法律銘刻在每個人的心裡；只有每個公民都自覺遵紀守法，才能真正實現法治社會。
（四）樹立法治觀念，讓法治成為化解社會矛盾的利器。在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進程中，應當推進多層次、多領域的依法治理，讓法治精神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讓法律成為化解社會矛盾的終極武器，這是法治社會的基本內涵。在法治社會建設過程中，要發揮法治的引領和保障作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社會矛盾和問題，加強法治基礎建設，創新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提高平安建設現代化水平，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出更大貢獻。
（五）樹立法治觀念，讓公共法律服務體系成為法治社會建設的助推劑。完備的法律服務體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必備要素。法治社會建設需要完善公共法律服務網路、整合公共法律服務資源、拓展公共法律服務領域，不斷提高公共法律服務能力和水平，讓廣大群眾感受到「法律在我身邊」，逐步建立「有事找律師、有事找法官」的法律自信，在遇到法律問題或權利受到侵害時能夠獲得及時有效的法律幫助。在社會主義法治觀念培育的過程中應當讓廣大群眾更加深刻體會到法治社會建設「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的精神，讓人們普遍感知法律，促進全民尊法、信法、守法、用法，贏得廣大群眾對依法治省的擁護和支持。

『陸』 如何讓法治成為信仰

如何讓法治成為信仰?在人治傳統根深蒂固的中國，這的確是個難題。信仰法治，關鍵是要消除人治。因為法治的對立面是人治以及人治背後的封建文化，正是人治封建傳統阻礙了法治。破除封建人治意味著，不僅要破除封建特權的思想，還要觸動某些特權者的利益，不僅要建立平等民主的文化制度，還要清除封建等級制的思想基礎。應該看到，社會不會自動接受法治，特別是當法治與人們的傳統觀念和自身利益發生沖突時，人們自然會選擇已經習慣了的人治，故而法治之路依然漫長。

雖然法治信仰的形成過程異常艱難，但不是沒有希望。只要我們調動全社會的力量，全力推進法治宣傳教育，努力建設法治國家，營造法治氛圍，法治的種子總有一天會在中華大地生根發芽，法治信仰必將形成。具體而言，離不開以下幾個前提：

首先是領導幹部率先垂範。如果執政者意識不到法治的重要性，不能夠率先垂範的話，整個社會的法治氛圍很難形成。政府是老百姓的楷模，政府官員的一舉一動影響著整個社會。所以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機關公正司法、立法機關科學立法，這些都是影響法治信仰的重要因素。比如上訪就是封建人治文化的產物，消除此類現象，就必須使領導者意識到這種人治方式的弊端，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

其次是媒體要理性傳播。媒體是信息的傳播者，是培育法治文化樹立法治信仰的關鍵一環。媒體的理性和規則意識、自律和責任擔當，對整個社會形成法治信仰具有重要作用。特別是在新興媒體快速發展的今天，其影響力不可小覷。媒體的導向很重要，現在有些媒體對明星八卦過度熱衷，但對關系民眾基本權益，關系社會正義與良知的社會問題無動於衷。只有當媒體展示真相、客觀表達、嚴守規則、維護公義的時候，社會才能恢復理性、尊崇法治，我們期待的法治信仰才會形成。

三是學校要承擔起教育責任。文化的養成不可能速成，必須從小灌輸、教育、訓練。法治信仰涉及三觀，只有通過家庭的耳濡目染，教育機構的長期努力，全社會的共同推進，才可能逐漸形成。尤其學校教育是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現在所有學校都開政治公共課，但是最需要的法治課卻遲遲開不起來。學校應該把法治課作為必修課，讓每個學生從小接受法治教育，增強規則意識、程序意識、責任意識和誠信意識，在法治文化的熏陶下健康成長。

四是民眾要理性表達和行動。形成法治信仰的基礎在廣大民眾。當「中國式過馬路」、「信訪不信法」、「走關系」強於「走程序」大行其道時，我們就必須反思，是什麼力量讓規則失效，是什麼力量讓理性缺位?為什麼人們不願理性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按照法律渠道解決問題呢?為什麼人們遇到熱點問題就無視規則競相從眾?如何才能保持理性按規則行事?這值得我們認真思考，也是法治信仰形成過程中每個公民的責任。

五是法治信仰還需制度保障。比如美國的信用體系是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號是全國統一的公民唯一的證明記錄，考試作弊可能就是一個污點，商場偷東西也成為污點，人一生中不斷累積的這些污點不僅影響著繳納保險金額的高低，還影響未來的職業選擇，影響政治前途。社會信用制度對人的行為和習慣有明顯的規范作用，其後又有強大的威懾力保障。由於信用體系不健全，執法者和相對人都缺乏有效約束，甚至可以說生產銷售假冒偽劣產品是執法隨意和腐敗造成的。社會信用缺失本質上還是制度缺失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形成法治信仰還有賴健全並落實各項制度。

