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稅收立法

① 稅收立法權的劃分情況

稅權的劃分是指稅權在相關國家機關之間的分割配置，包括橫向分配和縱向分配兩個方面。橫向分配是指稅權在相同級次、不同國家機關之間的分割和配置；縱向分配是指稅權在不同級次的同類國家機關之間的分割和配置。稅收立法權的劃分也有橫向和縱向分配兩種。在國際上，稅收立法權的橫向分配主要有三種 模式：單一模式、復合模式和制衡模式。單一模式是指稅收立法由一個具有立法機關性質的行政機關來行使；復合模式是指稅收立法由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共同行使；制衡模式是指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權既相互獨立又相互制約的基礎上，稅收立法由議會、總統、最高法院三方共同行使。無論採用哪種模式，各國的稅收立法都是以正式的法律形式為主，行政法規為輔。 稅收立法權的縱向分配，國際上主要有集權模式、分權模式和集權分權兼顧模式。但不管採用什麼模式，各國都把稅收基本法規、主體稅種的立法權集中在中央；而在一些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共同立法的稅收問題上，中央往往只作原則性的立法，具體的法律、法規允許地方在不違背原則的前提下自主立法，充分體現了原則性和靈活性的有機結合。中國的稅收立法權在縱向分配上屬於集權模式，這與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歷史文化都有密切的關系。

② 中國稅收的立法

稅收立法是規范和完善稅收法律體系的前提和核心。依法治國背景下，稅收法律體系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占據愈來愈重要的地位，雖然我國初步形成了稅收法律體系，但仍然存在諸多不規范之處。在此背景下，稅收立法研究凸顯出重要性和緊迫性。稅收立法屬於法學和經濟學的交叉領域，學術界分別從法理視角和經濟學視角展開了研究。

③ 中國現行的稅收基本法律，法規和規章有哪些

參考來時間： 2011年收集的。

中國現行自的稅收基本法律、法規和規章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1993年12月13日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134號發布，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2008
年11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538號修訂並公布，自 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1993年12月25 日財政部文件（93)財法字第38號發布，2011年10月28日中華
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令第65號第二次修改並公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稅暫行條例》，1993年12月13日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135號發布，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2008
年11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539號修訂並公布，自 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1993年12月25 日財政部文件（93)財法字第39號發布，2008年12月15日中華
人民共和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令第51號修訂並公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車輛購置稅暫行條例》，2000年10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294號公布，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

