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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述洛克的法治原則

發布時間: 2024-05-23 07:53:25

『壹』 近代西方啟蒙思想家的法治思想

在中世紀之後,西方國家開始進入近代的發展階段。這是一個嶄新的時代。過去曾經被半遮半掩地加以討論的問題,這時已公開化。先從政治思想家對於法治問題的認識談起。

首先是英國的洛克,因為他對於確定西方近代以來的政治法律思想有特別重要的作用。洛克的法治主張包括個別要求和一般原則兩個方面。就個別要求而言,洛克在《政府論》中強烈主張國家的最高權力機———立法機關「應該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進行統治。」而所謂一般原則是指:「無論國家採取什麼形式,統治者應該以正式的和被接受的法律,而不是以臨時的命令和未定的決議來進行統治。」 除主張權力必須根據法律來行使之外,洛克還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他說:「這些法律不論貧富、不論權貴和莊稼人都一視同仁,並不因特殊情況而有出入。」 洛克在他的《政府論》中主要討論了什麼是政府權力以及它的限制等問題。在當時,英國的政治制度並沒有權力分立的特點,它與其說是權力分立,不如說是不同權力的並存,而且還是一種不倫不類的並存。洛克的偉大貢獻在於,他把這種混亂的、多種權力並存的政治現實概括為權力分立,從而使它獲得了理論上的合理性。

在洛克之後,法國的孟德斯鳩也曾經研究過法治問題。與同時代的思想家相比,孟德斯鳩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法學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現了豐富的法律知識,在他生活的時代,他可以說是最博學的法學家,而且他還提出了自己的法理學觀念。事實上,他不僅提出了最廣泛的法律定義:法是由事物的性質產生出來的必然關系,而且還提出了自己的理解法律的方式,即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來理解法律。孟德斯鳩在分權制衡理論方面論述較為系統,且影響較大。首先,孟德斯鳩認為自由是是法律的重要精神之一,法律應可能地體現自由和保障自由。他在《論法的精神》中著重闡述了自由與法律的關系,並說明它已在英國的法律中建立起來了。孟德斯鳩認為,自由或是政治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那麼,如何才能取得政治自由呢? 為此,他討論了法律自由的關系,認為自由分為兩種,一是哲學上的自由,二是政治上自由。他根據自己在英國的觀察發現,政治自由不是人們追求道德的結果,而是精心組織的政治制度的產物。第二,與一些抽象論述自由價值的理論不同,他意識到了自由與政治體制密切關聯。他精闢指出, 「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 第三,在他看來, 「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因為權力不受約束是可怕的,而法律的約束與人民的約束都遠沒有權力之間的約束來得更直接和更有效。第四,要保障政治自由,就必須實行三權分立,各司其職,任何一個機關都不能絕對凌駕於其他機關之上,獨斷專行,從而達致政府權力的動態平衡。

繼孟德斯鳩之後的法國另一位著名思想家是盧梭。盧梭在許多方面都不同於時代的其它思想家,但是,也有相同之處,即他也是明確主張法治的,並且把是否實行法治作為共和政體的惟一標志。他在《社會契約論》中就表示:「凡是實行法治的國家無論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都稱之為共和國。」 盧梭的法治思想大致上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即立法和守法。就立法而言,盧梭特別強調法律自身的記錄,它以「自由和平等」為自己的兩大主要目標。就守法而言,在盧梭看來,遵守法律不是什麼恥辱,而是公民的驕傲。他主張,任何人都不能擺脫法律的光榮束縛,而且這種束縛不僅僅是嚴厲的純粹的限制,它還是溫和而有益的約束,有益於人們追求善業。盧梭心目中所嚮往的是小國寡民的直接民主制。因而他極力反對分權主張,認為主權是不可分割的,分權則是對主權生命有機體的肢解。

在16 世紀至18 世紀,西方啟蒙思想家在探索具有正當性的社會秩序的過程中,提出了法治思想,但是他們並沒有對法治的概念及其要素予以明確界定。自19 世紀中後期,才有學者開始系統論述法治的概念、原則、要素。他們所論述的法治,主要是民主形式法治。實踐中,這種法治在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時期也成為主導的型式。

在19 世紀後期,英國法學家戴雪結合本國的憲政和法治實踐,提出了法治三原則。它們是:「除非明確違反國家一般法院以慣常合法方式所確立的法律,任何人不受懲罰,其人身或財產不受侵害」;「任何人不得凌駕於法律之上,且所有人,不論地位條件如何,都要服從國家一般法律,服從一般法院的審判管轄權」;「個人的權利以一般法院中提起的特定案件決定之」。與前人相比,他的認識似乎有這樣一些特點:首先,他的法治觀念完全是對英國當時法律的理論抽象。第二,他不再把法治看作是理想,而是當作事實,並視其為英格蘭政治制度的特點。第三,他的法治觀念主要包括個人與法律的關系。第四,英國憲法的原則來自於具體案件的司法判決,從而突出英國法律的特點是法官造法。戴雪的法治觀念是從觀念向制度轉移的一個里程碑。但是戴雪的法治觀念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他的法治觀念僅僅基於英國的經驗,不具有普遍性;其次,他雖然強調法律至上,但並沒有考慮到「惡法」之治的可能性;最後,他所要保護自由仍然是消極自由;他強調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仍然是一種掩蓋實際不平等的形式平等。

與戴雪同時期的德國學者們也對法治問題思考,經過幾代人的長期努力,他們為世界貢獻了「法治國」 ——英語「法治」一詞的德語表述。德國最著名的哲學家康德為法治國概念的產生准備了基礎。在康德的政治思想中有三個要點: (1)國家與法律是密切聯系有一起的。(2)國家與法律密切聯系的關鍵在於它們都是人類理性的產物。(3) 國家與關系的核心是國家必須依法管理,國家的統治者依照法律的規定行使權力。在康德之後,德國思想家洪堡也曾經論述過國家權力與公民自由之間的關系。他堅持認為國家的目的不是積極地為公民的幸福創造條件,相反,國家的目的是消除罪惡。由於這兩個思想家在理論上重新安排了國家權力、法律與自由之間關系,從而為後來法治觀念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總之,西方近代西想家、政治家、法學家的理論解答了法治的諸多重要基礎性問題,為現在法治理念和思想的豐富、完善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成為了如今法治理念理論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並指導了日後一系列法學思想的變革和發展。

