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方式弱

㈠ 法制玉溪創建工作存在哪些薄弱環節

一、當前我市法治建設的現狀及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市十分重視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特別是黨的十七大以來，以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為重點，把加強法治建設作為優化發展軟環境、提高城市核心競爭力的重要舉措，各項法治建設取得顯著成效，地方性法規章體系進一步完善，依法行政、公正執法水平進一步提高，法律監督體系進一步健全，法律服務市場進一步成熟，全社會法律素質進一步提升。2005年，我市在全省先行一步，組織開展了法治區市創建活動試點。2008年，根據司法部、全國和省普法辦部署，在全市全面開展了法治城市、法治區市創建活動，成立了由市委副書記任組長的領導小組，工作機構設在市普法辦，制定下發了《玉溪市開展法治城市、法治區（市）創建活動的實施意見》，並相繼出台了目標責任分解、自測評估體系、檢查考核辦法及細則等一系列文件。我市的「法治區（市）」創建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法治城市的創建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為我市經濟社會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法治環境。

但是，與貫徹落實中央提出的「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要求相比，與國內其他先進城市相比，與建設宜居玉溪、打造幸福城市的目標相比，我市在建設法治城市上還存在一定差距，許多方面還顯得比較薄弱。從2008年至今，我市開展法治城市創建工作已有三年，但是與同一時期開始法治城市創建的深圳以及稍後一年開始的成都相比，取得的成果不可同日而語。這兩個城市經過三年的創建已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和特色，在全國赫赫有名；而玉溪的法治建設在國內缺少影響力，無甚知名度。我市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一）認識上存在差距，法治城市創建領導體制層次較低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由於法治建設剛剛起步，因此工作重心主要在普法上。這種現象延續至今，許多同志仍然把普法依法治理視為法治建設的重要任務，未能充分認識到法治建設是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舉措，是涉及方方面面的社會系統工程。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目前我市把法治城市創建工作放在普法依法治理辦公室。實踐證明，普法依法治理辦公室作為設在市司法局內的二級單位，難以承擔組織、指導全市的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以及社會管理等工作，明顯存在執行力不強、協調力度不夠、聯動機制難以形成的問題。

（二）法治政府建設存在薄弱環節，基層依法行政問題較多

總體上看，近年來我市依法行政工作取得了明顯進展和顯著成效，但仍存在發展不平衡、上緊下松的局面。從行政投訴情況方面的行政機關敗訴率和調解撤訴率仍占較大比重。這種情況一方面反映了人民群眾對依法行政的訴求逐年提高，同時也反映出我市還不同程度存在不依法行政的問題。

從了解的情況看，依法行政存在的問題：一是制度建設有待加強。有的領域實施行政管理還存在制度缺失，制度建設的質量有待提高，特別是制度內容的科學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亟需增強。二是依法決策、依法行政還存在薄弱環節。一些管理部門不嚴格依照法定許可權、法定程序辦事的問題依然存在，重大行政決策廣泛聽取意見、重大行政決策合法性審查、重大行政決策實施後評估等各項制度在落實中時有疏忽，行政決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統還比較薄弱。三是基層執法部門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執法擾民的現象不同程度的存在，行政監督的制度和機制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特別是行政問責落到實處的問題亟待解決。四是許多政府部門信息公開不主動、不充分、不及時，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還沒有真正得到保障。

（三）社會對法院公正司法期望值較大，司法公信力有待進一步提高

近年來，我市兩級法院堅持「三個至上」指導思想，圍繞「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工作主題，全面加強審判執行工作和自身建設，各項工作都取得了新的進展。但是仍然存在以下問題：一是法官隊伍整體素質還有待進一步提高，政治意識、大局意識、為民意識還有待進一步加強。如當前進入訴訟程序的糾紛，往往呈現出法律問題與社會問題交織、個體權益與公共利益交織的特點，對廣大法官增強做調解工作的能力、把握大局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少數法官、特別是基層法官通過司法手段化解矛盾、罷訴止訟的能力不高，個別的甚至因適用法律有瑕疵而激化矛盾。二是有的案件仍然存在質量不高、效率低下的問題。三是基層基礎仍需進一步夯實。基層法院的審判質量效率不高，案件上訴率、申訴率、發改率和信訪率仍佔一定比率。基層法院有些法官政治觀念淡薄，個別幹警素質作風較差仍是社會反映的重點問題。四是案多人少的矛盾仍未緩解，特別是執行案件仍居高不下。

（四）普法工作流於形式，法治環境建設亟待加強

經過二十年的時間，雖然我市的普法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但仍存在一些薄弱環節和問題。許多群眾「信訪不信法」，許多社會上的不文明、不守法陋習得不到及時有效糾正，與此有很大關系。問題主要是：一是部分單位對普法工作認識不到位，重視程度不夠。有的單位對普法工作有厭倦和松勁情緒，存在著普法工作措施不落實，工作無部署、無檢查的狀況；有些單位領導幹部的帶頭示範作用發揮不夠，帶頭學法用法的積極性不高。二是法制宣傳教育針對性和實效性不強。普法教育形式僵化，不少單位仍限於「擺(擺攤法律咨詢)、講(講法制課)、賽(法律知識競賽)、考(法律知識考試)」等形式，滿足於分發了多少宣傳資料，組織了多少次活動，而對公民法律意識的樹立、法律素質的提高和法律知識的運用研究不夠、方法不多；經常性宣傳工作不到位，部分單位的法制宣傳工作往往以法制宣傳日為主，突擊開展，雖然營造了良好的氣氛，但只有一日效應，缺乏持久性；法制宣傳教育的針對性不強，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群眾迫切需要了解的民事、城市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規許多群眾看不到、聽不到；法制教育和法制實踐結合不夠緊密，未能結合實際建立和推行有效的學用結合的普法機制，缺乏對群眾日常應用的指導和教育，普法教育只是為了應付檢查，教育流於形式。三是普法工作在區域、人群、行業上發展不平衡，存在薄弱環節。從區域上看，農村普法依法治理存在人員難集中、時間難安排、資金難保障、效果難體現等問題；從人群分布看，外來務工人員、青少年仍然是普法的難點，特別是在青務工人員，普法教育基本上是盲區，該人群中違法犯罪現象仍然比較突出；從行業上看，外資企業、私營企業等企業職工普法難度較大，存在問題較多。

（五）法治城市創建的氛圍不夠濃厚

我市創建法治城市以來，一直沒有抓住有利時機在全社會迅速掀起法治建設的高潮，形成浩大的聲勢。一是創建主體有限。法治創建的主體僅限於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甚至是各級普法依法治理機構的相關人員，未能在社會上全面鋪開，沒有激起廣大市民的參與熱情。二是創建手段單一。當前一些法治創建活動停留在用文件貫徹文件，用會議落實會議上，形式也往往局限於散發宣傳單、製作廣告牌、普法考試等傳統的普法形式上，法治創建的覆蓋面有限，影響力和感染力不足。三是法治城市創建的成果未能惠及於民。我市的法治城市創建，沒有很好地解決一批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和城市發展、社會管理中的突出問題，沒有讓人民群眾真正感受到法治創建的實惠，因此市民對法治建設的認識有限，感受不深，參與的積極性也不高。

二、建設法治城市的對策建議

市委提出建設的城市發展目標，體現了玉溪的優勢、特色和城市發展的價值取向，進一步明確了玉溪未來發展的方向。但「法治」作為一個城市實現現代化、國際化的重要價值追求和衡量標准沒有體現出來。建議市委在「五個玉溪」建設上再增加「法治玉溪」這個目標；或者以「法治玉溪」取代「和諧玉溪」。因為「和諧」與「宜居」有相同之處，「宜居」城市必然是「和諧」城市，「宜居」比「和諧」在內涵與外延上更寬泛；一個城市要從根本上實現「和諧」，必須以法治為基礎，以法治為保障，以法治為邊界（即社會秩序的有序與規范）。而且，從國家到地方的實踐來看，「宜居城市」、「法治城市」已經有權威的或成熟的評價指標系統，國家有關部委或國內外一些權威專業機構已經開展了許多頗具影響力的「宜居城市」、「法治城市」評比，與此相比，「和諧城市」評比並不多見。按照李群書記提出的「世界眼光、國際標准、本土優勢」的要求，我們應該把「法治城市」建設放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全局性、基礎性和戰略性地位加以推進。

（一）切實解決好認識問題

要突破把法治城市建設等同於普法、依法治理的過時認識，從思想上提高對建設法治城市重要性的認識。

1、要認識到建設法治城市是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和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建設法治城市，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和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要求，體現了憲法的基本原則，是將依法治國基本方略與地方民主法治建設相結合的具體實踐活動。

2、要認識到建設法治城市是建設宜居玉溪、打造幸福城市的重要基礎和根本保障。城市的法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城市宜居指數和市民幸福指數，法治不僅構成宜居城市和最具幸福感城市的重要指標，也是提升其他各項指標的重要基礎和保障。對於民眾來講，一個城市是否宜居、是否有幸福感，不僅來自品質化的生活，更來自法治建設的水平。經過對2007年以來我國評選宜居城市和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情況分析，我們發現法治城市建設比較成功的城市如杭州、長沙、成都、南京、深圳、無錫等均躋身於宜居城市、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前列。

3、要認識到建設法治城市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重要舉措。應對經濟社會轉型期的復雜形勢，中央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各地也在積極探索創新社會管理。考察各地實踐，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強化法治在社會管理方面的作用，加快全社會的法治化進程，在運用行政手段進行社會管理的同時，更多地運用法律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減少社會問題。

4、要認識到建設法治城市是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大城市的重要內容和指標。現代化、國際化大城市除了經濟社會發展等指標之外，更重要的是城市的生活與發展環境。在全球化時代，法治已成為衡量現代化、國際化城市的重要指標，如政府治理績效、市場環境、吸引外資能力、安全與秩序等，都同一個城市的法治化程度密切相關。我們必須把玉溪的發展放在國際平台上，以法治推動玉溪市綜合競爭力的新躍升，從而進一步提高我市在國際上的地位。

（二）進一步明確法治城市建設的總體目標和思路

我市建設法治城市的總體目標是：按照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和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總體要求，將我市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全面納入科學化、規范化、法治化軌道，在全市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不斷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進程，實現我市各項工作法治化，把我市建設成為地方立法特色鮮明、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平正義、法治環境健全、法治保障有力、法律服務優質、社會安定和諧的法治社會。到2015年，進入全國法治城市創建工作先進行列；到2020年，進一步鞏固法治城市創建成果，實現我市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領域的法治化。

我市建設法治城市的總體思路是：以法治政府（陽光司法、陽光檢察）建設為重點，切實提高政府和司法公信力；以法治環境建設為關鍵，努力營造公平規范的市場環境、誠信守法的經營環境、文明有序的公共環境和具有較高安全感的治安環境；以法治社區（村莊、企業）建設為基礎，大力培養恪法守法、平安和諧、文明規范的社會風氣。充分發揮法治建設的基礎和保障作用，建設宜居玉溪，打造幸福城市。

（三）積極推進法治城市建設的具體措施

1、理順體制，提升法治城市建設的層次。當前我國法治城市創建較為成功的工作體制主要有三種模式：工作機構設在人大的廣東模式，設在黨委政法委的江蘇模式，設在黨委辦公廳的浙江模式。這三種模式各有利弊。應當明確，各級黨委是法治城市建設的領導核心,法治城市建設所涉及的立法、執法、司法、普法、依法治理、社會治安等各個方面、各個環節，必須按照黨委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支持各方依法獨立負責、步調一致地開展工作。建議我市採取江蘇模式，將建設法治城市工作機構設在黨委政法委。

