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聽證與地方
① 如何看待立法聽證(不是調查,是作業)幫幫啊
舉行立法聽證會可以了解民情,集中民智,有利於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推動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建設
② 立法聽證會的舉行體現了政治生活中哪些道理
①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立法聽證會的舉行,體現了我國的國家性質,說明社會主義民主具有廣泛性和真實性的特點,表明人民享有廣泛的政治權利和自由。
②我國公民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參與民主決策。材料中所述立法聽證會的舉行,尊重和保護了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和表達權,體現了公民可以通過社會聽證制度參與民主決策。
③材料中所述立法聽證會的舉行,有助於決策充分反映民意,體現決策的民主性;有利於決策廣泛集中民智,增強決策的科學性;有利於促進公民對決策的理解,推動決策的實施;有利於提高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和信心,增強公民的社會責任感。
④立法聽證會的舉行,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步,有利於促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發展。
③ 聽證會適用於哪些場合
立法法沒有規定聽證的范圍。考慮到目前聽證活動開展的現狀,對聽證的范圍作出規定。
聽證的范圍,示範稿區分兩種情況作出規定:即應當舉行聽證會和可以舉行聽證會的情況。對於法律法規案內容涉及社會普遍關注的熱點事項(如徵收利息稅,關於婚姻法的修改,幾乎是所有公民關注的問題)或者對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權益有較重大影響(如房屋拆遷方面的法規,可能不是對多數個人或組織有影響,但對於某個群體有較重大影響),都應當舉行聽證會。可以舉行聽證會的情況,是指在這些情況下,可能需要舉行聽證會,也有可能通過座談會、專家論證會的方式徵求意見更合理(示範稿第五條)。如合同法中爭議比較大的問題,可能召開由法學家參加的專家論證會更合適。
④ 如何解決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沖突
關鍵在於審核制度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需要一部更好的「管法的法」。備受關注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8日提交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從草案來看,我國享有地方立法權的城市將從49個增加到280餘個。
地方立法權成倍「擴容」用意何在,此舉將對地方的改革發展帶來幾多利好,各地能否順利承接立法的大幅賦權,放權、擴權同時如何防止地方「濫權」,這些都是各方高度關注、期望求解的重要問題。
緣何大幅擴容?
現行立法法規定,享有立法權的「較大的市」包括三類:「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總共49個。
此次修正案草案新增加一類:235個「其他設區的市」。新舊相加,全國284個設區市將全部享有地方立法權。另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建國8日在做草案說明時建議,賦予不設區的廣東省東莞市、中山市和甘肅省嘉峪關市以地方立法權。
「多年的呼籲終於有了突破!」來自溫州的全國人大代表鄭雪君說。當選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至今,每年兩會她都建議將溫州批准為「較大的市」,獲得地方立法權。
她說,溫州一直以來都是改革先行區,素有敢闖敢拼、勇於創新的基因。「溫州人一遇陽光就燦爛、一遇雨露就發芽,但就是缺少那麼點陽光和雨露」。沒有地方立法權,導致很多改革探索無法開展,或沒辦法深入推進。
不單是溫州。許多城市在經濟發展、城市建設等方面進展迅速,但各種問題和矛盾也成倍增加。由於缺乏立法權,它們往往只能以「紅頭文件」替代,但容易引發新問題。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行政法專家馬懷德說,隨著改革發展的深入,地方在立法方面的需求更加強烈。「以城市管理為例,城管執法機構需要規范運行,中央沒有城管立法,地方想立法又沒有許可權,不立法又解決不了管理難題。這就構成了矛盾。」
釋放幾多紅利?
