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指數排名

⑴ 汪全勝的科學研究

科研項目
獨立承擔國家社會科學規劃項目2項，全國教育科學規劃項目1項，其他省部級項目10餘項。具體如下列等：
1.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法的結構規范化研究」(11BFX003)；
2.國家社會科學項目：《立法後評估研究》，批准號為07BFX010（2007年）；
3.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項目批准號為NCET-10-0550)；
4.2013年度國家法治與法學理論研究項目「地方立法的成本效益評估研究」(項目批准號:13SFB2005)；
5.教育部重點課題「《高等教育法》實施效果評估研究」(DIA080112)」；
6.司法部國家法治與法學理論研究項目：《法律績效評估機制研究》，批准號為2007SFB2002（2007年）；
7.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項目：《電子政務與政府信息公開化立法研究》，批准號為03JD820001（2003年）；
8.教育部民族教育發展中心2013年度課題「民族教育平等權制度的實施效果評估研究」(項目編號:RDZC13007)；
9. 教育部全國高等學校教學研究中心「十一五」國家課題「我國高校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研究」立項項目：《法科學生素質教育與實踐能力培養的模式研究》，批准號為FIB070335-A12-04。
11. 「榮達教育資助基金」民族教育研究課題；
12.《〈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立法後評估研究》被批准為國家體育總局2009年度體育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批准號為1389SS09078。
13.安徽省社會科學規劃課題《地方立法的效益問題研究》，批准號為AHSK01-02D048（2002年）；
已出版專著如下列等：
1.《法律績效評估機制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2.《立法聽證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3.《立法效益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
4.《制度設計與立法公正》，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立法後評估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代表性論文
《「特別法」與「一般法」之關系及適用問題探討》, 《法律科學》2006年06期；
《法治指數的中國引入:問題及可能進路》, 《 政治與法律》2015年05期；
《論我國官員財產申報立法的困境及路徑選擇》, 《法學評論》2014年01期；
《法律文本中的「附件」設置》, 《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13年06期；
《論立法後評估主體的建構》, 《 政法論壇》2010年05期；
《法律績效評估的「公眾參與」模式探討》, 《法制與社會發展》2008年06期；
《立法的合法性評估》, 《法學論壇》2008年02期；
《法律績效評估的發生機制——以國家主導為視角》, 《法商研究》2008年03期；
《「上位法優於下位法」適用規則芻議》，《行政法學研究》2005年04期；
《立法後評估對象的選擇》, 《 現代法學》2008年04期；
《立法聽證初論》，《法學雜志》2002年04期；
《科學立法的判斷標准和體制機制》, 《江漢學術》2015年04期；
《政府信息公開的說明理由制度探討》, 《 電子政務》2015年09期；
《立法成本效益評估的質量及保障機制》, 《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 2015年05期；
《我國法案公開徵求意見回應機制的建立與完善》, 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 2015年02期；
《我國法治指數設立的規范化考察》, 《理論學刊》2015年05期；
《體育法律修改包裹模式的運用——以學校體育設施社會化開放立法為考察對象》, 《 天津體育學院學報》2015年02期；
《政府檔案信息公開的立法探索》, 《學習與探索》2007年03期；
《論立法的正當程序》, 《華東政法大學學學報》2006年02期；
《「特別法」與「一般法」之關系及適用問題探討》，《法律科學》2006年06期；
《立法公正的實現與保障機制》，《政法論》壇2005年01期；
《立法迴避制度論》，《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4年04期；
《立法的社會接受能力探討》，《法制與社會發展》2004年04期；
《論立法成本》，《理論與改革》2001年06期；
《立法論證探討》，《政治與法律》2001年03期。
《論公共體育設施的供給及制度保障》, 《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15年09期；
《美國行政立法的成本與效益評估探討》, 《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8年06期；
《法律文本中「法的目錄」設置論析》, 《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 2014年03期；
《法律文本中的「廢止條款」設置論析》, 《政治與法律》2013年07期；
《論我國公民的被選舉權及其完善》, 《 雲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13年01期；
《論法律文本中「過渡條款」的規范化設置》, 《法商研究》2013年04期；
《加拿大立法過程中的公眾咨詢制度考察》, 《 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12年03期；
《法律文本中題注的設置論析》, 《 雲南大學學報(法學版) 》 2012年02期；
《立法後評估結果的回應機制》, 《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11年01期；
《立法後評估的回應滯阻析論》, 《 理論與改革》2010年05期；
《司法解釋正當性的困境及出路》, 《 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9年03期；
《立法技術評估的探討》,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 2009年05期；
《論立法的可操作性評估》, 《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09年04期；
《立法後評估的觸發機制——國家與社會聯動的視角》, 《中共中央黨校學報》, 2009年05期；
《日本的立法後評估制度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 中州學刊》2009年05期；
《法律適用原則競合時的司法選擇》, 《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9年05期；
《加拿大立法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探討》，《法治研究》2014年第8期。