2、創新機制，增強法治城市建設活力。法治城市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創新機制。在實際工作中，要努力做到四個結合，即與黨政機關轉變職能、轉變作風結合起來，與優化城市發展環境、提升城市核心競爭力結合起來，與創新社會管理結合起來，與精神文明建設結合起來，積極探索形成各要素有機結合，特色突出、注重實效的工作機制。為了保證法治城市建設落到實處，建議借鑒無錫市制定法治城市創建評估體系的經驗，把法治城市創建納入工作目標考核，並制定相應的考核標准和測評體系，既要讓各責任單位易於接受，又能客觀評價法治建設成果，推進法治建設。

3、突出抓好「三大機關」（政府、法院、檢察院）建設和「四大環境」（市場環境、經營環境、公共環境、治安環境）建設，形成「法治城市」建設的亮點。

——建設法治政府，推進依法執政。傾力打造陽光政府、有限政府、誠信政府和責任政府，實現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管制行政向服務行政的根本性轉變。要更加註重依法行政，嚴格依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推進政府管理方式創新，加強行政決策程序建設，切實把政府職能轉變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上來，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註重行政監督和問責，完善監督體制機制，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切實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要更加註重依法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完善行政調解制度，提高行政調解效能，完善行政復議制度，完善信訪制度。

——推進司法公正，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加強司法隊伍建設，提高司法人員綜合素質，嚴格依法辦案，規范司法行為，確保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尊重司法獨立，維護司法權威，逐步降低涉訴涉法信訪比率。加強對立案、偵查、批捕、起訴、審判、執行等重要環節及人財物等關鍵崗位的權力行使的監督，嚴格執行過錯責任追究、問責和案件評查制度，落實執法監督巡視制度和涉法涉訴信訪源頭倒查整改制度。

——完善規范有序的市場環境。牢固樹立平等保護的理念，促進各類市場主體公平競爭、共同發展。轉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實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完善行政執法、行業自律、輿論監督、群眾參與相結合的市場監管體系。依法規范各類市場主體行為。

——營造誠信守法的經營環境。努力提高全社會誠信意識，加快建設以道德為支撐、產權為基礎、法律為保障的社會信用制度，推動全社會誠信體系建設。嚴厲打擊制假販假等犯罪行為，加大質量監督、安全生產等工作力度，營造「以誠為本、以信為譽」的良好社會氛圍。

——構建和諧的公共環境。積極開展法制宣傳教育，營造人人遵法、守法、維護法律、依法辦事的社會環境。加強公共場所管理，完善城市應急管理機制建設。整頓交通秩序、旅遊景點秩序，加強住宅小區物業管理，努力營造良好的社會秩序。

——創建穩定的治安環境。嚴厲打擊各類違法犯罪活動，大力整治影響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全面落實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各項措施，完善治安防控體系和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健全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網路，落實刑釋解教人員安置幫教、社區矯正工作，積極預防和依法妥善處置各類突發公共事件。

4、加大法治宣傳力度，樹立法治先行權威。加大法治宣傳力度，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精心組織實施普法活動，特別要加強與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宣傳，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切實增強公民依法維護權利、自覺履行義務的意識，培育尊重法律、依靠法律的基本素養，倡導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為法治城市建設打下深厚的思想根基。一是要不斷創新和豐富法制宣傳教育的方法，不斷改進普法形式，創新普法載體。二是充分發揮各類新聞媒體、互聯網、移動通信等新興媒體的作用，努力營造濃厚的法治氛圍。三是要培養全社會的法治精神，形成法治文化。

5、加強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提高地方性法規規章執行的效力。要從創建法治城市的全局高度出發，著手地方的制度創新和體制創新，不斷加強地方立法工作，提高地方立法質量。要著力抓好有關完善經濟體制、加快轉變發展方式、調整優化經濟結構、節約能源資源、保護生態環境、改善民生和發展社會事業以及加強政府自身建設等方面所急需法規規章的制定或修改工作，力求體現規律要求、適應時代需要、符合人民意願、解決實際問題。一是加大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的力度，增加立法的透明化、公開化，最大限度地集中民智、反映民意。完善立法調研、專家咨詢論證、成本效益分析、社會風險評估等工作機制。拓寬公眾參與立法的途徑，通過書面徵求意見、網上徵求意見或者召開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方式，廣泛徵求社會意見，可以借鑒成都的做法，使各博弈主體自立法活動伊始便有機會廣泛參與加入到利益訴求的表達過程之中。二是加強立法跟蹤監督和立法後評估，努力提高地方性法規規章施行的有效性。

6、完善監督機制，加大監督力度。一是加強人大對「一府兩院」的法律監督、工作監督，促進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二是發揮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新聞媒體的監督作用，拓寬監督渠道，切實強化監督力度。三是高度重視人民群眾監督和社會輿論監督的作用，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認真解決群眾投訴反映的問題。四是完善內部監督機制，加強監督體系建設，確保公共權力始終置於黨和人民的監督之下。

7、健全法律服務機制，提高法律服務水平。一是依法合理設置法律服務機構，法律服務人員無違紀和違法犯罪現象。二是各種法律服務管理制度健全和完善無，沒有不正當競爭現象。三是法律服務優質高效，每名法律工作者每年度進行一件法律援助。四是法律服務市場管理規范，定期進行有效整頓，切實提高法律服務水平。

㈡ 思修 中國推行依法治國的難點是什麼

我國法治建設面臨的主要矛盾

江必新

▶社會領域的治理問題仍然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的突出薄弱環節，構成了建設法治中國的一個顯著短板

▶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

▶實現人心大治，不僅要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還要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

法治中國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中國。現實表明，社會領域的治理問題仍然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的突出薄弱環節，構成了建設法治中國的一個顯著短板。建設法治社會是全面深化法治的固本之舉，是法治一體建設的重中之重。要推進法治社會建設，首先必須清醒認識當前法治社會建設中的諸多矛盾，並從對矛盾的分析入手，釐清法治社會建設的進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有七。

一是公民權利意識覺醒與維權理性不足之間的矛盾。表現為：一方面渴望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卻不滿法律程序上的種種限制；一方面認為他人違法侵害其權益，另一方面自己卻坦然違法、鑽法律漏洞；一方面以法律為武器，另一方面卻容易以極端方式維權。這些矛盾導致維權與違法往往交織難辨。

二是對公權力機關的訴求日益增長與對公權力機關的服從、配合與支持日益淡化之間的矛盾。大部分人仍有遇事找政府解決的習慣，而且在新的形勢下其訴求愈加多元復雜。與此同時，由於缺少對公權力機關必要的信任，對其服從、配合、支持的程度則日漸降低。這種下降狀態又反過來削弱公權力機關滿足人民群眾訴求的能力和資源。

三是對依法治國方略和法律至上原則的抽象認同與人情、關系、私利、政績大於「國法」的行動之間的矛盾。在我國，厲行法治早已是共識，憲法法律至上也獲得了最廣泛的觀念認同。但在具體的行動中，特別是關繫到自身利益的事務上，人情、關系、私利、政績等不正當考慮迅速成為行動者決策的主要考慮因素，處於至上地位的法律被架空。

四是公權力機關的退位、歸位與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發育仍不成熟之間的矛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是公權力機關退位和歸位，理性再定位的過程。但由於市場機制仍不健全，社會組織仍不規范，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往往難以擔當起合格的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導致公權力的進退維谷。

五是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與法律質量整體上仍不理想之間的矛盾。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嚴格執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然而，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立法質量已在不斷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層級的法律規范質量不高、類型化不夠、科學性不足，將執法和司法帶入或難以實施，或實施沖突，或實施背反的多難困境。

六是嚴厲制裁違法行為的要求和期待與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較高之間的矛盾。普遍守法是法治社會的當然特徵，嚴厲制裁違法行為是保障法治權威和發揮法治威懾力的必要條件。但是現實中，在一些方面，由於責任設置過低，特別是查處率不高，導致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客觀上造成「逆向選擇」、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並導致普遍違法。

七是中國當下社會問題的復雜性和獨特性與應對方式的簡單化、低效化之間的矛盾。社會事務日新月異，紛繁復雜，情況和形勢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社會改革進入攻堅期，社會發展進入黃金期，社會矛盾進入漩渦期，治理難度在加大，復雜性在加深，利益沖突在加劇；然而社會管理模式仍然滯後，不少應對方式過於簡單、低效，難以適應形勢的發展變化。

要應對和破解上述矛盾，需要系統治理。

第一、價值建設，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治社會的根本問題在於將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內化於人心，成為社會成員決策和行動的基本指引。當前人民群眾已經有一定的法治意識，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確立。實現人心大治，不僅要通過立法、執法、司法著力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權利義務統一意識、責任意識，還要透過多途徑、全方位的理念引領價值觀建設，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

第二、基層調整，使治理暢達「末梢神經」。體制問題具有決定性。我國傳統上從中央到基層的縱向層級化管理體制倚重「生產經營單位」和「基層組織」。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存在著在「最後一公里」失靈的問題。建議以確立社區的法律地位為主要方式，重塑我國社會的基層組織形態，確保國家與其成員之間的「感測」途徑暢通。

第三、制度改進，使規范體系管用。高度重視法律規范質量的提高，尤其是要重視法律規范的針對性、系統性以及可實施性的問題。積極完善社會領域的法律體系，推動構建和完善社會自治規則，合理配置實施資源，努力創造實施條件，保證國家法律和社會規則相互配合協調發揮作用。

第四、秩序建構，有效控制不當社會行為。在簡政放權的同時要強化對市場活動的監管和市場秩序的維護。在培育社會組織的同時加強對社會組織外部行為的規范和內部治理的引導。要切實解決專業中介組織為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扭曲市場規則的問題，要全面提升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誠信和公信，透過秩序的建設和維護持續規范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

（作者為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

負面清單：一種新的治國理政模式

王利明

▶對市場主體，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而對政府，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

▶只要不是負面清單列舉的事項，政府無權進行審批，這實際上就已經形成了對政府權力的一種有效的規范和制約

▶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規則十分透明、公開，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進入，不需要進行煩瑣的審批，也非常有效率

所謂的負面清單，也稱為「否定清單」、「負面列表」等。最初它主要出現在有關國際貿易投資法的領域，後來作為一種國家管理經濟和社會的模式確定下來。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它是指由法律法規列舉一些禁止或者是限制市場主體進入的事項，對於法律法規沒有做出禁止和限制列舉事項之外的領域，可以由市場主體自由地進入，法律不作干預。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指出，實行統一的市場准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實際上就是在這個決議里，已經把負面清單管理，作為一項國家治理的一種重要的方式方法確立下來了。從管理模式上來說，為什麼說它是我們新時期治國理政的重要方法？

首先，負面清單管理給予市場主體廣泛的行為自由，可以有效激活市場主體的潛在活力。現代社會任何國家的立法者，能力都是有限的，很多的事情是立法者在立法時所無法預見的，立法者不知道什麼是好的，從而無法相應的強制性要求別人去做。市場主體能否進入這些領域，必然成為法律調整的空白地帶，大量的是法律調整的空白地帶，也有人把它稱之為「法律的沉默空間」。

