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論文

① 德治與法治的論文

摘要：法治在當下中國法學界中沒有統一的定義，「依法治國、舉措而已」、「君尊則令行」則是古代法家所述。道德是人們關於善與惡、正義非正義、光榮與恥辱、公正與偏私等觀念、原則和規范的總和，以德服人是傳承的文化。法治和德治是兩種互補的社會控制模式，但在現代社會中，法治是主流，治國在制度層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過轉化參與了治國，但不能謂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於育人。因此，依法治國、以德育人，共創理想社會，既是法律與道德在現代社會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與德治的對立統一。人類關於法、德的經驗和原理，揭示了法治、德治的含義與構成，法治及德治的歷史和實踐表明，法治之法應具有道德性，法治離不開道德。但法治是現代化社會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來中國的必由之路。而為了促成法治的實現，從中國的社會實際出發，必須加強道德建設。從中國當今的實踐出發，從對歷史與現實的深刻反思中找到德治與法治互相契合的現實合理性。關鍵詞：法治；德治；社會控制模式引言：在現實社會中，社會控制和管理是極為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運用什麼樣的社會控制模式來管理當今社會，來促進新世紀發展進程中中國的各項社會事業，概括起來講，有法治和德治兩種典型的模式。用法來治理國家能給我們帶來什麼？如果沒有德治因素的存在，那樣是否能夠給我們帶來理想的社會？本文主要對法治與德治的相關問題進行一些必要的探討。一、法治的含義、特徵和歷史演變（一）法治的含義法治是什麼，在當下中國法學界並沒有統一的定義。在英文中，與之相對應的常見詞有：「rule of the law」、「rule by law」、「government through law」等。這些詞的含義分別可以譯為「法的統治」、「依法統治」、「通過法律的治理」。由此，法治應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模式，是指人們通過或主要通過法律對國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會的實現。（二）中國古代法家提倡的「法治」古代中國法家曾提倡的「法治」，強調以國家暴力為後盾的法律的作用，認為法律的強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統治方法；強調只要有根據統治階級的意志所立的法，並堅決貫徹實施，就能輕而易舉地治理好國家，即所謂「依法治國，舉措而已。」⑴基於好利惡害的人性論，他們認為必須依法為本，使法、勢、術相結合；為了法律的推行必須建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政權。他們的「法治」是封建君主專制政體下的法治，盡管他們說維護君權的目的是為了實行「法治」，即所謂「君尊則令行」，但由於君主手執權柄，有權立法也有權廢法，即便隨意立法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而對此法家只能曉之以利害。因此，法家的「法治」根本不等同於後來西方資產階級提出的與民主制度相關聯的「法治」。而歷史亦以秦王朝的迅速覆亡證明了法家「法治」的不可行。（三）現代法治的特徵現代意義上的法治來源於近代西方法律文化。法治是民主政治的產物，發源於古希臘和古羅馬；法治和憲政緊密相連，沒有憲政就沒有法治；法治的核心不只是國家通過法律控制社會，而且它本身也要為法律所支配；法治最基本的原則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既是一種治國方式和社會控制模式，又是一套價值系統，目標是理想社會生活方式的建立。（四）法治的構成要件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曾對法治作過相當經典的解釋：「法治應包括兩種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秩序獲得普通的服從；而大家要服從的法律本身又應該是制定良好的法律。」⑵這揭示了法治構成中兩個最基本的要件，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優良性。由於亞里士多德生活於並且也贊成將人分等級並視之為公平、合理的社會，所以我們應賦予他法治構成的框架以新的內容。在現代社會，所謂法的普遍性，即是人們平等一致地遵守而且是嚴格遵守已有的法律，實質是法律至上；法的優良性應是被遵守的法律含有民主、公平、自由、人權等這些最基本的人類價值觀，也即法的正義性。隨著法治的實踐展開，後世學者對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觀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在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上有了擴充。法治的形式要件至少包括法制的統一性、法制的一般性、規范的有效性、司法的中立性和法律工作的職業性；法治的實質要件則外化為以下制度和原則，即權力控制與制衡、國家責任和權力與責任相統一、權利保障和社會自由、公民義務的法律化和相對化；同時，法治還有以下精神要件：善法、惡法價值標準的確立，法律至上地位的認同，法的統治觀念的養成，權利文化人文基礎的建立等。⑶（五）法治的歷史及其發展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形成於近代西方，但其精神和傳統可以上溯至古希臘。古希臘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達到了古典世界的輝煌，其在公民范圍內實現了較為徹底的民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級性劃分和奴隸制度的存在，又使它與現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⑷然而古希臘已在思想上和傳統上為後來所有類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礎。羅馬繼受了飽含法治精神的希臘理性法思想。