④ 目前我國的稅收立法存在哪些問題

目前稅收立法權存在的問題
（一）政府及其部門稅收立法權過大
198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關於授權國務院改革工商稅制發布有關稅收條例（草案）試行的決定》，在我國開了授權立法的先河。從目前情況來看，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法》和《個人所得稅法》等三部法律由全國人大立法外，其他有關稅收方面的法律、法規等全部授權國務院及其相關主管部門頒布、發布、制定、修訂等。為此筆者認為，授權立法雖然順應了稅收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新情況，但同時也生以下問題。
1．大量的立法授權，其透明度不夠。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私營企業等各種性質的企業層出不窮，企業的經濟效益不斷提高，職工和個人的收入也隨之不斷增長，稅收已涉及到千家萬戶和每個公民。任何法律、法規或者規章，都要有人來執行和遵守。因此稅收立法程序透明、公開、公正顯得尤為重要。按照目前我國的立法程序，稅收法律是經國務院提議，由代表全國人民意志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具有相當的廣泛性、代表性和透明度，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人民的意志。而國務院及其稅務主管機關制定的稅收法規，尤其是稅務主管機關制定的稅收法規，其廣泛性、代表性、透明度可以說很低。首先立法不講程序。如我們在日常工作看到的稅務機關頒發的文件中，常常用到「經國務院領導同意……」的字眼，或者乾脆把某某領導同志的講話作為文件下發也不乏其有。在行政立法過程中普遍存在「有程序規定不照辦，沒有程序規定更好辦」的情況。其次對稅收立法缺少有力的監控機制。在我國現行的立法體制中，對稅收立法的監控規定不是很完善，不論是事前的監督，還是事後的監督，具體的監督部門、監督措施甚至監督程序無法落實，從而使得帶有部門利益傾向的稅收立法紛紛出台。如稅收任務作為考核指標後，有的地方把稅收收入作為對稅務部門主要的考核指標，任務完成有獎，完不成一切免談，實行一票否決，於是在一些地方稅務部門為了本部門利益，出現收取「過頭稅」、「寅吃卯糧」虛假入庫等種種奇怪現象。
2．立法層次較低，缺乏權威性。我國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作為國家經濟生活中重要的稅收立法，很少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絕大部分由其授權政府部門來制定，如當前我國稅收收入中，絕大部分是增、消、營流轉稅、企業所得稅等，而這些稅收立法權、解釋權、修訂權等在國務院及其主管行政部門。誠然，作為國務院及其主管的行政部門制定的法規和規章，是在人大授權的范圍之內，也具有相當的嚴肅性和權威性，但不可否認的，這些並不是法律，不具有與人大所制定的法律有同等的地位。
3．絕大部分稅權具有濃厚的行政命令。在任何國家或地區，凡是涉及到國民財富的調整，涉及到企業財產的再分配的稅收制度的問題，其稅權立法權必須由立法機關制定相關法律，政府和行政部門必須嚴格執行。然而我們國家恰恰相反，幾乎所有涉及到企業和個人的財產和財富的分配，均由政府部門及其行政部門制定相關制度，然後命令下級政府部門及其行政部門遵照執行。如1993年國務院頒布《關於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國發[1993]85號）、《批轉國家稅務總局工商稅制改革實施方案的通知》（國發[1993]90號），這兩大牽涉到中央與地方經濟利益，牽涉到所有國人和企事業單位財富分配的重大財稅體制改革的制度，全部由政府部門制定，時至今日，始終沒有超越這種行政行為的局面。
4．立法權與執法權出於同一主體，不能保證執法的公正。這里講的立法權是指稅務機關在其職權范圍內制定的法規、規章、決定等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稅收規范性文件的權力。從法理上講，稅務機關在法律規定的授權范圍內制定相關稅收政策似乎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因為它也是稅收執法部門。首先，它是行政立法，不是由民意代表制定，廣大納稅人參與的機會少，且程序相對簡單，有的根本不按程序，並不能保證依法治稅和保護納稅人權利；其次，有些稅務法規具有很強的特需性，即稅務機關往往根據自身的需要制定一些特定的規定。
（二）政府部門稅收立法權部門利益化傾向日趨嚴重。
1．行政利益和行政自利性非常明顯。現代社會利益多元化趨向日趨明顯，行政管理領域內除了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個人利益以外，還有不容忽視的行政利益，即行政機關在上述利益之外所獨立主張和追求的、純粹出於行政考慮的利益。就與公共性相對應的行政自利性而言，行政機關是由人組成的，自然不能擺脫人所固有的自利性。行政利益和行政自利性是非法定的，但卻是客觀存在的。如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統一的問題，主管財稅財政部認為，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過渡期以來，內外資企業稅負不均，既有悖於稅收的國民待遇原則，不利於平等公平競爭，也影響內資企業進一步提高競爭能力，強調內外資企業所得稅並軌必須進行；而在同一問題上主管外國企業投資管理和吸引外資的商務部對此並不認同，認為給外資企業一定的優惠並不違反世貿組織的國民待遇原則，不同意馬上取消這一稅收優惠政策。這本來是全國人大立法機構的事，而由於我國目前的稅收立法體製造成了國務院兩個主管部門出於不同利益考慮，對同一問題得出相反的結論，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2．稅收法規制定權不符合規定。根據我國目前的稅收管理體制，稅收法規的制定權應在國務院及其主管全國稅務機關的國家稅務總局。如《稅收徵收管理法》規定，凡由稅務機關徵收的各種稅收徵收管理，均使用於該法，同時規定，國務院稅務主管部門主管全國稅收徵收管理工作，這就意味著，國務院對凡涉及《稅收徵收管理法》所轄的一切涉稅事務，能授權的均應授權給國家稅務總局負責管理。但就目前情況看並非如此。如全國人大授權給國務院的《增值稅條例》、《消費稅條例》等，其實施細則均由財政部負責頒布，由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負責對其進行解釋 。財政部與國家稅務總局的職能和職責范圍有很大區別，財政部參與類似上述純粹稅收法規的制定，與全國人大頒布的《稅收徵收管理法》有關立法精神不符。
3．立法活動與立法過程中的利益驅動現象。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立法過程中廣泛存在，尤其是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在立法過程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由於每一件立法的出現，都必然意味著某種國家權力的授予或分配，而權力則意味著某種潛在的利益，因是之故，各種五花八門的立法也就有可能出台。雖然我國《立法法》就關於立法許可權的分配問題已經十分明確，但除了客觀方面的原因外，在立法過程中對自身利益、部門利益追求現象存在不爭的事實。如中央三令五申要維護國家稅收法律、法規的統一性、嚴肅性和權威性，各地方政府和部門不得擅自出台稅收優惠政策。但各地政府和部門為了吸引外來投資，以發展地方經濟為由，競相設立所謂的經濟開發區、工業園區，大開稅收優惠政策口子，今天這個地方出台企業所得稅二免三減半政策，明天那個地方馬上出台更優惠的稅收政策，為了自身利益，濫用《立法法》所賦予的權力，完全把國家稅收法律置於腦後。
4．行政「立法」，實質上就是利益分配的產物。所有的立法，都是權力和權利的再分配，涉及稅收立法權的爭奪也是如此，不客氣地借用經濟學的術語，是「設租」與「尋租」的產物。通過這些立法，某些政府部門所擁有的審批權、管理權、許可權得到了擴張，其所謂的利益（隱性的、潛在的、不易人們發覺的）得到了維護，因此，有些部門在立法過程中根本不顧社會公正與大眾利益，甚至是國家利益，不怕麻煩，想方設法地拚命把所謂的權力攬在懷中，以在社會管理中取得最大權力。這種情況在某些社會性立法及政府對經濟的管制性立法中也極為常見。
（三）征納對象之間的法律地位及不對稱。
從目前立法程序和立法精神的情況來看，由於我國的稅收立法主要是行政立法，幾乎所有涉及到納稅人的法規、規章等，主要強調的國家權力和納稅人的義務，而相對忽視對國家權力的制約和對納稅人權利的保護。這種情況從我國的稅收法規中最高法律《稅收征管法》中就有體現。如《稅收征管法》中規定，對納稅人偷稅的，由稅務機關追繳其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滯納金，並處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等等。這些行政處罰的幅度過大，會造成稅務機關的自由裁量權過大；在《稅收征管法》 未明確、全面規定納稅人的權利，稅收征管中侵犯納稅人合法權益的現象時有發生。如前幾年國家大量賒欠企業出口退稅現象十分嚴重，要知道享受國家出口退稅是國家給予出口企業法定的優惠政策，也是國際慣例，納稅人這些權利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