在這樣的一個空白地帶，正面清單管理模式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完全採取了不同的看法。正面清單管理這樣的模式下，它實際上受傳統的計劃經濟的影響，對這樣一個法律沉默的空間，並不允許市場主體就可以直接地進入，能否進入，很大的程度上，實際上還是要由政府來決定，這樣市場主體的行為的空間其實是受到了很大的壓抑和限制。但是負面清單管理認為，只有法律法規明確禁止或限制的領域，市場主體才無法進入，凡是清單沒有列明的領域，市場主體均可以進入。因此，與正面清單相比，負面清單模式賦予了市場主體更充分的行為自由。凡是法無禁止的，即推定市場主體有行為的自由，在「法律的沉默空間」，政府機關也不得設置額外的審批程序，實際上就給了市場主體非常大的行為自由，這種自由其實就是經濟活力的保證。

第二，為什麼說它是一種新的治國理政的模式？就是因為它能夠有效地限制和規范公權，尤其是規范審批權。審批實際上是政府部門權力的一個最集中的體現，它直接決定了針對誰，能夠干什麼，其實也是對資源的一種分配。在正面清單管理模式下，法律雖然沒有規定，但是政府依然還是在管理，政府實際上通過規章等各種規范性文件，仍然在限制著領域的進入，我們的許多規章其實都有幾個特點，首先就是宣布這個事歸我管，二是要求大家都要報批，三是不報批我就要處罰。

那麼一旦實行負面清單管理以後，凡是負面清單之外的，凡是法律沒有限制，沒有禁止的，所有這些部門領域，不得再進行審批。這就意味著只要不是負面清單列舉的事項，政府無權進行審批，這實際上就已經形成了對政府權力的一種有效的規范和制約。所以它體現了法制的一個基本的精髓，這就是規范公權。

第三，這種模式使政府的行政行為更加公開透明。法治所追求的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要實現公開的、透明的、可預期的效果。負面清單管理可以說在很大的層面上實現了這樣的效果。

在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之下，負面清單的內容本身是公開的，負面清單之外的領域也是公開的，除負面清單明確列舉的事項之外，市場主體原則上都可以自由進入，例如，在負面清單管理的模式下，一個企業要進行投資，應當首先去找一名律師咨詢，看看現在要進入的投資領域，是不是國家法律法規所限制禁止的領域，只要不在法律法規禁止限制之列，那麼其就可以放心地進入。這樣對於行為的結果，企業也能夠產生一種合理的預期，所以它能夠達到這樣的一種公開預期的效果。

第四，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能夠真正使經濟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我舉一個例子。我們到機場去坐飛機都要經過安檢，我發現了一個問題，大家每次進入安檢的時候，屏幕上顯示「禁止攜帶易燃易爆等等物品」，把這些東西列舉出來，其實這種做法就是典型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即明確列舉法律法規要禁止攜帶的物品，如果我們不採用這種方法，而是採用正面清單管理方法，即明確列舉哪些物品是可以攜帶的，則機場可能需要將所有可以攜帶的物品列出來，如果採用這樣的方式，我相信可能一個安檢人員每天要檢一個人，都要檢幾個小時。這必將是非常低效率的，而且他會給安檢人員極大的自由裁量的權利。從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出，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規則十分透明、公開，其也更有效率。規則和空白地帶，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進入，不需要進行煩瑣的審批，這就會非常有效率。

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方面看，對市場主體，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而對政府，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這就是我們所要強調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和職權法定原則相結合，這兩項原則正是我們所說的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的內容。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法學院院長）

下一階段法治要解決的三個問題

吳志攀

▶改革進入深水區，就必須開大船，要駕馭一個復雜的工具和復雜的局面，就必須按規矩來辦事，要講法、信法、用法

▶我們講依法治國，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來維護社會公平，維護政府的道德形象

▶依法治國，首先要治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是同步的。離開了法治，市場就會混亂，經濟就不可能起飛，更不可能平穩、高速地發展。這是我們改革開放的一條最基本、最核心的經驗。今天，當改革開放進入到了新的階段，當我們的市場經濟發展到了比較成熟的一個新的時期，就不得不更加強調法治。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法治，已經有一代人的實踐（中國的傳統，三十年為一代），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而在下一個階段，我認為要通過加強法治來解決三個問題。

其一，就是要用法律的方法劃分好中央與地方的財權、事權。中國是一個大國，即使今天有了最好的噴氣式飛機，從海南島坐飛機到烏魯木齊，也要好幾個小時，這么大一個國家，維護統一、維護中央權威，同時照顧好各個地方的不同特點，調動各地的積極性，這是執政興國的一個基礎。分稅制改革之前，我們的中央財政略顯單薄，而一些地方財大氣粗。那時的地方政府，還沒有在「土地財政」和「地方融資平台」方面「打主意」。在推行分稅制改革之後，中央和地方實際上重新劃分了財權，中央財政大大充實了，同時，城鎮的房屋市場化改革也在這個時候開始。這些改革，影響深遠。但任何一項改革，不可能只有好處，不可能沒有一點消極面。我們現在都看到了，比如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問題，一些地方的收入主要靠賣地，房地產成為主要支柱產業，但泡沫大了，有問題，老百姓也受不了，國務院三令五申平抑房價，先後出台《國十條》和《國五條》，但收效都不明顯。還有地方債的問題，這個問題同樣復雜。在中國發展市場經濟，首先要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裡面要算經濟賬，還要有法治。我們現在比過去更加強調依法治國，治國首先就要治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個大的框架當然是憲法，是我們的根本政治體制所確定下來了的，但還有很多具體的問題，在各個部門法中都有反映。新一輪的法治建設與改革，要在這方面下力氣。

其二，就是要用法律劃清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政府是市場行為的「裁判員」，企業是市場的「運動員」，兩者的角色分工不同，因此兩者不能混同。還有，運動員也應該分分類，有的是跑長跑的，有的是短跑，不能哪裡有便宜可占就到哪裡去比賽。例如，很多央企進入房地產市場，央企掌握國計民生的命脈，實力雄厚，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經濟基礎。但是，很多央企放下自己的主業，拚命往房地產市場里鑽，到處拿地，而且把地價抬得很高。政府辦企業，當然要實現保值增值，但辦企業的目的不止是為盈利，還有承擔很多社會責任，特別是央企，應該多花一些精力去發展那些中長期的、戰略性的、風險大一些、利潤可能不那麼高的大項目，只要有利於國計民生長遠發展。而不是房地產這樣的，利潤高，見效快的競爭性項目。地方政府當然特別歡迎央企去拿地，怎麼拿他們都高興，一切可以開綠燈，但這樣一來，市場就可能有點亂了，很多事情就不公平，這樣演算法治嗎？不好說了。未來著力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領域，加強法治建設。

其三，要更加強調，把促進公平正義作為政府的基本價值追求。我個人有一個看法，中國社會對公平的敏感，超過了西方。對不公平的事情，老百姓反應很激烈。所以政府要在這么復雜的一個社會，維護公平不容易。我們講依法治國，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來維護社會公平，維護政府的道德形象。政府要盡量多考慮弱勢群體，不能被利益集團綁架了。現在對城鎮低收入群體提供的經濟適用房的安居工程，棚戶區改造工程，全民覆蓋的醫保和社保制度的建設與完善等，都是體現社會公平的政策。這些方面還要加強。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市場經濟條件下，摸著石頭過河是成功的，但進入了深水區，有可能摸不到石頭了，這個時候就必須開大船，要開船，要駕馭一個復雜的工具和復雜的局面，就必須按規矩來辦事，要講法、信法、用法，這樣船才穩當，才能乘風破浪。

（作者為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中國法學會副會長）

不斷完善立法制度和法律體系

李林

▶要防止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權力關系合法化

▶應當從「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立法模式，向頂層設計的立法模式轉變

當前，我國法律體系雖然已經形成，但立法不當問題的存在，致使部分法律制定後不能用、不管用、難執行、難適用、難遵守，某些法律甚至形同虛設。為此，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中國的新形勢下，應進一步推進民主科學立法，不斷完善我國立法制度和法律體系。具體來說，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轉變立法觀念和立法模式。立法應當充分代表民意、體現民利、反映民情，公平公正地解決社會問題、分配社會利益，防止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權力關系合法化，警惕立法權力滋生的腐敗，從制度和規范的源頭上維護人民利益。一是應當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立法觀，轉變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全面協調發展的立法觀；從片面追求立法數量而忽視立法質量和實效的立法觀，轉變為立法質量和實效第一的立法觀；從重立法效率、輕立法民主的立法觀，轉變為民主優先兼顧效率的立法觀；從只管法律制定不顧法律實施的立法觀，轉變為兼顧立法與法律實施並以法律實施為導向的立法觀。二是應當從「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立法模式，向加強領導、科學規劃、頂層設計、協調發展的立法模式轉變。從立法項目選擇的避重就輕、拈易怕難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頭、迎難而上、攻堅克難轉變，使立法真正成為分配社會利益、調整社會關系和處理社會矛盾的藝術。

第二，強化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職能。人大及其常委會應當轉變被動立法局面，使立法與全面深化改革協調推進，積極主動地通過法律的立、改、廢、釋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提供法律依據和法治保障。一是推進人大常委會常委的年輕化、專職化、專業化，讓人大常委會委員能夠充分發揮作用，更好履行職能。二是完善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會期制度，適當延長每年的會期，為民主立法提供充分時間保障。三是推行立法旁聽制度，讓公民、媒體和社會組織能夠更加直觀地了解、參與和監督立法過程。四是推行立法助理制度，以彌補人大常委人數少、時間少、專業知識不足等欠缺。五是進一步擴大人大常委會委員、專門委員會、立法工作機構起草或者組織起草、委託專家學者起草法律、法規草案的比重，增強立法的全局性，從源頭上預防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

第三，推進民主立法。擴大不同利益群體公開主張、表達利益的渠道，使人民充分表達自己的立法意志和利益訴求，通過立法博弈實現公正立法。建立和完善更加廣泛的立法草案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的制度，對涉及人民群眾利益的立法事項，原則上都應當向全社會公布，並建立意見採納情況的說明和反饋制度。完善立法聽證制度，對影響重大、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立法事項，要通過舉行聽證會的方式充分聽取意見，確保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關系人全面參與立法、有效開展立法博弈，保證人民群眾立法訴求的充分表達和宣洩。推行律師和法學專家為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關系人提供專業立法咨詢、參與立法聽證等立法援助的制度。推進立法公開，建立人大常委會、專門委員會審議法律草案、地方性法規草案的立法旁聽制度，旁聽代表有權發言，保證人民群眾對立法的知情權和監督權。

㈢ 大學生應該怎樣增強法制觀念

雖然現在的大學生接來受了比較好的教源育，能夠為國家、為社會貢獻不少力量，不過有的大學生因為法治觀念比較薄弱，容易受到一些不良社會現象的引誘，從而犯下錯誤。那麼，您認為大學生如何樹立法治觀念更好呢？

01
首先大學生要知法懂法。
作為一名大學生，首先要對國家的憲法、法律等做到認識和了解，甚至進一步深入透徹的去學習。大學生如果連法律都不懂，又如何去體會到憲法精神，又如何去維護法律呢。

02
其次大學生應該多參加一些與法有關的活動。
有的時候一些社會媒體，或者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等也會組織一些與法律有關的活動，或者一些競賽、考試等，大學生其實有機會的話也可以去參加的。

03
再次大學生應該多接受法治方面的教育。
如果大學生的法治教育課程設置得過少了，他們得到的教育變少了，很有可能會讓不少大學生對法律的認識不到位、不全面，這樣對法治觀念就顯得淡薄一些。所以，應該加強對他們的法制教育。