『柒』 法治和德治的地位，作用，實現途徑有哪些不同

法治」與「德治」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不可偏廢的兩種途徑，而兩者的理性統一實際上要求建立一種憲政秩序。作為法治的最高形式，憲政不但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為實現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
一、法治離不開德治
自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上下已普遍認識到法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盡管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目前的法治現狀還不盡如人意，但法治對於發展市場經濟和維護社會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有學者甚至論證，市場經濟和「法治經濟」是完全等同的兩個范疇。 事實上，對法治重要性的認識和法治在中國的相對落後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而正是這種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國」與「法治國家」的理念成為憲法規范。在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改革實踐中，法治理念的提出無疑是一次歷史性的進步，其意義無庸本文贅述。
然而，在強調法治重要性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種「法治萬能主義」，並導致對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學術界，法治概念的范圍也因未受到准確的界定而具有無限擴大的傾向。「法治」成為一種包羅萬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種超越民族傳統和國情的追求目標，一種包醫中國百病的萬靈葯。對於這種傾向，法學界已有學者提出了批評。
筆者認為，法治概念雖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內在的局限性。 畢竟，法治既不是萬能的，也不是完備的。有兩大類理由表明，法治離不開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決於一個民族對於道德規范的認同與選擇，而且一旦離開了德治就不可能實現。
1．法治的道德基礎
首先，法治概念的內涵必須以適當的道德理論為基礎。法治的首要問題是：究竟依什麼「法」治國？筆者認為，「法治」概念本身並不能完全回答這個問題。在現代法治國家中，「依法治國」顯然是一個重要目標。但如果沒有其它條件的補充與約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並不見得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目標。設想如果沒有健全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並不能代表社會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為少數人利用並駕馭社會的工具，並在實施過程中理所當然地受到各種抗拒和阻礙。這在古今中外並不少見，戰國和秦朝中央集權時期的法家所崇尚的「嚴刑峻法」就是一個例子。強求實現這樣的「法治」，顯然不能達到一種社會的理想狀態。由此可見，我們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種基於民主之上的合理決策機制；「法治」的「法」應該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犧牲公共利益為前提的維護社會少數人利益的「惡法」。 然而，「法治」並不是「民主」的同義詞，且在狹義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統治。 至少，強調依「法」治國本身並不能提供鑒別「良法」與「惡法」的標准。後者是一項道德選擇，超越了純粹「法」的范圍。對此，聯邦德國的《基本法》很能說明問題：德國的基本國體有4個特徵：民主、社會、法治、聯邦，而「法治」僅是其中的一個特徵。 這本身就說明了法治並不是一個完備的理念。如果沒有道德目標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實現未必能帶來良好的社會效果。
事實上，法律具有內在的規范性（normativity）。我們所關心的法律並不只是一種客觀描述的事實，而且還必然帶有人作為主體的價值判斷。我們不僅關心法律在過去、現狀與未來「是什麼」，而且更關心法律「應該是什麼」。根據所謂的「休謨定律」， 規范性和實證性是在邏輯上不可相互約化的兩種特性。為什麼違約者必須賠償對方的預期利益之損失（expectation interest）？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應被假定無罪（事實上我們僅在不久之前才如此認為）？或被告行政機關應該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承擔舉證責任？無論如何詳盡的法律規定都不能回答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屬於一個完全不同的層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質的答案：如「只有這樣才能使契約雙方達到資源配置最佳狀態」，或「這樣做雖然可能會錯誤地放過一些壞人，但能保證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盡管這樣會給行政機關帶來一些成本，但它有助於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我們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項陳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應該」）追求的「好事」（如「這個社會應該達到一種資源配置的最佳狀態」）——或者因為它們本身被認為是「好」的，或者是別的什麼值得追求的事情為它們提供了理由。這種規范性的推理最終形成了一種「等級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規范為其它較為次要的規范提供了理由。 在這個秩序等級的頂端是一個或一些最高規范——如聯邦德國《基本法》中的「人格尊嚴」（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它們決定而不取決於其它所有規范。在這個理性的等級秩序中，究竟選擇什麼作為最高的法律規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確定的。它屬於在法治的實現之前就必須作出的基本道德選擇。
2．法治的實現
