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治評論

1. 誰能為我描述一下中國法治的現狀，發展進程，發展過程中的優點和不足之處。

供你參考：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與不足：
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2. 論中國法治的主導思維是辯證還是邏輯

自從國人認識到中國必須走法治之路開始，關於中國法治之路該如何走一直存在 種種議論和爭論。縱觀這些議論和爭論，大致可分兩個方向的探索，一個是在法律之外尋求 實現法治的道路，另一個則是從法律本身的角度出發探索中國的法治道路。然而無論是從法 律之內還是法律之外探討法治的實現之路，都需要依託於一定的思維。本文試圖從思維的領 域出發，著重分析論證中國法治的主導思維是辯證還是邏輯，以期能服務於中國法治的實踐。 [關鍵詞]： 法治 法律思維 辯證思維 邏輯思維 隨著學界對於法治問題探討的不斷深入，當下許多學者已經意識到，「法治問題不僅僅 是由制度及規范所生成的，還包括與制度規范並存的法律思維。」 如鄭成良教授所言：「法治實質上是一種思維方式。」 他還進一步闡述道：「法治固然取決於一系列復雜的條件，然而就其最直接的條件而言，必須存在一種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思想方式，即只有當人們能夠自 覺地而不是被動地、經常地而不是偶然地按照法治的理念來思考問題時，才會有與法治理念 相一致的普遍行為方式。」 然而，這種服務於法治的法律思維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思維，雖然大多數學者都認為應當主要是一種邏輯的思維，但其並不具有絕對的主導性。這主要是由 於受到我國傳統思維方式的作用，以及共和國建國後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思維灌輸的慣性作 用，對這種邏輯思維的認識的不足，此外就是受到西方後現代思潮對於傳統邏輯的批判的影 響，使得一部分人自覺或不自覺的對這種邏輯思維主導的論斷產生了懷疑，有人甚至提出了 辯證思維是中國法治的主導思維的謬論。本文則是針對這種現狀在理清法治、法律思維、邏 輯思維、辯證思維的概念的基礎上，著重分析和論證邏輯思維與法治的關系以及辯證思維與 法治的關系，最終得出法治的主導思維為邏輯的結論。 一、概念界定 概念是人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對於客觀事物的本質和特徵，在運用抽 象思維進行抽象概括的基礎上形成的方便人們進行交流的一種工具或符號。由於人的不同， 人的認識能力和抽象思維是存在差異的，這就導致人們對於同一事物的概念界定也是有所不 同的。因此，對於本問題的有關概念的界定，將既有利於文章對於問題的深入分析與論證又 及方便人們對於本文所論述內容的理解和交流。 （一）法治 關於法治概念的界定，我們可以看到法治的概念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和豐富的過程，在 其發展過程中常常受到社會環境與自然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在不同國家、不同歷史時期對於 法治的定義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學》將法治定義為： 法得到普遍遵守與良法。英國法學家戴雪則將法治定義為：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 的廣泛裁量權在內的任何專制權力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須服從在一般法 院里實施的國家一般法律；第三，權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憲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 實際判決上。 但是不管法治的定義如何發展與演變，學者們以何種形式的修辭來闡釋，法治的基本特徵「法律至上」、法治的核心價值「權力制約」和「保障自由」等內容是無法改變的。「法律 至上」是古典和現代法治所共有的基本原則，是一種制度形態和法律精神。