⑤ 地方政府有沒有稅收立法權

你好，地方人民政府一般來講對於我國立法體系屬於中央立法，地方立法除西藏、特別行政版區外權是有制定稅收法律和法規的許可權，但要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或國務院備案的。像內地除稅收法律法規有立法授權，也可以制定稅收規章。

⑥ 稅收的立法原則是什麼

稅收立法原則是指在稅收立法活動中必須遵循的准則。我國的稅收立法原則是根據我國的社會性質和具體國情確定的，是立法機關根據社會經濟活動、經濟關系，特別是稅收征納雙方的特點確定的，並貫穿於稅收立法上作始終的指導方針。稅收立法主要應遵循以下幾個原則：

一、從實際出發的原則
從實際出發，這是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在稅收立法實踐中的運用和體現。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要求我們在一切工作中必須從實際出發，也就是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客觀存在的事物中，引出規律，來指導我們的行動。貫徹這個原則，首先要求稅收立法必須根據經濟、政治發展的客觀需要，反映客觀規律，也就是從中國國情出發，充分尊重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和稅收分配理論。其次，要客觀反映一定時期國家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實際情況，既不能被某些條條框框所束縛，也不能盲目抄襲別國的立法模式，在此基礎上，充分運用科學的知識和技術手段，不斷豐富稅收立法理論，完善稅法體系，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

二、公平原則
在稅收立法中一定要體現公平原則。所謂公平，就是要體現合理負擔原則。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參加市場競爭的各個主體需要有一個平等競爭的環境，而稅收的公平是實現平等競爭的重要條件。公平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從稅收負擔能力上看，負擔能力大的應多納稅，負擔能力小的應少納稅，沒有負擔能力的不納稅。二是從納稅人所處的生產和經營環境看，由於客觀環境優越而取得超額收入或級差收益者多納稅，反之少納稅。三是從稅負平衡看，不同地區、不同行業間及多種經濟成分之間的實際稅負必須盡可能公平。

