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設想

Ⅰ 惡意欠薪罪的立法設想

一些學者認為，「惡意欠薪罪」可以依據情況分別定詐騙罪、侵佔罪，沒有單獨規定「惡意欠薪罪」的必要，這種認識是不科學的。誠然，「惡意欠薪罪」與詐騙罪、侵佔罪都是以非法佔有為目的，三者在犯罪主體、行為方式上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三者又有明顯的區別。
惡意欠薪罪與詐騙罪的區別表現在：1.前者的犯罪主體可以是單位；而後者的犯罪主體只能是自然人。2.前者的客體是勞動者的財產權利和市場經濟秩序，而後者的客體只是財產權。3.前者犯罪對象是勞動者的薪金，是特定的，而後者的犯罪對象是不特定人的財物等。
惡意欠薪罪與侵佔罪的區別在於：1.前者可以由個人或單位構成，而後者只能是個人，沒有單位。2.兩者在犯罪客體、犯罪對象和犯罪客觀方面都有區別。單獨設立「惡意欠薪罪」，可以反映該罪的特徵，也凸顯保護勞動者的權益。因此，刑法應當單獨設立「惡意欠薪罪」，放在刑法分則第3章第8節擾亂市場秩序罪內。 1、犯罪客體：是雙重客體，既侵犯勞動者的財產權，又侵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
2、犯罪主體：用人單位，包括自然人和單位。
3、犯罪主觀方面：直接故意，明知自己的行為導致無法發放工資給勞動者，並且以非法佔有為目的。 4、犯罪客觀方面：違反勞動管理法規，拖欠勞動者工資，並且勞動者催收仍不歸還或者逃匿，數額較大或情節嚴重的行為。

Ⅱ 怎樣保護環境

當我們頭頂的天空不再明凈，不再蔚藍時，我們是否才想起應該保護我們所生活的環境！當我們腳下的
土地變成黃沙變成荒漠時，我們是否才後悔沒有珍惜我們的大自然！面對曾經美麗的一切，我們不禁要大
聲問道：誰來保護我們的綠色家園！
歷史的車輪正轟轟隆隆地駛向21世紀，我們作為一名小學生，一個小公民，必須勇敢地站起來，呼籲大家，呼籲身邊的人：保護環境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我們責無旁貸！誰希望看到自古以來辛勤哺育我們人類的地球母親變成一個遍身鱗傷、欲哭無淚、痛苦難言的黑色地球？不，誰都不願意看到！
是啊，我們不能忘記那個刻骨銘心的災難：1998年6月，我國長江、黑龍江一帶遭受了百年罕見的洪澇災害。洪水每到一處，哪裡就要面臨著家園被毀的危難。有句俗話說得好：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好在全國人民的熱心幫助，積極捐款捐物下，使災情有得到緩解。但是，在這以後，一個明顯的事實擺在眼前：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國內外不少專家指出，由於人類無節制地對森林亂砍濫伐，不注意保護生態平衡，致使多數森林遭到毀壞。小鳥沒有家了，再也不會歡歌笑語；大地沒有漂亮的綠衣裳了，不再生機勃勃，這一切都是人類自己惹的禍！但是，有些人們還沒有意識到我們的家園正在慢慢被毀壞著。
一些飯店老闆，只為了自己能掙更多的鈔票而大量購買一次性筷子，使砍伐樹木的商戶供不應求，他們又用砍伐下來的優等木材製作成一批批一次性筷子。現在，人類正處於一個高新科技時代，因此，人們的要求也慢慢「提高」。再也不用稿紙寫字、練字了，一些昂貴的紙張讓人天天捧在手心裡，這也給伐木工人帶來了一個通向致富的「好渠道」。沒有大樹的遮掩，我們哪兒來的陰涼？沒有大樹的阻擋，洪水哪兒敢這樣「忘形」？
不光是人類的亂砍濫伐，還有那罪不可赦的白色污染。新學期來臨了，我們的書包里又增添了新的課本。塑料書皮也慢慢走進我們的學習生活中，用掛歷和牛皮紙包新書的歷史即將過去。難道這就意味著生活水平提高了嗎？這些無法降解的塑料書皮埋在地底下，土地不但不能吸收它們，反而還給環境帶來了許多影響。它們將給垃圾清運增加什麼樣的負擔，給那裡的環境帶來怎樣的危害，書皮的生產、銷售商是不考慮的。他們看到的只是一塊又大又香的「蛋糕」，並且為即將吃上「大蛋糕」而竊喜。其實，用什麼材料包書皮，與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一點也不相干，況且，用廢舊牛皮紙、掛歷紙包書皮並沒有什麼不好。廢舊紙張的再利用是愛惜資源、保護環境的舉動。另外，我們通過包書皮還可以練習動手能力。為什麼非要互相攀比，追求「高檔」、「美觀」、「造型獨特」？

