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有關的論文
法學本科階段法律職業道德論文
信仰是在法律職業形成的過程中形成的，法律職業共同的精神追求。以下是我J.L為大家分享的關於法學本科階段法律職業道德之論文範文。
一、我國法學本科階段法律職業道德教育的現狀及其原因
1.國家統一司法考試中法律職業道德考核的分值偏低
從2002年開始，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將法律職業道德納入考試范圍，但是考核的分值始終徘徊在5分左右，與其他的內容動輒幾十分相比較很難引起人們的重視。
目前，很多高校在確定本校的法學專業教學計劃時主動向司法考試中考核內容較多的科目傾斜。暫且不論這種做法的對錯，但在實踐中卻直接導致了法律職業道德課程的虛設，甚至有的高校根本就不設這門課程。有關法律職業道德的內容，卻在法理學、訴訟法或者司法制度概論等課程中講解。
這一點也顯示了法律職業道德課程在高校法學專業課程設置中地位較低。此外，很多高校在法學本科專業教學計劃中設置思想道德修養課程，作為必修課，但沒有專門設置系統學習法律職業道德的課程。思想道德修養課程主要是講解公共道德的課程。法律職業道德雖然屬於道德的范疇，但不同於公共道德。法律職業道德具有主體的特殊性、規范的明確性和具有較強的約束力的特徵。
法律職業道德適用的主體主要是專門從事法律工作的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等法律職業人員，對於非法律職業人員沒有約束力。法律職業道德不能停留在一般道德准則層面，必須形成具有明確權利義務內容的、具體的標准和可操作的行為規范。
如我國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約束法官行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職業道德基本准則》、最高人民檢察院通過的約束檢察官行為的《檢察官職業道德基本准則》(試行)和中華律師協會通過的約束律師行為的《律師執業行為規范》(試行)，這些基本規則都對相關法律職業的道德作出了特別的要求。而且，這些規范均具有實質性的約束力。
如果違反了職業道德規范，均要求追究相應的紀律責任，甚至是法律責任。所以，思想道德修改課程不能完全取代法律職業道德課程。再加上思想道德修養課程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陳舊，教學效果欠佳，根本不能滿足法學專業法律職業道德教育的'要求。
2.法律職業道德領域的專業研究人員較少，師資缺乏
目前在法律職業道德領域內進行專業研究的人員較少，各高校中從事法律職業道德教育的師資嚴重缺乏。這也直接導致法律職業道德課程開設的困難。部分高校在法學教學計劃中將法律倫理學作為法學選修課程。
但是因為缺乏專業的師資，該課程一直沒有真正開設。有些高校雖然開設了該課程，但是多由法理學或訴訟法學方面的教師擔任主要教學工作。這些人員沒有真正研究過法律職業道德，因此，該課程的教授也只能限於對有關職業倫理規范的講解。
另外，法律職業道德課程方面的教材和資料也相對較少，對於該課程的開設也有較大的影響，直接制約了法學本科階段法律職業道德教育的發展。
二、完善法學本科階段法律職業道德教育的措施
1.明確法律職業道德在法學本科階段的目標和定位
我國目前司法改革中提到了“審判分離”，對於司法官不但要求具有成熟的司法經驗、深厚的法學知識背景和一定的修養，還要求司法官具有公正清廉、忠於法律的職業道德。
法律職業道德是法律職業者必備的素養之一，因此，法學教育必須重視法律職業道德的教育。我們應該改變目前對法律職業道德的忽視態度，在設立法學本科階段的培養目標時，明確法律職業道德的內容。在確定法學本科專業核心課程時，法律職業道德應該成為核心課程之一。
2.加大法律職業道德在國家統一司法考試中的考核比重
設置法律職業道德門檻法律職業道德一直是各國普遍關注的重要問題，對法律職業群體具有重要的意義。英國大學的法學院除了比較重視對學生的基礎知識和實踐能力的培訓外，還有重點地安排教學計劃來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如道德、法律倫理、職業素質、律己意識等。美國大部分州要求學生在獲得律師職業資格之前必須通過律師職業道德考試。
在通過律師職業道德考試和律師資格考試後，美國法科畢業生仍須通過由各州律師公會主持的“道德品格”考察和面試才能宣誓成為正式律師。與英美等國家對法律職業道德的要求相比較，我國對法律職業道德方面的要求是比較低的。
就律師職業來說，只要品行良好，沒有因故意犯罪受過刑事處罰和被開除公職、吊銷律師執業資格，就可以取得律師執業資格。沒有對法律職業道德做特別的要求。這也直接導致了法律職業道德課程在實踐中得不到重視。
因此，筆者建議應加大法律職業道德在國家統一司法考試中的考核比重，提高相應的分值，改變目前各高校中不設或者虛設法律職業道德課程的現狀。另外，在取得有關職業資格和執業資格時，提出高於普通大眾公共道德的要求。
3.探索多種形式的教學方法，提高法律職業道德課程的教學效果
法律職業道德的教學必須使法律職業道德要求內化成法律職業人人格的一部分。雖然不同的法律職業，具體的職業道德並不完全相同，但法律職業道德包括忠於法律，忠於職守，廉潔公正以及行為端正自重等，這是法律職業共同體共同遵守的職業倫理。
法律職業道德教育的內容決定了在教學過程中不能單純地對學生進行倫理道德說教，而是應該通過收集大量的法律實踐資料，創設生動的法律職業場景，通過多種教學方法進行教學。大學本科階段是法律職業道德培養和教育的關鍵時期，是法律職業人形成法律職業道德的重要階段。
在教學方面上，可以採用案例教學法、模擬法庭和法律診所等教學方法，為學生提供道德情感體驗的環境，使法律職業道德真正內化成他們的信仰。此外，也可以聘請具有較高的法律威望的專業人士為學生做法律職業道德方面的專題講座，提高學生的道德認同。
4.培養法律職業信仰法律職業
信仰是在法律職業形成的過程中形成的，法律職業共同的精神追求。法律職業信仰的表現形態包括法律信念、法律理念、法律觀念、法律意識等，其核心是一種對法治的精神追求。如果主體本身缺乏法律信仰和精神追求，沒有規則至上的信念，沒有權利本位與權力控制的觀念，法治也很難實現。
因此，在法學本科階段的教學中，不僅是法律職業道德課程，其他法學課程包括理論性和應用的課程的教學中，都必須將法律職業信仰的培養作為其重要的內容。
;❷ 法律論文範文精選
法律是一種不斷完善的實踐，雖然可能因其缺陷而失效，甚至根本失效，但它絕不是一種荒.唐的玩笑。下文是我為大家搜集整理的關於法律論文 範文 精選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法律論文範文精選篇1
淺析法律 文化 對新型法制化建設的影響
摘要: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法制建設越來越為學界與社會所重視。在探索如何在中國法制建設的道路存在多方面的觀點與爭論。法律具有民族特性，是民族的共同意識。發掘傳統法律文化在現代法制建設中的意義，能有效地促進法制的完善與發展，形成具有特色的、完善的中華法系。
關鍵詞:
傳統;法律文化;法制建設
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背景和「依法治國」方針國策的指導下，中國的法制建設的重要性日益顯現。但是，依法治國，從這個源於西方的治國理念傳入我國並且應用到實踐當中的成效來看，比起西方來說，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此落後於西方的尷尬局面。著名的德國歷史法學派法學家弗里德里希•卡爾•馮•薩維尼認為法律就像語言、風俗一樣，具有「民族特性」，是「民族的共同意識」，「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有機聯系」，它「隨著民族的成長而成長」。中國新型法制建設面對著越加開放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西 方法 律文化的沖擊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面對這些問題，我們應當如何取捨，何去何從?對此，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個亊實，中國今天正在使用的一整套法律制度以及法律職業群體的分類，是幾乎全部從西方發達國家借鑒和移植過來的。所以，它們基本上不屬於我們傳統法律文化的組成部分。法制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是源於西方的「舶來品」，而這與以封閉的小農經濟、政治的專制統治和以家庭為中心的宗法關系為基礎的的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甚至是格格不入的。
一、從法律的起源和用途來看
在我國的傳統法制文化中，法只是一種統治和刑罰的工具。自奴隸社會時期便有「天討」、「天罰」的神權法思想出現;而司法也主要依靠於「鬼神」、「神獸」等，並且主要應用於宗教和政治、軍事活動。我國古代法的基礎是「禮」和「刑」，追求的是維護血緣統治關系和等級制度。①而這卻令人民對法產生畏懼和排斥，甚至是厭惡。而並不像西方法律文化中的古希臘法和古羅馬法，是奴隸制的商品經濟關系下，契約式的人權和民主。
二、從法律的發展來看
在我國的傳統法制文化中，儒家學派逐漸成為被統治者推崇、主導社會的思想體系，中華民族精神在本質上是「儒」的體現。②首先是受儒家推崇的「人治」傳統。儒家主張具有賢德禮義理想主義下的人來統治整個國家，這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體現的便是權力大於法律和專制統治的長期延續。法律的正當性來自於統治者手中權力的賦予，權力凌駕於法律之上，把法視為政治的一部分。而這種思想至今仍有深刻的影響，正是由於這種根深蒂固的潛在意識，把法看成是統治者手中的政治工具或者是打擊報復的懲罰手段。從近現代中國的歷史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到，小到一個刑亊案件的法官因為民眾的輿論和關注便匆匆給一個案件下結論，大到對權力、特定人物的盲目崇拜和對民主、憲政與分權排斥的思想。而在西方法律文化中，早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就形成了早期的民主制度，出現了以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為代表的主張民主與法治的學者;到近代，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等對現代世界法制建設影響巨大的「鼻祖」級的人物，均來自於西方。
其次是受儒家文化推崇的「禮」與「德」。
在西方法律文化中，官僚政治受法律調節，但在中國法律並不獨立，法律從屬於道德，為行政服務，也成為穩定社會秩序，鞏固統治的制度。所謂「德禮為政教之本」③，法只是一種輔助的手段和教條式的工具，這導致長期以來法律不能得到人們的有效重視和信仰。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強調對禮義的追求，提倡綱常倫理。正如費正清先生在《美國與中國》所言，在以家庭為單位的重農主義的社會中，「人的價值並不像西方所認為的那樣是每個人所固有的品質，而是需要從外界獲得的。一個人的行為好壞主要應看它對社會福利、安定與是否有貢獻來判斷，個人本身也是不受贊揚的，因此中國所存在的一種政治傳統即為家長式的控制。」④這種影響是巨大的。一方面，這導致「人情」、「等級」和「面子」成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因子。