三、民主決策的原則
民主決策的原則主要指稅收立法過程中必須充分傾聽群眾的意見，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確保稅收法律能體現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堅持這個原則，要求稅收立法的主體應以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為主，按照法定程序進行；對稅收法案的審議，要進行充分的辯論，傾聽各方面意見；稅收立法過程要公開化，讓廣大公眾及時了解稅收立法的全過程，以及立法過程中各個環節的爭論情況和如何達成共識的。

四、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原則
在制定稅法時，要求明確、具體、嚴謹、周密。但是，為了保證稅法制定後在全國范圍內、在各個地區都能貫徹執行，不致與現實脫節，又要求在制定稅法時，不能規定得過細過死，這就要求必須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原則。具體講，就是必須貫徹法制的統一性與因時、因地制宜相結合。法制的統一性，表現在稅收立法上，就是稅收立法權只能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來行使，各地區、各部門不能擅自製定違背國家憲法和法律的所謂「土政策」，「土規定」。但是，我國又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多民族的國家，各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不平衡，政治狀況也不盡相同，因而對不同地區不能強求一樣。因此，為了照顧不同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不同的情況和特點，為了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在某些情況下，允許地方在遵守國家法律、法規的前提下，制定適合當地實施辦法等。因此，只有貫徹這個原則，才能制定出既符合全國統一性要求，又能適應各地區實際情況的稅法。

五、法律的穩定性、連續性與廢、改、立相結合的原則
唯物辯證法認為，一切事物都是發展的，而在發展過程中，又有著不同的發展階段。制定稅法，是與一定經濟基礎相適應的，稅法一旦制定，在一定階段內就要保持其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變化不定。如果稅法經常變動，不僅會破壞稅法的權威和嚴肅性，而且會給國家經濟生活造成非常不利的影響。但是，這種穩定性不是絕對的，因為社會政治、經濟狀況是不斷變化的，稅法也要進行相應的發展變化。這種發展變化具體表現在：有的稅法，已經過時，需要廢除；有的稅法，部分失去效力，需要修改、補充；根據新的情況，需要制定新的稅法。此外，還必須注意保持稅法的連續性，即稅法不能中斷，在新的稅法未制定前，原有的稅法不應隨便中止生效；在修改、補充或制定新的稅法時，應保持與原有稅法的承續關系，應在原有稅法的基礎上，結合新的實踐經驗，修改、補充原有的稅法和制定新的稅法。只有遵循這個原則，才能制定出符合社會政治、經濟發展規律的稅法。

綜上所述，稅收立法主要應遵循是：從實際出發的原則；公平原則；民主決策的原則；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原則；法律的穩定性、連續性與廢、改、立相結合的原則