04
最後還要加強對國家安全方面的教育。
大學生僅僅接受法制教育還是不行的，還應該加強國家安全方面的教育，這樣才能夠更好的樹立大學生的愛國之心，讓他們更自覺的去維護法律。

㈣ 法治的局限性

法律局限性的論證

陳衛東

【關鍵詞】法律局限性
【全文】

毫無疑問，法律作為一種不可或缺的社會生活制度，已經為當今大多數現代國家所普遍接受。但正如陽光下的陰影，法律作為一種人定製度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或謂之缺陷。美國法律哲學家埃德加·博登海默曾指出，「法律的缺陷部分源於它所具有的守成取向，部分源於其形式結構中所固有的剛性因素，還有一部分則源於與其控制功能相關的限度」1 。筆者試通過對法律涵蓋社會生活的有限性、法律對社會生活反映的延遲性、法律執行過程中的妥協性等方面的討論，論證法律的局限性。
對於法律是否是治理社會的最佳手段問題，早在古希臘就有以柏拉圖為代表的人治論和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法治論之爭。柏拉圖認為，人生來就是不平等的，而這種不平等是建立一個等級制共和國的依據。這樣的共和國依靠最出色的人的自由智慧來管理，而不是靠法律來管理。人類個性的差異、人們行為的多樣性、所有人類事務無休止的變化，使得無論是什麼藝術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制定出絕對適用於所有問題的規則。因此，「最佳的方法並不是給予法律以最高權威，而是給予明曉統治藝術、具有才智的人以最高權威。」2 。同柏拉圖的"人治"理論相對立，作為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盡管也承認法律確實存在著缺陷，這種缺陷主要表現為"法律不能完備無遺，不能寫定一切細節"，但他認為人在達到完美境界時，是最優秀的動物，然而一旦離開了法律和正義，他就是最惡劣的動物。凡是不憑感情因素治事的統治者總比感性用事的人們較為優良，而法律恰正是全沒有感情的。因此，"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 3 。通過人治論與法治論之爭——我們暫且不論兩者孰優孰劣——可以看出，即使是法治論者也承認，法律無論如何細致，也不可能涵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在本質意義上講，法律是包含所有經濟、歷史、文化和其他成分的社會生活的產物和反映，而社會生活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同時，法律又具有相對穩定性特徵，一部法律制定出來後不能朝令夕改。因此，相對不斷發展的社會生活而言，法律一旦制定出來就已經變成了「昨天」的法律，成為社會發展的保守力量。在這一意義上，法律的局限性就表現為對社會生活反映的延遲性，它在捍衛既定秩序的同時，也越來越成為社會發展的阻力，直到新生的社會力量不斷強大，迫使舊有的法律體系進行修改甚至土崩瓦解。
如果說制定法是應然意義上的法律，那麼落實到社會生活現實中的法律可以稱之為實然意義上的法律。無論多麼完備的法律仍然需要人來執行，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由於人類主觀認識世界的有限性、歪曲性，法律的體系和概念本身就存在不周延性，加之各種社會利益、社會力量的干預，法律作為一門專門技術，在執行過程中往往會發生扭曲，從而違背立法的初衷。在這個層面上，法律的局限性表現為對社會現實力量的妥協。
法律的局限性本身是一個價值判斷命題，它常常表現為多面性，如同莫斯科大學一位教授所說：法在自己的任何部分既可以成為自由的生命，也可以成為奴役和專橫的工具；既可以成為社會利益的妥協，也可以成為壓迫的手段，既可以成為秩序的基礎，也可以成為空洞的宣言；既可以成為個人權利的可靠支柱，也可以使專制的暴政和無法無天的局面合法化。也許．每一種法學概念的益處和社會意義就在於通過對其他法學概念的薄弱方面的批判來闡明法本身的消極性和危險傾向。4 這是對具體法律制度的作用所作的價值評判。而我們對法律局限性的探討，是在抽出其具體法律制度的本質屬性中的價值內容之後，在一般抽象理論的層面上，將法律僅僅視為治理社會的一種方式的前提下來探討其利弊的。
法律既是社會現實的反映，也是人類主觀認識的產物，是人類文化的表現形式，這是法律產生、存在、變化、發展不可缺少的主客觀基礎。從歷史長河來看，人類認識客觀世界的能力是無限的，只要人類存在一天，這種認識就不會終止。但對歷史長河中的特定社會發展階段來講，其認識能力和水平又是有限的。正是由於人類認識能力的這種無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成為法律局限性產生的認識論根源，法律的局限性來源於人類認識的局限性。只要人類認識的有限性和無限性的矛盾及人類社會不斷變化發展進步的現實這兩大導致法律局限性的主客觀根據存在一天，作為它們的反映物——法律的局限性也就存在一天。因此，法律局限性可能是法理學的一個「永恆的」主題。

【注釋】1. 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419頁。
2. The Statesman,transl.J.B.Skemp(New York,1957),294b.轉引自上書第11頁。
3.[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68頁。
4.[俄]O·3·列依斯特：《三種法律思想》、《外國法譯評》1993年第1期，第83頁。