⑵ 香港最近法制方面怎麼了

香港實施行政主導的管治模式，並制定由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領導的管治體制和代議政制架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是行政長官，由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根據《基本法》選舉、並經中央人民政府委任產生。行政長官負責執行《基本法》、簽署法案和財政預算案、頒布法例、決定政府政策以及發布行政命令，並由行政會議協助制定政策。首任行政長官是董建華，現任行政長官是梁振英。[6]政府的主要施政和行政工作由12個決策局和61個部門和機構執行，日常執行的人就是為數約18萬人的香港公務員隊伍。香港政府本身也是香港最大的僱主。

政府部門
香港的政府部門包括「三司十二局」，是司長及決策局的非正式統稱，最早由傳媒使用。三司是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和律政司司長。十二個決策局分別是公務員事務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教育局、環境局、食物及衛生局、民政事務局、勞工及福利局、保安局、運輸及房屋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展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香港的政府部門通常稱為「署」或「處」（如衛生署、香港警務處），主管均為香港公務員，大部分向所屬的決策局局長負責，小部分直接向司長負責（如行政署向政務司司長負責），另外還有審計署直接向立法會報告；香港廉政公署和申訴專員公署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

對外事務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一切的外交事務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香港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 」（Hong Kong, China）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系，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香港參與的國際組織包括有世界貿易組織、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亞洲開發銀行、國際結算銀行、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等共14個。當中有作為正式會員或創會會員（有部分組織早已在殖民地時期加入），亦有委派代表參與出席。

社會治安
香港治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決策局之一的保安局負責，包括維持公共安全、出入境、海關、在囚人士管理及更生、提供消防、緊急醫療服務等等。保安局的首要任務，是確保香港繼續成為一個安穩太平的城市。保安局轄下部門當中，以香港警務處為首負責最大范疇上的保安事務。
根據香港大學於2011年進行的公眾意見調查結果顯示，分別95%和76%的受訪者認為香港的日間和夜間環境是安全的；以美國為基地的世界正義工程（WorldJusticeProject）於同年發表的法治指數（RuleofLawIndex）將香港的公共秩序和安全在全球66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列首位。

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當年解決香港問題的創舉，也是香港持續繁榮的基石。香港擁有自己的標志，也就是區旗和區徽，同時香港也擁有與中國內地有別的社會形態和經濟模式。

⑶ 2019年中國民主法治在世界的排名

參考WGP全球法制指數排名。中國排行第88位，中國香港排行第16位。
全球正義項目（World Justice Project）成立於2006年，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其宗旨是「致力促進全球法治」，並推出法治指數（Rule of Law Index），以此評估各國在法治建設及遵守法律方面的情況，該指數每年編制一次。在2019年被評估的126個國家與地區中，丹麥、挪威、芬蘭排名前三，美國名列20。