Ⅲ 民事訴訟法再審時效的規定有哪些

《民法總則》第一百八十八條規定，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版訴訟時效期間為三年權。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訴訟時效期間自權利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受到損害以及義務人之日起計算。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但是自權利受到損害之日起超過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有特殊情況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權利人的申請決定延長。第一百八十九條規定，當事人約定同一債務分期履行的，訴訟時效期間自最後一期履行期限屆滿之日起計算。第一百九十條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對其法定代理人的請求權的訴訟時效期間，自該法定代理終止之日起計算。第一百九十一條規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訴訟時效期間，自受害人年滿十八周歲之日起計算。第一百九十二條規定，訴訟時效期間屆滿的，義務人可以提出不履行義務的抗辯。第一百九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不得主動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

Ⅳ 直轄市、自治區、特別行政區在我國經濟發展、民族政策、一國兩制的構想等方面的作用及具有的深遠意義

1.直轄市是直屬中央政府管理的省級行政單位。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省級行政單位共有以下幾種：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特別行政區，這四種行政單位都是省一級的。
中國有四個直轄市分別是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和重慶市。換句話說，由於直轄市相當於省，那麼上海市的市長的地位就跟省長差不多。
直轄市作為行政區域名，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定義。即使在中國，大陸地區的直轄市和台灣的直轄市（稱為「院轄市」）也不同。基本的定義是，一個普通行政區（請參考特別行政區），可以小至一條村莊、一個小鎮、一個城市，甚至一個政府。但對於大多數國家來講，一個直轄市最基本要有自己的選舉機制，選出直轄市的領導人。 中國直轄市為地方最高一級行政區，行政地位與省相同；直轄市與省轄市、地級市管轄區域相同，下轄：區，縣，市（縣級）等。

2.自治及自治區釋義
自治，就是在國家的統一領導下，以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為基礎，建立相應的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由少數民族自己當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內部地方事務．民族自治區享有憲法、民族區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規定的民族自治權,這種制度稱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
自治區是一種行政區劃名稱。在我國成立初期對民族自治地方統稱為自治區；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分自治區、自治州和自治縣（自治旗）三級。自治區的行政地位相當於省，為中國最高一級行政區——省級行政區。截止到2007年底，中國共計有5個自治區。
自治區的設置是從我國的具體國情出發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行使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是我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轄，與國家的關系是地方與中央的關系，不具有獨立主權的性質，它們的實施都有利於國家經濟的發展，有利於祖國和平統一，有利於鞏固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