【論文標題】法律局限性探討
【論文來源】《法學天地》
【論文期號】199601
【論文頁號】1-5
【論文分類】法理學·法史學
【論文作者】胡水君

法律的局限性是指法律在其創制和實施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弊端和不足。它是法理學中經常被人關注的一
個問題。美國法律哲學家埃德加·博登海默在其名著《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一書中曾從法律的保守傾
向，法律的僵化形式以及法律規范控制的限制等方面分析了法律的弊端；徐國棟教授在其博士論文《民法基本
原則解釋——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則從法律自身屬性出發把成文法局限性歸結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
模糊性及滯後性等。盡管二位學者在論述上略有不同，但他們都認為法律並非十全十美，而是有缺陷的則是不
爭之事實。本文擬在以上二著的基礎上，從法律的創制，法律自身及法律的運行等角度對法律的局限性進行探
討，以資實踐。
一、法律創制過程中表現出的局限性
法律的創制是立法者為分配和協調社會中的各種利益而對人們權利義務進行設定的一種活動。法律的創制
以立法者認識社會中的各種利益關系為前提。在認識論上，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世界是可知的，人能獲得關於
無限發展的物質世界的正確認識。但是，它同時也並不否認世界上存在未知之物，也不認為人獲得的關於物質
世界的認識是絕對正確的。相反，它認為人的認識活動無不受到認識客體（自然客體、社會客體、精神客體）
，認識中介（認識工具、知識工具、語言工具等）以及認識主體自身的制約。因而，人對整個世界的認識只是
對其某些領域、某些事物和某些過程的一定范圍的正確把握。人對特定的具體事物也只是對其一定程度，一定
層次的近似正確的反映。這便是認識的非至上性，非終極性。這種認識論同樣貫穿於立法者對社會中各種利益
關系的認識活動中。法律作為立法者創制活動的產物，也因立法者認識上的非至上性、非終極性而表現出以下
兩種局限性：
1、非全真性。馬克思指出：「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
」〔1 〕這句話道出法律之刻的經濟根源，但它並不否認，法律是人們自覺、有意識活動的結果。從哲學上講
，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它能動地反映物質世界。因而法律就
是主觀能動地參與客觀的結果，它必然帶有人的主觀印跡。認識社會生活中各方面的利益關系是法律創制的必
要前提，然而立法者作為認識主體，在認識上是有局限的：其一，作為認識客體的社會關系具有變動性和復雜
性，它們互相交錯，雜亂難辨，並在人的需要以及滿足需要的各種活動推動下不斷變遷。其二，立法者在認識
上還受到其知識、閱歷豐富程度、有限的生命、意識中的非理性因素以及技術條件、語言工具等的制約，其認
識能力、預見能力以及表現能力等都是有限的，其三，賦予流變的社會關系以固定的法律形式，對立法者來說
無異於以方畫圓，立法者將感到困難重重，棘手無比。其四，立法者作為一定階級的代表，總表現出一定的階
級傾向和階級情感。所有這些都將影響到立法者對客觀的「經濟關系」的正確反映。總之，法律作為設定的存
在，它不可能完全正確地體現經濟關系的要求，它也不可能完全正確的地對各種社會關系施以調整，在此意義
上，法律不是始終完全正確合理的。換言之，法律是非全真的，是為法律的非全真性。
2、不周延性。 所謂法律的不周延性是指應受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沒有能夠完全被法律所調整。如果說
非全真性是法律在認識論上表現出的質的局限，那麼不周延性則是法律在認識論上表現出的量的局限。對法律
是否具有不周延性，歷來有兩種看法。否定法律具有不周延性的，是為否定說。否定說以自然法學和概念法學
為代表。自然法學認為，在實在法上存在著一個無所不包的自然法體系，因而法律無所謂不周延，人們能夠在
理性分析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完善的，良好的法律體系。概念法學也認為實在法律制度是「無缺陷」的，法律由
一系列不同層次的概念組成，這些概念經過邏輯演繹推理足以解決一切具體事務。肯定法律具有不周延性的，
是為肯定說。肯定說以利益法學、自由法學和社會法學為代表。他們認為任何認為法律無所不包的觀點都是虛
幻的，不切實際的。他們指出，立法者認識能力有限，不可能預見將來的所有事情，即使預見到將來的一些事
情，立法者也可能由於表現手段有限而不能把它們完全納入法律規范，因而法律必然是不周延的。肯定說與否
定說各持一端，筆者認為否定說是有失中肯的。認為靠理性能制定包容一切的法律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說人
能窮盡對整個世界的認識更是武斷。同時，作為法律要素之一的概念本身就存在局限，活生生的物質世界有些
是很難用概念表達的。利益法學運動的發起者赫克就指出，任何一種實在法律制度必然是不完全的，有缺陷的
，而且根據邏輯推理過程，也並不總能從現存法律規范中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2〕歷史證明， 任何想要用
法律涵蓋一切社會關系的企圖都註定要失敗的。由於立法者認識能力和預見力的有限，立法者疏忽或出於謹慎
的考慮，人類創造的實在法很難盡善盡美，它必然是不周延的。這就是法律的不周延性，它使得應該受到法律
調整的社會關系得不到法律的調整。
二、法律自身屬性上的局限性
馬克思指出：「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和普遍的規范。」〔3 〕這是對法律屬性的概括。法律自其產生後
，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存在，就具有其自身屬性，它們體現著人們對法律的要求。但是，伴隨著這些屬性，法
律也表現出背離人們願望的情況，這便是法律自身屬性上的局限性。它們具體表現為法律的滯後性、不確定性
和法律形式結構的僵化性。
1、滯後性。 法律是對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和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社會秩序的肯定，統治階級如果不是為自
己的特殊利益是不會輕易容許廢除和改變法律的。法律作為肯定現存利益關系的工具，當變更某些利益關系時
，往往遭到現有利益者的反對。這些都構成了法律發展的阻力。同時，作為一種設定人們權利義務的制度，法
律也必須具有穩定性。這是樹立法律權威的必然要求。如果法律朝令夕改，極度缺乏穩定性，人們將無所適，也就無法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後果，法律的安全價值也會喪失殆盡。鑒於此，亞里士多德告誡人們寧可忍受不
合理的穩定的法律，也不要隨便任意改變法律。法律必須具有穩定性，它意味著法律是一種不可以朝令夕改的
規則體系。然而，法律所調整的社會生活中的各種利益關系卻是不斷發展的，而且社會關系的發展往往比法律
的變化快，立法者對此是極難作出敏銳反應的。這樣便產生了法律的穩定性和社會發展的矛盾。「法律必須是
穩定的，可是它又不能靜止不動。因此所有的法學家都為了協調法律穩定性和法律變遷性而苦思冥想。」〔4
〕法律的發展跟不上現實社會發展要求的這種局限性，我們把它稱作法律的滯後性。其實，法律的滯後性產生
的原因還可以追溯到立法者的認識局限上。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受階級傾向和階級情感的影響，立法者在立法
時常排斥形式上不符合本階級意志的東西，以致於犯「連臟水帶孩子一起潑掉」的錯誤。我國過去較長一段時
期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便是如此，這體現到立法上往往會阻滯現實社會關系的發展。法律的滯後性
總體上是不利社會發展的。如果立法者總是只把成熟的東西才制定為法律，那麼法律將只能在經驗上被動地爬
行，這是不利社會發展的，國家、社會和人民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2、不確定性。法律具有穩定性，同時，法律也必須是明確的， 法律的穩定要求和明確要求共同構成法律
的確定性。「法律的確定性意味著法律規定了一定行為與一定後果之間穩定的因果關系，將人類一定行為模式
固定化，法律化了。」〔5 〕法律的確定旨在使公民的權利義務明確無誤，足以讓人有所適從，從而正確評價
和預測自己的行為及其後果，指引人們的行為。法律的確定性也常常被人們認為是法律的一大屬性，有人還將
列為法治要素之一。然而，法律的確定性的法理基礎是岌岌可危的。有人甚至這樣說：「人們可以原諒一位外
行關於法律確定性的信念，卻不能原諒一位律師所持的這種虛假觀念。」〔6 〕為什麼法律又不具有確定性呢
？我們可以從法律的語言形式和法律的歷史內容來分析法律的不確定性。其一，法律是以語言文字表現出來的
，而作為法律載體的語言文字本身又是有限的，有歧義的，而且其真正意義往往只在使用中才能被理解，即有
人說的「意義即用法」，鑒於此，有人甚至認為語言文字「狡黠如蛇」。既然表現法律的形式——語言文字如
此不確定，其所表現的法律內容當然也就難以確定，有時甚至模稜兩可，模糊不清。其二、讓我們來看一看美
國現實主義法學代表人物之一弗蘭克的看法。弗蘭克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法律過去是、現在是、將來永遠
是模糊和多樣化的。」〔7〕為什麼？第一， 法律所調整的人類關系變化不定；第二，人們從來沒有能夠制定
出一整套預料一切，包羅萬象的規則。弗蘭克的觀點雖然帶有某些「規則懷疑主義」傾向，但其說法並不是完
全沒有道理。總之，盡管人們還在不斷朝法律的確定性方向努力，但法律的語方形式和歷史內容又使得法律的
確定性只能在有限程度上達到，法律的不確定性在所難免。這無疑會損傷法律的安全價值和法律的權威。
3、僵化性。法律的僵化性是就法律的形式結構而言的， 它由法律的普遍性引起。法律的普遍性是指法律
作為抽象性規范對在其效力范圍內的主體都具有約束力。它包含著兩層含義：一是指法律規范的抽象性，即法
律只注意對典型的、重要的社會關系作類的調整，而舍棄個別社會關系的特殊性和次要性。二是指法律規范的
一般性，即法律對象的普遍性，法律對其調整范圍內的所有人或事具有同等效力。法律的普遍性是法治的要求
，它使每一社會成員都能享受到最低限度的自由和權利，它也防止法律變為具體命令而為某些人開專斷之門。
但法律的普遍性也帶來了其不利的一面。「法律始終是一種一般的陳述」，它只是由一些抽象、概括的術語所
表達的行為規則，這就使得法律在形式結構上表現出僵化性：它只能規定一般的適用條件，行為模式和法律後
果。法律是普遍的，然而法律所解決的卻是特殊的、具體的案件，用概括的法律規范去處理解決各種具體的，
千差萬別的行為、事件、關系，這可能嗎？柏拉圖認為不可能，因而他輕視法律而主張人治。法律所規定的是
社會關系的共性問題，法律所要解決的卻是各富個性的單一問題，把共性適用於個性，把個性歸結為共性，這
並非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說把流變復雜的事實關繫上升為法律關系是立法的一大難題，那麼把形式結構僵化的
法律適用於具體的單一案件則又是司法操作上的另一大難題，這種概括的、抽象的法律與具體的、特殊的現實
生活脫節的缺陷，我們可歸之為法律形式結構的僵化性。
三、法律運行過程中表現出的局限性
法律的運行過程就是法律功能的發揮過程。過程的功能是法律作用於個人和社會的能力。功能與作用從不
同角度表述同一過程，就事物本身而言是指它具有什麼能力，就事物與它物關系而言是指它具有什麼作用。因
而法律的功能也可以說成是法律對社會生活的作用。事物的功能往往又體現一定的價值要求，法律功能的發揮
也旨在實現法律自身的價值。如果法律達不到既定的價值目標，滿足不了社會的需求，那麼我們說法律在功能
上是有局限的。法律的功能象其它事物的功能一樣，受到其自身要素的性質、數量及其結構體系的決定，從而
也表現出一定的局限性。這也就是法律運行過程中表現出的局限性。下面從法律的規范功能、組織功能、階級
統治功能上對此逐一加以剖析。
1、法律的行為規范功能上的局限性。 法律的行為規范功能是指法律對社會關系中的個人行為的作用和影
響。它通過評價、指引、預測、保護、強制、思想教育等方法和途徑來完成。由於法律自身屬性上的局限以及
社會系統結構對法律功能的決定，法律的行為規范功能往往受到限制。具體表現在：其一，法律的不周延性、
不確定性使得法律評價、指引、預測人們行為及其後果的作用難以實現。法律的非全真性、滯後性也使其難以
全面保護人們的權利和自由。這里著重談一下法律形式結構的僵化性對法律功能正確發揮的影響。如前所述，
法律是普遍的，法律為所有人都設定一個硬性標准，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在這一點上，法律形式上是正義的。
但是，社會生活千差萬別，把普遍的硬性標准一律加於不同情況，又難免會喪失法律的正義價值。比如：違反
某規定將受到罰款1000元的處罰，這對某些貧窮的農民來說，無疑過於苛刻，而對某些富裕者而言，1000元的
罰款不過是九牛之一毛，這無異於賦予了那些富裕階層某些特權。公平、正義要求同等情況同等對待，不同況不同處理，然而「任何權利都是把同一標准運用在不同的人上、運用在事實上各不相同、各不等同的人身上
，因而「平等權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8〕。其二，法律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調整方式， 它是社會調
整系統中的一個構成要素，其功能又受到其它社會調整方式和整個社會調整系統的制約和影響。法律規范必須
與其它社會規范（如道德規范、社團規范、習慣等）相配合、相協調，其功能才能充分地發揮出來。比如：法
律是訓誡，不是勸說，它通過強制性的外在法律形式規范人們的外在行為，因而，法律只能對人們的外在行為
產生作用和影響，它不能深入到人的內心世界，這就需要道德的輔助與補充。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法律
不是萬能的，法律的功能是有限度的，在某些情況下，它還表現出一定程度的不公正性。
2、法律的社會組織功能上的局限性
法律是由各種性質、對象、效力不同的規范建構起來的有機結構體系，它除了具有規范人們的一般行為功
能外，還擔負著巨大的社會組織功能。法律的社會組織功能就是通過法律有計劃的社會中各種不同的要素或部
分組合為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社會關系客觀上需要法律對之施以一定的調整，以擺脫單純的偶然性和任意性
，在秩序中求進步。但社會關系對法律調整的需要又有質和量上有限度。如果法律對社會關系給予過多或過大
的干預，就會把管理變為限控，束縛社會關系的發展，導致社會系統的超組織性；如果法律對社會關系的干予
過少或不力，又會使法律秩序達不到社會的要求，使社會生活缺乏組織性。無論是超組織性還是缺乏組織性，
都不利於社會發展。現代社會由於社會事務紛繁復雜，法律的社會組織功能大多體現在行政機關的執法活動中
，因而社會關系對法律調整質和量上的需求限度常集中表現為國家賦予行政機關權力的質和量的限度。行政機
關權力過小，社會秩序將得不到有效維護，人民權利也得不到保障；行政機關權力過大，往往又會侵害公民的
正當權利，影響社會關系的有效發展。這一點在政府對市場的宏觀調控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在我國以前的單一
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對經濟控製得過多、過死，故在一定程度上損傷了市場主體的積極性，限制了市場的正
常運行，社會經濟發展也受到一定限制。當前，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運用法律手段對經濟的宏觀
調控同樣要適度。法律作為上層建築，始終應為其經濟基礎服務，應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發揮其組織功能
，然而，人們對社會經濟關系的客觀需要往往是難以恰當把握的，因而，法律在社會組織功能上也就常表現出
在某些領域的超組織性和缺乏組織性。
3、法律的階級統治功能上的局限性
法律是掌握國家政權的階級共同意志的體現，當然具有階級統治的功能。和法律的社會組織功能一樣，法
律的階級統治功能的發揮也應有個限度。它依一國階級斗爭狀況而定，否則，超過限度必將產生諸多弊端。一
，法律的社會組織功能和法律的階級統治功能在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應有所側重。在階級斗爭表現很突出的時
期，法律的階級統治功能應加強；在和平的大氣候下，在階級斗爭表現緩和的時期，則應加強法律的社會組織
功能。如果在任何時期都不合時宜地突出法律的階級統治功能，這不僅會破壞人類社會的整體文明，而且會阻
滯統治階級的經濟基礎的發展。其二，階級統治的對象是敵人，而非人民，如果在廣在的人民內部也實行階級
統治，這顯然又是錯誤的。其三、法律作為一種制度，應當是相對獨立的，在一個法治國家，法律應具有權威
性，任何集團、機關和個人無不處在法律的權威之下。但法律的階級統治功能又常常會突出法律的政治因素，
有些時候甚至會使法律從屬於政治，這對法治是極其有害的。同時，法律作為一定價值的載體，總追求著法律
自身內在的價值，但統治階級的意志必總與這些價值相一致，當無知、邪惡的階級利用法律來為少數統治者謀
利益時，人類共同價值又將會喪失殆盡。
注釋：
〔1〕《馬恩全集》第4卷P122
〔2 〕E ·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華廈出版社1987年版P137
〔3〕《馬恩全集》第1卷P71
〔4〕〔美〕羅斯科·龐德《法律史解釋》華廈出版社1989年版P1
〔5 〕徐國棟《民法基本原則解釋——成文法局限之克服》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P136
〔6〕張乃根《西方法哲史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P291
〔7〕張乃根《西方法哲史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P291
〔8〕《列寧選集》第1卷P250
（作者單位：中南政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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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如何提高依法辦事能力

