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督法立法目的
A. 在我國,人大在監督權的行使方面存在哪些主要不足
完善人大監督程序增強人大監督實效2007年09月30日13:22 [我來說兩句] [字型大小：大中小]來源：人民網人大監督程序就是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監督職權，實施監督行為的過程、方式和關系，是人大監督行為在時空中展現的過程。程序是實體權力得以行使的保障。沒有程序，法律上的權利可能是一紙空文。任何法律的實現，都必須要通過正當的法律程序。{{被屏蔽廣告]
在一定程度上說，法制社會是由一套程序規則支撐的權利體系，沒有程序，就沒有權利的實現。2006年8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並於2007年1月1日正式開始實施。監督法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完善了各級人大常委會對「一府兩院」工作實施監督的形式和程序。監督法完善人大監督程序，不僅是加強人大監督工作的現實需要，更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監督實效的進一步增強，需要以監督法的全面貫徹實施和監督程序的進一步完善為支撐。
一、監督工作之所以難以到位，與監督程序不夠完善不無關聯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監督制度是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的重要內容和基本特色。一直以來，國家高度重視人大監督工作，但是成效並不明顯，原因之一就是現行的人大監督制度存在嚴重缺陷，即人大監督程序的缺失。人大監督程序是人大監督制度的重要內容。人大監督權要付諸實施，就必須要有明確的監督程序。只有明確的監督程序，人大監督工作才可以開展，人大監督制度才可以運轉。人大監督程序的缺失，造成人大監督的法律規定缺乏可操作性，人大監督制度虛設，或者帶來人大監督工作的隨意性。
長期以來，人大監督權行使中的程序性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監督程序鬆散，可操作性有待進一步加強。程序的規定總是以假想事情的發生為前提，當遇到什麼情況發生時，總能根據情況的發生來一步步加以應對。從程序制定的出發點來說，是為了保證在實際中得以有效應用。程序規定得越深越細，在實際中就越具有可操作性。從我國監督工作的實際情況來看，監督程序則相對比較鬆散，對事情發生的假想還不夠嚴密。在監督程序的提起環節，雖然也設置了一些前提條件，如罷免案、質詢案的提出，必須是規定的團體或一定數量的人大組成人員，但缺少實質性的前置條件，即究竟在怎樣的條件下，針對怎樣的情況啟動罷免案、質詢案，法律沒有規定，監督程序的目的性不強。在監督程序的調查環節，由於缺少聽證程序的法律規定，在實際工作中，調查容易流於形式，難以深入。在監督程序的審議環節，缺少辯論（充分討論）程序，在實際工作中，只是進行一般性的討論。一件重要的監督案，如果不進行辯論，那麼對其表決結果是否公正就是個問題。在監督程序的處置環節，一般只作了一些原則性的規定。由此可以看出監督程序的四個環節相互連接不緊密，每個環節也都存在缺陷，因而難以對監督職權的行使發揮實質性作用。
（二）對監督對象的了解缺乏有力的組織支持。如縣級人大監督預算執行情況、對預算進行初審的工作主要由財經工作委員會承擔，而財經工作委員會一般只有1-2人，工作人員大多不具備足夠的財政、審計、稅收專業知識；況且審計機構又設在政府，人大缺乏專業化、科學化的輔助機構去充分了解預算執行的合法性、真實性和效益性，結果是政府怎麼報，人大就怎麼批，預算監督不能不流於形式化。
（三）監督程序難於啟動。按照立法法和地方組織法的規定，有權的地方人大常委會對越權、違反上位法或規定不適當的規章應予以改變或撤銷；縣級以上地方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本級人民政府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但法律沒有具體規定審查程序由誰來啟動，通過什麼方式來啟動。最有積極性啟動程序的是利益受到或可能受到相關政府規章決定命令損害的公民、企業事業組織和社會團體，但法律還沒有明確規定這類行政相對人有向地方人大提出審查建議的權利。因此，盡管越權、違反上位法或規定不適當的規章和違法的"紅頭文件"不是沒有，但罕有被地方人大撤銷的。又如，地方組織法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自治州、設區的市的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5人以上聯名，可以書面向常委會提出質詢案，但通過什麼方式、什麼具體工作機構交由主任會議決定列入會議議程，法律沒有規定。於是，在議程較滿、時間較短的常委會會議期間，提質詢案的可能性實際上很小。
（四）時間要素沒有保證。有些地方人大常委會規定，"一府兩院"的有關工作報告必須於常委會會議召開的半個月或一星期前報送人大常委會，以便於常委會組成人員熟悉情況或開展調研，但由於這一規定缺乏法律權威性，實踐中大多沒有得到嚴格執行，委員有時甚至是到了會場才看到報告，審議質量和效果可想而知。
（五）處置、懲戒程序缺位。法律對不監督或不服從監督行為沒有明確規定追究責任，比如審查、審議工作報告通不過，怎麼辦？對受質詢機關的答復不滿意，怎麼辦？法律都沒有規定，以致監督主體不願或不敢大膽行使監督權，監督對象借口法律依據不足抵制或消極對待人大監督。
二、監督法的頒布實施，對我國人大監督工作在程序上提出了新要求，在監督實效上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從《憲法》和《全國人大組織法》、《地方人大組織法》、《立法法》等相關法律的規定來看，無論是對規范性文件的法律監督，還是對本級「一府兩院」的工作監督，各級人大常委會的監督權都有充分的憲法和法律依據，實踐中的突出問題是監督的程序不夠完善，而各個地方在探索中的做法又不盡一致，需要制定相應的法律使監督權的行使規范化、程序化。監督法把人大常委會一些職權作了程序性的規定，也把過去一些實際工作中的做法加以肯定，對人大常委會的權利有一定程度的程序化、具體化、規范化。監督法第2條第2款規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監督職權的程序，適用本法；本法沒有規定的，適用有關法律的規定。」可見，監督法主要是從程序方面，對各級人大常委會行使監督權進行規范；監督法還從第二章到第八章，分別規定了不同的監督形式和適用程序，進一步規范了各級人大常委會監督權行使的程序。