在立法權方面,合肥無疑是讓溫州羨慕的。今年初實施的《合肥市城市管理條例》,因對廣場舞等集體健身行為作出規范,進入了公眾視野。
作為此前49個「嘗鮮」地方立法權的城市之一,截至目前,合肥市政府已制定規章68件,提請市人大常委會制定地方性法規45件。這些立法,涵蓋了民營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公共資源交易、城市管理等多個方面,為改革發展創造了更可靠的制度「小環境」。
全國人大代表、合肥市市長張慶軍舉《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條例》為例。這項合肥的「自選動作」,對依法治湖的行為進行了規范,劃分了幾級保護區,比如對
一級湖面及入湖河道一定范圍內的,除在建項目外,對新建項目嚴格控制。「除此之外,這還有效避免了人事變動、政府換屆等造成的朝令夕改,也對政府行政權力
形成了有效制約。」張慶軍說。
根據草案,享有立法權的地方可以對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和歷史文化保護等3方面的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對原有49個較大的市已經制定的地方性法
規,涉及上述事項范圍以外的,繼續有效。專家認為,賦予設區的市立法權意義重大,一些創新舉措、重大項目等都可以通過地方立法而加速推進。
可以發現,草案賦予地方立法權的城市成倍增加的同時,其立法范圍縮減了。「法律、行政法規和省級地方性法規日益完備,對較大的市的立法許可權適當限制是必要的。這樣可以避免重復立法,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研究室主任梁鷹說。
能力是否達標?
「當務之急,是要做好地方立法權承接准備工作。」全國人大代表、溫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陳笑華說,溫州市人大常委會已成立立法籌備工作領導小組,她坦言,溫州急需這方面的人才,立法的指導和培訓工作也亟待加強。
獲得許可權之後,立法質量是否夠格,立法能力能否匹配,也是擺在各地立法部門面前的嚴峻考題。一些公眾還擔憂,地方會不會制定出差法、惡法、甚至「奇葩法」?
這並非杞人憂天。幾年前,某省制定實施母嬰保健條例,但這部地方法規違背了上位法《婚姻法》中有關「取消強制婚檢」的內容,被一些專家質疑有「越權立
法」之嫌。還曾有地級市出台地方法規,要求當地所有房產開發企業在售房前必須繳納每部不低於25萬元的「首次電梯更新費」,不交錢就不發房屋預售證,引起
企業和公眾廣泛質疑。
專家認為,立法是一項復雜的工作,需要很高的專業水平。地方在機構設置、人員能力等方面亟待補足短板。
需要指出的是,賦權之後,地方立法進度不是「一刀切」。此次修正案草案規定,由省、自治區的人大常委會綜合考慮本省、自治區所轄的設區的市的人口數
量、地域面積、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以及立法需求、立法能力等因素,確定其他設區的市開始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具體步驟和時間,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備案。
如何防止濫權?
「沒有立法權的時候,一些地方政府就搞出許多『紅頭文件』與民爭利;一旦有了立法權,豈不是更可以光明正大、肆無忌憚了?」「如果說一次違法的執法只是污染了水流,那麼一次違法的立法就是污染了整個水源」……
針對地方立法權的擴容,網友們表達的擔憂指向一個關鍵問題:如何避免立法權被地方濫用?這么多城市都擁有立法權,如何對其進行有效及時的監督和審查?