問題一：如何提高依法辦事能力 一是加強法律學習，嚴格執法實踐。學法知法懂法，是提高依法辦事能力的基礎和前提，每一個機關幹部都必須加強法律知識的學習，深刻理解法治精神，從法理上把握法律規定，做到知法、懂法。要把《憲法》作為一門必修課，通過學習，掌握我國法律體系的總綱，理解我國法律的基本原則和精髓。同時，要結合各自工作，學習通曉一些履行職責所必需的法律法規，提高法律素養。要在系統學習的基礎上，通過嚴格的執法實踐，提高依法辦事的能力與自覺性。要切實加強實際運用和實踐鍛煉，把學到的法律知識轉化為規范和指導工作的實際能力，轉化為維護公民和法人合法權益的實際能力。
二是強化民主監督，匡正執法行為。提高依法辦事能力，既要靠執法主體的高度自律，又要靠來自其他權力的監督與制約。要建立起黨內與黨外相結合、領導與群眾相結合、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相結合的有效的監督機制，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要賠償、違法受追究。要認真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堅持重大問題集體討論決定，嚴格落實黨內民主生活制度，勇於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切實發揮黨內監督作用。要進一步推進政務公開，提高工作透明度，使群眾真正能夠開展監督。對群眾和基層反響強烈的違法施政行為，要堅決及時予以查處。
三是強化目標責任，推動機關層層抓落實。抓落實既要靠加強教育，激發幹部的內在動力；也要靠明確責任，強化外在的約束力。要建立抓落實的工作體系和工作機制，落實工作責任制，善於把工作目標分解落實到具體的部門、單位和人頭，誰來具體實施，誰來監督檢查，每個環節都要責任明確，真正做到一級抓一級、一層管一層，人人有責任、層層有壓力。要建立和完善抓落實的大督查機制，健全巡視督察制度、信息反饋制度、情況通報制度、及時了解掌握工作進度和取得的效果，做到每一項工作都有布置、有檢查、有評估、有獎懲，堅決杜絕坐而論道、只說不幹的現象。

問題二：如何提高依法履職，依法辦事能力 法官也是人，一些原則性不強的很容易被金錢誘惑。

問題三：如何提高依法履責，依法辦事的能力 提高認識，進一步強化法治觀念。2.加強學習，努力提高依法履責能力。3.嚴格執法，自覺規范履責行為。4.模範遵守法律。5.堅持政務公開，自覺接受監督。6.嚴格執法責任，杜絕違法行政。7.建立和完善公職人員依法履責考核制度。

問題四：如何提高領導幹部依法履則依法辦事的能力 因為提高黨員幹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需要。法治思維是基於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對法治的信念來認識事物、判斷是非、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是一種合法性思維、程序思維、權利思維。依法辦事則是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當前，一些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幹部依法辦事觀念不強、能力不足，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管理經濟社會事務水平不高，有的信奉「搞定就是穩定，擺平就是水平，無事就是本事，妥協就是和諧」，有的把法治建設喊在嘴上、貼在牆上，搞 *** 、口號化，就是沒有抓在手上；有的特權思想嚴重，官本位觀念根深蒂固，認為法律是管老百姓的，是約束別人的，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現象依然存在。這些問題表明，提升領導幹部的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是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

問題五：如何提高黨員幹部依法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 重視法治思維養成，教育引導黨員幹部在學習和實踐中提高依法辦事的能力。由於歷史原因，我國社會比較缺乏法治傳統，一些領導幹部不習慣、不善於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手段推動工作、解決問題。因此，必須重視法治思維的養成，教育引導黨員幹部著力提高法治素養。一要牢固樹立法治信念。黨員幹部要從關系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關系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進一步深化對法治的認識，懷有對法治發自內心的認同和尊崇。要深刻認識到，維護憲法法律權威就是維護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權威，捍衛憲法法律尊嚴就是捍衛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嚴，保證憲法法律實施就是保證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實現。二要加強法治學習培訓。中央有關部門在分析違法犯罪的多名原領導幹部反省材料後發現，81.4%的人認為自己犯罪與不懂法有關。在法治已確定為黨治國理政基本方式的今天，如果領導幹部不學法、不懂法，有的連基本法律常識都不知道，怎麼能當好領導？怎麼能保證不出事？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帶頭學法，不僅要學履行職責所需要的法律知識，而且要學法的原則、原理，學法的價值、精神。通過學習，知道法律授予了什麼權力，這些權力的邊界在哪裡，權力行使的原則、程序是什麼，不依法行使權力需要承擔什麼責任等，提高依照法定許可權、程序行使權力的素養。各級黨組織及其組織部門要加強法治教育培訓，把憲法法律列為黨委（黨組）中心組學習內容，列為黨校、行政學院、幹部學院、社會主義學院必修課，把法治教育納入各級幹部教育培訓規劃，幫助廣大幹部切實提高法治思維水平和能力。同時，要堅持把法治教育與道德建設結合起來，引導廣大黨員幹部自覺做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模範。三要高度重視法治實踐。法治思維的養成特別是法治能力的提高，關鍵靠實踐。各級領導幹部在領導和推進依法治國的過程中，一定要撲下身子、躬身實踐，凡是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第一原則就是按法律辦事，有法律規定的，遵循法律規定；沒有法律規定的，遵循法治原則、法治原理。同時，要深入法治工作第一線，注意剖釋個案，善於總結經驗教訓，從而不斷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工作、解決問題的能力。
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幹部重要內容，形成良好法治環境。改進幹部考核評價工作，對於堅持正確的用人導向、形成依法辦事的良好環境至關重要。《決定》提出：「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幹部重要內容，在相同條件下，優先提拔使用法治素養好、依法辦事能力強的幹部。」這是繼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後，對幹部考核評價機制又一重要調整完善。把法治素養和依法辦事能力作為考察幹部的重要內容，有利於引導和督促各級幹部自覺做學法尊法信法守法用法的模範。我們黨選拔任用幹部的標准，從大的方面來說，就是德才兼備。不同的歷史時期，對幹部德才的具體要求有所不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新形勢下， *** 同志提出了「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於擔當、清正廉潔」的黨和人民需要的好乾部標准，賦予德才兼備以新的時代內涵，是做好乾部工作的根本指針。按照德才兼備要求和好乾部標准全面准確地考核評價幹部，當然包含著幹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的內容。比如，信念堅定，就包含自覺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為民服務，就包含堅持法治建設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作為核心價值追求；敢於擔當，就包含堅守法治定力、厲行法治意志、堅決與破壞法治行為做斗爭；清正廉潔，就包含依紀依法反對和克服形式主......>>

問題六：如何提高黨員幹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 根據《決定》的部署，提高黨員幹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重點是做好以下三個方面工作：
1、重視法治思維養成，教育引導黨員幹部在學習和實踐中提高依法辦事的能力。
由於歷史原因，我國社會比較缺乏法治傳統，一些領導幹部不習慣、不善於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手段推動工作、解決問題。因此，必須重視法治思維的養成，教育引導黨員幹部著力提高法治素養。一要牢固樹立法治信念。黨員幹部要從關系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關系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進一步深化對法治的認識，懷有對法治發自內心的認同和尊崇。要深刻認識到，維護憲法法律權威就是維護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權威，捍衛憲法法律尊嚴就是捍衛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嚴，保證憲法法律實施就是保證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實現。
2、要加強法治學習培訓。
在法治已確定為黨治國理政基本方式的今天，如果領導幹部不學法、不懂法，有的連基本法律常識都不知道，怎麼能當好領導？怎麼能保證不出事？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帶頭學法，不僅要學履行職責所需要的法律知識，而且要學法的原則、原理，學法的價值、精神。通過學習，知道法律授予了什麼權力，這些權力的邊界在哪裡，權力行使的原則、程序是什麼，不依法行使權力需要承擔什麼責任等，提高依照法定許可權、程序行使權力的素養。各級黨組織及其組織部門要加強法治教育培訓，把憲法法律列為黨委（黨組）中心組學習內容，列為黨校、行政學院、幹部學院、社會主義學院必修課，把法治教育納入各級幹部教育培訓規劃，幫助廣大幹部切實提高法治思維水平和能力。同時，要堅持把法治教育與道德建設結合起來，引導廣大黨員幹部自覺做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模範。
3、要高度重視法治實踐。
法治思維的養成特別是法治能力的提高，關鍵靠實踐。各級領導幹部在領導和推進依法治國的過程中，一定要撲下身子、躬身實踐，凡是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第一原則就是按法律辦事，有法律規定的，遵循法律規定；沒有法律規定的，遵循法治原則、法治原理。同時，要深入法治工作第一線，注意剖釋個案，善於總結經驗教訓，從而不斷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工作、解決問題的能力。

問題七：如何做到依法辦事 一、轉變觀念，培養法律意識法律意識是人們關於法律現象的思想、觀點、知識和心理的總稱。根據法律意識主體和水準的不同，法律意識可分為一般性法律意識、理論性法律意識和職業性法律意識。一般性法律意識主體是普通公民，是由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根據個人生活經驗和所受法律教育的影響，自然形成的法律意識。理論性法律意識是從事理論研究者通過對國內外法律進行研究而形成的較為全面和深層的法律認識。而職業性法律意識是指具體法律工作者的法律意識。國家公務員的法律意識屬於上述職業性法律意識的一種類型。國家公務員的法律意識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廣泛影響於社會，形成一種無形力量，作用於眾多的普通公民，從而影響著人們對法律的態度和看法。由於行政活動幾乎遍及整個社會的各個領域，行政機關的形象和國家公務員的法律意識對社會一般法律意識的形成，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它既有助於樹立法律的權威和良好形象，強化人們對法律和行政機關的信任，也同樣會削弱以至銷蝕公民對法律和行政機關的信賴。因此，轉變不符合依法行政的陳舊觀念，培養國家公務員的法律意識至關重要。1、轉變「官貴民賤」觀念，樹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識。封建時代「官貴民賤」，行政機關及其成員與普通百姓之間無平等可言。近代民主和法制社會的建立，確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使行政機關及其成員和公民處於平等的地位。在我國社會中，國家公務員與公民地位平等，主要表現在：一是，法律平等地對待國家公務員和公民。國家公務員與公民一樣，必須同等地受法律的制約和限制。國家公務員也必須遵法守法，而不能游離於法律之外。二是，國家公務員與公民法律地位的平等並不要求國家公務員與公民享有和承擔完全一致的權利和義務，既然 *** 要管理社會，它就必須擁有特別的權力。現代法治要求的並非是國家公務員與公民完全無差別的待遇，而強調的是「國家公務員不應當在普通法律上享有不必要的特權和豁免權」。三是，公民享有對行政機關的決定提出異議，並因行政行為違法而獲取國家賠償的權利。面對居於優勢地位的行政機關，公民必須獲得與行政機關相抗衡的權利和途徑。行政訴訟和國家賠償就是現代社會中公民尋求保護和對抗行政機關的兩條重要途徑。雖然國家公務員與公民平等的思想和制度已在現代社會生根開花，但由於「官貴民賤」的封建思想殘余仍然存在，加之國家公務員手握權力，在行政活動中往往處於管理者地位，也容易形成管理――服從思維定勢。這種不平等觀念既阻礙行政機關與公民之間的正常交往和交流，也影響行政公正和行政效率，甚至可能使 *** 與公民之間的關系惡化。因而轉變「官貴民賤」觀念，樹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識至關重要。2、轉變「權大於法」觀念，樹立「職權法定」意識現實生活中存在的種種現象如：家長作風，以權壓法，以權棄法，徇私枉法等等都是「權大於法」觀念的體現。因此轉變「權大於法」觀念，樹立「職權法定，權力有限」意識刻不容緩。職權法定是依法行政賴以存在的基礎和根據。「行政機關是法律的產兒。」行政機關的創設源於法律的規定，國家公務員的權力源於法律的授予，法律是國家公務員賴以生存的基礎。與「法無明文規定即為公民自由」相反，對國家公務員而言，凡法無明文規定即為禁止。國家公務員只能行使法律明確授予的職權，否則就是超越職權，所做出的行政行為違法。因此，其權力具有有限性。職權法定和權力有限是國家公務員必須樹立的法律意識。要行使權力，做出決定，必須首先看法律上是否有明確授予；同時，即使有行使權力的法律依據，還必須按法律所設定的權力范圍和要求去行使，而不能為所欲為。現代社會中，行政機關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提高和國家公務員享有的權力日益膨脹的現實，並不能......>>