而這對我國當今法制建設的影響，是極其不利的。近年來「打官司就是打關系」、「一紙司考不如有個叫李剛的爹」等一些言論從側面體現出，我們的社會建立在一種錯綜復雜的關系網上，而在此當中，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地位和尊嚴所體現出的價值越發的小，心甘情願也好被迫無奈也好，只有屈從和扎入這一張張類似等級制度的大網才能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從而進一步的導致在某些司法當中「以亊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這一原則的陷落和法律本身公信力的下降。另一方面，在此基礎上一旦少了等級和家庭的一定程度的約束，對社會規則的漠視就很可能導致侵權行為的發生，受侵害的客體既可能是公共利益也可能是私利，而這與法制建設中，人們對法律這種社會公共規則的敬畏和自覺的遵守的目標是截然相反的。
崇尚「以和為貴」、「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這種基礎下，造就了不管是在統治者還是人民，還是立法、司法中都存在的「無訟」的價值取向。再加上「重獄輕訟」的訴訟制度，這使得自古以來人民的權利意識淡薄。人民沒有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權利的意願和傾向，當權利受到侵害時卻向權力尋求救濟(而這通常是非法的)，或是乾脆選擇忍氣吞聲。目前我國當下「主流」的觀點類似於「先中體西用，再逐步過渡到西體中用」的文化價值取向。但是新型法制建設的要求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要求顯然是沖突激烈的，在「中體」思想的引領下依然是無法擺脫人治和人情關系的窠臼的，而這將是法制建設的致命傷。那麼這是否意味著我們要全盤否定拋棄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呢?這顯然是不行的。那麼在新型法制化建設的浪潮中我們應當如何取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實現自己的「華麗轉身?」一是堅決破除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不利於進步的部分，弘揚吸收西方的先進法律精神。可以大膽的說，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大部分是不利於法制建設的，而造成這種問題的原因當然有方方面面，但在當今世界市場經濟的大勢下，這不僅是我國發展的要求，更是一種不可逆的趨勢。
二是制度改革和完善。
制度的不完善更是為權力的濫用和腐敗煽風點火。不能讓「黨」的頭銜成為某些不法分子的「免罪金牌」和特權標志。對於作為執政黨隊伍，對其違法行為更應當透明的依法處置。」減少權對立法、司法的干預，重視憲法的地位，逐步建立違憲審查機制(憲法雖然是充滿政治意識形態的產物，但是對於違反憲法的必須採取得到法律的制裁和追究，否則憲法將淪為一種形式主義的文字)，加強對權力的監督，使得立法、司法、行政三者相互獨立又互相牽制。不僅是立法、司法制度面，作為行政的執政黨，也應當加強自身的建設。這是破除等級和特權勢力風氣的關鍵，使得法治得到真正保障的關鍵。三是文化大環境的建設和 教育 的改革。我國沒有西方深厚的__宗教的傳統，這正是一個很好的基礎;所以，要培養大眾對法律的信仰，把法律作為自己的「宗教信仰」，減少政治和意識形態在文化和教育中的影響，提高公民的權利意識，提倡多樣化的文化，同時又要適當的運用中國傳統法律道德的教化作用，把「無訟」最為發展的最終目標而不是過程。從文化教育入手，加強法制的教育，是一種廣泛的必要的保障。
培根說過，「對於一切亊物，尤其是艱難的亊物，人們不應期望播種與收獲同時進行，為了使它們逐漸成熟，必須有一個培育的過程。」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是不可能消失的，中國的法制化建設必然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的不僅是眼光和視野，更需要的是決心和毅力。我們必須站在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 經驗 和當今時代發展的趨勢下，既要大膽的吸收和借鑒西方先進的法律文明，又要理性的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進行取捨，真正從權力社會走向文明的法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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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法學畢業論文
法學畢業論文
大學生活又即將即將結束，大家都知道畢業前要通過最後的畢業論文，畢業論文是一種有準備、有計劃、比較正規的、比較重要的檢驗大學學習成果的形式，畢業論文應該怎麼寫才好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法學畢業論文，歡迎大家分享。
法學畢業論文 篇1
摘要： 在當代中國，隨著社會的向前發展，經濟實力逐漸增強的今天，，由於多方面的原因，搶劫罪問題仍然還很突出。其造成的社會危害是人所共知的，因而加強對搶劫罪的犯罪構成和對搶劫罪的定罪問題進行討論是法學界關注的重要課題。本文運用法理學、法律社會學等多學科理論，綜合分析了當代中國搶劫罪的各種狀態、特點，及罪與非罪的對策。第一章從搶劫罪的概念入手，闡述了構成搶劫罪幾個要件。第二章討論了社會危害性是判斷罪與非罪的根本標准。第三章從暴力下限入手，分析了實施犯罪的手段的暴力問題，第四、五、六、七章從不作為的脅迫與暗示的脅迫劫財、不動產及財產性利益、對象以侵犯甲的人身權為手段，當場獲取乙的財物等幾個方面是否構成搶劫罪入手，研究了常見的幾種難把握的搶劫罪。結論提出了在實踐中對搶劫罪定罪量刑應注意的問題。
關鍵詞： 搶劫罪社會危害性罪與非罪對策
目錄
中文摘要……………………………………………………………………………(1)
目錄…………………………………………………………………………………(2)
前言…………………………………………………………………………………(3)
一、搶劫罪的概念…………………………………………………………………(3)
二、社會危害性是判斷罪與非罪的根本標准……………………………………(3)
三、實施犯罪的手段的暴力問題…………………………………………………(4)
四、不作為的脅迫與暗示的脅迫劫財是否構成搶劫罪…………………………(5)
五、不動產及財產性利益能否成為搶劫罪對象…………………………………(7)
六、以侵犯甲的人身權為手段，當場獲取乙的財物是否構成搶劫罪…………(9)
結論…………………………………………………………………………………(9)
參考文獻……………………………………………………………………………(10)
致謝…………………………………………………………………………………(10)
前言
搶劫罪是一種嚴重侵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的犯罪，歷來為我國刑法重點打擊。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見到這類案件的發生，且案情非常復雜。《刑法》第263條對此作了一個較具體的規定。但由於立法對文字簡明性、概括性的要求，使得法條不可能明確而全面地表述所有實際情形。對於搶劫罪的許多方面，歷來多有討論，首先，在罪與非罪方面，因為涉及是否需要立案、採取偵察措施、提請逮捕、起訴等問題，因而是個首要問題。本文試選擇幾個對定罪有著重要影響且有爭議的問題加以討論，以期對實際工作有所裨益。
一、搶劫罪的概念
搶劫罪是指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行劫取公私財物的行為。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公私財物的所有權和公民的人身權利。
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在實施搶劫行為時，不僅造成公私財產的損失，而且可能造成人身傷亡，這既是搶劫罪區別於其他財產犯罪的重要標志，又使搶劫罪成為侵犯財產罪中的最嚴重犯罪。犯罪對象是公私財物和他人的人身。
本罪客觀方面表現為對財物的所有人、持有人或者保管人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者以其他方法，劫取財物的行為。暴力，是指對被害人的身體實行打擊或強制，使被害人不能或不敢反抗的行為。如毆打、捆綁、傷害、禁閉等。暴力行為只要足以抑制對方的反抗即可，不要求事實上抑制了對方的反抗，更不要求具有危害人身安全的性質。脅迫，是指以當場立即使用暴力相威脅，對被害人實行精神強制，使其不敢反抗的行為。脅迫既可以是用語言脅迫，也可以通過動作、手勢進行。其特點是如不交付財物或者進行反抗，便立即實現脅迫的內容。其他方法，是指除暴力、脅迫之外，使被害人不知反抗或喪失反抗能力的強制方法。如用葯物麻醉、用酒灌醉、使人中毒等。
本罪犯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主觀方面是故意，並具有非法佔有公私財物的目的[1]。搶劫的故意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已的搶劫行為會發生侵犯他人人身與財產的危害結果，並且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其中，行為人對他人造成財產上的損害只能是希望心理，但對他人造成人身上的侵害則可能是放任。由於造成他人人身傷亡不是搶劫成立所必需的要件，所以從整體上來說，搶劫罪的故意是一種直接故意，即以非法佔有為目的。
二、社會危害性是判斷罪與非罪的根本標准
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特徵。一種行為之所以成為犯罪且受到刑罰的懲罰，其根本原因是這一種行為嚴重侵犯了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犯罪構成是社會危害性的外在法律體現。一般地，行為如果符合犯罪構成，那麼這一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就達到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這一行為就構成犯罪。但實際情形並不總是這樣簡單。犯罪構成要件只不過是從繁雜的實際犯罪情形中概括、歸納出來的，是決定犯罪行為社會危害性的主要方面，並非全部。許多不為犯罪構成所包括的方面，諸如犯罪的動機、情勢的需求(如國家根據社會治安形式的變化在不同時候採取從重或從輕的刑事政策)、實際情形的變化(如投機倒把行為在計劃經濟年代與市場經濟年代罪與非罪的變化)等等方面都會影響行為在特定條件下的社會危害性。有許多行為，從犯罪構成要件上看，是完全具備的，但一旦綜合考慮行為的方方面面，其社會危害性就減低而不夠刑罰標准。正是考慮到這一情形的實際存在，為了盡可能准確到做到罪刑相適應，保證刑罰預防目的的實現，《刑法》在總則第十三條賦與執法者自由酌量的權力：「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實際工作中，我們往往只顧及行為是否具備搶劫罪的犯罪構成要件而不綜合考慮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大小，因而出現許多不妥的地方。如：
