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時代

A. 社會主義勞動立法是如何發展的

建國初期、改革開放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新時代。
1、建國初期：1949年到1978年新中國成立後，我國開始著手制定一系列勞動法律法規，此階段勞動立法的主要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鞏固國家政權，保障工人階級權益。
2、改革開放時期：1979年到1997年改革開放後，勞動立法逐步完善，強調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和勞動力市場的建設。
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1998年到2017年在這一階段，勞動立法更加註重勞動者權益保障，強化企業社會責任，促進勞動關系和諧。
4、新時代：2018年到2023年新時代勞動立法更加註重勞動者的全面發展，推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B. 我國春秋時期的立法概況及其歷史意義

進入春秋時期以後，隨著社會關系的變化，傳統的法律體制越來越暴露出其不合理性，與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相沖突。在形式上保守，內容上陳舊，已不能適應社會變革的新形勢，無法滿足新的社會關系發展的要求。因此，在春秋中期以後，打破舊的法律傳統、公布成文法的活動便在一些諸侯國中出現。其中最為突出的鄭國的「鑄刑書」、鄧析的「竹刑」、晉國的「鑄刑鼎」；此外，其他一些諸侯國也進行公布成文法的活動。（一）鄭國「鑄刑書」公元前536年，鄭國執政子產將鄭國的法律條文鑄在銅鼎上，向全社會公布，史稱「鑄刑書」，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二）鄧析的「竹刑」鄧析是鄭國的大夫，公元前530年，綜合當時鄭國內外的法律規范，編成刑書，刻在竹簡之上，稱為「竹刑」。最初屬私人著作，但在當時有很大的影響，後來在鄭國流傳並為執政者所接受，從而成為官方的法律。（三）晉國「鑄刑鼎」公元前513年，晉國趙鞅把前任執政范宣子所編刑書正式鑄於鼎之上，公之於眾，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活動。（四）公布成文法的歷史意義現在我們提到法律，就會聯想起一冊一冊的法律典籍、一疊一疊的司法卷宗，很難想像在人類歷史上曾經有過一個漫長的不使用文字的法律時代。早期的法律也不是用文字來記載的，而是完全依靠人們的記憶力來保存的,重要的法律規則要靠貴族或祭司等少數人來記憶。古代帝王發布的法令，都稱為「誥」「誓」等也應當是一種口頭命令,後來才用文字記錄。君主的「君」字，象形為一隻持權杖的右手和一張發號施令的嘴，更為形象的表現了「口頭約束號令」，世界其他地區也是同樣的。英國法律史學家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說，遠古時代貴族和祭司掌握著部落的權力，重要的法律也都是依靠貴族來記憶和掌握，一般的平民對於法律不甚了解，這樣一來就形成一個他所謂的「秘密法「時期。當平民的力量逐漸強大後，隨著激烈的斗爭，貴族壟斷法律的情況才逐漸被打破，法律才開始用文字固定下來，並公之於眾，進入成文法的時代。所以，法律的文字化和公開化幾乎是一個相同的概念。中國的情況也是這樣，據說「臨事制刑，不預為法」，每當發生擾亂正常秩序的刑事案件，是由貴族們商議判決，其刑罰的決定方式是不公開的。這樣一來就缺乏了法律的一個重要因素，無法讓人們預見自己行為的後果。夏、商、西周時期,中國的法律處於習慣法時期。有些習慣法在西周時經統治者的整理編篡，並用文字記錄下來，成為系統化的法律。用文字記錄的習慣法雖以成文的形式出現，但還不是真正成文法。許多具有法律效力的鑄之於禮器之上的規范性文獻，如「約劑」「盟誓」等都藏於奴隸主貴族之家。真正的成文法是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才經統治者以立法的方式制定和公布的。（1）成文法制度需要的條件：一是司法經驗的廣泛積累和立法技術的基本成熟；二是要有較為發達的文字，法律才有可能以成文的形式表現出來。因此，公元前21世紀建立了奴隸制國家夏朝，卻直到公元前536年才公布成文法。（2）公布成文法的背景介紹:鄭、晉兩國相繼「鑄刑書（鑄）」，公布了成文法，這是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標志著中國古代奴隸製法律形態轉變為封建製法律形態。那麼，為什麼成文法首先在鄭國、晉國出現呢？春秋末期，正是中國社會從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時代。由於當時各諸侯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因而，他們進入封建制的步伐也不一致。鄭、晉兩國由於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在向封建制過渡的道路上比其他諸侯國先邁進了一步，因此，成文法最早在這兩個諸侯國出現。如鄭國位於河南中部地區，地處晉楚兩大霸國間，為兩國所必爭。