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對法治建設的影響

⑴ 如何調動傳統文化與現代法治結合

中國法文化源遠流長，從來沒有中斷過，這是世界文明古國所少有的。中國古代法文化無論理論的、制度的、行為的，都有跨越時空的合理性因素。中國古代的法文化以人本主義為基點，「德育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是非常注重法、理、情三者一致的。由於重視人，重視人的價值和生命，所以在法制上就提出「以法為教，民刑必教」的觀點，以「教化」為先減少犯罪，這是中國古代法文化很優秀的精神。

比如，古代的死刑決定權很早就收歸中央，這樣的規定從漢以後一直貫穿下來。類似的制度在法典里也有明確規定，這在世界法制史上是很少有的，是重視人，以人為本在法律上的體現。為此，他援引《慎子》、《韓非子》、《商君書》中一些以法度治理國家的觀點，認為從理論的角度來看，法家的思想還有待發掘，其中與現在的法治建設有聯系的一些思想很有價值。

著名法學家郭道暉則提出，既要復興我們傳統文化的積極部分，更要防止「中國法文化、或者中國整個文化傳統里的封建專制傳統」的復辟。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刑事訴訟法學專家陳光中認為，面對傳統文化，思想不要片面化，中國的封建法制文化，從主流來看就是封建專制文化、皇權至上的文化。孟子的民本思想非常鮮明，但是並不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卻是我們現在要發揚光大的;主流的專制主義甚至是殘酷文化，也是不可取的。不能把過去的包袱與糟粕當成好東西。這種東西肅清起來很難，比如刑訊逼供。我們在研究與繼承古代文化傳統的時候不能不注意這個問題。

清華大學教授、著名歷史學者秦暉在發言中說，在中國，不管是主張孔孟的仁義道德，還是主張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一個共同的敵人就是以「秦制」為代表的專制集權。

在今天，不想使中國走出秦制，就不是真正的儒家，不想使中國走出秦制，也不是真正的法治。「五四」帶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啟示就是，不是「反傳統」是過分還是不足的問題，而是我們的確應該反傳統，但我們應該區分反對哪一部分，保留哪一部分。

中共中央編譯局局長衣俊卿認為，中國的文化博大精深，但它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上，建立在人情的基礎上。中國的人倫社會不是在對自由平等的認識基礎上形成的，從孔子起就提倡一種「無訟」的思想。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寫道:中國不是一個無法無天的社會，是一個禮俗社會，一個熟人社會，不需要訴訟。這種文化體現了我們傳統的對法的看法，平民對法的看法，官員、統治者對法的看法。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李德順提出了如何看待中華傳統文化的兩個觀點。

第一，不要將文化都推給古人，這樣就把我們自己的文化權利和責任也都推給古人了，要立足於現實的中國理論與實踐，著眼於整個民族。

第二，很多個人的表現，如果能被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整體上接受或執行，就不應該將其簡單歸結於個人。在回顧歷史的時候，重要的是從文化這個角度來反思大家曾經共同認可、共同接受的那些東西，從這個角度來辨認我們現實的主體的權利和責任。

中西方文化傳統中，理念差異有多大

談到文化與「法治」，西方文化的沖擊及中西文化的比較是無法迴避的。

北京大學哲學系資深教授樓宇烈從宗教文化角度，闡釋了中西法治文化的差別:在西方，人和神分屬兩個世界，當過渡到法治社會的時候，法的神聖性就順理成章。中國沒有這樣的文化背景，強調以人為本，靠人的自覺較多，對法的遵守也是主要建立在對法的道德認同以及道德的自覺自律基礎之上的。

外在約束一定是建立在內在約束之上，現在把內在道德約束放棄了，只靠外在約束是不可行的。「慎獨」、「克己復禮」就是中國以前所依靠的底線。我們現在法治建設中出現的很多問題，就與我們對法沒有一種神聖性的、絕對性的情感或者理性的認識有關。

陳光中以最近發生的兩個法律事件為引，展開了對中西文化差異的討論。美國在校園槍擊案不斷發生的情況下，其聯邦法院反而通過了更加放開個人持有槍支權利的決定。與之鮮明對比的，我國對槍支、彈葯的管理從未鬆懈過，近期更是成果輝煌。這反映美國在一定程度上把個人的自由權利凌駕於社會安全之上，而我們是強調安全第一、集體人權第一，這反映出兩國主導價值觀是有差異的，但都有合理性。所以對於「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不能片面強調一方，而應相互結合。