『貳』 洛克對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貢獻

洛克的政治學說
生平和著作:約翰·洛克(1632一1704年)17世紀英國政治思想家,近代自由主義的奠基人。早期自由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的政治著作有《論宗教寬客》、《政府論》。
一、自然權利理論

他創造性地運用了霍布斯的自然權利理論,進一步將人的自然權利充實為財產權、自由權、
生命權並闡釋了法治和分權理論,奠定了近代西方自然權利理論的基礎。
1、他的自然權利理論建立在自然狀態基礎之上。在這種自然狀態下,人們是平等的。
2、他認為,人們在沒有進入人類社會之前就享有生命、健康、自由和財產的權利。
3、他以勞動起源論來論證私有財產的合理性。
4、他明確指出,政府的目的就在於保護人們的財產。
從洛克的自然權利理論中,可以看到從古代西方思想傳承下來的自由主義的基本要素: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這些價值觀念及其制度架構構成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二、政府的權力和目的
1、在洛克的社會契約論中,自由人交出了為執行他的私人判決而處罰違犯自然法的行為的權力,這一權力在國家那裡,形成了另一種權力,即在國家對他有此需要時,使用他的力量去執行國家的判決。這樣,在自由人交出權利的同時,在國家或是公民社會中形成了立法權和執行權。
2、洛克認為,一個國家的成員是通過立法機關才聯合並團結成為一個有機體的。
3、政治社會或全民社會的建立使國傢具備了對內或對外兩種政治權力。
因此,洛克認為,政治社會的本性就是「保護所有物的權利」。
三、法治與分權理論
(一)法治理論
1、洛克的法治理論是同自由聯系在一起的,通過對自由的界定,他論證了法治的原則,從而在政治制度上為自由提供了保障。
2、他區分了兩種自由,一種是「自然自由」,這種自由、既不受人間任何上級權力的約束,又超出了人們的意志或立法權,只以自然法作為它的准繩;一種是「處在社會中的人的自由」,這是一種社會狀態下的自由。從自然狀態與社會狀態下的兩種自由出發,他論證了法律的存在與自由共容。
3、洛克將立法權看作是國家中的最高權力。同時,他認為,這一最高權力也需要限制。通過對立法權進行限制性的規定,他提出了立法權的四個原則:即目的原則;方式原則;財產原則;歸屬原則。
(二)分權理論
為了有效地保護人們的生命、自由、財產,實現法治原則,洛克提出了分權學說。他將國家的權力分為立法權、執行權和對外權。他主張立法權與執行權應該分開行使。洛克清理了霍布斯等人的君主專制理論,改造了霍布斯的自然法和社會契約論,並在此基礎上以自然權利和社會契約的方式論證了自由、法治、分權等資產階級國家政治制度據以建立的的基本原則,為後來西方自由主義傳統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貢獻。洛克發展了霍布斯思想。他認為,自然狀態是和平、自由狀態。洛克思想貢獻主要是為英國革命做辯護,明確提出自然權利,與生俱來,人人都有,不可剝奪的生命、自由、財產之權。人權神聖不可侵犯,後寫入法國《人權宣言》、美國《獨立宣言》和聯合國憲章。洛克的另一貢獻是提出分權理論。要想保護人權一靠法制,二靠分權

『叄』 洛克是如何論證法治與自由的關系的

淺析洛克自由與法治思想
內容摘要:
洛克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政治思想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形成了他獨特的思想。《政府論》是他的代表作,也是集中論述自由與法治思想的地方。如果撇開這種思想的階級因素及歷史局限性,他的這些思想對於現代我國行政管理實踐仍舊有著借鑒價值。

