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部法治

㈠ 領導幹部的法治意識應包括哪些內容

一是將來依法執政能力和法律源意識水平納入領導幹部考核評價體系。建立績效考評機制，強化黨員領導幹部考核評價機制，不斷提升黨員領導幹部法制意識，使其在法治的框架下想問題、做決策、干工作，以解決有些領導幹部喜好拍腦袋說了算的問題。
二是要建立起「德、能、勤、績、廉、法」等六項具體考核評價指標，以形成領導幹部法治教育工作制度體系，實現黨員幹部學法用法的長期性和常態化，並將這一過程擴展至黨員幹部選拔、初任培訓、升職轉任等各環節。
三是在制度的設計上，要拓展法治教育工作內涵，既注重事前教育又注重決策執行後的效果評價，促進領導幹部法治思維的形成。

㈡ 如何把法治要求貫穿到幹部工作中

一要加強幹部法制教育。組織部門作為黨的重要職能部門，必須大力弘揚法治理念、倡導法治思維、引導形成法治意識。要著力發揮幹部教育培訓工作職能，要全面學習、宣傳四中全會精神，組工幹部作為管黨員的黨員，管幹部的幹部，要在學習貫徹全會精神上作出表率。對全區科級以上幹部、基層黨員幹部、區級優秀人才進行法治教育培訓，形成常態化的幹部法律法規教育培訓制度。組織部門要精心制訂學習計劃，做到幹部、人才、黨員全覆蓋，真正使法治精神入腦入心。

二要依法發揮幹部任用管理職能。組織部門要嚴格執行新制定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不斷優化幹部分析研判和領導幹部醞釀、推薦、考察、選拔、考核辦法，將依法治國的具體內容納入幹部選拔任用和日常管理的重要內容。要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實績考核的重要內容，並以此作為領導幹部選拔、獎懲、晉升、晉級的重要依據。

三要依法夯實基層組織建設。組織部門要著力發揮黨的建設工作職能，使每個基層黨組織都成為依法治國的堅強堡壘。要樹牢「法治思維」，要運用法治的思維和方法形成抓基層、抓黨建的導向。深入整頓軟弱渙散基層黨組織，切實抓好軟弱渙散基層黨組織的整頓轉化。切實抓好村「兩委」換屆工作，狠抓基層黨員幹部隊伍建設，健全落實各項黨建工作制度和聯系服務群眾制度，將法治建設貫穿於組織工作聯系服務群眾全過程，形成黨員幹部依法辦事新常態，真正把黨的組織活力轉化為依法治國的動力。

㈢ 領導幹部法治檔案的內容包括哪些

將於10月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
地方法治的先行先試,也在各地積極展開。今年伊始即發布依法治省綱要的四川,正在以其密集的法治建設行動,在其中嶄露頭角,成為先行者。
在近日由四川省依法治省領導小組辦公室、省委宣傳部、省委政法委聯合主辦的全國媒體「法治四川行」大型集中采訪活動中,四川省委副秘書長、省依法治省辦主任楊天宗透露,領導幹部年終將不僅要述職、述廉,還要述「法」。四川正探索在各級領導班子中配備具有法律專業背景或工作經歷的成員,探索建立黨員領導幹部和司法公職人員法治檔案。
不能玩虛的必須來實的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認為,「去年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相當於是列出了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而即將召開的四中全會所說的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實際意味著領導方式的改變。」
四川法治建設的高潮,也由黨委對自我領導方式革新開始。
「治蜀興川重在厲行法治」,省委書記王東明表明確建設法治四川的決心,「要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環境,夯實治蜀興川的法治根基」。
「不能玩虛的,必須來實的。」王東明強調。
迄今,已經有3個市(州)的領導小組負責人被專門約談,其中一個市還在全省依法治省工作座談會上作了整改情況說明。
在剛剛過去的7月中上旬,四川完成了依法治省工作上半年情況的交叉督察。「四次大督查,全域全覆蓋,工作不力的市(州)和部門領導小組負責人被約談,督促限期整改。」楊天宗說。
接下來,四川21個市(州)還將進行相互交叉檢查。