各級人大常委會行使監督權的程序，包括各級人大常委會行使監督權的方式、步驟、時限和順序構成的過程。監督權行使的程序具有獨立的法律價值，它不僅是監督權正確行使、合法運作的程序保障，同時，也是法治原則和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體現。各級人大常委會行使監督權，不僅要做到主體合法、對象合法、形式合法，還有嚴格遵守法定程序，這樣，監督權行使才能做到既不越權，又不失職。
從程序完善的角度來看，這次監督法主要有四個亮點：
第一，規定了監督反饋制度。一項法律制度能否發揮應有的功效，關鍵在於實施，法律不實施等於沒有法。美國社會法學家龐德曾說過：「法律的生命在於它的實行。」說明法律的實施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比法律的制定還要重要。如何保證人大的監督職權落到實處呢？監督法在規定了人大監督職權的同時，還規定監督反饋制度，這樣就能讓監督職權的行使落到實處。如在聽取和審議專項工作報告方面，監督法第十四條第一款明確規定：「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對專項工作報告的審議意見交由本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檢察院研究處理，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檢察院應當將研究處理情況由其辦事機構送交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關專門委員會或者常務委員會有關工作機構徵求意見後，向常務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常務委員會認為必要時，可以對專項工作報告作出決議；本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檢察院應當在決議規定的期限內，將執行決議的情況向常務委員會報告。」從這條規定可以看出，一方面監督法明確規定了本級人大常委會對「一府兩院」的監督權，促進了「一府兩院」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另一方面，對於人大「交由」「一府兩院」「研究處理」的審議意見，「一府兩院」不能置之不理，必須向常委會「報告」「研究處理情況」或「執行決議的情況」，這樣就從制度上保證了人大的審議意見落到實處。再如在執法檢查方面，監督法第二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對執法檢查報告的審議意見連同執法檢查報告，一並交由本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檢察院研究處理。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檢察院應當將研究處理情況由其辦事機構送交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關專門委員會或者常務委員會有關工作機構徵求意見後，向常務委員會報告。必要時，由委員長會議或者主任會議決定提請常務委員會審議，或者由常務委員會組織跟蹤檢查；常務委員會也可以委託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關專門委員會或者常務委員會有關工作機構組織跟蹤檢查。」從「交由」「研究處理」，將研究處理情況「向常務委員會報告」、「組織跟蹤檢查」等關鍵詞可以看出，監督法從制度上保證了執法檢查的實效。
第二，規定了監督公開制度。《監督法》第七條規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監督職權的情況，向社會公開。」這是我國法律第一次明確規定各級人大常委會行使監督權要向社會公開。這次監督法之所以規定了監督公開制度，是由我國憲法確定的人民主權原則和人民代表大會的性質和地位決定的。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憲法同時規定，人民參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務，管理社會事務。為了保證人民代表大會體現人民的利益和人民主體地位，按照人民的意志決定問題，憲法和法律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從這個意義上看，作為人民代表大會常設機構的常務委員會行使監督權，對「一府兩院」進行監督，應當將監督權的情況向社會公開，使人民能夠熟悉常務委員會監督工作的情況。實行監督公開，對於促進國家機構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推進「一府兩院」依法行政，保證人民群眾行使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等民主權利，具有重要的作用。正因為這樣，監督法多處規定了監督公開制度。
主要有5處體現：
（1）常務委員會聽取和審議專項工作報告的年度計劃，經委員長會議或者主任會議通過，印發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並向社會公布（《監督法》第8條第2款）；
（2）常務委員會聽取的專項工作報告及審議意見，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檢察院對審議意見研究處理情況或者執行決議情況的報告，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表通報並向社會公布（《監督法》第14條第2款）；