3.特別行政區的概念
特別行政區是指根據憲法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域范圍內設立的，享有特殊法律地位、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地方行政區域。特別行政區是我國為以和平方式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香港問題、澳門問題和台灣問題而設立的特殊的地方行政區域。特別行政區的建立構成了我國單一制的一大特色，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在我國具體情況下的創造性運用。 根據1984和1987年中英、中葡兩國政府聯合聲明，在中國恢復對香港和澳門行使主權的同時，分別設立了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特別行政區的設立，有助於維持香港與澳門的繁榮和穩定。
編輯本段相對於地方行政區域的特點
（1）在特別行政區實行不同於祖國內地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我國憲法和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實行「一國兩制」，即在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大陸主體部分堅持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這一前提下，為解決香港、澳門、台灣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根據憲法的規定建立特別行政區，在一個相當的時期內，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
（2）特別行政區行使的權力不同於普通地方機關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特別行政區是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但與其他一般行政區域不同，它實行高度自治，依照法律的規定享有文法權、行政管理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特別行政區通用自己的貨幣，財政獨立、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在特別行政區征稅。
（3）特別行政區的事務由當地人進行管理。即特別行政區的政權機關由當地人組成，中央人民政府不派遣幹部到特別行政區擔任公職。
編輯本段特別行政區的性質和特點
（一）特別行政區是國家中的一個行政單位，而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也不是聯邦制國家中的成員國。它和其他行政區一樣，與中央人民政府之間存在從屬關系，中央人民政府領導特別行政區，特別行政區服從和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管理。特別行政區建立的政府，只能是地方政府。作為一個地方行政單位，不能作出行使國家主權的行為，特別行政區的一切權力是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
（二）特別行政區實行特殊的社會制度，即不採用人民代表大會制的政治制度，也不搞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按勞分配和計劃經濟的經濟制度。它也不同於經濟特區。其高度自治權，無論在權力的內容和行使權力的范圍上，都超過省、直轄市、自治區，構成了特別行政區的主要特色。在立法權方面，特別行政區可以按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制定法律，既不受國家法律和行政法規的限制，也不受刑法、民法范圍的限制。在行政權方面，享有其他行政區所沒有的財政、經濟貿易、貨幣金融、海運、航空、文化教育和治安等方面的管理權。在司法權方面，享有司法終審權，無須上訴到國家最高法院解決。在涉外事務方面，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同時又可授權特別行政區依法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如可以作為國家代表團成員參加中央人民政府進行的與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談判，參加與特別行政區有關的適當領域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
（三）特別行政區由當地人組成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派人去擔任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職務。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者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擔任主要職務的官員由行政長官提名，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法官經獨立委員會推薦，由行政長官任命。所以特別行政區的政權是愛國者的政權，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最大特點。此外，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特別行政區的防務，但派駐的軍隊不幹預特別行政區的地方性事務。特別行政區居民享有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和自由。
編輯本段中央人民政府與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關系
中央人民政府對特別行政區的統一領導。全國人大分別於1990年和1993年通過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兩個基本法的第一條規定：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十二條規定：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這是將我國憲法的規定具體化。可見，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是地方一級行政區域；特別行政區政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級地方政權，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與特別行政區的關系是在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內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系，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但它不享有國家主權；沒有外交和國防方面的權力，也不是—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其法律地位相當於省、自治區和直轄市。
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入，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特別行政區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特別行政區留出名額。
編輯本段特別行政區制度
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
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
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和行政地位
（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
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
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可以根據基本法規定、按既定程序制定法律，但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備案。
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政府任命。
特別行政區不能行使國家主權。特別行政區的外交事務，由中央政府統一管理；防務由中央政府負責。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宣布戰爭狀態或香港、澳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政府可以發布命令在特別行政區實施有關全國性法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如認為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不符合基本法有關條款，可將有關法律發回，但不作修改。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
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系。
（二）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
特別行政區可實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地不同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制度。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除了有關國防、外交，以及其他有關體現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並且不屬於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內的法律外，其他均不在特別行政區實施。
中央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特別行政區依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和政府機構由當地人組成。
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在不與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廢除和修改法律。
特別行政區享有司法終審權。
特別行政區的財政收入不上繳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也不在特別行政區征稅。
特別行政區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單獨同各國、各地區以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經濟、文化聯系，簽訂雙邊和多邊經濟、文化、科技等協定，參加各種民間國際組織，自行簽發出入本特別行政區的旅行證件。
二、特別行政區的政治制度
（一）行政長官
1、行政長官的地位和任職資格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特別行政區。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對中央政府和特別行政區負責。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必須由年滿40周歲、在特別行政區居住連續20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擔任。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政府任命。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任期為5年，可連任一次。
行政長官如有下列情況之一者必須辭職：
（1）因嚴重疾病或其他原因無力履行職務；
（2）兩次拒絕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而解散立法會，重選的立法會仍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所爭議的原案，而行政長官仍拒絕簽署時；
（3）因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而解散立法會，重選的立法會繼續拒絕通過所爭議的原案時。
行政長官短期不能履行職務時，由各司司長依次臨時代理其職務。
2、行政長官的職權
（1）領導特別行政區政府；
（2）負責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執行；
（3）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公布法律；
（4）簽署立法會通過的財政預算案，將財政預算、決算報中央政府備案；
（5）決定政府政策，發布行政命令；
（6）提名並報請中央政府任命各司、局正副司、局長等主要官員；
（7）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各級法院法官和公職人員；
（8）執行中央政府就基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
（9）代表特別行政區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和其他事務；
（10）批准向立法會提出的有關財政收入或支出的動議；
（11）根據安全和公共利益的考慮，決定政府官員或其他負責政府公務的人員是否向立法會作證和提供證據；
（12）赦免或減輕刑事犯罪的刑罰；
（13）處理請願、申訴事項。
（二）行政機關
1、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
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是特別行政區政府。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首長。
特別行政區政府設司、局、廳、處、署等機構。
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主要官員由在特別行政區通常連續居住滿15年的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
2、行政機關的職權
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行使下列職權：
（1）制定並執行政策；
（2）管理各項行政事務；
（3）辦理中央政府授權的對外事務；
（4）編制並提出財政預算、決算；擬定並提出法案、議案、附屬法規；
（5）委派官員列席立法會，並代錶行政機關發言。
行政機關對立法會負責：
（1）行政機關執行立法會通過並已生效的法律；
（2）定期向立法會會議作施政報告；
（3）答復立法會議員的質詢；
（4）征稅和公共開支必須經立法會批准。
（三）立法會
1、立法會的地位和職權
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
立法會行使立法權。
立法會除了行使立法權外，還根據行政機關的提案：
（1）審核通過財政預算；
（2）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
（3）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
（4）對行政機關的工作進行質詢；
（5）行政長官如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可按法定程序提出彈劾；
（6）同意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
2、立法會的產生和任期
立法會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組成。
非中國籍的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和在外國有居留權的特別行政區的永久性居民也可以擔任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其所佔比例不得超過立法會全體議員的百分之二十。
立法會由選舉產生。包括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兩種方式。由全體選民直接選舉和由功能團體、選舉委員會間接選舉，共同選舉產生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除第一屆任期為2年外，每屆任期4年。