因為搶劫罪是一種嚴重侵犯人身權、財產權的犯罪，因此《刑法》沒有象盜竊罪一樣對財物數額作出要求，而且年滿14周歲以上的公民都可成為犯罪主體。司法實踐中，對一些青少年，甚至是剛滿14周歲的在校生，以輕微的暴力行為如打幾個耳光，踹幾腳，向同學索要幾元錢的行為，一律以搶劫罪刑拘、逮捕、起訴。從犯罪構成角度看，這樣的行為無疑是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的，但正如上文所述，相對於社會危害性來講，犯罪構成是一個極抽象的概念。實際上在執法過程中，不但要分析這些特殊情況是否符合搶劫罪的犯罪構成，還應根據一般的社會常識及公眾心理，分析這樣一些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是否達到或接近搶劫罪的社會危害性。搶劫罪的最低刑期是三年有期徒刑，如果類似本文列舉的這樣的行為都以搶劫罪定罪判刑，筆者以為，無論是從對青少年犯罪以教育為主，懲罰為輔這個刑事政策角度，還是從刑罰追求罪刑相適應，以期達到預防目的這個角度講，都是不妥的。而且，雖然在刑法裡面，沒有對搶劫罪的財物數額作出一個下限規定，但刑法總則第九條關於罪與非罪的規定，無疑對刑法分則是有指導意義和法律束縛力的。當然，對於某些所搶財物數額雖小但手段較嚴重的行為，則是依法應予嚴懲的。搶劫罪侵犯的是公民人身權和財產權。只有對這兩種權利的侵害程度的綜合，才能說明某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
三、實施犯罪的手段的暴力問題
「暴力行為」是搶劫罪最常用的手段行為方式，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權、健康權直至生命權的施加於人身的強力打擊和強制行為，還包括捆綁、強力禁閉、扭抱、毆打、傷害直至殺害等程度不同的侵犯人身的表現形式。搶劫罪的暴力行為必須是當場實施的，而且是被作為當場強行非法佔有他人財物的手段行為加以實施的。這種暴力行為指向的對象，一般是財物所有人或者保管人本人，因為在多數情況下，只有向這些人施加暴力，才可能進而非法佔有財物;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暴力也可能施加於在場的與財物所有人或保管人有某種親密關系的人。與「財物數額不是搶劫罪成立的必備要件」這一共識相反，理論和司法實踐中，對於暴力行為的上下限問題，各人理解不一。暴力行為的上限即「以暴力手段實施搶劫致人死亡」是否包括故意殺人，本文認為，如果行為人把故意殺人作為當場劫取財物的一種手段行為，則以搶劫罪而非故意殺人罪定罪判刑。對為了事後獲得被害人的財產，先將被害人殺死的應認定為故意殺人罪，而不是搶劫罪[1]。但對於暴力程度的下限問題，在實際工作中往往沒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很難把握。前蘇聯、日本、北朝鮮等國都明確規定暴力行為的程度必須達到「危及被害人生命與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等程度[2]。目前我國對此法還無明文規定，筆者認為，不應規定暴力程度的下限，理由如下：
一是搶劫罪既侵犯了公民的財產權，又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權。兩種權利的被侵害程度對於說明某一搶劫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而言，具有相等的意義。認為財物數額可以沒有下限而暴力程度需要下限，這是沒有道理的。
二是以暴力劫財的本質特徵是：以暴力為手段行為，意圖使被害人不敢、不能或不知反抗，從而達到當場劫財的目的。只要行為人主觀上意圖以此暴力行為達到當場取財的目的，而且客觀上實施了暴力劫財行為，就符合搶劫的本質特徵，而不問這一暴力是否足以危害生命、健康或足以抑制他人的反抗。而且每個被害人的身體狀況都是不同的。有些時候，較重的暴力行為不一定能危及生命、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而有些時候較輕的暴力卻能夠做到。如果認為暴力程度一定要有所謂的下限，那麼，前者不成立搶劫罪而後者成立，這顯然是不附合邏輯的。
三是輕微的暴力劫財與脅迫劫財的社會危害性相當。脅迫的暴力內容，不管有多嚴重，它畢竟只是一種現實可能性，末造成實然的人身傷害結果。輕微暴力雖然程度輕微，但畢竟已造成實然的傷害結果。從這點上講，哪怕最輕微的暴力行為都要比脅迫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大。前者定性為搶劫，而後者不定為搶劫，沒有道理。
四是從實際操作情況看，如果承認暴力程度下限的存在，則因為"輕微暴力"是一個極其模糊的概念，易造成執法者理解不一，而導致執法混亂。
當然，在理解「暴力程度沒有下限」的時候，跟理解「財物數額沒有下限」一樣，除了考察這兩者本身，還應綜合這兩者來判斷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大小。
四、不作為的脅迫與暗示的脅迫劫財是否構成搶劫罪
對於脅迫的習慣理解，如暴力一樣都是一種主動的作為。但不作為同樣可以成立脅迫。實際情形中，也常常存在通過不作為的脅迫當場取財的情形。主要有如下三種情況：
❹ 求關於公民隱私權的法學本科畢業論文一篇約5000到8000字左右
目 錄
一、隱私權的涵義及歷史沿革…… 1
二、我國隱私權的保護現狀……… 3
三、我國隱私權的保護方式…… 5
四、我國隱私權的保護體系中存在問題與完善… 8
內容摘要：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法律意識的增強，自我隱私保護的觀念也逐漸得到社會的認同。對公民隱私權的保護程度標志著一個社會的法制和文明程度。世界各國對公民隱私權保護都有相關的立法，然而，我國法律在隱私權保護方面的立法顯然不足，同其他國家相比在隱私權保護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待於進一步完善。我國現行法律對公民隱私權保護缺乏力度，對隱私權的保護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規定，只是使隱私權初見於成文法律，問題在於是間接保護，而不是直接保護，往往讓受害人處於尷尬的境地，故用法律手段直接保護公民隱私權就成為理論界和實踐中不容忽視的問題。
關鍵詞：公民隱私權形成特徵保護 立法保護
隱私，又稱私人生活秘密或私生活秘密，是指私人生活安定不受他人非法干擾，信息保密不受他人非法搜集、刺探和公開等。隱私權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寧與私人信息一並受到保護，不被他們非法侵擾、知悉、搜集、利用和公開的一種人格權，是公民對自己個人信息、個人寧靜生活以及決定私人事務等享有一項重要民事權利，它包括個人信息的保密權，個人生活不受干擾權和私人事務決定權。作為公民的一項人格權，隱私權在性質上是絕對權，其核心內容是對自己的隱私依照自己的意志進行支配，其他任何人都負有不得侵害的義務。目前我國在人格權保護上，其制定的法律較為完善，但仍然沒有形成價值趨向明確的體系。特別是隱私權法律沒有明確的條款加以保護。本文旨在通過對公民個人隱私權的法律保護的分析，來闡釋個人觀點。
一、隱私權的涵義及歷史沿革
（一）隱私權的涵義
隱私權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寧與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擾、知悉、搜集、利用和公開的一項人格權。
隱私權是一種具體的人格權，基本內容包括以下幾項：
（1）隱私隱瞞權。又稱保密權，它首先包括公民對身體隱秘部位的保密權，這是公民一項最根本的隱私權，從上述隱私權的特徵可知，隱私權是一種與公共利益無關的人格權，故權利主體有隱瞞的權利，是維護自身人格利益的需要，最典型的例子，婚戀中的男女雙方對以前的婚戀史、性生活行為史有隱瞞對方的權利。而現實生活中，作為坦誠的一方往往得不到對方的諒解從而造成婚戀關系破裂。這種隱私權專指自己對自己的隱私有不向任何他人告知的權利。
（2）隱私利用權。公民對自己的隱私，不但享有消極隱瞞不用的權利，還同時享有利用的權利，這種利用權是指公民對自己個人資訊進行積極利用，以滿足自己精神、物質等方面需要的權利，這種利用可以是自己利用，也可以是允許他人利用。
（3）維護權。是指權利主體對於自己的隱私所享有維護其不可侵犯，並在
受到非法侵犯時可以尋求司法保護的權利。
（4）私支配權。是指公民對於自己的隱私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進行支配。
（二）隱私權的歷史沿革
隱私權的概念和理論，最初源於美國。近現代的法制化進程中，沒有隱私權的概念，《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作為大陸法系民法典的代表，也沒有隱私權的概念，所以也就沒有隱私權的理論。1980年，美國法學家路易斯�6�1布蘭蒂斯和薩莫爾�6�1華倫在哈佛大學的《法學評論》上，發表了一篇著名的論文《隱私權》，提到「保護個人的著作以及其他智慧感情的產物之原則，是為隱私權。」當時英文裡面提到隱私權的概念是這句話：「就是讓我獨處一種權利，讓我獨善其身的一種權利，不受別人打擾的一種權利。」文章特別強調上述權利是憲法規定的人所享有的權利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文明教養達到一定程度的人才會認識到它的價值，進而珍視它。此後，這項關於隱私權的理論，開始受到廣泛的重視和承認。
關於隱私權，學者們對其下了許多種定語。（1）美國學者威廉�6�1荷爾在《新聞法》中認為，隱私權可以下定義為一種每個人要求個人的私人事務未得到本人的同意以前，不得公之於眾的自然權利，或個人私事未經允許不得公開的權利。（2）英國學者認為隱私權是公民享有的關於個人私生活不受他人侵犯、不為他人非法公開的權利，並將侵害隱私權的形式歸納為侵擾、盜用及披露私人事務等三種。（3）日本學者前田雄二認為隱私權是保護個人私生活秘密、控制個人情報流傳的權利。人，無論誰都具有不願被他人知道的一部分私生活。這些如被窺見或者公開發表，讓很多人知道，便會覺得羞恥不快。（4）我國台灣學者呂光認為：「隱私權是對個人私生活的保護，使每個人能安寧生活，不受干擾，未經本人同意，其與公眾武官的私人事務，不得刊布或討論，其個人姓名、照片、肖像等非事前獲得本人同意不得擅自使用或刊布，尤不得做商業上的用途。」（5）我國大陸學者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有如以下幾種：佟柔認為：「隱私權是指公民對自己的個人私生活秘密和個人生活自由為內容，禁止他人干涉的一種人格權。」王利明認為，「隱私權是自然人享有的對其個人的、與公共利益無關的個人信息、私人活動和私有領域進行支配的一種人格權[1]。」楊力新認為，「隱私權是自然人和社會組織對其秘密信息加以控制、保護的權利。」張新寶認為，「隱私權是指私人
生活安寧不受他人非法干擾，私人信息保密控制私人活動、個人信息等私人領域內不為或不欲為他人所悉的秘密，禁止他人干涉的權利，但不以危害公共利益為限，包括動態性和靜態性的隱私權[2]。」