（3）常務委員會聽取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報告、預算執行情況報告和審計工作報告及審議意見，人民政府對審議意見研究處理情況或者執行決議情況的報告，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通報並向社會公布（《監督法》第23條第1款）；
（4）常務委員會年度執法檢查計劃，經委員長會議或者主任會議通過，印發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並向社會公布（《監督法》第23條第1款）；
（5）常務委員會的執法檢查報告及審議意見，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檢察院對其研究處理情況的報告，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通報並向社會公布（《監督法》第27條第2款）。第三，對監督的時限有了更加嚴格的要求。對監督的有關程序從時間上進行規定，一是為了提高監督的效率，二是為了保證監督質量。如計劃預算監督方面，監督法第十七條第三款規定：「國務院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有關主管部門應當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舉行會議審查和批准預算調整方案的一個月以前，將預算調整初步方案送交本級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進行初步審查，或者送交常務委員會有關工作機構徵求意見。」又如在備案審查方面，監督法第三十一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的屬於審判、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應當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內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再如聽取和審議專項工作報告是人大常委會行使決定職權的一項重要形式。在實際工作中，往往存在部分操作不規范的現象。如有的臨時增加審議專項工作報告議程，有的專項工作報告在審議前沒有充分徵求人大常委會有關工作機構的意見，有的在常委會上才將專項工作報告送到常委會組成人員手中，組成人員像學生臨考一樣匆匆忙忙讀完一遍報告，然後立即進行審議，其審議效果難免有走過場之嫌。監督法第12規定：常委會議20天前，專項工作報告應送交到本級人大有關專門委員會或者常委會有關工作機構徵求意見。報告修改後，常委會議10日前送交常委會，常委會議7日前發給常委會組成人員手中。監督法作出這樣的規定，能夠從時間上保證常委會議對專項工作報告進行充分的了解和審議，從而提高地方人大常委會的審議質量。
第四，對有關監督內容在程序上進一步進行了細化和具體化。計劃和預算監督是各級人大常務會行使監督職權的重要方面，這是憲法和法律賦予人大的重要職權。《憲法》第六十二條、第六十七條和第九十九條，《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四十四條，規定了人大對計劃和預算執行的監督職權。監督法在總結各級人大常委會對計劃和預算監督實踐的基礎上，將各級人大常委會審查和批准決算，聽取和審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預算的執行情況報告，聽取和審議審計工作報告等，進一步進行了系統化、規范化和程序化，形成了以監督法第三章為主要內容的計劃和預算監督制度。在計劃監督方面，主要有聽取和審議半年度計劃執行情況報告、審查和批准計劃調整方案、聽取和審議中長期規劃的中期評估報告等形式；在預算監督方面，重點審查預算收支平衡、重點支出的安排和資金到位、預算超收收入的安排和使用、部門預算制度建立和執行、向下級財政轉移支付、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批准預算的決議的執行等6個方面的情況。
對規范性文件的備案審查是指各級人大常委會為了保證國家法制的統一而對依法享有一定立法許可權的主體的立法進行的監督，也稱「立法監督」，是各級人大常委會監督權的一個重要內容。憲法和相關法律對人大的這一職權予以了規定。監督法設專章對這「規范性文件的備案審查」作了規范，這是在立法法基礎上為維護法制統一和尊嚴而對立法監督制度的進一步完善。
再如在聽取工作報告與組織調研方面。以往地方人大常委會在聽取和審議專項工作報告前，很少組織常委會組成人員就專項報告有關內容全面開展調查研究，常委會組成人員中除了部分人員了解專項工作報告內容外，有的只能憑印象說幾句，有的因為對情況不熟悉只能保持沉默。監督法第10條明確規定：「常務委員會聽取和審議專項工作報告前，委員長會議或者主任會議可以組織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和本級人大代表，對有關工作進行視察或者專題調研。」這樣就能從制度上保證常委會組成人員對審議的工作情況掌握比較充分，提高審議質量。
三、在我國現有政治體制下，監督實效的增強需要以全面深入貫徹實施監督法和進一步完善人大監督程序為支撐
毫無疑問，監督法的頒布與實施，對於進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具有開拓性的里程碑意義。盡管如此，世界是復雜的，是變化的，任何法律都不可能解決現實生活中的所有問題，需要在今後的工作中進一步進行完善。在現有的政治體制下，要切實增強人大監督實效，需要全面深入貫徹實施監督法和進一步完善人大監督程序。