更重要的是，法治要求法律不僅僅是寫在紙上的，而且在現實生活中能獲得充分實施，而法治的實現也同樣依賴德治。事實上，這一命題是可以用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嚴格論證的。對法律的服從只能通過兩種途徑——自願的或強制的，並可以利用兩種資源——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道德理念）。 根據理性選擇理論，對法律的自願服從要求遵守法律的行為符合每個人的理性利益。以下簡要論證，法治的實現不可能純粹通過強制懲罰以及對它的畏懼，而對法律的自願服從又不可能純粹通過個人在狹隘意義上的理性選擇自動實現，因而必須藉助於社會的道德資源。
法治當然意味著遵循規則，因而有必要先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考察一下規則的性質與意義。幾乎沒有例外，規則所要求的是一種社會認為必要的合作行為（例如不盜竊鄰居的財物），而對於任何具有重要意義的規則而言，參與合作都意味著遵守規則的個人必須舍棄至少是眼前的切身利益；否則，這種規則幾乎註定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一件事情對每個人都有利（例如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跑步、喝水或呼吸空氣），那還有什麼必要硬行規定（例如禁止不喝水或不跑步）？因此，有意義的規則必定意味著，服從規則本身至少對某些人而言具有代價；個人必須作出某些犧牲（例如不隨地吐痰就「犧牲」了至少某些人的方便），以換取他人對規則的遵守。但沒有強制措施或其它影響個人利益的實施方式，這就成了一個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lemma）問題：既然他人都遵循規則，那麼自己不遵循規則並不會導致合作狀態的破壞（例如只有一人隨地吐痰並不足以污染環境）；而如果他人都不遵循規則，那麼自己遵循規則並不能防止合作狀態的破壞（只有一人不隨地吐痰並不足以保護環境）。因此，「囚犯困境」的結果必然是所有人都不會加入合作，因為遵循規則將使他付出一筆不必要的代價。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人類不可能純粹基於理性利益的計算而自動實現必要的合作；任何重要規則只能通過其它方式——如道德約束或暴力懲罰——才能獲得實施。
如果規則不可能純粹通過理性計算而自動實施，那麼它是否可能通過國家運用暴力懲罰而強制實施？這時，國家通過有選擇地對不合作行為加以制裁，從而改變博弈的收益結構，使這類被定義為「違法」的行為與合作（守法）行為相比無利可圖。但可以論證，法律的實施僅依靠對懲罰的恐懼是不夠的，它還依靠人們對法律的一種尊重與自願服從。如果沒有一套良好道德的調控，如果人們遵循法律只是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那麼「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狀態是不可能達到的，除非在古典法家學派所設想的極端專制集權國家，其中國家維持著一支龐大且權力無限的警察隊伍，而公民則沒有任何保護自己的權利——包括基本的隱私權。且即使在這種國家裡，依法監督不僅成本巨大，而且也幾乎不可能實現，因為在這種社會中到處面臨著執法者與監督者本人違法的危險，而不論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本身具有如何良好的意願或理性利益維持法治，他們都沒有能力禁止其龐大的官僚下屬機構違法亂紀。 因此，「徒法不足以自行」。 孟子的這一經典論斷，無疑是歷代儒家攻擊法家的法治萬能主義傾向的有力論據。
我們只剩下一種選擇：法治國家的實現需要公民對法律的尊重與自願服從， 而後者又離不開一種道德文化的支持。法治本身就預先設定了道德約束力的有效運作，因為不符合道德規則——因而不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法」是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獲得有效實施的（俗曰「法不責眾」）；沒有德治，法治也就成為不可實現的幻想。
事實上，這一點也充分被法治國家的經驗所證明。美國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法治國家，而美國法治的中心樞紐在於法院的司法保障。但有什麼機制保障法官們自己依法判案？有什麼制度能有效保證監督者自己受到監督？這是一個美國朝野不斷爭論的問題。結論——如果存在的話——似乎是無論監督機制如何完善，最終都離不開法官本身的職業素質與社會道德感。有意思的是，在美國這個崇尚法治與個人自由的社會，對法官甚至政界要人的道德素質卻有相當高的要求。前總統柯林頓因在職期間行為不檢點而險些遭到彈劾，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在最近的「合眾國訴微軟案」， 一審法官因在審理期間接受媒體暗訪而違反了《聯邦法官行為准則》的規定，因而在上訴時被部分取消資格。這些例子都表明，「德治」在法治國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沒有政府本身的「德治」，很難說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是否還能維持目前的法治。
二、德治離不開法治
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自古以來，德治一直是中國的治國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認為超過了法治。 或許是由於中國歷史上法治不完善，中華文明的延續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開的。以上的討論說明，法治國家的建立離不開德治。德治和法治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在某種意義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 事實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種道德訴求。與此同時，片面地強調德治會造成中國傳統中的泛道德主義，且如果道德目標定得太高而得不到實現，那麼所謂「德治」也就成了空談甚至虛偽。因此，德治也面臨著幾個和法治類似的根本問題。可以論證，德治的實現同樣離不開法治。
1．德治的內涵
首先，德治也存在著以什麼樣的「德」治國的問題，而這是一個「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問題。一個顯著的問題是，現代社會是一個講求平等的民主社會。只有當德治帶上法治意義上的平等，它才能為現代民主社會所接受。但傳統的「德治」（尤其是「禮」所體現的道德規則）是以家長制的封建社會為背景，因而具有現代民主社會所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傾向。這種傾向即使在儒家的經典名著中也體現得十分明顯。在孔子與孟子的倫理世界裡，一直存在著君臣、父子、男女、「君子」與「小人」、「勞心者」與「勞力者」等社會或道德分別， 不同社會與道德地位的人群被認為應適用不同的教育、習俗甚至法律。這種不平等傾向在歷代受到包括法家在內的其它學派的抨擊，並在五四運動時期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激烈批判。值得強調的是，法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提供了傳統「德治」所不具備而現代社會又不可缺少的平等原則。
