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法學術

1. 情理法中的理是什麼意思

「情理之中」的意思是：事情在該發生的情況下發生，沒有意外成分，都是在人們的預料之中。

【拼音】

qíng lǐ zhī zhōng

【出處】

梁斌 《紅旗譜》四九：「還沒見過這么不講情理的買賣人！」

【例句】

面對突如其來的難題,他的一切行為都在情理之中。

(1)理法學術擴展閱讀：

1、反義詞：

意料之外

【拼音】

yì liào zhī wài

【釋義】

沒有想到的。

【出處】

清·李汝珍《鏡花緣》第三十五回「剛才唐兄說國王必是暫緩吉期，那知全出意料之外，並且大動干戈，用兵征剿。」

【譯文】

剛才唐兄弟說果王是暫緩良辰吉日，那全都是沒有想到的事，而且大幹一場，派兵鎮壓剿滅。

【例句】

最好的東西，往往是意料之外，偶然得來的。

2、近義詞

不出所料

【拼音】

bù chū suǒ liào

【釋義】

事由變化，在預料之中。形容原先預料的准確。

【出處】

清·曾樸《孽海花》第十回「見你不在，我就猜著到這里來了，所以一直趕來，果然不出所料。」

【例句】

根據他平時的基礎,這次高考他必能取勝,最後果然不出所料考上了北大。

2. 什麼是學術理論

1.科研成果的權極作用,其最基本的要求和特點是創新,知提出了新問題,開拓了新的領域,或提出觀點,構建了新理論,或發掘了新誰料,作出了新論證文獻來源。
2、學術知識是指對客觀事物認識研究的深入程度,即揭示其所反映的客觀規律性.社會價值是指滿足現實社會的需要.辭書學研究既有學術價值,更有重大的社會價值文獻來源
3、學術知識是指史學自身發展中的價值而言,是從學術這一角度來衡量和評判歷史研究成果的標准,史學研究一旦在史學領域的理論、史實與方法上有所突破,有所創新,那麼它就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文獻來源
4、所謂學術知識,就是指某項成果對本學科領域,本專業現有的科學理論的創造、深化和發展.主要表現在研究者經過周密的邏輯推理和論證,對學科建設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建議文獻來源
5、所謂學術知識是指「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實驗和調查」等.學生通過化學課程里STS內容的學習,可以掌握科學知識與方法文獻來源
6、文科學術論文學術價值的體現所謂學術知識,是指「有系統的、較為專門的學問.

學術，是指系統專門的學問，泛指高等教育和研究，是對存在物及其規律的學科化。

3. 中國法學界的泰山北斗是

以下是中國法學界的泰斗（排名不分先後）：

1、高銘暄：泰斗加學術（刑法界的祖師爺）

高銘暄（1928.5.24-）男，浙江省台州市玉環縣人。1951年從北京大學法律系（本科）畢業，1953年從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畢業，現任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名譽院長、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榮譽一級教授 ，兼任國家教育考試指導委員會委員。

4. 長春理工大學法學院的學術交流

法學院實施開放式教學和國際視野辦學，幾年來先後與美國、俄羅斯、日本及其他國內兄弟院校（包括台灣）建立了交流合作關系，定期邀請知名學者到學院講學交流。先後邀請了美國文化領事科博茲博士、伍茲教授、邱茫茫檢察官等專家學者來院講學和共同演練美國訴訟程序；日本北海道大學今井弘道法學教授受聘我院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俄羅斯布里亞特國立大學尤里·卡爾馬耶夫教授及其學生來我校參觀與進行學術交流；台灣保險法學專家施文森等來我校演講。法學院經常派出教師到國外大學參與學術交流，吸收國外先進法學理念為我校法學發展所用，已經先後到過美國、日本、俄羅斯等法律發達國家實地考察研修。同時也為我院學生提供參與國際交流的機會，派出學生到國外其他法學院進行學術交流和攻讀國外學位，開闊學生的知識視野，豐富人生閱歷。法學院極為重視對教師外語能力的培養，現學院教師中已經具備日語、俄語專業的全外語教學和英語雙語教學能力。並且法學院已接待多批外國留學生在我院攻讀學位和進行短期培訓。