鄭國是西周分封最晚的諸侯，也較狹小，它內憂外困，危機四伏，實行社會改革的要求更為迫切，當時商人的勢力較大，子產迫切需要得到他們的支持，商人中外來的人較多，對於鄭國的舊有法律並不熟悉，要受到貴族控制的而又為自己所不熟悉的法律的處罰，自然心有不甘。子產是春秋時期傑出的政治家，他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良好效果。《左傳》所記錄，子產在政治上不曾遭受過失敗，因為他的每一行動都事先經過思考。他主張治國要猛政，理由是「火性猛烈，人見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燒死的；水性懦弱，人喜歡玩水，好多人因而溺死」。他所謂的猛政，就是把嚴厲的刑法公布出來，讓人不敢犯。因為鄭國社會在東周時期變化最大，法家學派正是代表商人和新興地主利益的，成為法家學派的中心產地，不是偶然的，而子產則是法家學派的創始人。晉國的政治制度比較特殊，公室的宗族組織早已瓦解，很早就沒有公族把持大權的現象，因此，保守勢力較弱。此外，春秋末期教育的發展和教育制度的變化，為鄭晉兩國公布法律創造了文化條件。西周時「學在官府」，人們的手中已有很多書籍，學術文化開始步入民間，整個社會的文化水平得到了提高，加上鄭、晉之地本來就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沉澱帶，具有良好的文化傳統，因此，公布成文法最早出現在這里。（3）公布成文法及引起的論爭:鄭國是第一個公布成文法的國家。在這以後的幾十年中，中原各國也都先後公布了新的法律，中國法律就此進入了公開的成文法時代。子產鑄刑書的舉動，曾受到了保守派的批評。保守派，當然指維護西周禮制統治的保守派，從大道理上說，禮制自然、和諧、美妙、講起人情味也是濃上加濃，可是，它似乎有個不大不小的毛病：就是不太清楚。就是說，比起白紙黑字的國家法律來講,它並不那麼分明。保守派人物叔向給子產寫信說：往日，賢君聖王做事之時沒有訂立法令的，你也是那麼做的。而先王和你所以不制定什麼法令之類的，是因為大家明白，法令比起禮儀風俗差了一大截。平民百姓過日子的時候，原來就有了禮義，有了明辨是非的官員、忠誠守信的鄉長、和藹可親的老師，生活本身過得有章有規、有聲有色。眼下定出了法令，百姓就會盯著法令琢磨歪門邪道，忘掉了禮義、好官、鄉長和老師，天天再也不會效仿賢人君子的一言一行了。你應該知道：「國家將亡，才必多法令」。叔向的信表明,春秋之前的統治者是依照禮俗慣例來處理問題的。他認為鑄刑書公布於民，是違反先王處理問題的傳統的，將會導致社會混亂。子產沒有為叔向的批評所動搖，他以適應社會變化的需要為理由，維護了所公布的成文法。他說：咱是才疏學淺，不能像您那樣高瞻遠矚，只有救救眼下的亂世聊以自慰，只是也請您想想看，沒個出字成文的規矩，天下各行其道的時候誰知誰是對的誰是錯的？禮義那東西聽起來是挺好的，可是摸不清看不透，亂世之時再去說個仿效賢人君子，誰能保證學的不是歪門邪道？子產所鑄刑書的內容已難詳知。有的學者認為:子產鑄的刑書有三篇，內容可能是關於財產、職官和司法方面的。晉國的大夫文伯對子產鑄刑書更是加以攻擊，說火星未出不得用火。依照夏歷，五月初黃昏正南方才能看到火星，而鄭國是三月鑄刑書，「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不發生火災才怪」。此後，比子產思想更為激進的鄭國大夫鄧析，不滿意子產的刑書內容，不受君命，改鄭國刑書舊制，私造刑書於竹簡，稱「竹刑」。對此，奴隸主貴族十分恨他，公元前501年,鄧析被鄭國執政駟顓所殺。後來他的竹刑終於被鄭國正式採用，說明其法可取。更有諷刺意味的是，子產鑄刑書之後，晉國又有「鑄刑鼎」之舉。晉國的「鑄刑鼎」立法活動，受到了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的批評。孔子認為晉國應當按照先王的禮制進行治理，不能違反尊卑貴賤的禮制，否則，將造成國家秩序的混亂。當時的成文法之所以將律文鑄在鼎上，是因為鼎在古代是國家權力的象徵。鼎是王權的象徵，當鄭、晉的新興地主勢力上台後，為了使新法律有更大的權威性、穩定性和威懾力，為了表示新興地主階級取得政權的合法性，就把新法律鑄在鼎上，公布於眾。鑄刑鼎，公布法律，從秘密的法律轉變為公開的法律，雖然這只是形式上的變化，也是有意義的，意味著從此開始一種新的法律形式－－封建製法律形態。
（4）公布成文法的歷史意義及其影響：這是中國法制史上的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法律事件。A．宣告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中國奴隸製法律形態的結束和成文法的誕生，從此，將開始一種新的法律形態——封建製法律形態。這標志著中國古代法律制度步入了一個新的時代。B．成文法事件，拉開了春秋戰國成文法的帷幕，此後各諸侯國的新興地主階級紛紛登上了歷史舞台，進行變法改革，公布法律。C．這對後世影響更是不言而喻的，它拉開了中華法系的序幕，為歷代封建王朝法制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成為秦漢以後封建法制的榜樣。D．公布成文法的活動在客觀上為封建制度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條件。成文法的公布，有利於新興的地主階級將改革的成果用法律形式表現出來，固定下來，為各種新型的社會關系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C. 為什麼說中國法治有4000年的歷史