關鍵詞:自由;法治思想;啟示
一、洛克自由與法治思想的基本內容
洛克生活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代,是英國現代政治制度的奠基者之一。他的《政府論》就是在緊張的政治與思想斗爭中寫成的。可以說他是近代英國影響最大的啟蒙思想家,而且是對西方政治理論在近現代的發展影響十分深遠的人物,美國哲學家梯利認為:「他代表了近代的精神:即獨立和批評的精神,個人主義的精神,民主的精神,表現在16、17世紀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中,並在18世紀英國啟蒙運動中達到頂點的那種精神。沒有一個哲學家比洛克的思想更深刻地影響了人類的精神和制度。」研讀了他的《政府論》,尤其是下篇,對他政治理論中的自由與法治思想深有體會,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1.人無法與自由分離,法律是自由的保障
他論述到要擺脫絕對的和專斷的權力,並把它與維護人類自身密切聯系在一起。他說,人的自由是以他的理性為基礎的。在自然狀態下,人們只有遵守來源於理性的自然法才能獲得自由。在進入社會狀態,形成國家後,人們按理性的指導以及實在法的規定,隨意處置自己的人身、行動和財產,不受其他人的隨意支配,這樣才能得到自由。他認為自由與生命共存,它是人的一種道德責任,任何人都不能使自己受制於絕對權力或奴役自己。
進而他對自由與法律的關系進行了辯證論述。沒有法律就沒有自由,個人享有的自由是在法律允許范圍內,在法律未加規定的事情上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的自由。他說:「在有政府的情況下,人的自由就是遵守由立法機關制定的,全社會都承認的,長期有效的法律。」還說明了自由以法律存在為前提,法律是自由的保障。「就法律的真實意圖來說,與其說它是一種限制,倒不如說它是指導一個自由和聰明的人追求自己的合法權益。……因此,不論人們如何誤解,法律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和擴大自由,而不是取消和限制自由。在有能力使用法律的一切狀態里,哪裡沒法律,哪裡就沒有自由。因為自由是免受他人的限制和暴力,在沒有法律的地方,這是不可能的。」這里就突出強調了法律是自由的保障和前提條件。
2.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思想
他從政治社會和政府的宗旨開始論述,指出:人們之所以聯合成國家,接受政府的統治,其重要和主要的目的是保護他們的財產。」他還說,所有這一切都不是為了別的,只是為了人民的安全、穩定和公共利益。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必須對政府進行合理的權力配置,實行依法治國。他說:「安穩地享用自己的財產是人們進入社會的重要目的,社會中制定法律是實現這一目的的主要工具和途徑。」由此可見,運用法律,依靠法律實現社會目的的重要性,這包含了依法行政的思想顆粒。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論證到絕對專制權力及沒有明確的、長期有效的法律的統治都不符合社會和政府的目的。從這里可以看出,他強調的所運用大法律必須是「永久性的,成文的,公布過的和人們所共知的法律來管理人民」;而不是用「臨時性的專制性的法令」。並且要求「鐵面無私的官員」來根據這些法律解決糾紛,他認為當政府的最高執行權放棄職守,從而已經制定好的法律不能再得以執行,就會明顯把一切引向無政府狀態。從他這些對法律的要求,對執法者的要求可以看出科學、符合社會發展目的的法律與合格的執法者在依法行政、管理國家的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他還從反面論述到,法律一經停止,暴政就開始了。「一個沒有法律的政府在政治上不可能存在,與人類社會也是不協調的。」統治者、治國者必須運用法律來行使權力,沒有法律的政府是不可想像的。在這里他強調了依法行使行政執行權管理國家的極端重要性。
3.法律對一切人一視同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
這是由他維護自由的思想引申出來的,既然人們自由地享受自然權利,平等地訂立契約,那麼在體現人們意志的法律面前應該是人人平等,沒有例外。一方面,對於執法者來講:對不同的人,不論貧富,不論權貴和普通莊稼人都應該一視同仁,並不因為有特殊情況而有出入。這些執法者決不應該以自己的意志為准則而應以法律規定來嚴格執行。否則就會出現不正常的情況,那就是專制。另一方面,對守法者來講,任何人都不能逃出它的制裁。洛克強調說每一個人和其他最卑微的人都平等地受制於那些他自己作為立法機關的一部分所制定的法律。法律一經制定,任何人也不能憑他自己的權威逃避法律的制裁,也不能以地位的優越為借口,放任自己或任何下屬胡作非為,要求免受法律的制裁。他還特別指出雖然立法權力是國家的最高權力,但是立法者也不能凌駕於自己制定的法律之上,也必須遵守這些法律。這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題中應有之意,因為法律最終是為公眾謀利益,除此之外沒有任何目的。
二、對自由與法治思想的評價及對現代行政管理的啟示
1.對洛克自由與法治思想的簡要評價
洛克從論述自然狀態開始到社會狀態的法律,進而闡述法治這一系列的思想在西方政治、行政思想發展史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處於承前啟後的地位:不僅是對霍布斯這方面思想的進一步闡發,又為他的後繼者進一步研究提供了思想基礎,為政治、行政理論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從實踐方面來說,他的思想作為英國階級斗爭、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又對英國當時政治制度和國家治理起到一定的指導作用。他的追求自由,依法治理,三權分立的思想成為英國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根本和淵源,也為英國向現代法治化國家發展奠定了基礎。
但是,他的這些自由與法治思想也不是完美無缺的,明顯帶有資產階級的傾向性,是為新興資產階級服務的。他提出的理論思想只是在資產階級范圍內才得到真正實踐,對於普通勞動人民有些還只是紙上談兵。他的「自由」是整個資產階級統治者的階級自由,沒有實質上的勞動人民普遍享有的自由;他的「法律」實質上也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法律執行權也是掌權者所行使的,人民沒有與統治者同等權力和政治地位。所有這些都是由他所處的歷史時代、階級背景決定的,我們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對他進行苛求。不過,比較起封建社會人治、剝奪人們權力、不平等觀念還是前進了一大步,這遠遠超過了它的歷史局限性。
總之,對於洛克的自由與法治思想我們應採取科學批判的態度,撇開他的階級因素和局限性,借鑒其中對今天行政管理實踐有價值的部分。
2.自由與法治思想對現代行政管理的啟示
結合我國現在行政管理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對洛克的自由與法治思想進行思考,我認為在當前的行政管理中有以下幾個方面應更加重視。
(1)必須依法加強行政執行權的行使與監督。洛克曾說過:「如果統治者一連串濫用職權、搪塞了事、陰謀詭計,那麼民眾對統治者的圖謀一目瞭然,一旦他們明白了自己的處境,便起來反抗,政府就會遇到障礙」。所以政府在行政執行過程中必須依法落實,不能僅憑以前的強制命令,延續傳統的人治模式。科學的執行應以國家憲法、行政法等為依據,結合實際情況進行。
當前尤其要加強有立法權的機關對行使行政執行權的機關的監督,即加強全國人大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對中央一級政府機關的監督和地方各級人大對地方各級政府機關的監督。雖然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不主張三權分立,但是對於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與監督還是十分必要的。國家權力機關監督權的實質就包含著對國家行政機關權力的制約與規范,這對保證國家機器正常運轉具有重大作用。所以權力機關要不斷地追蹤、調查,看行政執行權是否依法行使,執行情況、結果如何,對出現的問題及時解決。通過人大的強化監督,禁止和防範商品交換原則進入行政機關的執行活動當中,使行政人員盡職盡責行使執行權。否則,嚴重的權力濫用和腐敗,不僅不利於執行國家的改革開放等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而且很可能使政府從內部瓦解,更有甚者會導致社會動盪,所以應特別強調依法行使行政執行權的重要性並付諸實施。
(2)必須保證行政管理、治理國家的目的是為了人民獲得更多自由並得到保障。洛克說政府的宗旨是「公眾的利益」,並在論述自由與法律的辯證關系中講到自由是法律的保障。所以要使人民在國家社會政治發展中獲得更多自由就必須有相應法律來保障。為此,在認真執行現有法律的基礎上,黨和政府還要領導人民嚴格按照法律制定程序,使人民在新社會形勢下的意志和要求得到充分表達,把他們渴望的自由上升到法律高度,得到權威確認,繼而通過全社會的遵守法律,實現自由。這樣往復循環,不斷提高自由層次,就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邁進。
(3)必須徹底貫徹依法行政過程中的平等原則。洛克提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足見他的遠見卓識,而現在我國依法行政過程中仍然沒有完全落實這一原則,雖然這一原則思想早已寫入憲法,但實踐與之總是相脫節,這不得不引起深思。當前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腐敗現象仍然相當程度地存在著,關系風、人情風,法律面前不一視同仁的消極現象仍沒有杜絕。尤其是金錢和法律的交易更引起了廣大群眾的不滿,比如有巨額財富的人和有高位職權的人犯法或違法就與普通老百姓、莊稼人犯法不一視同仁,這又怎能保證廣大人民群眾的權益和應有的自由呢?所以平等原則必須堅決徹底地貫徹。一方面要切實提高行政執法人員的素質和嚴格執法意識,必須使他們認識到執法不公平合理,不一視同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對人民群眾權益和自由的侵犯和踐踏。同時,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質,能夠真正理解我們社會主義法律的實質和具體法律條文,做到對法律的不折不扣地執行。另一方面是對全體人民的普法教育只能加強而不能中斷。真正使人民群眾懂得法律,進而守法,從更高層次上認識到違法、犯法行為就是自己的某方面自由的喪失。通過這樣的普遍教育,使越來越多的人不僅不犯法,而且能積極地維護法律,並且能運用法律參與國家行政管理,監督行政人員的執法權的行使,對於不一視同仁、不公正執法者大膽批評、揭發。總之,通過行政管理主體和客體兩方面的努力,使得平等原則在當前的依法行政過程中徹底貫徹,使任何人都不能逍遙法外,無視法律的存在。
總之,洛克自由與法治思想的論述對我們今天行政管理過程中,依法行使行政執行權,保障人民群眾的權益自由,貫徹執法平等原則有著借鑒價值和指導意義,同時這也是我們向著高效能行政發展的必然要求。