此外,四川省委成立了「依法治省指標體系和評價標准起草領導小組」,已形成初稿,共設依法行政、科學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社會法治、學法用法、監督問責、組織保障8個部分,85項指標,正在徵求有關方面意見,並組織專家論證。
凡是外省取消的都取消
在黨委領導下,政府也著力於「自縛手腳」。
去年,新一屆四川省政府履新後即向自己「開刀」,出台了專門用來管自己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嚴格依法行政的規定》,稱「依法行政十條規定」。力促它出台的,便是省長魏宏。
令四川省政府法制辦公室主任張渝田印象深刻的是,「去年正月初五,魏省長就把我們喊過去,討論他親手擬寫的這個規定的草稿。這給我們的感覺是『要他依法行政』變成了『他要依法行政』。在魏宏主持下,一系列規范權力依法規范公開運行和動態調整的規定,如《四川省行政權力依法規范公開運行平台建設和使用管理辦法(試行)》、《四川省行政職權目錄動態調整管理辦法(試行)》、《四川省行政權力依法規范公開運行電子監察管理辦法(試行)》等,先後密集出台。為規范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政府層級間的關系,又頒布了《四川省人民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方案》。
政府對於自身權力的規范,不僅停留於紙面上的各項規定。四川省在全國率先實現了省、市、縣三級互聯互通的行政權力依法規范公開運行平台,省、市、縣三級政府所有行政權力全部錄入行政職權目錄。據四川省政府副秘書長張晉川介紹,去年以來,四川省政府先後三批取消省本級279項行政審批事項。目前省本級行政審批事項274項,是全國省本級行政審批項目最少的省份之一。
達到「最少」的目標,是有剛性措施的。張渝田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四川行政審批事項清理確立的11項原則中,其中一條便是「凡是外省取消下放的,我們都取消下放」。
而且,清理方式也與過去呈現出極大的不同。先由法制辦提出清理意見,再和省委編辦、省審改辦、省政務服務管理辦等單位組成會審小組,與有關審批項目的實施部門交換意見,還有專家參與。實施部門不同意取消下放的,要對三個問題作出明確回答:保留審批項目有什麼新的理由、不審批可能產生什麼風險、為什麼無法採用事後監管等方式替代審批。
這樣做的好處,就在於杜絕了部門出於自身利益考慮而保留行政審批的可能。
此外,四川減少、停收(免收)國家及四川省設立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共86項,減少行政事業性收費9億元。
領導學法群眾更有信心
領導幹部帶頭學法用法在四川已蔚然成風。各級黨政及相關部門普遍建立了常委會、常務會、黨委(黨組)會前學法制度。
「去年從2月份第一次學法開始,到年底學了24次。今年已經學習了17次。講法內容既涉及憲法、行政法規及與各部門日常行政管理工作相關的法律,也涉及一些民事法律。」張渝田表示,通過會前學法,省級政府官員的法治意識提高了,也帶動了市縣級政府和省政府各部門學習法律的積極性。「現在對法治的制度之治都了解,但對於法治的理念之治還沒有認識清楚。」這就使得領導學法的意義更加深刻。此外,會前學法通過政府網路和微博向社會公布後,「老百姓對我們依法行政更有信心。」
領導幹部學法之風,在未來只會加強而不會減弱。因為法律已經成為領導幹部考核任命的硬性標准。
四川省人大常委會《關於深入推進依法治省的決議》明確強調,選舉和任命國家工作人員時,要把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作為重要條件,把是否學法用法、依法辦事作為必要條件。依法治省工作已被列入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年度考核和年度述職述廉報告的重要內容,並在一定范圍內通報考核結果。
四川省委組織部結合貫徹新頒布的幹部選任條例,啟動在各級黨政「領導班子中配備具有法律專業背景或者工作經驗的成員」程序,建立黨員幹部和司法公職人員法治檔案。
四川省紀委將貫徹落實省委依法治省重大決策部署納入巡視監督內容。

㈣ 領導幹部必須具備哪些法治思維

一、規則性思維
法治是法律之治、規則之治，因此領導幹部應當樹立規則性思維。
(一)先立規矩後辦事