羅馬從王政到共和到帝國初期，不僅創制了龐大的法律體系，而且將法制的精神貫徹於法律之中，其中體現人的理性的平等、意思自治和權利的私法可謂是對集中體現於公法領域的希臘法治精神的弘揚和拓展。⑸進入帝國後，皇權對法制精神的破壞和干擾很大，但歷史形成的傳統未曾消失。中世紀，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籠罩於宗教的帷幕之下，但法律的神聖性和權威性依然在歷史和大眾中流傳。⑹近代以來，思想家們對權力本質的深刻認識推動著西方法治理論走向完備。「權力就其本質而言是邪惡的，不論其行使者是誰。」⑺但有組織的人類社會又無法取消權力，所以減輕權力對人的傷害的最佳途徑就是給權力劃分界限即「以權力制約權力」；而這一切都需要在體現民意的法律基礎上和框架內展開，也即將權力納入法律，從而使人的安全、財產、自由、尊嚴等得到法律的保障。這條思路引導出來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會控制模式就是法治。為了讓法治成為現實，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權與制衡」的實施方案，將專制集權制度改造為以權力制約權力的分權體制，通過分權和制衡來實現法治和人權。建構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產物。它一方面源於商品經濟高度發展所引起的社會關系的契約化，⑻同時又植根於希臘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惡論。人性惡的文化促成人們優選客觀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觀性強的道德作為解決糾紛的社會控制方式。社會關系的契約化形成人們事實上的平等和獨立，這構成法治經濟基礎。在人類文明史上，這兩者的充分發達和結合僅限於西方，應該說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⑼近代以來，法治文明隨西方文明來至世界各地。現在法治已成為大多數國家的社會控制模式。但顯然各國的法治程度並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因而不能簡單地用西方法治的經驗和標准來衡量已發展了的現代法治。現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廣泛的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和與傳統相結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西方的經驗和標准只是特定的一種，而不是全部或惟一。二、德治的概念和在中西方實踐中的困境（一）德治的含義如同法治一樣，什麼是德治也有不同的見解。筆者認為，德治是一種對應於法治的社會控制模式。簡單地說是以德治國或者說道德的統治（rule of morality）。即人們藉助或主要藉助道德的作用對社會進行調節和控制而求理想社會的實現。（二）道德的特徵道德是人們關於善與惡、正義非正義、光榮與恥辱、公正與偏私等觀念、原則和規范的總和。道德是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它的內容與評價總是由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在階級對立的社會中，首先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在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道德總是統治階級的道德。不同於法律主要指向人們的外部行為，要求人們外部行為的合法性；道德主要通過對人們內心的信念和思想活動動機的調整來影響人們的外部行為。道德調整的范圍比法律調整的范圍要廣泛得多，幾乎覆蓋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和一切社會關系。道德調整的意義在於要求個人對他人，個人對社會應當履行的基本義務，這種義務的履行並不以行為人取得某種權利為前提條件。道德調整主要建立在社會主體的倫理認同和道德評價的基礎之上，它主要通過人們內在信念和社會輿論的遣責來保證人們對道德規范的遵守。⑽（三）德治在中西方實踐中的困境道德以向人們發出道德指令來協調相互間的關系。但由於人類艱於自律易受本性影響，由於德和人的品質相聯系，道德特別是個人美德和公共道德便具有了高尚情懷，從而德治也成為一種理想。中國自孔子開始，儒家思想在理想層面上始終以德治為目標，西方哲人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揭示他對德治的嚮往。但德治在現實中屢屢陷入困境。在中國，孔子的仁政德治從春秋戰國到漢初能競爭過「重刑輕罪」的法家學說；漢武帝雖然接受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獻言，推行「禮法結合」，但實質上是「外儒內法」，德治的實質已不存在；即使是名義上的德治在晚清變法修律中也不敵西方法治而被取而代之。在西方，柏拉圖中年以後雖然內心固守但實際已放棄理想國的追求，改為第二等的選擇：法律和秩序。他在《法律篇》中說：「人類的本性將永遠傾向於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樂而無任何理性，人們會首先考慮這些，然後考慮公正和善德。這樣，人們的心靈是一片黑暗，他們的所作所為，最後使得他們和整個國家充滿了罪行。如果人根據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陽光指導自己行動，他們用不著法律來支配自己，因為沒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識更有力量，理性不應該受任何東西的束縛，它應該是萬事的主宰者，如果它真的名副其實，而且本質上是自由的話。但是，現在找不到這樣的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們必須作第二最佳的選擇，這就是法律和秩序。」⑾盡管柏拉圖的《理想國》仍受推崇，但理性的西方文化總將其視為烏托邦，從亞里士多德開始，法治國是人類最理想的國家成為西方的傳統。中西的歷史實踐揭示出人類在法治與德治問題上的一個基本經驗：作為主要的社會控制模式，德治是一種理想，現實中為法治所代替是必然的。