Ⅳ 根據民事訴訟立法理論和實踐,論述對舉證責任倒置的認識

舉證責任倒置立法完善的構想

我國對舉證責任倒置規定的含糊不清所引發的問題在理論與實踐中的誤區與誤導表明：目前我國在舉證責任倒置的立法上並不理想，存在許多法律中的缺陷及漏洞並由此引發了實務過程中的種種與法律的基本價值追求背道而馳的現象，如何在立法及司法實踐中完善舉證責任分配體系，成為近些年來學者們竟相研究及探討的熱點問題，正在起草的《民事證據法》不可避免地要面對這一制度的立法走向。

舉證責任倒置將何去何從，正如某些學者所主張的那樣將所謂的舉證責任倒置的說法徹底地正本清源，還其本來面目，建立一套與長期以來理論及實踐中均被普遍認同的舉證責任倒置相異的，不再有所謂「舉證責任倒置」概念的舉證責任分配體系；還是保留現有的對舉證責任倒置的觀點，進一步在理論上予以完善，明析原本含糊的概念的界定，結合本土法律文化的特點讓舉證責任倒置制度獲得重生？筆者認為，盡管當前舉證責任倒置的內涵及適用的范疇仍然含糊不清，既然它已經在司法實踐中成為普遍運用的一項舉證責任分配規則，那麼理性的及與現行法律實踐具有連續性的選擇不是全盤否定舉證責任倒置存在的合理性，而是在理論上探討如何在既定的對舉證責任倒置認識的基礎上完善我國舉證責任倒置的法律規定，使舉證責任分配的規則更為科學。如前所述，對舉證責任倒置的立法走向眾說紛紜觀點不一，我想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論述完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對策。

一、設置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法律選擇

舉證責任倒置如何在法律上予以完善可以有不同的途徑，在證據法草案展開討論的過程中，對舉證責任倒置的爭論也層出不窮，楊立新所總結的《中國民事證據法研討會討論意見綜述（三）》中關於舉證責任倒置討論意見綜述部分大致總結了如下五種不同觀點：

第一種意見認為，本草案中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抓住了主要的問題，總結了司法實踐和理論討論中的好的意見，提出了很好的辦法。舉證責任倒置，就是在一般情況下的正常的舉證責任，在有特別規定的時候，將舉證的責任反過來規定。這就是，正置的舉證責任是從主張的事實上來的，即證明權利成立的要件，由主張的權利人承擔；倒置的時候，只能是部分事實的證明，是對某些事實的證明實行倒置。在這個問題上，草案說的還不夠清楚。

第二種意見認為，舉證責任倒置，倒置的是什麼，可以用概括的方法規定，不一定要規定得那麼清楚，也不用規定得那麼細，只要說明了倒置的後果責任就可以了。要明確規定侵權的領域、合同的領域、醫療事故的領域中，可以舉證責任倒置，再加上一條彈性的條款，就可以了。