秦暉認為，中華法本身有些好的東西，應該發揮。反過來講，在西方，不管是衡平法還是羅馬法也都有它的中世紀時代，也很難說那個時代實行的就是我們現在講的法治，其中最明顯的就是拜占庭帝國:《拜占庭政治史》提出了「「「1「by1「「」的說法，強調皇帝用羅馬法來治理，盡管當時的羅馬法非常發達，但它絕不是現代法治的概念。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蘇亦工認為，學習西方，也要認識和鑒別西方，注意不要盲目地接受它極端化的思想。對於西方的思想，如果我們吸收來的是其中很極端化的東西，在新的環境下沒有了剋制、沒有了天敵，就可能無限蔓延，引發災難。

如何看待當下中國法治建設中的問題

如何化解當前我國法治建設中出現的問題，與會學者將討論的焦點集中到了法治與道德的關繫上。

郭道暉提出「為政以德」應該作為「依法治國」的補充。他認為「德治」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只能處於輔助的地位。先秦時期孔孟所講的「以德治國」，是要統治者為政以德，實行仁政，並非針對老百姓而言。其實，要真正構建和諧社會，執政者也要為政以德。司法是社會規范的最後一道防線，如果不講良心，司法也不能實現公正。

《檢察日報》副總編輯王松苗闡述了「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的關系。他認為:第一，「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是不矛盾的，依法治國講的是依法治權，以德治國講的是以德治事。法治不是萬能的，很多事情靠道德教化反而更有效果。「依法治權」與「以德化人」應該也完全可以統一。

第二，「以德治國」是有中華傳統的法律文化根基的。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中庸，強調寬恕，強調「得饒人處且饒人」，這與現代「調解」一脈相承，有利於息事寧人，和諧關系。

第三，「以德治國」與當代法治生活需要是合拍的，能夠滿足構建和諧人際關系的需要。有時候非黑即白的判決非但不能緩和矛盾，而且加劇了當事人之間的對立情緒。我個人認為，法律在和諧社會裡面只能起到安定社會的作用，但是要實現誠信友愛，法律是做不到的，只能靠道德。法律永遠無法濃化人的感情。

第四，我們要對法治充滿信心，讓法治成為我們的一種生活安排。同時也要讓德治成為我們的一種生活方式，使兩者和諧統一，共同服務於我們的生活。

中國政法大學黨委副書記高浣月教授認為前人創造的文化遺產中，有一些可以繼承甚至照搬、照用的，還有一些是絕對不能照搬照用的，而是應該從精神的層面和價值的層面去借鑒。對調解制度要有一個辯證的態度。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行政法學專家應松年從當年公務員法的起草，聯想到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他指出，中國古代有行政方面的規范、制度，沒有現代的行政法制度。

所以，他在贊成文化對法治有巨大影響的同時，認為現代法治不能建立在某種文化基礎之上，而應建立在某種經濟基礎之上。

當今中國要建立市場經濟制度，專制道路當然不能沿用，必然要走法治這條路，也就是說必須有一套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治之道。

吸取傳統營養，讓法治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法治的建立要求法治觀念的率先確立來作為其思想基礎。對法治文化觀念的理解和詮釋成為與會學者進一步探討的話題。

衣俊卿認為，任何法制體系、制度背後都有文化的影響，沒有發現到是因為還未自覺，所以要「跳出來」看，要找深層的文化模式對中國法治確立所產生的影響。現代的法治應該是在一種理性文化基礎上建立的，但我國的傳統文化不是理性文化，而是經驗文化。從「辛普森案」可以看出美國當時對程序的尊重已經到了何種程度，從「趙作海案」可以看出我們對法律還是不夠「敬畏」。

衣俊卿說，現在要做的工作不僅僅是拿幾個觀念來指導法治，而是要讓法治成為一種自覺。對法的「敬畏」需要每一個公民的參與，法治不僅僅是公、檢、法機關的事情，它是一個法治國家從行政到公、檢、法再到民眾等所有社會層面對法律的態度，這也是對我們法治現狀的診斷和治療。

李德順總結說，法治文化其實就是表達了一種理想，即讓法治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不僅僅是司法部門的具體任務和特殊權力，法律應該成為全社會共同的權利和責任。立足於中華文化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和改造，探索出應有的和合理的東西，將其按照法治的精神制度化、體系化、程序化。這樣壯大的是我們自己，也讓我們能理直氣壯地面對世界。