它意味著在觀念 上法律權威、地位高於一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力制約」是法治核心價值之一，無論 從歷史還是從現實各國的法治發展來看，法治國家的政治基礎，一是民主政體，二是國家權 力利的合理配置。根據孟德斯鳩的觀點，實施法治的根本所在就是要解決國家權力配置的問 題。國家權力配置的問題是法治的核心問題，國家權力配置包括國家權力的合理分工和有效 制約。而「保障自由」也是法治核心價值之一，自由是公民的基本人權，公民只有真正地享 有了自由權才有可能去實現其他權利。因此，「保障自由」是法治社會極為重要的價值理念。 基於此同時結合到我國的國情，筆者認為可以法治定義為以法律至上為基本理念的，以權利 合理配置為基礎的，以保障自由等基本人權為目標的，依良法的普遍實行為手段，社會管理 方式。 （二）法律思維 學界比較關注法律思維的研究，而這方面的成果也較為豐富，表現在法律思維的定義上， 我們可以看到，關於法律思維的定義有很多。從總體來說，對於何謂法律思維，人們大體有 以下幾種認識： 1、法律思維是通過人的大腦(神經系統)，對法律現象的反映、認識和思考。如李淑英 指出：思維是人的大腦對存在的認識和思考。法律思維則是通過人的大腦(神經系統)，對法 律現象的反映、認識和思考。 2、法律思維是法律職業者(法律職業共同體)運用法律知識對法律問題進行分析、判斷並得出結論的過程。如周曉春、李保甫、郭儒村等都是在這種意義上界定或使用法律思維的。 周曉春指出，所謂職業法律思維，是指運用法律基礎理論、專業術語、專業邏輯分析、判斷 問題的認識過程。 我們可以看到周文限制了法律思維的主體，即不再將法律思維做泛主體化的界定，而只是局限於法律職業共同體。 3、從法律思維的功能角度對法律思維加以界定，即將法律思維界定為實現法治的方法。 如叢濤，曹潔。法律思維是將法律、事實、方法等整合運用以實現法治的最佳步驟或方法。 4、從法律思維方式的角度界定法律思維，如鄭成良、陳金釗等。鄭成良是國內比較早研究法律思維問題的學者之一，他認為，法治就是一種思維方式，「所謂法律思維方式，就 是按照法律的邏輯(包括法律的規范、原則和精神)來觀察、分析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思維方 式。」他認為法律思維應當「圍繞著合法與非法來思考和判斷一切有爭議的行為、主張、利 益和關系」。 5、從法律思維方式和法律思維方法相結合的角度來定義法律思維。如堪洪果即是從這一角度認識法律思維的。「法律思維，系指生活於法律制度架構之下的人們對於法律的認識 態度，以及從法律的立場出發，人們思考和認識社會的方式，還包括在這一過程中，人們運 用法律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 「當法律思維作為思維方式，它的一端便連接著法律的形而上層面，聯系著法律和法律人的文化內蘊、品格和精神需求；當法律思維作為思維方法時， 它的另一端連接著法律的形而下層面，它在對解釋、推理、論證等法律方法的探索中使法律 參見周曉春：《法官職業法律思維:經臉組法官向知識型法官過度的橋梁》，載《中國律師》2000年第12 法律思維應當包括法律思維方式和法律思維方法兩個方面。法律思維是對法律思維方式和法律思維方法的融合，而不是溝通二者的橋梁。「法律思維是主體融會法 律思維方式和法律思維方法解決具體問題的過程，同時也是對法律的再認識和再把握的過 程。其中，法律思維方式表現為法律思維的視角、立場、模式以及思維的習慣和傳統等，其 決定著思維展開的方向，法律思維方法則是主體解決法律問題所應用的工具，其主要有兩個 層面，即作為思維過程的操作方法，如刑法中的定罪量刑等方法和作為理論工具的方法，如 法律解釋、法律推理、法律論證和價值衡量等方法。」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范春瑩關於法律思維的界定較為恰當。法律思維首先應該是一種思 維方式，具有所有思維方式所共有的屬性同時又具有其特殊性，即法律性，表現為法律思維 的視角、立場、模式以及思維的習慣和傳統等，其決定著思維展開的方向；其次它應該是一 種思維方法，這里主要是指的是其作為方法對人處理法律問題的有用性，主要是作為思維過 程的操作方法如刑法中的定罪量刑等方法和作為理論工具的方法，如法律解釋、法律推理、 法律論證和價值衡量等方法。 （三）邏輯思維 從字面意思來看邏輯思維是由邏輯和思維兩個片語合形成，思維是這一概念的本質屬 性，而邏輯則體現了這一概念所獨有的特性。因此要想弄清楚什麼是邏輯思維，首先就得明 白什麼是邏輯。