三、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在現實社會中，社會控制和管理是極為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德治雖不能作為主要模式與法治相競爭，但法治從來沒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相反，理想的法治必須有道德的支持，這部分是由於法律自身的缺陷，部分是由於道德和法律具有不可替換的互補功能。舉幾個最慘痛的例子：一個是蘇格拉底之死。蘇格拉底是在完全符合雅典法治的前提下，依據當時的法律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判處死刑的。另一個例子是西塞羅的法治理論和實踐未能阻止羅馬共和國的蛻變，甚至他自己也被殘殺。還有一個例子是在世界公認的優秀的《魏瑪憲法》制度框架下，希特勒通過法定選舉程序上台執政實施專制獨裁。盡管法律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會生活制度，它像人類創造的大多數制度一樣也存在著某種弊端。如果我們對這些弊端不引起足夠的重視或者完全視而不見，那麼它們就會發展為嚴重的操作困難。法律的這些缺欠部分源於其保守的傾向，部分源於其形式結構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還有一部分源於與其控製作用有關的限制方面。⑿此外，法律乃至法治還有一個更根本的缺陷，即法律不能治本。所以，法律至上但法律並不萬能，因為法律只關注人們的外部行為而無法深入人們的內心世界。僅此就奠定了道德在法治社會中的重要性，況且如前所述其互補性並非僅此而已。法治與德治的關系源於法與道德的關系。第一、法治之法應該有而且必然有道德性。法治是奉行法治國家人民的目標，但不是終極目標，終極目標是人們理想社會的實現。這勢必牽扯涉到人們對理想社會的評判，而人類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應該與道德相抵觸。一旦法律變成缺德的東西，法治也會成為壓制人類理想的東西，很難想像，這樣的法律能被人們接受，這樣的法治能實現它自己的目標。歷史表明，缺德的法律即使在強權保護之下，也只能行用一時，最終不免背上「惡法」的罵名；而那些具有深厚道德基礎的法律都具有悠久的歷史。例如，民法中關於善良風俗和誠實信用的原則；刑事法中制止邪惡、保護善良的各項規范；憲法中關於尊重人格的人權規范；社會立法中體現人道和仁愛的福利法等，都是符合人類道德要求的良法，因而有堅韌的生命力。第二、法律應具有道德性，並不意味著道德可以直接成為治國的依據，進而將德治與法治在治國層面上相提並論。國家特別是現代國家機構龐大、事務繁多。按西方的設置，立法、司法、行政每一部分都是復雜的系統。這些系統自身內部及其相互之間要保持有序運轉，才能確保國家和社會的正常，稍有紊亂和沖突便有陷國家和社會於混亂之中的危險。避免這樣的危險靠道德是很危險的也是很困難的。首先道德是有爭議的。不同的人對道德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一個社會中同時存在著不同的道德，即使同一個人不同時間、不同場合、對同樣的人不同的事同樣的事不同的人，都有可能出現道德評判上的變化。其次，道德還是不確定的。道德有部分表現為以信仰、意識、心理和習慣的方式存在，沒有明確成形的表現形式，呈現出不確定性。再次，憑藉輿論和內心，道德雖有一定的甚至強大的壓力，但這種壓力缺乏強制性，這使它的效力受到限制。道德的這些屬性使它難以擔當治國重任。這是因為治國要以制度為依據，國家行為才能達到某種程度的統一性、確定性、連續性和有效性，將社會控制在有序和可預見的范圍內，人們也因此才可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計劃。而法律本身就是一種制度化的設置，它在一國主權內的惟一性、同一性、確定性、穩定性和權威性，特別是它獨有的強制性，保證了制度的規范和有效，從而成為治國的依據。正如羅斯科龐德所說：「社會控制是需要權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壓力來影響人們行為的那種權力。作為社會控制的一種高度專門形式的法律秩序，是建築在政治組織社會的權力或強力之上的。但法律絕不是權力，它只是把權力的行使加以組織和系統化起來，並使權力有效地維護和促進文明的一種東西。」⒀法律的制度化、系統性和強制力，使它在與道德、宗教、行政、教育等的競爭中， 成為最有效的治國之具。⒁第三，道德的非制度性並不意味著它未參與治國，雖然就制度而言，道德確實無法成為法律這樣的治國之具，但間接來看，道德一方面可以轉化為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對人的塑造而參與治國。良法具有道德性，是從法律角度說的；從道德方面說，法律中的道德性即是道德的法律化，表明這部分法律是由道德轉化來的。人類歷史上相當多的法律是這種情形，傳統中國在這方面最為典型。法律化的道德雖然在形式上已不同於道德，但我們也不能斷然地說道德沒有參與治國；當然我們也不能認為這就是德治，畢竟法律化的德已不是原本意義上的德，法律的屬性已使之與道德有了形式和本質的區別。同樣，接受道德教育和影響的人成為法律職業者，也在一定程序上促成了道德對治國的參與，但我們同樣不可以說這就是德治。第四、道德法律化既指部分道德也是指部分法律。並不是所有的道德可以上升為法律，而法律更不能完全道德化。道德特別是特定社會中的主流道德與法律，在物質基礎、指導思想、社會任務和終極目標上都相一致或相近，因此，它們的內容和功能就有了交叉和重疊，這恰好構成道德向法律轉化的基礎。脫離這個基礎將道德強行上升為法律，不只混淆了兩者之間的界限，造成功能上的錯位，最終也將犧牲雙方。道德是對人的上位要求，建立在人一定的品質之上並以培養高尚的人為目標；法律是對人的下位也即最起碼的要求，隱含對現實中人的理性認識，僅以人的守法為目標。甚至有一種說法：道德的底線即是法律的常規。例如，我們在道德上有樂善好施的義務，但法律上只禁止人們欺詐和傷害他人。又如，婚姻在道德上最好不要離異，但法律上還是允許人們自願離婚。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法治之法雖需要有道德性，但絕不是全部的道德化。法治和德治是兩種互補的社會控制模式，但在現代社會中，法治是主流治國在制度層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過轉化參與了治國，但不能謂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於育人。因此，依法治國、以德育人，共創理想社會，既是法律與道德在現代社會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與德治的對立統一。論法治與德治