第三種意見認為，舉證責任涉及到當事人的根本的訴訟利益問題，不能含含糊糊，不清不楚，一定要規定好。在最高法院關於適用民事訴訟法的若干意見中，對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就是不清楚的，沒有體現法律規定舉證責任倒置的基本精神，在實踐中引起舉證責任適用中的混亂，很多審判員在審判中濫用舉證責任倒置，造成一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因此，對在什麼情況下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必須明確規定。但是，也不能對每一種情況都作具體的規定。按照民法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就是要明確規定這樣幾條：一是在適用過錯推定原則歸責的侵權行為案件中，對推翻加害人過錯推定的證明，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由加害人證明；二是在因果關系推定的侵權案件中，對於推翻因果關系推定的證明，由加害人承擔；三是在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歸責的時候，對於損害是由受害人的故意或者重大過失引起的證明，舉證責任倒置，由加害人證明；四是在合同責任中，對於合同責任的過錯，因為合同責任中的過錯是推定過錯，所以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由加害人證明推翻過錯推定的責任；此外，再規定一個彈性的條款，概括上述這些規定沒有規定的應當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內容即可。

第四種意見認為，舉證責任倒置的問題，不是訴訟法規定的內容，而是實體法規定的內容。世界上，只有印度、匈牙利和我國台灣的立法在程序法中規定舉證責任倒置的情形，其他國家都是規定在實體法中，因此，不應當在證據法這種程序法中規定舉證責任倒置的問題。對此，有的同志針鋒相對地提出，我們制訂的證據法，就是要對有關證據的問題進行完整的規定，要有所突破，不管是實體法的證據問題，還是程序法的證據問題，都要規定進來。對舉證責任倒置的有關情況，就是要在實體法的規定中抽象出來，整理出條文，規定在證據法中。

第五種意見認為，舉證責任倒置的概念不明確，就應當直接叫做被告舉證，清楚明白。再具體規定被告舉證的情形。一定要詳細，不能概括，以便於操作。

以上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立法的爭論，體現了舉證責任倒置立法取向上的分歧。舉證責任倒置規則設置的法律選擇應遵循規律，舉證責任倒置的規范屬於訴訟法及相關的實體法領域，不是純粹的訴訟法規范或實體法規范，認清了這一點，才能認識到那種將舉證責任倒置規范完整無缺地規定於民事證據法中的構想太過理想化，嚴格的法定主義對舉證責任倒置規范的設置而言，無論如何完善總免不了會掛一漏萬，因為舉證責任倒置會隨著新類型案件的出現及現有法律規范的缺失而難以援引明確的法律條文來判案，而法諺言：「法官不能因沒有法律而不判案」，所以，在舉證責任倒置法律規范的設置中應貫徹法律明確規定為主法官自由裁量為輔的基本精神，同時，自由裁量賦予法官相機行事的一定權力，而這種權力類似於英美法上的「衡平」，正如丹寧勛爵在其著作《法律的界碑》中寫道的：「衡平法是一種不好把握的東西，對法律來說，我們有一個標准，知道應該相信什麼。衡平法與一個人的良心是一致的，這個人就是大法官：它有多寬，衡平法就有多寬，它有多窄，衡平法就有多窄。即使他們確定了衡量標准，也只有這么一種，我們稱其為『大法官的腳』」為避免法官過分濫用自由裁量權，是否可以在我國推行判例法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國法律傳統和法律制度雖不是判例法制度，但在當今兩大法系日趨融合的發展趨勢下，判例法的適用可能性及其作用也正日趨擴大①，我國目前的司法實踐里，無論是法官判案，還是律師代理業務，很多情況下也都把過去的案例當成參考。判例法是法官的法，法官通過審理案件創立法律原則，判例就成為法律。因此，法官要有很高的法理素質才能搞判例法。基於法官目前的素質，我國搞判例法還不合適，一旦時機成熟，我國也不是完全不能搞判例法，所以在舉證責任倒置規范設置的法律選擇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將判例的指導意義考慮在內，條件成熟的情況下還可以確定判例法的一席之地，以此來彌補立法中的滯後與缺失，但在目前的立法狀況下舉證責任倒置規范設置的立法選擇還不能將判例法納入在內，所以只能以法律的明確規定為基礎以法官的自由裁量為輔助的模式。