⑷ 中國城市排行榜誰能給介紹一下

2008中國百強城市排行榜
1 上 海
2 北 京
3 深 圳
4 廣 州
5 天 津
6 南 京
7 大 連
8 杭 州
9 沈 陽
10 哈爾濱
11 成 都
12 東 莞
13 濟 南
14 佛 山
15 無 錫
16 長 沙
17 武 漢
18 寧 波
19 長 春
20 蘇 州
21 青 島
22 珠 海
23 大 慶
24 福 州
25 廈 門
26 石家莊
27 常 州
28 鄭 州
29 秦皇島
30 煙 台
31 烏魯木齊
32 西 安
33 合 肥
34 南 寧
35 呼和浩特
36 重 慶
37 東 營
38 昆 明
39 威 海
40 中 山
41 南 昌
42 紹 興
43 太 原
44 惠 州
45 溫 州
46 徐 州
47 揚 州
48 淄 博
49 鎮 江
50 鞍 山
51 保 定
52 銀 川
53 南 通
54 鄂爾多斯
55 洛 陽
56 嘉 興
57 台 州
58 桂 林
59 貴 陽
60 蘭 州
61 盤 錦
62 漳 州
63 黃 石
64 唐 山
65 濰 坊
66 湘 潭
67 肇 慶
68 吉 林
69 江 門
70 海 口
71 株 洲
72 連雲港
73 泉 州
74 克拉瑪依
75 泰 州
76 海拉爾
77 包 頭
78 柳 州
79 德 州
80 韶 關
81 寶 雞
82 金 華
83 鹽城
84 新 鄉
85 十 堰
86 廊 坊
87 玉 溪
88 濟 寧
89 滄 州
90 蕪 湖
91 湖 州
92 梧 州
93 泰 安
94 馬鞍山
95 安陽
96 遼 陽
97 舟 山
98 梅 州
99 常 德
100 三 明
這次全國城市綜合實力評比,是由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濟調查總隊、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中國信息報社等權威統計機構進行的評比，無疑是最權威、最科學的。從這次百強城市的指標、方法、資料來源和評定結果來看，每個指標都通過量化加權計算，消除了人為因素，體現了科學性；全國286個地級以上城市全部參加，一個都不少，體現了綜合性；採用數據有穩定、可靠的來源和完備的審查控制辦法，數據真實可信，體現了客觀性；同時，這次評比是在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濟調查總隊等專門機構的主導下進行的，具有無可辯駁的權威性。 評價指標體系包括人口與勞動力、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基礎設施、環境5個一級子系統：
(1)人口與勞動力：包括人口規模、素質和結構、管理和利用3個二級子系統，下設5個指標；
(2)經濟發展：包括經濟規模、經濟結構、經濟發展、經濟效益4個二級子系統，下設12個指標;(3)社會發展：包括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住房醫療服務、科技教育文化、社會治安、社會保障5個二級子系統，下設16個指標；
(4)基礎設施：包括交通、通訊、供排水及電力3個二級子系統，下設8個指標；
(5)環境：包括人口密度、投資、廢物處理、綠化4個二級子系統，下設9個指標。
從以上指標體系看，既有總量指標，用於反映「規模」即整體實力；也有人均指標，用於反映「效益」，即投入產出實現的程度。這樣評定，既能表現出傳統城市的發展積淀，又可以展現新興城市生機勃勃的競爭活力。同時，這次評比的涵蓋面十分廣泛，充分體現了城市的綜合實力，而不是某一、兩個單項的優勢