『肆』 孟德斯鳩 盧梭 洛克 法治思想的共同之處

法蘭西憲法

『伍』 近代西方法學的指導思想

在中世紀之後,西方國家開始進入近代的發展階段。這是一個嶄新的時代。過去曾經被半遮半掩地加以討論的問題,這時已公開化。先從政治思想家對於法治問題的認識談起。

首先是英國的洛克,因為他對於確定西方近代以來的政治法律思想有特別重要的作用。洛克的法治主張包括個別要求和一般原則兩個方面。就個別要求而言,洛克在《政府論》中強烈主張國家的最高權力機———立法機關「應該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進行統治。」而所謂一般原則是指:「無論國家採取什麼形式,統治者應該以正式的和被接受的法律,而不是以臨時的命令和未定的決議來進行統治。」 除主張權力必須根據法律來行使之外,洛克還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他說:「這些法律不論貧富、不論權貴和莊稼人都一視同仁,並不因特殊情況而有出入。」 洛克在他的《政府論》中主要討論了什麼是政府權力以及它的限制等問題。在當時,英國的政治制度並沒有權力分立的特點,它與其說是權力分立,不如說是不同權力的並存,而且還是一種不倫不類的並存。洛克的偉大貢獻在於,他把這種混亂的、多種權力並存的政治現實概括為權力分立,從而使它獲得了理論上的合理性。

在洛克之後,法國的孟德斯鳩也曾經研究過法治問題。與同時代的思想家相比,孟德斯鳩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法學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現了豐富的法律知識,在他生活的時代,他可以說是最博學的法學家,而且他還提出了自己的法理學觀念。事實上,他不僅提出了最廣泛的法律定義:法是由事物的性質產生出來的必然關系,而且還提出了自己的理解法律的方式,即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來理解法律。孟德斯鳩在分權制衡理論方面論述較為系統,且影響較大。首先,孟德斯鳩認為自由是是法律的重要精神之一,法律應可能地體現自由和保障自由。他在《論法的精神》中著重闡述了自由與法律的關系,並說明它已在英國的法律中建立起來了。孟德斯鳩認為,自由或是政治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那麼,如何才能取得政治自由呢? 為此,他討論了法律自由的關系,認為自由分為兩種,一是哲學上的自由,二是政治上自由。他根據自己在英國的觀察發現,政治自由不是人們追求道德的結果,而是精心組織的政治制度的產物。第二,與一些抽象論述自由價值的理論不同,他意識到了自由與政治體制密切關聯。他精闢指出, 「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 第三,在他看來, 「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因為權力不受約束是可怕的,而法律的約束與人民的約束都遠沒有權力之間的約束來得更直接和更有效。第四,要保障政治自由,就必須實行三權分立,各司其職,任何一個機關都不能絕對凌駕於其他機關之上,獨斷專行,從而達致政府權力的動態平衡。

繼孟德斯鳩之後的法國另一位著名思想家是盧梭。盧梭在許多方面都不同於時代的其它思想家,但是,也有相同之處,即他也是明確主張法治的,並且把是否實行法治作為共和政體的惟一標志。他在《社會契約論》中就表示:「凡是實行法治的國家無論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都稱之為共和國。」 盧梭的法治思想大致上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即立法和守法。就立法而言,盧梭特別強調法律自身的記錄,它以「自由和平等」為自己的兩大主要目標。就守法而言,在盧梭看來,遵守法律不是什麼恥辱,而是公民的驕傲。他主張,任何人都不能擺脫法律的光榮束縛,而且這種束縛不僅僅是嚴厲的純粹的限制,它還是溫和而有益的約束,有益於人們追求善業。盧梭心目中所嚮往的是小國寡民的直接民主制。因而他極力反對分權主張,認為主權是不可分割的,分權則是對主權生命有機體的肢解。

在16 世紀至18 世紀,西方啟蒙思想家在探索具有正當性的社會秩序的過程中,提出了法治思想,但是他們並沒有對法治的概念及其要素予以明確界定。自19 世紀中後期,才有學者開始系統論述法治的概念、原則、要素。他們所論述的法治,主要是民主形式法治。實踐中,這種法治在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時期也成為主導的型式。

在19 世紀後期,英國法學家戴雪結合本國的憲政和法治實踐,提出了法治三原則。它們是:「除非明確違反國家一般法院以慣常合法方式所確立的法律,任何人不受懲罰,其人身或財產不受侵害」;「任何人不得凌駕於法律之上,且所有人,不論地位條件如何,都要服從國家一般法律,服從一般法院的審判管轄權」;「個人的權利以一般法院中提起的特定案件決定之」。與前人相比,他的認識似乎有這樣一些特點:首先,他的法治觀念完全是對英國當時法律的理論抽象。第二,他不再把法治看作是理想,而是當作事實,並視其為英格蘭政治制度的特點。第三,他的法治觀念主要包括個人與法律的關系。第四,英國憲法的原則來自於具體案件的司法判決,從而突出英國法律的特點是法官造法。戴雪的法治觀念是從觀念向制度轉移的一個里程碑。但是戴雪的法治觀念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他的法治觀念僅僅基於英國的經驗,不具有普遍性;其次,他雖然強調法律至上,但並沒有考慮到「惡法」之治的可能性;最後,他所要保護自由仍然是消極自由;他強調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仍然是一種掩蓋實際不平等的形式平等。