根據草案,除了對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規的范圍進行限制外,還規定製定地方政府規章,沒有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依據,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范。此外,對行政法規,要求其在起草過程中廣泛聽取有關機關、組織、人大代表和公民的意見。
民意將對地方立法權形成有效制約。草案要求,拓寬公民有序參與立法的途徑,開展立法協商,完善立法論證、聽證、法律草案公開徵求意見等制度。
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姜明安說,全國人大和省級人大應建立專門的法規、規章監督審查機構,人大的其他專門委員會和人大常委會工作機構可配合其監督審查;立
法法應明確規定審查機構受理機關、團體、組織和公民申請審查的時限、實施審查的時限,向審查申請人反饋審查結果的時限等。只有這樣,審查制度才能真正發揮
作用。
⑤ 立法聽證會上 政府官員需要發言嗎
不需要。
就修改個人所得稅法,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定於2005年9月27日在北京舉行關於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准聽證會。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中首次舉行立法聽證會。
立法聽證,是在法律規定的程序下,徵求意見的特別方式。我國《立法法》規定,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員會、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應當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
立法聽證,不是代替立法機關決策,而是徵求民意的一種方式。聽證的結果無非是兩種:一種是改變了立法機關原來的決定,另一種則是維持立法機關原來的決定。聽證人員的安排,直接影響著聽證的結果。此次
個人所得稅法修改聽證,安排了四個方面的陳述人,他們分別來自中央政府機關、工薪階層、全國總工會和地方財政稅務部門。無論是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和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還是地方財政或者稅務部門的代表,都代表著政府的意見。事實上,這些人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他們屬於工薪階層,是國家的納稅人,而另一方面他們又是收稅人,是國家的代表。這些人在聽證會上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如果他們代表工薪階層發表意見,由於他們大部分集中在首都北京或者大型城市,那麼,其局限性顯而易見。根據聽證會組織者的安排,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和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的代表可能僅僅介紹草案起草的情況,與其這樣,不如事先將他們的意見整理成書面材料,印發給各位代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的負責同志不再佔用發言時間和出席代表名額。
考慮到個人所得稅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稅,聽證會的組織者安排了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省、自治區財政或者稅務部門的代表3人,直轄市財政或者稅務部門的代表1人,代表地方政府發表意見。作為全國最高立法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安排中已經充分考慮到了各個地方的代表名額分配問題,在聽證會上最好不要邀請地方政府官員特別是財政或者稅務部門的代表參加。按照人民主權原則,在涉及到財產分配的問題時,最好由選民或者納稅人直接參與決策,而不應當考慮地方政府部門的利益。因為從本質上來說,個人所得稅法的修改直接關繫到納稅人個人財產的分配問題,盡管中央和地方之間存在著稅收比例分配問題,但這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完全可以通過完善憲法或者制定專門的法律加以解決。換句話說,個人所得稅法主要涉及到國家與公民之間的財產分配問題,地方政府不應參與其中。當個人稅收法律關系確定之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完全可以通過再次立法或者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解決彼此的分歧和矛盾。地方政府機關工作人員參與討論個人所得稅法中起征點的問題,似乎是將不同的問題混淆在一起,容易轉移視線,增加立法聽證的復雜性。
眾所周知,全國總工會是工人階級的組織,廣大的工薪收入者都是工會會員。但是,工會組織是一種政治或者社會性組織。在涉及到公民基本權利問題時,工會組織不能越俎代庖。誠然,個人所得稅的增加或者減少,涉及到工會成員的基本權利。不過在討論公民基本納稅義務的時候,作為政治和社會性組織的工會最好不要參與其中,因為工會的代表同時也屬於工薪階層,在聽證會上工會代表同樣會出現身份混同的問題。事實上,全國總工會不可能代表全國的工薪階層拿出具體的立法方案,如果那樣的話,個人所得稅法修改中的立法聽證也就不需要了。
在立法機關,沒有政府的意志,沒有地方部門的意見,只有全國選民的意見。直接在全國「年滿18周歲,有工資、薪金收入的公民」中選舉陳述人,並且「由聽證會按照東、中、西部地區都有適當名額,工薪收入較高的、較低的行業、職業都有適當名額,代表不同觀點的各方都有適當名額的原則,在申請報名的人員中選擇確定」聽證會的陳述人,更有利於廣納善言,制定科學的法律。
⑥ 求書,有關立法聽證制度方面的著作,國內外的均可(最好是國外的)
給你推薦八本,如下,希望能幫助到您。
1.聽證:中國轉型中的制度建設和公眾參與-立法建議、實踐指南、案例
李楯 編/2008年12月/知識產權出版社
法治的原則是: (1)人的基本權利是立法所不能剝奪的。 (2)一切法律上的決定均須遵循預設的程序做出,非經正當過程做出的決定是無效的。 (3)一切法律上的紛爭最終可獲獨立的和中立的...