② 道德與法律相關的思修論文

法律與道德是重要的行為規范，二者都屬於社會的上層建築。法律和道德的關系一直是法律理論的焦點問題。下面是我給大家推薦的道德與法律相關的思修論文，希望大家喜歡!
道德與法律相關的思修論文篇一
《論法律與道德》

摘要：法律和道德的關系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古今中外的哲人和智者都試圖給出答案。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在法律和道德之間是不可能劃上一條涇渭分明的楚漢河界的，它們相輔相成，共同促進，發揮著不能彼此相互替代的重要作用。唯有「法律」與「道德」攜手，才能真正地達到法治的目的。法德相融，相互滲透與協調，法律適當道德化，道德適時法律化，「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才能營造出一個和諧社會。

關鍵詞：法律;道德;道德法律化;限度;法律道德化

法律和道德是維護社會正常秩序的兩大調控手段。自從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法律和道德就始終相伴、形影不離，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它們憑借著自身的獨有優勢規范著人們的言行，推動社會不斷進步。

人們習慣借用西方的一句 諺語 「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來定位道德與法律的關系，認為法律和道德調整著各自的領域。我不反對這種觀點，但在法律調整而道德不調整的領域以及道德調整而法律不調整的領域外，還存在一個法律和道德交叉調整的領域。正如博登海默說：「道德和法律代表著不同的規范性的命令，其控制范圍部分上是重疊的，道德中有些領域是位於法律管轄范圍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門幾乎是不受道德判斷影響的。但是存在著一個具有實質性的法律規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證和加強對道德秩序的遵守，而這些道德規范仍是一個社會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1]法律是在原始社會的末期隨著氏族社會的解體以及私有制和階級的出現而產生的，換言之，法律與國家的產生同步，而在法律出現之前道德就已經存在了，早在原始社會就有氏族成員一致遵守的氏族習慣和宗教禁忌了;法律是由國家制定和認可的規范，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它通常通過各種法律文書表現出來，而道德主要是人們的一種主觀意識，它是導向性的，沒有強制力，它存在人們的思想中，無須通過書面文字表達出來;法律調整的只是人們所表現出來的外化的言行，而道德不單單調整人的 言行舉止 ，還調整著人們的動機和意識;法律強調權利和義務的對等，「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這也是法律的核心，而道德強調的是義務本位，它要求我們主動追求真善美，不去計較個人得失。可見，法律和道德產生的條件、表現的形式、調整的范圍和具體內容有著明顯的區別，因而他們應該有各自單獨調整的領域。它們自律的領域是不可以相互干涉和侵蝕的。例如，國家機關的組織形式和規則，司法審判程序等只能由法律調整，而不隨地吐痰和不講粗言穢語之類只能由道德來規范。法律是道德的底線，社會生活中最基本的倫理和道德上升為法律，由國家使用強制力來約束人們遵守和履行。社會生活中最重要和基礎的社會關系既是法律調整的對象，也是道德調整的對象;對這類社會關系的破壞既受法律的制裁，也受道德的譴責。在法律規范中我們可以常常看到道德的影子，比方說，在行政法中對行政人員的道德要求，民法中以誠實信用和公序良俗為指導原則。從某個角度看，道德是法律的上位概念，道德的外延要寬於法律，法律所調整的很大一部分可以歸入到道德范疇中來。龐德在《法律與道德》一書中提到「刑法不應調整的，交給行政法和民商法;而那些法律不該調整的，就交給當事人的良心和他們的牧師吧!」