⑸ 「法治指數」究竟有多少含金量

法治指數」究竟有多少含金量？
近日，浙江杭州市餘杭區發布2008年度「法治指數」，得分71.84。據悉，這套數據體系具體可用「149」三個數字來概括:一個法治指數，四個「評估層面」，包括區本級、區級機關部門、鄉鎮街道、村社區；九種面向老百姓的調查問卷，涉及黨風廉政建設、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權利救濟、社會法治意識程度、市場秩序規范性、監督工作、民主政治參與、社會治安等9方面。（見21日《人民日報》）
這又是一個典型的政府形象工程！法治不可能量化，而且也不需要量化。因為法治的根本就是社會共同治理；法治的核心要素是權力的來源、使用及其監督和糾正等方面的問題；在法治的框架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分工，其中，政府的職責就是依法行政。即使需要對政府進行評估，也是社會自治的內容；政府不應該浪費人財物，組織其服務對象對自身搞評估，因為自己監督自己必然是無效勞動。
然而，在一幫專家的忽悠和撮合之下，「這套數據體系」還是出台了。他們都是國內赫赫有名的「法學家」：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法治餘杭」評估體系課題組組長錢弘道，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所長李林，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鄭成良，中國人民大學法學教授張志銘。這些人一起鼓吹「餘杭的經驗是餘杭的，也是全國的」。其中，張志銘教授一句道破天機：「餘杭法治指數的示範效應取決於它的含金量高低」。
筆者就在這里為這些無知的專家們算一算，「法治指數」究竟有多少含金量。首先，全國首創的「法治指數」是「餘杭邀請了多位國內知名法學專家參與課題組」的結果，這肯定花費了不少納稅人的錢。其次，四個「評估層面」，包括區本級、區級機關部門、鄉鎮街道、村社區，他們在落實「法治指數」方面的總動員不知道要開多少會吧？這也是錢啊！再次，九種面向老百姓的調查問卷（涉及黨風廉政建設、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權利救濟、社會法治意識程度、市場秩序規范性、監督工作、民主政治參與、社會治安等9方面），以200萬人口計算，為了組織一次這樣的評估，究竟需要多少錢？大概至少幾千萬吧。最後，經驗推廣的費用，大概是一個天文數字。不要說「餘杭的經驗也是全國的」，就算只是杭州的，如果繼續折騰下去，也是了不得啊！
今天聽廣播說，每年大學生就業時在簡歷上浪費的紙張成本，共計超過了兩億元人民幣。我想，這個「法治指數」的政府形象工程的花費肯定高於這個數字。最後，我要正告這些「知名法學家」的是，法治不是花錢能夠買來的，而恰恰是限制政府亂花錢的結果。

⑹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治指數體系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治指數體系
2015-12-22 10:11:27 來源：《財經》

中國的制度設計和制度運作呈現出綜合治理的特徵，法律的適用也要考慮不同層面、不同維度的各種復雜因素，主要採取協調、擺平的方式，演化為一種調解藝術或者行政管理手段。綜合治理方式勢必傾向於功利主義，而不是個人權利的保障

□ 季衛東/文

2015年10月27日，在達沃斯論壇全球議程峰會的分組會上，世界正義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簡稱WJP）的執行主任波特羅（Juan C. Botero）把前些時公布的國際評估報告《WJP法治指數2015》贈送給筆者。

不出所料，對中國大陸地區法治水準的打分仍然很低，與2011年的結果相比甚至還有進一步下降之勢。

根據2015年法治指數評估結果，中國大陸整體得分48，在東亞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區15個國家中排序第13位，在全球102個國家中排序第71位。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中國香港特區整體得分76，在亞洲排第6、在全球排第17；以華人為主體的新加坡整體得分81，在亞洲排第1，在全球排第9。

中國正在強調依憲執政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方針的落實，看到法治指數評估的如此結果，的確有一種諷刺意味，甚至令人感到難堪和愧疚，也有可能會在某些群體中激起抵觸情緒。

WJP法治指數的可操作性

不得不承認，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標體系還是比較科學合理的。盡管「法治」的概念很難定義和測量，但這個指標體系經過研究、論證以及反復推敲，給出了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表述，即法治的四項基本原則。

（1）政府及其官員和代理者以及企業、公民個人都可以在法律體系之下問責；（2）法律是清晰的、公開的、穩定以及公正的並被平等適用，法律保障包括人身安全和財產在內的基本權利；（3）法律制定、運用以及執行的過程是准入的、公平的以及有效率的；（4）稱職的、有道德的和獨立的代理人或者中立機構達到充分的規模、具備足夠的資源、反映社會的需求從而能及時提供司法救濟。