關於邏輯的定義有很多，詞典上將邏輯定義為人的一種抽象思維，是人通過 概念、判斷、推理、論證來理解和區分客觀世界思維過程。美國學者約翰杜威從邏輯發展 的角度出發，認為邏輯是人們對於所有方法的長期實踐過程逐漸形成的對於正確的方法的自 然選擇和進行理性研究基礎上形成的一門學問。 認為邏輯是人們思維必須遵守的基本准則，是一種人們最常用的一種方法。不管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結論的 得出都必須藉助於邏輯的方法。從法律思維三個關鍵的領域：法律的獲取、判決的證成、概 念和體系的建構，該學者推出了法律中的邏輯必然要經過三個不同階段三種不同意義上的推 論，即：事實推理、法律推理、判決推理。 綜上所述並結合到上文對於法律思維的界定，筆者認為邏輯思維是一種人通過綜合運用 各種抽象思維的方法，來達到認識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思維過程。它主要有兩個特徵，首先它 是一種思維，是人通過大腦對於客觀事物的認識或改造的過程；其次它需要綜合運用各種抽 象思維的方法（例如概念、判斷、推理、論證等），從而使人在思維過程中形成一定的結論。 （四）辯證思維 恩格斯認為：「所謂主觀辯證法，即辯證的思維，不過是自然界中到處盛行的對立中的 運動的反映而已。」 龔家淮分別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兩個方面出發將「辯證思維定義為：辯證思維是對客觀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相互作用及其運動變化的反 映。辯證思維對事物的反映是主動的、有目的的，並且具有預見性和創造性。」 和「辯證思思維定義為：辯證思維是人類認識並且改造客觀世界的思維。」 筆者認為辯證思維是以辯證證法為基礎的一種思維，因此辯證思維具有辯證法所具有的基本內容即聯系、矛盾、運動、 變化、發展。而辯證思維最基本的特點是將研究的對象看作一個整體，從其內在矛盾的運動、 范春瑩：《法律思維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10 月，第24 參見[美]約翰杜威：《邏輯方法與法律》孫新強譯，載《人大法律評論》2011年第一輯。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3 變化及各方面的相互聯系中進行考察，以便從本質上系統地、完整地認識對象。此外辯證思維還是一種帶有普遍性的經驗的歸納總結而形成的一種普遍的規律的結合體，它自身具有一 致性和循環性。筆者認為從辯證思維的特性來看其更傾向於指導人們全面的、系統的認識事 物，而對於人們該如何地去改造客觀事物的作用在實踐中，往往表現的不如邏輯思維那麼明 顯和直接。 二、法治與辯證思維、邏輯思維 在上文對於法治和辯證思維概念的准確界定的基礎上，下文將著重分析論證法治與辯證 思維的關系以及法治與邏輯思維的關系。在這個部分筆者將主要以下四個問題入手，分析和 論證法治與辯證思維、邏輯思維的關系。一是辯證思維和邏輯思維是否是一種法律思維？二 是辯證思維和邏輯思維哪一種是當下中國法治的主導思維？ （一）辯證思維和邏輯思維是否是一種法律思維 法律思維是對於法治實現的意義不言而喻，因此要論證一種思維，是否是服務於法治的 思維以及是否為法治的主導思維，首先需要論證的是它是否是一種法律思維。在這一點上筆 者試圖從概念界定的角度出發進行論證，結合到上文對於辯證思維和法律思維的定義來看。 辯證思維是一種以辯證法為基礎的思維，它包涵著辯證法所具有的基本內容即聯系、矛 盾、運動、變化、發展。而這也決定了辯證思維所具有的特性：相對性、運動性、主觀性。 這與法律思維作為一種思維方式的特性即法律性：絕對性、穩定性、客觀性，是相違背。在 絕對性上，服務於法治的法律思維要求人們在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要堅持法律的絕對 權威；而辯證思維所主張的事物是矛盾中的事物，事物處在一定的矛盾體系中，這個體系包 括事物內部的矛盾的主次方面，事物外部的主次矛盾，因而事物並不存在絕對性，而是相對 的。這於服務於法治的法律思維所倡導的法律至上，法律的絕對權威等絕對性正好是相矛盾 的。在穩定性上，法律思維首先以法律規則的穩定性為前提進行分析論證，大致能得出一個 穩定的預期，這就滿足人們心理和理性的需要同時也節約了社會成本，從而達到了法治所追 求的目標和價值，並使法治得以鞏固和發展；然而辯證思維所倡導的是，事物是運動的事物， 事物的運行性是絕對的，而靜止則只是運動的一種特例，這種運動性的辯證思維，將無法滿 足人們對於法律的穩定性的需要，對於法治的實現更是一種阻礙。