⑦ 稅收立法的稅收立法程序

正當法律程序帶給我們的啟示就是對法律程序的尊重，這種尊重並不僅僅是重視「要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行使權利，而更是要按照「正當的法律程序」行使權利，在立法領域也是如此。正當法律程序的理論為我們構建正當的稅收立法程序奠定了理論的基石。筆者認為，在正當法律程序觀念的指導下，正當稅收立法程序應當具備參與性、公開性、交涉性與效率性等基本屬性。 稅收立法程序的參與性取決於稅法的民意代表性。「無代表則無納稅」的稅收法定原則，要求稅收建立在納稅人「同意」的基礎之上，納稅人得以表達意見的渠道便是在稅收立法過程中的參與。從民主實現的方式來看，代議制民主畢竟是一種「間接民主」，而公眾參與是「直接民主」，能夠彌補代議制民主的不足。
特別是稅收授權立法在世界各國廣為存在的情況下，行政機關在稅收立法中扮演突出角色，為了加強對行政立法的規制，就更要凸顯稅收立法中的公眾「參與」機制。我國稅收立法中公眾參與機制是十分薄弱的。
我國稅收立法中行政立法佔據絕對主導地位，行政立法又多是行政機關內部的「暗箱操作」，納稅人缺乏表達意見的途徑。相比之下美國在稅法的制定過程中公眾的參與機制則比較健全。美國在稅收法律、法規的制定過程中，通過公開立法、立法聽證、專家論證、向社會徵求意見等方式，使公眾的參與權得以實現，通過更准確地把握民意增強立法的公正性，從而有效地引導納稅遵從。
稅收立法程序的參與性還取決於人類主體的有限理性。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有限的個人理性影響立法者對宏觀全局的准確判斷，人類只有通過一定方式相互溝通，使法律成為多數人智慧的結晶，才能避免輕率立法、倉促立法。正如季衛東先生所言：「民主的真正價值顯然不是取決於多數人的偏好，而是取決於多數人的理性。在眾口難調的情況下，程序可以實現和保障理性」。
稅收立法程序的參與性也取決於社會資源的有限性。人類的社會資源是有限的，稅收立法作為分配稅收負擔和資源配置的活動，涉及到各種稅收價值的選擇和各方利益權衡。這使得參與以及相關利益表達機制必然成為稅收立法正當程序的關注焦點。「參與」使納稅人有機會表達自己的利益需求，使稅收立法中的利益沖突得到協調，實現利益平衡和利益主體的滿足。 現代意義上的稅收立法活動，應該是一項「陽光下的事業」，所有的立法過程，包括稅收立法的提案、起草、審議、表決、公布等每一個階段、每一個步驟都應當以社會公眾看得見的方式進行。英國有句古老的箴言：「正義不僅要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得到實現」。稅收立法程序的公開包括四個方面：一是稅收立法信息資料的公開，包括立法的背景與根據、立法議案的主題、立法會議的記錄等；二是稅收立法議事過程的公開，指立法會議要公開舉行，允許公眾旁聽等；三是稅收立法活動報道自由，允許大眾傳媒將立法活動的實際狀況向社會報道；四是稅收立法結果的公開，稅法必須向社會公布，國家不得以未公布的稅法作為執法依據。在美國，立法聽證是國會審議稅收立法的必經程序，稅收行政法規及規章的制定則要符合《聯邦行政程序法》規定的公開程序。
立法程序公開是納稅人有效參與稅收立法的前提。納稅人通過公布的稅收立法信息資料。可權衡各種論據和論點，並通過依據公開原則所建立的利益表達渠道，及時反饋自己的利益主張。公開可以保證稅收立法參與的質量。
公開也是納稅人行使知情權的必然要求。現代社會的公民對政府的行為享有知情權，有權利知曉立法機關在立法過程中的行為。可以說使公民了解稅收立法中的有關信息，既是公民個人的一項權利，也是立法機關的一項義務。當然，立法程序中的公開也是有限度的，在特定情況下，立法行為是不公開的。如涉及到國防、外交等重大國家利益，或者有關商業秘密及個人隱私的信息資料是不宜公開的。 「所謂立法程序的交涉性是指立法決策參與者運用各自的法定程序權力進行充分辯論、協商和妥協，以最終達成各方都願意並能夠接受的多數結果」。嘲交涉性是稅收立法程序的基本屬性，是稅收民主立法不可缺少的環節。「交涉」是一個討論、交流、溝通、談判、討價還價的過程。「民主社會是個講話的社會。因此，把最能體現民主特性的機構稱之為Parliament(議會)是非常恰當的。這個詞的本意就是談話、互相交流的地方。議會的重大功能之一就是把問題談透，為對立意見提供辯論的場所，互相商談，直到能採取彼此均感滿意的解決方式」。
稅收立法的交涉性賦予了稅收立法正當性、民意性，增強了公眾對法律的認可和尊重。「法律可能是不好的，但我所參與的確定法律的過程使我有義務承認他們的合法性並服從他們。那種義務來自這一事實：我是構成社會的成員之一，社會的法律就是我的法律，制定法律時我出過力。如果法律是公正的，我可以引以為榮；如果法律是不公正的，我繼續有義務為其改善而努力」。
稅收立法程序的交涉性源於稅收利益主體之廣泛性、財產權於公眾之敏感性。中國首次立法聽證會選擇了個人所得稅作為主題就是一個證明。不同的利益追求促使人們紛紛從切身利益出發去關注和參與稅法，稅收立法過程也正是不同利益主體博弈的過程。
「妥協」是交涉的必然結果。正如赫伯特·西蒙所說：「從某種重要意義上講。一切決策都是某種折衷。
最終選定的行動方案，決不會盡善盡美地實現目標，它只能是在當時條件下可以利用的最好辦法。我們所處的環境，必然限制著可以為我們所用的備選方案，從而劃定了目標實現程度的上限」。科恩在《論民主》中指出：「權衡沖突各方的爭議，從而形成政策、制定法律的過程便是妥協的過程，妥協是民主程序的核心」。沒有妥協的交涉，只會出現議而不決的狀況，妥協是立法交涉產生結果的重要前提。 盡管民主是稅收立法程序的最高價值取向，但民主並非是不惜一切代價換取的，民主的稅收立法程序也要受到效率的制約。只是稅收立法程序中的效率是民主意義上的效率，而不是以犧牲民主來滿足效率。
效率從經濟學上講是指成本與收益之比。稅收立法程序的效率同樣表現為成本與收益之比，其目標是以盡可能低的成本完成既定的立法任務。稅收立法程序中的成本是指在稅收立法過程中所耗費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等立法資源的總和。程序效率所追求的收益，就是通過一定立法成本的投入而完成的立法工作任務，它是固定的、客觀的，不像立法成本那樣有很大的伸縮性。立法程序的收益與效益不僅直接表現為「所完成的工作數量(經濟收益)，還包括立法程序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質量問題，即所創制出來的法律規范是否最接近社會公正，能否促進社會的良性運行。而且作為一種法律制度。立法程序自身的設立及其運行也必然會給社會的政治、文化、道德、意識帶來一定的影響，表現為對精神文明的促進作用」。
稅收立法中利益主體的多元性、利益分配的沖突性、稅收立法活動的復雜性都對稅收立法中的效率提出了迫切要求。稅收立法程序的效率性要求科學地安排和設計稅收立法程序，合理分配程序權利與義務，使整個立法活動有秩序地高效運轉，在立法成本最小化的同時達到立法收益的最大化。