世界正義工程根據這樣的工作界定提出了由九大構成因素和47個次級因素組成的法治分析框架。

主要內容是限制政府權力（包括立法、司法、監察對權力的制約以及公務員紀律、民主監督、權力依法轉移等）、廉政（包括沒有行政官員以權謀私、司法腐敗、軍警貪瀆、立法不正等現象）、政府公開（包括公布法律和信息、知情權、公民參與、申訴機制四個次級因素）、基本權利（包括平等對待和無歧視、有效保障公民生命和安全、法的正當程序和被告權利保障、言論和表達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隱私權、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勞動權等主要憲法性權利）、秩序與安全（包括抑制犯罪、減少民事糾紛、私人排難解憂不訴諸暴力等方面）、規制執行（包括政府規章制度的有效實施、政府執法沒有不良影響、行政手續不被無理延宕、正當程序原則受到行政人員尊重、非經法定程序和充分補償不得徵收）、民事司法（包括民事訴訟的便民和廉價、杜絕歧視、廉潔、不受政府幹預、不無理延宕、裁決執行力、法院外解紛方式的便捷及公正有效）、刑事司法（包括偵查的效率、刑事審判及時而有效、矯正和減少犯罪、刑事系統的公正和廉潔以及避免政府不當干預、正當程序和被告權利保障）、非正式司法（包括及時而有效、公正而避免不當干預、尊重和保護基本權利）。

按照上述法治的概念框架，世界正義工程再通過十個步驟來設計問卷，進行電話調查、網路調查或面談調查並採集、分析數據。

2015年的法治指數報告對評估方法做了進一步改進，最突出的變化是擴大了政府公開的外延和內涵，把統計數據公開、信息質量、信息獲取、信息更新都納入視野之中；關於知情權的設問特別強調了獲準的時限、信息披露的充分性、手續費的合理性等因素；關於公民參與的設問涉及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以及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導入申訴機制的范疇等等。這樣就使得打分標准變得更加清晰和確定，當然也排除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評價。

相比之下，中國有的地方或者部門推出的法治（司法）指數體系的很多評估標准或者設問內容是多義的、曖昧不清的，導致問卷答案和測評結果難免主觀任意性較大。

社會環境影響制度運行

冷靜地對照法治指數的評估指標和中國大陸地區的現狀，可以說整體得分不高乃理所當然，根本就沒有必要刻意辯解或掩飾，更不可通過提高分值的方式來營造虛假的法治面子工程。相反，我們應該以這樣的低分為鞭策，有針對性地彌補短板，進一步加強法治國家建設。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體系已經完美無缺，毫無可以詬病的地方。

實際上，通過國家之間的比較可以發現，中國有些法治指標得分過低，是有悖人們日常生活體驗的。這就表明，世界正義工程的測量標準的確也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主觀性或者視覺上的若干盲點。

一般而言，法治指標體系的設立很難考慮不同的社會結構特徵。然而社會環境勢必影響制度的設計和運行，又不容人們忽視。在這里，存在方法論上的困境。

中國及其他特別重視家族團結和人際關系的社會，都具有網路化的結構特徵。在網路社會，各種平面互動比較活潑、比較多樣化，並在縱橫交錯的各種通道中傳遞著復雜的漣漪效應，甚至還有可能誘發混沌現象，因而某個指令對行為的影響很難進行單一維度的、確定的預測。

因此，法律也就很難採取「君臨天下」的支配者姿態，而必須融化到日常生活的場景之中，在人們的互動關系中進行滲透，並逐漸影響人們的行為方式。這就會使得行政過程勢必嵌入很多政治化的契機，使得規范體系本身復合化、多元化，使得自組織機制發揮較大的作用，使得不同情境中的具體秩序互相交錯和競合，最後自然而然會演化出一個綜合治理、辯證協調的模式。