⑵ 法制文化建設對依法治國有什麼好處

法治文化是法治社會的精神要素和文化土壤，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支柱。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貫徹落實這一重大部署，必須高度重視和大力培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充分發揮法治文化對依法治國的促進作用。
充分發揮法治文化的精神支撐作用，營造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良好氛圍。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是在我國法治實踐中長期積淀形成的，對法治建設起著無可替代的支撐作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新征程已經開始，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弘揚法治精神，需要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營造良好氛圍。一是樹立法律信仰。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人們對法律越是尊重與信仰，法治意識與法治氛圍就越濃厚。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要求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和精神文明創建內容。應以此為契機，加強法治文化教育，引導人們逐步形成對法律的信仰。二是堅定走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信心。引導公民樹立崇尚法治的信念，培育和發展法治文化，促進全社會尊法、護法、守法、用法，使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的內心信念和追求目標。
充分發揮法治文化的價值塑造作用，形成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良好風尚。法治文化由法治價值內化而來，具有潛移默化的教化和調控功能，能夠凝聚全社會的思想共識與行為共識。只有法治成為人們自覺踐行的核心價值觀，全社會才會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風尚。法治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追求。在我們這樣一個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發揮法治文化的價值塑造作用尤其重要。一是繼承和創新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法治精神。重視從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中包含豐富的符合現代法治精神的思想，是培育和發展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重要思想資源。二是借鑒國外法治建設的成功經驗。我們既要認真學習西方國家法治經驗，又絕不照抄照搬。應根據我國社會實際借鑒國外法治經驗和法律條文，以我為主，為我所用。
充分發揮法治文化的動力保障作用，開創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良好局面。法治文化是社會變革的重要推力，是推動我國向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全面發展的重要保障。法治文化建設作為一項長期系統工程，必須強化領導、完善機制，多措並舉、持之以恆。一是充分發揮黨對法治文化建設的領導作用。黨的領導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最根本保證。二是充分發揮法治文化建設運行機制的作用。建立健全科學有效的法治文化建設工作機制與規范體系，將法治文化建設上升到制度高度，為落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戰略部署提供重要保證。三是充分發揮人民群眾作為法治文化建設主體的作用。充分調動人民群眾厲行法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大力促進公平正義的實現，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使全社會真正理解現代法治精神，自覺弘揚法治文化，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發揮應有作用。

⑶ 中國傳統法家思想與當前我國法治建設的關系

認真說起來沒有任何的關系。
第一，理論基礎不同。
現在的中國的法學是以西方法學理論為基內礎。
而中國容的傳統法家思想是以中國文化為基礎的法家學說。可以說是自成體系。
第二，推行的方式和來源不同。
傳統法家思想和法學是依靠君主手中的權力推行，維護上層封建貴族階級的利益。強調加強君集權。
現代的法治是依靠絕大多數民眾的意願，以憲法為最高原則基本法制定的法律條文，維護的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根本利益為目的。
第三，內容不同。
傳統法家思想學說的內容非常復雜。它包括了權術，政治，軍事，還有各種傳統文化理念。並不是純粹的法律條文。
現在的法治主要目的是體現民主政治的法學理論思想。（至少名義上是這樣）
兩者的關系僅僅只能說是，借鑒過去，推陳出新而已

⑷ 中國古代法治傳統對今天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有哪些積極和消極影響

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法家的法治思想非常引人注目，法家的思想家們認為法具有普適性，應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仁。公開宣揚宗法等級制度的儒家，從維護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出發，也歷來重視聖君賢人的典範作用，強調君臣守法的重要性。

司法不獨立，不公正的現象普遍存在：由於受到傳統法律文化的制約，我國的司法體制，法院機構設置，法官制度，司法運行過程都帶有明顯的行政化的色彩，行使司法權時往往受到行政權強有力的干涉。而且公開，透明是現代司法體制的基本要求，而當前的司法體制離此還甚遠。

(4)傳統文化對法治建設的影響擴展閱讀：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注意事項：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體現社會主義法治內在要求的一系列觀念，信念，理想和價值的集合體，是指導和調整社會主義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監督的方針和原則。