中國的法制從公元前21世紀的夏代開始，經過四千多年沒有中斷的發展，以歷史悠久、沿革清晰、內容豐富、資料充實著稱於世。
最早記載中國法制內容的是夏、商、周：時期的古籍《尚書》。最先使用「法制」一詞的是春秋時期的史籍《左傳》和《國語》。
中國法律起源於傳說時代，其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形成發展過程。中國古代法律起源的途徑有二：一是自黃帝時便日益頻繁的部落戰爭，導致了「刑」的出現，即古人所言「刑出於兵」。這種以軍事首長權威為後盾的「法」是後世刑律之源。二是部落時期的庄嚴的祭禮導致了「禮」的形成與發展。這種以神權為後盾的「法」，其內容博大精深，其即包括了國家的典章、家族的規約、民間的習俗，也包括了人們對法的價值的追求，是中國古代法的精神與核心之所在。

中國法律在形成時，特色已然形成。源於戰爭的刑，格外重視法的威懾力，手段也極為殘酷；源於祭祀的禮，則帶有濃厚的血緣親情，手段也較為溫和，融殘忍與溫情為一體也正是中國古代法律的特色。
夏代法制
法律和國家是相互依存的，有國家就要有法律。伴隨著夏王朝奴隸制國家的建立，夏朝奴隸製法律也就應運而生了。夏朝法律制度產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與軍事活動有關，與刑罰有著密切的聯系。古代有「刑起於兵」和「兵刑同制」之說。「刑起於兵」的「刑」是指法律，是說法律的起源與戰爭有關。「
習慣法為主要法律形式，出現了制定法，「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法律制度「禹刑」
《禹刑》是夏朝法律的總稱。「夏有亂政而作禹刑」，是中國最早的奴隸製法，基本內容如下：
（－）墨、劓、臏、宮、大辟五刑
（二）刑事法律規范
夏刑三千條，因史料缺乏，已難考證，只從片斷記載中可以看出，有以下罪名：
1．「昏、墨、賊」。《左傳•昭公十四年》引《夏書》雲：昏、墨、賊，殺。」昏是「惡而掠美」，墨是「貪以敗官」，賊是「殺人不忌」。即搶劫罪、貪污罪、故意殺人罪，昏、墨、賦三罪，都依法當殺。
2．不孝罪。《學經•五刑章》說：「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夏朝是早期奴隸制國家，民族血緣觀念還相當濃厚，崇拜祖先神是人們共同遵守的重要習俗。而提倡孝道的根本用意是忠君。在奴隸主階級看來，不孝會影響家庭和社會的安定。不忠會危及奴隸主階級政權的鞏固。所以，不孝罪也是處死刑。
3．「威悔五行，怠棄三正」。《尚書•甘暫》記載：「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這是夏啟在甘地發兵時宣布有扈氏犯的兩條大罪。鄭玄註：「五刑，四時威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所謂「四時」，指春、夏、秋、冬，作泛指天意解釋。所謂「威德」，指美好的品德，意思是啟是有道之國君，執掌朝政乃是上天之意，有扈氏暴亂反對啟，就是不敬天命。「正」古代稱官為正。「三正」即三孤。（其正職稱三公。太師、太傅、太保。副職稱三少：少師、少傅、少保。）「怠棄」，即怠慢放棄，不服從的意思。不服從夏啟的官吏，就是不從王命。「威侮五行」，就是有扈氏犯了不敬罪和謀逆罪，故「天用剿絕其命。」
4．「先天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尚書•胤征》引夏之《政典》說：*先天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天時，就是根據歷象之法，對四時節氣，弦、望、晦、溯之計算對節氣進行簡單的講解。孔子說：禹「致孝乎鬼神」、「盡力平溝洫」。即夏代崇拜鬼神和重視農業生產。祭祀鬼神和農田耕種都要求准確地掌握時辰、季節和氣象的變化，早於天時或者晚於天時，都殺無赦。
（三）民事、經濟法律規范
1．關於徵收田賦和奪貢的法令。《左傳•哀公七年》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這說明夏朝對被征服的遠方氏族部落的稅收，是採取掠奪貢物的辦法。據《禹貢》記載，夏朝直接統治的區域，實行「咸則王壤，成賦中邦。」即根據土地的肥瘠分為上中下三等，再按等和收成徵收貢賦。《孟子•滕文公》有所謂「夏後氏五十而貢」的記載。
2．關於保護森林和水產資源的法令。據《逸周書》記載：「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入夏三月川澤不網罟，以成魚鱉之長。」就是春天禁止上山砍伐樹木，夏天禁止到湖泊捕撈魚鱉，保護森林，保護水產資源。
3．婚姻與繼承製度。從司馬遷在《史記•夏本紀》里，詳細排列的夏氏家族的血緣世系，充分表明了夏朝已經確立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兄終弟及、父死子繼的王位世襲制。
（四）軍事法律規范
《尚書•甘誓》記載著啟伐有扈氏時的軍令：「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本攻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用厚賞重罰激勵和強迫作戰者，服從命令，勇敢殺敵行軍打仗，執行任務時，要求步調一致，嚴守紀律，足見其軍法十分森嚴。