與戴雪同時期的德國學者們也對法治問題思考,經過幾代人的長期努力,他們為世界貢獻了「法治國」 ——英語「法治」一詞的德語表述。德國最著名的哲學家康德為法治國概念的產生准備了基礎。在康德的政治思想中有三個要點: (1)國家與法律是密切聯系有一起的。(2)國家與法律密切聯系的關鍵在於它們都是人類理性的產物。(3) 國家與關系的核心是國家必須依法管理,國家的統治者依照法律的規定行使權力。在康德之後,德國思想家洪堡也曾經論述過國家權力與公民自由之間的關系。他堅持認為國家的目的不是積極地為公民的幸福創造條件,相反,國家的目的是消除罪惡。由於這兩個思想家在理論上重新安排了國家權力、法律與自由之間關系,從而為後來法治觀念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總之,西方近代西想家、政治家、法學家的理論解答了法治的諸多重要基礎性問題,為現在法治理念和思想的豐富、完善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成為了如今法治理念理論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並指導了日後一系列法學思想的變革和發展。

『陸』 1.請結合實際,論述西方國家法治原則的基本內容。(200字以上)

西方現代法治是西方現代化進程中的產物。它以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作為哲學基礎,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價值多元的文化密切相關,成為西方現代治理社會、管理國家的主要治道。在世界性的現代化過程中,西方現代法治理論與實踐對非西方國家產生了重要影響。
中世紀的西歐各國,除了英國以外,主要是奉行神治的社會。代表人物如德國神學家尼古拉斯(Nicolas}。但是,至中世紀後期,有人開始主張法治,當然,在這一時期,相反的論調也不絕於耳,許多人主張君王有無限制的立法權。
關於社會應服從何種權威的統治,一些人開始主張法律權威至上,其核心問題在於君王是否應服從法律的統治。法國的格爾森主張,未經正當程序,國王不得處死任何人;國王應服從最高法院的管轄;君王雖不受法律的羈束,但出於為其臣民樹立榜樣之故,也應依據他們自己所立的法律活動在德國,尼古拉斯認為一切權力源自人民,並以耶穌為例指出:「耶穌服從法律,他不是廢棄它,而是成就它」。義大利的馬基亞維里也認為,法國的幸福狀態在於人民確知國王在任何時候都不違法,那裡「依法生活」,「如必要則由法院更新法律」,「甚至最高法院針對君王的判決,該判決也足以使君王就範」。在這一時期,關於法律權威高於君王的思想不斷被提出,當然,君王無須服從法律的觀點也十分流行。進入17世紀後,法律權威至上的主張日益占據了上風,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國1612年發生的一場爭論。在爭論中,英王詹姆斯一世宣稱自己是上帝之下的最高裁判者,有權對司法管轄權的沖突問題做出裁決。時任普通訴訟法院首席法官的柯克(Coke)與國王的觀點針鋒相對,以「王居萬民之上,惟居神與法之下」 (quo Rex non debet esse sub humane, sed sub Deo et lege)的古老名言回擊國王。如果說其他人關於法治的主張還不夠明確的的話,那麼,在資產階級革命後,英國在實踐上已經提供了一個較明確的範例。經歷這個過程的洛克,在總結英國實踐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法治的主張:「處在政府之下的人們的自由,應有長期有效的規則作為生活的准繩,這種規則為社會一切成員所共同遵守,並為社會所建立的立法機關所制定。」在洛克看來,法治就是「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來進行統治,這些法律不論貧富、不論權貴和莊稼人都一視同仁,並不因特殊情況而有出入」。可見,洛克明確主張一切人都應服從法律的統治,並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他雖然存有某種保留,認為國王享有某些特權,但同意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在1609年的講演中所表達的觀點:國王一旦不依照「法律來進行統治,就不再是一個國王,而墮落成為一個暴君了」
實際上,在16至19世紀,西方啟蒙思想家雖然論證角度不同,例如有的從自然法出發,有的從歷史角度出發,有的從功利角度出發,有的從哲理角度出發,但是,他們幾乎都直接或間接、明確或隱含地主張實行法治。在他們看來,神治是現代理性主義所旨在攻破的傳統堡壘,自然在摒棄之列;德治缺乏明確性和具體操作性,難以收到預期效果;人治不過是專制的代名詞,啟蒙思想家所極力反對的恰是披著神聖外衣的專制主義的人治。他們主張,人類應建立這樣一種人間秩序:生活於其中的人們既能享有自由又能實現群體合作,既能真實地表達民意又能進行有效的政府管理,既能享受增加的效率又能受到公平對待。為此,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寄望於法治。
對於西方現代啟蒙運動各家各派的法治理論,難以一一盡述,以下擬以自然法學派的法治理論為重點闡述西方現代法治理論的形成,並分析它們對實踐的影響。

(一) 社會契約論

這是西方現代政治和法律思想的重要論證基礎。這種理論認為,在人類歷史上,曾經存在一個自然狀態,那時,財產共有,沒有國家,沒有法律,存在的是一種自發秩序,人們在交往互動中,依據自然法行使自然權利。在洛克看來,那是一種「完備無缺的自由狀態」,「是一種平等的狀態」,「沒有一個人享有多於別人的權力」。在盧梭的描述中,自然狀態是一種理想的黃金時代:人們享受著自然的自由和平等,如果說存在不平等,那是自然的不平等,而政治的「不平等在自然狀態中幾乎是人們感覺不到的」;人們遵照「你要人怎樣對你,你就怎樣對人」的「黃金規則」和樸素情感,維持一種自然的公平。那時,人們沒有善惡之分,所以那裡不存在惡行;沒有榮辱之念和「你的」、「我的」之別,所以「不易發生十分危險的爭執」[。霍布斯基於人性惡的前提,認為自然狀態下的人受著慾望的驅使,自私自利,殘暴好鬥,「在沒有一個共同權力使大家懾服的時候」,出於競爭、猜疑和榮譽,人們便處在「戰爭狀態」,即「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按照霍布斯的思路,自然不難理解人們何以要擺脫自然狀態而進入社會狀態。因為在那種毫無安全保障的狀態下,人們在一種類似狼與狼的關系中,自然權利沒有保障,而是如同其他動物一樣,依照優勝劣汰的「叢林規則」生存或滅亡。於是,人們便達成社會契約,把自己的自然權利轉讓給國家,由國家負責保護人們的自然權利社會契約思想的意義在於:第一,它強調了人類聯合、協作的必要性,指出了人的社會屬性,即個人的自由只有通過群合才能實現。第二,它把社會的組成置於社會契約之上,認為政府以及國家的存在基礎是社會成員的契約,即人們的同意,而不是神意或強權,從而拒斥了神治和人治。這反映出一種理性精神。第三,它認為政府或國家存在的正當性源於人們的協議,而不是基於神聖的安排或「克里斯瑪」(charisma)的權威。這其中潛含著民主氣質。第四,這種理論設定了政府或國家存在的目的,即更好地保障社會成員的自然權利。這隱含著人權高於主權的理念。第五,人們在達成這種社會契約時,每個人都處於平等的地位,即他們平等地轉讓了自己的自然權利,平等地參與了政府或國家的構建過程,那麼,在政府組成之後,每個人的自然權利都應得到同等保護。這為人人權利平等的觀念提供了邏輯前提。
二) 自然權利觀