2.立法聽證與地方治理改革
楊雪冬 編著/2004年04月/中央編譯出版社
本書聚焦立法聽證的法律依據,立法聽證中的利益表達和公民參與、立法聽證的技術安排、立法聽證規、當代中國立法聽證面臨的挑戰困境,以及國外的立法聽證等關鍵問題,以全新的視角透視了立法聽證在當代...
3.行政聽證制度研究
章劍生 著/2010年01月/浙江大學出版社
《行政聽證制度研究》在對行政聽證制度理論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透過比較法的視野對主要國家和地區的行政聽證制度進行了比較分析;然後結合中國法規范,分析了行政立法、行政處罰、行政許可和政府定...
4.聽證制度:透明決策與公共治理
彭宗超,薛瀾,闞珂 著/2004年05月/清華大學出版社
該書將聽證制度與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相結合,突出了聽證制度的政治意義,運用對比研究,闡述精闢、透徹,富有說服力。適合各級黨政機關的人士參考閱讀,同時也適用於大專院校公共管理等相關專業的教師..
5.中國公共聽證研究
李春燕著/2009年04月/法律出版社
五年前,我將「公眾參與與行政法」作為給中國政法大學博士生講課的論題,當時,不少博士生有點「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課後,他們恍然大悟:公眾參與是現代行政法與傳統行政法的重要區別所在,也是現...
6.行政法史論叢(上海政法學院學術文庫——行政法學叢書)
關保英 主編/2008年01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行政法史論叢》是「上海市重點學科(行政法)」階段性理論成果,也是重點學科所凝練的學科方向的具體落實。行政法史是研究行政法制度和思想等相關范疇發生和發展規律的學科,其既是行政法學的重要組...
7.當代中國行政法(上、下卷)
應松年 主編/2005年01月/中國方正出版社
本書系綜合性、系統性兼具研究性的教科書,其目的不僅在於向讀者介紹和傳授關於行政法的一般知識和基本理論,而且努力匯集和反映20年來中國行政法的發展脈絡和最新研究成果。基於此,編著工作伊始我們...
8.立法效益研究 以當代中國立法為視角
汪全勝 著/2003年08月/中國法制
汪全勝,男,1968年生,安微桐城人,法學博士,安微省高等學校科帶頭人,淮北煤炭師范學院政法系副教授,系副主任。1952年安微師范大學政系畢業,獲法學學士學位;1995年安微師范大學經濟法政學院畢業...
⑦ 關於行政聽證制度的法律規定在哪裡哪部法哪條
行政聽證制度在《行政許可法》、《行政處罰法》中有所規定。
行政處罰法:
第四十二條專 行政機屬關作出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較大數額罰款等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當事人要求聽證的,行政機關應當組織聽證。當事人不承擔行政機關組織聽證的費用。
聽證制度:屬於行政程序中的基本制度,是指在法律規定的條件下,由非本案調查人為主持人,採用准司法的方式聽取利害關系人的申辯的制度。聽證制度是現代行政程序制度的核心,對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聽證制度體現的是對公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的尊重,有利於行政機關改善與公眾的關系,促進參與式行政、合作式行政等新型模式的確立。
聽證制度的類型分為立法聽證、行政決策聽證及具體行政行為聽證三類。
1、(包括國家法律和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的聽證)
2、行政決策聽證(包括行政法規、規章、規劃和其他抽象行政行為、政策的聽證)
3、具體行政行為聽證(包括行政處罰、行政許可、行政強制、行政徵收、行政給付等行政處理決定的聽證)。
⑧ 聽證會包括哪些
1、「什麼是聽證會?」:從字面上講,聽證會就是聽取意見、證明是否正確合理合法的會議。聽證會起源於英美,從司法領域引入到立法、行政領域。我國現在的聽證會制度又與國外有所不同:主要是在行政、立法領域實行聽證制度。
2、(1)關於立法聽證:2000年3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首次將立法聽證引入立法程序:
第五條:「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
第五十八條:「行政法規在起草過程中,應當廣泛聽取有關機關、組織和公民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