（五）刑事政策和適用刑罰的基本原則
據《尚書•大禹謨》記載，皋陶曾對舜說：「帝德罔愆（QIANG過失），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罪弗及嗣，賞延於世，宥（YOU）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震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所謂「罰弗及嗣」。即罪責自負施用刑罰僅限本人，不株連子孫。「賞延於世」，賞功要世代不遺。「宥過無大」，過失犯罪，罪雖大，後果嚴重，也可寬宥，從輕處罰。「刑故無小」，故意犯罪，罪雖小，後果不重，也要處刑，不得寬免。「罪疑惟輕」，犯罪事實不清，凡有疑問的，處刑要從輕。「功疑惟重」，對有功者，雖有疑問，也要重賞。「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即寧肯不按常規辦事，也不能錯殺無罪的人。又據《尚書•胤征》記載，胤侯出征羲和時，對其部眾說。「奸厥渠魁，脅不罔問。」意思是滅其首罪，脅從不問。這些刑事政策和原則，體現了區別對待和謹慎用刑的思想，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夏朝作為早期奴隸制社會，階級斗爭尚不甚尖銳的特點，對於後世也有一定的借鑒價值。
（六）贖刑
贖刑起源於原始社會末期的贖罪與賠償，最早見於古籍的是《尚書•舜典》記載的「金作贖刑」，即以銅贖罪。《史記•平準書》司馬貞《索引》引《尚書大傳》說：「夏後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饌與撰同，六兩為一饌。《路史•後記》也說。「夏後氏罪疑惟輕，死者千饌*，中罪五百，下罪二百。」《尚書•呂刑•書序》說：「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即西周穆王命令呂候多照夏代的贖刑。制定西周的贖刑。既然是「訓夏贖刑」，就說明夏朝已經有了贖刑，並為後世所沿用。
商代的法律制度
商代的立法思想：「有殷受天命」，神權法思想占據主導地位，用「天討」與「天罰」來證明其刑罰的合理性，加強其威懾力.
主要法律：《湯刑》、《官刑》、「民居」之法、車服之令。
西周法律制度
(一)西周時期法律概況（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770年）
1．法律指導思想
西周法制的指導思想是在夏、商兩代「天討」、「天罰」的神權法思想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罰」的理論。它除了繼續強調天命外，還對統治者提出了道德上的要求。「明德慎罰」實際上就是強調將道德教化與刑罰相結合，即統治者首先要用道德教化去感化民眾，使天下臣服，在適用法律、實施刑罰時應當審慎、寬緩。
2．宗法制度
西周建立起了完整的、以掌握國家和社會最高權力的周天子為核心的、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家族組織與國家制度相結合的、以保證血緣貴族世襲統治為目的的「宗法制度」。其特徵是：（1）嫡長子繼承；（2）小宗服從大宗、諸弟服從長兄；（3）各級諸侯王、卿大夫和士既是一種家族組織，又各自構成一級國家政權，「家國同構」。
3．法律形式
（1）經「周公制禮」後，「禮」成為法律規范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2）周穆王制定了「呂刑」，又稱「甫刑」；（3）「九刑」是史料中記載的周朝的較完整的刑書，是定罪科刑的依據；（4）「遺訓」及「殷彝」等前代、先王留下的規則、習慣。
(二)禮與刑的關系
1．「禮」的淵源與發展
「禮」最早源於氏族時代的祭祀風俗，夏商時代已經存在作為言行規范的「禮」，西周初年「周公制禮」，形成一個龐大的「禮治」體系。夏、商、周的禮制之間存在著密切的淵源關系。
2．周禮的性質
周禮具備現代社會關於「法」的構成要素所必需的規范性、國家意志性和國家強制性，具有法的性質，在國家及社會的行政、司法、宗教、教育、倫理道德及家庭生活等各個方面發揮著廣泛的調節作用。
3．禮與刑的關系
「禮」與刑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調整社會關系的重要社會規范。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西周社會完整的法律體系。「禮」是積極主動的規范，是禁惡於未然，「刑」是消極的處罰，是懲惡於已然的制裁。「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禮則入刑」。
4．「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這是中國古代社會中長期存在的一項法律原則。「禮不下庶人」並非說「禮」對庶人沒有約束力，而是強調「禮」是有等級、有差別的，不同等級之間不能僭越。「刑不上大夫」也並非說大夫以上貴族的犯罪絕對不會適用刑罰，而是指其在一般情況下會受到程度不同的優待。
(三)刑事法律制度
1．主要罪名
(1)不孝不友；(2)犯王命；(3)放弒其君；(4)殺越人於貨；(5)群飲；(6)違背盟誓；(7)失農時。
2．主要刑罰