按照社會契約理論,人們通過訂立協議進入社會狀態後,自然權利並未損失,而是在政府或國家的保護下能夠得到更好地實現。那麼,自然權利包括哪些內容呢?這需要對自然權利的基礎加以闡述,即,人們憑靠什麼享有自然權利?自然權利究竟包括哪些內容呢?不同學者持有不同觀點,格老秀斯認為,自然權利包括所有權、婚姻權、公平購買生活品權、父母照顧子女權、多數優於少數權、埋葬死者權等。在洛克看來,自然權利包括財產權、生命權、自由權、反抗權等,他尤其強調財產權利的重要性。傑斐遜認為,自然權利主要是指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種自然權利觀體現在他所起草的《獨立宣言》中。盧梭沒有明確列舉自然權利,但從他的論述中,自然權利至少包括自由權、平等權和財產權等,其中自由權具有優先的地位。霍布斯認為,自然權利「就是每一個人按照自己所願意的方式運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這一定義中包括含了自由權、平等權和生命權。沃爾夫(Wolff)基於人性和人的自然平等,主張自然權利包括自由、安全和自衛的權利。從總體上講,自然權利主要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平等權、財產權、追求幸福權以及反抗權等。1787年的《美國憲法》並沒有直接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1791年的《人權法案》彌補了這一缺陷。作為《美國憲法》的前十條修正案即《人權法案》較為具體地規定了公民享有的基本權利,它們包括言論和出版自由、和平集會和請願自由以及信仰自由,對於這些基本權利,國會不得制定法律加以剝奪。此外,還規定了以下四種權利:一是不可侵犯的權利,包括保護身體、住所、文件、財產的權利;二是程序和訴訟權利,包括正當程序權、被告的受陪審審判權、辯護權及不被強迫自證其罪權;三是人道主義的處罰權,包括被告享有免受被課以過多保釋金、過重罰款或被施以酷刑之權;四是自衛的權利,如公民有備帶武器的權利;等等。在英國,基本權利和自由沒有在成文憲法中予以規定,主要是在訴訟中通過程序的機制予以保護。在法國,1789年的《人權宣言》明確宣布了人民享有「自然的、不可剝奪的和神聖的人權」。該宣言第2條明確規定:「任何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這些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為了保護這些基本權利,這部宣言還確立了法治的基本原則,其中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正當程序原則、罪刑法定原則、無罪推定原則等。1791年的《法國憲法》明確規定,「憲法保障下列的自然權利和公民權利」:受平等保護權、言論、出版和表達思想的自由、信仰自由、遷徙自由、和平集會自由、請願自由、財產權、正當程序權等。並規定,一般情況下,立法機關不得制定任何法律損害或妨害這些「自然權利和公民權利」。在其他西方現代國家的早期憲法中都直接或間接確認了某些基本權利,並由這些基本權利派生出許多其他重要的人權。保障這些權利不受侵犯,成為現代法治的主旨。
三) 主權在民思想

在17世紀中葉,英國下議院就提出了主權在民的觀點,它宣稱:「在上帝之下,人民是一切正當權力的起源。」稍後,洛克在理論上系統表達了主權在民的思想。首先,洛克認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對外權都是由人民委託或授權的國家權力,人民是委託者,有權收回委託或授權。其次,基於人民同意和授權的立法機關在國家權力中居於最高地位,「其餘一切權力都是而且必須處於從屬地位」,但是,對於立法權的行使,也必須服從四種限制:以正式公布的法律來進行統治,對所有人一視同仁;法律必須符合為人民造福的終極目標;未經人民或其代表的同意,不得對人民的財產課稅;不得轉讓立法權。這樣,人民成為了終極權威。第三,他承認國王享有某些特權和豁免權,但是,國王也是受人民委託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力,如果濫用權力,濫施暴政,「使自己與人民處於戰爭狀態」,那麼,「有什麼辦法能阻止人民不來控訴他這個已經喪失其國王地位的人,如同對待與他們處於征戰狀態的其他任何人一樣呢?」甚至在國王與一部分人民發生了糾紛的場合,適當的裁判者也是「人民的集體」,而不是其他權威。最後,由誰來判定立法機關或國王是否辜負了人民的委託呢?洛克的回答是:「人民應該是裁判者」,因為人民是權力的委託者。主權在民思想通常具有以下含義:第一,人民享有的某些基本權利是自然權利,這些權利是與生俱來的權利,任何人不能剝奪;第二,人民轉讓自己的某些權利是為了更好地享有這些權利,這些權利並不因轉讓而消失或縮減,而應增值;第三,政府存在的目的在於保護人民的權利,政府必須按照這一宗旨行使權力,否則,人民有權抵制政府濫用權力,有權更換政府,甚至有權以暴力推翻壓迫人民的政府。