民事證據法草案涉及舉證責任倒置的內容為第七章當事人舉證由李浩、湯維建擬，具體為民事證據法草案「第240條（舉證責任的倒置）下列民事訴訟實行舉證責任倒置：1、因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由被告就其未使用原告的專利方法製造產品負舉證的責任。2、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被告就污染行為與損害事實不存在因果關系負舉證責任。3、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被告就自己無過錯負舉證，責任。4、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財產損害的侵權訴訟，由被告就產品不存在因果關系負舉證責任；5、因共同危險行為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被告就自己行為與損害結果不存在因果關系負舉證責任。6、因共同危險行為致人損害的訴訟中，由被告就醫療得為與損害結果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失負舉證責；7、有關法律、司法解釋規定應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的」，可見民事證據法草案並未將適用舉證責任倒置所有類型的案件涵蓋在內，僅羅列了現實生活中較為典型的幾類，並以一彈性條款「有關法律、司法解釋規定應被告承擔舉責任的」作高度概括的靈活性規定，而這一草案的不足之處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沒有對長期以來不明析的舉證責任倒置內涵在法律上予以明析，仍然避免不了舉證責任倒置范疇含糊不清的局面，其次，從該草案對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來看，難免會讓人誤以為舉證責任倒置僅適用於某些特殊侵權行為的情形，而不包括合同領域中的某些違約行為，再次，在立法技術上存在心有餘而力不足的體現，草擬者既想將舉證責任倒置適用的案件予以羅列，但顯然草案中的羅列並不理想，從正統的德國式的舉證責任倒置的學說來評價，這一條款既不是法律要件說也不是危險領域說的體現，而是兩者的混合物，並且從該草案有關舉證責任倒置的條款判斷，草擬者並不想依賴證據法中的規定將舉證責任倒置適用的范疇總結完全，還得結合其他法律包括實體法和程序法及相關司法解釋才能在司法實踐中形成完整的體系。此外，該條款基本上是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4條的演變。

二、舉證責任倒置的立法原則與立法構想

舉證責任倒置的立法完善與其它法律一樣，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並以此原則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從對舉證責任倒置的功能等各方面的論述中大致可以總結出將舉證責任倒置在立法中應遵循的原則主要有如下幾個：

1、程序法與實體法相結合原則；正因為舉證責任倒置規則並不能純粹地歸屬於實體法或程序法，所以對舉證責任倒置規范的立法應貫徹程序法與實體法相結合的原則，縱觀各國的司法實踐及立法經驗，正如一些證據立法的專家學者所說的對於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多見之於實體法，只有少數國家將之規定在程序法中，基於我國立法的特殊的法律傳統，對舉證責任倒置可以採取法定主義的方法，在程序法中作原則性與概括性的規定，畢竟在法官判案的過程中程序法的規定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案件的是非曲直還須在實體法中尋找根據，通常實體法對責任承擔的法律要件的規定，從根本上便確定了舉證責任的分擔，所以在舉證責任倒置的立法過程中應理智地認識到不可能靠證據法解決所有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則的設置，完成舉證責任倒置的立法任務。

2、公平原則；公平是法律的內在價值追求，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設置同樣須以公平原則為指導，在訴訟中法律應均衡地保護當事人各方，自從1991年我國經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公布以來，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司法解釋，就民法無明文規定的醫療損害、交通事故之損害、商品瑕疵之損害以及環境公害等事件，在適用一般侵權行為規定來確定舉證責任分配的同時，大都另以各種特殊情況的事實存在，作為解釋法律適用法律的方法，從而將上述類型的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就加害人故意過失的要件事實及因果關系的事實，由加害人負舉證責任②，這些轉變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確保法律公平目標的實現。

3、訴訟經濟原則；訴訟中對成本與效益的比較，直接或間接地會影響到對訴訟制度的選擇，訴訟經濟原則就是要以最小可能的資源花費來達就預期目標的理性選擇，從而將省下的資源花費用於這一系統的其他領域，合理的舉證方式的配置可以實現以更少的訴訟資源獲取同樣的訴訟目標，對舉證責任倒置的合理設置，可使舉證資源得以在當事人之間能有效地均衡分配，不至於使當事人中的某一方的舉證負擔過重，導致訴訟中的不公正，不合理地降低當事人的勝訴機會，正如丹寧勛爵所說的「一次不公的判斷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猶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敗壞了」③，同時由於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了法院也可以自行收集證據④使法院在判案的過程中大大減少法院查明案件事實的耗費，法官不是偵探，他的主要作用不在於探清爭議的事實，而在於對當事人所提出的訴訟請求及相關的證據作出判斷，這又是建立在舉證責任分配製度的設置上的，其中舉證責任倒置這一舉證責任中的例外情形的設置是重中之重。

