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法治
Ⅰ 西方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徵
西方法律制度基本特徵是:在國家權力結構層面上堅持權力制衡、三權分立。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法律由議會制定,行政機構在法律規定框架內行使行政權,法院根據法律獨立掌握司法權。在法律內容上注重保護個人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等。在司法實踐過程中堅持程序公正和無罪推定。
西方立法制度的優勢:
1、分權制衡原則是立法體制建立的基石。
目的是防止權力集中在一個部門手中,防止出現專制或獨裁,便各政府部門向不同的利益團體負責,使政府反映各種不同的利益,從而導致利益之間的妥協和平衡。為了特別防止立法機關的專權,制約立法機關凌駕於薯嫌其他機關之上,對其立法權採取了有效的制約手段,即總統可對國會的立法行使「有限否決權」,聯邦法院可對國會的立法行使「違憲審查權」。
這樣可以便國會在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的雙重製約下依法行使立法權。同樣,州立法機關在州行政機關和州司法機關的雙重製約下行使立法權。這種建立於制衡原則上的立法體制是保證良性運作的基礎。
2、有限的立法權。
根據美國憲法規定,國會是聯邦的立法機關,州議會是各州的立法機關。無論是國會還是州議會,他們所享有的立法權都是有限的,只能在憲法規定的范圍內立法。
而且,國會和州議會的有限立法權還要受到來自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雙重製約,即「有限否決權」與「違憲審查」。這種對立法機關的數敗手制約主要保證其在有限的立法許可權內認真履行職能,防止專制,確保立法質量。
Ⅱ 西方國家政治制度的基本特點有哪些
一、西方國家政治制度具有多樣性和共同性
西方國家是一個政治的概念,這里的「西方」不是一個純理意義上的概念,它是指歐洲、北美洲、大洋洲以及亞洲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在建立和發展過程中,各國都呈現了本 國的特點,都是為了適應本國的政治、經濟、社會需要而建立的。比如議會制度,在不同的國家就有不同的內容。
二、主權在民的基本原則
「主權在民」最早是一種政治思想,是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們為反對「君權神授」的專制思想而提出來的。它把國家政治權力的來源從天上搬到人間,以「天賦人權」的權力觀代替了「神授」的神秘權力觀。
三、代議民主制
在專制統治被推翻,資產階級民主政權建立之後,關於人民如何行使權力的問題,「主權在民」的原則沒有回答這一問題。啟蒙思想家有的主張直接民主,如法國的盧梭;有的主張間接民主(代議制),如英國的洛克。
但是,近代資產階級憲政實踐表明,民族統一國家出現後,適合於小國寡民的直接民主制已經無法實現。因此,英國資產階級在封建議會基礎上,首創代議制,並認為「議會主權」就是「人民主權」,從而代議民主制被西方國家普遍接受,也成為了西方國家政治制度的共同特點。
四、分權制衡原則
西方國家把分權與制衡作為對待國家權力的基本原則,在實踐中,他們把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分別交給不同的機關行使,並且三者之間相互制約。三權分立的制度實際上是分權和制衡原則的結合。
五、政治統治與管理的「法治」原則
法治就是根據法律治理國家的一種原則,這是資本主義政治制度運行的一項原則。法治是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專制的斗爭中提出來的,最初包含兩層意思:
第一,君主的權力只能是來自法律,權力的行使必須受到立法和司法的監督;
第二,要法治,不要人治。後來法治就成了西方國家政治統治和管理的方式,成為其政治制度的特點。
(2)西方國家法治擴展閱讀:
自近代以來,我國在實現現代化的征程中,始終面臨著「西方優勢」的巨大壓力。
伴隨著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不斷推進,「西方標准」在西方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時代彰顯著西方優勢,即使遭遇了國際金融危機後西方道路「無可奈何」的整體性衰落,「西方崇拜」情結在政治制度建設中仍很有市場。
習近平總書記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別的國家有而我們沒有就簡單認為有欠缺,要搬過來;或者,看到我們有而別的國家沒有就簡單認為是多餘的,要去除掉。
這兩種觀點都是簡單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確的」「照抄照搬他國的政治制度行不通,會水土不服,會畫虎不成反類犬,甚至會把國家前途命運葬送掉」「只有紮根本國土壤、汲取充沛養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
這清楚地告訴我們在國家政治制度的設計和發展中,必須堅定樹立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理論自覺,清醒認識到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三重意蘊」:「照搬」西方不僅無用,而且危險,更不用照搬。
Ⅲ 西方國家的法治道路是什麼
西方國家的法治道路是依法辦事的原則。法治作為西方國家政治法律制度首要的、普遍瞎汪的原則,也是西方國家政府公共行政的核心原則。法律最高和政府權力要受法律限制與約束,是它最基本的理念。其基本內涵是指政府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組織、職權以及公共行政活動的原則、制度、程序、方式等各個方面,都由憲法、法律加以規定,政府行政機關嚴格依照規定設置機構、嘩神嫌劃分職權、配備人員,依法組織與管理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以及政府行政組織內部事務。這充分體現了法律既獨立於政府亂手和它的執行者之外,又與國家公共權力密切相聯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