法是效力最高的規矩，規則性思維首先要求有法可依，即「先立法，後行為」，依照普遍性的法律治理國家、推進改革。有法可依的基本要求有：一是法律體系的主體應當是最高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不能由行政法規等長期「代行」法律職能。《立法法》規定的只能由法律規范的財產徵收、財政、稅收等基本事項必須通過人大立法規范，即使由於立法條件不成熟暫時授權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也應當盡早納入法律范疇。二是法律沒有規范或者規定不明的事項，盡可能通過行政法規或地方性法規予以規范，盡量減少使用層次低的規章，增強法律的剛性和約束力。三是處理好法律和政策的關系，盡可能運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政策去規範本屬法律調整的事項，「政策定調—試點探索—總結推廣—法律固定」的改革模式需要改變。
其次，規則性思維要求凡事要有規矩，「先立規矩後辦事」。強調有法可依，並不是說法治社會的規則只有法律。在沒有法律規定或者法律規定不明確時，也要建章立制，用制度管事、管人，不能依批示、指示辦事，不能動輒特事特辦。
(二)立好規矩再辦事
治國理政，光有規矩是不夠的。規則性思維不僅要求有法可依、先立規矩，更強調法律可依、規則可遵循，也就是說法律和規則要求人們做的必須是其能夠做的，必須讓人們對法律和規則先心「服」後行「從」。而要達此目的，法律和規則就應當滿足好規則的基本品質。好法律的基本品質要求是公開、明確、穩定、可預期、無內在矛盾、可遵循、具有同一性，這些法律的品質性要求也基本適用於非法律的規則。
1.公開。法律應在其影響的范圍內通過各種形式公布，從而對於受其影響之人來說，法律是可得的、易得的。公開是法律和內部規定、潛規則等的重要區別，可使法律融入人們的知識體系，進而可能有更多的人認同法律。2.明確。法治是規則之治而不是原則之治，抽象、原則、概括是立法之大忌，應當盡可能避免。只有明確，方可給立法、執法、守法以明確指引，既便於法律的貫徹執行，同時也可有效約束立法、執法行為。3.穩定。法律穩定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惟有穩定，法律方可約束公權，保證法律不因領導人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意志的改變而改變，有利於人們產生穩定的預期，樹立法律的權威。4.可預期。可預期是法律發揮指引、規范功能的重要基礎，惟有可預期，方能使人們有信心、有恆心，進而大膽交易、促進市場繁榮。5.無內在矛盾。協調統一的法律體系，可給人們以明確指引、清晰預期，從而降低執法成本，減少執法偏差。6.可遵循。民主、科學立法，提高立法質量和法律的可遵循度，是降低守法成本，增強守法意願的關鍵。7.具有同一性。同一性，是指應該在公開、穩定、明確而又一般的規則的指導下制定特定的法律命令或行政指令。惟有具有同一性，方可避免「自己立法、自己解釋、自己執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及濫用自由裁量權，從而最大限度實現法律的目的，畢竟絕大多數法律要通過政府來實施。[1]
二、合法性思維
法治意味著法律至上，憲法至上，一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接受、服從法律的統治。因此，領導幹部應當具備合法性思維，無論是立法、還是執行，都應當事先問一下是否合法。
(一)合乎法律文本的具體規定
法律的制定要遵守《立法法》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同時，不同的法律，效力等級也不同，在立法、執法、司法、法律解釋以及規范性文件制定過程中，當法律文本規定不一致時，應根據上位法優於下位法、特別法優於一般法、新法優於舊法的原則確定應當依據或適用的法律，也就是說都要找准、用准法律依據，既要杜絕「黑頭的(法規)不如紅頭的(文件)、紅頭的不如白頭的(領導批示)」現象，也要避免根據個人喜好或利益選擇性適用法律，自覺維護法律的統一與尊嚴。
(二)合乎立法目的、法律原則和法治精神
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和社會實踐的復雜多變，使得法律涵蓋不全或者出現一些概括、模糊規定不可避免。因此，當某一領域沒有法律具體規定時，應根據法律的原則、法治的精神去填補法律漏洞、適用法律，而不能為所欲為胡亂作為。同時，領導幹部在面對法律規定不明確時，也要根據立法目的、法律原則、法治精神解釋、適用法律，恣意解釋、適用法律，「打擦邊球」，遊走於法律的灰色地帶等心態都應當盡力克服和避免。