其次，片面依賴德治將損害法治，並最後損害德治本身。這是傳統德治中的一項根本缺陷，其首要原因還是在於它對人類行為所作的不平等的二分法假定。在儒家思想家的眼中，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他們假設，用胸懷大義的「君子」去統治社會，自然就達到了天下太平的境界；而賦予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們以統治自己的權利，則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儒家在這里忽略了一個基本社會事實：即人類在本性上是共同的；在某種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事實是，每個人都關心（其實也應該關心）自己的利益，即使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也不例外，並有可能在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濫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權力。正如美國憲政思想家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文集》第51篇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麼政府就沒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夠以神來統治人，那麼無論外部或內部的政府制約也就沒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個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難在於，你首先必須使政府能夠控制被統治者；其次必須迫使政府控制自己。」 正是因為沒有人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也不可能藉助從不會犯錯誤的「神」來統治人，所以人類才需要政府並同時對政府進行制約。剝奪平民百姓保護自己的權利，實際上是使得官員的權力失去外部制衡，從而變相鼓勵他們濫用權力，並使公共利益的實現完全取決於當權者的個人意願。當然，道德自律對於約束權力發揮一定的作用。然而經驗告訴我們，僅僅依靠自律並不能有效控制權力的濫用。純粹依靠德治必將使德治成為一句空話，並最終重蹈人治的覆轍。
2．德治的實現
另一方面，即使德治的理念可以為社會普遍接受，它也未必能獲得有效的施行。正如孟子本人指出，「徒善不足以為政」。 傳統的「德治」強調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靈，通過說服教育促使人自覺遵循社會的道德規范。但現實生活的經驗表明，治理國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在必要的時候，社會必須對嚴重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進行法律制裁。過分依賴道德說教，又勢必導致中國文化傳統所熟悉的泛道德主義，從而抑制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泛道德主義尤其不可行，因為市場經濟強調個人在法律允許范圍內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不主張對個人施加任意的道德約束來抑制追求合法利益的慾望；即便可行，這類禁慾主義規則的實施也將給社會帶來消極後果，因為每一項道德規則的實施都需要花費一定的社會資源，因而產生不必要的社會成本。因此，如果給社會施加了過分沉重的負擔，那麼道德規則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很難獲得實施。
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實現最終還是要依靠法治。事實上，這一點也是可以較為嚴格地論證的。「德治」不是停留在理論上的空談。就和法律一樣，一項道德規則只有在實際生活中有效實施才能贏得人們的尊敬與服從；就和不能實施的法律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一樣，不能實施的道德規則也不能算做「德」的一部分。歷史證明，社會道德規則經常是由政府維持甚至制訂的，而只有政府官員自己遵守道德規則，規則才會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德治固然要求社會的全體成員都遵守道德，但關鍵在於政府官員首先要遵從基本的道德規范；否則，「上行下效」，社會就很快會陷入人人不講道德的「囚犯困境」。但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自私的」（休謨語），要純粹依靠自律來實現德治是不現實的。在基本的道德規則受到侵犯時，只是靠社會輿論的譴責是不夠的。處於強勢地位的政府官員尤其具有理性利益，利用手中的權力去換取其它形式的社會資源（例如「權錢交易」），並壓制他人的揭露與批評。因此，要維護德治，就必然要求社會具有某種外在機制去控制政府行為，而最有效的機制就是讓社會的全體成員都能夠通過法律途徑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官員的無理侵犯。
固然，官員與官員之間的制衡也是重要的——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御史」，還是現代西方的「三權分立」，都反映了這個道理。然而，沒有全社會參與的制衡，德治最終被證明是脆弱的；中國古今的種種冤假錯案，正是說明了政治權力未能受到充分的社會監督。在現代社會，社會監督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代議制民主政治與普通公民可以參與的司法程序。民主政治通過選舉保證符合公共利益的人選進入政府，並迫使官員適當行使公共權力，否則將在以後的選舉中使其面臨落選的風險；司法控制則保證官員嚴格按照法律的文字與精神行動，從而防止他們侵犯公民的合法權利。由此可見，德治的實現必然依靠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他律。只有依靠民主與法治——尤其是行政法治，才能在維持社會道德的同時又不帶來人治與專制的任意性。
總之，要克服傳統德治中的弊病，就必須消除二分法的行為假定，同時代之以平等適用於社會中所有人的道德規范。畢竟，人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的一面；只要不損害他人的利益，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就應該受到法律的正當保護。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都和社會中其他人具有同樣的權利，也都受制於同樣的法律義務。只有形成一套平等的「游戲規則」，使政府行為受到公民通過法律與政治程序的控制，社會才能進入真正的「德治」；否則，「德治」只能是依賴統治者良好意願的人治。