我國對隱私權的保護，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規定，但是隱私權保護在1988年《關於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1993年的《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均規定：公布、宣揚他人隱私，致使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應認定侵害他人名譽權。使隱私權初見於成文法律，但是問題是間接保護，而不是直接保護。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關於確定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隱私權雖沒有被認為是一種獨立人格權，利益受司法保護，但是該解釋隱含侵害隱私權保護的內容，仍不失為一種立法和法律研究的進步，但法律在隱私權保護方面的立法顯然不足，由此可以看出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在隱私權保護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待於進一步完善。
二、我國隱私權的保護現狀
侵犯公民隱私權的現狀在我國司空見慣，遺憾的是時至今日，隱私權在我國法律叢林中尚無一席之地，迄今仍未明確將隱私權作為一種獨立的法律權利從立法上予以確認，有關隱私權保護的曖昧性規定散見於若干法律之中，就連《民法通則》也通篇不見隱私權的蹤影，這不能不說是我國民事立法的一大缺憾。由於立法的缺席，因侵權的保護往往於法無據，致使公民隱私權的司法救濟相當尷尬和被動。最高法院的司法結實將隱私權納入名譽權的范疇予以保護，涉嫌侵犯隱私權的官司，通常只能牽強附會地以侵犯名譽權、肖像權或姓名權等為案由立案審理，這種張冠李戴的司法器官令人匪夷所思。
目前我國還沒有專門的法律來保護個人資料不被泄露和濫用，立法上遠未形成完整體系，司法審判的經驗欠缺，理論研究也比較落後。因此可以說，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安全，是社會發展給立法工作提出的迫切要求。個人資料被商家使用本是無可厚非的，因為商家需要利用用戶資料以獲取更大的商業利潤，同時消費者也需要獲得更多、更周到的商業服務。而目前的問題在於，大多數商業公司收集個人資料時，沒有明確告知用戶將如何管理和使用這些個人資料，在用戶不知情的情況下，擅自將用戶資料作為商業用途等等。尤其是，一些單位或個人利用工作崗位的特殊性，將居民提供的個人資料作為商業情報，提供一些商業公司賺錢，甚至於倒買倒賣用戶資料。比如將孕婦體檢、生產分娩、幼兒入托、上幼兒園、小學等資料和信息出賣給相關商業公司，這些公司在從中挑選目標客戶，從事商品銷售等活動。在用戶不需要相關商業服務的情況下，這樣的銷售就干擾了人們的正常生活，給人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麻煩。尤其是近年來大量發生在醫院的患者隱私權被侵犯的案例，實在令人觸目驚心，於是，醫院也被稱為「最沒有隱私的地方」。據報道，新疆石河子市某婦女在醫院作婦科檢查時，事先並未徵得本人同意，醫院竟將她當成教學的「活標本」，讓十幾個實習醫生圍著她觀摩身體各部位。尊重並保守患者的個人醫療隱私，不僅僅是醫院的義務及醫生的職業道德，同時也應成為醫院及醫生的法律義務。我國律師法明確規定律師「不得泄露當事人的隱私」，但醫療隱私權的保障問題卻沒有在現行《執業醫師法》予以規定之中，立法缺憾主要是由於觀念滯後所致。
❺ 正義價值的法學研究論文
正義價值的法學研究論文說明了正義這一價值追求在經濟法價值體系中的特殊性。
正義價值的法學研究論文【1】
[摘要] 正義與法有著密切的聯系，從古典自然法學家直到當代風行的社會法學家，在各時代法學家的一步步詮釋中，正義從法的一種必然內涵直到現在成為評價法律的一個標准和法律所要追求的一種價值。
[關鍵詞] 法的價值經濟法的價值正義實質正義
在我國，對法的價值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法律」二字的形成及其被賦予的含義上。
我國傳統的法的價值觀可以說是從古代社會發產生之日起，一代一代流傳下來的法的價值觀念的總和。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確立以及資本主義法律理念的引進，使得法的自由價值觀、平等價值觀、等內容引起了法學家們的關注，並在研究中一步步確立了其地位。
經濟法是與市場經濟同步產生的，它調整對象的特殊性決定了它的特殊價值取向。
一、經濟法的正義價值的概念分析
在歷史上，對於正義的理解非常豐富。
就像博登海默在他的著作里提到的一樣「正義如同普羅米修斯的面孔一樣變化無常，隨時可能呈現不同的形狀，並且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正義」有著不同的內涵，並且為不同時代的思想家所信仰。
在它具有的價值序列中，自由、平等、安全曾先後被不同的思想家放置在價值序列的頂層。
對於經濟法這一特殊的部門法而言，它調整對象的經濟性及調整方法的強制性都決定了其價值基礎的特殊性。
從這一點出發，筆者認為博登海默教授提出的對於正義的理解符合經濟法的價值追求，即「滿足個人的合理需要和主張，並與此同時促進生產進步和提高社會內聚性的成都―這是維持文明的社會生活所必需的，就是正義的目標。」
二、正義――經濟法價值體系的基礎
古希臘有句著名的格言:「正義乃百德之總」。
這一格言形象地說明了正義這一價值追求的特殊地位。
的確，正義這一價值是一個可以涵蓋指導其他價值追求的全局性的價值追求。
1.正義作為經濟法價值基礎的可能性
法的價值從哲學意義上分析一方面具有客觀需要性，另一方面具有對於主體的有用性或積極性。
具體到經濟法這一特殊的法律部門中，經濟法的存在也是基於社會發展的需要。
它的調整對象是國家宏觀調控關系與市場規制關系，有很大部分是涉及不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
在經濟法中，更多體現的是一種間接手段，其領域是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創造一個良好的、有秩序的競爭及生存環境。
筆者認為，從以上對於正義的分析中可以得知正義內涵的廣泛以及適時性，正義作為經濟法價值體系的基礎，其他價值在此基礎上衍生、擴展但同時被其指導，這將是一種適合當代經濟法發展的價值體系的設計。
2.正義作為經濟法價值基礎的必要性
在個人正義的理解中，有一種認為正義就是遵守法律。
古希臘智者色拉敘馬霍斯在與蘇格拉底辯論正義的含義問題時指出:「政府制定法律，違法者就有不正義之名。」他的隱含意思是，正義就是指人的行為遵守法律、符合法律這種狀態。
從此引發，我們可以設想：如果被遵守的法律即是不正義的，那麼行為的正義也無從談起。
所以可見法律本身的正義的重要性。
這是保證個人正義的前提條件。
經濟法的發展經歷了戰爭經濟法階段、危機應付階段以及自覺維護經濟協調發展的經濟法階段這三個由低到高的階段。
在此階段中，市場經濟由自發的競爭發展到社會化條件下國家以經濟法來協調維持。
從經濟法的發展歷程中可以發現經濟法社會性的特徵，而經濟法的價值作為經濟法追求的目標，正義作為社會經濟秩序的一種衡量標准，以其作為經濟法的價值基礎是無可厚非的.。
三、經濟法正義價值內涵的延伸
1.由形式正義到實質正義
實質正義是與形式正義相對而言的，這里的形式正義的基本含義是指：對於相同的情況給於相同的對待。
現代形式正義觀的代表人物為佩雷爾曼， 他試圖從各種復雜的正義定義中抽象出一種可以適用於不同正義概念的定義公式，他認為「所謂的形式正義就是要求以同一方式對待人，就是同一基本范疇的人都應受到同等待遇的活動原則。」
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家、強勢團體、壟斷等等這一切經濟政治實體的存在造成了個人之間、個人與團體之間、團體與團體之間的實質不平等。
在現實條件下，形式正義本質上已成為一種不正義。
經濟法作為對於民法的補充而出現，必須正視建立在對於19世紀社會經濟條件判斷基礎上的平等性與互換性的喪失，由此帶來的從形式正義到實質正義的變更。
實質正義強調針對不同情況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調整。
經濟法的實質正義要求根據特定時期的特定條件來確定經濟法的任務，以實現最大多數人的幸福、利益和發展。
2.公平與效益的兼顧
羅爾斯把公平作為正義的首要要素和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
「任何一種理論、法律或是制度，不管怎麼樣有用和巧妙，但只要它是不正義的，就一定要被拋棄和消滅」但與此相對應的，效益也是法的價值目標之一。
在實踐中，追求效率必然會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但過分的追求公平也會損害一部分人的效益。
效益是指減去投入後的有效產出。
在法的效益價值中，社會效益價值是與公平的追求同向的，即維護社會公正。
法的社會效益追求中，力求以法的形式為社會機構的運作創造一套行之有效的准則，避免假公濟私、效率低下。
但法的經濟效益追求有時可能會損害公平。
但是並不是說效益與公平是完全對立的。
二者同作為經濟法的價值目標，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效率優先並不意味著不要公平，而是要在實現效率的前提下，盡可能的保證公平的實現。
綜上所述，正義價值作為人類永恆追求的價值目標之一，有可能也很有必要成為經濟法價值體系的基礎，在全局上指導並且涵蓋經濟法的價值體系。
參考文獻:
[1]博登海默著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第2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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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卓澤淵著:《法的價值論》，法律出版社,第503頁
[4]沈宗靈著:《現代西方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第112頁
法的正義價值論文【2】
【摘 要】自從法產生以來，關於法的價值問題法學界從來沒有停止過爭論。
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盧梭、孟德斯鳩至近代的羅爾斯都提出了自己對法的價值的追求與探索。
法是社會發展的產物，是階級、私有制、國家產生的必然結果。
不論是雅典的城邦、古埃及、羅馬，還是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中國，無一例外的都有自己自成體系的法律。
從法的發展歷史來看，毫無疑問，法是有價值的，但究竟什麼是法的價值，法又有哪些價值呢?這困擾著我們無數的法學研究者。
法的價值是法產生的動因，人類對法律不懈的探索究竟在追求什麼?古往今來，人來一直在追求正義，希望受到正義的對待，社會公平，人人平等。
正義為什麼一直受到人類的追捧，法的價值是否也在於實現正義。
【關鍵詞】法的價值;正義價值;分配正義
「任何值得被稱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須關注某些超越特定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相對性的基本價值」法的價值體現法的精神，法的精神決定法的價值，進而影響立法，影響著整個法律體系的運行。
但凡民主文明講究平等和諧的國家法律發達，對法的價值問題研究深入，成果豐碩。
而統治者根據自身好惡無視社會承受能力，肆意訂立法律的國家，命運無不是被人民推翻或遭外敵入侵而覆滅。