在客觀性上，法律思維作 為一種思維方法，是一種通過綜合運用固有的抽象思維的方法在已有的客觀事實的基礎上進 行推理和論證最終得出一個相對客觀的結論，具有較強的客觀性；而辯證思維，雖然其倡導 者將其定義為人類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思維，事實上由於缺乏客觀的方法使得這種思維具 有很強的主觀性，而有這種思維所得的結論也是具有很強的主觀性，這與法律思維的客觀性 是相違背的，這與法治對於結果的客觀性的追求也是相違背的。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辯證思 維不是一種法律思維。 邏輯思維是一種人通過綜合運用各種抽象思維的方法，來達到認識和改造世界的目的 思維過程。邏輯思維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從縱向上看，自法律和法學誕生之日起，其就被廣 泛的適用於前者的思維領域，可以說邏輯是法律能運作以及法學能成為一門學科的根本。雖 然霍姆斯認為法律的生命在於經驗不是邏輯，從字面上的意思來看邏輯似乎對於法律並不是 最重要的，但這完全是一種缺乏語境和背景的曲解，霍姆斯說這話主要是對傳統僵化三段論 的邏輯模式的一種批判，而這並不是對於邏輯思維的批判，根不能否定邏輯思維對於法律的 重要性。從橫向上看，學者們在對法律思維進行定義時總是要在定義中明示或暗示的加上邏 輯的字眼或邏輯的方法等，這也證明邏輯思維對於法律和法律思維的重要性，兩者在概念上 是難以分開的。而當法律思維作為一種思維方法來界定是，我們可以看見這種思維方法與邏 輯思維的方法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在前面加上了法律最為定綴對此加以限定。而從功能的角 度來看，邏輯思維的方法，具有立法的促進功能，即通過對於客觀事實的抽象形成滿足於法 律的要求的概念，從而促進法律發展；具有司法的適用功能，孟子說「徒不能自行」，這句 話的原意是想強調人在法律適用中的重要性，其實更確切的講，人的重要性體現在他能運用 邏輯思維的方法，通過對具體的案件事實的梳理，對已有法律的發現，並將發現的法律與具 體的案件進行客觀的推理和論證得出一個合法合理的司法結論，全過程都體現也都需要人對 於邏輯思維的運用。因此，筆者認為邏輯思維是一種法律思維而且也是唯一滿足法治要求的 法律思維。 （二）辯證思維和邏輯思維哪一種是當下中國法治的主導思維 雖然在上文中已經論述了辯證思維不是一種法律思維，更不可能滿足法治發展的需要。 而邏輯思維則是唯一的法治的主導思維。但是在當下的中國社會的現實中是這樣的嗎？是不 是存在應然與實然的悖論呢？而當下中國法治進程的主導思維究竟是邏輯還是辯證呢？ 筆者認為這的需要從主體入手即從推動法治的力量入手進行分析。從大的方向上我們可 以將中國法治的推動主體劃分為官方、民間、法律人這樣的三個主體。事實上這三個主體的 界定是存在一定問題和漏洞 ，但是這里為了方便我們的討論，假定三個主體中的個體所持的觀點都是一致的，三個主體中的個體所持的觀點長期內不可能改變。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官 方推進法治的主導思維是政治思維，即具有很強的命令與服從的色彩，又具有運動式的色彩， 此外，比較關注行為的的效率與效益，對於程序具有很強的排斥性，最後應該是中國所獨有 的具有很強的政黨性；而法律人推進法治的主導思維主要是以邏輯思維為主導的法律思維， 即在思維主要依靠嚴密的邏輯的思維，在方法上綜合運用各種邏輯的方法，既具有嚴密性、 客觀性的色彩，同時又抱有一定的浪漫主義、完美主義的追求；最後是民間主體的思維，民 間主體的思維本身具有很強的矛盾沖突，主要是當下中國處在一個社會轉型時期，人們的思 維也處在一個轉型時期，筆者認為民間思維主要是介之於官方思維與法律人思維之間，缺乏 其獨特性，如果其有獨特性就是其內在的矛盾性和復雜性。 決定主導思維的主要是主體的力量和實力占優勢一方的思維。通過各方力量和實力的對 比，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當下在中國的三個主體中最有實力的是官方，而且這種實力差距非 常的明顯。即官方處於中國社會的力量的絕對中心，其他兩個主體根本無法與之抗衡。因此， 中國當下中國社會法治的主導思維實際上政治思維。現實中各種與這種思維相違背的思維， 都會受到這種思維的打壓，而這種思維在法治的實踐中享有絕對的話語權。