(1)主體刑罰體系仍為夏、商以來的墨、劓、剕、宮、大辟「五刑」；(2)「圜土之制」：限制受刑人的自由於監獄之內並使之服勞役，是中國有期徒刑的開端；(3)「嘉石之制」：將輕微犯罪的人束縛手腳，坐於「嘉石」之上思索，然後在司空的管轄下勞役一段時間後釋放，是一種早期的拘役管制刑；(4)贖刑：用一定數量的財物來折抵刑罰，周穆王呂侯進行法律改革後完備；(5)流刑：大多數時候僅適用於少數上層貴族。
3．主要刑法原則
(1)老幼犯罪減免刑罰；(2)區分故意與過失、慣犯與偶犯；(3)罪疑從輕、從赦；(4)寬嚴適中。
4．刑事政策
「刑罰世輕世重」，即根據具體政治情況、社會環境等因素決定刑罰的寬嚴輕重，其標準是「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
(四)民事法律制度
1．民事制度
(1)土地和臣民都屬周王所有，其它一些基本的生產、生活資料，包括作為物產的奴隸均屬私有。西周中後期出現土地的私人所有權；(2)西周已有「債」的稱謂，出現了因契約和因侵權以及損害賠償而產生的債，(3)民事契約有「質劑」、「傅別」兩種，前者用於買賣關系，後者用於借貸關系。
2．婚姻制度
(1)婚姻成立的實質要件：一夫一妻多妾制、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2)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遵循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六禮」；(3)解除婚姻的條件與限制：「七出三不去」，決定權掌握在男方家長手中。
3．繼承製度
實行嫡長子繼承的宗祧繼承製度，主要是身份和地位的繼承，財產繼承附屬於內。嫡長子繼承對整個家族的統治，包括對其成員的領導權與其財產的支配權。
(五)司法制度
1．司法機關
(1)周王掌握最高審判權與裁決權；(2)中央司法官員為大司寇，為「六卿」之一，其屬官為小司寇；(3)各級封建領主在其領地內擁有獨立的司法權。
2．主要訴訟制度
(1)區分民事為「訟」，刑事為「獄」；(2)以當事人或受害人自訴為主，繳納「束矢」、「鈞金」作為訴訟費，限制子告父、卑下告尊長；(3)以「五聽」審案：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4)重視圖比、傅別、約劑及盟誓等證據；(5)建立「讀鞫」、「乞鞫」制度，判決當眾宣布，當事人可以要求重審；(6)嚴懲司法官員的「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春秋戰國時期法律制度
(一)春秋時期法律制度的變化
1．社會的發展與變化
(1)鐵制農具得到應用，牛耕出現，生產力得到極大發展，井田制遭到破壞；(2)郡縣製取代分封制；(3)以親親尊尊為核心的禮制開始加速衰落。
2．公布成文法的主要活動
(1)各國立法：公元前621年，晉國執政趙盾(趙宣子)制事典，新興地主階級用其作為鎮壓舊貴族的工具，公元前513年，晉國的大臣趙鞅、荀寅將其鑄在鐵鼎上，公之於眾；公元前536年，鄭國子產鑄刑書，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公元前501年，鄭國執政駟歂殺鄧析而用竹刑；(2)公布成文法所引起的爭論：鄭國子產鑄刑書，遭到以叔向為代表的晉國舊貴族的反對；晉國趙鞅、荀寅鑄刑鼎時，遭到孔丘的強烈反對。
3．成文法公布的意義
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奴隸主舊貴族的特權，打破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壁壘，促進了封建生產關系的建立。它標志著奴隸製法制的瓦解、封建製法制的建立，成為秦漢以降歷代封建法制的濫觴。它有利於法律觀念和法律技術的進步，為中華法系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戰國時期法律的發展
1．各國的變法與立法運動
(1)魏國李悝的新政：盡地力之教；善平糴；制定《法經》；(2)商鞅相秦後，分別於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後兩次發布變法令進行變法，是戰國時期各國最徹底的變法；(3)楚國吳起的變法：逐漸廢除奴隸主貴族特權；「明法審令」，推行法治。
2．立法指導思想
(1)不別親疏，不分貴賤，一斷於法；(2)「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3)輕罪重刑。
(三)李悝的《法經》
1．《法經》的主要內容
(1)《法經》分列盜、賊、囚、捕、雜、具六篇，法典體系初備；(2)明確宣布「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打擊重點直指反抗專制統治的行為；(3)保護君主專制，維護等級特權。
2．《法經》的歷史意義
《法經》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成文法典，它初步確立了封建法制的基本原則和體系，在當時即產生了巨大影響，為封建經濟政治體制的確立起到了積極作用，同時對後世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建立了後來歷代封建王朝立法的基本模式，是中國法制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標志之一。