『捌』 法治和德治的區別和聯系

「法治」與「德治」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不可偏廢的兩種途徑，而兩者的理性統一實際上要求建立一種憲政秩序。作為法治的最高形式，憲政不但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為實現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
一、法治離不開德治
自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上下已普遍認識到法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盡管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目前的法治現狀還不盡如人意，但法治對於發展市場經濟和維護社會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有學者甚至論證，市場經濟和「法治經濟」是完全等同的兩個范疇。 事實上，對法治重要性的認識和法治在中國的相對落後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而正是這種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國」與「法治國家」的理念成為憲法規范。在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改革實踐中，法治理念的提出無疑是一次歷史性的進步，其意義無庸本文贅述。
然而，在強調法治重要性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種「法治萬能主義」，並導致對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學術界，法治概念的范圍也因未受到准確的界定而具有無限擴大的傾向。「法治」成為一種包羅萬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種超越民族傳統和國情的追求目標，一種包醫中國百病的萬靈葯。對於這種傾向，法學界已有學者提出了批評。
筆者認為，法治概念雖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內在的局限性。 畢竟，法治既不是萬能的，也不是完備的。有兩大類理由表明，法治離不開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決於一個民族對於道德規范的認同與選擇，而且一旦離開了德治就不可能實現。
1．法治的道德基礎
首先，法治概念的內涵必須以適當的道德理論為基礎。法治的首要問題是：究竟依什麼「法」治國？筆者認為，「法治」概念本身並不能完全回答這個問題。在現代法治國家中，「依法治國」顯然是一個重要目標。但如果沒有其它條件的補充與約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並不見得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目標。設想如果沒有健全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並不能代表社會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為少數人利用並駕馭社會的工具，並在實施過程中理所當然地受到各種抗拒和阻礙。這在古今中外並不少見，戰國和秦朝中央集權時期的法家所崇尚的「嚴刑峻法」就是一個例子。強求實現這樣的「法治」，顯然不能達到一種社會的理想狀態。由此可見，我們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種基於民主之上的合理決策機制；「法治」的「法」應該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犧牲公共利益為前提的維護社會少數人利益的「惡法」。 然而，「法治」並不是「民主」的同義詞，且在狹義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統治。 至少，強調依「法」治國本身並不能提供鑒別「良法」與「惡法」的標准。後者是一項道德選擇，超越了純粹「法」的范圍。對此，聯邦德國的《基本法》很能說明問題：德國的基本國體有4個特徵：民主、社會、法治、聯邦，而「法治」僅是其中的一個特徵。 這本身就說明了法治並不是一個完備的理念。如果沒有道德目標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實現未必能帶來良好的社會效果。
事實上，法律具有內在的規范性（normativity）。我們所關心的法律並不只是一種客觀描述的事實，而且還必然帶有人作為主體的價值判斷。我們不僅關心法律在過去、現狀與未來「是什麼」，而且更關心法律「應該是什麼」。根據所謂的「休謨定律」， 規范性和實證性是在邏輯上不可相互約化的兩種特性。為什麼違約者必須賠償對方的預期利益之損失（expectation interest）？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應被假定無罪（事實上我們僅在不久之前才如此認為）？或被告行政機關應該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承擔舉證責任？無論如何詳盡的法律規定都不能回答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屬於一個完全不同的層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質的答案：如「只有這樣才能使契約雙方達到資源配置最佳狀態」，或「這樣做雖然可能會錯誤地放過一些壞人，但能保證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盡管這樣會給行政機關帶來一些成本，但它有助於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我們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項陳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應該」）追求的「好事」（如「這個社會應該達到一種資源配置的最佳狀態」）——或者因為它們本身被認為是「好」的，或者是別的什麼值得追求的事情為它們提供了理由。這種規范性的推理最終形成了一種「等級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規范為其它較為次要的規范提供了理由。 在這個秩序等級的頂端是一個或一些最高規范——如聯邦德國《基本法》中的「人格尊嚴」（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它們決定而不取決於其它所有規范。在這個理性的等級秩序中，究竟選擇什麼作為最高的法律規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確定的。它屬於在法治的實現之前就必須作出的基本道德選擇。
2．法治的實現
更重要的是，法治要求法律不僅僅是寫在紙上的，而且在現實生活中能獲得充分實施，而法治的實現也同樣依賴德治。事實上，這一命題是可以用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嚴格論證的。對法律的服從只能通過兩種途徑——自願的或強制的，並可以利用兩種資源——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道德理念）。 根據理性選擇理論，對法律的自願服從要求遵守法律的行為符合每個人的理性利益。以下簡要論證，法治的實現不可能純粹通過強制懲罰以及對它的畏懼，而對法律的自願服從又不可能純粹通過個人在狹隘意義上的理性選擇自動實現，因而必須藉助於社會的道德資源。
法治當然意味著遵循規則，因而有必要先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考察一下規則的性質與意義。幾乎沒有例外，規則所要求的是一種社會認為必要的合作行為（例如不盜竊鄰居的財物），而對於任何具有重要意義的規則而言，參與合作都意味著遵守規則的個人必須舍棄至少是眼前的切身利益；否則，這種規則幾乎註定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一件事情對每個人都有利（例如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跑步、喝水或呼吸空氣），那還有什麼必要硬行規定（例如禁止不喝水或不跑步）？因此，有意義的規則必定意味著，服從規則本身至少對某些人而言具有代價；個人必須作出某些犧牲（例如不隨地吐痰就「犧牲」了至少某些人的方便），以換取他人對規則的遵守。但沒有強制措施或其它影響個人利益的實施方式，這就成了一個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lemma）問題：既然他人都遵循規則，那麼自己不遵循規則並不會導致合作狀態的破壞（例如只有一人隨地吐痰並不足以污染環境）；而如果他人都不遵循規則，那麼自己遵循規則並不能防止合作狀態的破壞（只有一人不隨地吐痰並不足以保護環境）。因此，「囚犯困境」的結果必然是所有人都不會加入合作，因為遵循規則將使他付出一筆不必要的代價。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人類不可能純粹基於理性利益的計算而自動實現必要的合作；任何重要規則只能通過其它方式——如道德約束或暴力懲罰——才能獲得實施。
如果規則不可能純粹通過理性計算而自動實施，那麼它是否可能通過國家運用暴力懲罰而強制實施？這時，國家通過有選擇地對不合作行為加以制裁，從而改變博弈的收益結構，使這類被定義為「違法」的行為與合作（守法）行為相比無利可圖。但可以論證，法律的實施僅依靠對懲罰的恐懼是不夠的，它還依靠人們對法律的一種尊重與自願服從。如果沒有一套良好道德的調控，如果人們遵循法律只是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那麼「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狀態是不可能達到的，除非在古典法家學派所設想的極端專制集權國家，其中國家維持著一支龐大且權力無限的警察隊伍，而公民則沒有任何保護自己的權利——包括基本的隱私權。且即使在這種國家裡，依法監督不僅成本巨大，而且也幾乎不可能實現，因為在這種社會中到處面臨著執法者與監督者本人違法的危險，而不論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本身具有如何良好的意願或理性利益維持法治，他們都沒有能力禁止其龐大的官僚下屬機構違法亂紀。 因此，「徒法不足以自行」。 孟子的這一經典論斷，無疑是歷代儒家攻擊法家的法治萬能主義傾向的有力論據。