而所謂的辯證思 維不過是這種思維用來打壓邏輯思維的一種工具而已，而邏輯思維也只是停留在理論層面上 成為一種應然的中國法治主導思維。 三、結論 從上文的論證來看，我們可以得出，法治的主導思維應該也必須是邏輯思維。但是這一 點在當下我國社會中表現的並不那麼明顯，主要是受到來自傳統思維的挑戰如辯證思維以及 極為強勢的政治思維的打壓。正如陳金釗老師所言「我們傳統文化的整體性不是很重視邏輯 分析，混沌、整體、辯證地看問題是我們思維的特點。正是因為整體性思維忽視形式邏輯， 使得與法治相適應的思維方式難以在全民中形成，這成了我們進入法治時代的一個障礙性因 而法治建設需要的是一種以邏輯為主導的法律思維，邏輯思維是法律思維的基礎，離開演繹推理、類比推理等方法法治將寸步難行。「對於我們這個不重視邏輯的民族來說，對 邏輯絕對化的批判對我們沒有現實意義。」 而為了推進我國法治建設和進程，我們需要做的是運用邏輯規則來保障法律意義的固定性，以便給人們以可靠的預期，重塑法律的權威。此 外我們應該明確的是：法治覺不是一個朝夕之間就能實現的目標，而是一個漸進式發展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需要在法制實踐中堅持運用邏輯思維來指導和幫助我國的立法、司法、執 首先是三個主體的稱為的不恰當，應該是三個群體更好，其次是每個群體中的各個個體不一定都持著一種思維，再次是忽略了群體中個體的思維具有可塑性，是可以事實上也是在不斷變化的。 法工作，盡量減少來自政治思維和傳統思維的干擾，在點滴的積累中逐漸實現我國的法治。

3. 依法治國的意義是什麼

依法治國的重要意義包括：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等等。

依法治國的重要意義

(1)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2)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

(3)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客觀需要;

(4)依法治國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標志;

(5)依法治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

依法治國的基本內容

(1)依法治國的主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群眾;

(2)依法治國的本質是崇尚憲法和法律在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權威，徹底否定人治，確立法大於人、法高於權的原則，使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法律不受個人意志的影響;

(3)依法治國的根本目的是保證人民充分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維護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依法治國是一切國家機關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

(4)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新方針：「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5)立法機關要嚴格按照立法法制定法律，逐步建立起完備的法律體系，使國家各項事業有法可依。有法可依是實現依法治國的前提條件。

(6)行政機關要嚴格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就是要求各級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嚴格依法行使其權力，依法處理國家各種事務。它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環節。

(7)司法機關要公正司法、嚴格執法。總之，依法治國要求各級國家機關切實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