⑧ 人大立法有哪幾個稅種

中國現行的稅種共18個種（2016年5月1日起，全面推行「營改增」；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環保稅 ），分別是：增值稅、消費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資源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房產稅、印花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車船使用稅、船舶噸稅、車輛購置稅、關稅、耕地佔用稅、契稅、煙葉稅、環保稅。

只有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車船稅、環保稅、煙葉稅和船舶噸位稅這6個稅種通過全國人大立法，其他絕大多數稅收事項都是依靠行政法規、規章及規范性文件來規定。

(8)中國的稅收立法擴展閱讀：

15個國務院制定

增值稅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於1993年11月26日經國務院第十二次常務會議通過，2008年11月5日經國務院第34次常務會議修訂通過。

消費稅 《消費稅暫行條例》於1993年12月13日經國務院第135號令發布，2008年11月5日經國務院第34次常務會議修訂通過。

營業稅 《營業稅暫行條例》於1993年12月13日經國務院第136號令發布，2008年11月5日經國務院第34次常務會議修訂通過。

資源稅 《資源稅暫行條例》於1993年12月25日經國務院第139號令發布。

城鎮土地使用稅 於1988年9月27日經國務院第17號令發布，2006年12月31日《國務院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的決定》修訂條例內容。

土地增值稅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於1993年11月26日經國務院第十二次常務會議通過。

房產稅 於1986年9月15日經國務院文件國發〔1986〕90號發布。房產稅條例規定，對個人所有非營業用的房產免徵房產稅。但近年，為調控房價，上海、重慶等地開始試點對個人住房征稅。

城市維護建設稅 1985年2月8日，國務院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維護建設稅暫行條例》。

車輛購置稅 2000年10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車輛購置稅暫行條例》經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

印花稅 1988年8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印花稅暫行條例》經國務院第11號令發布。

契稅 1997年4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契稅暫行條例》經國務院第55次常務會議通過。

耕地佔用稅 2007年12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耕地佔用稅暫行條例》經國務院第511號令通過並發布。

煙葉稅 2006年4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煙葉稅暫行條例》經國務院第464號令通過並發布。

關稅 1985年3月7日，由國務院發布。1987年9月12日，由國務院修訂發布。1992年2月28日，經國務院第九十九次常務會議通過。1992年3月18日，國務院第96號令《國務院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關稅條例〉的決定》修訂。

船舶噸稅 2011年12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船舶噸稅暫行條例》經國務院第610號令通過並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