問題八：領導幹部提高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關鍵是要做到哪些方面 「切實提高各級領導幹部推進依法治國的意識和能力,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運用「法治思維」是堅持黨的依法治國方略理念的具體體現，也成為各級領導必須遵循的基本規則,這意味執政黨要依法執政、 *** 要依法行政,領導幹部和公務員在工作的時候也就要做到法律至上。
法治與法治思維內涵
法治,追根溯源是追求公平、公正、公開。法治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權力與權利的沖突。這里的權力指的是公權,權利指的是私權。運用法治思維,是相對於人治思維和權力思維來講的。
牢固樹立法治理念，培育法治思維素養，提升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能力。領導幹部要牢固樹立法治理念，形成法治思維定勢。領導幹部充分認識加強法治建設對於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的重大意義，全面理解法治建設與經濟建設、法治思維與權力行使、依法行政與依法治權的關系，不斷增強法治建設的使命感、緊迫感和責任感。領導幹部要牢固樹立法治理念。領導幹部要形成運用法治的思維定勢。法加強對各級領導幹部的法律教育，充實幹部隊伍法治思維知識儲備。在領導幹部法律學習內容上，要注重加強針對性和實用性。在在領導幹部法律學習方式上，要注重加強多元化和有效性。領導幹部要不斷提升法律思維運用能力，豐富法治思維實踐途徑。
養成法治思維不是簡單的學習法律知識，而是要注重優化領導幹部知識結構的同時，提高其依法思考、依法決策、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
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治國理政 ，營造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的良好社會環境和法治環境。加強黨和社會的監督機制建設。一要在治國理政的體系內，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加強行政、司法監督體系和監督制度建設。二要健全完善質詢、問責、離任審計、引咎辭職、罷免、黨政紀處理等制度，保障對各級領導幹部的有力有效監督。三要加強人大權力監督和政協民主監督，促進其監督行為逐步制度化、規范化。四要深化政務公開，建立健全各項陽光監督制度，不斷拓寬社會監督渠道，讓人民群眾監督權力。五要按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要賠償、違法要追究的要求，強化領導幹部的責任意識和擔當意識。

問題九：如何提高自身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 一是堅持學法、尊法。
提高全體公民法律素質，領導幹部的帶頭作用、示範作用、主導作用十分重要。各級領導幹部必須清醒的認識自己的地位、作用、影響，通過自己帶頭學法用法來促進全社會的法治教育蓬勃開展。
二是堅持職權法定。
人民是權力的本體。各級領導幹部必須明白職權是法定的，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要明白權力只能用來為老百姓服務，用來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而決不可用來謀取私利。
三是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能整天喊法治、講法治，對別人講法治，對自己搞人治。甚至在一個地方、一個部門搞專?制，那就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四是堅持自覺接受監督和承擔法律責任。