由於網路社會存在很多結構上的空洞，需要藉助權力來搭橋、整合，所以法律對權力的限制就變得比較困難。

網路社會很容易引起法律秩序的碎片化、特殊化，變成多層多樣的，因此是集中而強大的國家權力、而不是統一的規則體系成為主要的整合機制。關系網造成的相對性、不確定性還會使得承包責任制以及對結果責任的嚴格追究成為最基本的秩序原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制度設計和制度運作呈現出綜合治理的特徵，法律的適用也要考慮不同層面、不同維度的各種復雜因素，主要採取協調、擺平的方式，演化為一種調解藝術或者行政管理手段。

綜合治理方式勢必傾向於功利主義，而不是個人權利的保障。因此，嚴格適用規則的要求不得不放緩，「適當均衡原則」成為法律秩序的基調。法律實效也主要靠追蹤性監控的方式來保障。這種狀況設定使得透明化往往被理解為監控的可追蹤性，民主參與也往往被理解為決策者對民意的觀察、提前反應以及臨機應變的調整。

中國的法治指標體系

因為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沒有、也不可能考慮到上述特殊的社會結構對法律運作機制的重要影響，所以測量出來的某些數值難免顯得有些失真，與人們的感性認識不太一致。

由此可見，我們在解讀這些調查資料時有必要把這些相關因素都考慮進去進行權衡，或者適當修改法治的概念框架和設問內容。

即使純粹從技術的角度來看，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體系也並非無懈可擊。

例如僅就個人權利的司法保障而言，行政訴訟的原告申訴率和撤訴率、民事侵權訴訟的懲罰性賠償和行政罰款之間的比例之類的客觀數據對法治水準的評價是很重要的，應該適當納入問卷調查之中。

在這個意義上，對法治指標體系進行適當的合理化改進，以使評估結果更准確地反映法律秩序的實際情況並能有效促進改革，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現實可行性。

在中國，各種計劃指標和詳細的績效考核指標已經存在幾十年，成為具有特色的治理手段；有些指標體系在不斷改變實務狀況，也在相當程度上扭曲了人們的行為方式——例如刑事案件破案率、公訴案件起訴准確率、上訴改判率、調解結案率等使得司法過程中的制衡機制在不經意間蛻變成了互相庇護、推卸責任的誘因。

一般而言，中國既有的法治指標分別發揮著設定管理的目標值、落實承包責任的抓手、對績效進行考核和監測的工具性框架、對職能部門及其人員獎懲的具體依據等功能。

在法治指數體系方面，比較著名的有浙江省的餘杭法治指數和司法透明指數（由錢弘道、齊奇、王朝霞等提出）以及2015年推出的司法文明指數（由張保生、張中、吳洪淇等提出）。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司法文明指數體系有意識地借鑒了世界正義項目法治指標的概念框架和評估方法，由10個維度（一級指標）、50個命題（二級指標）、97個賦值問卷題目以及190個變數組成。

仔細斟酌已經存在的各種中國法治（司法）指數體系的概念框架和調查方法，可以發現，在問題的清晰性、客觀性以及關系合理性等方面還有不少有待改進之處。

也許我們需要在深入分析和整合的基礎上加強與世界正義項目的交流與合作，一方面可以改進法治中國的目標管理和地方政府法治的績效考核指標，另一方面也使中國的實際情況能更全面准確地反映到法治的國際評價之中。

至少，需要學者、法律實務部門以及整個社會更加認真地對待法治指數，加強跨學科的研究和對話，並且努力克服一知半解、華而不實、急功近利等流弊。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