4、保護弱者原則；在設置舉證責任倒置規則時保護弱者原則應為其題中應有之義，在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倒置在較大程度上與歸責任原則相關，而歸責原則的演變又是與保護弱者的精神相關，如前所述在古羅馬時代建立起來的舉證責任分配規則為「原告應負舉證義務」，其二為「舉證義務存在於主張之人，不存在於否認之人」⑤，後來隨著大工業的發展依此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受害人獲得賠償的機率越來越低，為保護這些在社會中處於弱勢地位的群體，設置舉證責任倒置成為法律公義追求的必然，據此，增加對處於不利地位的受害人的保護，當然從世界范圍來看，舉證責任倒置是實行法律要件分類說下的特定現象，並有其局限性，但對弱者的保護是舉證責任分配體系中不可忽略的基本精神與原則。

除了以上幾個原則外，在舉證責任倒置的設置的過程中還應遵循其它一些原則諸如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法官依誠實信用原則設置舉證責任倒置，立法時還可依蓋然性原則、危險領域說、經驗法則等為參考，完善舉證責任倒置在立法及司法實踐中的不足與紕漏。基於以上幾個原則，在具體的立法過程中（不僅僅指《民事證據法》）證據距離的遠近、舉證難易的程度、是否有利於損害的預防和救濟作為舉證責任倒置適用范圍的基本思路，從民事證據法草案中有關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可知，在該草案中試圖將司法實踐總結出的更具操作性及指導性的司法解釋也納入確定舉證責任倒置法律規范的范疇，以增強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在適用上的靈活性，但這一選擇應以誠信原則為指導，因為舉證責任倒置問題在相當大程度上會直接影響到案件勝敗結果，這對當事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司法解釋不應超出實體法及和程序法所確定的基本立場與方向，只有在立法出現缺失的情況下司法解釋才能依法律解釋的基本原則對缺失的部分進行補充，並且不得違背立法精神，對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設定也應遵循這些限制，從諸多的立法實例來看，我認為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完善存在於以下幾方面：

其一在於立法明確舉證責任倒置，賦予其法定內涵及意義，此舉的主要目的是定分止爭，避免在是否應該稱之為「倒置」的問題上的糾纏不休。

其二在民事證據法中綱要性地規定常見的舉證責任倒置的案件類型，並通過立法技術的利用增強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在社會不斷發展的過程中的靈活性及法律彌補的即時性，因為舉證責任倒置適用的案件類型遠遠不限於如民事證據法中所羅列的幾種案件類型，而且必然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會產生更多新型的應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案件。

其三對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設置應在實體法的立法過程中予以充分的重視，畢竟訴訟法對舉證負擔的規定通常較為原則，世界各國不約而同地均在實體法中對舉證責任作出規定，如19世紀初《拿破崙法典》、此後的《德國民法典》、《美國統一商法典》等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都存在這種立法模式⑥，我國《民法通則》盡管許多條文條款較為原則，但仍然注意到舉證責任分配事項，而且主要集中於舉證責任倒置的例外情形，如《民法通則》第123條規定：「從事高空、高壓、易燃、易爆、劇毒、放射性、高速運輸工具對周圍環境有高度危險的作業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如果能夠證明損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擔民事責任。」等特殊侵權的民事責任的規定，此外《專利法》、《海商法》，《合同法》均存在對舉證責任分配的部分規定，這些實體法的內容不可能在程序法中面面俱到地予以詳盡規定，所以對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還應依賴於實體法，所以在我國學者中就有人（如畢玉謙）主張對舉證責任倒置的確定不宜事無具細地規定於法律中而應賦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載量權以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⑦。