我們只剩下一種選擇：法治國家的實現需要公民對法律的尊重與自願服從， 而後者又離不開一種道德文化的支持。法治本身就預先設定了道德約束力的有效運作，因為不符合道德規則——因而不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法」是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獲得有效實施的（俗曰「法不責眾」）；沒有德治，法治也就成為不可實現的幻想。
事實上，這一點也充分被法治國家的經驗所證明。美國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法治國家，而美國法治的中心樞紐在於法院的司法保障。但有什麼機制保障法官們自己依法判案？有什麼制度能有效保證監督者自己受到監督？這是一個美國朝野不斷爭論的問題。結論——如果存在的話——似乎是無論監督機制如何完善，最終都離不開法官本身的職業素質與社會道德感。有意思的是，在美國這個崇尚法治與個人自由的社會，對法官甚至政界要人的道德素質卻有相當高的要求。前總統柯林頓因在職期間行為不檢點而險些遭到彈劾，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在最近的「合眾國訴微軟案」， 一審法官因在審理期間接受媒體暗訪而違反了《聯邦法官行為准則》的規定，因而在上訴時被部分取消資格。這些例子都表明，「德治」在法治國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沒有政府本身的「德治」，很難說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是否還能維持目前的法治。
二、德治離不開法治
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自古以來，德治一直是中國的治國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認為超過了法治。 或許是由於中國歷史上法治不完善，中華文明的延續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開的。以上的討論說明，法治國家的建立離不開德治。德治和法治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在某種意義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 事實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種道德訴求。與此同時，片面地強調德治會造成中國傳統中的泛道德主義，且如果道德目標定得太高而得不到實現，那麼所謂「德治」也就成了空談甚至虛偽。因此，德治也面臨著幾個和法治類似的根本問題。可以論證，德治的實現同樣離不開法治。
1．德治的內涵
首先，德治也存在著以什麼樣的「德」治國的問題，而這是一個「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問題。一個顯著的問題是，現代社會是一個講求平等的民主社會。只有當德治帶上法治意義上的平等，它才能為現代民主社會所接受。但傳統的「德治」（尤其是「禮」所體現的道德規則）是以家長制的封建社會為背景，因而具有現代民主社會所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傾向。這種傾向即使在儒家的經典名著中也體現得十分明顯。在孔子與孟子的倫理世界裡，一直存在著君臣、父子、男女、「君子」與「小人」、「勞心者」與「勞力者」等社會或道德分別， 不同社會與道德地位的人群被認為應適用不同的教育、習俗甚至法律。這種不平等傾向在歷代受到包括法家在內的其它學派的抨擊，並在五四運動時期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激烈批判。值得強調的是，法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提供了傳統「德治」所不具備而現代社會又不可缺少的平等原則。
其次，片面依賴德治將損害法治，並最後損害德治本身。這是傳統德治中的一項根本缺陷，其首要原因還是在於它對人類行為所作的不平等的二分法假定。在儒家思想家的眼中，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他們假設，用胸懷大義的「君子」去統治社會，自然就達到了天下太平的境界；而賦予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們以統治自己的權利，則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儒家在這里忽略了一個基本社會事實：即人類在本性上是共同的；在某種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事實是，每個人都關心（其實也應該關心）自己的利益，即使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也不例外，並有可能在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濫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權力。正如美國憲政思想家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文集》第51篇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麼政府就沒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夠以神來統治人，那麼無論外部或內部的政府制約也就沒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個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難在於，你首先必須使政府能夠控制被統治者；其次必須迫使政府控制自己。」 正是因為沒有人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也不可能藉助從不會犯錯誤的「神」來統治人，所以人類才需要政府並同時對政府進行制約。剝奪平民百姓保護自己的權利，實際上是使得官員的權力失去外部制衡，從而變相鼓勵他們濫用權力，並使公共利益的實現完全取決於當權者的個人意願。當然，道德自律對於約束權力發揮一定的作用。然而經驗告訴我們，僅僅依靠自律並不能有效控制權力的濫用。純粹依靠德治必將使德治成為一句空話，並最終重蹈人治的覆轍。
2．德治的實現
另一方面，即使德治的理念可以為社會普遍接受，它也未必能獲得有效的施行。正如孟子本人指出，「徒善不足以為政」。 傳統的「德治」強調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靈，通過說服教育促使人自覺遵循社會的道德規范。但現實生活的經驗表明，治理國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在必要的時候，社會必須對嚴重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進行法律制裁。過分依賴道德說教，又勢必導致中國文化傳統所熟悉的泛道德主義，從而抑制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泛道德主義尤其不可行，因為市場經濟強調個人在法律允許范圍內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不主張對個人施加任意的道德約束來抑制追求合法利益的慾望；即便可行，這類禁慾主義規則的實施也將給社會帶來消極後果，因為每一項道德規則的實施都需要花費一定的社會資源，因而產生不必要的社會成本。因此，如果給社會施加了過分沉重的負擔，那麼道德規則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很難獲得實施。
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實現最終還是要依靠法治。事實上，這一點也是可以較為嚴格地論證的。「德治」不是停留在理論上的空談。就和法律一樣，一項道德規則只有在實際生活中有效實施才能贏得人們的尊敬與服從；就和不能實施的法律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一樣，不能實施的道德規則也不能算做「德」的一部分。歷史證明，社會道德規則經常是由政府維持甚至制訂的，而只有政府官員自己遵守道德規則，規則才會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德治固然要求社會的全體成員都遵守道德，但關鍵在於政府官員首先要遵從基本的道德規范；否則，「上行下效」，社會就很快會陷入人人不講道德的「囚犯困境」。但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自私的」（休謨語），要純粹依靠自律來實現德治是不現實的。在基本的道德規則受到侵犯時，只是靠社會輿論的譴責是不夠的。處於強勢地位的政府官員尤其具有理性利益，利用手中的權力去換取其它形式的社會資源（例如「權錢交易」），並壓制他人的揭露與批評。因此，要維護德治，就必然要求社會具有某種外在機制去控制政府行為，而最有效的機制就是讓社會的全體成員都能夠通過法律途徑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官員的無理侵犯。
固然，官員與官員之間的制衡也是重要的——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御史」，還是現代西方的「三權分立」，都反映了這個道理。然而，沒有全社會參與的制衡，德治最終被證明是脆弱的；中國古今的種種冤假錯案，正是說明了政治權力未能受到充分的社會監督。在現代社會，社會監督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代議制民主政治與普通公民可以參與的司法程序。民主政治通過選舉保證符合公共利益的人選進入政府，並迫使官員適當行使公共權力，否則將在以後的選舉中使其面臨落選的風險；司法控制則保證官員嚴格按照法律的文字與精神行動，從而防止他們侵犯公民的合法權利。由此可見，德治的實現必然依靠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他律。只有依靠民主與法治——尤其是行政法治，才能在維持社會道德的同時又不帶來人治與專制的任意性。
總之，要克服傳統德治中的弊病，就必須消除二分法的行為假定，同時代之以平等適用於社會中所有人的道德規范。畢竟，人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的一面；只要不損害他人的利益，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就應該受到法律的正當保護。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都和社會中其他人具有同樣的權利，也都受制於同樣的法律義務。只有形成一套平等的「游戲規則」，使政府行為受到公民通過法律與政治程序的控制，社會才能進入真正的「德治」；否則，「德治」只能是依賴統治者良好意願的人治。