（一）嚴格按照監督法的規定進行監督是增強人大監督實效的重要途徑。一是充分認識監督法頒布實施的重大意義。監督法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憲法為依據，充分體現了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對於各級人大常委會依法行使監督職權，健全監督機制，加強和改進監督工作，增強監督實效，促進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更好地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特點和優勢，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因此，全社會都要深入學習監督法，切實把握監督法的主要內容，深刻領會監督法的精神實質，切實增強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堅定性和自覺性。二是嚴格按照監督法的規定依法履行職權。比如說，在監督公開方面，監督法對聽取和審議專項工作報告公開的設計幾乎是全程公開，從年度計劃、報告內容，到審議意見，再到審議意見的處理等，都應向社會公布，真正做到向社會完全公開。按照監督法的要求，依法應向社會公布而沒有公布，就是失職。各級人大常務會應以主動的姿態，把法定的義務性的要求轉化為積極公開的動力。再如監督法關於監督時限上的一些規定，也要嚴格執行。常委會聽取工作報告，要按照時間規定提前把報告稿送給代表、委員，不能臨會才發。這樣才能保證審議質量。
（二）制定與實施監督法配套的地方性法規。監督法第48條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可以根據本法和有關法律，結合本地實際情況，制定實施辦法。」制定和實施監督法的目的在於更好地履行憲法賦予人大的重要職權，而要使這部重要法律在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得到貫徹實施，根據各地實際制定監督法實施的地方性法規是十分必要的，這將使人大對帶有普遍性、傾向性的問題監督的渠道更加暢通，程序更加規范，使人大依法監督的作用更能得到發揮。制定實施監督法的地方性法規，應在依據監督法並突出「結合本地實際」的這一基點上，重點在以下幾個方面的情況作出具體規定。
一是對地方人大常委會對規范性文件進行備案審查的具體程序予以規定。監督法第二十九條授權地方人大常委會參照立法法的有關規定對地方人大常委會審查、撤銷規范性文件的程序作出具體規定，並明確了審查的依據。從目前的實際來看，無論是憲法、地方組織法，還是監督法，對地方人大常委會規范性文件備案審查程序都缺乏全面系統的具體運行程序的規定，導致各地在實踐中做法不一，備案審查工作隨意性很大，甚至流於形式。此外，還存在備案審查范圍不明確、受理和審查機構不統一、審查標准不規范、責任追究不具體等突出問題。必須對備案審查范圍、備案審查程序和機構、審查啟動程序、審查標准、反饋機制和糾正程序、責任追究等方面的問題作出具體的規定，從而保證備案審查工作落到實處。二是突出「把監督工作的重點放在關系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和本地群眾切身利益密切相關以及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上」這方面的實際內容。監督法第8條、第15條規定人大聽取和審議「一府兩院」專項工作報告，開展執法檢查要把監督工作的重點放在關系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和群眾切身利益、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上。但究竟哪些問題屬於這方面的問題，需要在監督法實施辦法中予以明確。實踐證明，各級人大常委會對政府工作中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如「三農」問題、義務教育問題、環境問題、生產安全、醫療衛生、拆遷補償等社會問題進行監督，對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工作中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如告狀難、執行難、賠償難、刑訊逼供、超期羈押、錯案不糾、司法不公等進行監督，有利於發揮各級人大常委會依法監督「一府兩院」工作的職能，促進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三是突出「審議和決定撤職案具體程序」方面的實際內容。監督法第45條規定撤職案「或者由主任會議提議，經全體會議決定，組織調查委員會，由以後的常務委員會會議根據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審議決定。」省級人大常委會制定實施監督法的地方性法規時，為突出「審議和決定撤職案的具體程序」這方面的實際內容，就有必要把監督法規定的「今後」的模糊時間盡可能具體化，使之更有利於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操作和實行。
（三）積極探索與監督法規定相一致的人大監督形式。探索是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需要具備不斷探索的精神。監督法是從整體上規定人大常委會行使監督職權的一部法律，在憲法和監督法等法律的框架下，如何進一步完善和深化人大監督職權，還是有很多地方仍然值得探索。如監督公開原則是監督法關於人大行使監督職權的一項重要原則，監督法中有5處明確規定人大在行使監督職權時應「向社會公布」的情況。但公開只是原則上的要求，具體如何公開，公開什麼內容，向誰公開，選擇什麼方式公開，監督法沒有規定，這就給我們留下了進一步進行探索的空間。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06年健全了新聞發布制度，明確了全國人代會、人大常委會、人大常委會辦公廳3個層次的新聞發言人及其產生辦法。縣級以上地方人大常委會可以考慮建立健全新聞發布和設立新聞發言人制度，做到常態性工作定期向社會公布，重大事項隨時向社會公布。報刊、電視、電台、網站是公民獲取國家政治領域信息的主要渠道，監督法中規定向社會公開的內容，可以合理利用媒體向社會公開，將幾種媒體有機結合，優勢互補，在監督信息公開中發揮各自功能，讓人大監督真正走向陽光監督。同時，要加強載體建設，通過創辦人大信息專刊和網站，建立信息發布平台。
B. 行政法是公法還是私法