(四)商鞅變法
1．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
(1)改法為律，明法重刑；(2)取消分封制，建立郡縣制；(3)廢除井田制，確立土地私有；(4)獎勵軍功，獎勵耕織；(5)獎勵告奸，什伍連坐；(6)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
2．商鞅變法的意義
商鞅變法，使秦國大治，推動了秦國的社會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的發展，為秦國打敗其他各國、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專制國家奠定了基礎。
秦代法律制度
(一)統一後的秦代法制（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
秦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王朝。由於秦王朝存續時間非常短，再加上史料的限制，我們研究秦代法制，還必須綜合秦統一之前的秦國法制情況。
秦代法制的指導思想其一是法家傳統的重刑主義理論（法網嚴密、輕罪重罰）；其二是統一法律（「法令由一統」）。秦代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實行一統。在政治體制上，秦代在中央設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下設諸卿，各司其職；在地方推行郡縣制。在經濟方面，統一貨幣和度量衡，確立封建土地所有制，並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在思想文化方面，統一文字。
1．秦代主要法律形式
(1)律：即法律條文，是國家正式制定、頒布的成文法典。(2)令：是皇帝針對一時之事而以命令形式發布的法律文件。(3)式：即程式、格式。秦簡中有《封診式》，是關於案件的調查、勘驗及審訊等程序的司法規則和文書程式。(4)法律答問：是官方以答問形式對秦律律文所作的有效解釋，它也是當時司法審判的參考依據。本章絕大部分案例即抽取自秦簡中的《法律答問》。(5)法律文告：是秦代各級官吏在其職權范圍內發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告，但其效力通常僅限於發布者職權所轄的特定地區范圍之內。(6)程:即章程、規章，是對有關部門和具體事項的細則規定。(7)課：是關於檢驗、考核、督課工作人員的專門法規。(8)廷行事：是法庭的判例。秦簡《法律答問》中多有援引廷行事的例子，說明秦代已把司法機關的判例作為律文之外可茲援引的審判依據。
2．秦代法律制度的主要內容
(1)刑事法律
包括《法律答問》、《盜律》、《賊律》、《捕亡律》、《捕盜律》等。秦律規定的主要罪名有盜竊罪、賊殺傷罪、誹謗罪、不敬皇帝罪等等。秦代在刑罰制度方面，形成了一套包括身體刑、勞役刑、恥辱刑、流放刑、身份刑在內的刑罰體系，對後世刑制有較大影響。
①罪名：
侵犯皇帝人身安全及尊嚴的犯罪，如：賊盜、誹謗、妖言、不忠、謀反等。
危害統治秩序及人身安全的犯罪，如：投書、賊殺傷、斗殺傷等。
思想言論方面的犯罪，如：偶語詩書、以古非今、妄言等。
侵犯封建所有權的犯罪，如：盜徙封、盜竊等。
逃避賦稅及徭役的犯罪，如：擅徙、匿戶、匿田、失期、乏徭等。
軍事上的犯罪，如：降敵、譽敵、不得、不能死等。
官員的職務犯罪，如：犯令、廢令、不勝任、不廉、不直、縱囚、失刑等。
婚姻家庭方面的犯罪，如：去夫亡、娶人亡妻、棄子逃嫁、棄妻不書、不孝等。
②刑罰：
生命刑，即死刑。秦代執行死刑的方式多達二十餘種，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有族、坑、定殺、具五刑、車裂等等。
身體刑，即肉刑。秦代繼續沿用奴隸制時期的墨（黥）、劓、剕、宮、笞，並把肉刑與勞役刑結合起來使用，如黥劓城旦等等。
勞役刑，即強制犯人勞動的刑罰，相當於後世的徒刑。
財產刑又分為幾種：貲，是判處犯人繳納財物或以勞役作為抵償的刑罰；贖，是允許犯人以交納法定的財物代替已經判處的刑罰。
身份刑，是剝奪犯法者爵位、官職等政治身份的刑罰，其刑名有「奪爵」、「廢」等。
流放刑，在秦代稱為「遷」。
恥辱刑，在秦代主要指髡、耐等象徵肉刑的刑罰。「髡」是剃去頭發和鬢須，「耐」是只剃鬢須。恥辱刑也常常與勞役刑並用，如「耐為城旦」等等。
(2)關於職官管理方面的法律
秦簡中有大量涉及行政法方面的內容，尤其是對於職官的管理，更是細密嚴格，它涉及到管理的任選、調用、考察等各個方面，如《置吏律》、《除吏律》、《效律》等等。
(3)關於經濟方面的法律
關於農業和土地管理，見於《墾草令》、《田律》。
關於畜牧業與牛馬的管理，見於《廄苑律》、《牛羊課》。
關於手工業的管理，見於《工律》、《工人程》、《均工律》。
關於糧草與府藏，見於《倉律》、《藏律》。
關於貨幣交易，見於《金布律》。
關於關市、貿易，見於《關市律》。
(4)關於軍事方面的法律
關於軍功與封爵的《軍爵律》、《中勞律》。
關於邊防時宜的《戍律》、《敦表律》。
(5)關於司法行政與刑獄方面的法律。這類法規見於《尉雜律》、《封診式》等。
（二）秦代司法制度基本健全