法的價值是一個抽象而復雜的概念，也是法學研究不能迴避的難題。
一、法的價值含義
價值是一個哲學范疇，被廣泛應用於社會的眾多領域，政治、經濟、文化無不廣泛使用價值。
國內法學界對價值定義時多從主客體的關系出發，既強調價值客體的屬性，又認為不能忽視主體的需要，認為價值是客體的屬性對主體的需要的滿足關系。
「『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也許我們應該從更為朴實的角度來探討「價值」，從而揭示價值的本質。
可以這樣認為，「價值」是一種特定的關系背景下的事物的存在、屬性、作用等。
法的價值依據價值的概念是指，與主體的需要、訴求具有相洽互適性的，從而受到主體的珍視、重視的事物的存在、屬性或作用。
根據使用的情況不同，法的價值可以有以下三種含義。
第一，目的價值，指稱法律在發揮其社會作用的過程中能夠保護和助長那些值得希冀、追求或美好的東西。
「法律的重要價值就是保護人權」，「程序法具有確保司法公正的價值」，等等。
在此種情形下，法的價值更多的體現為對人們追求的美好事物的保護作用，是法對社會的作用，存在於法的自身之外。
第二，形式價值，指稱法律自身所應當具有的值得追求的品質和屬性。
如，法應該邏輯嚴謹，應當簡明扼要，而不是自相矛盾、含混繁瑣。
此種意義的法的價值更強調法的自身，形式上的法應該具有的被人們追求和珍惜的東西。
第三，評價標准，指稱法律所包含的價值評價標准。
這更多的受到西方影響，是以法的價值平價標准去評價社會上與法有關的現象，如合法行為與違法行為。
二、法的首要價值
(一)法的三種基本價值形態
1. 正義。
「正義有著一張普羅透斯似的臉，變幻無常、隨時可呈不同形狀並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在社會生活中，正義有多種不同的含義。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一種正義;「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是一種正義;在早期資產階級革命中，「自由、平等、博愛」也被視為一種正義。
決定法的價值中的正義，是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
社會基本結構指社會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權利和義務，決定由社會合作生產的利益劃分方式。
「一個社會體系的正義，本質上依賴於如何分配基本的權利義務，依賴於在社會的不同階層中存在著的經濟機會和社會條件。」這對於個人生活的影響具有根本性。
作為社會主要制度，社會基本結構影響著人們的基本前景即他們可能希望達到的狀態和成就。
對法律的正義價值也有決定性的影響。
可以說，法的正義價值在於保障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讓人們享有正義的權利承擔正義的義務，正義地分配社會財富、經濟機會和社會條件。
2. 秩序。
學界不乏關於法律秩序的診釋。
「 制度論」 和「 結果說」 是西方學人對法律秩序的兩種重要界說。
「 制度論」 把法律秩序等同於法、法制或法的體系。
「 結果說」 則視法律秩序為法作用於社會所形成的一種社會結果。
法律秩序是一種社會狀態，一種由實體性的制度和觀念化的意志所合成的社會狀態。
實體性的制度是說法律秩序是以法的形式存在的社會規則，為實現這些規則還存在著一定的物質設施如法庭、監獄、警察等等。
法律秩序價值也是法的其他價值得以實現的前提環節。
法的價值誠然遠不止確認和維護一定的社會秩序。
但所有法的其他價值都離不開秩序價值。
任何法都會體現一定的社會秩序、利益、正義，但一定的利益、正義的確立和實現，都離不開一定社會秩序的確立和實現。
3. 自由。
個體可以是自由的、獨立的，但仍然是全人類整體的一分子;不但每個人的自由能依據普遍的自由規范而與他人的自由相協調，而且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個人自由主要表現在人格獨立、人格尊嚴、抉擇自由、自我實現等方面。
人是社會中的人，自由的實現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法律保障人的自由，便成為法的重要價值形態之一。
(二)正義乃為法的首要價值
「法的目的價值構成了法律制度所追求的社會目的，反應著法律創制和實施的宗旨，它是關於社會關系的理想狀態是什麼的權威性藍圖，也是關於權利義務的分配格局應當怎樣的權威性宣告，無疑法的目的價值是整個法的價值體系的基礎……」法的目的價值是法產生的動力也是法實施的宗旨，形式價值和評價標准都是為一定的目的價值服務的。
而在法的目的價值中，秩序，自由，正義是其基本的價值形態。
所謂基本是指法的目的價值最重要，最根本的價值目標。
然而由於人類生活需求的多樣性，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便產生了發的價值沖突。
即在有限的社會資源中滿足人類眾多不同的價值追求時產生的競合狀態。
秩序與自由的沖突，正義與秩序的沖突，秩序與自由的沖突常常出現在我們生活中，而這也是困擾立法者法學家的難題。
這時便需要法律的協調整合。
法的價值都是值得希求和珍視的美好之物，如何協調整合法的價值沖突謀求價值總量最大化呢? 首先應該堅持兼顧協調的原則，因為法的價值都是值得希求和珍視的美好之物，應該最大限度地協調它們之間的關系，盡可能的避免、化解或弱化價值沖突。
然而，當協調兼顧已無法達到化解價值沖突時應遵循「兩善相權取其重」的標准。
而正義價值則是我們應該首要保護的價值，是法的首要價值。
亞里士多德曾經提出「正義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的命題。
可以說，自由與秩序是手段價值，是實現正義的手段，正義才是法律追求的最終價值目標。
「法律或成例就是正義的一種衍生物」「要使事物合乎正義，須有毫無偏私的權衡;法律恰恰正是這樣的一個中道的權衡」正義是人類永恆的價值追求和重要美德，亦是衡量法律之善的首要尺度。
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正義一直是引導法律產生、完善和不斷發展的重要力量。
在法的諸價值之中，法律與正義價值的關系最為密切，亦是法的價值理論體系中的核心論題。
人們在論及法律或對法律制度進行評價時最常使用的是「正義」這一詞彙，以至於法律的其他道德品質都顯得那麼不甚重要或突出。
正義在法的諸價值之中具有優先性地位，法律的有效性亦取決於法律自身的正義程度，對正義價值的追求亦是法律產生的社會根基和根本前提。
正義是法的首要價值，法律需要正義價值之引導，亦必須體現正義之精神。
正義作為一種倫理觀念和價值准則十分廣泛而深刻地存在社會生活之中，並一直引導並推動著法的生成、發展和不斷完善。
一般來說，符合人們普遍的道德觀念或價值准則即是正義的。
反之，不正義則是指不符合或者違背人們普遍的道德觀念和價值准則。
「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
三、法的正義價值的兩種基本形態
(一)分配正義
亞里士多德提出了正義價值的兩種基本形態，即分配正義與矯正正義。
分配正義是根據接受者的功績來分發榮譽和獎勵。
即正義等於平等。
「相等的人分享了不相等的事物，不相等的人反而分配到了相等的事物，就是不正義。」分配正義是關於對權力、產品等社會資源在社會主體間進行正常配置的規則設計，滿足主題生存的基本需要。
可以說分配正義是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礎。
保障分配正義要求在立法等領域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合理配置有限的社會資源，使人人各得其所，各取所取，從而實現社會的正義。
(二)矯正正義
亞里士多德認為矯正正義是指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中，一個人對另一個人造成了損害，使其遭受到了損失時，就應該從損害方的好處中拿出來一些，加到蒙受損失的人那裡，以補償其損失。
從現代社會來看，矯正正義是針對資源配置過程中出現的動盪與矛盾而設計的救濟性措施。
與分配正義相比，矯正正義是一種程序正義是對失衡的分配正義進行糾錯從而實現實體正義，矯正正義主要體現在司法中。
(三)分配正義的法律體現
分配正義解決的是社會資源的計劃與分配問題，因而需要通過資源分配方案、模式等形式表現出來，而法律文本因其強制性、穩定性則成為分配正義實現的主要工具。
而另一方面，法律的終極價值就是實現正義，正義體現在法律的權利義務分配方面。
「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沒權利的義務」，法律在權利與義務方面堅持了對等原則，是分配正義的體現。
權利是法律賦予人滿足其利益的手段，義務是承擔者負擔的不利益。
法律在給公民分配權利義務時也應堅持分配正義，而這又具體體現在三個基本原則中，貢獻原則、平等原則和不平等原則，分別對應不同性質的權利義務。
第一，平等原則。
每個人不論貢獻如何，都應該完全平等地分有基本權利(人權)。
這就是權利與義務分配的「 平等原則」。
這個原則不妨簡化為六個字：平等分配人權。
平等分配人權就是按基本需要分配人權。
這一方面是因為人權就是滿足每個人的基本需要的權利;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每個人的基本需要是完全一樣的、完全相同、完全平等的。
按基本需要分配人權實際上又等於按需要分配人權。
誠然，按基本需要分配權利與按需分配權利根本不同。
但是，人權與權利不同。
人權僅僅能滿足人的基本需要，而不可能滿足人的非基本需要。
因此，按需分配人權與按基本需要分配人權是同一概念;正如按需分配食品與按生理需要分配食品是同一概念一樣。
第二，貢獻原則。
如所周知，應該按照貢獻分配權利，即按一個人給予社會和他人的利益(貢獻)來分配社會和他人必須且應該給予他的利益(權利)。
這就是權利與義務分配的「貢獻原則」：按照貢獻分配權利，按照權利分配義務。
但是按照貢獻分配權利，並不意味著貢獻越多權利也越多，相反權利應少於貢獻，與貢獻相等的是索取。
權利是一種強制的索取，如果權利與貢獻相等必會導致強者更強而弱者更弱。
因此，貢獻應多於權利多於義務。
這從另一個方面體現了分配正義。
第三，不平等原則。
每個人因其貢獻(才能和品德)不平等而應分有相應不平等的非基本權利和非基本義務。
但是，在這種不平等的分配中，獲利多者如果較多地利用了社會合作，便應該補償給獲利少者以相應的權利。
獲利越少者，對社會合作的利用往往便越少，因而所得到的補償權利便應該越多。
於是，獲利最少者，所得到的補償權利便應該最多。
這就是權利與義務分配的「 不平等原則」。
這個原則表明，社會應該不平等地分配每個人的非基本權利，因為每個人對社會和他人的非基本貢獻是不相等的：能力較強、品德較高的人，對社會和他人的貢獻便較大，因而應該分有較大的權利;能力較弱，品德較低的人，對社會和他人的貢獻便較小，因而應該分有較小的權利。
不同社會制度下法的價值內涵側重各有不同，但從總體而言，正義、秩序、自由三者構成了法的價值的基本內容。
而正義是法的首要價值，不論是奴隸社會還是封建社會下，對正義的追求法從來沒有停止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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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張文顯.法理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6-52.