主權在民的思想對後來的法治實踐產生了重要影響。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宣布,正當的權力源於民眾的同意,人民享有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如果政府違背民意,人民則有權改變乃至推翻政府。1791年的《人權法案》第10條規定:「本憲法所未授予中央或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權力,皆保留於各州或人民。」 法國1789年的《人權宣言》明確宣布了主權在民的原則。該宣言第3條明確規定,全部主權歸人民所有,「任何團體、任何個人都不得行使主權所未明白授予的權力」;第2條規定,人民享有反抗壓迫的權利;第4條和第5條規定,人民的自由只受自己制定的法律的限制,不受其他限制,法律未禁止的行為均不得妨礙,不得強迫任何人從事法律所未規定的行為。1993年的《法國憲法》專設「人民的主權」一章(第7—10條)。它規定,享有主權的主體是法國全體公民:人民直接選舉代表;人民委託選舉人選舉行政官員、公共仲裁人、審判人員;人民負責議定法律。在英國,法律雖然沒有直接宣布人民主權的原則,但議會主權的原則便是人民主權原則的間接體現。在1688年的「光榮革命」後,議會取得了不受限制的立法權。此前,議會立法要受到國王的限制。同時,議會有權對大臣進行質詢和對政府的決策進行討論和辯論,實行內閣責任制後,議會有權對內閣投不信任票,迫其辭職,主權在民思想在現代法治實踐中通常以下列方式體現:一是在憲法中直接規定人民享有某些不可轉讓的基本權利,對於這些權利,政府不得以任何理由剝奪、縮減或限制;二是禁止政府制定侵害基本權利或妨礙人民享有基本權利的法律,這類法律被認為是惡法;三是雖然憲法宣布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是,現代大型國家往往實行代議制,人民無法直接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力,只能將權力委託給選出的代表,由他們將人民的意志經過協調之後表達為法律,而法律至上和議會至上的原則間接體現了主權在民的思想。

(四) 分權制衡理論
盧梭心目中所嚮往的是小國寡民的直接民主制。因而他極力反對分權主張,認為主權是不可分割的,分權則是對生命有機體即主權的肢解。但是,其他一些啟蒙思想家則主張分權。他們認為,在難以實行直接民主制的地方,人民授權政府以符合民意的方式行使權力,在許多情況下難以保障人民的授權得以實現。為了防止政府濫用權力,濫用暴政,有效的方式是採取分權制衡的方式。洛克主張把政府權力分為立法、行政和對外三種權力,其中立法權處於至上地位。孟德斯鳩則主張把政府的權力分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種權力。

實際上,在分權制衡理論方面,孟德斯鳩的論述較為系統,且影響較大。首先,孟德斯鳩認為自由是法律的重要精神之一,法律應盡可能體現自由和保障自由。為此,他探討了法律與自由的關系,認為自由分為兩種,一是哲學上的自由,二是政治上的自由。第二,與一些抽象論述自由價值的理論不同,他意識到了自由與政治體制密切關聯,「政治自由」只有在「國家的權力不被國家濫用的時候才存在」。他精闢地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第三,在他看來,「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因為權力不受約束是可怕的,而法律的約束與人民的約束都遠沒有權力之間的約束來得更直接和更有效。他敏銳地觀察到:「當立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機關之手,自由便不復存在了。」]這時,暴政可能與惡法並駕齊驅。「如果司法權不同立法權和行政權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因為在這種場合,或者法官會隨意制定符合自己意志的法律,司法專斷大行其道;或者立法者會隨意按照自己的意志操縱司法,使司法失去獨立、公正的氣質;或者司法權同行政權合一,行政機關會濫用司法權,使司法成為行政機關的玩物。當然,如果立法、行政與司法權三權合一,政治自由就更盪然無存了。第四,要保障政治自由,就必須實行三權分立,各司其職:立法機關負責制定法律,行政機關負責執行法律,司法機關負責實施法律。它們各自保持獨立,彼此監督,互相制約,任何一個機關都不能絕對凌駕於其他機關之上,獨斷專行,從而達致政府權力的動態平衡。雖然分權理論的故鄉在英國和法國,但是,它卻在美國的法治實踐中獲得了典型體現。1787年的《美國憲法》充分體現了孟德斯鳩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思想。在美國,由參議院和眾議院組成的國會是聯邦政府的最高立法機關;以總統為首的行政當局是最高行政機關;聯邦最高法院是聯邦最高司法機關。根據憲法,國會作為民意代表機關,由選舉產生,負責聯邦事務的立法。國會對行政機關行使監督和制約權:總統與外國締結條約和任命高級官吏,須經國會批准;對總統否決的議案,有反否決權;有權對行政行為進行調查並要求總統報告政務;有權對行政系統的高級官員涉及某些犯罪行為進行調查並彈劾他們。國會對司法機關也構成制約:對於國會的立法,只要不違背憲法,最高法院必須實施;有權對違法的法官進行彈劾;有權否決總統對聯邦法院法官的提名。

作為行政機關首腦的總統對國會也構成了制約:總統行使國家元首職權,是陸、海、空三軍總司令;對國會的議案有擱置否決權;可以通過「國情咨文」影響國會立法;副總統兼任參議院議長。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也有制約的功能:總統有權提名聯邦系統的法官人選,但須經參議院批准。

最高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1787年《美國憲法》並未賦予最高法院以制約國會的權力。後來,聯邦最高法院在1803年通過「馬布利訴麥迪遜案」(Marbury v. Madison)確立了司法審查權,即聯邦最高法院對國會立法是否合憲行使審查權,對其認為違憲的法律,有權宣布無效。這種制約也適用於行政系統的授權立法。此外,對於行政系統的高級官員,如果受到國會彈劾,最高法院負責審判。這樣,司法機關對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都構成了制約。

在法國,憲政中的分權體制雖然沒有美國那樣形成明確的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體制,但是,分權原則也成為其現代法治的重要內容。早在1789年《人權宣言》的第16條就明確宣布:「凡權利無保障和分權未確立的社會,就沒有憲法」。1791年《法國憲法》確立了君主立憲制體制下的分權模式。但是,1793年的《法國憲法》根據盧梭主權不可分割的思想,採用了「議行合一」的原則,由國民議會統一行使國家權力,執行會議行使行政職權,但不是獨立機關,而是從屬於國民議會。該憲法雖然規定了法院體制,但是,它們並沒有獨立的地位,審判人員均是由每年選舉產生,明顯帶有司法民主的特色。1814年以後的法國憲法都不同程度體現了分權的原則。在英國,憲法中的分權體制,與其說是由於法律的規定,不如說是歷史傳統的產物。在中世紀的英國,國王曾經一度獨攬立法、行政和司法大權。但是,由於議會逐漸發展壯大,王室法院也逐漸脫離了國王的直接控制而自成一體。於是,形成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種權力。資產階級革命後,王權受到了實質性削弱,議會成為最高權威,法院也更加獨立,這種獨立地位通過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獲得了確認。因此,在英國,盡管分權不嚴格,行政機關、立法機關以及最高司法機關之間存有交叉關系,王權在名義上仍然與三種權力都相聯,但是,根據傳統,政府不同權力機關仍然不會發生職權不清的問題,且它們彼此之間形成了獨特的相互制約關系。