5. 法理的含義及意義

我就是學法理的，呵呵。

法之理 在法外
法理學是一個運用哲學方法研究法律基本問題的學術門類,與法律哲學或法哲學含義相同,都是探討法律的一般性問題的學科.與其他法學門類相比較,法理學的對象超越了實在法規范,甚至更多地以相關法律思想和學說為研究的直接對象,從中獲得思考現實法律問題的精神養料,目的是建構和探索法律的理論問題.因此,法理學的意義主要在於開啟心智、啟蒙思想,提高法律職業者的理論思維能力.
法理學就是法哲學,法哲學也就是法理學,盡管法理學原出於英美國家經驗主義,法哲學則出於歐洲大陸國家,並且曾作為甚至現在也可能作為哲學的一個部門。但是,兩者不是也不可能是並列的關系,它們都是運用哲學方法研究法律問題的學術門類,不同之處僅在於它們的哲學觀念不同。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討論這個判斷。
首先需要明確的就是,法理學是一個以研究法律問題為宗旨的學術門類,實際上,法學最終也都是以研究法律問題為目的的。習慣上,我們往往將法學分為理論法學與應用法學,這種劃分固然標志著法學研究中分工的發展,在一定意義上代表著法學研究的進步。但在另一方面,則不可避免地發生一種誤導,使人誤以為這樣或者那樣分工是絕對的,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這樣,學術分工又被人為地轉化為學科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這種認識似乎並不恰當。我們可以說法律職業需要一種解決法律問題的技能和技術,而法學所承擔的任務則是傳授這種技能。但是技術本身並不構成學問,或者說,法律技術是由法律問題決定的。不將法律問題置於考察的重點,而以解決問題的方法和規則取而代之,可能有些本末倒置。法律技術都是用於解決法律問題的,法學只有在下述意義上才成立,即能夠對於法律問題的解決提供幫助。法律作為一種實踐理性決定了法學的實踐性,也決定了法學研究的問題性。法學教育,特別是法學研究,並不是把法律規定的文字含義介紹給受眾這么簡單。如果問題這么簡單,法學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只要有文化,能識字,具有一般的理解文字的能力,就可以從事這項工作了。這種觀念是對法學的極其輕率、粗暴和不負責任的界定。實際上,法律職業作為一種社會分工本身就意味著該領域屬於一種專門的知識領域,也可以說是具有專業知識結構的群體的特權領域。法學研究在任何意義上和任何學科範圍內都是以解決相應的法律問題為宗旨的。而法律問題之為問題,則在於它的疑難性。哈特曾經提出,法律語詞與一般詞彙一樣所揭示的僅僅是對象的典型情況,例如禿子,我們很容易地可以將頭上沒有一根毛的人歸為禿子一類,而問題是在特殊情況、也是大多數情況下,許多人頭頂上光彩照人,周邊卻稀稀拉拉布著頭發,這種情況我們如何歸類呢?能叫他們禿子嗎?正是諸如此類的邊際情況構成了我們所面對的問題的復雜性,而對法律領域這些復雜問題的研究則構成了法學。所以,法學都是需要解決問題的,傳統的理論法學與應用法學的分類並不可靠,區別實際上可能僅僅在於我們思考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方式是一般的還是特殊的,是抽象的還是具體的。任何法律領域的「真問題」都是從實踐中產生的,都需要從理論角度予以回答,只是在回答的方式上,我們可能根據法律(如許多部門法學者那樣),也可能根據某個更具有一般性的原理(如法理學者那樣)來加以討論。由於我們必須對法律問題給予透徹地說明,需要「以理服人」,也就不能武斷地說:法律規定如此,你就應該如此。所以,「說理性」是所有法學門類的共同特徵,只不過法理學把「理」擱置在一個極其突出的位置而已。
其次,法理學研究的是法律的基本問題或者說更具有一般性的法律問題。法律問題有具體問題和抽象問題,個別的、特殊的問題與一般的問題之分。具體、個別的問題如某個案件、某類糾紛應該如何解決,抽象、一般的問題如法律為什麼如此解決問題,這種解決方案是否正當等。法理學正是解決這些一般性問題的。所以,法理學可能並不關心,至少不是像部門法學那樣關心某個具體案件的處理是否妥當,而是更為關心解決這些問題的「理」是否成立,是否有效,是否能夠說服人或者是否選擇了能夠說服人的方式去說理。在這個意義上,法理學可能並不脫離實際,或者說,並不是僅僅關注經院哲學的問題。現在,許多人一聽到「理論」兩字就頭痛,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每天實際上都在接觸理論,使用、運用理論解決自己面對的問題。例如,每個需要打官司的人都需要在自己決定是否打官司的過程中尋找打官司的理由,只有在他說服自己,認為自己有理由甚至有把握打贏官司的情況下,才會做出打官司的決定。那麼他在形成判斷的過程中會參考哪些因素呢?法律固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情理、政策、習慣恐怕也在考慮的范圍內,他必須根據具體情況做出一個綜合性的判斷和推理,他會參考專家的意見,已有的先例,等等。