『玖』 寫出表現香港全民的法制意志最強的一句話

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學習貫徹全會精神,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就要在全社會培養和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法治信仰,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
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裡。法律要發揮作用,需要全社會信仰法律,如果一個社會沒有法治信仰、缺乏法治精神,法治只能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總體上解決了有法可依的問題,但還沒有在社會層面形成普遍的法治信仰,法治建設依然任重道遠。對於執政者來說,法治信仰是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基礎,保證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最根本的就是信仰法治、堅守法治,把法治精神當作主心骨。對於人民群眾來說,只有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觀念熔鑄到頭腦中,形成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自覺和習慣,法治才能不斷釋放規則的正能量。四中全會對立法、執法、、守法、黨的領導等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每一環節都作出了全面部署,最終落腳點就是讓法治成為全民信仰,凸顯了法治信仰在法治中國建設中的關鍵作用,抓住了法治中國建設的最核心問題。
法治不會自動成為信仰。培育法治信仰,關鍵要轉變人的思想觀念,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在現實生活中,一些人「信訪不信法」,習慣於找門路、托關系、請客送禮,個中原因就在於對法治的信仰沒有真正樹立起來。扭轉這種現象,消除根深蒂固的特權思想、人治觀念,關鍵要靠領導幹部。只有各級領導幹部帶頭學法、模範守法,不違法行使權力,更不以言代法、以權壓法,法治精神才能得以彰顯,法治信仰才能得以塑造,才能引導群眾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讓群眾發自內心地認同法治、信仰法治,帶動全社會形成崇尚法治之風。要堅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為依法治國的長期基礎性工作,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和精神文明創建,讓法治進學校、進教材,讓每個學生從小接受法治教育,在法治文化的熏陶下健康成長。只要全社會齊心協力,推進法治宣傳教育,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法治的種子就一定會在中華大地生根發芽,法治信仰必將蔚然成風。
培育法治信仰,還必須付諸法治實踐。法治不是抽象的概念,讓人民群眾信仰法治,就要讓他們切實感受到法律能夠有效地發揮作用,切身體會到法治給他們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好處,在親身體會的過程中積累對法治的理性認識,從內心生發對法治的信仰。「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建設完備的法律服務體系」「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四中全會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制度安排,為人民群眾遇到法律問題或者權利受到侵害時獲得及時有效法律幫助,引導人民群眾理性表達訴求、依法維護權益,解決好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參與法治實踐的途徑。讓每一個人的法律權益都得到切實保障,讓人們從每一個執法、過程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對法治的信仰自然就會在人們心中生根發芽,崇尚法治的社會風尚新常態必將形成。