秦的司法官吏體系的建立，不僅表現在組織上配備了一套官吏，同時還表現在建立了一套偵查破案、審訊判決的訴訟制度。秦簡《封診式》中的「治獄」、「訊獄」指明了一般原則和其他式例。
2．主要訴訟制度
(1)訴訟的提出
秦代的訴訟案件一般分為以下兩種方式向司法機關告訴：
①官訴，即官吏糾舉，類似於現代的公訴。
②舉發，即個人向司法機關檢舉、控告，提出訴訟。
(2)案件的審理
主要包括原被告雙方到庭、訊問、調查、作審訊記錄等主要內容。
3．監獄管理制度
秦代已經形成了一套較為嚴密的監獄管理制度。例如：對囚犯飲食、衣著的供應標准和服勞役辦法等等都有規定；還形成了一種利用輕罪刑徒來監領重罪刑徒的管理辦法。
4．監察制度
秦已創立御史之制，在中央以御史府（台）為官署，以御史大夫為官長，對地方則派遣監御史。
漢朝後，基本是在秦法的基礎上改進完善。

D. 魏晉南北朝時期，立法上有何變化

一 立法概況
(一)三國時期的立法概況

在鼎立形勢下的三國法制，一般沿用漢制，承襲漢律。但都有自己編纂的法律，尤以魏國法律較詳備。魏明帝時制定的魏律對後世有較大的影響。魏明帝曹睿下詔改定刑制，由陳群、劉邵等人參酌漢律，「作新律十八篇」，這就是三國時期著名的《魏律》。魏國這次大規模的修律活動，實際上是對秦漢相沿的舊律作了一次較大的改革。魏律內容與條文更加統一，結構更加嚴密。對晉律的制定有直接影響。蜀國定都於成都之後，曾由伊籍與諸葛亮、法政等人「共造蜀科」，作為蜀國的重要法典。

在吳國，據《文獻通考》記載，「吳之律令，多依漢制」。其立法活動。

(二)兩晉的立法概況

西晉時頒行過律、令、故事、式，皆為東晉所沿用。《晉律》（又稱《泰始律》）對後世的影響最大。《晉律》與漢、魏律相比具有如下特點：

1、法律概念更加規范、准確。由於律學的發達，晉代統治者對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們首次區別了律與令的性質。《晉律》頒行後，張斐、杜預兩大律學家為之作注，經朝廷批准，頒行天下，與《晉律》具有同等效力，稱為《張杜律》。

2、體例設置好或更加合理。《晉律》將《新律》的《刑名》篇分為《刑名》與《法例》兩篇，置於律典之首，以完善《新律。刑名》中的刑法總則，並加強其統領諸篇的地位。

3、禮律進一步融合。為了維護士族利益，晉代統治者將禮入於律中，「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三)南北朝時期的立法概況

從立法情況看，總的來說是北朝法律優於南朝。南朝統治者由於熱衷玄學，崇尚清淡，朝野上下都不重視法律的編纂，因此在封建法制方面沒有什麼建樹，基本上是沿用《晉律》。

北朝幾個封建王朝的統治者，都十分注意吸收漢族的先進文化，重視律令的編纂。其中《北魏律》和《北齊律》上承漢、魏、兩晉，下啟隋、唐，在完善我國封建法典的歷史過程中，起了重要的承上啟下作用。《北齊律》不但吸收魏晉立法的經驗，而且經過當時律學家總結前代法典編纂的得失，被稱為「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北齊律》共計十二篇，949條。其中將《北魏律》的刑名、法例合為名例篇冠於律首，使其在刑律中起著定罪制，「較舉上下綱領」的統攝作用，增強了封建法典的科學性。而定律十二篇，則是完成了漢以來封建法拆襪典由繁至簡的改革過程。

二 法律制度的主要發展變化

(一) 首創「八議」、「官當」制，特權制度法典化

魏律首定「八議」制度。這是封建等級特權原則在刑法適用上的進一步具體化，是對封建貴族官僚減免刑罰處分的特權規定。「八議」的對象是「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凡屬上述八種人犯死罪時，「議其所犯」奏明皇帝裁處，一般可降為流罪，流罪以下減刑一等。

至北魏、南陳時，法律還確定了「官當」制。這是封建法律關於官吏用官職爵位抵當徒罪的一種制度。

(二) 五服制度成為定罪量刑的依據

所謂「五服」，即根據親屬關系的遠近所規定的五種喪服的服制，根據服喪期限的長短與喪服質地的粗細，服制共分斬衰（三年）、齊衰（一年）、大功（九個月）、小功（五個月）、緦麻（三個月）五種，統稱「五服」。親者服重，疏者服輕，依次遞減。