❻ 法學本科論文
法學是一門嚴謹的學科，各位法學本科畢業生們，大家知道怎麼書寫一份畢業論文嗎?以下是法學本科論文範文，請參考!
關於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1】
論文關鍵詞:違約責任歸責原則 嚴格責任
論文摘要:違約責任是合同法中的一項最重要的制度,而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則是該制度的核心內容。
目前,對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
到底是採用嚴格責任還是過錯責任,無論是在法學理論界還是在司法實務界都存在比較大的爭議,文章從違約責任及其歸責原則的概述、兩大法系中關於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的比較研究出發,結合我國合同法的相關規定,對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進行論述。
一、違約責任及其歸責原則的概述
違約責任是指合同當事人因違反合同義務所應承擔的民事法律責任。
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是指當合同當事人不履行合同義務或履行義務不符合合同約定時,應憑由何種依據來使其負責。
這種依據實際上就反映了法律的價值判斷標准。
從各國的民事立法來看,有關合同責任的歸責方面,主要採納了過錯責任和嚴格責任兩種歸責原則。
確定不同的歸責原則,對違約責任的承擔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主要表現在:
1 歸責原則直接決定著違約責任之構成要件。
採納過錯責任的歸責原則,就意味著過錯乃是構成違約責任的一般要件。
而采嚴格責任的歸責原則,則表明其責任的構成不以過錯為要件,違約方是否存在過錯並不影響其對違約責任的承擔。
2 歸責原則決定了舉證責任由誰承擔。
在過錯責任的歸責原則下,非違約方僅就違約方不履行義務或履行史務的不符合約定的事實負舉證責任。
而同時採納過錯推定的方式,要求違約方承擔反證自己主觀上沒有過錯的舉證責任。
而在嚴格責任的歸責原則下,則一般不要求違約方負上述之舉證責任,也即一般不考慮其違約方的主觀過錯。
3 歸責原則決定了免責事由。
過錯責任原則的適用中,不可抗力是主要的免責事由。
但債務人因遭受意外事件且不存在個人過錯時也可以免責。
而在嚴格責任原則的適用中。
法定的免責事由主要是不可抗力。
4 歸責原則對違約責任的大小也有一定之影響。
由於過錯責任原則要以過錯為違約責任的一般要件。
因而對於違約後損失的承擔上也必然要參照雙方當事人過錯的大小。
而采嚴格責任的歸責原則,則一般不考慮雙方的過錯程度。
因此,從以上來看,弄清楚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問題就顯得十分必要了。
二、兩大法系中關於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的比較
1 大陸法系國家關於過錯歸責原則的規定。
羅馬法是在《阿奎利亞法》的基礎上,通過後來的判例和學術解釋加以補充、詮釋和發展,形成了自己系統的成熟的以過錯為基準的民事歸責原則;這一原則又在查士丁尼《國法大全》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確立和完善。
隨著社會發展。
僅有過錯責任原則還不足以維護良好的經濟和社會秩序,因此又有了無過錯責任原則。
這在羅馬法當然是作為例外。
大陸法系各國,秉承羅馬法的傳統,均以過錯責任作為違約責任的一般歸責原則。
《法國民法典》第1147條規定:“凡債務人不能證明其不履行債務系由於有不能歸究於其本人的外來原因時,即使在其本人方面並無任何惡意,如有必要,均因其債務不履行,或者遲延履行而受判支付損害賠償。
”這個條文在規定違約責任的條件時,並未提到當事人的“過錯”。
對此,可以理解為該條文所規定的當事人“不履行義務的行為”中,已當然地包含了當事人的過錯。
因為債務人盡管不能期待每一個合同都能夠得到完好的履行。
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不能期待合同能夠得到履行,但有權期待債務人將竭力做到使之能履行。
如果因債務人的過錯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適當履行,則債務人應當對其過錯造成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法國現代合同理論對合同責任進行了限制,即對債務人責任的追究。
須根據其過錯的嚴重程度。
為此,過錯被分為欺詐性過錯、不可原諒的過錯、重過錯以及一般過錯。
《德國民法典》第276條規定:“(1)除另有其他規定外,債務人應對其故意或者過失負責。
在交易中未盡必要注意的,為過失行為。
(2)債務人因故意行為而應負責任,不得事先免除。
”德國學者認為,債務人承擔責任的條件是,違反履行義務必須是由債務人的行為造成的。
而其行為必須具有過失性。
2002年1月1日施行的《德國債法現代化法》對第276條未作大修訂,仍堅持過錯責任原則。
大陸法系各國,在堅持過錯責任原則的同時,規定了嚴格責任原則的例外適用。
例如。
金錢債務的遲延責任、不能交付種類物的責任、瑕疵擔保責任、債權人受領遲延責任、遲延履行後的責任等,均適用嚴格責任原則,債務人不論其主觀上是否具有過錯,都應承擔違約責任。
2 英美法系國家關於過錯歸責原則的規定。
與大陸法系國家不同。
英美法系國家以嚴格責任作為違約責任的一般歸責原則。
在英國法上,許多合同義務是嚴格的。
確定當事人是否絕對地受有拘束去做約定的事情或者他們只是受有拘束盡可能地保障合同的履行,也就是合同當事人是否對非因自己的過錯發生的違約負責,在英國合同法上,被認為是一個合同解釋問題,即解釋當事人合同義務的范圍。
在一般意義上,此問題的答案是,合同債務是絕對的,而過錯的欠缺不成其為抗辯。
因違約引起的損害賠償責任的請求不考慮過錯。
一般來說,未能履行其注意義務是無關緊要的,被告亦不能以其盡到注意義務作為其抗辯理由。
在美國法上,強調違約損害賠償不具有懲罰性,合同法在總體的設計上是嚴格責任法,相應的救濟體系是不過問過錯的。
美國《合同法重述》(第2版)第260(2)條規定:“如果合同的履行義務已經到期,任何不履行都構成違約。
”當然,英美法系國家在堅持嚴格責任原則的同時,也規定了過錯責任原則的例外適用。
3 兩大法系國家對過錯歸責原則不同規定的法理分析。
兩大法系國家將過錯責任原則或者嚴格責任原則作為違約責任的一般歸責原則。
但並不否認其他歸責原則的適用。
也就是說,在違約責任的歸責體繫上,兩大法系國家均採用了二元制的歸責體系。
這是由交易關系的多樣性、違約發生的原因和所致的後果的復雜性所致。
一元制的歸責體系有其無法避免的缺點,即法官在審理合同糾紛案件中,難以根據具體需要而靈活運用法律來處理歸責問題,從而不利於平等地保護合同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採用:元制歸責體系,可以彌補一元制歸責體系的不足,從而實現違約責任的基本目的。
正如學者所指出的:“合同法歸根到底是要規范市民的生活,作為一種國家的上層建築,固然可以通過設定不同的構成要件。
經由法上的因果關系,達到一定的法律效果;然彼此類似的社會經濟文化生活條件既為不同的法律規則、原則提供了相似的調整基礎,又為之提出了相同的調整要求,也正因為如此,才出現了眾多殊逢同歸的結局。
三、我國合同法中的歸責原則
我國違約責任到底來何種歸責原則。
學者
間存在爭論,主要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亦是主流觀點)主張為嚴格責任原則。
《合同法》第107條中並沒有出現“當事人能夠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除外”的字樣,被認為是採取了嚴格責任原則。
第二種觀點主張為過錯責任原則。
我國《合同法》所有規則制度和條款,乃至合同法之全文都自始至終地貫穿著過錯責任的原則。
因此,只能而且必須得出“我國《合同法》體系是建立在過錯責任原則的基礎上”的唯一結論。
第三種觀,最主張以嚴格責任原則為主,以過錯責任原則為輔。
這有利於促使合同當事人認真履行合同義務,有利於保護受害方的合法權益,也符合國際上的一般做法。
筆者認為。
第一種觀點較為合理和可取。
1 在現行的合同法律中,《涉外合同法》和《技術合同法》都已經確立了無過錯責任。
前者第18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條件,即違反合同的,另一方有權要求賠償損失或者採取其他合理的補救措施。
採取其他補救措施後,尚不能完全彌補另一方受到的損失的,另一方仍有權要求賠償損失。
後者第17條有基本上相同的規定。
看來,將違約責任定義為無過錯責任在我國的合同法上是有先例的,並非新合同法的首創。
對《合同法》的制定極具價值的《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公約》及《國際商事合同通則》均規定了嚴格責任原則,新近制定的《歐洲合同法原則》亦肯定了該原則,這“應該被認為是兩大法系的權威學者在經過充分的斟酌權衡之後所速成的共識,反映了合同法發展的共同趨勢”。
在國際商業交往規則中,大多採取無過錯責任原則。