有人說「越是文明發達、法制完善健全的國家，其法律中體現的道德規范就越多。可以說一個國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決於道德規范納入法律規則的數量。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在一個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國家中，法律幾乎成為了一部道德規范的匯編。」[2]從中可以看出道德法律化的傾向。所謂道德法律化，主要側重於立法過程，指的是立法者將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規范或道德規則藉助於立法程序法律的、國家意識的形式表現出來並使之規范化、制度化。[3]中西方都不乏道德法律化的例子，較為典型的是中國古代的立法過程。周公制禮，就是將夏商的禮進行整理補充，使禮的規范進一步系統化，禮的原則趨於法律化。「尊尊」、「親親」是周禮的基本原則，這種道德性要求成為法律中最重要的內容。禮和刑在性質上是相同的，在適用上是互補的，違禮即是違法，違法即是違禮，出禮入刑。在漢朝，道德法律化又向前邁進了一步，深受漢儒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影響，漢朝的法律中將符合儒家的原則均以法律的形式表現出來。唐朝是禮法結合的鼎盛時期，宗法倫理關系的禮基本上法律化了，「一準乎禮」是對唐律的評價，禮不僅指導法律制定，而且直接入律。因為我國長期處在儒家思想的統治下，所以我們向來重視發揮道德在社會中的作用，也一直存在道德法律化的趨勢。

道德法律化有其必要性。我們在現實社會中總會看到一些人明知道德的要求，但其行為卻偏與道德相背。一個喪失良知、不知廉恥的人是不會考慮自己行為的道德後果的。這就需要將道德法律化，使人們的「所知」和「所做」一致起來。法律是權力和義務的統一體，而道德偏重於義務，將道德法律化能保障履行了道德義務的人得到相應的權力，當然，權力是可以放棄的，行為人可以做出主動放棄權利的抉擇。這樣，可以激勵更多的人來履行道德義務。「把守法作為一種道德義務」[4]有利於法律的實施。「道德所能調節的社會關系，主要是非對抗性的矛盾和對抗性矛盾中非對抗性的行為。」[5]對於人們之間對抗性強、利益沖突激烈的矛盾必須由法律來調整。道德在一些情況下是無能為力的。「道德社會的維護，不僅需要很多人都有道德感，而且還需要所有的人都無條件地這樣做。而要做到這一點是很難的。只要一個人或者極少數的人不道德，它就可以摧毀整個社會的道德資源配置制度。」[5]道德對於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只是譴責而沒有懲處功能，這顯然是不夠的，對於犯罪之類的行為需要嚴厲制裁。正是因為道德本身有不夠完美之處，所以我們要「道德法律化。」

道德法律化應該保持在一個合理的限度內，而不是一味地將所有的道德規范都納入到法律范疇。法律應該是「有所為」和「有所不為」的合理兼容。事實上，法律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適用的，也並非所有的社會問題都可以轉化成法律問題的。法律有其自身的缺憾和局限性，這是無法克服和避免的，也正是因為這樣，激發了人們不斷完善法律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梁啟超先生在其《先秦政治思想》一書中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法律的缺憾：「法律權力的淵源在於國家，一次過度迷信法治主義，便迷信國家權力，結果是自由都被國家吞滅了，此其一;法治主義，總不免機械觀，萬事都像一個模子里定製出來，妨害個性發展，此其二;逼著人民在法律范圍內取巧，成了儒家所謂的‘民免而無恥’，此其三。」將道德都並入法律是不符合人類創設法律的最終目的的。隨著社會的發展，一些道德逐漸凸顯出來，被認為對社會是非常重要並且有被經常違反的風險，就有可能吸納到法律的范疇。反之，某些過去曾被視為不道德的因而需要法律加以禁止的行為，則有可能退出法律領域而轉為道德調整。道德法律化是將部分道德賦予法律效力，而哪些道德需歸入到法律中取決於人們對行為的認可程度。道德法律化的這個「度」，可以看成是普通社會成員的道德觀念所接受和需要的程度，法律對社會成員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整個社會成員的道德水平和個人素養參差不齊，對於道德品質高的人來說，法律的標准過低，對於道德品質低的人來說，法律的標准過高，所以法律要取一個「折中值」。一個人可以忽視道德，但是不可以違反法律。我國現行的《婚姻法》就准確地反映了道德法律化及其限度。我國封建社會實行「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重婚是普遍的、道德的、合法的。我們現代社會以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為道德要求，現行的婚姻法堅持一夫一妻制的原則，明確規定「禁止重婚和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且將重婚作為准予離婚的法定條件及規定了無過錯方有請求損害賠償的權利。可以看出，現行的婚姻法較大程度地吸收現代社會的道德因素，加大了對重婚的懲罰力度，但現行婚姻法並沒有把所有的婚外戀的情況都囊括在調整的范圍內。婚姻家庭歸根到底屬於私人領域，還是要感情和親情維系，法律不宜規定得過於苛刻。又如，有學者曾經提出將「見死不救」納入刑法中的「殺人罪」的不作為犯罪。見義勇為、舍己為人是一種美德，也是我們一直倡導的主流價值觀。每個人都能這么做當然好。但是，我們不能不給一個人選擇的權利，如果「救別人」要用自己的性命來換，那麼我們起碼要有權決定是否要放棄自己的生命。如果法律硬性規定去「救別人」，就是強行用一條性命去換另一條性命，造成了兩個生命權實質上的不對等。因而還是將是否「救別人」的問題留給道德來規范，通過社會輿論和社會公德來促使人們做出積極的回應。過分強調道德的法律化很可能導致道德的弱化，而且「國家的財力也不能支撐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後的執行成本。」[7]法律不能夠也不可能完全代替道德。