行政法是公法。對於行政法，比較普遍的觀點是，行政法可以描述但不可定義。從描述的角度來講，行政法是有關行政的主體及職權、行為及程序、違法及責任和救濟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行政法由規范行政主體和行政權設定的行政組織法、規范行政權行使的行政行為法、規范行政權運行程序的行政程序法、規范行政權監督的行政監督法和行政救濟法等部分組成。其重心是控制和規范行政權，保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行政法是調整行政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進一步說，行政法是調整行政組織、職權，行使職權的方式、程序以及對行使行政職權的監督等行政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第一條
【立法目的】為保證人民法院公正、及時審理行政案件，解決行政爭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C. 論述檢察院對刑事訴訟的監督原則
我國憲法第129條和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1條都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這一規定既表明法律監督是我國檢察制度的根本屬性和理論基礎，又表明檢察機關的監督權是國家權力機關授權性的法律監督權，是國家權力機關法律監督的延伸，具有國家法定性、權威性和專門性。但實踐中，檢察監督基本局限在訴訟領域，即所謂的訴訟監督。與民事訴訟監督和行政訴訟監督相比，立法機關對刑事訴訟監督更加重視，法律規定也相對比較完善， 但仍存在法律規定過於原則和寬泛，程序缺乏可操作性，措施缺乏強制性等問題。本文針對目前檢察機關刑事訴訟監督方面面臨的現實問題，談一談完善檢察機關刑事訴訟監督這個話題。
一、刑事訴訟監督的內涵和立法現狀
所謂檢察機關刑事訴訟監督，根據現有法律規定可以將其定義為檢察機關對參與刑事訴訟的各偵查機關（含檢察院自偵部門）、審判機關、執行機關、律師和其它訴訟參與人的活動進行調查，對其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判定，從而支持、反對並提出糾正意見（建議）、或者抗訴等檢察業務活動。刑事訴訟監督是一種刑事訴訟司法救濟程序，當出現刑事訴訟活動可能造成司法不公時，檢察機關將依法提供司法救濟。因此刑事訴訟監督的目的就是為了糾正刑事訴訟中的司法不公現象，確保刑事訴訟活動正確合法地進行，保障刑事案件當事人的正當權利，防止司法腐敗，維護司法公正，確保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地實施。《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將刑事訴訟監督分為立案監督、偵查監督、審判監督、刑事判決、裁定監督和執行監督。其中審判監督，專指對審判活動的監督，是程序性監督；刑事判決、裁定監督是對人民法院確有錯誤的判決、裁定的監督，是實體性監督，這兩項監督也可統稱為審判監督。另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規定了刑事賠償程序，規定最終的賠償決定由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作出。刑事賠償程序作為刑事訴訟程序的延續，有必要將刑事賠償程序納入刑事訴訟監督之中。因此筆者認為檢察機關刑事訴訟監督涵蓋立案監督、偵查監督、審判監督、執行監督和刑事賠償監督。
長期以來，檢察機關對刑事訴訟活動監督不力的問題引起法學界和立法機關的關注。1996年新刑事訴訟法在基本原則里，增加了第8條：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並且在分則中增加了相關規定，加強了法律監督的力度。分則中的相關規定主要有：審查批准逮捕中發現公安機關偵查活動有違法情況有權通知公安機關糾正（第76條）；對公安機關不立案進行監督（第87條）；對法院審判活動違法有權提出糾正意見（第169條）；一審判決、裁定確有錯誤有權提出抗訴（第181條）；對確有錯誤的生效判決、裁定提出抗訴（第205條第二款）；對死刑的臨場監督（第212條）；對監外執行的監督（第215條）；對不當減刑、假釋裁定的監督（第222條）；對執行機關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224條）。此外，最高人民檢察院根據刑訴法的規定，在《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十章用66個條文對刑訴法的規定進行了細化，並就監督的措施進行了相應規定。
二、刑事訴訟監督立法缺陷和立法設想
雖然刑事訴訟法和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相對刑事訴訟法修訂以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釋對刑事訴訟監督的規定進一步完善，但在實踐中，刑事訴訟監督面臨一定的挑戰。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其一，立法容量太少，存在很多缺失和空白，造成了監督上的許多盲點，使得許多訴訟行為都游離於法律監督之外；其二，對被監督機關的監督措施缺乏強制性，往往只有建議權，沒有命令權。致使監督剛性不足、措施乏力；其三，監督程序不完善且過於原則和抽象，不易於實踐操作。
在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四川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陳文清等100多名代表聯名提交議案呼籲完善立法，強化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 但對採取什麼形式來完善立法強化監督，學者有不同的見解，有學者認為應當對法律監督單獨立法，制定《法律監督法》；有學者認為可以修改《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明確監督的客體內容以實現完善立法強化監督的目的。刑事訴訟監督作為法律監督的一項重要內容當然需要立法完善的問題，但由於刑事訴訟法律關系的獨特性和刑事訴訟監督的程序復雜性，使得《法律監督法》或《人民檢察院組織法》都難以將刑事訴訟監督的各項內容詳盡涵蓋。因此筆者認為應當制定專門的《刑事訴訟監督法》。通過《刑事訴訟監督法》，針對存在的問題，來健全和完善刑事訴訟監督。在未來在立法中應盡量將監督的內容具體化，明確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主體的權力，法律監督主體與被監督主體之間的關系，法律監督的程序和措施及監督措施的強制力問題。