(三)正確對待「惡法」或者「壞法」
與自然法則、普遍道德、天理人性相背離的惡法是不是法?應不應當得到尊重和執行?更進一步的問題是，領導幹部能不能以法律法規與行業、當地實際不符而作出不同規定或拒絕執行?與明目張膽違法違規不同，以法為「惡法」、不符合實際為由拒不遵守、執行的現象，在我國的實踐中不僅比較常見，而且更容易為人們寬宥，因而值得深入探討。
從歷史來看，2000多年前蘇格拉底以死捍衛了惡法的尊嚴，二戰結束後的紐倫堡大審判則宣告與人類基本道德和人性完全相悖的法西斯惡法非法，二者只不過分別是幾千年「惡法亦法」和「惡法非法」之爭的典型例子而已。「惡法亦法」所體現的是形式主義法治思維，強調規則的形式價值和普遍平等;「惡法非法」所體現的是實質主義法治思維，更多地強調規則內容和個案公正。
對領導幹部來說，「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法治思維與中國傳統的德治、人治思維更為接近，有時會更有利於眼前問題的解決，因此也更具誘惑力。但這種「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思維傾向恰恰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首先，在現代法治發展演變過程中，形式主義始終是現代法治的核心理念，也是現代法律制度設計和安排的理論基石。[2]哈耶克認為：「甚至可以說，要使法治生效，應當有一個常常毫無例外地適用的規則，這一點比這個規則的內容為何更為重要。……重要的是，規則使我們能夠正確地預測別人的行動，而這就需要它應當適用一切情況——即使在某種特殊情況下，我們覺得它是沒有道理時。」[3]
其次，「惡法亦法」是法治在中國生根發芽的必經階段。我國從來沒有經歷過法律至上、規則至上這樣一個形式法治的階段，我們的國民規則意識非常欠缺，守法還沒有成為慣行，法律還沒有被信仰。實踐中，法律不科學、不合理已經成為一些組織、公民甚至領導幹部不遵守、不執行法律的慣常借口。在這種情況下，強調「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思維，無疑是賦予了執法者、司法者更少限制的自由裁量權，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這樣做的結果無非是另類的人治。因此，只有強調「惡法亦法」，權大於法、情重於法的頑固結構才有可能被觸動，法律至上、規則至上才會成為國民的共識。因此，在當今中國，即使「惡法」、「壞法」，也必須給予足夠的尊重，在沒有依法修改或廢除之前，不能允許任意突破。因為，一旦允許隨意突破一條「惡法」，在潘多拉盒子打開以後，就意味著成千上萬條的「良法」將可能因此而受牽連，從而危及法律的權威和生命。對於一個法治社會而言，個案正義的失衡總是在所難免，法律的偶爾失當和沉默只能說是一種無奈，是人們選擇法治這種社會生活方式必須付出的代價。領導幹部應當力戒因看到法治的這種必要代價而喪失自己對於法治的信心，更不能以此為借口攻擊和否定法治。[4]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不能制定與上位法不一致的下位法，不能直接突破法律或者乾脆否定法律，也不能繞開具體規定直接適用法律原則，或者以法律原則否定具體規定。在執法實踐中，不能以公平執法替代嚴格執法，因為公平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對於嚴格依法辦事確實可能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或者嚴重社會後果的，也應由有權機關通過法律解釋等途徑予以妥當處理。
三、程序性思維
公權力的取得和行使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因此，領導幹部應當樹立程序性思維。
(一)公權力的取得和行使需要程序