這些實際上都包含著即將做出打官司決定的人的理論思維,也受制於他們的理論思維能力。有時候,他們往往需要求助於法律專家,所以,法律思維總是一種理論思維。比較之下,法理學的理論思維可能需要一種更加自覺的角色意識,需要對解決糾紛過程中的一般性法律問題進行系統的思考和分析,如法律的性質,法律與道德的關系,等等。法理學所面對的問題總是具有一種「總體化」特徵,是從許許多多具體法律問題中抽象而來的,它試圖為個別的具體的法律問題的解決提供一個有效的說理模式和論證程序。我們可以舉例說明:一般而言,法律問題都必須通過理智的、說理的、理性的方式解決,必須能夠說服人;而說理過程中,有效的論證又是不可缺少的,即說理者必須運用某種特定的邏輯思維形式,根據一般通行的規則,論證某個行為的正當與否;而有效的、有說服力的論證往往需要超越法律的一般規定,例如,某甲實施了故意殺人的行為,而某甲實施殺人行為之前已經存在某個「禁止故意殺人」的法律規則,所以,我們可以通過形式邏輯將甲和乙聯系起來,推導出丙:某甲應該受到懲罰。顯然,在這里存在著一個問題,即從表面上看,我們是根據乙譴責某甲的行為,實際上,乙規定本身也存在一個正當化的問題,如它必須是根據憲法規則制定的;然而憲法本身的正當性又如何論證呢?有兩種可能的辦法,一種是從憲法規定的立憲程序推導出憲法的合法性和正當性,這被稱為循環論證;一種是通過建立法律之外的某個一般性規則,如自然法、道德、情理、民俗、常規等來論證的正當性。如果我們不想陷入循環論證或者武斷地終止論證,這個時候就必然地進入了一個抽象思維的領域,必須藉助一些更具有一般性的規則和原理來使法律和法律行為正當化。當然,我們從法律的具體問題進入法律的一般問題的渠道還有許多,這里就不一一例舉了。可以說,這些都需要一個作為研究法律的一般問題的學術門類的法理學的存在和發展,法理學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法學門類的原因也在於此。
最後,回到我們的論題,即法理學是哲學方法在法律領域的運用,法理學就是法哲學。這個結論是由法理學所面臨問題的特殊性所決定的,即法理學面對的是法律的一般的普遍的問題,而一般的普遍的法律問題是不可能通過經驗直接呈現在我們的感官中的,必須運用邏輯思維和理性推理的方式才能夠予以把握。不贊成法理學就是法哲學的同仁一般認為,法理學是研究實在法的,是以感官中可以經驗的法律現象為對象的,而法哲學則是更深層次的。這些觀點一般都是建立在理性與經驗相對立的基礎上。實際上,理性與實證主義者所說的經驗在方法論上是一致的,即都是以達到客觀確定的認識為目的,而且,都是建立在一種知識論思想傳統的基礎上的,兩者之間存在著許多重要的內在的聯系。甚至可以說,正是以形而上學為特徵的自然法理論導致了實證主義法律理論的出現。它們的區別則在於前者試圖為法律提供一個絕對的支點,後者則認為這是對法律的非科學的態度,進而主張相對主義。所以,發源於英美經驗思維傳統的法理學與導源於歐洲大陸唯理主義的自然法理論的根本性差異還是建立在對立的哲學觀念上的;還特別應該注意的是,法律實證主義本身就是實證主義哲學的副產品,是通過對傳統的本體論法哲學的批判起家的。如果離開了兩者之間的對立和比較,實證主義法律理論或者經驗分析的法律理論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得到透徹說明的,也是不可能成立的。它們雖然是站在不同的立場上但卻用同一種方式把握一個相同問題,所以,法哲學與法理學不是並存的關系,而是相互包容的。對法理學范圍的界定必須立足於哲學在法律領域中運用的歷史過程來把握,法理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所發生的變化來源於相關哲學觀念的變化。所以,也就必然受到哲學領域發生的各種變革而繼續變化,如當前後現代哲學思潮對理性的批判,就不僅指向各種形而上學的法律理論,而且沖擊了實證主義法律理論;而對傳統理性的捍衛,也是對所有傳統法治理論的支持。可見,離開了哲學,法理學就失去了自己的「根」,成為缺乏生命力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對法理學的任何定義都可能成為想像的武斷的個人「意見」,而絕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和探討。
綜上所述,法理學是一個運用哲學方法研究法律基本問題的學術門類,這個法理學的定義預示了法理學必然以思想探索為其學科特徵,必然需要從以往的各種思想成果中獲得精神養料。同時,法理學也必定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需要結合時代的條件對以往的知識確信進行挑戰。法理學的意義就體現在通過法理學思維能力的培養,幫助人們達到克服法律偏見、超越自身法律經驗和常識的局限的作用。通常,我們認為最可靠的法律知識,實際上可能就是最需要反思的。因此,法律工作離不開自覺的法理學思維,法理學正是用這樣的方式盡管不是直接的但仍然是積極地參與法律實踐。