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實行計劃經濟轉變為實行市場經濟，從實行閉關鎖國轉變為實行對外開放，從人治向法治過渡，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把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必須從中國社會主義國體和政體出發，立足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發展的時代要求，以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思想為指導，深刻地認識社會主義法治的內在要求、精神實質和基本規律，系統地反映符合中國國情和人類法治文明發展方向的觀念、基本信念和價值取向。

⑸ 論中國傳統文化對法律運行的影響；論全球化趨勢對中國法治的影響

法治與人治的矛盾
人治的思想太根深蒂固了
還有，老百姓對於「打官司」的恐懼，不利於法專律的普及屬。
倫理道德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之一的家庭倫理道德,自古就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一部分.近代以降,我國法制改革吸收引進了西方的一些法律原則及法律制度。但這不能否認傳統倫理道德在中國近現代法律制度中的傳承.其對中國法律現代化的影響.從歷代先哲中的法律思想中便可略窺一二。
論全球化趨勢對中國法治的影響
這里有一篇論文，自己看吧
http://www.ilib.cn/Abstract.aspx?A=shszxb200202009

⑹ 中國傳統文化與法治之間有什麼關系

傳統文化里人治的成分多,實行的是宗法制度.與法治的精神是不相符.我們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⑺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是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禮」，即「仁者愛人」和「克
己復禮」，仁禮之道具體派生出家族主義，而家族又是中國法律所著重維護的秩序。

1、「仁」對我國古代法制的作用

孔子的「仁」，貫徹給我們最重要的就是一個「恕」字。

我國古代歷代王君也正是意識到了仁義和寬恕的貢獻，才使得當時的法制不斷從野蠻走向文明，西周的「有德」就是得民心，針對商紂王亂刑無辜，周朝的法制思想轉變為「明德慎罰」以達到保護臣民的目的。

歷史的見證無不體現了儒家思想的仁義道德對中國法制發展的巨大貢獻，這里的仁德思想與我們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所貫徹的以人為本理念也是一脈相承的，真正做到以史為鑒，才能更好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2.「禮」對我國古代法制的作用

「禮」亦是孔子的儒家學說中極為重要的思想。

義在其中，義體現為禮，禮是人內心的義的具體實現形式。一方面，禮是統治者根據人民面臨的實際生活狀況也就是「中」的原則制定出來的，因此，禮就是「中」的哲學思想的體現。另一方面，禮，尤其是周禮，是長期以來逐漸形成的，被證明是非常有效的。

在中國法律漫長的歷史發展中，「法」的內涵不斷豐富 ，而且許多「禮」的內容也逐漸融入其中。西周時期， 周公制禮， 呂侯制刑， 禮與刑成為當時兩大部門法。禮是調整行政、經濟、軍事、民事、訴訟各方面的綜合大法， 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

(7)傳統文化對法治建設的影響擴展閱讀

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內容

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後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儒家的學說簡稱儒學，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1、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2、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范。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

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范，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3、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姦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4、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復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

⑻ 韓非子法制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韓非子明確提出：「息文學而明法度，……此公利也。」（《八說》）「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五蠹》）「故言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問耕》）他對儒家所謂的「德治」、「仁政」的批判與排斥尤為不遺餘力：「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說疑》）「夫卑名危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行，以散其黨；又從而尊顯之，用事者過矣。」（《詭使》）「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八說》）他還振振有詞地說：「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說疑》）「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五蠹》）

此類主張後來被其同窗秦相李斯的重申而由秦始皇實踐了，故有了「焚書坑儒」之壯舉。對此，郭沫若先生評曰：「秦始皇的作風，除掉迷信方士、妄圖長生之外，沒有一樣不是按照韓非的法術行事的，焚書坑儒的兩項德政正好是一對鐵證。焚書本出於李斯的擬議，其議辭和令文，不僅精神是采自韓非，連字句都有好些是雷同的。」（見《十批判書》P.406）然而，事與願違，物極必反；後來的讀書人卻成了犯上作亂的生力軍；故後人有詩雲：「灰坑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韓非的文化控制論還是以失敗而告終的。因此，吾人可言，秦帝國尚處在中國君主專制集權之社會形態未能徹底完成的轉型期中，列國貴族余緒依然存在。文化控制的最終完成且有待於來者矣。