最後舉證責任倒置的設置，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可根據舉證的難易程度、證據的遠近距離或是否有助於損害的預防與救濟等價值因素、合理地在當事人之間配置舉證資源，並可以適當地確立判例的指導地位，以彌補現行法滯後的不足。例如，我國目前尚未制定《新聞法》，在新聞侵權案件中存在的一個非常明顯的難點乃是舉證責任問題。按港台誹謗法，在實體法中即已規定了舉證責任：新聞真實應由被告證明，如果不能證實即應承擔不利法律後果。大陸新聞侵權法既然在實體法中將新聞虛假和失實列為誹謗或侵權之構成要件，那麼按相應的程序法原則原告就負有證明新聞虛假、失實從而構成誹謗或侵害名譽權的責任，如果不能證明虛假或失實，就不能認定誹謗或侵權。然而對此在學術上和實務中均存在強烈爭議。在學術上，上海資深新聞工作者賈安坤教授著文認為，在新聞侵權訴訟中應當嚴格按民事訴訟法一般的舉證原則辦理，即原告舉證，有些地方實行「誰報道、誰舉證」於法無據，而且有些目擊性新聞報道要新聞記者舉證也是十分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而北京李大元大法官則明確主張對新聞失實的證明應當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即由被告履行證明新聞屬實的責任，否則即由被告承擔不利法律後果。其理由也很實在，因為原告是無法證明某一事實不存在的，他將因此而喪失保護自己名譽權之可能。在實務中，如北京市高級法院規定，對於起訴報刊侵害名譽權的，應由原告舉證，經審查確有證據方予立案。上海市高級法院規定，起訴侵害名譽權應提供認為侵權的報刊所登內容不是事實的證據。也有以原告舉證不足以推翻新聞事實而判決原告敗訴的。但更多的情況是要求新聞媒介或作者履行證明新聞真實的責任。如有一件揭露某稅務專管員敲榨商販的新聞涉訟，法院即以記者提供的采訪筆記和錄音不能作為證據故不能證明新聞真實為由而判決記者敗訴⑧。如何糾正這種實體法與程序法相抵牾的情況以及如何解決在訴訟中雙方當事人的舉證負擔也是理論與實踐急需探討的問題，但由於我國並不是一個承認判例法的國家，所以判例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的指導意義並不是那麼名正言順，盡管如此，為保障法院及法律實現的權威性，法院判決的一致性在法律明文規定缺位的情況下，仍然可以考慮判例在司法實踐中的意義，如前文所述的新聞侵權的情形，在訴訟過程中就可以以判例來彌補法律規定的不足，明析當事人在訴訟中的舉證負擔，當然，這判例作用一問題還有且留作他論。

參考文獻：

①《試論判例法的適用方法》劉靜，國家法官學院，載於《法律適用》2000年第四期更復雜的爭議與分歧。

②《民事證據研究》葉自強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169頁。

③[英]丹寧勛爵《法律的界碑》。

④《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2款：「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案件需要的證據，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

⑤《民事證據法判例實務研究》畢玉謙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489頁。

⑥《民事證據研究》葉自強著，第179頁，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⑦《民事證據法判例實務研究》畢玉謙著，第510頁。

⑧參閱魏永征著：《祖國大陸新聞侵權法的發展與台港誹謗法之比較》。

Ⅵ 電子行政法的立法設想 什麼是電子行政 什麼是電子行政法

電子政務：運用計算機、網路和通信等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實現政府組織內結構和工作流程的優化重組容，超越時間、空間和部門分隔的限制，建成一個精簡、高效、廉潔、公平的政府運作模式，以便全方位地向社會提供優質、規范、透明、符合國際水準的管理與服務。

Ⅶ 歐盟和北約是什麼關系呢

北約，全稱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英文簡稱NATO），是美國為對抗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陣營，於1949年組織成立的跨大西洋政府間國際組織，起初是軍事同盟性質的組織，奉行集體防禦政策，成員主要是歐美發達國家，意在遏制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從軍事安全形度抵禦蘇聯可能發動的軍事進攻，以「保衛自由世界的和平與安寧」。隨著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與北約對抗而形成的華約宣告解散，兩極對抗的國際格局發生重大轉變，北約亦從原來的軍事政治同盟性質轉變為政治軍事組織，除關注本組織區域內部的安全問題外還將觸角伸向他處，奉行全球干預的政策，努力擴大本組織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截止到2007年底，北約共有26個成員國。歐盟，全程為「歐洲聯盟」（英文簡稱EU），其前身是1950年代法德共同組建的煤鋼聯營，以聯合自強為目的，後逐步發展成為初步具有全歐性質的政府間國家組織「歐共體」，1992年，原歐共體成員國簽訂《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宣告歐盟即歐洲聯盟的成立，這標志著全球范圍內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地區性政府間國際組織宣告誕生，隨著歐洲單一貨幣歐元的發行，歐盟快速反應部隊的逐步組建，歐盟已成為世界格局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全球多極化進程中具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