所謂的立法聽證:是指立法機關採取會議形式,就某項社會問題是否需要立法、或者在立法過程中就草案內容是否合理、可行,公開地、直接地聽取公眾意見的程序制度。如:最近舉行的《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有關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准舉行立法聽證會。
(2)關於行政聽證:主要規定在《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中,是為了保證行政程序公開、民主、公正而設立的程序:《行政處罰法》第五章行政處罰的決定第三節聽證程序
第四十二條:「行政機關作出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較大數額罰款等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當事人要求聽證的,行政機關應當組織聽證。當事人不承擔行政機關組織聽證的費用。聽證依照以下程序組織:
(一)當事人要求聽證的,應當在行政機關告知後三日內提出;
(二)行政機關應當在聽證的七日前,通知當事人舉行聽證的時間、地點;
(三)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聽證公開舉行;
(四)聽證由行政機關指定的非本案調查人員主持;當事人認為主持人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有權申請迴避;
(五)當事人可以親自參加聽證,也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代理;
(六)舉行聽證時,調查人員提出當事人違法的事實、證據和行政處罰建議;當事人進行申辯和質證;
(七)聽證應當製作筆錄;筆錄應當交當事人審核無誤後簽字或者蓋章。
當事人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有異議的,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有關規定執行。
第四十三條:「聽證結束後,行政機關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條的規定,作出決定。」
《行政許可法》第四章 行政許可的實施程序 第四節 聽證 第四十六條:「 法律、法規、規章規定實施行政許可應當聽證的事項,或者行政機關認為需要聽證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許可事項,行政機關應當向社會公告,並舉行聽證。」
第四十七條 :「行政許可直接涉及申請人與他人之間重大利益關系的,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許可決定前,應當告知申請人、利害關系人享有要求聽證的權利;申請人、利害關系人在被告知聽證權利之日起五日內提出聽證申請的,行政機關應當在二十日內組織聽證。」
不同的是:《行政許可法》要求「行政機關【應當】根據聽證筆錄,作出行政許可決定」,而《行政處罰法》則未做此要求。
3、「法律角度講這樣的會議和別的會議有什麼不同」:
從法律角度來看,與座談會、論證會相比,聽證會具有法定性、程序性、透明度高、參與人員更廣泛的特點,表現在:舉行聽證會的時間、地點、內容一般要事先向社會公布,允許公民報名參加,允許公民旁聽和新聞媒體采訪報道;聽證會要有不同意見甚至反對意見,要進行激烈公開辯論;聽證前一般都要規定聽證參加人和旁聽人的組成及權利,並對聽證內容、方式、聽證報告書等作出規定等。
聽證會制度追求和體現的是民主、公正、客觀,這是它與其他形式的會議的根本不同之處。雖然我國現階段的聽證制度還很不完善,如參加聽證會的人員范圍有限、透明度不夠、聽證會的拘束力較低等,致使聽證經常流於形式,人民滿意度不高,但能夠舉行聽證,畢竟是在民主的進程中又邁進了一步,期待聽證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吧。
⑨ 立法聽證會的舉行體現了政治生活的哪些道理
1、立法聽證會的舉行,體現了我國的國家性質,說明社會主義民主具有廣泛性和專真實性的特點,表明人民享有屬廣泛的政治權利和自由。
2、立法聽證會的舉行,尊重和保護了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和表達權,體現了公民可以通過社會聽證制度參與民主決策。
3、立法聽證會的舉行,有助於決策充分反映民意,體現決策的民主性;有利於決策廣泛集中民智,增強決策的科學性;有利於促進公民對決策的理解,推動決策的實施;有利於提高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和信心,增強公民的社會責任感。
4、立法聽證會的舉行,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步,有利於促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