三、刑事訴訟監督存在的具體問題和解決對策
(一)刑事立案監督。刑事立案監督是檢察機關對刑事立案主體的立案行為是否合法實施的法律監督。現有法律對檢察機關刑事立案監督制度的規定存在諸多問題 。
一是刑事立案監督的對象不夠全面。《刑事訴訟法》僅在第八十七條把刑事立案監督的對象局限於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將立案監督的對象擴展到檢察機關自偵部門。但刑事訴訟法第4條規定："國家安全機關依照法律規定，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與公安機關相同的職權"，第18條第三款規定："自訴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第225條第二款規定："對罪犯在監獄內犯罪的案件由監獄進行偵查"，《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第4條規定："海關偵查走私犯罪公安機構履行偵查、拘留、執行逮捕、預審職責，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辦理"。由此可見，在我國具有刑事立案權的機關除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自偵部門外，還包括國家安全機關、人民法院、監獄、海關。檢察機關是否擁有對這些具有刑事立案權的機關的立案活動的監督權，刑事訴訟法和相關法律都沒有作出明確規定。因此，將立案監督的對象僅僅規定為公安機關的立案活動，大大局限了立案監督的范圍，明顯削弱了檢察機關的刑事訴訟監督職能。
二是刑事立案監督的客體界定過窄。《刑事訴訟法》第87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僅對公安機關"應當立案而不立案"的行為進行刑事立案監督，即只規定了對消極立案行為的法律監督，對"不應當立案而立案"的積極立案行為的法律監督未作明文規定，使積極立案行為中的違法現象得不到及時糾正。雖然《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378條將"不應當立案偵查而立案偵查"也列入監督的的范圍，但《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164條還是只規定了公安機關接受檢察機關不立案監督的程序，可見檢察機關對不應當立案偵查而立案偵查的監督難以落實。此外，對刑事立案程序是否規范以及立案和不立案的決定是否合法等相關刑事立案活動的監督和對刑事立案主體接受的不屬於自己管轄的案件，既不移送有主管機關處理，又不通知報案人、控告人、舉報人的行為的監督等也未作明文規定。
三是刑事立案監督的措施不力。檢察機關的刑事立案監督活動缺少法律保障。如：沒有調查權，控告申訴部門在履行刑事立案監督職能過程中未有調查、核實權的法律依據，不能隨時介入有關司法、執法活動對其進行檢查監督；沒有調卷權，想調閱有關案卷材料時，常常遭到拒絕；沒有處罰權，對濫用職權而又尚不構成犯罪的違法責任人沒有一種給予處罰的資格權，使其沒有得到相應的處罰，依然我行我素，達不到刑事立案監督的實際效果。
因此，針對當前的立法對刑事立案監督制度規定得不夠具體，可操作性較差的現狀，完善刑事立案監督制度應採取如下對策： 其一完善刑事立案監督對象和范圍的法律規定，將所有擁有刑事立案權的機關都納入監督范圍，將對積極立案行為的監督同對消極立案行為的監督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一個完整、嚴密的刑事立案監督體系，對所有的刑事立案行為進行全面監督。其二，賦予人民檢察院在刑事立案監督活動中的相應權力，主要有：刑事立案監督調查權，包括：有權調取和審查刑事立案主體的案卷材料，有權審查刑事立案主體受案、立案、破案的登記表冊，有權審查刑事立案主體的立案、不立案和撤案決定書，有權對刑事立案活動中的違法行為作進一步調查；刑事立案監督決定權，包括：有權作出變更刑事立案主體應當立案而不立案決定的決定，有權作出變更刑事立案主體不應當立案而立案的決定的決定，有權作出變更刑事立案主體的違反立案程序的決定，刑事立案主體在接到決定書後應當遵照執行；刑事立案監督處罰建議權，包括：人民檢察院發現刑事立案主體工作人員在刑事立案活動中存在違法行為時，在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進行糾正後，對方仍然拒不改正的，人民檢察院有權依照監督處罰程序，建議刑事立案主體停止其職務活動，由刑事立案主體另派辦案人員，並將處理結果書面告知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在糾正違法過程中，認為需要給予違法責任人員行政處罰時，有權提出行政處罰意見書，刑事立案主體接到意見書後，應當對違法責任人員給予相應的處罰，並將處理結果書面告知人民檢察院。
（二）刑事偵查監督。刑事訴訟法和《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380條將刑事偵查監督定義為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的監督。《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390條將對偵查監督的對象擴展到檢察機關自偵部門。刑事偵查監督相對刑事立案監督，其規定更加籠統，導致對刑事偵查活動的監督非常乏力，具體表現如下：
一是偵查監督的對象不全，如立案監督一樣，擁有刑事偵查權的機關沒有全部列入監督范圍。
二是偵查監督的客體過窄，法律只是規定偵查活動合法性為客體，而沒有明確將審查適用法律是否正確納入偵查監督的范圍。
三是偵查監督的措施軟弱無力，刑事訴訟法只規定了公安機關應當將檢察機關所提糾正意見和執行檢察機關所作決定的情況通知檢察機關，而未進一步明確公安機關拒不糾正違法，或者拒不執行檢察機關所作決定的法律後果。