『拾』 法治信仰在黨的哪個文件中出現過

如何讓法治成為國民信仰
在一個法治國家，法律必須被國民信仰，且被國民信仰的法律只能且必然是良法。在我國，要使國民信仰法律、法治，必須通過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制度的改革，逐步形成和創設起使法律能夠順暢運行、公權力受到嚴密制約、違法行為受到有力制裁、社會正義得到有效維護、法治文化深入人心的法治國家機制。
伯爾曼有句名言：「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①亞里士多德認為，構成法治要素的「法律」必須是「良法」，而且這種「良法」必須被國民所信奉，所遵循。「我們應該注意到邦國雖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循，依然不能實現法治。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②「一種不可能喚起民眾對法律不可動搖的忠誠的東西，怎麼可能又有能力使民眾普遍願意遵循法律」?③顯然，伯爾曼所主張的對法律的信仰實際上是指對良法的信仰。綜上觀點，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一個法治國家，法律必須被國民信仰，且被國民信仰的法律只能是良法。而一個國家的國民有良法可依、可循，且國民都信仰良法，遵循良法，這個國家就是法治國家了。既然作為國民信仰的法律只能且必然是良法，而國民普遍信仰和遵循良法就構成法治，那麼，國民對法律的信仰實際上就是對法治的信仰。
國民為什麼要信仰法治，因為法治優於人治，法治能限制公權力的膨脹、濫用、腐敗，為國民提供民主、權利和自由的保障，提供平等、安定、可預期的秩序，提供環境、生態保護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機制。沒有法治，人們就要面臨和經受很多苦難、災難。過去人類在幾千年的社會里，受人治之苦、之難已經是夠多的了。人類從自己的經歷、經驗里應該深深感受到法治對自己的意義、價值，人們信仰法治應該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現實並非如此。我們的許多國民，包括一些擔任國家公職並不信仰法治：有法不依，以言代法，以權壓法，信訪不信法。有些國民，雖然在一些時候、一些場合也依法、守法，遇事通過法律途徑、法律方式解決問題，但他們並非相信和信仰法治，他們依法、守法，走法律途徑、循法律方式辦事，只是在一定時候、一定場合迫不得已做出的選擇，或僅將之作為一種博弈的策略。只要有非法律途徑、非法律方式可選擇，並可能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利益，他們會首選其辦事和解決他們的問題。
這是為什麼?我們的許多國人為什麼不信仰法治?我認為，個中的原因是非常復雜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也許是因為我們國家的現行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制度尚未形成和創設一種使國民對法治產生信仰並不斷堅定這種信仰的整體機制。如果我們通過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制度的改革，逐步形成和創設起這個機制，使法律能夠順暢運行、公權力受到嚴密制約、違法行為受到有力制裁、社會正義得到有效維護、法治文化深入人心，國人就會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對法治的信仰。
推進法律順暢運行，保障法律的權威
要建立國民對法治的信仰，首先要推進法律順暢運行，保障法律的權威。法律運行不暢，法律沒有權威，人們如何信仰法治?關於法律運行機制，中共十八大報告歸納為四個環節：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科學立法是產生和形成「良法」的前提與基礎。國民信仰法律，是因為法律集中反映和體現了他們的利益和意志，是良法。如果法律違反民意，不以人為本，只追求管理秩序而忽視人權，損害人的尊嚴和自由，如現已廢止的《收容遣送條例》、《城市房屋拆遷條例》和現在還在實行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等，如果我們的立法機關(包括行政立法機關)不斷生產出這樣的「法律」，讓國民怎麼信仰?為了避免立法機關生產這樣的「法律」，保障立法機關科學立法，即有必要通過座談會、聽證會、論證會等各種形式和途徑廣泛吸收公眾和專家學者參與立法，改進和提高立法質量。堅持科學立法是推進法律順暢運行，促使國民樹立法治信仰的第一個重要環節。
推進法律順暢運行，促使國民樹立法治信仰的第二個重要環節是嚴格執法。有了良法並不能自動實現法治，並不能自動使國民樹立法治信仰。良法只有得到嚴格執行才能形成法治，國民只有在嚴格執法中感受到法治的正義和良法之「良」時，才能增強對法治的信仰。嚴格執法的反面是亂執法、濫執法和不作為，導致了人員的重大傷亡和財產的重大損失，嚴重損害了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損害了行政執法的公信力，損害了國民對法治的信仰。因此，要增進國民對法治的信仰，必須改進行政執法，盡量消除亂執法，濫執法和執法不作為，真正實現嚴格依法執法。
推進法律順暢運行，促使國民樹立法治信仰的第三個重要環節是公正司法。司法是保障正義的最後一道屏障，因此司法公正對國民的法治信仰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政法部門連續推進的司法改革有力、有效地促進了我國整體的司法公正，但是局部性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敗問題仍然嚴重存在,一些地方陸續曝出的因刑訊逼供而導致的司法冤假錯案，如佘祥林案、趙作海案、浙江叔侄案等，更是對司法公信力造成了嚴重的不利影響。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召集專家學者和律師專門研討促進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問題，與會人員從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提出了各種防止司法不公，糾正和避免冤假錯案的建議、對策，如法院堅持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地方當局的干預，強化司法公開，法院判決書逐步上網，接受社會監督，嚴格遵守證據規則，堅持疑罪從無，等等。毫無疑問，這些建議、意見如被法院採納，對解決當前司法中存在的各種問題，促進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將產生重要的作用。
推進法律順暢運行，促使國民樹立法治信仰的第四個重要環節是全民守法。國民守法與國民的法治信仰是密切聯系的。一個國民看到周圍的國民都守法，特別是看到作為國家官員的國民也守法，他就會增強對法治的信念和信心，久而久之，他看到守法成為了一種普遍現象，成了全體國民的一種習慣，他對法治的信仰就會「潤物細無聲」地生長和增強。反之，如果他看到周圍到處是違法之人、違法之事，特別是到處看到、聽到政府官員違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他就會逐漸對法律失去信心，對法治失去信仰。因此，要使國民相信法律，信仰法治，就不僅要有法可依、可循，有良法可依、可循，還必須逐步建立一種全民守法，特別是政府官員帶頭守法的氛圍。當然，國民對法治的信仰與全民守法是一種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互動過程：守法的人越多，人們會越相信法律、信仰法治;而人們越相信法律、信仰法治，守法的人就會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