在道德法律化的同時，我們還要使得法律道德化。法律道德化並非指將法律調整的對象吸收到道德范圍內，而是說法律規范中的倡導性的規定和禁止性條文能內化為人們自覺遵守的對象，而非迫於國家的強制力和法律的約束力不得已而為之。道德是法律的升華。法律規范必須以倫理道德為基礎，失去倫理道德這個基礎，法律規范勢必蛻變成立法者的專橫意志。解決法律中現存的一些尷尬問題，需要在法律中注入道德的血液，靈活地運用法律，吸取儒家倫理法的合理內核，換言之，道德化的法律要藉助於道德的職能。何況人的思想、信仰、私人生活領域等都是法律不能調整的領域，在這些領域加強道德建設有助於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和社會環境。法律道德化不僅有助於公民道德的提高，也是法治目標的實現。法律和道德同屬於上層建築，也都是社會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社會發展有著巨大推動作用。無論是「道德法律化」還是「法律道德化」都是當今法治社會的亮點，它們從不同的角度迎合法治的需要。

法律和道德的關系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古今中外的哲人和智者都試圖給出答案。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在法律和道德之間是不可能劃上一條涇渭分明的楚漢河界的，它們相輔相成，共同促進，發揮著不能彼此相互替代的重要作用。唯有「法律」與「道德」攜手，才能真正地達到法治的目的。法德相融，相互滲透與協調，法律適當道德化，道德適時法律化，「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才能營造出一個和諧社會。

參考文獻：

[1]博登海默著.鄧正來，姬敬武譯.法理學：法哲學及其 方法 .華夏出版社，1987，P386.

[2]王一多.道德建設的基本途徑.哲學研究，1997年第一期.

[3]范進學.論道德法律化與法律道德化.法學評論，1998年第二期.

[4]劉雲林.論公民守法道德的養成.中州學刊，2003年第二期.

[5]羅國傑.倫理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P72.

[6]王建國.人性的假設與市場經濟.經濟學茶座，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P75.

[7]郝鐵川.道德法律化.檢察日報，1999-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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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關於社會主義道德與依法治國的論文徐玉玉

以下是我本人在博客上寫的一篇有關社會主義德治與法治的帖子，因字數所限，摘錄重點片段，希望對你有幫助。

論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法治」與「德治」

本文的目的，就是試圖從「法制」與「德治」或者說「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本質，去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二者的關系。

首先要弄清法律和道德的本質。

所謂法律，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觀點，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即把統治階級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是國家統治工具。

所謂道德，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准則與規范。道德往往代表著社會道德是指以善惡為標准，通過社會輿論、內心信念和傳統習慣來評價人的行為，調整人與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相互關系的行動規范的總和。道德由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決定，並為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服務。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階級具有不同的道德觀念。」如此，我們暫且拋開道德的階級性不談，可以簡單理解為道德的基礎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大眾的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准則與規范，也可以說道德體現的是人民大眾的意志，是廣大人民的意志體現。

據此，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所謂「法治」即「依法治國」，就是用統治階級的意志治理國家。所謂「德治」即「以德治國」，就是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大眾的意志治理國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法律作為「國家統治工具。」實際上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工具！

我們接下來再看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二者的關系。

首先，我們任務以中國為例，按照《憲法》中「工人階級是國家的統治階級」，中國的法律是以共產黨為代表的廣大工人階級的意志體現。那麼，在社會主義國家，法律作為統治階級即工人階級的意志體現，無法滿足人民民主專政的需要，而道德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又是占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廣大勞動大眾意志！所以說「德治」，無疑成為社會主義條件下真正實現人民民主專政的必須！

綜合以上，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依法治國」和建設所謂「法治國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專利（如果對此感興趣的話我們以後可以專題探討）;「以德治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應有之義！是社會主義國家真正的主要特色之一！「以德治國」無論從概念或內涵上都已經包括了「依法治國」的意思！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單純建設所謂「法治國家」或「法治社會」如果不是別有用心，也無異於痴人說夢！

④ 為什麼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必須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
法律的遵守需要道德的有力支持。道德水平的提高，會增強人們的法律意識，使人們更加遵守法律。公民道德的狀況，直接影響和制約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

道德的實施需要法律的保障。人們法律意識的增強，必然會使人們道德觀念和道德行為更加規范。
總之，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必須堅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強化法律對道德建設的促進作用，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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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及沖突