公權力需要程序。「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司法要遵守程序法，這已眾所周知。立法也要遵守程序，《立法法》等法律法規規定了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等的制定程序。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分、行政處罰，進行徵收徵用等，也須遵守一定的公開、公正、民主程序，以保障人民權利，提高行政效能，增進人民對政府的信賴。
程序重於實體。實體相對於程序而言更具目的性，但法治強調程序正義甚於實體正義，因為法治的根本任務在於規范約束公權力，不藉助於正當程序，公權力將很難被「關進籠子里」，實質正義也無從得以實現。
(二)程序不應等於「形式、過場」，程序要正當
近年來，在幹部提拔、公務員招錄等方面不斷有負面新聞報道，有關部門和領導的表態往往是「程序上沒有問題」。對此種現象，有人認為「如果程序上沒有問題，就是程序本身存在問題」。因此，不僅要有程序，程序還應正當，否則走程序將淪為「走形式、走過場」。程序的正當性來源於程序的中立、理性、排他、可操作、平等參與、自治、及時終結和公開。
1.程序中立性要求程序參與各方不得因程序設計而受到不公正對待或享受特殊優待。「自己不得作自己的法官」所強調的就是程序的中立性，迴避原則即是這一原則的體現。2.程序理性要求程序應具有合理性，以有效防止武斷、恣意、專橫或反復無常。程序理性的核心在於權力應當以一種合理的、可以通過說明、論證以及邏輯上一致的方式而行使。[5] 3.程序排他性是指每一個程序獨立、依法展開後，非經特定程序，不得更改，即排斥與其相同程序的再次重復與沖擊。[6] 4.程序可操作要求程序明確、具體。5.程序平等參與要求接受程序法律後果的各方當事人在相同條件下，從程序主持者獲得相關信息，並有相同的機會向程序主持者陳述自己的看法。[7]「任何裁決都要聽取當事人的陳詞」是平等參與的體現。6.程序自治要求程序的參與基於自願，不得強迫。例如不得強制投票、聽證等。7.程序及時終結要求程序符合效率原則，應有時限，要有終點，不能沒完沒了。8.程序公開要求程序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應當向程序參與人和社會公開。
四、權義性思維
法律通過權利和義務調整社會關系。因此，領導幹部樹立權義性思維。
(一)以權利、義務為線索去審視、調整社會關系
法治社會社會關系的基本框架是由法律通過權利義務建構起來的。依法治國、建設法治政府要求領導幹部首先能夠識別權利義務的基本類型和特點，從而以權利、義務為線索去審視、調整社會關系。以人為本本質上講就應以權利為本，權利的本性是平等，因此要在立法、執法、司法的各個環節平等配置、一體尊重、公平保護公民、法人的權利。尤其要注意的是，對於工作權、文化教育權等社會權，政府有積極作為的義務。因此，領導幹部應從權利、義務兩個緯度分析、認識社會關系，從調整、平衡權利、義務關系的角度去制定法律、推進改革、執法司法。
(二)認真對待權利，切實履行義務
領導幹部要認真對待他人權利。領導幹部在行權履責過程中，幾乎沒有不影響他人權利的立法、決策和執法。一般情況下，他人的權利就是公權力的邊界。因此，要尊重他人的權利。當然，尊重權利並不意味著權利不可限制。但必須注意的是，對權利的限制是有條件的，即限制本身也是有限度的，比如徵收就應當以公共利益為原則，程序正當、公正補償。
領導幹部應切實履行義務。不僅要尊重他人權利，還應當切實履行職責，嚴格市場監管，消除地區封鎖，打破行業壟斷，維護全國市場的統一開放、公平誠信、競爭有序、自由安全。
(三)以權利、義務為基本分析工具，正確對待、妥善處理社會矛盾
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如果從權利義務的角度去分析，就會清晰得多、簡單得多，這也是正確對待矛盾糾紛及其當事人，妥善處理社會矛盾的一種有效方法。比如，面對一起事件、一個矛盾糾紛，領導幹部首先應當思考的是事件或矛盾糾紛的性質、權利義務關系，正常的法律途徑，然後分析一下政府自身的權利、義務，並以此作出決策。既要避免該為的不為、不到位，同時也要防止大包大攬、亂作為。「花錢買平安」、「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等所體現的顯然不是權義性思維。
五、權責性思維
權力是應當履行的職責，與權利具有選擇性、可行使、可放棄、可轉讓相反，權力必須行使、不可放棄、不可轉讓。領導幹部作為權力的行使者和責任的擔當者，理應樹立權責性思維。
(一)有權必有責