2 在訴訟中原告只需向法庭證明被告不履行合同義務的事實,不需證明被告對於不履行有過錯,也不要求被告證明自己無過錯。
這里的邏輯是有違約及有責任,違約責任的構成僅以不履行為要件,被告對於不履行有無過錯與責任無關。
免責的唯一可能性在於證明存在免責事由。
不履行與免責事由屬於客觀事實,其存在與否的證明和認識判斷相對容易,而過錯屬於主觀心理狀態,其存在與否的證明和判斷相對困難。
因此。
實現嚴格責任原則可以方便裁判,有利於訴訟經濟,有利於合同的嚴肅性,有利於增強當事人的責任心和法律意識。
3 違約責任以存在合法有效的合同關系為基礎,合同是雙方自由協商簽訂的,當然完全符合雙方的意願和利益,違約責任是由合同義務轉化而來,本質上出於雙方約定。
不是法律強加的,此與侵權責任不同。
因此,違約責任應比侵權責任嚴格。
侵權責任發生在預先不存在密切聯系的當事人之間,權利沖突的廣泛存在使損害的發展難以完全避免,因此,法律要求除損害事實之外還要有過錯要件,過錯等同於可歸責性,它使侵權責任具有合理性和說服力。
而違約責任本質上出於當事人自己的約定,這就足夠使違約責任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和說服力,無須再要求使違約責任具有合理性和說服力的其他理由。
有的學者認為在意外事故情形下,嚴格責任對債務人是不公平的。
筆者認為由於客觀原因違約,違約一方當然在主觀上並無過錯,但受害方更無過錯,況且。
債權人基於對債務人承諾的信賴,往往改變了他的處境,如果一味主張債務人無過錯而免除其違約責任,則無異於讓債權人自行承擔風險。
這顯然更不合理。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
歸責原則與歸責事由及免費事由有不同的涵義,歸責原則是貫穿於整個違約責任制度並對責任規范起著統帥作用的立法指導方針。
同一法律領域不能同時存在兩個相互矛盾的歸責原則。
嚴格責任原則是我國合同法領域的唯一歸責原則。
盡管《合同法》的相應條款規定了過錯歸責事由和免責條款,但是這些條款只是一般原則的例外,並不能改變嚴格責任原則在合同法領域的唯一性和主導地位。
論侵權法中的可救濟性損害理論【2】
❼ 法學本科論文
法學本科論文範文
作為一名法學專業的學生，我們在畢業前應該怎麼寫好一篇專業的論文呢？以下是我精心准備的法學本科論文範文，大家可以參考以下內容哦！
摘 要 法律信仰作為法治國家的精神基礎在依法治國的當今無疑意義重大，本文通過對法律信仰和良法概念的界定、什麼樣的法律才能被信仰的闡述，闡釋了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作用。
關鍵詞 法律信仰 良法 作用
一、前言
依法治國作為我國的基本治國方略已經有十二年之久，為了實現依法治國的理想圖景，我國已基本建立了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基本有法可依。雖然有法，但法律在實踐當中權大於法、人大於法、以言代法、以權廢法的現象比比皆是，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歸根到底是法律不被信仰，如果法律不被信仰，與一紙具文無異，就似伯爾曼所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①。」法律作為信仰的唯一對象在培養法律信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們究竟要信仰什麼樣的法律？良法作為一種有別於惡法的良善之法應作為法律信仰的當然對象。本文正是以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重要性為理論基礎，通過以下邏輯來分析良法的這種重要性：法律信仰是依法治國方略的精神基礎，這種精神基礎又是如何形成的？法律作為法律信仰的唯一對象對法律信仰的形成起到了關鍵性作用，那什麼樣的法律才會被信仰呢？價值合理、規范合理、體制合理、程序合理的良善之法應成為法律信仰的對象②。
二、法律信仰與良法概念界定
（一）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一詞在《辭海》中並沒有針對性的解釋，只有對信仰的解釋為：「信仰是對某種宗教，或對某種主義極度信服和尊重，並以之為行動的准則③。」謝暉教授認為「法律信仰是兩個方面的有機統一：一方面是主體以堅定的法律信念為前提並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規則作為其行為准則；另一方面是主體在嚴格的法律規則支配下的.活動④。」由此，筆者認為法律信仰是指社會主體對法律的信服和尊重，並將這種信服和尊重的心理狀態轉化為行為准則的過程。法律信仰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非靜止不動的，是包括心理狀態和行為過程的有機統一。也就是說，法律信仰不僅存在於理論上，而且踐行於法治實踐中。
（二）良法
良法是與惡法相對應的法哲學范疇，是一個廣泛且不斷發展的概念，它包括法的實質良善性和形式良善性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要對良法下個確切的概念不容易，可從良法的標准來探討良法的概念。李龍教授主編的《良法論》一書認為良法的基本標準是：價值合理性、規范合理性、體制合理性、程序合理性⑤。筆者認為，良法應從應然角度考慮，良法應是實質良善和形式良善的有機統一，由此，法律應當是怎樣的，而非法律實然或已然是怎樣的。價值合理性應是良法的靈魂，規范合理性、體制合理性、程序合理性都是為了實現良法的價值合理性服務的。因此，良法應是符合自然、社會、人類發展規律的，能夠滿足主體享有最一般人權、公平正義的，並能為大多數獨立社會主體所信奉和行使的准則。
三、法律是法律信仰的唯一對象
法律信仰作為信仰的一種，其信服和尊重的准則當且僅當是法律，而不能是諸如權力、教義、風俗習慣之類的對象，如果法律信仰除法律之外還有其他對象，那就不是法律信仰，也培養不出法律信仰。法律的三品性「自由――人權性、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濟性」是法律成為法律信仰對象的內在因素⑥。此外，規范的至上性是法律成為法律信仰對象的前提條件⑦。正是因為法律保障人權、救濟權利、實現利益的特性及其至上性，確定了法律是法律信仰的唯一對象。
四、什麼樣的法律才會被信仰
依法治國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只有建立並不斷完善法律體系才能為依法治國提供法律基礎，而法律被信仰是依法治國的精神基礎，只有法律真正為社會主體所尊崇和行使才能實現法治，但是並不是只要是法律就一定會被信仰，還要看這種法律是否具有價值合理、規范合理、體制合理、程序合理等特性，是否能夠保障人權、救濟權利、實現利益，是否能夠體現法律的應然性（公平正義性），即法律應是良善之法，是為良法。
五、良法對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
根據謝暉教授將法律信仰分為法律信念和在法律信念支配下的活動兩方面來看⑧，良法對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可通過以下兩方面來實現：1.良法對法律信念形成的作用。法律信念是一個有關個體主觀心理的概念，內在包涵著個體對法律的信服和尊崇，並把這種信服和尊崇內化為一種恆定的意念，而這種信服和尊崇的前提是法律可以實現主體的某種利益。良法因其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濟性、自由-人權性，使其具備被信仰的價值基礎；2.良法對法律實踐的作用。法律實踐的前提是有法可依，而這個法的良善性決定了法律實踐的有效性，法律的有效實行是法律實踐的應有之義。法律的善惡決定了人們對其信仰的最基本的邏輯起點和價值基礎，只有善法――以人權保障為宗旨的法律，才能獲得社會主體的普遍認同並加以普遍遵守，法律的良好實施才能促使人們去信服和尊崇法律，法律信仰才能形成。
六、結語
法律信仰在依法治國的當今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要真正讓法律成為普通民眾的信仰，首先法律應是良善之法，且應有效實施，法條具文的泛濫，除了帶來種種社會成本，還會阻礙法律人職業自律，而法律人職業素質的降低，無疑會鼓勵人們在法制外另闢渠道，解決糾紛維護權益，即求助於私力救助。因此，法律不僅在制定過程中要不斷向良法靠近，而且制定出來的良法要得到有效的實施，這樣才能為民眾提供法律榜樣，使民眾信服法律，將法律內化為信念，從而信仰法律。
注釋：
①[美]伯爾曼.法律與宗教.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28.
②李龍.良法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71-72.
③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565.
④謝暉.法律信仰的理念與基礎.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15.
⑤李龍.良法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71-72.