浙江大學法學院法學系 郭芳

作為治國方略的法治與德治的關系，歷來就是一個爭論很大的問題。如何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是當前人們面臨的難題之一。

一、法律與道德的關系

法律是一定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下的統治階級意志的反映，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並由國家強制力量保證實施的行為規范的總和。而道德是調節人們之間關系的善惡價值取向和應該不應該的行為規定。因此，這兩者有著明顯的不同點：

第一，形式性與實質性。作為可量化操作的形式規范，法律所能規范的是人們的行為方式，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只能以行為的效果，並要求行為必須結合具體的環境和條件來實現動機和效果的統一。

第三，事後性與事前性。法律是懲惡於已然的，因此，它具有事後性，而道德則不同，它是防患於未然的，具有事前性。法律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的主要手段，更多地側重於事後調節，而道德作為社會大多數人的價值取向，主要體現在它是人們事前的評價准則。

第三，懲惡性與揚善性。法治以性惡論為基礎，側重於站在壞人的立場上看待問題，以性善論為基礎的德治是側重於站在好人的立場上看問題的。

第四，清晰明確性與抽象模糊性。法律是具體明確的行為規范，並伴有相應的制裁措施，有客觀普遍的明確的標准。道德作為一種價值判斷，具有很強的主觀性。它的內容存在於社會成員的道德意識中，並通過人們的行為和言論表現出來。

第五，他律性與自律性。法律的實施是靠國家和強制力（

如：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作為後盾的，以保證人倫關系的和諧，社會秩序的穩定。而道德只是靠社會輿論、風俗習慣、人們的內心信念等精神力量來維持，靠社會成員的自覺性來發揮作用。

第六，系統性與分散性。法律是統一的國家意志的體現，它是一個由不同法律部門的法律規范按不同的效力位階有機組成的邏輯嚴謹的體系。道德則不具有這種特徵，它可能來自於不同的階級、階層，不同的民族和種族，並形成不同的體系，每個體系中的道德規范也沒有明確的部門和效力等級劃分。

既然法律和道德自有個性，那麼這兩者之間又有什麼內在聯系呢？

第一，法律與道德是一個不可分的整體，互相依賴，互為支持。只講法律，廢除道德，往往會造成嚴刑峻罰，最終造成社會的混亂，同時不講法律，只講所謂道德，則使人的行為沒有畏懼，不知收斂，最終也會造成社會混亂。

第二，法律是手段，道德是目的。法律的最高目標並不是打擊了多少罪犯，調處了多少糾紛，而是通過國家強制力的干預，引導人們依法辦事。法律的目的，就是達到道德的效果，而道德的效果也有賴於法律來實現。

第三，法律是道德的保障，道德是法律的基礎。法律必須以道德為基礎，只有提高了全民道德水準，以先進的道德觀念引導人、教育人，才能使人人遵紀守法，法治才有可能實現。同樣如果沒有嚴格的法律作保障，沒有對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的嚴厲處罰，沒有對各種矛盾的最終調處標准，就會使人們的行為失去准則，道德也就成為一場空。

二、解決法律與道德沖突的途徑

（一）立法途徑：

這是指法律確認或吸收的道義標准，使之成為法定標准以直接促進道德建設。

第一，對能夠成為法律規范的道德規范的要求

1、確保道德規范的進步性。作為道德規范，其形成就是要經過一個長期的過程，其變化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所以，道德規范相對於社會經濟、法律都具有一定的滯後性。如果將不符合社會發展要求、不符合法律要求的道德法律化，勢必造成惡劣影響，起到反作用。

2、是較低層次的道德規范。一般認為，道德包含著兩個層次的內容：一是反映義務要求的道德，這是維護社會秩序所必須的，屬於低層次的道德；二是反映人們願望追求的道德，這屬於高層次的道德。對於低層次的道德可以通過立法用強制力量使之得以實現。而高層次的道德主要體現了人們對未來美好社會的一種嚮往，是不可能法律化的。

3、該道德規范應符合時代發展和各國具體情況的要求。新加坡在1996年確立了一條法律，在自己家中裸體，也屬違法。其立法理由是，現代城市的建築高度密集，可視度很強，如果一個人不拉窗簾，在自己家中裸體，便可被鄰近樓群的人看見，有傷社會風化，這條法律與另外一些國家存在著的「裸泳海灘」合法化形成鮮明的強烈對比。因此，在將道德規范引入法律規范時，要考慮其是否符合時代發展和各國的具體情況。

第二，道德如何入法

將道德規范收入法律規范可以有以下三種方式：

1、盡可能將在不同領域、不同行業的道德原則、道德規范明確化、具體化、規則化，並使之上升為國家意志的法律規范。比如說將婚姻家庭領域中的父母撫養子女、子女贍養父母、夫妻之間的相互忠誠義務等道德規范具體化、規則化，並明確規定違反者的法律責任，使之具操作性。