6. 刑法學術問題

以主體是否要求以特定身份為要件，自然人犯罪主體分為一般主體與特殊主體。
刑法規定不要求以特殊身份作為要件的主體，稱為一般主體；
刑法規定以特殊身份作為要件的主體，稱為特殊主體。
在刑法理論上，通常還將以特殊身份作為主體構成要件或者刑罰加減根據的犯罪稱為身份犯。身份犯可以分為真正身份犯與不真正身份犯。真正身份犯是指以特殊身份作為主體要件，無此特殊身份則犯罪根本不可能成立的犯罪。例如，現行刑法典第109條規定的叛逃罪的主體必須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因此，如果行為人不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其行為就不可能成立叛逃罪。不真正身份犯，是指特殊身份不影響定罪但影響量刑的犯罪。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行為人不具有特殊身份，犯罪也成立；如果行為人具有這種身份，則刑罰的科處就比不具有這種身份的人要重或輕一些。例如，現行刑法典第243條誣告陷害罪的主體，不要求以特殊身份為要件，即任何年滿16周歲、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構成本罪；但是，如果主體具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身份，依照刑法典第243條第2款的規定，則應從重處罰。換言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身份雖然不是誣告陷害罪的主體要件，但這種特殊身份卻是誣告陷害罪從重處罰的根據。

7. 什麼是法學理論

一級學科：0301法學 二級學科：030101法學理論 國家重點學科：吉林大學 國家重點（培育）學科：南京師范大學
研究領域
「法學理論」[1]學科已形成了法理學、西方法哲學、法律社會學、法律文化學、法律經濟學、人權理論與人權法、比較法學、部門法哲學、立法學、司法學等10個比較穩定的研究方向。其中，前五個研究方向始終站在學科前沿，在國內具有明顯的學術特色和優勢： （1）法理學。學術帶頭人為張文顯教授、姚建宗教授。本方向近20年多來一直居於國內學術發展的最前沿，始終是我國法學理論發展的引領者和推動者，提出並論證了許多在國內外學術界具有原創性的學術理論觀點。 （2）西方法哲學。學術帶頭人為鄧正來教授。本方向是國內高校同類研究方向中起步較早、影響最大的兩個單位之一，在推動國內法學界對本領域的研究方面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3）法律社會學。學術帶頭人為馬新福教授。本方向在國內起步較早，並以理論法社會學研究和法律發展研究為基本特色。 （4）法律文化學。學術帶頭人為霍存福教授。本方向以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研究為重點，並引入文化學、語言學、符號學和社會學等的理論與方法，實現了從單純的歷史研究範式向綜合的多維視角研究範式的轉換。 （5）法律經濟學。學術帶頭人為張文顯教授、徐衛東教授。本方向在國內發展較早，在法律經濟學基本理論、知識經濟與法制創新、現代企業制度的法理研究走在國內前列。 作為國家重點學科和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本學科點通過承擔和組織重大科研項目，產出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推動了中國法學理論的創新和發展（吉林大學國家重點學科「法學理論」）。

8. 太原理工大學政法學院的學術研究

學院努力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凝練科學研究方向，不斷推動科學研究向高質量、有特色的方向發展，科研實力不斷提升。教師主持或參與的包括國家軟科學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青年項目等各類科研項目多項，2011年在研科研經費進賬48萬元。同時，出版和發表了一大批有影響的學術專著和論文，其中在《自然辯證法研究》、《科學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理論前沿》、《福建論壇》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300餘篇，其中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二篇，《人大復印資料》轉載多篇；出版各種學術專著30餘部；近年來，多項研成果獲山西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二等獎、山西省「百部（篇）工程」一、二等獎、山西省「興晉挑戰杯」一、二等獎等獎項，學術影響力不斷提升。學院還獲得了校「文明和諧單位」、「校園治安綜合治理標兵單位」、校「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工作先進單位」、「學校先進基層黨組織」等榮譽。成績與榮譽即是鼓勵與鞭策，年輕的政法學院將以更加飽滿的熱情，更為踏實的作風，承繼歷史傳統，秉持科學發展、和諧發展、跨越發展的理念，為努力實現特色鮮明、同類一流的目標而繼續奮進！