⑼ 中國傳統文化中哪些有利於現代法治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中體現了現代法治的理論，依他們的說法，「釋法術而任版心治，堯不能治一國權」②，「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二家。」⑨這些觀點明確反對了儒家的「人治、德治說」。法家講究法的明確性與客觀性，法術是不能被心術白由裁量的。人與人是不同的，即使都是明君賢臣對待不同的事物也有不同的判斷力，當受這種判斷影響的人對這種判斷懷著一種僥幸或者期待可能性，他將不會再接受明確的法的約束。雖然法家強調法治的重要性，但是法家的法律卻是一種以君權為背景的政治主張，「生法者，君也」，如果把法源為君調整為法源為民主契約，則結合了西方的法治思想與中國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

⑽ 中國古代宗法家族主義傳統對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影響

法治不只是一種制度化模式或社會組織模式 ,更是一種理性精神和文化意識。「依法治國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現代中國社會建設的必然趨勢 ,更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自覺的理性追求。現代中國法治建設的價值取向表現為法律至上、限制權力、保障自由和關注效益、民主、秩序、平等。中國傳統社會的宗法倫理對法治社會建設的影響深遠。宗法倫理觀念並未因其是歷史上的東西而自然消逝 ,而是不斷地獲得延續和傳承 ,幾經沉澱已深深地溶入國人的血液之中。它的等級精神、人治色彩、群體為重、義務為本、和為貴、無訟的價值取向大大消解了現代法治的精神。
中國古代是農業自然經濟的一統天下，生產的目的是消費而不是交換，家庭是生產的基本單位，各家使用國家的土地向國家納稅服役。這種封閉的自給自足生產方式帶給人們社會關系的最大特徵就是依附性，個人依附家庭、家庭依附國家。為了維護這種依附關系，必然要求群體意識高於個人意識，社會義務重於個人權利，社會本位、義務本位因而成為法律的主要價值取向。"重刑輕民"因而成為中國法律的一大特徵。"法律由於主要體現為國家的鎮壓工具，是異已的力量，人們由此畏懼法律、害怕訴訟，用法律解決糾紛不可能成為人們的選擇目標"，法律的調節功能也就得不到社會的普遍認可，法律僅成為國家專制的工具，而沒有成為人們捍衛自身權利的武器。與中國封閉的自然經濟相聯系的是宗法等級的社會關系。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等級結構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組織形式，所謂"國之本在家"、"家齊而後國治"，一方面從國家法律高度維護這種宗法倫理關系，一方面承認家族法規的合法性，而且還賦予家長對家屬的司法懲罰權力，以彌補國家法律不足。國家對家族法規的高度認可，形成了中國法律濃厚的倫理色彩，法律和道德合一，法律附屬於道德。這種血緣等級與階級關系一道形成了整個社會重身份、講名氣、論地位的風氣，立法上也就遵循法有等差的原則，同罪異罰、法律面前不平等被視為天經地義。在等級的網路中，自然難以產生平等意識、自主意識和權利意識。建立在宗法等級結構之上是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在這種制度下，皇帝是一切法權的淵源，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權於一身，"以言代法"、"以言廢法"，個人的作用大於法律，人治社會由此產生。在古代中國，司法歷來不能獨立，中央是司法隸屬行政，地方是行政司法合一。行政統管一切，政府凌駕於法律之上，人存政舉，人亡政意，權大於法的觀念已固化在人們的行為模型中，至今難以消除。意識形態領域中儒家思想是古代中國意識形態的核心。儒家思 想強調和諧與穩定，並通過以"禮"為核心的道德准則來加以維護。它強調身份、義務、群體和修心，否定個人、權利、自由和利益。儒家思 想通過統治者的強化，普遍支配著人們的法律意識，如"為政在人"的 "人治"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的德主刑輔思想，"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的執法原情觀等。這些思想經過千百年的灌輸，深入到人們的思維模式和日常行為之中，要徹底變更決非易事。