⑥鍾明霞,范進學.試論法律信仰的若干問題.中國法學.1998(2).
⑦謝菲.小議形成法律信仰的前提條件和經濟基礎.律師世界.2002(7).
⑧謝暉.法律信仰的理念與基礎.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15.
;❽ 電大法學畢業論文的範文(2)
電大法學畢業論文的範文篇2
淺析“村官”犯罪的特點及預防對策
論文摘要“村官”是掌管一方權力的基層組織人員，是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橋梁。針對“村官”職務犯罪現狀，筆者總結了當前農村幹部可能觸及的罪名有：貪污、受賄、挪用公款、職務侵佔、挪用資金等。職務犯罪特點有：呈上升趨勢、犯罪數額小危害大、作案手段簡單直接卻肆無忌憚以及利益關系之間上下連動，相互榨取，鑽空子各取所需。而發案原因有： 文化 素質低，思想教育跟不上， 法律知識 嚴重匱乏;特權思想嚴重，作風不民主;村、社務不夠公開，權力不透明;宗族派性爭斗，引發矛盾沖突，導致農村幹部職務犯罪。此外，本文還提出了相應的預防對策和措施。
論文關鍵詞檢察理論“村官”犯罪工作探討
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雖然村委會等基層組織人員(即我們平時所說的“村官”)不享有國家工作人員的權利和義務，但他們協助人民政府從事國家事務管理時，如果利用職務便利，非法佔有公共財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錢財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構成犯罪的，屬於刑法第九十三條規定的“其他依照法律規定從事公務的人員”范圍，由檢察機關立案管轄。那麼，村委會等基層組織人員有可能觸犯什麼罪名?它的特點怎樣?有什麼預防的對策嗎?在此，筆者試圖在本文中予以探討。
一、“村官”有可能觸犯的幾個刑法罪名
1.貪污罪。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檢察機關立案查處的職務犯罪案件立案標准規定，貪污數額達到5000元時，應立案偵查，或個人貪污數額雖不滿5千元，但具有貪污救災、搶險、防汛、防疫、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及募捐款物、贓款贓物、罰沒款物、暫扣款物，以及貪污手段惡劣、毀滅證據、轉移贓物等情節的，應立案偵查。花都區雅瑤鎮有一位村委書記鄧_，夥同該鎮經濟發展辦主任、村委副主任以及一名社會人員，經密謀後，趁新街河防洪整治工程徵收該村土地之機，利用職務便利，採取虛假丈量，謊報青苗及地上附著物補償數目等手段，騙得青苗及地上附著物補償款然後分贓，這位村書記分得90000元人民幣，這就是貪污，最後他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
2.受賄罪。在現實執法中，普通受賄罪必須在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的同時，為他人謀取利益。至於索賄，不要求為他人謀取利益，但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正當，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有實現，不影響受賄罪的認定。權錢交易是普通受賄罪的本質特徵。如花都區新華街岐山村村委主任黃某某，於2004年9月至2006年 春節 前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在辦理廣州立信染整有限公司與岐山村220畝土地使用權轉讓的過程中，先後三次收受徐某賄送現金8萬元。
3.挪用公款罪。按規定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數額在1萬元以上，超過3個月未還的和挪用公款數額在1萬元以上，歸個人進行營利活動的，檢察機關應予立案;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數額在5千元以上，進行非法活動的，檢察機關應予立案。
4.職務侵佔罪。所謂職務侵佔罪，是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的財物非法佔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行為。
5.挪用資金罪。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的，或者雖未超過三個月，但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或者進行非法活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單位資金數額巨大不退還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我區新華街新街村出納員梁某，女，利用負責新街村屬下的四個經濟社的財務工作之職務便利，採取收入不入賬以及支票取現金等手段，多次挪用資金共計人民幣984299.04元，大部分用於賭博活動及家庭支出。最後，梁某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零六個月。
二、“村官”職務犯罪的特點
(一)農村幹部犯罪現象呈上升趨勢
主要表現為：一是犯罪數量呈上升趨勢。通過調查，農村幹部犯罪案件由前三年占同期之案總數16.35%上升到現在占同期立案總數的26.7%。二是涉案數額呈上升趨勢。三是在犯罪性質上貪污、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所佔比重較大，占近幾年的有罪判決案件的70%。
(二)犯罪數額小危害大
村幹部是我們黨和政府在農村第一線的指揮員和戰斗員，農村幹部犯罪涉案盡管金額不大，但涉及面廣，危害大。它破壞了國家的法令和政策在農村的實施，影響了黨和政府在農民心目中的形象，影響了一方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三)作案手段簡單直接，卻肆無忌憚
從整體來看，農村幹部經濟犯罪的手段不像其他領域那樣狡猾，反偵查意識相對來講比較弱，犯罪中智力因素參與較少。作案的手段往往採取收入不記賬，重復支出，打白條支出，偽造單據，虛報冒領等直接對公款公物予以侵吞。許多村幹部借招待來客，“跑項目”向有關單位和個人送禮，購買搶險物資等事項為由，虛列、虛增開支，冒領公款占為己有。
三、“村官”職務犯罪的原因
導致“村官”職務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個人方面的原因，也有社會方面的原因，具體說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文化素質低，思想教育跟不上，法律知識嚴重匱乏
在違法犯罪的村幹部中，多數僅為中小學文化。受文化教育程度的局限，作為村幹部，盡管對貪污受賄要受到黨紀、國法制裁的道理都知曉，但在日常交往中，尤其是在收受好處費時，何謂收受賄賂，何謂正常人情往來，往往又劃不清界限，有的“村官”竟以“我為你辦事，你給我好處”兩廂情願為由，肆意實施受賄犯罪。如在2008年8月，我們在查辦赤坭鎮劍嶺村第12經濟社原社長藍某貪污“水庫移民危房改造補助款”28000元一案中發現，藍某就是以“我為你辦事，你們必須每人支付200元給我，否則我不為你辦”，並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卻沒有想到這是犯罪行為。
(二)特權思想嚴重，作風不民主
有的“村官”大權獨攬，毫無民主作風可言，自以為不貪公家一分錢、不拿村社一分錢、一心一意為村民謀利益，就不會犯罪。如：原獅嶺鎮振興村十四經濟社社長畢某，以為經濟社牟利為目的，多次主持召開村民會議，未經批准，決定將該經濟社部分土地以公開拍賣方式，永久轉讓土地使用權，為該經濟社非法獲利600多萬元。後畢某被法院以犯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判三緩刑，並處罰金二萬元。
(三)村、社務不夠公開，權力不透明，缺乏監督制約機制是農村幹部職務犯罪的根本原因
當然，近年來經過各級政府的共同努力，村、社一級基本上實行了“社賬村管、村賬鎮管”的嚴管措施，使得暗箱操作、濫施權力、缺乏監督等現象大大減小，有效地杜絕了這類案件的發生。
(四)宗族派性爭斗，引發矛盾沖突，導致農村幹部職務犯罪
許多農村，村幹部之間為爭奪村主任大權，不同姓氏派別之間相互告狀明爭暗鬥，選舉時拉幫結派破壞選舉，掌權後厚此薄彼。有的村會計、出納員與村支書或村委會主任存在特殊裙帶關系，他們相互串通，對違法違紀現象守口如瓶。有些村幹部憑借家庭勢力當上村幹部後大耍特權，只要群眾稍有不同意見，就打擊報復。致使群眾即使知道自己的合法權益被侵害，也敢怒不敢言，為部分村幹部長期違法犯罪提供了便利條件。
四、預防農村幹部職務犯罪的對策
(一)加大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宣傳力度，使群眾懂法守法
當今農村，普遍存在著村民學歷層次低、學習主動性差、小農意識重的現象。盡管有村民會議、學習會等，但這些會議只用於議事，不用於學習。因此，法律、法規、政策未能得到有效的學習和宣傳。由於對政策和法律的不正確理解，往往容易引起上訪。如新華街某村村民，拿著國家新出台的有關征地方面的政策，到檢察院上訪，質詢十多年前該村與征地單位簽訂的征地合同的合法性，並以此為由，懷疑當時的村幹部貪污受賄，繼而舉報。因此，我們必須加大對農民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宣傳力度，消除他們的誤解，把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
(二)對有關政策的實施一定要到位
有些通過試點、實踐，證實行之有效的管理方面的政策，一定要抓好落實。比如現行的財務代理制度(即村帳鎮管、社帳村管)是比較成功的。但是社一級的會計由於歷史的原因，普遍存在著社長會計一人擔、無會計基礎知識、賬目管理水平低的現象，再加上沒有一個班子，無人監管，以致賬目混亂、無法清算。因此“社帳村管”的政策一定要到位，做到票據專管，社的票據要有村的會計填寫;社的開支實行“用款申報”制，涉及一定數額的開支，須經村的審批;社的“清算小組”在村委會的指導下，充分發揮好監督作用。在此，建議有關主管部門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對“用款申報”制加以細化，並做好監督，務必解決賬目混亂問題。
(三)認真抓好村社一級幹部的紀律、法規教育
新時期關於加強農村幹部、尤其是新當選的農村幹部的思想政治素質教育、法律法規知識教育以及反腐倡廉教育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因而有關部門應多點組織農村幹部加強“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學習，加強法律法規、政令政策學習，不斷提高村(社)幹部的綜合素質，增強他們的拒腐防變能力，使之成為人民信賴、政府放心的好乾部。
(四)嚴懲腐敗分子，維護法律尊嚴
近年來，隨著我區經濟的騰飛，某些村幹部抵受不住金錢的誘惑而腐敗，引起農村群眾嚴重不滿。然而，“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新華街原團結村村委主任鄧某挪用公款案、原岐山村書記黃某受賄案、花東鎮鴻鶴村原村委主任張某貪污案、原村治保主任曾某挪用公款案等案的紛紛告破，震懾了腐敗分子的囂張氣焰，得到了農民群眾的交口稱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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