㈥ 法治中國建設過程中面臨的問題及對策的認識

（一）法治理論指引的滯後現象
在權威理論建構的層面，以往的法治理論在內容上還不夠完善，在地位上還沒有得到充分確定。 雖然依法治國的權威理論在社會領域得以廣泛傳播，但是法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具體位置、法和其他社會規范的應然關系、貫徹法治的具體途徑等重要法治理論問題還沒有得到充分澄清。亞里士多德說：「法治是最優良的統治者。」我們對於依法治國理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則一直存在模糊認識。 在學術理論研究的層面，法學界關於法治理論的論述要麼是直接引入西方主流法治理論，要麼針對中國的法治現象進行簡單的解析或一對一地進行功利性對策研究。 學術成果普遍遵循「現狀揭示———西方經驗———中國對策」的三段論式的、過於簡單的理論邏輯。 對於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的導向堅持與深入研究始終缺乏強勁動力。
至今，中國法學界始終沒有形成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本土性的、能夠切實地解決既存法治問題的內生性理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脫節。在這個意義上，我國法治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帶有盲目性的特徵。
（二）法治道路選擇的自信不足
法治中國建設推行至今，取得了諸多成績，但也存在不少問題，其中，道路的選擇就是一個重大問題。 經過冷靜反思，我們不難發現，不論是前蘇聯的法治意識形態還是西方傳統法治理論，生搬硬套到中國來，實際上都會成為一種理想化的假想，並不符合中國法治運行的實際邏輯。 事實證明，未經當代中國社會實踐檢驗的、假想的法治模式，根本無法評價乃至指導中國的法治實踐。 自信才能自愛，自愛才有自省。 法治中國建設首先要對中華文明持有文明自信，對中華民族持有民族自信。
其實西方法治理論早已注意到亞洲國家的「儒釋道」憲政理念和政治智慧在治理國家中的精妙作用，我們自己卻丟失了這份本該有的選擇法治道路上的自信。 當前在法治道路上，既要防止「左」的僵化教條，又要警惕和反對右的傾向。 法學學術上的「西化」、崇洋媚外、浮華趕時髦，都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
（三）法治實踐運行的失衡失序
中國法治建設歷經數十載，在法治實踐領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 應接不暇的新型社會現象與法律現象使得我國立法者不得不採取「運動式」的法律移植方式來健全法律體系，盡量做到有法可依。 我們卻不可能像西方社會那樣用近百年甚至幾百年的時間進行理論磨合和信仰構建，這必然會造成我國法治實踐在精神和行動上的「消化不良」現象，主要表現為立法不良、司法不公、執法不嚴、守法不誠、監督不力的失衡、失調、失序現象。 立法在內容上缺乏科學性、實用性、操作性；司法在過程中缺乏公開性、公正性、公平性；執法在實踐中缺乏嚴肅性、嚴格性、文明性；守法在行動中缺乏誠信性、主動性、自覺性；監督在落實中缺乏實效性、實質性、具體性。 「政府權力越位、錯位、缺位導致微觀經濟活動受干預過多；導致權力尋租、行政效率低下，投資消費失衡、重復建設、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嚴重的社會問題。
（四）法治建設的根基不牢不實
法治建設總體目標的實現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國法治建設一貫採取「自上而下」的建構主義模式。 學術型、精英型的立法模式與廣大中國法治實踐者存在著不同的話語體系，欠缺話語溝通平台的基層法治實踐者只能繞過成本高昂的法治解決途徑，運用老百姓自己的「智慧」尋求一套有利於法治體系外的法律規避式的潛規則。 法律規則與法治現實的脫節導致了中國法治建設在不同領域、不同行業、不同區域、不同群體、不同層級中的發展不平衡。 尤其是在基層領域，法治狀況存在著大量的嚴重問題，法律制度的貫徹程度較為有限，民眾的法律意識普遍淡薄，法治建設的基礎不牢不實，發展很不平衡。基層正是法治中國建設的重點與難點。
這種發展不平衡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一些領導機關、領導幹部思想深處的認識基礎不牢不實。 上級機關與領導人員對於法治建設的認識模糊以及重視不足，直接導致法治理念的貫徹與法治實踐的推行缺乏足夠的動力與支撐。二是群眾基礎不牢不實。法律法規雖然明存於紙上，但是無法得到廣大群眾的廣泛認同與深入理解，許多群眾不信任法律，不尊重法律，不遵守法律。 三是基層基礎不牢不實。 就總體而言，越是接近於行政級別頂端的領域和地域，法治效果越好，越是貼近基層的領域和地域，法治的貫徹就越不充分。四是行業基礎不牢不實。許多行業的實際運行更加依賴行業內部的各種「潛規則」，而偏離法治的軌道，甚至排斥法治力量的介入，大搞「獨立王國」。 五是法治隊伍基礎不牢不實。 法治的順利推進應以高素質的人才隊伍、專業隊伍為基礎，而當前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執法機關、法律監督機關的工作人員在整體上還遠未達到應有的水準。
（五）法治的權威信仰亟待提升
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源自西方，而西方世界也經歷了從對法治的美化甚至神化，轉而跌入法治神化破滅、「禮崩樂壞」的社會陣痛過程。 法律應該被信仰，法治應該成為社會機制中的權威力量。 中國真正的法治信仰構建的圖景應當是，民眾的個人價值與法治的核心價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與統一性。 民眾的法治信仰應該是民眾內心洋溢出來的，法治權威應該是民眾自願崇拜並推崇的。
反觀現實，中國法治力量在民眾心目中的權威遠未樹立起來，人們在遇到社會糾紛與社會矛盾時往往寄希望於「托熟人」、「找關系」、「走後門兒」等非法治途徑的「潛規則」，而對司法、執法等法治力量缺乏起碼的信任與依賴。 在司法領域，公信力缺失的情況尤為嚴重。 正如澳大利亞大法官馬丁所言：「在一個秩序良好的國家中，司法部門應得到人們的信任和支持。 從這個意義出發，公信力的喪失就意味著司法權的喪失。 」長此以往，理應成為基本社會治理方式的法治就會逐漸因失去社會民眾基礎而被邊緣化、空洞化，這無疑對法治中國建設構成了巨大的威脅。
（六）法治「硬的一手」運用不夠
法治作為一種國家治理方式與社會治理機制，在途徑和手段上既要有「軟的一手」，也要有「硬的一手」，既要有柔性的一面，也要有剛性的一面，二者都要靈活掌握、適時運用，不可偏廢，共同服務於法治目標的最終實現。 忽視軟和柔而片面強調硬和剛，抑或忽視硬和剛而片面強調軟和柔，都是錯誤的。 就當前法治中國建設的現狀來看，尤其要注意，法治理不可失之於軟，失之於柔，失之於弱。 對人民應愛之又愛，對敵人要恨之又恨。 對於踐踏法律、破壞穩定、危及整體利益和全局利益的行為，法治力量不能毫無聲息、視而不見，要充滿自信，該出手時即出手，並正確運用有利策略，分化敵對陣營力量。 要始終牢記，對不法分子和不法現象的姑息，就是對損害社會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縱容。 要堅決克服模糊認識，要有執法的底氣，要充滿自信、理直氣壯地把專政的一手用起來，把刀把子的一手用起來。 剛性嚴明、嚴格執法與野蠻的粗暴執法涇渭分明，與現代文明並不矛盾。
三、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建議與對策
（一）把法治中國建設提升到應有的重要地位
在以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法治中國雖然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重視，但是沒有將其上升到一個應有的重要地位。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宏偉藍圖中，法治中國所應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待進一步加以明確。 只有將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地位明確下來，向權力機關與社會公眾宣示其極端重要性，才可能真正將法治的理念與精神貫穿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事實上，法治中國建設與「五位一體」建設聯系緊密。
在具體的理論建構中，可以考慮將法治中國建設與「五位一體」建設相並列，以使其獲得全局性、根本性、長遠性、基礎性的重要地位。 我們也可以進行充分的論述，在充分強調法治中國建設高度重要性的同時，倡導將其滲透、貫穿於「五位一體」建設的各個環節之中，明確提出：沒有法治中國建設的順利推進，「五位一體」建設就不可能獲得保障和成功。 具體來說，第一，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性應進一步得到提升，引起全黨、全國、全社會、全體人民的高度重視；第二，要對法治中國建設進行權威的理論定位，使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獲得重要地位；第三，應通過各種途徑，使法治活動成為每個公民工作、學習、生活不可缺少的內容。
（二）堅定不移、充滿自信地走中國特色法治道路
中國的法治道路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必須具有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屬性與要求。 在學術氛圍日益「西化」與部分學者盲目崇拜西方社會法治理論與經驗的背景下，我們更要著重強調法治中國建設所秉持的「中國特色」。 西方社會的法治建設確有可資借鑒之處，但其成功也是根植於西方社會的歷史傳統、基本特點和固有屬性而來的，並非依靠某種學說觀點就能即刻點石成金。 「凡是法治搞得比較成功的國家，無一不是較好地堅持了法治規律與本國國情的創造性結合。 」
對於中國法治道路的選擇，一方面，我們要擁有兼包並蓄的寬廣胸懷，只要是有益的文明成果，我們都可以加以吸收與借鑒；另一方面，我們更要堅守「中國特色」的基本思維路徑，始終追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指引，緊緊圍繞中國的社會性質、民族傳統與現實狀況，切實著眼於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紮根客觀現實，把握時代規律，不管風吹浪打，不怕說三道四，決不時髦獻媚，堅定不移、充滿自信地將中國特色法治道路堅持下去。 法學教育的課堂，學術理論的陣地，各級各類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的課題確定，立法、司法、執法、法律監督、法學教育等職能部門，都要切實糾正在法治道路問題上存在的偏差。
（三）全面加強符合國情的法理論建設
理論是實踐的先導，是對未來的理性謀劃。 任何社會實踐活動，沒有科學的理論來加以指引，都不可能獲得預想的效果。 經過長期努力，法治中國建設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著不少問題。 這些問題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法的理論建設還不完備，還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 從整體上看，當前法理論的最大問題在於很多學說觀點與現實存在較大的脫節，使得看似科學的法學理論及法律規定在實踐中無法收到良好效果。 因此，在全面加強法的理論建設的過程中，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倡導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基本導向。 反思當前法理論研究現狀，不難發現，「表面繁榮、實際貧困」。 空泛、繁復、玄奧、花俏、重復、媚外，缺少適合國情、自主原創、能夠解決實際問題、有實際意義和價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我們在法學研究中應充分強調實證研究的重要意義，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堅持「實踐出真知」的基本原則，注重法治調研與對策研究，以客觀效果為歸宿考量相關法律理論，全面糾正「書齋裡面出學問」與盲目崇拜西方學說的理論建設思路。 法治中國建設真正需要的是內生性理論，它是從中國本土自生自發的法治現象中抽象出來，經過理論提升後形成的規律性結論。 對此，一要加大投入力度，對於具有強烈現實意義與實證效果的研究活動應給予充分的資源投入；二要加大導向力度，在學術界與實務界充分樹立注重國情和立足現實的基本導向；三要加強實證研究，鼓勵現實研究與國情探索，摒棄坐而論道和崇洋媚外；四要加強基層實踐調研，充分重視法治在基層的運行和影響；五要突出法治經驗的提煉，及時總結與推廣有益的成形機制與實際做法；六要重視理論與實踐結合型人才的培養、使用，充分發揮這些人才的作用，建構復合型法治人才庫。
（四）重建符合中國國情、基於平衡的法學理論大廈
對於當前的法治中國建設， 我們應在法治運行的各個環節大力倡導和體現權利與義務、權利與權利、權利與權力、權力與義務、權力與權力、義務與義務平衡的法理觀，切實解決社會各領域嚴重失衡的問題。
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領域的嚴重失衡，都有賴於法的平衡治理。我們還應深刻地認識到，從義務法、權利法到平衡法是法的發展規律，社會主義法是平衡法，平衡理論是對傳統法學理論的新發展，平衡是法的總特徵，平衡是法的內在力量，平衡是法的核心價值，平衡是良法的靈魂，平衡是法的最高境界，平衡是法的本質體現，法是平衡之法，法治是平衡之治，法學是平衡之學。 只有在平衡法理觀的理念統御下的法治中國建設，才會被納入有序發展和健康發展的軌道上。
（五）注重立法的系統性、統一性、適用性、操作性
法治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律監督、法學教育，任何必要環節都不可或缺。
立法的科學與完備，是良性法治過程的起點與前提。法律規定與法律制度本身就存在問題，立法後的司法、執法、守法、法律監督環節就不可能正常運轉下去。 中國法治的諸多問題，均與立法缺乏科學性、操作性密切相關。 注重立法的系統性，就是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時將法律視為一個系統，統籌兼顧地考慮其中的每一個要素與問題。 不論是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而言，還是對於某一部具體法律而言，都要仔細考量其整體與部分之間的協調關系，要通過設計使其內部的各要素協調一致，共同服務於整體目標的實現。 注重立法的統一性，就是要求同級的法律法規之間以及不同層級的法律法規不能在內容上相沖突，不能在指向上相矛盾，否則就會使執法者、司法者及守法者陷入不知所措的尷尬境地。 注重立法的適用性、操作性，主要是指不論法律規定本身多麼符合邏輯、多麼完整和嚴謹，如果在實踐中不接地氣，不能被有效適用、操作甚至根本落實不到社會生活中去，也都是徒勞無功的。 因此，密切著眼於法實踐的環節，是立法工作的重要前提。 《勞動合同法》、《新刑訴法》、《婚姻法》等法律都或多或少存在脫離實際、不接地氣的遺憾。 我們必須明確反對立法上脫離實際的「精英路線」，積極倡導符合實際的「群眾路線」。 對於立法主體，要設定嚴格標准，要求其具有實際的法治理工作經驗或生活經驗。 例如，簡單的經驗告訴我們，沒有接觸過婚姻的未婚者，怎麼有能力參與到《婚姻法》的制定、修改與實施中呢？
（六）充分調動全民參與法治建設的積極性與主動性
法治中國建設的推進在效果上是順利而卓有成效的，在方式上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依靠權力機關自上而下地「推行」來實現法律制度與法律治理的運行。 但事實上，更為科學與更為合理的法治模式應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模式的密切結合，沒有權力機關的主導，科學的立法無以產生，而缺失了民意的基礎與民眾的反饋，法治也無法得以有效推行。 因此，我們應採取各種措施，充分調動全民參與法治建設的積極性與主動性，要將法治事業、法律活動與廣大民眾的切身利益緊密結合起來，要讓廣大民眾充分理解到與切身體會到，法治事業需要他們的深度參與，法治活動需要他們的意願來加以支持和推動，法治過程不僅僅由立法機關、司法機關與執法機關來加以主導，更要由每一位社會成員來加以主導。 「要使每一項立法都得到人民群眾的普遍擁護。」「維穩的前提必須是維權。 」
如此，法治中國建設的民眾基礎才會不斷地得以擴大，法治中國建設的進程才會更加順利。
（七）大力營造敬畏、信仰、遵從法律的社會氛圍和環境
法作為一種社會治理機制與國家治理方式，並不是獨立地在社會領域與國家層面發揮作用的。 我們研究與推行法治中國建設，不能將法治作為一種孤立的現象與獨立的體制來進行考量，而要充分考慮到法治中國建設的社會氛圍與具體環境，處理好涉法工作部門與其他部門、法規范與其他社會規范的關系。 法治中國建設若想在社會領域得以順利推行，其前提在於社會公眾對法律擁有普遍的敬畏和堅定的信仰，進而在全社會范圍內營建敬法、信法、用法的有利氛圍，將法治、政策、習俗、信仰以及道德等充分加以融合，共同指引和規范人們的行為。 正如伯爾曼所說：「沒有信仰的法律將退化成為僵死的教條，而沒有法律的信仰將蛻變成為狂信。 」在以往的法治建設中，我們更多地將思路局限於法律制度建構本身，更多地爭論於某項規定是否科學和合理，往往忽略了法作為一種基本的社會規范總體上在社會實踐中被人們認可、接受與應用的程度。 因此，非常有必要將「大力營造敬畏、信仰、遵從法律的社會氛圍和環境」納入今後的法治中國建設的各項工作當中，並認真對待法治文化建設，「法治文化應是貫穿法治中國建設的一個重要的軟實力和潤滑劑」。
（八）切實提高法治隊伍建設的專業水準
沒有一支忠誠、敬業、專業的法治隊伍來踐行法治，沒有千千萬萬具有高素質和高水平的法律從業人員來操作法律，再科學、再完備的法律制度也只能止步於各種規定之中，再宏大、再高遠的法治理想也不過是紙上談兵。 因此，我們必須採取各項措施，加大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切實提高立法、司法、執法、法監督法教育主體的職業意識、專業素質和業務能力，嚴格准入標准，精心進行培育，將培養、使用法律人才的目標落到實處。 同時，要全面推進司法體制改革，保障司法獨立性，完善司法工作人員任用制度。
當法治中國建設事業在擁有了一支具有很高專業水準的建設隊伍時，其不斷進步與發展即獲得了源源不斷的動力與堅強有力的支撐。
（九）真正加強法定程序制度設計，合理確定自由裁量空間
法治中國建設的有效推進，要靠良法的有效實行，良法的有效實行，要依賴法治主體的具體操作。 法作為一種行為規范，不可能窮盡規定社會主體可實施的所有行為，不可能覆蓋社會領域中出現的所有現象。 這就為法治主體的自由裁量空間提供了現實依據，也為權力尋租腐敗空間的存在提供了各種可能。 如果運用得當，自由裁量權能夠很好地溝通形式正義和實體正義。 但是，如果自由裁量權賴以存在的制度基礎並未鞏固，那麼這種權力反而會削弱法治的力量。
對此，我們必須真正加強法定程序制度設計，合理確定立法者、司法者、執法者、法律監督者等法治主體進行自由裁量的空間，在基本層面和技術層面想方設法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牢籠。
（十）充分認識法治中國建設的系統性、復雜性、長期性、艱巨性

在以往的法治中國建設中，我們往往依賴「運動式」的建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法治中國建設的復雜性、長期性、艱巨性。 事實上，法治中國建設涵蓋的領域十分寬廣，涉及的矛盾十分復雜，面臨的任務十分艱巨，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也不可能有一用百靈的靈丹妙葯，只能依靠我們下定決心、腳踏實地、逐步積累、立足長遠地漸進推行。 事實證明，「運動式」的法治中國建設無法實現其最終目標，而只會為形式主義、犬儒主義提供大行其道的空間。 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法治中國建設不是一時的「運動」，而是一項長期堅持的系統工程。 法治中國建設的復雜性與全面性，要求我們開展的法治事業必須涵蓋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階層、各個群體，既要擁有高瞻遠矚的視野，又要秉持時不我待的作風，堅持法治建設要「從娃娃抓起、從現在抓起、從全民抓起、從領導機關、領導幹部抓起」。
同時，要深入研究法治建設的特殊規律和特點，有針對性地研究、確定法治建設的具體措施和方式方法，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研究和解決，真正在取得實效上下真功夫，日積月累，長期堅持，必見成效。 具體來說，一要系統謀劃法治方案，明確法治建設的戰略目標、重點任務、保障措施、主要途徑、破解難題、注意的問題，不能就事論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要運用系統思維統籌兼顧地考量法治建設；二要下真決心與大氣力，在社會輿論導向上充分強調法治中國建設的高度重要性，在資源上捨得投入成本，光說不練只會空談誤國；三要持之以恆、常抓不懈，充分做好打持久戰的思想准備；四要上下聯動、全員發動，同時獲得上層領導和基層支持的法治事業才是法治中國建設的正確指向；五要深入探索內在規律，注重策略方法，只有準確把握規律才能全面推進法治全局，只有靈活運用策略方法才能有效解決法治問題，最終在動態平衡中引導法治中國建設事業不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