首先，制度設計上要做到有權必有責。法律法規在賦予行政機關權力的同時，應當規定相應的責任保障機制，既要避免有權無責，也要防止權責錯位。也就是說，誰享有權力誰就應當負有責任，只規定權力不規定責任固然不好，但權力行使者和責任承擔者不一致也需避免。
其次，實踐中既要保證用權當負責，也要避免無權亂負責。責任不僅應落到紙上，更應落在實踐中。要切實避免只有權力沒有責任;上級享受權力，下級承擔責任;一把手享受權力，二把手、副職或者其他人承擔責任等權責脫離的現象。當然，沒有權力卻亂攬責的現象也應避免。
(二)權責要相當
越是權高位重，責任就應越大。有多大權力就應當承擔多重責任。責任過輕既不能糾正濫用權力行為，也不足以威懾潛在違法行為。但責任也不是越重越好，過重的責任如同過輕的責任一樣不會產生應有的約束力。
從理念上講，全能政府就應當承擔無限責任，而擁有有限權力的政府只能承擔有限責任。因此，從責任的角度看，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過程，也正是政府承擔無限責任向有限責任轉變的過程。
從制度設計講，既要注意權力與責任在類型配置方面的相當，也要注意某一責任類型中責任程度的相當。立法中要實現刑事、民事和行政責任的合理平衡配置，改變重行政責任，輕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的現象。同時，立法中要盡可能規定明確具體的責任，這樣不僅可以使潛在的違法者提前防範、分散法律風險，而且可以有效約束執法者和司法人員，避免執法、司法不公。
從追責實踐看，一要嚴格執法，任何人違法犯罪，都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將法律文本規定的責任不折不扣地落實下去，避免「老實人吃虧」。二要防止不問青紅皂白濫施責任。任何法律責任的承擔都要符合一定的構成要件，不問原因、不問過錯、不問真正的責任者的追責表面看來很嚴格，實際上往往是不妥當的。三要尊重責任追究機制。責任不同，相應的責任追究機制不同，有權追責的機構也不同。對於沒有追責權力的領導，尤其是主要領導來說，要尊重有關部門依法執法，不要動輒過問、插手，更不要接手、大包大攬責任追究過程。

㈤ 如何提高領導幹部法治化的水平 建立以法治為主要內容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

一、領導幹部必須增強法律意識和現代法治觀念
當前，一些領導幹部之所以存在以言代法、以權代法、以情代法、搞「土政策」的現象，關鍵在於依法指導和開展工作的觀念樹得不牢。各級領導幹部要充分認清依法辦事的極端重要性，使依法辦事成為自覺行動和行為准則。依法辦事是崗位職責所系。領導幹部的職責是法規賦予的，其許可權與職責緊密相連。領導幹部作為黨委決策的謀劃者，其依法辦事的能力和水平，直接關繫到單位的建設和發展。領導幹部必須著力強化依法決策、依法指導、依法辦事的意識。
在依法治國和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進程中，領導幹部在其法律地位上的雙重身份必然要求其樹立與依法治國和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要求相符的，以及與其自身所處法律地位相稱的法律意識。從這個意義上講，法律意識必然成為與領導幹部的政治素質、思想道德素質、業務素質、科學文化素質以及生理心理素質等諸多基本素質同等重要的必備的基本素質。
領導幹部應具備的法律意識從內容上看，包括諸多方面、諸多層次。領導幹部主要應具備的就是現代法治觀念。因為現代法治觀念是法律意識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思想觀念。現代法治觀念內容十分豐富，不僅與歷史上的法治觀念有嚴格的區別，而且與人治、德治觀念的本質區別有嚴格的界定。若我國的領導幹部真正具備了以現代法治觀念為核心的法律意識，則領導幹部基本素質的內容就更加完整，結構也更趨於合理。反之，不僅領導幹部基本素質的內容不完整，結構不合理，而且我黨確立的依法治國目標也難以實現。
現代法治觀念是包括領導幹部在內的全體社會成員的行為規范。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法治的核心是依法辦事。而依法辦事對於領導幹部而言，因其具有國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就表現為依法行政。黨的十五大以後，全國的執法工作者和法學理論界經過研討，已就「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核心」這一觀點達成共識。依法行政是依法辦事這一現代法治的核心，也是在包括領導幹部在內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為規范中的具體表現。