⑺ 山東省地級城市消費排行榜

沒有可比性。
比如，在濟南的房價將近8、9千元每平方，縣城的大約2、3千元每平方，你怎麼比較？

⑻ 國務院部門透明指數的法治報告

中國社科院發布法治藍皮書，內容涉及司法政府透明度報告等，重慶市人民檢察院在省級檢院中透明度排名第一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了《中國法治發展報告No.12（2014）》（以下簡稱「法治藍皮書」）；內容涉及2013年查處的公職人員統計，對2014年反腐敗行動障礙的預測，以及司法和政府部門透明度指數的報告。
雖然三大內容里提到了不少數據，但最突出的還是國家鐵路局的透明指數為「0」；被查處貪官過半栽在了「59」歲；2014年兩個月就查了腐敗官員「79」個。
81個法院司法透明度的平均分為42.1分，及格率為18.5%。上海高院排名第一，最高院排在第21位。而在檢察機關評測中，最高人民檢察院（53分）表現優異，居2013年度全部測評對象之首，重慶次之；在省級人民檢察院中，重慶（52.5分）則高居榜首。
省級人民檢察院透明指數
重慶 52.5
湖北50
廣東49
湖南44
山東42.5
不少法院不敢公開或滯後公開信息
報告稱，有些法院對公開與穩定關系的認識還不到位，對群體性案件未能脫敏，不敢公開，認為公開影響穩定。同時，法院信息公開存在滯後現象。本年度預算和上年度決算以及「三公經費」公開也面臨類似問題。法院聯系電話的有效性也較差，與公眾的互動渠道不暢通。
報告顯示，公眾旁聽案件庭審的權利未得到有效保護。旁聽是公眾監督案件庭審最為直接的方式。可法院普遍對公眾旁聽權的行使設置門檻，如要求攜帶身份證，甚至要求聯系主審法官；還有不少法院的工作人員對旁聽事宜不熟悉，有的甚至直接拒絕公眾旁聽。
不少部門以落實保密規范自保。報告提到，在申請國務院部門公開人事方面信息的時候，項目組遇到眾多部門以涉及國家秘密為由拒絕公開的情況。這些部門所依據的保密規范為《人事工作中國家秘密及其密級具體范圍的規定》。該文件出台於20世紀80年代，已完全不能適應當前國家推行人事編制信息公開的政策和做法。 被查處貪官，「59歲現象」明顯
據中紀委公開的數據，截至2013年12月，其2013年查處的公職人員中，共披露有123人的詳細信息。其中，51歲至60歲年齡段人數最多，占總人數的53.7%。而以往官員「裸退」就「平安著陸」的慣例正在被打破。
部分公職人員希望在離職前撈一把
藍皮書指出，公布信息的123人中，有31名涉嫌違紀違法的中管幹部已結案處理和正在立案調查。而這31名落馬官員中，「59歲現象」明顯。「59歲現象」是指公職人員在臨近退休年齡之際，利用手中的權力大肆貪腐的現象。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治國情調研室主任、《法治藍皮書》主編、研究員田禾告訴記者，由於在職和退休待遇相差較大，部分公職人員具有心理落差。另外，「臨近退休，部分掌握權力的公職人員往往希望在離職前撈一把。」
不少官員為晉升追求高學歷
藍皮書指出，被查處公職人員的最低學歷為大專，最高學歷為博士。其中，研究生以上60人，佔48.8%。
原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劉鐵男，官方簡歷稱其是經濟學碩士、工學博士，還曾獲名古屋市立大學「修士學位」，但後被指涉嫌偽造。在當前，確實也存在不少官員把高學歷作為仕途晉升的砝碼。
田禾表示，貪腐與受教育程度無直接關系，關鍵在於權力是否受到了有效的監督制約，是否有效防止權力集中於少數人手中。
腐敗公職人員中廳局級官員最多
在被查處的123名腐敗公職人員里，廳局級（含副職）人數最多，為70人，佔56.9%；省部級（含副職）、縣處級（含副職）位列第二、第三位。此外，事業單位、國有企業、人民團體中涉案人員比例越來越高。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治國情調研室副主任、法治藍皮書工作室主任、副研究員呂艷濱表示，從實際權力結構來看，廳局級官員是公職人員中堅力量，其直接掌握著大量與市場和資源有關的行政審批權，權力如果不受約束，貪賄的可能性就會增大。
被查處人員年齡分布
31-40歲1人
41-50歲21人
51-60歲66人
61-70歲13人
不詳22人
被查處人員文化程度
大學（含大專） 36人 29.2%
研究生及以上 60人 48.8%
學歷不詳 27人22%
被查處人員所在單位性質
事業單位 15人12.2%
黨委 26人21.1%
政府 48人39%
人大 6人4.9%
司法機關 2人1.6%
國有企業 15人12.2% 兩月查處79官員，裸官監管需加強。
根據中紀委網站披露的數據，進入新的一年，反腐勢頭依舊未減。2014年至今，僅兩個月的時間，中紀委監察部網站就公開了約79名公職人員被查處的信息，涉及18個省份。但藍皮書專家組認為，2014年，反腐敗仍然會遇到諸多障礙。
由於中國相關的法規和管理體制尚不完善，加上中國與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在引渡、罪贓移交等方面存在制度差異，使得腐敗公職人員外逃後能夠得到某種庇護。田禾表示，需加大對「裸官」以及其他可能外逃公職人員的監管。摸清裸官的數量，加強裸官監管，要求其申報海外資產；要加強公職人員出入境管理，防止公職人員的非正常出境。
田禾指出，有關部門在2013年底就出台了申報海外資產的規定，將對貪官隱匿財產、規避制裁是一個沉重的打擊。2014年還將明確財產公開接受社會的監督的途徑。此外，網路將繼續成為反腐敗的重要渠道。
藍皮書預測，2014年繼續對腐敗行為保持高壓態勢，並將就如何進一步鞏固反腐敗工作的成果，研究有效制約和監督權力運行的體制機制。田禾分析，隨著中央懲治腐敗力度的不斷增大，持續推動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範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的加快形成。