綜上所述,在西方現代早期,啟蒙思想家反對神權政治,批判了君主專制的人治體制,探求了能夠確保人民基本權利的秩序模式。最終,他們大都理性地選擇了法治秩序。在他們構想的法治藍圖中,通常包括以下幾個要素:其一,這種法治社會應在社會契約的基礎上形成;其二,人生而自由、平等,所有人在訂立社會契約時是自由、平等的,這種契約應是人們真實意志的體現;其三,人們所以同意訂立社會契約轉讓或限制自己的自然權利,目的是為了在公民社會中獲得可靠的權利保障和自由回報,政府作為人民的受託者代行管理權,必須以這一目標為歸宿;其四,國家的法律必須把人們的自然權利作為基本權利加以確認和保護,只有這樣的法律才是良法,只有這樣的法治才具有正當性;其五,人民向整個社會而不是向政府或君王轉讓自然權利,政府或君王等管理者不過是人民的受託人,人民始終是主權的持有者,如果政府背棄社會契約,違背民意,人民有權收回授權,更換乃至推翻政府;其六,在小國寡民的國度,可採取直接民主制;在實行代議制的大型社會,為了防止政府濫用權力,踐踏人民的基本權利,應在政府內部採取分權制衡的體制。這些要素在西方現代早期的法治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體現。

『柒』 英國議會主權原則的確立及其發展

英國憲法對國家制度的規定,主要根據3個基本原則:議會主權原則,即議會擁有最高立法權,議會立法不受限制;法治原則,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和公民受同樣的法律制約;慣例原則,即憲法慣例與憲法法案具有同等的憲法效力。
議會主權
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爆發,通過《權利法案》確定了君主立憲制,議會成為英國權力中樞。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以後,英國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洛克提出了他們的政治設計。洛克認為,在自然狀態中,根據自然法,每個人均享有保全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等自然權利,這些權利是不證自明的天賦權利,因而是不可轉讓、不可剝奪的,只是在自然狀態下存在種種不便,才使得人們相互簽訂契約把懲罰他人的權力自願的交給人民的代表——議會。為此。議會應該享有立法權。在洛克看來,只有法律才可以代表人民的共同意志並對全體成員具有約束力,既然法律是社會公共意志的體現,那麼制定法律的議會當然是表達社會公共意志的機構,因而它應該處於社會一切權力的最高位,行政權和對外權從屬於立法權。[10]
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在實現政治解放的過程中,根據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理論家、法學家們的設計逐步把議會推向國家權力的中心,這就是所謂「議會主權」理論。「議會主權」的表現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是議會立法權在國家權力體系中處於最高地位。只要政府存在,立法權就應當是最高的權力。行政權與司法權從屬於立法權,並對立法權負責。另—方面,議會有權監督執行權的行使,有權「調動和更換」執行機關,從而使執行權對立法權的「政治責任」得以貫徹。[11] [12-13]
資本主義革命後的英國議會正是朝著英國古典政治理論家們所設想的「議會主權」的方向發展的。1689年的《權利法案》和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初步確立了英國君主立憲制的政治體制,為建立英國現代意義上的議會提供了最初的法律基礎。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12]
其一,鞏固並擴大議會,特別是下院的職能和權力。《權利法案》規定,未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終止法律生效和廢除法律。只有得到議會同意,國王才能征稅。和平時期在王國范圍內維持常備軍也需得到議會同意。議會實行自由選舉。議會中有言論和辯論的自由。[14] 《王位繼承法》為阻止國王對國會活動的操縱,規定:凡擔任任何隸屬於國王的有報酬職務或職位者,以及向王權領取撫恤金者,均不能成為平民院議員。國王的赦免對下院彈劾案無效。一切法案只有經議會同意才具有法律效力,國王必須嚴格按照國家的法律來治理國家。[12] [15]
其二,使政府(原為樞密院,後為內閣)向國王負責逐步轉為向議會負責,特別是向下院負責。首先,由於下院可以通過提出彈劾和廢黜法案的辦法,追究國內外政策失敗的責任,就使內閣盡可能實行議會贊成的政策。於是迫使國王開始吸收議會中多數黨的領袖參加內閣。如果國王的大臣得不到議會的支持,他們就應該辭職。1742年英國第—位首相渥爾波就是這樣辭職的,1782年諾斯內閣集體辭職。其次,原樞密院的職能與權力逐漸轉移到內閣。威廉三世時開始從贊同議會多數黨觀點的人士中選任大臣。[12]
不過,這個發展過程並不是—蹴而就的。在19世紀初,即1832年選舉改革前,由於國王在議員選舉、首相選擇、左右內閣成員的態度、解除大臣職務等方面還享有相當大的權力和影響力,國王不喜歡的政府常常被迫下台,而國王支持的政府雖然得不到下院的信任卻依然可長期維持執政地位。因此,議會,尤其是下院的職能和權力還很有限,真正意義上的議會主權是1832年選舉改革以後實現的。[11] [12]
從1832年到1867年被稱為英國議會制度的「黃金時代」。在這段歷史中,由於議會和內閣均擺脫了國王的控制,加上那時議員尚不存在服從其政黨領袖的硬性的黨派紀律,執政黨議員與反對黨議員一起反對本黨組成的內閣和首相的情況經常發生,所以,議會主要是下院比較容易行使其「倒閣權」。[11] [12]
據統計,從1832年到1867年有十屆內閣因下院的不信任而倒台。議會主權的實現另外一個重要的推動因素就是現代政黨政治在英國的完善。現代政黨政治的完善有利於議會的立法權對以國王為代表的行政權的最後勝利。此後,資產階級通過控制政黨,政黨控制議會,議會控制內閣這樣一個政治程序的邏輯實現自己的意志。而當19世紀末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後,「議會主權」的代議民主政治體制開始不適應經濟基礎的新要求,於是「行政集權」的代議民主政治體制就將無可避免地代替了「議會主權」的代議民主政治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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