根源於以宗法制度為基礎的中國傳統法律制度,在立法、司法等方面無不打上宗法制度的烙印,形成了輕法律、重人情為特色的倫理型法律文化。具體表現在：
一、以維護宗法等級制度的禮作為中國古代立法司法的指導原則
在宗法制社會里,國是家的擴大和延伸,治國等於理家,家族的和睦穩定意味著國家的穩定。對於家族的治理,僅用冷冰冰的法律顯然缺乏人情味,不利於家族內部關系的穩定,所以夏、商、西周時期,統治階級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採取了與宗法制度相適應的溫情脈脈的統治方式,即以禮作為規范人們言行的標准和依據,用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使尊卑、貴賤、親疏、長幼有了各自的行為規范。
二、以身份作為定罪量刑的標准和依據
(一)親屬間相犯是否構成犯罪以及罪行的輕重以血緣關系的親疏遠近作為依據———服制入律
(二)以與犯罪者之間有無血緣關系作為是否享有訴訟權的依據———親屬相隱
(三)以與特權者血緣關系的遠近作為能否享有司法特權的依據———議、請、減、贖
(四)以嫡、庶之別作為是否享有繼承特權的依據———嚴格區分嫡、庶
(五)嚴格維護家長的特權———教令權、主婚權、財產權
三、家法是國法的重要組成部分
家法族規是宗族組織以國家法律、民間習慣及綱常禮教為原型而形成的,用來調整宗族內部關系並在宗族內部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規范。家法與國法的關系,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法律規范認可和支持家族法規
(二)家法族規是國法的重要補充形式

在宗法意識統治的熟人社會里，人們交往只需憑關系，不需要什麼事先約定的規則。血緣關系的遠近就是行為依據，親、義、別、序、信就是行為准則，人情、風俗、習慣、道德、倫理、行政命令等，在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中佔主導地位，法律不易被接受甚至被排斥。在這種宗法倫理的影響下，社會呈現出以下特點：第一、社會成員現代法律意識和法律知識普遍缺乏，對很多人而言，只知有官，不知有法，在他們的意識里，所謂「法」多指「殺人償命」等還能尋到一些同態復仇影子的刑事法律；第二、人們發生了糾紛多不願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找熟人通融或找有威望的人說和，是常見的處理形式；第三、講關系、重人情、裙帶之風盛行，一個案件即使處理得再公正，在當事人和部分公眾心目中也要打上幾分折扣，輸官司的一方無論是否該輸，都要無奈地感慨「人家上邊有人」，對法律的不信任感天然而成；第四、人情、面子困擾司法人員，執法者的執法權經常成為執法者為親友解難的工具，因此，「案子一進門，雙方都找人」，「打官司無非打關系」並非虛言；第五、一些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認為行政力量可以解決一切，視權大於法；而老百姓受幾千年封建社會行政、司法合一的體制影響，認為司法機關就是衙門，司法人員就是官老爺，所以避之不及，哪能想到去尋求司法救濟。
再次，國家本位是以國家為根本立足點和基本價值取向的法理念，它的核心判斷是法律是國家的附屬物，法源於國家，法是實現國家職能的手段，任何規范只要打上國家的印記，就是法律。「法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統治階級意識的表現」，法離不開國家是因為國家是造法之母；國家離不開法律是因為法律是實現統治階級政策、執行國家職能的工具，在這種傳統文化上形成的法律文化的總體精神就是在社會生活中重義輕利，講身份等級，忽視人的正當利益和需要，輕視人的權利，漠視人的尊嚴和人格。「中國傳統『集體本位』，簡言之，就是在確認社會總體利益的前提下來規定一般個人的權利和義務，而不是從確認個人權利義務出發，來維護社會秩序。

家與國同一結構是宗法社會最鮮明的結構特徵，這種宗法制結構的明顯特點，在中國封建社會被長期保留下來。家庭或家族與國家在組織結構方面具有共同性，也就是說不論國家或家族、家庭，他們的組織系統和權力結構都是嚴格的父權家長制。家國同構的共同性具體表現為「家是小國，國是大家」。在家庭或家族內，父親地位尊，權力最大；在國內，君主的地位至尊，權力至大。所以，家長在家庭中就像君主一樣，即「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而君主就是全國指名的嚴父，各級行政長官也被百姓視為父母，所謂「夫君者，民眾父母也」。對此，馬克思說：「就像皇帝通常被尊為全國的君父一樣，皇帝的各個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轄的地區內被看作是這種父權的代表」。所以，家國同構可以看作父親為一家之君，君為國父，君與父互為表裡，國與家是彼此溝通的。因此，中國古語有「欲治其國，必先齊其家」的說法。這種結構表明宗法關系滲透到社會各個方面，它掩蓋了階級關系、等級關系，家國同構直接導致了家庭或家庭成員和國家子民品質的統一，這就是忠、孝同義，也即「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之說。忠的內容和孝一樣都是對權力的絕對順從，所不同的僅僅在於他們所順從的對象不一樣。中國古代《孝經》稱：「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忠和孝成為中國的道德本位和倫理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