現代法治最終表現為一種符合現代社會文明的法律秩序，法律秩序是法律規范施行和適用的結果。從這個角度看，領導幹部必須認識到，自己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的一個重要使命，是在自身樹立現代法治觀念的基礎上，依法行使職權，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即維護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使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都能形成有序化的狀態，即形成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法律秩序。在此過程中，領導幹部還必須同時具備依法為國家服務的法律意識。因為按現代法治的要求，每個社會成員和社會組織，都依法享有自己的權利，依法履行自己的義務和承擔相應的責任。而權利的實現，義務的履行，責任的承擔，必須有依法制約公共權力的法律秩序。因此，領導幹部必須認識到自己在職務行為中行使的公共權力，是凝結著全體人民公意的憲法和法律賦予的。領導幹部行使公共權力的行為，也必須有法律上的界限，不能是無限的，更不能公權私用，以權壓法，以言代法。領導幹部必須明確自己手中執掌的公共權力，不僅僅是治理國家，調控社會的工具，而且更是服務社會，保護每個社會成員享有自己權利的手段之一。領導幹部不僅是依法行使公共權力的國家管理者，而且是依法辦事的社會服務者，和與其職權相應的法律責任的承擔者。我國的各級領導幹部只有具備了與上述現代法治要求相一致的法律意識，我國社會主義法律秩序的形成才有希望。
二、加強學習，切實提高依法辦事的本領，推進依法行政
當前，我國正處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面對時代發展的要求和實際工作的需要，必須努力提高領導幹部的綜合素質和領導水平。
我國確立依法治國方略、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已有多年，公民的法制意識、維權意識大為提升，與之相比，一些領導幹部依法辦事的意識和能力卻停滯不前，反而落在了群眾的後面。現在這種情況已不少見：某個部門作出了一項決定，但民意普遍反對，媒體也提出不同聲音，最後倒逼政府不得不改變原先的決定。究其原因，是少數領導幹部在思想觀念上、工作方式方法上有差距，不習慣依法辦事，感到憑法規辦事不如憑習慣辦事方便，遇事查法律法規不如憑老經驗順手，所以出現了以言代法、以情代法的現象；有的抓工作隨意性大，管理沒有嚴格的章法，甚至把脫離實際的一些規定視為所謂「嚴要求」、「高標准」。顯然，學好法律法規的確是擺在各級領導幹部面前的一個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如何提高黨員幹部依法辦事能力，關鍵在於領導帶頭。一個單位能否堅持依法行政，是否形成了良好的法治環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領導幹部。各級黨委要把領導幹部法律法規的學習擺上議事日程，納入理論學習和專業學習之中，形成制度，抓好落實，把對法規制度的學習作為幹部知識結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成考核使用幹部的一個條件來衡量，把依法指導和開展工作作為幹部能力素質的重要方面來對待，使領導幹部不斷增強法制學習的自覺性、責任感、緊迫感，努力提高法律素質，學會運用法律手段處理各種新情況、新問題。對領導幹部個人而言，要帶頭學法，投入足夠的時間和精力，持之以恆，以自己的模範行動營造濃厚的學習風氣，激發大家的學習熱情，形成群眾性學習法律法規的良好局面；要帶頭依法辦事，始終牢記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懂得自己手中的權力越大，肩上的擔子越重，要慎用手中權力，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依法辦事；要帶頭嚴格守法，牢固樹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識，自覺接受法律規范的約束，以法律法規為標准規范自己的行為。