四是未明確賦予檢察機關引導、指揮偵查權。具體表現為：法律未賦予檢察機關在自行偵查、補充偵查時有調動公安機關的刑警協助偵查的權力；法律未規定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偵查案件的隨時調閱案件材料權和隨時親臨現場監督權；法律未規定檢察機關有權命令知道案情的刑警出庭作證權。
五是一些在實踐中行之有效的偵查監督方式還沒有在立法上予以確認，如提前介入的一些可行性做法。
針對我國目前偵查監督機制的缺陷，強化偵查監督，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借鑒國外"警檢一體化"的偵查監督經驗，在立法作如下完善：其一，改適時介入為偵查活動介入，強化檢察機關對偵查活動的監督，引導偵查機關合法取證。其二，賦予檢察機關對於適用延期拘留、捕後改變強制措施的審查決定權和非訴訟處理審查權。其三，明確檢察建議和糾正違法通知書在偵查監督中的法律強制力，以保證偵查監督的實施效果。其四，對基於集體迴避、嚴重不作為、嚴重違法等情況，賦予檢察機關代位偵查權。
（三）刑事審判監督。刑事審判的監督，是檢察機關對人民法院刑事審判活動的合法性以及裁判結果的正確性進行的法律監督。按照法律規定，檢察機關主要是通過參加法庭審判、庭外調查、檢察長列席審判委員會、審閱案卷、受理申訴等方式履行刑事審判監督職能。刑事審判監督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是刑事審判監督的事後性制約了監督效力的發揮。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六部委1998年頒布的《關於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43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違反法定程序的庭審活動提出糾正意見，應當由人民檢察院在庭審後提出"。《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331條、第360條和第394條也規定，出席法庭的檢察人員對法庭審理中有無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情況，只是記明筆錄，發現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應在休庭後及時向本院檢察長報告，由檢察院在庭審後提出。監督的事後性決定了監督是被動的、彌補性的法律監督，不能及時和有效地制止和糾正法院的違法審判活動。
二是刑事審判監督缺位，空區多。刑事審判監督應貫穿刑事審判的全過程涵蓋各個環節。不僅應包括對一審審判活動的監督，而且包括對二審、再審活動及死刑復核活動的監督；不僅應包括對刑事公訴案件的監督，而且包括對刑事自訴、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和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進行監督；不僅應包括對庭審活動監督，而且包括對庭外活動監督；不僅應包括對判決、裁定的監督，也應包括對決定的監督。 而現行法律對刑事審判監督的規定空區很多：沒有將人民法院的第一審程序的自訴案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對上訴引起的二審案件、對審判監督程序中法院引起的再審案件以及對死刑復核程序案件的監督納入監督范圍；沒有將法院作出的決定列入監督范圍等。
三是監督手段缺乏剛性，只是一種彈性監督。《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394條規定對法院或審判人員審理案件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應當向人民法院提出糾正意見，但如果法院對檢察機關發出的糾正違法意見，既不提出異議，也不執行，檢察機關也只能無可奈何，被監督者的行為沒有因檢察機關的監督而扭轉到法律規定的軌道上來，檢察監督失去了其應有效力。
因此，針對刑事審判監督存在的缺陷，進一步強化刑事審判監督，完善刑事審判監督立法當屬必要。其一取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關於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43條將《刑事訴訟法》第169條規定限制解釋為人民檢察院對違反法定程序的庭審活動提出糾正意見應當由人民檢察院在庭審後提出的規定，恢復原《刑事訴訟法》第112條對庭審活動可當庭提出的規定，並構建相應的程序內監督體制。程序內監督是對裁判權監督和制約最適於採用的方式，是解決現存矛盾的一個建設性思路。 改變現有庭審後監督的現狀，將檢察監督貫穿審判訴訟程序之中。其二補充和修改刑事審判監督的有關規定，將第一審程序的自訴案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對上訴引起的二審案件、對審判監督程序中法院引起的再審案件以及對死刑復核程序案件的監督以及法院作出的決定納入監督范圍。其三強化監督措施，賦予檢察機關相應監督權力。如在庭審中發現審判可能造成國家或公民個人合法利益損害的，有權責令中止審判，要求重新進行審判活動；賦予檢察機關再審檢察建議的強制性，積極通過個案再審檢察建議，督促法院啟動再審程序； 賦予檢察機關監督警告權和提請懲戒權；對最高人民檢察院按照監督程序提起抗訴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經審理後作出的判決裁定仍然錯誤，最高人民檢察院有權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等。
（四）刑罰執行監督。刑罰執行監督是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執行機關執行刑事判決、裁定的活動是否合法進行的監督。 包括刑事判決、裁定執行和變更執行。刑罰執行監督是檢察機關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進行法律監督的最後環節，它對刑事裁判能否完整、科學、規范的執行起到終結性、實現性的保障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是，立法及相關制度的不健全防礙了刑罰執行監督效用的發揮。主要表現在：