2、將難以具體化、明確化的道德原則直接引入法典，使之具有法律效力。由於法律規則永遠是有限的，而社會生活中的法律問題、道德問題卻是無限的，所以社會生活中的許多問題常常因缺乏明確的規則或者法律條文而無法解決。而由於道德規則的概括性、抽象性、適用范圍的廣泛性，這樣，上升為法律規范的道德原則就可以成為法庭審判的依據，從而使這些問題得以解決。

3、通過立法規定準用性的道德規范，使其成為國家立法的有效補充。如在立法中肯定習慣或道德規范在法律實踐中作為認定行為是否合法的標准。

（二）執法、司法途徑

由於現實的法治和理想的法治之間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在執法和司法過程中要正確處理「法」與「德」的矛盾。

首先，一般情況下，法官應依照法律的「普遍性」、「一致性」的要求，對各種行為，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處理，不論該行為是否違反道德。因此，假如法官在個案的審判中經常地置法律規定於不顧，而追求社會道德目標，那麼法律就會形同虛設。

其次，在特殊情況下，道德在執法、司法領域也應具有相應的作用。道德對法律實施的保障體現在「從政道德」和「司法道德」的作用上。法律必須由一大批行政管理人員的司法人員來加以執行和適用，如果握有執法權和司法權的國家官員缺乏基本的職業道德品質，以權代法，以權廢法就會隨時出現。這就對執法、司法主體自身的職業道德因素提出了高層次的要求。首先，文明、嚴格是執法者的基本道德。執法者在執法過程中的簡單粗暴、恣意放任，就損害了法律、法治應有的權威。其次，客觀、公正是司法者的基本道德。司法腐敗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司法職業道德的滑坡和司法者不能正確行使手中的權力。因此，加強司法者的客觀、公正的司法職業道德就尤為重要。而客觀、公正的司法職業道德，需要司法獨立的制度保障，也需要視正義為司法首要價值的司法者的大量涌現。

（三）加強在守法中的道德引導

撇開守法主體的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財產狀況等具體差別，我們可以把守法主體大致分為法律職業群體與普遍社會公眾全體。兩大群體因法律知識、法律意識等存在差異，守法時的道德遵從度往往有層次差別。

法律職業群體，特指從事法律服務與法學教育工作的人。對於該類群體，所設立的標准應比普通公眾的道德標准高。首先要求其在復雜的多變的社會中有效、持久的進行道德自律；其次，要引導該類群體理性地對法律進行道德評價。對實在法進行道德評價是法律工作者必備的素質，而這種評價在一定程度上會成為修正實在法的動力。而對於普遍的社會公眾的守法的道德引導，第一，要強化守法道德宣傳，強調其行為方式的合法性。許多普遍公眾平素對司法腐敗深惡痛絕，但當自身與案件有利害關系時，卻又千方百計地想打通關系以便使案件結果對自己有利，這樣就形成了民眾還普遍存在對法治的渴求心理與行動的非法律範式的錯位。第二，要樹立普通社會公眾為權利而斗爭光榮的信念。不管是國民的權利，還是個人的權利，大凡一切權利的前提就在於時刻准備著去主張權利。我國民眾權利意識淡薄，致使政治上經濟上的強者恃強凌弱，法律規定的權利很多成了紙上宣言的情形時常可見。因此，應加強對普通公眾的守法的道德引導。

⑥ 依法治國1200字論文

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都是上層建築組成部分，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是維護社會秩序，規范、調整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依法治國是一種治國方略或社會調控方式, 是保持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的基礎，也是維系社會進步、保障人民福祉、促進經濟繁榮的關鍵所在。以德治國是根植於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優良道德傳統，繼承和發揚了我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優秀成果，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站在代表先進文化前進發展方向的高度，以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關鍵所在。首先依法治國要有完善的法律體系和公正的執法、司法態度。依法治國須有法可依；依法治國需要司法公正。其次以德治國要建立社會主義的「德治觀」。社會主義的「德治」把道德建設和道德教育提高到治國方略的高度；社會主義「德治」的根本目的，是要通過加強道德建設，把提高人的道德素質作為實現中華民族振興的一個重要環節；社會主義的「德治」是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最高道德准則。第三「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法治與德治，一個靠國家機器的強制和威嚴來起作用，一個靠人們內心信念和社會輿論來起作用，二者其目的都是要達到調節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對於一個正常社會的健康運行，各自起著獨特、不可替代的作用。社會主義法制和社會主義道德都是建立在共同的經濟基礎之上，並為經濟基礎服務，都以權利和義務為調整內容，是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機制和手段，存在著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相輔相成的關系。第四發展社會主義，必須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運用立法、執法、法制宣傳等手段，促進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結合；發動群眾制定和執行各種道德守則、公約，法律對這種活動則給予一定支持；從嚴治黨，使廣大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成為遵守社會主義法律和實踐社會主義道德的表率，成為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的有力推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