推進依法行政，責任在黨，關鍵在領導幹部。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掌握大量執政資源的「一把手」，恪守依法治國的理念，善於運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社會事務，是提高執政能力、促進依法行政、推動科學發展的必然要求。
第一，提高領導幹部依法行政能力的切入點在於樹立法治理念。推進依法行政，既是一個歷史過程，也是一個現實過程，但首先是一個觀念上的革新過程。因此，領導幹部要樹立堅定的法治理念，以信念上的堅定帶動行為上的自覺，以行為上的自覺維護法治的尊嚴。要樹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任何個人和組織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游離於法紀之外，知道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做，以及如何做，杜絕領導行為「缺位」、「錯位」和「不到位」。
第二，提高領導幹部依法行政能力的關鍵點在於嚴格依法辦事。對領導幹部而言，依法行政並不是簡單地要求在工作生活中遵紀守法，更重要的是要求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依法辦事。在想問題、做決策、辦事情的時候，領導幹部都要想一想是否存有法律依據、是否合乎法定程序。無論在何時、何地、何人，都不因位高權重而無視法律，不因人情干預而踐踏法律，不因一知半解而曲解法律，確保一切領導行為都符合法律的規定。對不依法辦事、不依法行政的行為，也要旗幟鮮明地予以堅決制止，嚴肅處理，營造良好的行政環境和執法氛圍
第三，提高領導幹部依法行政能力的突破點在於自覺接受監督。領導幹部要充分認識到監督對防止權力濫用、遏制腐敗滋生的重要作用，努力克服台上講台下不講、人前講人後不講、對下講對上不講、對人講對己不講等種種弊端，自覺接受全方位、全天候、全過程的監督。要擺正自己的位置，掌權思源，用權為民，置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於廣大群眾的監督之下。對群眾的批評意見，要歡迎而不能反對，要鼓勵而不能打擊，要親近而不能疏遠，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防患於未然。要嚴格按照規定的程序辦事，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尊重其他同志的意見，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履行自己的職責。

㈥ 領導幹部如何增強法治意識

帶頭按規矩辦抄事、按制度用權，始終廉潔從政。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實踐也是升華認識、強化意識的根本途徑。實踐中嚴格執行黨章黨規黨紀，是增強黨章黨規黨紀意識的根本途徑。巡視實踐也表明，法紀意識強的領導幹部在實踐中多是嚴守法紀的，而違紀亂法的必然是法紀意識不強的。各級領導幹部要切實在嚴格執行黨章黨規黨紀的實踐中強化黨章黨規黨紀意識。要帶頭尊崇黨章、維護黨章，嚴格遵守黨章各項規定，牢固樹立黨章意識。要帶頭嚴格遵守執行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嚴格遵守執行黨的各項規章制度規矩，始終堅持按制度辦事、按規矩辦事，任何時候都不越軌、不逾矩。要正確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依法用權、陽光用權、廉潔用權，用制度管住權、管好權，確保權力在法治軌道上運行。要切實肩負起管黨治黨責任，管好自己的同時，要管好分管部門單位、家人和身邊工作人員等，督促其嚴格遵規守紀，發現違規違紀的，要嚴格依法依紀處理，切實不斷強化其黨章黨規黨紀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