所謂「准五服以制罪」，即對於親屬間的相互犯罪，根據五種喪服所表示的遠近親疏關系來量刑定罪。服制愈近，對以尊犯卑者的處罰愈輕，對以卑犯尊者的處罰愈重；服制愈遠，則與此相反。它是罪刑確立標准以及整個法律制度進一步儒家化的重要表現，並對後世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封建法律制度產生了重要影響。

(三) 確立「重罪十條」

「重罪十條」正式確立於《北齊律》，是指被封建統治者認為直接危害封建國家根本利益的十種最嚴重的犯罪，包括反逆（謀反、篡權）、大逆（毀壞皇家宗廟、友御伍山陵或宮殿）、叛（背叛國家、里通敵國）、降（投降敵偽）、惡逆（謀殺或毆打尊親屬）、不道（殘酷地殺人，如殺一家非死罪者三人以上）、不敬（偷盜皇室器物或祭祀用品，過失危及皇帝安全）、不孝（不奉敬侍養尊親屬或不依禮服喪）、不義（逆殺本屬官長）、內亂（親屬之間犯奸亂倫）。凡犯有「重罪十條」之一者，不在八議、上請、贖免之列，一律予以嚴懲。

(四) 刑罰制度的改革進步

族刑連坐范圍不斷縮小。魏初將「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犯者「腰斬，家屬從坐」，然而「不及祖父母、孫」。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改定律令為「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東晉「惟不及婦人」。北魏初期定律令：「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而以「女子沒縣官」。自東晉、北魏以後，凡從坐之婦女，母妻姊妹等得以免除死刑而沒為官奴婢，這對於後世的刑罰制度有明顯的影響。

免除宮刑，進一步廢止肉刑。魏晉時，由於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尖銳化，統治集團內部要求恢復肉刑的聲浪迭起，因此多次引起了關於肉刑的爭論。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法律，就法定刑罰而言，是沿著進一步廢止肉刑的方向發展的。西魏文帝大統十三年（公元547年）詔：「自今應宮刑者，直沒官，勿刑」；北齊後主天統五年（公元569年）：「詔應宮刑者普免刑為官口」。至此，結束了宮刑的歷史。

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西漢文景時期刑制改革以後，勞役刑與笞刑地位日益上升，成為刑罰制度的主體內容。經過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的繼續改進，新的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

（五）法律形式、立法體例的發展和法律概念的規范化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封建法律形式逐漸趨於完備，於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出現，它們互相補充成為統治階級手中靈活有效的法律武器。從而推動了隋唐以後律令格式並行的局面。

中國封建法律之體例，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也經歷了較大的變化。首先，改具律為名例律，置於律首，使居重要地位。置刑名於律首始於曹魏，綜合刑名法例為名例成於北齊。其次，經過長期沿革，北齊定律十二篇，為以後隋唐律的篇章結構提供了先例。

刑法的特定概念，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也日漸規范化。就晉律而言，從張斐《律表》中已可看出，明確規定了故意與過失的區別；主犯與從犯的區別；罪與非罪的界限；罪與罪之間的區別等，

對封建刑法的發展，帶來深刻的影響。

三 司法制度和訴訟制度

三國時期的司法機關基本上沿用漢制，中央由廷尉、御使、尚書三部分組成。廷尉是最高審判機關的長官，下設屬官政、監、平。南北朝時，北齊將廷尉擴大為大理寺，為專門審核刑案的官署，設卿、少卿、丞為主官，下有政、監、平，並置律博士，明法椽若幹人，使中央司法機關趨於完備。在地方，由行政長官兼理獄訟，一般是由縣令先作判決，後經郡太守，如郡太守不能斷決，送州刺史，最後送廷尉。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司法審判制度，大體沿襲東漢之制，又有所發展改進，主要表現在：

皇帝直接控制審判親自錄囚。為了加強對司法機關審判活動的監督檢查，這一時期普遍推行錄囚制度。許多皇帝都親自參與審錄訊問囚徒的活動。同時皇帝也常派法官近臣，前往各地審錄囚徒。南北朝時期，封建皇帝還通過案驗制度，監督檢查各地的司法審判工作。

確立死刑奏聞復核制度。為了慎重對待人命關天的死刑重罪，同時也為了便於封建皇帝直接掌握控制大案要案，開始逐步確立死刑奏聞皇帝復核的制度。死刑奏聞復核制度的確立，直接影響到後世的司法。隋唐時期在此基礎上，發展為死刑三復奏制度。

「登聞鼓」直訴制度的建立。這種在朝堂外設鼓以待有冤抑者擊鼓直訴的制度，有利於補救審級限制的某些弊病，也有利於防止司法官員枉法舞弊，是對不許越級起訴限制的補充，符合訴訟審判制度發展的進步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