一是刑罰執行監督的范圍過窄。《刑事訴訟法》第224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執行機關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 因此，刑罰執行監督的范圍應包括所有刑罰執行活動。但在實踐中，由於種種原因，只有對監禁刑、生命刑和剝奪政治權利的監督落實的比較好，對管制、徒刑緩期執行、財產刑和驅逐出境沒有很好的進行監督。
二是刑罰執行監督的法律規定簡單、原則，實踐中難以操作。除《刑事訴訟法》第224條規定檢察機關對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的概括性規定外，《刑事訴訟法》中只有4條提到刑罰執行監督問題，分別是對死刑臨場監督、監外執行決定的監督、減刑假釋裁定的監督和受理執行中申訴的規定，而沒有對監督對象如何實施監督進行詳細規定。
三是當前檢察機關對刑事判決、裁定變更執行的監督，只能在接到有關機關決定或者裁定書之後，才能對認為不正確的決定或者裁定提出書面意見。由於是事後監督，檢察機關即使提出糾正意見，也難以發揮應有的效果。
四是監督措施只是臨場監督、提出書面意見和提出書面糾正意見。受理申訴，手段單一，缺乏剛性。
因此保證檢察機關刑罰執行監督落到實處，建議在以下幾方面進行立法完善和制度建設：其一針對非監禁刑和財產刑的執行，公安機關或法院執行是否合法，法律沒有落實人民檢察院如何監督的現狀，法律有必要規定執行機關執行這類刑罰或者變更執行措施時，應當隨時接受人民檢察院的法律監督。檢察機關有權根據申訴或者自行進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檢查。這樣，可以減少和防止執行中發生違法問題，確保裁判正確實施。其二對刑事判決、裁定變更執行的監督，為保證監督權落到實處，保證檢察機關能事前、事中和事後監督，刑事訴訟法和監獄法有必要補充規定：凡是執行機關認為依法應當適用任何一種變更執行的措施時，均應將建議書提交人民檢察院審查，不論兩者意見是否一致，必須同時將建議書和人民檢察院的意見一並報送有權決定的機關。這樣有助於建議機關及時撤回不當建議，並有利於提高有決定權的機關所作決定或者裁定的正確率，防止不應有的放縱犯罪，保證這些法定措施公正適用；法律應當賦予檢察機關隨時了解各類刑罰的執行情況和向執行機關提出適當變更執行的建議權，從而提高執行機關及時維護罪犯的合法權益的力度。其三強化檢察機關糾正違法通知書的執行效力，在《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定被糾正違法的刑罰執行機關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糾正違法，且及時將糾正情況向檢察機關通報。
（五）刑事賠償監督。刑事賠償監督是檢察機關對刑事賠償義務機關或刑事賠償最終決定機關的活動是否合法進行監督。目前檢察機關對刑事賠償的監督基本處在空白狀態。國家賠償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了復議制的刑事賠償程序，規定最終的賠償決定由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作出，缺少必要的監督。這種把公正性寄託在一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上的體制，必然使人們對刑事賠償公正性產生懷疑。在國家賠償法頒布後，檢法兩家都試圖改變這種狀況，出台了一些司法解釋，但司法解釋的力量難以動搖法律的根基。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審理賠償案件程序的暫行規定》第23條，"賠償委員會決定生效後賠償委員會如發現原認定的事實或適用法律錯誤，必須改變原決定的，經本院院長決定或上級人民法院指令，賠償委員會應當重新審理，依法作出決定。"《最高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工作規則》第2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對不服高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的決定的申訴決定提審。這兩條規定解決了對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所作賠償決定進行內部監督的問題。《人民檢察院刑事賠償工作規定》第36條規定，"賠償義務機關如果認為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的賠償決定確有錯誤，可以向作出賠償決定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級人民法院提出確有錯誤的事實和理由，並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報告，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或省級人民檢察院可以向同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提出建議。"這條規定無疑為解決存有爭議的賠償決定提供了一條途經，同時也體現了人民檢察院對刑事賠償監督作用的虛弱，無法彌補刑事賠償程序上的缺陷。現在立法機關正在醞釀對國家賠償法進行修改。筆者建議在新法刑事賠償程序中確立人民檢察院的監督地位。可以作如下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各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的賠償決定，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作出的賠償決定，提出確有錯誤的事實和理由，同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應當重新審理或指令下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重新審理，作出決定。