9. 法律學術問題···這個怎麼理解啊都進來看看嘛

首先解釋幾個概念：

1，不可抗力：不能預見、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例如地震、海嘯等。

2，善意佔有、惡意佔有：
（1）「佔有」可分為：
a.有權佔有：例如「物主將物借給佔有人」
b.無權佔有：例如「下課時，我誤以為同桌的鋼筆是我的，收進包里帶回家」、「小偷把物主的手機偷走帶回家」

（2）「無權佔有」有分為：
a.善意的無權佔有：行為人不知是無權而佔有，例如上述的「鋼筆」一例
b.惡意的無權佔有：行為人明知是無權而佔有，流入上述的「小偷」一例

不論是善意佔有還是惡意佔有，當物權人行使「返還原物請求權」時，行為人都應該在規定的期限內返還原物。
通常情況下，善意佔有人因為不知情，只要能夠按期返還原物，即可免責，對於不知情的情況下造成的原物損失不負責任；惡意佔有人不僅要按期返還原物，同時對惡意佔有期間原物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但是，你問題中所說的「不可抗力致佔有物損毀滅失」不是上述的通常情況，即只有當佔有人遲延履行返還義務時，才承擔賠償責任。下面舉例說明：

例1，通常情況：
（1）甲誤以為同桌乙的鋼筆是自己的，帶回家使用後造成鋼筆損壞，善意佔有——不用賠償
（2）甲明知鋼筆是同桌乙的，趁其不備帶回家使用後造成鋼筆損壞，惡意佔有——應當賠償

例2，不可抗力：
成都人甲有手機一部，汶川人乙，兩人08年5月1日在成都一起吃飯，席間：
（1）乙誤以為甲的手機是自己的，放進口袋，次日帶回汶川——善意佔有
（2）乙故意偷走甲的手機，次日帶回汶川——惡意佔有
後來，5月5日，甲得知手機在乙處，於是打電話通知乙：5月10日前必須返還手機。上述兩種情況下，乙都沒有按期返還手機，結果12日的地震中手機滅失。
此時，因為乙未能按期歸還，構成遲延履行返還原物義務，後不可抗力導致原物滅失，他就必須承擔賠償責任，不論善意、惡意。

補充說明：
上述例2中的（2），如果甲在得知手機被乙偷走後，電話通知乙，必須在5月10日前將手機送還給自己的朋友、住在汶川的丙，而乙按期將手機交還給丙，後手機在地震中滅失。此時，雖然乙對手機的無權佔有是出於惡意，但他按期履行了返還原物義務，沒有遲延履行，故他對手機因地震這一不可抗力導致的滅失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10. 法學理論的研究領域

其中，前五個研究方向始終站在學科前沿，在國內具有明顯的學術特色和優勢：
（1）法理學。學術帶頭人為張文顯教授、姚建宗教授。本方向近20年多來一直居於國內學術發展的最前沿，始終是我國法學理論發展的引領者和推動者，提出並論證了許多在國內外學術界具有原創性的學術理論觀點。
（2）西方法哲學。學術帶頭人為鄧正來教授。本方向是國內高校同類研究方向中起步較早、影響最大的兩個單位之一，在推動國內法學界對本領域的研究方面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3）法律社會學。學術帶頭人為馬新福教授。本方向在國內起步較早，並以理論法社會學研究和法律發展研究為基本特色。
（4）法律文化學。學術帶頭人為霍存福教授。本方向以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研究為重點，並引入文化學、語言學、符號學和社會學等的理論與方法，實現了從單純的歷史研究範式向綜合的多維視角研究範式的轉換。
（5）法律經濟學。學術帶頭人為張文顯教授、徐衛東教授。本方向在國內發展較早，在法律經濟學基本理論、知識經濟與法制創新、現代企業制度的法理研究走在國內前列。
作為國家重點學科和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本學科點通過承擔和組織重大科研項目，產出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推動了中國法學理論的創新和發展（吉林大學國家重點學科「法學理論」）。
除上述五個研究方向，還有以下若干研究方向：人權理論與人權法、比較法學、部門法哲學、立法學、司法學、現代法理學、西方法理學、法文化研究、應用法理學、行為法學研究、法經濟學、法政治學、法學方法論、法哲學、法律語言與邏輯、法治文化、法律邏輯、法律語言學、法治與文學、法治新聞、傳播法與傳播倫理、法律與經濟學、法律與公共政策、法與社會科學、人權理論與制度、法律方法論、絲綢之路經濟帶法治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