⑼ 關於法治指數

法治指數不是政府花錢買數字、築政績，而是幫助政府找問題。法治指數讓政府「做了一次體檢」，實現了一次自我考核，找到基層法治工作的盲點，下一個階段就是要把法治指數推廣到鄉鎮，使其成為指導政府工作的一個參考。
但要實現「找問題」的目的，首先需要確定什麼才是政府的問題，這就有個選擇的趨向、選擇的方法論問題，也就是由誰來確定是不是問題，由誰來評估問題。因為一些在普通公眾看來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可能在一些政府工作人員眼裡就不是問題。

接下來，更重要的是如何以此促進政府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具體而言，法治指數要發揮作用，其評估反映出來的問題，就應該成為考核相關部門工作業績和執法執紀水平的依據之一，就應該把問題解決程度和解決方式列為考績標准之一，作為官員升遷和任用的重要因素。餘杭法治指數評估的構成和數據來源，還有進一步完善的必要，但作為一項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的外在監督手段，如果能得到嚴格執行，無疑具有積極作用。設立法治指數，歸根結底是為百姓謀福祉。只要持有的不是花錢買數字、築政績心態，而是真心實意提高執政能力，真心實意推進依法治國，其積極效應該能得到公認和肯定。如果在法治指數的評估中，百姓的參與程度能越來越廣，百姓的評估系數能越來越大，不確定和模糊的數據能越來越少，那麼，它對政府官員依法行政的促進力度會越來越大，法治指數也就會產生更大、更深遠的影響

法治指數的評估來自四個方面，一是群眾滿意度評估，占總指數的35%；二是內部組評估，占總指數的17.5%，成員來自黨委、人大、政府以及司法機構中直接參與法律工作的公務員；三是外部組評估，占總指數的17.5%，成員來自大學教授、企業家、新聞記者等人員；四是專家組評估，占總指數的30%。評估的主要依據，一是反映執政黨及其黨員清廉度的數據，來自當地紀委和反貪局等部門；二是犯罪和治安處罰案件的數據，來自當地公檢法司等政法部門；三是權利救濟案件的數據，來自當地法院、司法、行政執法部門。

⑽ 柬埔寨是不是很混亂

由美國世界公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發表的2017年至2018年全球法治指數排名，在全球133個國家排名中，柬埔寨名列第112位，位居倒數第二，比阿富汗還不如，只比委內瑞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